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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 (三十)  【给定资料】   广大群众对目前已有的城市精神的认同度是怎样的呢?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联合半月谈网开展的“我心中的城市精神”网络问卷调查显示:“对您所知的一些城市提炼出的城市精神,您的感受是______。”的多项选择题中,选择“很精辟”“很切合实际”“很给力”的分别是206票(8%)、338票(13%)和192票(7%);而选择“抽象空洞”“相互雷同”“陈词滥调”“与百姓有隔膜”的分别为509票(19%)、431票(16%)、358票(14%)和593票(23%)。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大部分的网民对已有的城市精神表述语并不太满意。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脱离百姓、脱离生活的城市精神表述终究是苍白而无生命力的。“当前一些城市精神的提炼缺少的正是尊重市民,尊重生活。”杭州市一家书店的老板郭某说,仔细阅读媒体的报道就可看出,许多地方提炼、发布“城市精神”是自上而下进行的,表面上有多层程序设计,也能够广泛吸纳民意,但最终表述往往令人大跌眼镜。更有甚者,许多地方争先恐后地成立调研组,征集意见,论证研讨。政府部门为此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城市精神用语确定、发布后,往往不了了之、没了下文。   据2012年2月6日《新快报》统计,2011年,北京、上海等直辖市和14个省会城市及地级市推出了本地的城市精神。在这些城市精神中,“创新”出现11次,“开放”出现10次,“和谐”出现9次,“诚信”出现7次,“包容”和“爱国”分别出现5次和3次。东部沿海城市多以“海纳百川”来体现包容;西部地区更倾向用“团结奉献”“艰苦奋斗”等词汇。   美国城市规划学家爱若·沙里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的追求是什么。”在我国600多座大中小城市中,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大都市、国内大都市,约50个城市提出要建中央商务区,2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成国际或区域性金融中心。“低头是瓷砖,平视见喷泉,仰脸看雕塑,台阶加旗杆,中轴对称式,终点是政府。”这条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是百姓对城市样式的描述。而以“阿卡迪亚”“普罗旺斯”“曼哈顿”等命名的城市社区或楼盘更是难以计数,弱化了城市应有的传统底蕴和本土特质。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金波说:“当前许多地方的城市精神出现雷同现象,说明对城市精神的认知仍然比较模糊,对城市未来的展望非常充分,但对城市的历史和现实体现不足,出现泛政治化、教条化、口号化倾向。”城市精神要真正走出“千城一面”,凸显丰富个性,并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感受和期盼相契合,就必须首先找到城市精神的“根”。   许多城市规划专家口中常念叨一个词——“禀赋”。这本是用来形容人的体魄和智力等先天条件,用在城市规划中就将其用来形容城市发展的前提和出发点。城市精神也要依据城市的“禀赋”,即时间维度上的城市历史和空间维度上的地域环境。   正在轰轰烈烈开展城市精神大讨论的古都洛阳,也因其建都早、朝代多的厚重历史激发了各行各业市民积极建言献策。北宋政治家司马光曾在《过洛阳故城》中写道:“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历史孕育滋养着洛阳精神的根。”市民杨小春说,虽然“包容”、“博大”等时常被用来形容洛阳,但这些词无法反映出洛阳精神的精髓,尚需从传统历史文化土壤中去挖掘。   城市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不同的地域环境和历史传统必然孕育出不同的城市精神。“春融万物,和谐发展,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昆明精神中,“春融万物”体现了昆明的人文地理特征。明代杨慎有诗称昆明“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春城”也孕育出市民良善谦和、热情好客的特征。而“登高涉远、负重向前”的重庆精神则暗含了大山大江这一核心要素,让人一看就知道它指的是一座江山之城。大山是重庆的傲骨,大江是重庆的柔情。二者决定重庆人的生存方式,孕育重庆人的文化特色,塑造重庆人的性格特征。这座城市的精神特征都源自于大山大江的滋养和培育。其他诸如江西九江精神中的“融汇九川”、呼和浩特的“骏马精神、草原气质”等,都是地域传统在城市精神中的传神写照。   【问题】   “给定资料”中提到:“城市精神要真正走出‘千城一面’,凸显丰富个性,并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感受和期盼相契合,就必须首先找到城市精神的‘根’。”结合当前现实,简要分析我国城市精神的“根”是什么。   要求:分析合理,条理清楚,语言简练,字数不超过250字。

问答题 (四十六)  【给定资料】   1.2011年9月13日,中国公安部发布消息,统一指挥浙江、山东、河南等地公安机关首次全环节破获了一起特大利用地沟油制售食用油的系列案件,摧毁了涉及14个省的“地沟油”犯罪网络,捣毁生产销售“黑工厂”6个,抓获32名主要犯罪嫌疑人。   地沟油,城市下水道里悄悄流淌的垃圾。有淘者对其进行加工,使其摇身变成餐桌上的“食用油”。他们每天从地沟里捞取大量暗淡浑浊、略呈红色的膏状物,仅仅经过一夜的过滤、加热、沉淀、分离,就能让这些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变身为清亮的“食用油”,最终通过低价销售,重返人们的餐桌。这种被称作“地沟油”的三无产品,其主要成分仍然是甘油三酯,却又比真正的食用油多了许多致病、致癌的毒性物质。   由于此前食用油检测标准不完善,无法发现利用地沟油非法炼制食用油的问题,同时对餐厨废弃油脂循环利用工作缺乏规范,对有关企业的监管也不到位,给发现、侦破、打击利用地沟油炼制食用油犯罪带来很大困难。此案首次全环节侦破集掏捞、粗炼、倒卖、深加工、批发、销售等6大环节于一体的地沟油生产销售“产业链”,打掉了非法利用地沟油炼制食用油的犯罪链条,揭开了不法分子利欲熏心、丧尽天良,制造有毒有害食用油的犯罪黑幕,对推动完善食用油鉴定标准,进一步打击地沟油犯罪提供了科学依据。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指出,针对当前地沟油违法犯罪活动突出的情况,公安部已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在“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中,开展打击地沟油犯罪破案会战,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立足辖区,全面排查,及时发现违法犯罪,坚决打掉一批利用地沟油炼制有毒有害食用油的“黑作坊”。同时,在工作中严格法律政策界限,对依法依规循环利用餐厨废弃油脂的,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将依法予以保护和支持。   2.在日本,一旦发生类似地沟油流入食品行业的事件,除了受到法律严惩之外,肇事企业肯定会因失去顾客而倒闭。前不久,日本百年老牌食品公司雪印牛奶仅仅因为断电造成部分原料牛奶轻微变质,使一些顾客腹泻,竟一举破产。在这种情况下,用地沟油加工食品,社会成本之高让违法犯罪者望而却步。   今天,走在日本街头,经常可以看到标志鲜明的垃圾车从居民区进出。这些垃圾车使用的燃料,就是地沟油。日本的地沟油现在都由专业公司进行回收,并以较高价格卖给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则将这些地沟油提炼后用作垃圾车的燃料。据日本关西小城市政府环境课尾原课长介绍,专业的废油回收公司以每升1.5日元的价格,从餐饮企业回收废油。通常情况下,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往回收来的地沟油中加入一定比例的蓖麻油,蓖麻油是完全无法食用的,这样,不仅方便了日后提纯时使用,还从根本上防止了地沟油重新流向餐桌。回收来的油,经过提炼后,变成了生物柴油,再以每升88日元的价格卖给政府。这种让地沟油变身的技术叫做生物柴油(BDF)技术,是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投入研究的,目前BDF技术处理1升地沟油的成本为28日元(含人工)左右。   美国在餐馆和家庭厨房的洗碗槽下方都装有“厨房废物粉碎机”。人们将那些肉渣、菜叶之类不太油腻的食物,通过这个机器直接打碎后从下水道排出;那些油分含量高的食物不能放入粉碎机,而是需要专门收集起来,倒入专用垃圾桶里,等待专门的公司前来回收。这些桶里的废油将统一由美国食用废油回收公司进行回收。这些公司必须取得卫生和环保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证,并拥有专业的运输、回收及加工设备。公司会定期从餐馆和居民区回收废油。餐馆如果私自将废油卖给其他机构或个人,一经发现,将被停业。   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也出现过地沟油横行的情况。不法商贩把地沟油再加工后悄悄卖给餐馆,二次使用。此后,德国政府及时推出泔水回收的法律,对其进行跟踪监督,效果明显。德国的每一桶泔水都有张“身份证”,从产出、回收到利用都严格记录在案。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很快就能查明。德国餐馆必须与政府签订“泔水回收合同”。同时,开餐馆前,必须购置油水分离的设备,餐厅所有泔水都经这里处理。每天,餐厅里的泔水通过管道进入泔水处理设备。经过沉淀、分离等6道程序,地沟油就分离出来了。这个处理设备是按照最严格的欧洲油脂分离标准设计的。分离出来的油由政府特批的公司统一回收,这些公司许多都是上市企业,规模很大。回收来的废油,除了制成生物柴油外,不少企业还从中提炼出特殊成分,用于生产化学品、有机肥料等。德国联邦卫生部一名官员说,现在德国地沟油回收利用率已达到100%。   【问题】   “地沟油”事件频频曝光,老百姓谈食色变。请你根据给定资料,提出整治地沟油市场的根本措施。   要求:分析恰当,合理可行,条理清楚,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二十七)  【给定资料】   2008年3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中国农业大学、人民大学、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有关学者、专家深入9个省市区对“大学生村官”的调查报告。在调查中,90%以上村民对“大学生村官”抱有较高的期望,期望大学生能给新农村建设带来积极的影响;多数村民对大学生村官计划表示赞成,对大学生在农村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但是,个别大学生村官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有的刚下去时热情很高、信心很足,但一段时间下来,却发现条件艰苦,所学专业很难派上用场,工作起来没了信心和动力。个别地方“大学生村官”流失现象比较严重。   新华网合肥2007年9月29日消息,蚌埠市凤阳县辞退两名“大学生村官”引起舆论关注。凤阳县人事局局长高峰拿着一份聘用合同说:“辞退易福的理由只有一条,连续两个月没有到任职的板桥镇陈湾村上班,年度考核不合格。”2006年9月易福等19名大学生被凤阳县聘为“村官”,经过培训,他们到该县几个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任科技副主任。   记者采访易福时,他讲了四条理由:一是工资待遇太低,生活费每个月600元,还需要结婚送礼,河堤集资等,加上日常零用,所剩无几;二是省里选拔时说表现优秀的,选拔为乡镇机关干部,但在凤阳根本没有执行,到现在为止,几乎没人被选拔;三是对我们不重视,我加入到“村官”队伍是想在农村成就一番事业,但是绝大多数时间没人关心,无事可做;四是发展空间太小,我是大学毕业生,一些想法总是与他们格格不入,缺乏共同语言,“壮志难酬”啊。   【问题】   就“给定资料”中“大学生村官”易福被辞退一事,简要谈谈你的看法。   要求:观点明确,条理清晰,语言简洁流畅。不超过400字。

问答题 (三十五)  【给定资料】   对于经常上网的人来说,“人肉搜索”这个词并不陌生。“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人肉搜索’他,你很快会知道他的一切;如果你恨一个人,你就‘人肉搜索’他,他很快会失去一切。”从这句话,我们看到了“人肉搜索”的巨大威力,威力的来源在于“人肉搜索”能获取个人的详细信息。这个问题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2007年4月,钱军酒后驾车撞倒年过六旬的欧阳某某,老人提出让他送自己到医院,钱军拒绝并对老人进行殴打,还逼老人下跪。该事件曝光后,网友们发动“人肉搜索”,钱军的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等信息被全部曝光,钱军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逮捕。2008年5月汶川地震后,即哀悼日的第三天,一名女子辱骂灾区人民的视频出现在网络上。亿万同胞的怒火被点燃,大家立刻进行“人肉搜索”,查出该女子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等信息。公安局根据网上提供的该女子的信息资料将其抓获。   女白领姜×注册博客,在博客中将丈夫王×与一女性照片贴在博客中,认为二人有不正当关系。姜×的同学张×得知姜×死了的消息后,披露了王ד婚外情”的行为以及相关信息,引发了网民进一步搜寻王×的相关信息,“人肉搜索”使王×的大部分信息被披露。网民在大旗网等网站上对王×进行谩骂、攻击。该案成为“人肉搜索”第一案。最后,经法院审判,大旗网赔偿王×精神抚慰金3000元,张×赔偿5000元。   家住北京市的赵女士与人进行房屋交易时发生纠纷,竟因此成为某网站论坛上的“人肉搜索”对象,不仅被指借卖房子名义骗人钱财,还被公开了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和工作单位。给赵女士生活带来众多困扰,每天上班胆战心惊。   在上述事件中,“人肉搜索”的善恶性质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起到了截然不同的社会作用。有人认为“人肉搜索”只是搜集个人的详细信息而已,认为这种行为并没有触犯相关法律。有的人认为,“人肉搜索”刚开始时确实找到了一些应该找到的人,可是随着网民们的滥用及不良企图,越来越多无辜的人受尽了折磨。有的人则认为,如果是公众人物的信息被披露,一般不构成侵权,但因为“人肉搜索”多数针对一般老百姓,即使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也很可能构成侵犯他人名誉权等民事侵权。   个人基本信息如何才能安全?信息安全并不简单,安全威胁的日益复杂性却让信息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再是某个传统的单一安全产品所能解决的问题。在信息安全这件事上,要做的远不止防病毒这么简单,可信才是安全的本质。“人肉搜索”最初是从社会道德的需求出发,而后却发展成侵权事件,损害了社会公共道德;最初是以网络舆论自由的起点出发,而后却侵害被搜索人的个人信息安全,剥夺了现实中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在新的形势下,要更加注重对“人肉搜索”的管理,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和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   在大量“人肉搜索”的事件中,网友们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就将当事人的真实身份、照片、姓名、生活细节等个人详细信息公布于众,使当事人承受的精神压力从虚拟网络社区转移到现实社会中,打破了原有的正常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人肉搜索”,对个人基本信息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互联网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捷与舒适,又同时隐藏着各种各样的无奈与陷阱。因此,冲刷网络尘埃、净化网络环境、建设网络文化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个人信息安全是社会主义信息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人肉搜索”与个人信息安全的纠葛才刚刚开始。   【问题】   根据“给定材料”,谈谈“人肉搜索”的利弊。   要求:   (1)内容具体,条理清晰;   (2)用语恰当,通俗易懂;   (3)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二十)  【给定资料】   1.2011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发布了《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1》。报告披露,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0~18岁儿童总数是2.78亿人。中国弱势儿童群体数量中,孤儿人数从2005年的57.4万上升至2010年的71.2万,五年间增长约24%。0~17岁的各类残疾儿童共504.3万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估计2010年底,约有49.6万~89.4万儿童受艾滋病影响。   G市较早便在各区(县)分别组建了一只专门的搜救队伍,对流浪未成年人及街头生活无着流浪人员进行拉网式摸底排查。小贵就是2012年12月的排查中被救助的儿童之一。父母离婚后,由于没有人愿意收养,他已经流浪了一年。由于小贵不是本地人,G市救助站要将小贵送到户籍所在地救助站。据小贵回忆,救助站的人把他送上回家的车,留下他一个人回家。家中已经没有人,房子破败、落满灰尘、也没有吃的。当天,小贵就一个人爬上一个大货车来到G市流浪。记者采访了解到,像小贵这样反复流浪的儿童不在少数。自2012年1月至11月底,G市“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共救助流浪未成人797人次,而由亲属接回的只有203人,只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尽管一些孩子反复说自己“我没人要了”“我是孤儿”……但救助站不是儿童福利院,对救助站来说,他们只想将这些“幼无所依”的儿童尽快送回“家”。一名工作人员说,有的孩子甚至一年就送过七八次。“救助站只是临时救助的地方,但同时,按政策也无法认定他的孤儿身份,福利院没法收养,”救助站副站长杨学萍说,再过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合法监护人来认领,G市救助站只能再次把他送回原籍。   江苏沭阳县儿童福利院,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正在给近20名孤弃儿童上音乐课。一个名叫小明的男孩,随音乐点头,天真且开心地挥舞着手臂。尽管还不到两周岁,他却已经有坎坷的人生经历——两年里,被遗弃、被寄养,再到被养父放弃。沭阳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回忆说,2011年春,男婴出生不久即被遗弃,由于无法查找到他的父母,只得经公安机关办理手续,送到县儿童福利院,随后的一年多时间在儿童福利院度过。2012年年中,一位家住沭阳乡下的盲人强烈要求收养这个孩子。然而,作为一名单身盲人推拿师,身体和经济状况并不符合收养的相关条件,福利院考虑到由家庭抚养,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的成长,几经思量,按照相关要求,将男孩寄养给这位盲人。“没想到的是,不到半年,寄养人就将孩子送了回来,原来是知道孩子目光呆滞、反应迟钝,而且随着他渐渐长大,这些症状愈加明显,担心孩子不正常。”沭阳县民政局社会事务和社会福利科工作人员说。   事实上,有着类似“坎坷经历”的孤儿远远不止一个。“健康的孩子在儿童福利院里几乎见不到,那些患有先天性疾病和残疾的孩子被遗弃的可能性较大,一般也难以得到家庭收养。”沭阳县民政局副局长仲其清说。“这些孤儿已经经历了被自己的生身父母第一次抛弃,不应该再被社会第二次抛弃。”仲其清说,政府有责任对儿童福利机构的运行实行“兜底政策”,尽量为这些孤弃儿童提供医疗、教育及就业的机会。目前对此的重视和投入程度还远远不够。   2.2013年1月4日上午8时30分左右,河南兰考县城关镇一居民楼发生火灾事故,“爱心妈妈”袁厉害收养的孩童中7人不幸丧生。事故发生后,袁厉害因为非法收养弃婴,已经被公安机关带走。   袁厉害是兰考县的一名村妇,从1987年收养第一名兔唇男婴开始,至今20多年收养的弃婴已超过百名。其中年龄大的已经工作结婚离开,年龄小的只有几个月。在公众的眼中看来,袁厉害称得上是一个好人,一个执著地收养弃婴,并几乎以一己之力养活他们的好人。虽然她给孩子们提供的生活条件称不上太好,但至少可以让他们解决基本的温饱,并在心理上感受到“家”的温暖。但是,一个仅凭一己之力办起来的“孤儿院”,终究会有维持不下去的那一天,命运通过这样一次惨痛的意外终止了袁厉害的善举。为什么好人会好得如此艰难,为什么好人在意外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呢?与袁厉害类似的民间慈善除了灰色地存在或被取缔,就没有第三种存在方式吗?   我国法律对收养条件与程序限制较多,办理合法的收养手续困难重重。据民政部1月9日公布的数据,我国现有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即“孤儿”)61.5万名。其中,民政部门的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有10.9万名,其他途径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名。这是客观事实。于是,像袁厉害这样的“不合格”收养人很普遍。对此,政府的常规做法,一是规范引导,二是提供可能的帮扶。   兰考县救助站站长聂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通常情况下,合法的民间收养行为是社会救助的有益补充,对于类似草根慈善行为国家一直持鼓励态度。不过,要获取一份孤儿生活补助并不是易事。W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曾称,现在相关的民政机构对孤儿的界定非常严,不利于弃婴获取补贴及资助。   以H省L市为例,当地民政部门规定,社会散居孤儿申请孤儿基本生活费,必须由孤儿监护人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并填写H省儿童福利证申请表一式两份。   申请时,还应出具孤儿父母死亡证明或人民法院宣告孤儿父母死亡或失踪的证明等多种资料,待县级民政部门审批后,将信息及时录入“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并对批准认定人员发给全省统一印制的儿童福利证,持证人员才可从民政部门每月领取孤儿基本生活费。一旦缺乏监护人,或者当地相关部门不主动作为,孤儿便无法获得身份认定。   有研究人员称,目前,中国对家庭寄养福利项目的资金主要来源是税收,还未能形成高效筹集资金的组织,比如西方普遍的红十字慈善会。这不但加大了政府的预算支出,而且,通常政府的拨款要经过条条审核,使得资金下拨时间过长,不利于解决福利事业的燃眉之急。   3.2012年1月19日,王家玉带着他的“孩子”们搬离了他守护了18年的院子,这个院子曾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民间孤儿院所在,位于国家级贫困县安徽省颍上县西三十铺镇的王家玉孤残儿童福利院就此终结了它的“民间”身份。   事实上,2011年10月开始,王家玉的儿童福利院就正式被纳入国家福利院体系,只是“新居”的搬迁刚刚完成。“没搬进来前,我老是惦记着,睡不好觉。昨晚睡得特别好。”搬了新家后,王家玉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1994年春天,王家玉从街上领回了一个饿得奄奄一息的流浪孩子。不成想,他后来又领回了第二个、第三个……甚至许多外省的孤残儿童也来到这里。   18年过去了,现年72岁的“父亲”王家玉抚养大了500多个孩子,如今还有200多人需要他的照料。   然而,资金匮乏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王家玉,“还是要靠社会上好心人士的捐助,但这方面捐助并不稳定。”他说。   孩子们没户口,入学、就业有困难;七成以上孤儿是残疾或重病,护理医疗支出大;护理人员年纪大,没有专业资质……各种烦恼让王家玉寝食难安。   但是,2010年,颍上县申请到了国家民生工程社会儿童福利中心建设项目的一笔资金。颍上县决定在西三十铺镇化桥村修建一所社会儿童福利院接管王家玉孤儿院,县民政局成为新福利院的主管单位。   占地40亩左右的新福利院总投资660多万元,面积是原来孤儿院的5倍。游戏活动室、图书室宽敞明亮,干净整洁的餐厅带有一人多高的碗筷消毒柜,还有孤独症康复室、智障儿童康复室、脑瘫儿童康复室、语言训练室、感觉统合训练室……   每个卧室都带有独立卫生间和阳台,上学的大孩子每两三人一个房间,而学龄前的孩子则每四五人一个房间。   被民政局接管后,2011年9月,原孤儿院中所有孩子都办理了户口。而次月“转公”后,未满18周岁的孤儿可以享受到由政府、省级和地方三级财政配给的每人每月100元补助,之前每个月的最低生活补助由颍上县政府照常发放。院里原有的工作人员,颍上县民政局也会继续聘用,并进一步补充有资质的专业护理人员。   王家玉也被聘为颍上县社会儿童福利院的名誉院长,可以和孩子们住在一起。“我走不开、也不想走,我会跟孩子们到最后一天。”王家玉说。   【问题】   “给定资料1~3”中反映了我国孤儿救助方面存在的问题,假定你是一名人大代表,请提交一份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建议。   要求:条理清楚,所提建议具体、有针对性,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三十四)  【给定资料】  据《中国青年报》2009年3月23日报道:2月1日瑞典电视台TV-4《冷酷的事实》播放的“活拔绒”电视节目有这样的画面:一个人顺手抓起一只鹅,从其脖子处开始往下拔毛,拔下的羽绒在阳光中飞舞,鹅的凄惨叫声令人心里直犯怵……突然,镜头切换至消费者身上暖烘烘的羽绒服,家里暖和舒适的羽绒被、睡袋等寝具用品。节目称,90%的受访供应商承认生产或销售活拔绒产品,并推测羽绒制品中“50%~80%的羽绒来自活拔”。该节目公布了34家“承认”生产或销售活拔绒的企业名单,有16家是中国企业。这家电视台还预告,将播出关于中国活拔绒的节目。  这期节目在当地掀起阵阵波澜,一些消费者则因活拔绒存在虐待动物的可能,开始抵制羽绒制品;瑞典部分商场售出的羽绒制品被要求退货;全球最大的家具家居用品商宜家公司对外宣布,近期从宜家全球连锁店中购买了羽绒制品的顾客均可退货;众多国际采购商和经营商都纷纷表示,要重新考虑未来的采购计划。  瑞典市场不期而遇的“寒流”让正在当地进行商务考察的四川广汉大群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的吕朝霞一头雾水:以前钟爱“中国制造”的欧洲消费者怎么“变了脸”?与此同时,上海东隆羽绒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紧急向中国羽绒工业协会报告说,瑞典TV-4关于“活拔绒”的报道已经产生连锁反应,行业内部分企业发往欧盟的羽绒制品被通知退货。  中国占国际羽绒市场70%的份额,其他30%为法国、匈牙利、波兰等国家。根据海关统计,2008年中国1322家羽绒企业对欧洲出口羽绒羽毛及其制品,共合7.2亿美元,占中国羽绒行业出口金额的37%。2008年中国羽绒企业出口瑞典产品价值2200万美元,包含所有羽毛及羽绒制品。在国际金融危机和近年来暖冬的不利因素影响下,中国羽绒行业近况不佳:原毛、寝具与服装出口量分别下降4.3%、6.6%和9.2%。美国曾是中国羽绒及制品最大的进口国,而近来的进口额下降22%,仅羽绒服就减少进口464万件。中国国内的羽绒原料价格也跌至历史最低点,不及往年的1/3,羽绒企业库存陡增。  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姚小蔓接到报告后表示:“再也不能让我们的行业受到新损害。”瑞典电视台报道涉及的16家羽绒企业中有13家是中国羽绒工业协会会员单位。协会秘书处挨家逐户打电话:“你们企业生产不生产活拔绒产品?”对方回答说:“不。”“销售不销售活拔绒?”“不。”“有没有向瑞典等国出售过活拔绒及其制品?”“没有。”紧接着,“不要继续宣传和生产活拔绒的紧急通知”挂在了中国羽绒信息网。2月6日,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致函瑞典电视台,并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寻求帮助。在给瑞典电视台的信中,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负责人写道:“对于《冷酷的事实》的播放初衷我们充分理解,但我们有必要向你们及广大消费者阐明事实的真相”。据调查结果显示,被报道的中国羽绒工业协会13家会员单位近年均未向瑞典等国出口活拔绒及其制品。此外,由于活拔绒价格较普通绒高,如果不是客户要求,中国企业是不会主动销售活拔绒及其制品的。  可是两天之后,瑞典这家电视台还是播出了关于中国活拔绒的节目。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就此报道致函中国羽绒工业协会。2月9日,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国内主要媒体以及瑞典TV-4驻北京记者参加。次日,瑞典这家电视台播放了对中国羽绒行业真实情况的报道。  羽绒是“弃之为废,聚之为宝”。作为羽绒制品的填充料——羽绒原料,主要是指水禽中鸭和鹅身上的羽毛,是食品工业的副产品。中国鸭绒产量占羽绒总产量的90%,鹅绒产量只占10%。主要因为中国人喜欢吃鸭,且鸭的生长周期短,产量大,一般40天左右就可以屠宰,鸭绒价格相对鹅绒低廉,因此不存在活拔。在个别适合活拔的鹅种中(不是所有种类的鹅都适合活拔),仅有1%~3%的鹅有可能存在活拔的现象。活拔绒的价格大约是普通鹅绒的1.5倍,主要制作销往日本市场的高档羽绒寝具。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高级工程师王敦洲12岁开始从事羽绒行业,至今已有65年时间,亲自参与起草、制作羽绒及其制品的行业标准与国家标准。王敦洲在3月12日举行的全国行业大会上说:“‘活拔绒’不是中国首创,但中国羽绒企业因此次‘活拔绒’报道深受其害。”  目前,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活拔绒现象比较普遍,由于活拔绒水洗耗水量与洗涤助剂均减少一半左右,所以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的负责人表示,“活拔绒”其实在经济上是不合适的。以六安地区的皖西白鹅品种为例,一只鹅可活拔绒两三次,拔一次绒有11~13元的收入,最后宰杀大约能卖18元钱,前后拔绒与屠宰的经济收入40元左右。但没有进行过活拔取绒的鹅,宰杀后其绒羽丝长、蓬松度高,品质好,价格高,一只鹅的经济收入在30多元。若不小心把鹅的皮肤拔破、损伤或感染病菌的话,还要给鹅注射抗生素与喂食精饲料,除去这些附加成本,活拔绒是得不偿失的。  瑞典电视台TV-4最先报道的是匈牙利的“活拔羽绒”,并公布了16家生产“活拔羽绒”的中国企业名单。据欧洲羽绒协会和国际羽绒羽毛检测实验室提供的资料,瑞典电视TV-4关于“活拔羽绒”的节目中存在错误。2月3日,匈牙利驻瑞典大使做客这家电视台KallaFakta节目时,对此报道作出了解释和回应。王敦洲高工反复观看节目画面后表示,这完全是一种炒作,不光拔绒的姿势与技艺不对,而且哪有把鹅拔光成“铁公鸡”的做法?  安徽鸿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羽绒销售部经理何荆桥、安徽三祥羽毛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应武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活拔绒现象在当地早已不存在了。作为羽绒企业,他们不清楚瑞典电视台播放“活拔绒”节目的目的是什么。电视节目中公布的另一个企业——浙江三弘集团已就“活拔绒”的报道向瑞典电视台提交了律师函,希望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清白。  中国羽绒行业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羽绒原料价格一落千丈的低谷期,瑞典电视台的“活拔绒”报道产生了“滚雪球”效应。欧洲羽绒及羽毛协会主席Heddderich女士透露,瑞典电视台TV-4播放“活拔绒”节目后,协会就接到了180多封信件,大家关心的问题包括:一是寝具用品用什么作填充材料,二是屠宰工业副产品有什么特点,三是他们饲养家禽为了什么。  据介绍,欧洲关于家养鹅的法律自1999年12月22日正式实施。该法律对家养鹅(包括家养雁属、家养野生鸿雁属及其杂交种)的生物特性、饲养人和监督办法、鹅舍、鹅舍建筑和其他、屠宰等方面作出了严格的规定。“禁止任何会或者可能会给鹅带来痛苦的饲养方式或者饲养计划”,“不允许从活禽身上拔取羽绒、羽毛”。  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向农业部、林业局咨询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后被告知,我国有一整套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但保护家禽方面的尚未出台。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负责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只有尊重欧洲等国家或地区保护动物的法律与消费者需求,反对虐待动物的行为,才不至于失掉市场。”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羽毛羽绒制品分会秘书长李玉香说,这种国际贸易中的突发事件应引起企业关注,瑞典这家电视台去年报道“活拔羊绒”,今年报道“活拔鹅绒”,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秘书长说,瑞典电视台TV-4去年报道“活拔羊绒”节目,就导致整个欧洲市场羊绒销量下降30%左右。  表面上看是动物保护主义的举措,但有一个动向颇为引人注目。据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商处提供的消息,瑞典电视台2月8日播放中国羽绒企业“活拔绒”的报道后,欧洲兽医联合会要求欧盟委员会作出决定,要求进口自欧盟以外的动物产品,须遵循与欧盟相同的规则,比如基本的动物保护规则等。其中瑞典的一名兽医称,这一提议得到批准的话就意味着欧盟将谢绝部分不符合要求的动物类产品。  据悉,欧盟委员会不久前在会议中讨论如何将动物保护纳入贸易规则中的问题。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这一旦成为现实,欧盟市场就有权拒绝来自中国羽绒企业的羽绒及其制品,并不是危言耸听。”日本市场也在关注“活拔绒”事件的进展,至于是否会树起类似的“旗帜”现在无法断定。这可以看做是一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河北雪驰集团有限公司的薛万涛建议,国内行业协会与企业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欧洲消费者,还原事实真相,有利于中国企业产品出口国际市场。江苏开元畜产嘉友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倪荷英深有感触。去年,该公司出口美国一款服装是狗毛衣领。每批货物出港前都必须具备防疫、商检部门出具的来源于非疫区、不是非人道宰杀的报告,一道道环节下来把企业折腾得精疲力竭。其中有一批服装为了等这两个报告,足足在港口“趴”了一周才出海。这无形中增加了企业显性与隐性的成本。“国际动物保护主义可以上升成为一道贸易保护壁垒。”倪经理说,企业后来用化纤的仿真毛代替狗毛衣领。但对方要求必须提供一个小标志告知消费者。别看一个小标志几分钱成本,对于出口企业来说,本身利润空间狭小,不希望再增加什么成本。“现在一些订单都是毫厘必争”。  3月23日搜狐博客载文说,“尽管‘活拔绒’事件带有明显的炒作嫌疑,从而凸显出国际动物保护主义可能上升成为一道贸易保护壁垒的现实,但是无风不起浪,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我国羽绒企业中尚存在‘活拔绒’现象,中国羽绒信息网发出的‘不要继续宣传和生产活拔绒’的紧急通知,就是一个侧面的证明。”“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秘书处那种经不起推敲的所谓调查结论,自然不能服众,更别说得到瑞典电视台的认可。我们要做的不是矢口否认,而是据实陈情,据理力争,尽可能减小负面影响和损失。”“‘活拔绒’事件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带有刻意炒作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色彩,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它的本源是动物保护主义,这是发达国家普遍认同的社会良知和道德。”“我们决不能仅仅将其看做是贸易上的自我保护策略,而应将其视为符合社会公共道德的贸易政策并予以尊重。”“活拔鹅绒等于虐待动物,通过虐待动物的方式获取更大利润的企业是不道德的,自然应被消费者抵制、被采购拒绝、被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追究,从而为其不道德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3月24日《海峡都市报》载文认为,“他们是在拿‘活拔绒’事件大做文章,企图以此将中国羽绒企业挤出欧洲市场。可以说,就算没有‘活拔绒’事件,欧洲一些国家也会想出其他招数,以达到他们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如今,一流企业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卖技术、四流企业做产品,我们要与世界接轨,就要懂得国际游戏规则,实行严格的行业标准和管理,不让欧洲一些以文明自居的人找茬,被他们贴上‘虐待动物’‘缺乏动物福利’等标签。”“做国际贸易,最终都要获得进口国民众的情感认同。在这方面,不能因小失大,我们企业需要多从人文角度去开拓市场,重视产品传播的人文理念。”  《武汉晚报》3月24日载文指出,“如此经济气候下,恐怕‘活拔绒’还不会是仅此一例,其他领域其他产品都面临着同样的潜在危险。”“中国产品,连中国自己的老百姓都无法持信任态度。何止不保护动物?食品行业的信任度几乎降到冰点,药品化妆品事故频发,老百姓吃穿用都会对中国产品打问号,又怎么可能得到国际上的认同?经济气候好的时候,问题都被掩盖,一旦竞争刺刀见红,深层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而我们自己的问题是,中国的行业协会和管理部门于内对企业监管不力,于外应战时被动应付,如此尴尬,恐怕会在金融危机的逼仄之下不断重演。”“面对‘活拔绒’的疼痛,愤怒是无益的,自怨也是无益的,在我们的经济触角已伸向世界各地时,如何保护这些远征的产品才是当务之急。新闻里提到,有中国羽绒行业的监管人打电话给企业,你们用了‘活拔绒’吗?对方答‘没有’,而这居然成为行业与国际声音争辩的证据——这恐怕才是我们的最深之伤。”“也许,与世界许多国家的发展轨迹类似,中国企业在成长的初级阶段会出现‘原罪’,比如‘活拔绒’,但这不能成为我们自欺欺人的理由。因为在经济舞台上与人同台竞技,别人可不会管你是否先来后到。”  3月24日,东北网评载文指出,首先,“活拔绒”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因为我们要面对竞争,无需大惊小怪;其次,“活拔绒”材料倒逼国内企业自省,“活拔绒”事件之所以能授人以柄,国内企业对利润的狂热追求急需自省。对企业来讲,追求利润是硬道理,但硬追求利润则没有道理。从中国羽绒信息网紧急挂出的“不要继续宣传和生产活拔绒”的通知到中国农业技术网介绍“活拔鹅绒应注意的问题”的技术文章,说明国内企业涉嫌部分程度上对动物的不人道行为。因此,理性生产是当前企业需要深刻自省的问题,海外羽绒企业出现的危机可能衍变到其他行业,当务之急,国内所有企业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外经营的困难和海外市场的险恶,强化危机意识,增强危机公关能力。外国人还要做什么,我们难以预测。当前中国企业能做的除了从容面对、冷静应答外,最重要的还是理性生产。印第安人有句谚语:“如果我们走得太快,停一停,让灵魂跟上来”,中国企业在“活拔绒”事件中尤其要做的,可能恰恰是让灵魂追上现实的步伐。  3月26日,环球博客载文认为“活拔绒”事件首先是“动物保护”,其次才是“贸易保护”,文章指出,目前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制定了比较完善的动物福利法规,国际上普遍承认动物们享有不受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的自由、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威胁的自由、生活无恐惧和悲伤感的自由、表达天性的自由。认为“活拔绒”不仅见证了我国企业在生产中对动物福利保护措施的缺失,也解读了接轨国际动物保护理念的滞后,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规过分强调了对野生动物的“资源性”利用,而在动物福利保护方面存在着法律责任不严格、缺乏可操作性的严重缺陷。甚至只对猎捕野生动物等相关行为规定了法律责任及相关的惩罚措施,而对取熊胆等伤害、虐待野生动物的行为却找不到相关的处罚依据,至于保护家禽等方面的法规,更是空白。这也使生产企业无法可依,放任自流。文章指出,我们的生产企业直到今天也未能与国际接轨,对曝光“活拔绒”似乎还很委屈,更有网友对相关报道责难以至于叱骂。恰恰说明,中国公众以及商家动物福利保护意识仍然匮乏,而善待生命,尊重与人类一样有感知、有痛苦、有恐惧、有情感需求的动物们的权利,更未能成为生活方式和文明生产的程序设定。  3月27日,红网载文指出,“在金融危机下,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更是人为地设置贸易壁垒,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公平贸易,保护我国企业利益显得尤为重要。”“出口企业要遵守国际贸易游戏规则,尊重进口国的生活习惯和感情,认真研究进口国的相关法规。”“西方国家之所以对‘活拔绒’事件深信不疑,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国人的动物保护意识不强,只有当国人动物保护意识增强了,滥杀、捕食野生动物以及虐待动物的事情不再听闻,即使有‘活拔绒’事件的报道,人家也不一定相信!‘活拔绒’事件之所以在欧洲消费者心目中产生巨大影响,除了他们对动物保护高度重视外,还与我们宣传力度不够有关。”  今后我们的制品企业在不断提高质量的同时,有必要将产品的制作工艺向消费者公布,让消费者了解我们的产品,以避免陷入尴尬的境地。  4月3日《中国国门时报》载文指出,近年来世界上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制定了比较完善的动物福利法规,除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外,亚洲的新、马、日等也完成了动物福利立法,开展动物福利工作、改善出口动物的福利状况、适应国际社会的通行规则是克服贸易壁垒的主要途径。我们只有尊重世界各国家或地区保护动物的法律与消费者需求,反对虐待动物的行为,才不至于失掉市场。一方面,中国应提高全民的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的意识,逐步地、有重点地开展动物福利工作,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动物福利差距,构造和谐的人和动物环境;另一方面,也要阻止某些国家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滥用动物福利进行贸易保护,维护国际农产品贸易的正常秩序。“活拔绒”报道对羽绒企业带来的痛苦是暂时的,但对于贸易高度国际化的中国来说,其作用是长远的,它告诫企业,谁违反“游戏规则”,谁就可能被淘汰出局。  【问题】  针对给定资料的内容,就“羽绒企业怎样与国际接轨”问题向政府有关部门、协会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300字左右。

问答题 (十)  【给定资料】  搬还是不搬?50多岁的老邓一直在犹豫。老邓家在陕西省Z县甲村1组。Z县历来干旱少雨,全县除了黄河边的一小部分农田可以灌溉外,其余田地的庄稼几乎完全依赖雨水,干旱甚至造成许多村庄人畜用水困难,村民们惜水如油,所谓“宁给一个馍,不舍一碗水”。  2005年12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以工代赈管理办法》,提出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工程,受赈济者参加工程建设获得劳务报酬,以此取代直接救济。Z县因属典型的旱作农业县,成为陕西省最早一批试点县。县里自2009年开始组织村民整体搬迁,但至今计划仍未能完全实施。2009年初,县里扶贫办开始组织甲村1组搬迁。老邓找亲戚凑了4.5万元交给村里,几个月之后,在县城附近太乐移民新村盖的移民楼因为违章被推倒了,此后房子的事情就一直搁浅。一位太乐村的王姓村干部证实说,原来太乐村的一片耕地,2009年以每亩六万元的价格卖给了甲村作为移民房的宅基地,但这样的买卖并不合法。2009年8月,因为太乐村“私自卖地”,Z县国土资源局会同公安、城建等部门对在建移民房进行了强拆,并在县电视台曝了光。按照最初的计划,甲村准备将老邓所在的1组整体搬往6里之外的路井镇旁,但后来由于2、3两个组村民的参与,搬迁地点改到B县城附近。举家迁往40里之外的B县城,地怎么办,以后的生活怎么办?老邓说,刚开始1组的村民极力反对,但几番讨论下来,人数占多的2、3组村民占了上风,村委会决定搬到B县城去。“有钱人才愿意搬到B县城去。”老邓说,搬到路井镇是最实际的方案,一来村民可以回来种地,二来孩子在镇上读书也更方便。这几年,孩子越来越少,连上幼儿园都要到6里之外的路井镇,很多人只好在镇上租房,专门照顾孩子,如果能搬得近一点,可以省下一笔不小的费用。  “主要是计划跟实际脱节。”Z县经济发展局以工代赈办公室搬迁负责人说,搬不搬,搬到哪里,以村民自愿为原则。但项目批下来,却没有土地指标可用。实际搬迁中,同一个村内进行安置,土地基本上不成问题,但是跨村跨乡镇就艰难。太乐村的地在县城规划中是预留的工业用地,作为移民搬迁肯定不行,加上两个村之间私底下买卖,因此最终被叫停,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孤例。一份Z县以工代赈办提供的内部调研报告显示,土地已成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瓶颈。国家严禁在耕地上建设住宅,各村又没有公共用地,搬迁中的土地问题就难以解决。  搬迁的另一个尴尬是补助少,个人出资的部分太重。结果是有钱的搬了,没钱的只能等。每户4万~5万元的建房款,在靠天吃饭的农村是一笔巨款。甲村22户村民中,就有13户因交不起房款无法搬迁。77岁的李大爷就是交不起钱的住户之一。老人有两个儿子,老伴去世后,先是跟着大儿子住,后来大儿子去渭南工作,小儿子也成了家,最后就只剩下他一个人。“能搬走的都是那些交得起房款的人,剩下的村民怎么办?”老人念叨着。即使是交了钱的搬迁户也并非都是急需要搬的,其中也出现了虚报和私下转让等不法行为。据陕西省发改委《关于Z县2008年以工代赈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统计,路井镇乳阳村1组50户、230人,集中安置在该村南1.5公里公路边42户、184人,插花安置8户、46人。该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反映,1组实际只有30多户,不到180人,这明显属于虚报。该村民称,多出的指标被2组或邻村村民“冒名顶替”,有的搬迁户甚至私底下转让指标套取补助款,更有甚者,一些“吃皇粮”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借村民的名义占用宅基地。  2003年8月,Z县遭遇历史罕见的长时期暴雨,距离县城10公里的乙村村东和东北方沟堤大面积滑坡崩裂,沿沟边居住的6组村民房屋倒塌十几间,就连院子里也出现了大裂缝。2008年,Z县决定将原来住在沟沿边的6组整体搬迁到村南一公里处的空地上。作为数量不多的避灾移民,这次搬迁建房采取的是村民自建、政府补助的方式。按当地政府规定,房子建好后,经验收合格,国家将给每户1万元补助款。但两年之后,村民的房子陆续建成,不仅补助没有全部到位,每户还被额外收取了2500元的宅基地费。一位姓张的村民说,政府承诺每户1万元的补助,实际上每户仅得到7500元,部分原来的老房子没来得及腾出来的,甚至只领到了3000元,远低于国家的补偿标准。搬迁户还要自购地皮?大部分人对此表示不解。张姓村民反映,村里用来安置的土地本身就是6组的土地,并没有新占土地,而且新建房每户占地面积只有4分多,村民们原先住宅占地大多比这个面积大,搬迁后原宅基地交给了村集体复耕,耕地不仅不会减少反而增加了,为什么1万元反而缩水成了7500元?以工代赈办搬迁负责人解释称,国家的建房补助标准是按人口计算,但自建房一般按户补助,县里便将该村的建房补助平均分摊以后是每户1万元,但是由于集中居住需要基础设施投入,因此最终定下来的标准是每户8000元。至于村上收每户2500元宅基地费,是在项目实施之前,以工代赈办曾要求全数退给农户,但由于乙村村委会干部长期空缺(村上事务由镇上一位副书记代管),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解决。与乙村补助款“缩水”不同,在Z县丙村、丁村等移民点,补助款被以宅基地平整费、管理费、押金等方式克扣。丁村村委会甚至给每户都配上了大铁门、不锈钢护栏和塑钢窗。“没说多少钱,只说等发搬迁补助时一起扣。补助款变成了唐僧肉,人人都想咬一口。”Z县以工代赈办搬迁负责人对此深有感触。  【问题】  针对给定资料中所反映的移民搬迁中各种具体问题,从Z县主管部门的角度,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建议。  要求:(1)问题定位准确;  (2)建议措施具体可行;  (3)不超过900字。

问答题 (三十九)  【给定资料】  1.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有经济学家认为,贫困首先是指物质生活贫困,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贫困又可以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亦称为生存贫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条件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其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需要。相对贫困是指处于社会最底层群体的生活水平相对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而言偏低。  消除贫困已成为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为引起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重视,动员各国采取具体行动,1992年12月22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的10月17日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2011年世界消除贫困日的主题是:关注贫困,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32年里,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201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指出,十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扶贫的财政投入累计达2043.8亿元人民币,中国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2000年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了2010年年底的2688万人。  2.“1998年”对A省鹤庆县松坪社区少数民族群众来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村民老何说:“在1998年以前,我们全年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000元,很多时候只是几百元,经常吃杂粮,而且吃不饱。”事实上,对于类似松坪的许多贫困地区,各级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开展各种各样的救济和扶贫行动。  “但是效果总是不理想,或者说是很差。分的钱粮他们很快就吃完用完,让他们种什么他们要么不种要么种不好。”鹤庆县一名官员说,“我们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努力工作却没有好成绩,但是我们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只能服从上级领导的指挥。”  老何说:“县里只是定期分钱、分东西给我们,或者下命令让我们种什么。而许多具体的问题,他们却很少过问,也很少主动帮我们想办法。比如从我们社区到集镇上有10公里远,但是政府一直没有考虑组织我们大家修条公路。我们种的水果靠人背到市场上,卖的钱只够买一顿午饭,几万吨水果年年就这样烂在家里,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不但我们辛苦,政府干部们也要累死累活地走进村来开展工作,大家都很累,何必呢?”  1998年,在省、州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慈善组织“香港乐施会”决定在鹤庆县最贫困的松坪社区实施“社区综合发展项目”。鹤庆县政府与乐施会方面共同成立了“鹤庆县香港乐施会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办公室,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兼任项目办公室主任。项目办成立当年,就开展了一系列扶贫活动。  首先是集资修路。项目办筹集资金,并组织农户出工修通了社区到集镇之间的公路,外面的汽车可以直接开进来了。农户们高兴地说:“现在水果商能把车开到村口收购,我们的水果再也不愁卖不掉了。化肥、粮食也可以用汽车运输,实在方便。”  其次是组织农户参与社区管理。村民通过投票,民主选举产生了社区发展委员会和5个片区管理中心。村民们在社区发展委员会内设立了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小组,教育、卫生、畜牧病防治管理小组和社区基金管理小组等职能机构,讨论制定了委员会的职责及相关监管措施。村民们说:“所有规定和办法都是我们自己讨论决定的,我们肯定会遵守它。”  再次是开展妇女培训工作。项目办专门为当地建设了妇女活动中心,针对社区基金管理使用、妇幼卫生保健、果木栽培和市场知识等方面对当地妇女进行了长时期的培训,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妇女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  通过几年的努力工作,松坪社区农民人均收入显著增长,农户的生产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3.2004年,国家给B省黄家村的20名贫困农民每人下拨了5000元养牛专项扶贫款,可最后发到每人手里却变成了50元,只占应得款数的1%。乡村干部还严厉地对大家说:“上面有人问到这笔钱,就说给了5000元。”  C省审计查明,2001年到2002年该省违规、违纪使用财政性扶贫资金多达1.5亿元。其中擅自改变扶贫资金项目计划443.6万元,挤占、挪用、出借扶贫资金3554.62万元,扶贫资金拨付不及时4447.2万元等。据调查,某村挪用扶贫资金11.88万元用于畜牧站建设,建成后的畜牧站又被村委会占用;某村不仅挪用扶贫资金2.8万元用于装修村委会、科技活动室和卫生所,甚至还用假票据套取现金用做招待费。  2003年至2005年,D省使用扶贫资金建成的畜牧站中有100所闲置,闲置率为10.86%,金额超过400万元;卫生所闲置51所,闲置率为8.96%,金额达204万元;人畜饮水井闲置165眼,闲置率为10.3%,金额达1270万元;鸡舍闲置426所,闲置率为36.47%,金额达127万元;学校闲置3所,金额达19万元。合计闲置资产总额高达2020万元。  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地点偏僻,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我发展能力低,脱贫难度大。有些地区即使暂时解决了温饱问题,也极易受灾、病、市场风险等因素影响而返贫。2001年到2008年,某市投人大量资金对该市贫困乡镇进行“输血式”扶贫,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7万人,但同期又返贫20万人。贫困地区农民的文化生活极为单调,集体文化娱乐活动几乎绝迹,一些地区的农民甚至连电视都看不上。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农村老年人自杀率高于城市5倍。另外,贫困地区赌博、迷信盛行,部分农民长期精神颓废,严重影响农村社会发展和扶贫工作的开展。  4.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设立科技扶贫专项资金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资金近10亿元,加上各地配套投入,总额已达到20亿元。这批资金扶持各类项目近3000个,覆盖、带动贫困人口6000万,并培育了一大批特色产业,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云南省坚持探索符合实际的小额扶贫信贷模式。按惯例,小额信贷的还贷方式通常采取“GB模式”,即借款人从拿到贷款后的第三个星期开始还贷,每周偿还额为本金的百分之二,到第50周时将本息全部还完。这种方式存在着收、还贷款频率高,管理成本大等问题。为此,云南省金融机构大胆创新,规定借款人可在年底一次还清本息,从制度上改善了还贷方式,减轻了贷款农民的负担。在产业扶持上,该省金融机构重点扶持种植业、养殖业等“温饱产业”发展,并积极参与当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等特色产业的建设工作。在资金运作上,该省金融机构依靠乡政府和村委会,实施了金融机构签约到户、统一放贷管理、收回贷款直接到户等多种运作方式,加快了资金流动,保障了资金安全。  云南省的成功探索不仅使该省小额贷款累计发放数、覆盖面、入户率和回收率等指标跃居全国前列,更有效地带动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据统计,改革小额扶贫贷款模式以来,该省累计发放小额贷款57.4亿元,覆盖全省124个县(市、区),惠及950万农民,有力推动了当地蔬菜、甘蔗、核桃、生猪、奶牛、山羊等特色产业的发展,实现户均增收800至1000元。  2010年,广东省扶贫工作开始实施“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即将1万多名干部派驻到贫困村庄,以“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方式,将扶贫责任具体落实到人。省委13位常委和分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市,各市、县领导班子成员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县、乡,负责督察各自挂钩地区的扶贫工作进展情况,并且每年至少下乡两次,开展调研和现场办公。  实践证明,在各方的努力下,“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效果迅速而明显。如鹤山市政府在为乐昌镇大富村制定脱贫方案时,因地制宜,各施所长:资金雄厚的供电局包揽了修路等基建费用;市委办公室号召全体党员缴纳几百至五千不等的“特殊党费”,用于对口扶贫;文化局从全市网吧募集到数十台电脑,支援了村办小学机房建设;鹤山市委书记还亲自动员在该市的中山大学企业家校友捐款20万元,修缮村里的小学校舍,改善了教学环境。  贵州省晴隆县地处石漠化山,是贵州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在国务院和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晴隆县从2000年起开始实施“草地生态畜牧业产业化科技扶贫项目”,即通过种草养羊,既恢复生态,又带动农民生产致富。项目实施以来,各级政府累计投入草地畜牧业建设资金7870万元,人工种植牧草29万亩,改良草地19万亩。项目覆盖全县14个乡(镇)、86个村。截至2010年8月,全县羊存栏量达23.5万只,累计扶持养羊农户11.1万多户。经济效益上,十年来该县草地畜牧业创造的总产值累计达到3.7亿元,带动全县70%以上农户脱贫致富。生态效益上,多种牧草混播技术的广泛使用,有效地增加了当地植被覆盖率。人工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2个百分点,改良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1个百分点,全县每年水土流失面积减少10平方公里,石漠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5.2007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等5家非政府组织在竞标中胜出,有机会参与政府扶贫项目的建设。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以招标方式委托非政府组织实施政府扶贫项目。2011年,外交部扶贫办与英国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会”签署了扶贫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商定今后五年内在外交部定点扶贫县云南省金平县、麻栗坡县开展教师培训等扶贫项目。  近年来,香港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在湖南保靖县开展的扶贫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11年3月,郭氏基金会已投入资金数百万元,实施健康扶贫项目15个,为农村妇女开展免费妇科普查2万余人次,帮助8名早期癌症患者、13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以及398名白内障患者获得及时救治。基金会还专门设置了大病救助金,已有4000名村民从中受益。此外,“助学关爱”项目也是郭氏基金会扶贫的重要举措。该基金会每年拿出21.5万元用于捐资助学,全县450名孤(弃)儿和贫寒学子获得每人每年300~800元不等的助学金。目前,已有百余名贫困学生受助完成学业。基金会还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建立产业科技园、传授农业知识等方式,带动地区产业可持续发展。基金会还出资修建道路与饮水工程,解决了当地3000多人的饮水困难问题。  6.社会各界有关扶贫政策的部分观点摘录:  某学者指出,在岩溶地区和石漠化比较严重的地区实施产业化扶贫时,一定要将扶贫和生态建设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类地区进行生态修复,首要任务是减少陡坡开垦种植面积;其次是要转变草地畜牧业落后发展模式,实现草畜平衡;三是要在40%以上的陡坡多种树木,有效防止水土流失。扶贫基金会村级扶贫规划项目负责人认为,过去我国扶贫工作主要依靠政府“包办”。政府“包办”的扶贫,无论是整体性开发,还是专项资金支持,最后都无法有效地瞄准真正的贫困户。而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则可以在政府失效的领域联合发挥“查缺补漏”的作用。  某官员提出,应该尽快建立扶贫激励机制,促使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原则下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脱贫。在国外,最有效的扶贫激励机制是对实施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减税,让捐赠者感觉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但是在我国,这方面的制度并不完善。例如有位企业家就曾反映,自己拿出20万元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没想到却被税务部门要求缴纳6.6万元的税款,要是这样,以后谁还愿意捐款?  某村党支部书记说,过去村里发展不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干部思想作风不正,不作为,没把心思用在村民致富上。村干部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给群众办实事。只有这样,村里人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最终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某研究员强调,在开发自然资源的同时,要注重对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通过强化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科技培训,提高贫困人口适应市场的能力和获得非农职业的能力。他建议以社区为单位,建立社会学习中心,将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将贫困社区建设成学习型社区。  7.巴西曾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2003年1月,左翼劳工党领导人卢拉开始执政,并把消灭饥饿和贫困作为执政的优先目标。在就职当天,他就宣布了“零饥饿”计划,成立了社会发展和反饥饿部,承诺要让所有巴西人都能吃上一日三餐。他领导实施的“家庭救助金计划”是“零饥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给贫困家庭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金。享受“家庭救助金计划”的家庭必须持身份和收入证明在当地政府登记,且每两年重新登记一次。政府发给每个符合条件的家庭一张银行卡,每月定期打入救助金。持卡人可以到银行提取现金,也可以到任何超市和商店购物。联邦政府把救助金直接发到救助对象手中,避免了资金被地方官员贪污挪用的可能性。  普及教育和提高健康水平是帮助贫困家庭脱贫的基础。尽管巴西实行免费教育,但是仍有不少家庭因贫困让孩子去当童工。因此,巴西政府把领取救助金与儿童的教育和健康挂钩,规定贫困家庭必须符合“15岁以下儿童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85%,16岁和17岁少年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75%,7岁以下儿童按卫生部规定的日期打预防针,怀孕妇女按期进行围产期检查”等要求,并凭学校和卫生部门的证明才能继续领取救助金。残疾人或65岁以上的老人只要家里的人均收入不足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四分之一,就可以向政府申请一份最低工资的补贴。  【问题】  针对给定资料反映的当前扶贫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改进工作的可行性建议。  要求:(1)问题定位准确,对策建议可行;  (2)先指出问题,然后提出改进工作的对策建议;  (3)不超过400字。

问答题 (二)  【给定资料】  某报记者在调查食品安全领域问题时,发现了一个地下黑加工点。记者暗访了该加工点利用双氧水、工业碱等有害添加剂,发制、漂白百叶、毛肚等食品的全过程。记者发现,雇用工小张的工作就是用煮、晾、泡等工艺制作百叶、茄参、毛肚等水发食品。制作过程中加入起增重作用的工业碱,起漂白、防腐作用的双氧水和起中和碱作用的盐酸。平时厂房里就小张一个人负责加工,产品由专人运往市场。据小张讲,利用工业碱、双氧水等食品添加剂制作水发产品,在这个行业不是少数。另外,在其他行业也有类似运作。  这个地下黑加工点,有自己的运货车、批发点、销售点,有毒、有害的水发制品从生产到销售只需要两天时间。每天生产1000斤左右的水发制品,在凌晨三四点钟用专门的运货车将成品运到老板指定的海鲜市场出售。“我知道做这项工作是昧良心和不道德的,实际也是违法的,整日生活在恐惧中。但看着老板不断地加薪,我的心又开始活动了,我从心里也在说服我自己,不就是加点添加剂,吃的时候用高温水烫一下也就没事了。况且干了这么长时间,政府也没有一个单位有人来管。”小张向记者坦言。  这个地下黑加工点一个月就销售非法加工的茄参2.6万斤,销售额30余万元,毛利润能达到10万元。记者向有关单位反映地下黑加工点的情况时,发现处理此事牵涉工商、质监、农委、公安等多家单位,“三个和尚没水吃”,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出现了“好事人人都管”、“坏事人人管不了”的现象。  【问题】  给定资料中反映的问题需要妥善处理,假定你是某市政府职能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领导安排你处理此事,请你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  要求:条理清楚,所提措施具体、有针对性。不超过4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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