(三十九) 【给定资料】
碘盐防辐射的说法从何而来?一则谬论如何能够扰乱民心?联系非典时期曾“红透了”的板蓝根,甲流时的抢蒜,不难看出类似谣言往往不乏传播的心理认知基础。事实上,对于日本发生的核泄漏事故,我国公众充满了担忧,至于如何防护核辐射,大家又十分无知。无知带来恐惧,恐惧导致人心惶惶;正因为人心惶惶,传言才有了市场。针对碘盐是否能够防辐射这一问题,卫生部门已给出明确解释:食用碘盐预防辐射并不科学。而就在不久前,一些市场却是“一盐难求”,甚至连酱油、海带等也被卷入抢购潮。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副教授H认为,公众对自身安全状况的忧虑以及相关核知识的匮乏是造成这次非理性抢购的原因所在。从碘盐可以防辐射的谣言到抢盐的过程中,公众认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于是一哄而上,储备所谓的安全盐。中国疾控中心去年曾发布《核事故防护知识要点》,对核污染的防护常识作了详细阐释,但熟知“要点”的人很有限,了解相关内容的人更少。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专家Z对记者说,当前科学知识的宣传缺乏动力,通俗性科普宣传明显不足,一些百姓容易被误导,这两年出现的刘太医、张悟本等所谓“神医”让人趋之若鹜,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听信谣言折射出公众对于相关知识的缺乏以及科学判断力的欠缺。”浙江省社科院社会所副所长Y表示,“这种欠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突出,却容易成为重大公共事件的导火索和放大器。‘抢盐’风潮应当引起人们的反思。”同时,还有有识人士指出,危险本身就是机遇,政府应当及时抓住这一机会,大力普及相关的科学知识,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唯有如此,当再次遇到此类事情时,大家才能冷静面对,采取恰当措施。
【问题】
“给定材料”写道:“碘盐防辐射的说法从何而来?一则谬论如何能够扰乱民心?联系非典时期曾‘红透了’的板蓝根,甲流时的抢蒜,不难看出类似谣言往往不乏传播的心理认知基础。”请结合对这句话的理解,谈谈你对民众抢盐行为的看法。
要求: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不超过300字。
(三十九) 【给定资料】 1.近期,佛山一对小夫妻因为帮外来工购买火车票被刑拘,警方称两人将在看守所度过春节。但这对小夫妻在网上几乎得到了一边倒的支持,并有律师组成“围观团”对此事进行大规模的“品头论足”。记者了解到,被收缴火车票,均是附近外来务工人员购买的春节回家车票,以硬座票与无座票为主。 这对小夫妻的行为被警方定性为倒卖火车票,一共查获了车票212张,票面价值35402元。警方表示,根据刑法规定和有关司法解释,票面数额在5000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2000元以上的,即构成“倒卖车票情节严重”。这一规定出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倒卖车票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第1条。且不论这个14年前出台的司法解释在金额认定上是否跟得上时代,小夫妻的行为能算“倒卖”吗?往年的黄牛党可是先在手里捏着许多火车票,然后上百上百地加价卖给有需求的人。而这对夫妻先和需要买票的农民工约定好,然后根据其购票意愿代买。事实上,这对夫妇遵循诚信原则,约定好代为跑腿取票收10元,外来务工人员自己去取票只收5元,并无证据显示他们拿到票后又增加要价。而那被收缴的212张火车票也能证明他们履行了对委托人的承诺。不少律师指出,这对夫妻和外来务工人员之间其实是委托代理关系,买卖双方两厢情愿,10元应属合理劳动报酬。 为什么这么多人找小夫妻代购?当然是需求。网购火车票这样“时髦”的事情,对于大部分农民工来说真的是烫手山芋,用户注册、旅客信息、选择车票、提交订单、网上支付……更不用说网上“排队”或者不停刷新。有公共图书馆专门开辟“帮兄弟购票读者专区”,帮外来工网购火车票。但是即使在图书管理员的指导下,即使在网速很快的情况下,许多农民工仍然手忙脚乱,而网络达人们整理出来的网络购票秘籍,对他们中的多数人而言无疑是“天书”。许多人只能看着自己的票顷刻就被“秒杀”干着急。可是现行的订票制度却偏偏把他们推向绝路,网络与电话订票要比车站、代售点早发售两天,去车站排队没用了。 铁路有关部门规定,自2013年1月4日起,火车票互联网、电话订票预售期延长至20天,代售点和车站部分售票窗口预售期延长至18天。而车站和代售点其实并没有预留一部分票来卖。例如,广铁集团的官网就表态:代售点和集中售取票点的车票预售期均为18日,且共享同一票库,所有售票功能一致,主要发售互联网购票和电话订票后剩余的车票。天津方面也称,一旦“电订”“网订”售光,车站也就基本没票了。 铁道部提倡农民工电话订票。可电话订票甚至比网络订票还要复杂,要通过电话输入乘车日期、验证码、车次,这让很多人晕晕乎乎。当然,最麻烦的还是电话打不通,因为容量有限。铁道部的官方信息是“目前电话订票容量已经扩大到11.6万线,比重虽然不大,但更加适应农民工旅客”。而在1月4日发售的车票中,网络占比40%,电话只占6%。 铁道部的确推出了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优惠,主要是提前团购火车票。不过,这对大部分人并不适用,因为这需要企业出面和铁路部门签订协议,有的地方对企业还有门槛要求,如广铁集团的规定就是,用工规模不少于100人,申报节前相同乘车日期、发站、到站车票每批次不少于20张的企业。即使抛开企业够不够资质、肯不肯出面等问题,农民工也不可能提前一两个月就能把回乡日期定下来。 有人认为,“代网购”是在弥补铁路公益性的缺失,刑拘是在断农民工自助的路子。小夫妻并非个案,在南昌,许多农民工都找一个小店老板帮忙在网上订火车票,还不忘留下几块钱的“辛苦费”。可当地铁路警察就说了,“按照规定,凡是对火车票票面金额加价超过5元出售的都属于倒票行为,凡是票贩子倒票被抓获3次以上,一律送劳动教养。”可是相关部门又是控制人流,又是大推高铁,又是推行网上购票……看上去,铁路好像和底层群体有一层隔膜。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抓人“劳教”甚至刑拘,说不过去。这些人在填补有关部门的那部分公益性,凭什么让他们完全不求回报地服务呢? 2.近期,购买火车票几乎成为人们热议的第一话题。而通过网上各大商家提供的抢票软件进行购票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方式。抢票软件的出现让不少人在购不到票的窘境下看到了一丝希望。不过人们更为关心的是,通过抢票软件是否能真的能买到火车票。另外,通过抢票软件购票的公平性近来也受到了不少质疑。 某浏览器抢票专版自带的刷票扩展插件,提供了抢票功能,甚至推出了手机卫士“抢票”专版,可以实现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利用电话抢票。据介绍,该浏览器火车票抢票功能优化了算法,智能选择路由,控制刷票频度,已经帮助几百万用户抢到了火车票。 但也有人发现,“抢票软件”非“保票软件”。有网友就表示,自己通过某浏览器的抢票插件进行抢票,在网上“奋战”了5个小时之久,也没能抢到自己想要的火车票。该网友说:“5个小时都换不来一张票啊!回趟家就这么难!”不过,有业内人士认为,抢票插件不一定保证每个人都能购到火车票,但的确可以增加购票的成功几率。同时,抢票软件虽然有用,但其也加大了12306网站的服务器带宽压力甚至导致崩溃。另外,由于在使用抢票插件过程中用户会将个人信息录入,所以个人信息存在被盗的风险。 而对于抢票软件是否公平,是否合规,业界的看法并不相同。网上抢票的“插队说”和“便利说”成为争论的焦点。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电子计算机技术研究所所长朱某认为,网络、电话售票渠道的开通,是为了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而使用“抢票插件”就等于插队,破坏购票规则,加上软件本身的破坏性,最终伤害的是整个购票系统的安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某表示,“真正的大规模的社会人群是普通公众,包括在外地务工、经商以及大量的流动人口,这些人有相当数量,他们不仅不能获得这种技术的支持,甚至连上网都面临很大的困难,有的可能依靠电话去订票,有的可能依靠到窗口排队去订票,而这种技术支持对他们来说,是把他们的机会在相当程度上进行了剥夺。” 而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创始人胡延平则表示,浏览器抢票功能为用户提供了方便,购票次序遵循排队规则,验证仍需手工输入,系统无票就买不到票,更不可能把别人的票抢过来。北京汇佳律师事务所律师邱先生同样表示,“因为一票难求,有这个东西,又不偷人家又不抢人家,就是提高了点击率。通过它,第一时间能够订到票,个人使用来讲,没有什么不好,从目前这样看的话,我认为它不违规,因为没有禁止性规定,它就不违法。” 3.交通运力世界前列,加班加到“嗓哑脚肿”,但仍然“年年春运年年难”,因为春运驮上了全中国。那些“一票难求”的故事,那些拥挤难耐的经历,向外界昭示着另一种“中国特色”。27岁的打工者张某,已经8年没回家过春节了。2012年除夕前一天,在郑州火车站等车的间隙,他掏出买给老婆和小妹的花围巾,绕在脖子上比画,眼角眉梢写满欢喜。从广西崇左到安徽萧县有多远?崇左——南宁——郑州——徐州——萧县,张建在火车、汽车间辗转奔突,四张车票,每一张的背后都写满艰辛,但毕竟他回家了。 而在北京待了17年的医院护工薛某,却不得不心酸地决定过年不回家了。薛某的家乡,远在甘肃天水一个小村庄。从村头出发,坐半小时的私人面包车,换乘4小时公交,之后在特快列车里站26小时,最终到达北京。这是她曾有的经历。但舟车劳顿并不算问题,弄到一张返京的火车票,才是“心腹大患”。有一年因迟迟弄不到票,她直到农历2月初才辗转返回北京。 前不久,宝鸡交警截获了一辆后备箱塞着小孩的出租车。原来是徐某一大家子7人准备从青海回陕西老家奔丧,但没买到火车票,只好开着自己的出租车往渭南市赶,而两个9岁的小孩就塞在了出租车后备箱里,行驶至宝鸡市被巡逻交警发现。 4.渴望、拥挤、疲惫、希望……春节前后数十天的“中国表情”。春运回家难,但艰难背后有憧憬。不仅因为回家得到了情感抚慰,也带回了又一段家的记忆,这足以让人们坦然度过新的一年。 在郑州到北京的K180次列车上,列车员高某这样形容拥挤程度:平时5分钟扫完一节车厢,春运时40分钟搞定就算“迅速”。列车员口中的“人多”,量化到一些数字更为直观:铁路2013年春运将发送旅客2.35亿人次,日均达588万人次。这意味着40天内,中国要通过铁路把相当于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口搬一个来回。 另一组数字似乎更说明问题:中国铁路图定日均客座能力仅为382.1万座。需求与能力之间的缺口,每天都超过200万个。是因为这些年中国交通建设落后吗?事实上,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交通运能、运力奋起直追,主要指标已达到世界前列: ——铁路营业里程长度居世界第二位,高速铁路里程世界第一。 ——高速公路里程十年间跃居世界第二,全国基本实现建制村公路村村通。 ——民航市场全球增长最快,“十一五”期间投资2500亿元,约为前25年总和,运输飞行小时接近“十五”期间两倍,首都机场客运量世界第二。 绿皮车、空调车、动车、高铁;铁路、公路、民航、武警——数千万人服务于春运。谁都难以否认,中国春运的软件和硬件已明显改善。在2012年春运的31.58亿人次中,公路、水路客运承担了近28.9亿人次,是铁路的12倍还多。交通部道路运输司副司长徐某这样概括铁路和公路春运的差别:“铁路是以运能定运量,公路运输正相反,是以运量定运能,可以起兜底作用。”但对公路春运来说,安全、天气、堵车是突出问题。2008年初春发生在南方的那场雨雪冰冻灾害,仅京珠高速就滞留旅客30万人,至今让人心有余悸。 相对于公路和民航春运,铁路春运真的“太过沉重”。运能不足,人又必须得送走,怎么办?发售站票、增加图定运能、开行临时客车——针对春运压力,运能装不下暴涨的“运量”,最终要由交通员部门工拿自己40天的“加班”,一分一秒地把“运力”挖出来。 列车员高某所在的K180次列车,原本晚上从郑州发车,第二天上午到达北京,晚上才返回。春运期间,改为到达北京休息1小时后马上返回郑州。这意味着,原本列车组在北京半天多的休息时间被取消了。“春运期间,我们平均每48小时只能睡7小时。” 现阶段,中国春运让所有人满意的可能性为零。但发展阶段仅是原因,并非全部理由。 5.求解春运,首当其冲还是增加交通运能,特别是尽快提高铁路运力。 我国铁路总营业里程不到10万公里,虽然居世界第二,但只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而且,我国人均拥有铁路不及一支香烟长,在世界上排在100位之后。不要说春运,铁路运力平时也处于紧张状态,货运车皮多年来更是“紧缺资源”。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李某说:“公路发挥了春运主力军的作用,基本能满足旅客随到随走。”2012年春运,全国公路每天开行跨省长途客运近10万班次,日运送中长途旅客超过300万人次。“这相当于整个铁路客运量的三分之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公路运输大发展得益于市场开放。改革开放之初,当时的交通部就实施了“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吸引国内外资本流向公路建设和运输,推动中国公路网大发展,但铁路则不同。铁道部门在职能上建管难分,在运输上统一指挥。这种行政性管理有其合理性,但它使铁路企业远离市场,甚至阻挡外部竞争资源流入。因此,直到今天,我国铁路市场融资比例不超过20%。一个开放市场,一个封闭运行,其结果自然大不相同。 一家煤炭央企负责人向记者讲了一个真实故事:公司想自己投资修建一条从鄂尔多斯至秦皇岛的运煤专线,但铁路部门不同意。无奈之下,公司按铁路部门建议购买了5列“自用火车”,但被纳入铁路统一调度和编组后,时过一年,5列火车也不知在什么地方。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某教授认为,“一票难求”的呼声,对铁路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但从短期看,这还是一个期待。当务之急,是现有运力的“挖潜”。春运“挖潜”,高速公路也应进一步释放通行能力。由于恶补了20年的公路建设欠账,中国公路多年“重建轻管”。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处处长吴某说:“我国公路修得比外国好,但公路智能化管理却相对落后,目前只是起步阶段。”像高速公路就面临收费过高问题。不少旅客提出:春运期间,政府部门是否可采取应急措施减免过桥过路费? 面对质询,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李某坦率地告诉记者,我国高速公路市场化程度高,涉及上市企业等多个利益主体,减少公路通行费征收是个方向,但改革需要时间。 家在郑州的王先生驾车在湖南境内被堵了23个小时。因为有雾,当地交警封了高速公路。王先生对此并不认同。他说:“在一般雾天,欧美国家都是交警开车带路,一封了之的管理思维有推责之嫌。”目前,全国只有10个省份建起路警联合的公路管理体制。针对恶劣天气等级,交通运输部已开发出高速公路车辆放行数量、时速等管理软件,当务之急是打破部门分割体制,建立起统一的信息共享决策平台。 6.春运“挖潜”,解决飞机多、空路少的矛盾也十分迫切。 当前“航班延误”愈演愈烈,最大瓶颈是空中道路没有增加。最近10多年来,民航客流量从不到1亿人次增长到近3亿人次,但空中道路仍是原来那么多,导致空中流量控制成为常态。“我国有必要开放更多空域给民用航空,才能根本改善航班延误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某说。 春运“挖潜”,交通行业内部“各自为政”问题也急需正视。“铁路、公路、航空一体化,才能更好地释放春运的压力。”许某说,“但目前的问题是各种交通工具自成体系,自守圈子,不能及时有效调配,造成资源浪费。”铁路春运客流情况显示,中长途旅客量占一半多,其余属于中短途旅客。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李某说,这形成一对突出矛盾:“一票难求”的铁路本来优势是长途运输,但却与擅长中短途运输的公路客运“争客源”;而与此同时,公路中短途客运却“吃不饱”。关键是要建立起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协调机制。 改革春节放假制度也是一个潜在选项。作家张一一在网上呼吁:“春节至少应放假半个月,而且需要错开放假,一部分单位从过小年前放到正月初七,一部分单位从除夕前放到元宵节。”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李某认为,这一建议代表了许多务工人员的心声,应引起相关部门重视。有些假期可以不放,但春节假应该加长。“这不仅是文化的传承、民生的需求,也不失为缓解春运集中出行压力的良策。” 春运如大考,既考验每一个回家的人,也考验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春运不仅是交通难题,更是“发展中问题”。彻底解决“春运难”,需要经济、社会层面的配套改革。 【问题】 认真阅读“给定资料1~6”,请概括春运难体现在哪些方面。 要求:准确、全面,有条理,不超过150字。
(三十九) 【给定资料】
2011年11月13日,由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主办的“全国新闻发言人业务培训班”在北京举行,“早年的《焦点访谈》得罪过大家吗?”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一出现,就带来一种轻松愉悦的气氛。
针对当今社会矛盾普遍、突出的现实,敬一丹用“白天不懂夜的黑”来感慨社会太需要沟通。“如果社会提倡沟通意识,多一些善于沟通的人,很多冲突隔阂是可以避免的。”在培训班上,敬一丹以她在电视台工作多年积累的经验,为学员应对电视记者采访,达到有效沟通提出很多建议。
很多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没有时间观念,像背书一样说个10分钟、8分钟,以致记者回去要花大量时间剪辑。敬一丹说,因为电视播出的长度很有限,必定要剪辑,如果官员在发言时组织语言不够精当,在剪辑过程中就有可能把最重要的内容剪掉。
敬一丹说,人要对自己的语言惯性有一个自省,很多人一张口就带着自己的语言惯性,却发现不了自身的毛病。不管是记者还是官员,都不能把开会的语言直接搬到媒体面前,更不能用公文语言对老百姓说话。
什么样的状态是镜头前最好的状态?敬一丹认为,作为被采访者,既要积极,有讲话和说服人的欲望,又要放松,有“谈性”,能够调整自己,收放自如,而不是僵持或亢奋。积极与放松相辅相成,才能形成一种良好的镜头前状态。
敬一丹说,记者缺乏专业素养,不妥当的言行常常会妨碍被采访者保持常态。她举例说,有一位央视记者曾向一位专家提出很外行的问题,被专家直接顶了回去“先做点功课再来采访我”,记者当时感觉很尴尬。当被访者遇到不太专业、一开口就说外行话的记者时,就会影响其谈话欲望,而使采访没有“谈性”。敬一丹建议,在遇到这种缺少经验、不太专业的记者时,被采访者可以委婉地提出恰当的建议,也不必表现得特别反感。
【问题】
“给定资料”画线部分写道:“如果社会提倡沟通意识,多一些善于沟通的人,很多冲突隔阂是可以避免的。”请结合你对这句话的思考,联系自己的经验或感受,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有思想性;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语言流畅。
(三十九) 【给定资料】 碘盐防辐射的说法从何而来?一则谬论如何能够扰乱民心?联系非典时期曾“红透了”的板蓝根,甲流时的抢蒜,不难看出类似谣言往往不乏传播的心理认知基础。事实上,对于日本发生的核泄漏事故,我国公众充满了担忧,至于如何防护核辐射,大家又十分无知。无知带来恐惧,恐惧导致人心惶惶;正因为人心惶惶,传言才有了市场。针对碘盐是否能够防辐射这一问题,卫生部门已给出明确解释:食用碘盐预防辐射并不科学。而就在不久前,一些市场却是“一盐难求”,甚至连酱油、海带等也被卷入抢购潮。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副教授H认为,公众对自身安全状况的忧虑以及相关核知识的匮乏是造成这次非理性抢购的原因所在。从碘盐可以防辐射的谣言到抢盐的过程中,公众认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于是一哄而上,储备所谓的安全盐。中国疾控中心去年曾发布《核事故防护知识要点》,对核污染的防护常识作了详细阐释,但熟知“要点”的人很有限,了解相关内容的人更少。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专家Z对记者说,当前科学知识的宣传缺乏动力,通俗性科普宣传明显不足,一些百姓容易被误导,这两年出现的刘太医、张悟本等所谓“神医”让人趋之若鹜,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听信谣言折射出公众对于相关知识的缺乏以及科学判断力的欠缺。”浙江省社科院社会所副所长Y表示,“这种欠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突出,却容易成为重大公共事件的导火索和放大器。‘抢盐’风潮应当引起人们的反思。”同时,还有有识人士指出,危险本身就是机遇,政府应当及时抓住这一机会,大力普及相关的科学知识,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唯有如此,当再次遇到此类事情时,大家才能冷静面对,采取恰当措施。 【问题】 “给定材料”写道:“碘盐防辐射的说法从何而来?一则谬论如何能够扰乱民心?联系非典时期曾‘红透了’的板蓝根,甲流时的抢蒜,不难看出类似谣言往往不乏传播的心理认知基础。”请结合对这句话的理解,谈谈你对民众抢盐行为的看法。 要求: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不超过300字。
(三十九) 【给定资料】
1.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网友颇受关注,因为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由此而引发部分网友对中国红十字会的非议。博主“郭美美Baby”年仅20岁,在微博上多次发布其豪宅、名车、名包等照片,2011年6月20日被网友发现,被指炫富。“红十字会”的“经理”身家居然如此富有,不由得让众多网友起了猜疑,“我们捐给红十字会的钱到哪儿去了?”
在漫天的质疑声中,“郭美美Baby”曾发布一条微博称其“所在的公司是与红十字会有合作关系简称红十字商会,我们负责与人身保险或医疗器械等签广告合约,将广告放在红十字会免费为老百姓服务的医疗车上。之前也许是名称的缩写造成大家误会。”
之后,“郭美美Baby”将上条微博删除,又发表一条微博解释,“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商会根本就是两个不同性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揪着红十字这三个字不放过呢,这跟人同姓或者同名是一个性质。”但随后这条微博也被删除。
一个20岁的女子在网络上招摇,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本身不算个事,但它提供了公众对中国慈善事业进行审视的机会。红十字会理应跳出表面纠缠,趁此机会,反思自己的公信力为什么受到如此严峻的质疑。连《人民日报》也接连发出警告,指出“公众的善心伤不起”“没有透明就没有慈善事业”。公信力是慈善机构的生命,对慈善机构而言,“公信力伤不起”。
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官办慈善机构,在各行政区设立红十字分会,形成上下级关系。其他民办慈善,则难于以慈善的名义在民政部门登记,一旦募捐,即告违法。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红十字总会却有权“批准”设立“商业红十字会”和“铁路红十字会”,两会分别属于“商业联合会”和“铁道部”主管。这两个部门何德何能?事实上,公众对它们的慈善运作情况几乎毫无所知,不质疑它才是怪事。
更怪的是,这两个红十字会中,至少“商业红十字会”成立10年来没有获得民政部门批准,不具法人资格,但这也不影响它作为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分会和下级“开展慈善事业”。
这就是中国慈善机构的扭曲。官办慈善机构的所有问题,都源自不够公开透明,没有充分的竞争存优汰劣。质疑声浪滔天,为什么还能勉强维持?因为它由官方机构垄断操办,回不回应,回应到什么程度,全视他们自己意愿而定,千万公众发力,却照样很难促动“有关机构”启动实质调查。官方机构把慈善机构的信用和自己绑定,彼此背书,其结果是形成慈善机构官僚化的怪胎,越来越不透明、不高效,直到失去公信力。
2.在北京一些酒店、超市的角落里,常能见到一种“功能三合一”的白色两米高“红十字会宣传募捐箱”。箱子的上半部分是广告显示屏,中间是个“红十字”募捐箱,最下面是电动擦鞋机。
2011年7月4日,《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皇家大饭店”就见到这样一个箱子,擦鞋机还在工作,广告屏还亮着,但箱体上的客服热线(手机)已处于关机状态。
继天略集团、王鼎公司、中谋智国、中红博爱等多家商业系统成为红十字会关联企业之后,这种箱体的出品和运营维护商——心动中基(北京)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最近也成了红十字会风波的一部分。这些风波指向的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公益慈善事业与商业世界的交集。
这些与红十字会合作的公司创造了一种极为相似的商业模式:以红十字分会或直属基金的形式挂靠红会,利用红十字标识和名义开展商业营利活动;或由一个项目创意发起成立一家公司,拉来社会资金,开展营利活动。虽然这些项目的具体形式不同,却基本以广告模式为主。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红会下属分会及基金会过度涉足商业运作,既违反了红十字标识和知识产权不能被用于商业营利的基本原则,也为打着公益慈善旗号牟私利的人开辟了打擦边球的空间。
但王鼎公司创始人认为:在博爱小站、博爱小窗等项目中,红十字会、商红会等付出的是政策资源,投资方付出的是资本资源,王鼎公司付出的是智慧资源。天略集团董事长也称,红十字会的资源属于全社会,就该充分利用。
3.20岁的“红十字商业总经理”郭美美在6月20日发布的一条微博,成为了这场风波的起点,而眼下,心动中基的总经理张某被网民冠以“第二个郭美美”。6月30日,她被指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募捐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在外办了两家公司——心动传媒和中基文化。
《南方周末》当天登录心动中基官方网站(www.icaremedia.com),见其公司简介称,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由中国红十字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三大公益慈善组织全力支持,以“打造中国第一公益传媒”为使命。但事发后,该公司官网域名已无法访问。张某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是域名管理商方面的原因。
中国红十字总会秘书长王汝鹏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张某是中基(北京)文化传播公司的总经理,2006年红十字总会委托该公司承办“红十字公益广告募捐箱”项目,她是该项目办公室的负责人。公开信息显示,张某还是红十字世博温暖基金副主任、红十字传播基金副秘书长、“蒲公英爱心行动”负责人。
工商资料显示,心动中基的前身为中基希望(北京)传媒广告有限公司,2006年底,该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加入“销售机器设备”业务项,此应为运作上述公益广告募捐箱项目的开端。该公司原计划在全国50余座大城市投放3万台募捐箱,建立每天覆盖过亿人次的大型公益传媒网络。但这需要一大笔钱,一位心动中基前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家广告公司2008年业务一度高速扩张,曾吸引风险投资机构前来考察谈判投资事宜。
当时,分众传媒的成功使户外广告商的价值凸显,而心动中基的商业模式则更具诱惑力。
公益慈善理念在全社会的普及,使其广告曝光率得以保证,尤其在汶川地震之后,“捐款率非常高,募捐箱里面钱都塞满了。”中基前员工回忆说。
王汝鹏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中基公司无权开启募捐箱,募捐箱钥匙及捐款收取全部由公益组织统一管理、全权负责。为了项目能长期持续的发展,三家公益组织均同意,在募捐箱免费向公益组织提供部分广告版面的条件下,其他画面可以用于发布合法的公益或商业广告。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明确规定,“红十字标志不得用于商标或者商业性广告”。
更重要的是,公益与广告之间的模糊界限可能孕育着潜在的灰色利益输送。心动中基前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公司广告销售代表说服客户投放广告的一个条件是,广告款发票可开“红十字会”的抬头。这意味着客户的商业广告支出行为可以取得公益性捐赠支出凭证,根据现行税收法律法规,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准予扣除(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的12%)。但既然广告款没有流入红十字会的账户,其实并不应开具公益性捐赠支出发票。而张某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绝不存在上述开“红十字会”抬头发票的情况。
4.郭美美事件恐带来行业危机。“之前公众对慈善公益组织的质疑声就不断,现在影响的是一大片。”作为民间公益组织广东汉达康复协会秘书长,陈志强对于郭美美事件的影响深有体会,他认为这次事件影响的不仅仅是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也让本来就很脆弱的民间草根公益组织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曲栋也认为,郭美美事件不能简单地定义为一起危机公关事件,其中反映出的监管体制问题触及整个公益慈善事业的立身之本。
“大陆的慈善公益组织长期缺乏监管,加上信息不透明,完全靠慈善组织的自律、善款的合理使用。前不久的上海红十字会天价餐饮发票事件到现在的郭美美事件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曲栋所担忧的是,如果监管继续缺位,信息继续不透明,类似的事情还会曝出,甚至会酝酿成一种行业的危机。
曲栋提出,郭美美事件带来的警示应该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我国目前公益慈善的发展很快,但是法律却相对滞后。尤其是像红十字会这样的大型公益组织拥有很多的资源,如果缺乏外界的监督,问题将非常严重。而一些小的慈善团体,也开始出现问题了。一定要趁我国还在慈善事业的初期,将各种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促使整个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
如何从根本上化危机为转机,重塑慈善事业的公信力?在曲栋看来,关键还在于推动我国慈善法的出台。
据曲栋介绍,现有的法律只有《社团登记管理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三个管理条例和《捐赠法》。
“前面的三个管理条例仅仅是明确了慈善机构、基金会合法登记的程序要求。而《捐赠法》虽然有别于其他规定公益组织行为的法律,但其所规定的则较为宽泛。”曲栋分析,以上列举的相关法律存在主体不清、责任不明,存在许多隐患。目前缺乏的是《慈善法》《公益组织法》等实体法律去明确责任主体,规定捐款人和慈善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前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曾多次在公开场合透露我国的《慈善法》已由民政部送达国务院,法律的起草工作进入重要阶段。但曲栋认为,中国的慈善法迟迟未能出台,在于政府的公益慈善思路还不够明确,涉及很多复杂的体制问题。
业内期待广东省在慈善立法方面做出先行尝试,曲栋说,广东省民政厅在2011年3月份曾公开表示本省慈善条例有望今年下半年出台。“相信该慈善条例将超越现有的法律约束,不仅规范慈善公益组织的权利和义务,也赋予慈善组织更多的空间和自由。”
5.新近出炉的“中国首善”曹德旺,与此前多次荣膺“首善”名号的话题人物陈光标,是当下中国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的两个典型案例。曹德旺认为企业家与慈善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企业家首先要用心地把企业做好,而慈善家是把自己用不完的闲钱捐出去给需要的人。”“曹德旺式”慈善是一种以企业经营状况为基础的“造血式慈善”。
年过六旬的闽籍侨商曹德旺是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福耀玻璃集团占据中国汽车玻璃71%的市场份额,并且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承担了宾利、奔驰、宝马、奥迪等知名豪车品牌的配套供应。作为一家成功的企业,福耀玻璃实现了其为社会创造财富,贡献税收,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责任。
2011年4月,曹德旺将其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3亿股份捐赠给了河仁基金,开创了企业家股权捐赠模式。福耀玻璃在过去20年中,做到了30%的复合增长率。这种捐赠模式令慈善基金可以分享企业的成长,令企业的经营状况直接与慈善挂钩,更坚定了其“造血式慈善”模式。
前“首善”陈光标的行善轨迹,一路秉持着高调。陈光标曾多次在捐赠时大秀“人民币墙”“钱山”等。日本地震后,陈光标火速赴日捐款,并在微博中称:“学生们在募捐,我给每个募捐箱都捐上1万日元和100元人民币,并附上一张名片。”这种“捐款附名片”的做法将其“高调”与争议推向了极致。
而陈光标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自创立第二年以来至2009年,连续6年亏损,且2009年该公司总资产为1.05亿元,负债高达9969万元,负债率近95%。陈光标曾表示,因平时将70%的精力放在慈善方面,公司才陷入困境。“照现在的积蓄,还可维持2年。”陈光标高调的行事风格虽伴随着争议,但不能改变其捐款的事实。慈善捐款本来就是一种捐款人权利,以何种形式捐款,捐多少,捐款的动机如何,都是捐赠者的自由。但“陈光标式”慈善始终都是一种“输血式”的慈善,且陈光标对慈善事业中的个人表演过度投入,无暇关注企业经营,令企业陷入窘困,没有尽到作为一个企业家应尽的社会责任。
6.除了“中国首善”的新称号外,曹德旺还曾有另外一个响亮的称号,那就是“最苛刻的捐赠者”,2010年5月,曹德旺以个人名义向西南五省区受灾群众捐款2亿元,并向合同的执行方——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出苛刻的条件:半年内必须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差错率不得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3%。
由于中国需要捐赠的地区、人口众多且分布广泛,企业家也受自身事业与时间的限制,慈善事业不可能完全绕过慈善组织。但中国慈善组织普遍存在着信息不透明、收取过高管理费的现象,法规的缺失也使慈善组织的行为缺乏监督与管理。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9条中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这一规定间接促成了慈善组织提取10%管理费的“行规”。
慈善事业是捐款人权利,慈善组织有义务按照捐款人的意愿使用善款。在曹德旺的“苛求”之下,中国扶贫基金会最终按照其要求完成了善款的发放,这一模式推广开来,将有助于中国慈善组织提高运作效率,推动行业整体进步。
对于中国慈善组织的弊端,陈光标也是认同的,但是他选择的方式是绕过慈善组织,直接与受捐人对接。陈光标曾一再表示,其高调募捐,直接把钱派发给穷人,就是因为目前韵慈善制度不健全,慈善组织信息不能公开透明。
据媒体报道,陈光标近年来的高调慈善行为为他的公司带来了不少生意机会,像迎国庆60周年长安街拓宽改造拆除工程、商务部老办公大楼拆迁、奥运会结束建筑物辅助拆除工程、央视过火楼金属幕墙拆卸等官方拆迁工程。因为陈光标一贯的高调行事风格,令各界质疑他行善的动机。
对于企业家行善,其动机如何大可不必考虑。曹德旺本人也曾对媒体称,“应该体谅陈光标。”此外,部分媒体此前对陈光标的报道也只是质疑其在慈善捐赠中的诚信问题,并没有否认其慈善捐款的积极意义。但无论如何,陈式慈善有着太多个人、戏剧色彩,对于中国慈善制度的建设并无多大推进作用。
企业家的首要社会责任是经营好企业,为员工、股东创造价值,其次才是从事慈善等活动。相对于“陈光标式”高调慈善、现金慈善,“曹德旺式”苛刻慈善更能激发企业的“造血”功能,且有利于推动慈善组织高效运作,是中国目前需要的慈善模式。
【问题】
联系对比“给定资料5、6”中提到的“曹德旺式”慈善和“陈光标式”慈善,你赞同哪一种形式?并分析指出你赞同的原因。
要求:分析合理,表意清楚,逻辑严谨。字数在400字以内。
(三十九) 【给定资料】 1.近期,佛山一对小夫妻因为帮外来工购买火车票被刑拘,警方称两人将在看守所度过春节。但这对小夫妻在网上几乎得到了一边倒的支持,并有律师组成“围观团”对此事进行大规模的“品头论足”。记者了解到,被收缴火车票,均是附近外来务工人员购买的春节回家车票,以硬座票与无座票为主。 这对小夫妻的行为被警方定性为倒卖火车票,一共查获了车票212张,票面价值35402元。警方表示,根据刑法规定和有关司法解释,票面数额在5000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2000元以上的,即构成“倒卖车票情节严重”。这一规定出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倒卖车票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第1条。且不论这个14年前出台的司法解释在金额认定上是否跟得上时代,小夫妻的行为能算“倒卖”吗?往年的黄牛党可是先在手里捏着许多火车票,然后上百上百地加价卖给有需求的人。而这对夫妻先和需要买票的农民工约定好,然后根据其购票意愿代买。事实上,这对夫妇遵循诚信原则,约定好代为跑腿取票收10元,外来务工人员自己去取票只收5元,并无证据显示他们拿到票后又增加要价。而那被收缴的212张火车票也能证明他们履行了对委托人的承诺。不少律师指出,这对夫妻和外来务工人员之间其实是委托代理关系,买卖双方两厢情愿,10元应属合理劳动报酬。 为什么这么多人找小夫妻代购?当然是需求。网购火车票这样“时髦”的事情,对于大部分农民工来说真的是烫手山芋,用户注册、旅客信息、选择车票、提交订单、网上支付……更不用说网上“排队”或者不停刷新。有公共图书馆专门开辟“帮兄弟购票读者专区”,帮外来工网购火车票。但是即使在图书管理员的指导下,即使在网速很快的情况下,许多农民工仍然手忙脚乱,而网络达人们整理出来的网络购票秘籍,对他们中的多数人而言无疑是“天书”。许多人只能看着自己的票顷刻就被“秒杀”干着急。可是现行的订票制度却偏偏把他们推向绝路,网络与电话订票要比车站、代售点早发售两天,去车站排队没用了。 铁路有关部门规定,自2013年1月4日起,火车票互联网、电话订票预售期延长至20天,代售点和车站部分售票窗口预售期延长至18天。而车站和代售点其实并没有预留一部分票来卖。例如,广铁集团的官网就表态:代售点和集中售取票点的车票预售期均为18日,且共享同一票库,所有售票功能一致,主要发售互联网购票和电话订票后剩余的车票。天津方面也称,一旦“电订”“网订”售光,车站也就基本没票了。 铁道部提倡农民工电话订票。可电话订票甚至比网络订票还要复杂,要通过电话输入乘车日期、验证码、车次,这让很多人晕晕乎乎。当然,最麻烦的还是电话打不通,因为容量有限。铁道部的官方信息是“目前电话订票容量已经扩大到11.6万线,比重虽然不大,但更加适应农民工旅客”。而在1月4日发售的车票中,网络占比40%,电话只占6%。 铁道部的确推出了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优惠,主要是提前团购火车票。不过,这对大部分人并不适用,因为这需要企业出面和铁路部门签订协议,有的地方对企业还有门槛要求,如广铁集团的规定就是,用工规模不少于100人,申报节前相同乘车日期、发站、到站车票每批次不少于20张的企业。即使抛开企业够不够资质、肯不肯出面等问题,农民工也不可能提前一两个月就能把回乡日期定下来。 有人认为,“代网购”是在弥补铁路公益性的缺失,刑拘是在断农民工自助的路子。小夫妻并非个案,在南昌,许多农民工都找一个小店老板帮忙在网上订火车票,还不忘留下几块钱的“辛苦费”。可当地铁路警察就说了,“按照规定,凡是对火车票票面金额加价超过5元出售的都属于倒票行为,凡是票贩子倒票被抓获3次以上,一律送劳动教养。”可是相关部门又是控制人流,又是大推高铁,又是推行网上购票……看上去,铁路好像和底层群体有一层隔膜。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抓人“劳教”甚至刑拘,说不过去。这些人在填补有关部门的那部分公益性,凭什么让他们完全不求回报地服务呢? 2.近期,购买火车票几乎成为人们热议的第一话题。而通过网上各大商家提供的抢票软件进行购票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方式。抢票软件的出现让不少人在购不到票的窘境下看到了一丝希望。不过人们更为关心的是,通过抢票软件是否能真的能买到火车票。另外,通过抢票软件购票的公平性近来也受到了不少质疑。 某浏览器抢票专版自带的刷票扩展插件,提供了抢票功能,甚至推出了手机卫士“抢票”专版,可以实现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利用电话抢票。据介绍,该浏览器火车票抢票功能优化了算法,智能选择路由,控制刷票频度,已经帮助几百万用户抢到了火车票。 但也有人发现,“抢票软件”非“保票软件”。有网友就表示,自己通过某浏览器的抢票插件进行抢票,在网上“奋战”了5个小时之久,也没能抢到自己想要的火车票。该网友说:“5个小时都换不来一张票啊!回趟家就这么难!”不过,有业内人士认为,抢票插件不一定保证每个人都能购到火车票,但的确可以增加购票的成功几率。同时,抢票软件虽然有用,但其也加大了12306网站的服务器带宽压力甚至导致崩溃。另外,由于在使用抢票插件过程中用户会将个人信息录入,所以个人信息存在被盗的风险。 而对于抢票软件是否公平,是否合规,业界的看法并不相同。网上抢票的“插队说”和“便利说”成为争论的焦点。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电子计算机技术研究所所长朱某认为,网络、电话售票渠道的开通,是为了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而使用“抢票插件”就等于插队,破坏购票规则,加上软件本身的破坏性,最终伤害的是整个购票系统的安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某表示,“真正的大规模的社会人群是普通公众,包括在外地务工、经商以及大量的流动人口,这些人有相当数量,他们不仅不能获得这种技术的支持,甚至连上网都面临很大的困难,有的可能依靠电话去订票,有的可能依靠到窗口排队去订票,而这种技术支持对他们来说,是把他们的机会在相当程度上进行了剥夺。” 而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创始人胡延平则表示,浏览器抢票功能为用户提供了方便,购票次序遵循排队规则,验证仍需手工输入,系统无票就买不到票,更不可能把别人的票抢过来。北京汇佳律师事务所律师邱先生同样表示,“因为一票难求,有这个东西,又不偷人家又不抢人家,就是提高了点击率。通过它,第一时间能够订到票,个人使用来讲,没有什么不好,从目前这样看的话,我认为它不违规,因为没有禁止性规定,它就不违法。” 3.交通运力世界前列,加班加到“嗓哑脚肿”,但仍然“年年春运年年难”,因为春运驮上了全中国。那些“一票难求”的故事,那些拥挤难耐的经历,向外界昭示着另一种“中国特色”。27岁的打工者张某,已经8年没回家过春节了。2012年除夕前一天,在郑州火车站等车的间隙,他掏出买给老婆和小妹的花围巾,绕在脖子上比画,眼角眉梢写满欢喜。从广西崇左到安徽萧县有多远?崇左——南宁——郑州——徐州——萧县,张建在火车、汽车间辗转奔突,四张车票,每一张的背后都写满艰辛,但毕竟他回家了。 而在北京待了17年的医院护工薛某,却不得不心酸地决定过年不回家了。薛某的家乡,远在甘肃天水一个小村庄。从村头出发,坐半小时的私人面包车,换乘4小时公交,之后在特快列车里站26小时,最终到达北京。这是她曾有的经历。但舟车劳顿并不算问题,弄到一张返京的火车票,才是“心腹大患”。有一年因迟迟弄不到票,她直到农历2月初才辗转返回北京。 前不久,宝鸡交警截获了一辆后备箱塞着小孩的出租车。原来是徐某一大家子7人准备从青海回陕西老家奔丧,但没买到火车票,只好开着自己的出租车往渭南市赶,而两个9岁的小孩就塞在了出租车后备箱里,行驶至宝鸡市被巡逻交警发现。 4.渴望、拥挤、疲惫、希望……春节前后数十天的“中国表情”。春运回家难,但艰难背后有憧憬。不仅因为回家得到了情感抚慰,也带回了又一段家的记忆,这足以让人们坦然度过新的一年。 在郑州到北京的K180次列车上,列车员高某这样形容拥挤程度:平时5分钟扫完一节车厢,春运时40分钟搞定就算“迅速”。列车员口中的“人多”,量化到一些数字更为直观:铁路2013年春运将发送旅客2.35亿人次,日均达588万人次。这意味着40天内,中国要通过铁路把相当于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口搬一个来回。 另一组数字似乎更说明问题:中国铁路图定日均客座能力仅为382.1万座。需求与能力之间的缺口,每天都超过200万个。是因为这些年中国交通建设落后吗?事实上,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交通运能、运力奋起直追,主要指标已达到世界前列: ——铁路营业里程长度居世界第二位,高速铁路里程世界第一。 ——高速公路里程十年间跃居世界第二,全国基本实现建制村公路村村通。 ——民航市场全球增长最快,“十一五”期间投资2500亿元,约为前25年总和,运输飞行小时接近“十五”期间两倍,首都机场客运量世界第二。 绿皮车、空调车、动车、高铁;铁路、公路、民航、武警——数千万人服务于春运。谁都难以否认,中国春运的软件和硬件已明显改善。在2012年春运的31.58亿人次中,公路、水路客运承担了近28.9亿人次,是铁路的12倍还多。交通部道路运输司副司长徐某这样概括铁路和公路春运的差别:“铁路是以运能定运量,公路运输正相反,是以运量定运能,可以起兜底作用。”但对公路春运来说,安全、天气、堵车是突出问题。2008年初春发生在南方的那场雨雪冰冻灾害,仅京珠高速就滞留旅客30万人,至今让人心有余悸。 相对于公路和民航春运,铁路春运真的“太过沉重”。运能不足,人又必须得送走,怎么办?发售站票、增加图定运能、开行临时客车——针对春运压力,运能装不下暴涨的“运量”,最终要由交通员部门工拿自己40天的“加班”,一分一秒地把“运力”挖出来。 列车员高某所在的K180次列车,原本晚上从郑州发车,第二天上午到达北京,晚上才返回。春运期间,改为到达北京休息1小时后马上返回郑州。这意味着,原本列车组在北京半天多的休息时间被取消了。“春运期间,我们平均每48小时只能睡7小时。” 现阶段,中国春运让所有人满意的可能性为零。但发展阶段仅是原因,并非全部理由。 5.求解春运,首当其冲还是增加交通运能,特别是尽快提高铁路运力。 我国铁路总营业里程不到10万公里,虽然居世界第二,但只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而且,我国人均拥有铁路不及一支香烟长,在世界上排在100位之后。不要说春运,铁路运力平时也处于紧张状态,货运车皮多年来更是“紧缺资源”。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李某说:“公路发挥了春运主力军的作用,基本能满足旅客随到随走。”2012年春运,全国公路每天开行跨省长途客运近10万班次,日运送中长途旅客超过300万人次。“这相当于整个铁路客运量的三分之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公路运输大发展得益于市场开放。改革开放之初,当时的交通部就实施了“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吸引国内外资本流向公路建设和运输,推动中国公路网大发展,但铁路则不同。铁道部门在职能上建管难分,在运输上统一指挥。这种行政性管理有其合理性,但它使铁路企业远离市场,甚至阻挡外部竞争资源流入。因此,直到今天,我国铁路市场融资比例不超过20%。一个开放市场,一个封闭运行,其结果自然大不相同。 一家煤炭央企负责人向记者讲了一个真实故事:公司想自己投资修建一条从鄂尔多斯至秦皇岛的运煤专线,但铁路部门不同意。无奈之下,公司按铁路部门建议购买了5列“自用火车”,但被纳入铁路统一调度和编组后,时过一年,5列火车也不知在什么地方。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某教授认为,“一票难求”的呼声,对铁路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但从短期看,这还是一个期待。当务之急,是现有运力的“挖潜”。春运“挖潜”,高速公路也应进一步释放通行能力。由于恶补了20年的公路建设欠账,中国公路多年“重建轻管”。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处处长吴某说:“我国公路修得比外国好,但公路智能化管理却相对落后,目前只是起步阶段。”像高速公路就面临收费过高问题。不少旅客提出:春运期间,政府部门是否可采取应急措施减免过桥过路费? 面对质询,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李某坦率地告诉记者,我国高速公路市场化程度高,涉及上市企业等多个利益主体,减少公路通行费征收是个方向,但改革需要时间。 家在郑州的王先生驾车在湖南境内被堵了23个小时。因为有雾,当地交警封了高速公路。王先生对此并不认同。他说:“在一般雾天,欧美国家都是交警开车带路,一封了之的管理思维有推责之嫌。”目前,全国只有10个省份建起路警联合的公路管理体制。针对恶劣天气等级,交通运输部已开发出高速公路车辆放行数量、时速等管理软件,当务之急是打破部门分割体制,建立起统一的信息共享决策平台。 6.春运“挖潜”,解决飞机多、空路少的矛盾也十分迫切。 当前“航班延误”愈演愈烈,最大瓶颈是空中道路没有增加。最近10多年来,民航客流量从不到1亿人次增长到近3亿人次,但空中道路仍是原来那么多,导致空中流量控制成为常态。“我国有必要开放更多空域给民用航空,才能根本改善航班延误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某说。 春运“挖潜”,交通行业内部“各自为政”问题也急需正视。“铁路、公路、航空一体化,才能更好地释放春运的压力。”许某说,“但目前的问题是各种交通工具自成体系,自守圈子,不能及时有效调配,造成资源浪费。”铁路春运客流情况显示,中长途旅客量占一半多,其余属于中短途旅客。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李某说,这形成一对突出矛盾:“一票难求”的铁路本来优势是长途运输,但却与擅长中短途运输的公路客运“争客源”;而与此同时,公路中短途客运却“吃不饱”。关键是要建立起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协调机制。 改革春节放假制度也是一个潜在选项。作家张一一在网上呼吁:“春节至少应放假半个月,而且需要错开放假,一部分单位从过小年前放到正月初七,一部分单位从除夕前放到元宵节。”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李某认为,这一建议代表了许多务工人员的心声,应引起相关部门重视。有些假期可以不放,但春节假应该加长。“这不仅是文化的传承、民生的需求,也不失为缓解春运集中出行压力的良策。” 春运如大考,既考验每一个回家的人,也考验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春运不仅是交通难题,更是“发展中问题”。彻底解决“春运难”,需要经济、社会层面的配套改革。 【问题】 认真阅读“给定资料1~6”,请概括春运难体现在哪些方面。 要求:准确、全面,有条理,不超过150字。
(三十九) 【给定资料】 碘盐防辐射的说法从何而来?一则谬论如何能够扰乱民心?联系非典时期曾“红透了”的板蓝根,甲流时的抢蒜,不难看出类似谣言往往不乏传播的心理认知基础。事实上,对于日本发生的核泄漏事故,我国公众充满了担忧,至于如何防护核辐射,大家又十分无知。无知带来恐惧,恐惧导致人心惶惶;正因为人心惶惶,传言才有了市场。针对碘盐是否能够防辐射这一问题,卫生部门已给出明确解释:食用碘盐预防辐射并不科学。而就在不久前,一些市场却是“一盐难求”,甚至连酱油、海带等也被卷入抢购潮。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副教授H认为,公众对自身安全状况的忧虑以及相关核知识的匮乏是造成这次非理性抢购的原因所在。从碘盐可以防辐射的谣言到抢盐的过程中,公众认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于是一哄而上,储备所谓的安全盐。中国疾控中心去年曾发布《核事故防护知识要点》,对核污染的防护常识作了详细阐释,但熟知“要点”的人很有限,了解相关内容的人更少。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专家Z对记者说,当前科学知识的宣传缺乏动力,通俗性科普宣传明显不足,一些百姓容易被误导,这两年出现的刘太医、张悟本等所谓“神医”让人趋之若鹜,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听信谣言折射出公众对于相关知识的缺乏以及科学判断力的欠缺。”浙江省社科院社会所副所长Y表示,“这种欠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突出,却容易成为重大公共事件的导火索和放大器。‘抢盐’风潮应当引起人们的反思。”同时,还有有识人士指出,危险本身就是机遇,政府应当及时抓住这一机会,大力普及相关的科学知识,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唯有如此,当再次遇到此类事情时,大家才能冷静面对,采取恰当措施。 【问题】 “给定材料”写道:“碘盐防辐射的说法从何而来?一则谬论如何能够扰乱民心?联系非典时期曾‘红透了’的板蓝根,甲流时的抢蒜,不难看出类似谣言往往不乏传播的心理认知基础。”请结合对这句话的理解,谈谈你对民众抢盐行为的看法。 要求: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不超过300字。
(三十九) 【给定资料】
1.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网友颇受关注,因为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由此而引发部分网友对中国红十字会的非议。博主“郭美美Baby”年仅20岁,在微博上多次发布其豪宅、名车、名包等照片,2011年6月20日被网友发现,被指炫富。“红十字会”的“经理”身家居然如此富有,不由得让众多网友起了猜疑,“我们捐给红十字会的钱到哪儿去了?”
在漫天的质疑声中,“郭美美Baby”曾发布一条微博称其“所在的公司是与红十字会有合作关系简称红十字商会,我们负责与人身保险或医疗器械等签广告合约,将广告放在红十字会免费为老百姓服务的医疗车上。之前也许是名称的缩写造成大家误会。”
之后,“郭美美Baby”将上条微博删除,又发表一条微博解释,“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商会根本就是两个不同性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揪着红十字这三个字不放过呢,这跟人同姓或者同名是一个性质。”但随后这条微博也被删除。
一个20岁的女子在网络上招摇,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本身不算个事,但它提供了公众对中国慈善事业进行审视的机会。红十字会理应跳出表面纠缠,趁此机会,反思自己的公信力为什么受到如此严峻的质疑。连《人民日报》也接连发出警告,指出“公众的善心伤不起”“没有透明就没有慈善事业”。公信力是慈善机构的生命,对慈善机构而言,“公信力伤不起”。
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官办慈善机构,在各行政区设立红十字分会,形成上下级关系。其他民办慈善,则难于以慈善的名义在民政部门登记,一旦募捐,即告违法。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红十字总会却有权“批准”设立“商业红十字会”和“铁路红十字会”,两会分别属于“商业联合会”和“铁道部”主管。这两个部门何德何能?事实上,公众对它们的慈善运作情况几乎毫无所知,不质疑它才是怪事。
更怪的是,这两个红十字会中,至少“商业红十字会”成立10年来没有获得民政部门批准,不具法人资格,但这也不影响它作为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分会和下级“开展慈善事业”。
这就是中国慈善机构的扭曲。官办慈善机构的所有问题,都源自不够公开透明,没有充分的竞争存优汰劣。质疑声浪滔天,为什么还能勉强维持?因为它由官方机构垄断操办,回不回应,回应到什么程度,全视他们自己意愿而定,千万公众发力,却照样很难促动“有关机构”启动实质调查。官方机构把慈善机构的信用和自己绑定,彼此背书,其结果是形成慈善机构官僚化的怪胎,越来越不透明、不高效,直到失去公信力。
2.在北京一些酒店、超市的角落里,常能见到一种“功能三合一”的白色两米高“红十字会宣传募捐箱”。箱子的上半部分是广告显示屏,中间是个“红十字”募捐箱,最下面是电动擦鞋机。
2011年7月4日,《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皇家大饭店”就见到这样一个箱子,擦鞋机还在工作,广告屏还亮着,但箱体上的客服热线(手机)已处于关机状态。
继天略集团、王鼎公司、中谋智国、中红博爱等多家商业系统成为红十字会关联企业之后,这种箱体的出品和运营维护商——心动中基(北京)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最近也成了红十字会风波的一部分。这些风波指向的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公益慈善事业与商业世界的交集。
这些与红十字会合作的公司创造了一种极为相似的商业模式:以红十字分会或直属基金的形式挂靠红会,利用红十字标识和名义开展商业营利活动;或由一个项目创意发起成立一家公司,拉来社会资金,开展营利活动。虽然这些项目的具体形式不同,却基本以广告模式为主。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红会下属分会及基金会过度涉足商业运作,既违反了红十字标识和知识产权不能被用于商业营利的基本原则,也为打着公益慈善旗号牟私利的人开辟了打擦边球的空间。
但王鼎公司创始人认为:在博爱小站、博爱小窗等项目中,红十字会、商红会等付出的是政策资源,投资方付出的是资本资源,王鼎公司付出的是智慧资源。天略集团董事长也称,红十字会的资源属于全社会,就该充分利用。
3.20岁的“红十字商业总经理”郭美美在6月20日发布的一条微博,成为了这场风波的起点,而眼下,心动中基的总经理张某被网民冠以“第二个郭美美”。6月30日,她被指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募捐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在外办了两家公司——心动传媒和中基文化。
《南方周末》当天登录心动中基官方网站(www.icaremedia.com),见其公司简介称,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由中国红十字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三大公益慈善组织全力支持,以“打造中国第一公益传媒”为使命。但事发后,该公司官网域名已无法访问。张某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是域名管理商方面的原因。
中国红十字总会秘书长王汝鹏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张某是中基(北京)文化传播公司的总经理,2006年红十字总会委托该公司承办“红十字公益广告募捐箱”项目,她是该项目办公室的负责人。公开信息显示,张某还是红十字世博温暖基金副主任、红十字传播基金副秘书长、“蒲公英爱心行动”负责人。
工商资料显示,心动中基的前身为中基希望(北京)传媒广告有限公司,2006年底,该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加入“销售机器设备”业务项,此应为运作上述公益广告募捐箱项目的开端。该公司原计划在全国50余座大城市投放3万台募捐箱,建立每天覆盖过亿人次的大型公益传媒网络。但这需要一大笔钱,一位心动中基前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家广告公司2008年业务一度高速扩张,曾吸引风险投资机构前来考察谈判投资事宜。
当时,分众传媒的成功使户外广告商的价值凸显,而心动中基的商业模式则更具诱惑力。
公益慈善理念在全社会的普及,使其广告曝光率得以保证,尤其在汶川地震之后,“捐款率非常高,募捐箱里面钱都塞满了。”中基前员工回忆说。
王汝鹏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中基公司无权开启募捐箱,募捐箱钥匙及捐款收取全部由公益组织统一管理、全权负责。为了项目能长期持续的发展,三家公益组织均同意,在募捐箱免费向公益组织提供部分广告版面的条件下,其他画面可以用于发布合法的公益或商业广告。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明确规定,“红十字标志不得用于商标或者商业性广告”。
更重要的是,公益与广告之间的模糊界限可能孕育着潜在的灰色利益输送。心动中基前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公司广告销售代表说服客户投放广告的一个条件是,广告款发票可开“红十字会”的抬头。这意味着客户的商业广告支出行为可以取得公益性捐赠支出凭证,根据现行税收法律法规,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准予扣除(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的12%)。但既然广告款没有流入红十字会的账户,其实并不应开具公益性捐赠支出发票。而张某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绝不存在上述开“红十字会”抬头发票的情况。
4.郭美美事件恐带来行业危机。“之前公众对慈善公益组织的质疑声就不断,现在影响的是一大片。”作为民间公益组织广东汉达康复协会秘书长,陈志强对于郭美美事件的影响深有体会,他认为这次事件影响的不仅仅是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也让本来就很脆弱的民间草根公益组织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曲栋也认为,郭美美事件不能简单地定义为一起危机公关事件,其中反映出的监管体制问题触及整个公益慈善事业的立身之本。
“大陆的慈善公益组织长期缺乏监管,加上信息不透明,完全靠慈善组织的自律、善款的合理使用。前不久的上海红十字会天价餐饮发票事件到现在的郭美美事件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曲栋所担忧的是,如果监管继续缺位,信息继续不透明,类似的事情还会曝出,甚至会酝酿成一种行业的危机。
曲栋提出,郭美美事件带来的警示应该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我国目前公益慈善的发展很快,但是法律却相对滞后。尤其是像红十字会这样的大型公益组织拥有很多的资源,如果缺乏外界的监督,问题将非常严重。而一些小的慈善团体,也开始出现问题了。一定要趁我国还在慈善事业的初期,将各种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促使整个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
如何从根本上化危机为转机,重塑慈善事业的公信力?在曲栋看来,关键还在于推动我国慈善法的出台。
据曲栋介绍,现有的法律只有《社团登记管理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三个管理条例和《捐赠法》。
“前面的三个管理条例仅仅是明确了慈善机构、基金会合法登记的程序要求。而《捐赠法》虽然有别于其他规定公益组织行为的法律,但其所规定的则较为宽泛。”曲栋分析,以上列举的相关法律存在主体不清、责任不明,存在许多隐患。目前缺乏的是《慈善法》《公益组织法》等实体法律去明确责任主体,规定捐款人和慈善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前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曾多次在公开场合透露我国的《慈善法》已由民政部送达国务院,法律的起草工作进入重要阶段。但曲栋认为,中国的慈善法迟迟未能出台,在于政府的公益慈善思路还不够明确,涉及很多复杂的体制问题。
业内期待广东省在慈善立法方面做出先行尝试,曲栋说,广东省民政厅在2011年3月份曾公开表示本省慈善条例有望今年下半年出台。“相信该慈善条例将超越现有的法律约束,不仅规范慈善公益组织的权利和义务,也赋予慈善组织更多的空间和自由。”
5.新近出炉的“中国首善”曹德旺,与此前多次荣膺“首善”名号的话题人物陈光标,是当下中国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的两个典型案例。曹德旺认为企业家与慈善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企业家首先要用心地把企业做好,而慈善家是把自己用不完的闲钱捐出去给需要的人。”“曹德旺式”慈善是一种以企业经营状况为基础的“造血式慈善”。
年过六旬的闽籍侨商曹德旺是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福耀玻璃集团占据中国汽车玻璃71%的市场份额,并且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承担了宾利、奔驰、宝马、奥迪等知名豪车品牌的配套供应。作为一家成功的企业,福耀玻璃实现了其为社会创造财富,贡献税收,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责任。
2011年4月,曹德旺将其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3亿股份捐赠给了河仁基金,开创了企业家股权捐赠模式。福耀玻璃在过去20年中,做到了30%的复合增长率。这种捐赠模式令慈善基金可以分享企业的成长,令企业的经营状况直接与慈善挂钩,更坚定了其“造血式慈善”模式。
前“首善”陈光标的行善轨迹,一路秉持着高调。陈光标曾多次在捐赠时大秀“人民币墙”“钱山”等。日本地震后,陈光标火速赴日捐款,并在微博中称:“学生们在募捐,我给每个募捐箱都捐上1万日元和100元人民币,并附上一张名片。”这种“捐款附名片”的做法将其“高调”与争议推向了极致。
而陈光标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自创立第二年以来至2009年,连续6年亏损,且2009年该公司总资产为1.05亿元,负债高达9969万元,负债率近95%。陈光标曾表示,因平时将70%的精力放在慈善方面,公司才陷入困境。“照现在的积蓄,还可维持2年。”陈光标高调的行事风格虽伴随着争议,但不能改变其捐款的事实。慈善捐款本来就是一种捐款人权利,以何种形式捐款,捐多少,捐款的动机如何,都是捐赠者的自由。但“陈光标式”慈善始终都是一种“输血式”的慈善,且陈光标对慈善事业中的个人表演过度投入,无暇关注企业经营,令企业陷入窘困,没有尽到作为一个企业家应尽的社会责任。
6.除了“中国首善”的新称号外,曹德旺还曾有另外一个响亮的称号,那就是“最苛刻的捐赠者”,2010年5月,曹德旺以个人名义向西南五省区受灾群众捐款2亿元,并向合同的执行方——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出苛刻的条件:半年内必须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差错率不得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3%。
由于中国需要捐赠的地区、人口众多且分布广泛,企业家也受自身事业与时间的限制,慈善事业不可能完全绕过慈善组织。但中国慈善组织普遍存在着信息不透明、收取过高管理费的现象,法规的缺失也使慈善组织的行为缺乏监督与管理。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9条中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这一规定间接促成了慈善组织提取10%管理费的“行规”。
慈善事业是捐款人权利,慈善组织有义务按照捐款人的意愿使用善款。在曹德旺的“苛求”之下,中国扶贫基金会最终按照其要求完成了善款的发放,这一模式推广开来,将有助于中国慈善组织提高运作效率,推动行业整体进步。
对于中国慈善组织的弊端,陈光标也是认同的,但是他选择的方式是绕过慈善组织,直接与受捐人对接。陈光标曾一再表示,其高调募捐,直接把钱派发给穷人,就是因为目前韵慈善制度不健全,慈善组织信息不能公开透明。
据媒体报道,陈光标近年来的高调慈善行为为他的公司带来了不少生意机会,像迎国庆60周年长安街拓宽改造拆除工程、商务部老办公大楼拆迁、奥运会结束建筑物辅助拆除工程、央视过火楼金属幕墙拆卸等官方拆迁工程。因为陈光标一贯的高调行事风格,令各界质疑他行善的动机。
对于企业家行善,其动机如何大可不必考虑。曹德旺本人也曾对媒体称,“应该体谅陈光标。”此外,部分媒体此前对陈光标的报道也只是质疑其在慈善捐赠中的诚信问题,并没有否认其慈善捐款的积极意义。但无论如何,陈式慈善有着太多个人、戏剧色彩,对于中国慈善制度的建设并无多大推进作用。
企业家的首要社会责任是经营好企业,为员工、股东创造价值,其次才是从事慈善等活动。相对于“陈光标式”高调慈善、现金慈善,“曹德旺式”苛刻慈善更能激发企业的“造血”功能,且有利于推动慈善组织高效运作,是中国目前需要的慈善模式。
【问题】
联系对比“给定资料5、6”中提到的“曹德旺式”慈善和“陈光标式”慈善,你赞同哪一种形式?并分析指出你赞同的原因。
要求:分析合理,表意清楚,逻辑严谨。字数在400字以内。
伊丽莎白一世通过法令《三十九条教规》,把英格兰的安立甘宗确立为国家教会,同时规定英格兰以后的理解国王必须是安立甘宗的信徒,不能是别的信徒。
(三十九) 【给定资料】 1.近期,佛山一对小夫妻因为帮外来工购买火车票被刑拘,警方称两人将在看守所度过春节。但这对小夫妻在网上几乎得到了一边倒的支持,并有律师组成“围观团”对此事进行大规模的“品头论足”。记者了解到,被收缴火车票,均是附近外来务工人员购买的春节回家车票,以硬座票与无座票为主。 这对小夫妻的行为被警方定性为倒卖火车票,一共查获了车票212张,票面价值35402元。警方表示,根据刑法规定和有关司法解释,票面数额在5000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2000元以上的,即构成“倒卖车票情节严重”。这一规定出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倒卖车票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第1条。且不论这个14年前出台的司法解释在金额认定上是否跟得上时代,小夫妻的行为能算“倒卖”吗?往年的黄牛党可是先在手里捏着许多火车票,然后上百上百地加价卖给有需求的人。而这对夫妻先和需要买票的农民工约定好,然后根据其购票意愿代买。事实上,这对夫妇遵循诚信原则,约定好代为跑腿取票收10元,外来务工人员自己去取票只收5元,并无证据显示他们拿到票后又增加要价。而那被收缴的212张火车票也能证明他们履行了对委托人的承诺。不少律师指出,这对夫妻和外来务工人员之间其实是委托代理关系,买卖双方两厢情愿,10元应属合理劳动报酬。 为什么这么多人找小夫妻代购?当然是需求。网购火车票这样“时髦”的事情,对于大部分农民工来说真的是烫手山芋,用户注册、旅客信息、选择车票、提交订单、网上支付……更不用说网上“排队”或者不停刷新。有公共图书馆专门开辟“帮兄弟购票读者专区”,帮外来工网购火车票。但是即使在图书管理员的指导下,即使在网速很快的情况下,许多农民工仍然手忙脚乱,而网络达人们整理出来的网络购票秘籍,对他们中的多数人而言无疑是“天书”。许多人只能看着自己的票顷刻就被“秒杀”干着急。可是现行的订票制度却偏偏把他们推向绝路,网络与电话订票要比车站、代售点早发售两天,去车站排队没用了。 铁路有关部门规定,自2013年1月4日起,火车票互联网、电话订票预售期延长至20天,代售点和车站部分售票窗口预售期延长至18天。而车站和代售点其实并没有预留一部分票来卖。例如,广铁集团的官网就表态:代售点和集中售取票点的车票预售期均为18日,且共享同一票库,所有售票功能一致,主要发售互联网购票和电话订票后剩余的车票。天津方面也称,一旦“电订”“网订”售光,车站也就基本没票了。 铁道部提倡农民工电话订票。可电话订票甚至比网络订票还要复杂,要通过电话输入乘车日期、验证码、车次,这让很多人晕晕乎乎。当然,最麻烦的还是电话打不通,因为容量有限。铁道部的官方信息是“目前电话订票容量已经扩大到11.6万线,比重虽然不大,但更加适应农民工旅客”。而在1月4日发售的车票中,网络占比40%,电话只占6%。 铁道部的确推出了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优惠,主要是提前团购火车票。不过,这对大部分人并不适用,因为这需要企业出面和铁路部门签订协议,有的地方对企业还有门槛要求,如广铁集团的规定就是,用工规模不少于100人,申报节前相同乘车日期、发站、到站车票每批次不少于20张的企业。即使抛开企业够不够资质、肯不肯出面等问题,农民工也不可能提前一两个月就能把回乡日期定下来。 有人认为,“代网购”是在弥补铁路公益性的缺失,刑拘是在断农民工自助的路子。小夫妻并非个案,在南昌,许多农民工都找一个小店老板帮忙在网上订火车票,还不忘留下几块钱的“辛苦费”。可当地铁路警察就说了,“按照规定,凡是对火车票票面金额加价超过5元出售的都属于倒票行为,凡是票贩子倒票被抓获3次以上,一律送劳动教养。”可是相关部门又是控制人流,又是大推高铁,又是推行网上购票……看上去,铁路好像和底层群体有一层隔膜。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抓人“劳教”甚至刑拘,说不过去。这些人在填补有关部门的那部分公益性,凭什么让他们完全不求回报地服务呢? 2.近期,购买火车票几乎成为人们热议的第一话题。而通过网上各大商家提供的抢票软件进行购票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方式。抢票软件的出现让不少人在购不到票的窘境下看到了一丝希望。不过人们更为关心的是,通过抢票软件是否能真的能买到火车票。另外,通过抢票软件购票的公平性近来也受到了不少质疑。 某浏览器抢票专版自带的刷票扩展插件,提供了抢票功能,甚至推出了手机卫士“抢票”专版,可以实现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利用电话抢票。据介绍,该浏览器火车票抢票功能优化了算法,智能选择路由,控制刷票频度,已经帮助几百万用户抢到了火车票。 但也有人发现,“抢票软件”非“保票软件”。有网友就表示,自己通过某浏览器的抢票插件进行抢票,在网上“奋战”了5个小时之久,也没能抢到自己想要的火车票。该网友说:“5个小时都换不来一张票啊!回趟家就这么难!”不过,有业内人士认为,抢票插件不一定保证每个人都能购到火车票,但的确可以增加购票的成功几率。同时,抢票软件虽然有用,但其也加大了12306网站的服务器带宽压力甚至导致崩溃。另外,由于在使用抢票插件过程中用户会将个人信息录入,所以个人信息存在被盗的风险。 而对于抢票软件是否公平,是否合规,业界的看法并不相同。网上抢票的“插队说”和“便利说”成为争论的焦点。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电子计算机技术研究所所长朱某认为,网络、电话售票渠道的开通,是为了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而使用“抢票插件”就等于插队,破坏购票规则,加上软件本身的破坏性,最终伤害的是整个购票系统的安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某表示,“真正的大规模的社会人群是普通公众,包括在外地务工、经商以及大量的流动人口,这些人有相当数量,他们不仅不能获得这种技术的支持,甚至连上网都面临很大的困难,有的可能依靠电话去订票,有的可能依靠到窗口排队去订票,而这种技术支持对他们来说,是把他们的机会在相当程度上进行了剥夺。” 而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创始人胡延平则表示,浏览器抢票功能为用户提供了方便,购票次序遵循排队规则,验证仍需手工输入,系统无票就买不到票,更不可能把别人的票抢过来。北京汇佳律师事务所律师邱先生同样表示,“因为一票难求,有这个东西,又不偷人家又不抢人家,就是提高了点击率。通过它,第一时间能够订到票,个人使用来讲,没有什么不好,从目前这样看的话,我认为它不违规,因为没有禁止性规定,它就不违法。” 3.交通运力世界前列,加班加到“嗓哑脚肿”,但仍然“年年春运年年难”,因为春运驮上了全中国。那些“一票难求”的故事,那些拥挤难耐的经历,向外界昭示着另一种“中国特色”。27岁的打工者张某,已经8年没回家过春节了。2012年除夕前一天,在郑州火车站等车的间隙,他掏出买给老婆和小妹的花围巾,绕在脖子上比画,眼角眉梢写满欢喜。从广西崇左到安徽萧县有多远?崇左——南宁——郑州——徐州——萧县,张建在火车、汽车间辗转奔突,四张车票,每一张的背后都写满艰辛,但毕竟他回家了。 而在北京待了17年的医院护工薛某,却不得不心酸地决定过年不回家了。薛某的家乡,远在甘肃天水一个小村庄。从村头出发,坐半小时的私人面包车,换乘4小时公交,之后在特快列车里站26小时,最终到达北京。这是她曾有的经历。但舟车劳顿并不算问题,弄到一张返京的火车票,才是“心腹大患”。有一年因迟迟弄不到票,她直到农历2月初才辗转返回北京。 前不久,宝鸡交警截获了一辆后备箱塞着小孩的出租车。原来是徐某一大家子7人准备从青海回陕西老家奔丧,但没买到火车票,只好开着自己的出租车往渭南市赶,而两个9岁的小孩就塞在了出租车后备箱里,行驶至宝鸡市被巡逻交警发现。 4.渴望、拥挤、疲惫、希望……春节前后数十天的“中国表情”。春运回家难,但艰难背后有憧憬。不仅因为回家得到了情感抚慰,也带回了又一段家的记忆,这足以让人们坦然度过新的一年。 在郑州到北京的K180次列车上,列车员高某这样形容拥挤程度:平时5分钟扫完一节车厢,春运时40分钟搞定就算“迅速”。列车员口中的“人多”,量化到一些数字更为直观:铁路2013年春运将发送旅客2.35亿人次,日均达588万人次。这意味着40天内,中国要通过铁路把相当于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口搬一个来回。 另一组数字似乎更说明问题:中国铁路图定日均客座能力仅为382.1万座。需求与能力之间的缺口,每天都超过200万个。是因为这些年中国交通建设落后吗?事实上,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交通运能、运力奋起直追,主要指标已达到世界前列: ——铁路营业里程长度居世界第二位,高速铁路里程世界第一。 ——高速公路里程十年间跃居世界第二,全国基本实现建制村公路村村通。 ——民航市场全球增长最快,“十一五”期间投资2500亿元,约为前25年总和,运输飞行小时接近“十五”期间两倍,首都机场客运量世界第二。 绿皮车、空调车、动车、高铁;铁路、公路、民航、武警——数千万人服务于春运。谁都难以否认,中国春运的软件和硬件已明显改善。在2012年春运的31.58亿人次中,公路、水路客运承担了近28.9亿人次,是铁路的12倍还多。交通部道路运输司副司长徐某这样概括铁路和公路春运的差别:“铁路是以运能定运量,公路运输正相反,是以运量定运能,可以起兜底作用。”但对公路春运来说,安全、天气、堵车是突出问题。2008年初春发生在南方的那场雨雪冰冻灾害,仅京珠高速就滞留旅客30万人,至今让人心有余悸。 相对于公路和民航春运,铁路春运真的“太过沉重”。运能不足,人又必须得送走,怎么办?发售站票、增加图定运能、开行临时客车——针对春运压力,运能装不下暴涨的“运量”,最终要由交通员部门工拿自己40天的“加班”,一分一秒地把“运力”挖出来。 列车员高某所在的K180次列车,原本晚上从郑州发车,第二天上午到达北京,晚上才返回。春运期间,改为到达北京休息1小时后马上返回郑州。这意味着,原本列车组在北京半天多的休息时间被取消了。“春运期间,我们平均每48小时只能睡7小时。” 现阶段,中国春运让所有人满意的可能性为零。但发展阶段仅是原因,并非全部理由。 5.求解春运,首当其冲还是增加交通运能,特别是尽快提高铁路运力。 我国铁路总营业里程不到10万公里,虽然居世界第二,但只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而且,我国人均拥有铁路不及一支香烟长,在世界上排在100位之后。不要说春运,铁路运力平时也处于紧张状态,货运车皮多年来更是“紧缺资源”。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李某说:“公路发挥了春运主力军的作用,基本能满足旅客随到随走。”2012年春运,全国公路每天开行跨省长途客运近10万班次,日运送中长途旅客超过300万人次。“这相当于整个铁路客运量的三分之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公路运输大发展得益于市场开放。改革开放之初,当时的交通部就实施了“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吸引国内外资本流向公路建设和运输,推动中国公路网大发展,但铁路则不同。铁道部门在职能上建管难分,在运输上统一指挥。这种行政性管理有其合理性,但它使铁路企业远离市场,甚至阻挡外部竞争资源流入。因此,直到今天,我国铁路市场融资比例不超过20%。一个开放市场,一个封闭运行,其结果自然大不相同。 一家煤炭央企负责人向记者讲了一个真实故事:公司想自己投资修建一条从鄂尔多斯至秦皇岛的运煤专线,但铁路部门不同意。无奈之下,公司按铁路部门建议购买了5列“自用火车”,但被纳入铁路统一调度和编组后,时过一年,5列火车也不知在什么地方。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某教授认为,“一票难求”的呼声,对铁路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但从短期看,这还是一个期待。当务之急,是现有运力的“挖潜”。春运“挖潜”,高速公路也应进一步释放通行能力。由于恶补了20年的公路建设欠账,中国公路多年“重建轻管”。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处处长吴某说:“我国公路修得比外国好,但公路智能化管理却相对落后,目前只是起步阶段。”像高速公路就面临收费过高问题。不少旅客提出:春运期间,政府部门是否可采取应急措施减免过桥过路费? 面对质询,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李某坦率地告诉记者,我国高速公路市场化程度高,涉及上市企业等多个利益主体,减少公路通行费征收是个方向,但改革需要时间。 家在郑州的王先生驾车在湖南境内被堵了23个小时。因为有雾,当地交警封了高速公路。王先生对此并不认同。他说:“在一般雾天,欧美国家都是交警开车带路,一封了之的管理思维有推责之嫌。”目前,全国只有10个省份建起路警联合的公路管理体制。针对恶劣天气等级,交通运输部已开发出高速公路车辆放行数量、时速等管理软件,当务之急是打破部门分割体制,建立起统一的信息共享决策平台。 6.春运“挖潜”,解决飞机多、空路少的矛盾也十分迫切。 当前“航班延误”愈演愈烈,最大瓶颈是空中道路没有增加。最近10多年来,民航客流量从不到1亿人次增长到近3亿人次,但空中道路仍是原来那么多,导致空中流量控制成为常态。“我国有必要开放更多空域给民用航空,才能根本改善航班延误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某说。 春运“挖潜”,交通行业内部“各自为政”问题也急需正视。“铁路、公路、航空一体化,才能更好地释放春运的压力。”许某说,“但目前的问题是各种交通工具自成体系,自守圈子,不能及时有效调配,造成资源浪费。”铁路春运客流情况显示,中长途旅客量占一半多,其余属于中短途旅客。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李某说,这形成一对突出矛盾:“一票难求”的铁路本来优势是长途运输,但却与擅长中短途运输的公路客运“争客源”;而与此同时,公路中短途客运却“吃不饱”。关键是要建立起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协调机制。 改革春节放假制度也是一个潜在选项。作家张一一在网上呼吁:“春节至少应放假半个月,而且需要错开放假,一部分单位从过小年前放到正月初七,一部分单位从除夕前放到元宵节。”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李某认为,这一建议代表了许多务工人员的心声,应引起相关部门重视。有些假期可以不放,但春节假应该加长。“这不仅是文化的传承、民生的需求,也不失为缓解春运集中出行压力的良策。” 春运如大考,既考验每一个回家的人,也考验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春运不仅是交通难题,更是“发展中问题”。彻底解决“春运难”,需要经济、社会层面的配套改革。 【问题】 认真阅读“给定资料1~6”,请概括春运难体现在哪些方面。 要求:准确、全面,有条理,不超过15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