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 （三十三）　　【给定资料】 　　刘大娘的警惕源于几天前的一条新闻——有关部门近期将严查保障房租赁现象。但她还是透露：小区一位住户搬家了，委托她帮忙留意招租。那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50多平方米，相价约3000元／月。 　　类似石景嘉园小区暗地出租经济适用房的情况并不鲜见，在本刊记者采访中，多位受访者坦言，其所居住的经济适用房都或多或少存在对外租赁现象，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前，需要进一步明晰住房保障的目的，区分两类不同的受保障群体，一类是收入增长潜力较大的，尤以刚毕业的青年人为主，政府对其在住房方面只需给予临时性帮助，如公租房和货币化补贴；另一类是收入没有可能大幅改善的，尤其是上年纪的五保户、低保户，政府则有义务将其住房需求背负起来，以经适房和廉租房方式予以保障。 　　退出机制已经成为各地房管部门探索住房保障制度的一个新方向。2011年12月1日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公租房新规中明确，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期限由双方约定，一般为3年，最长不超过5年。这一内容为租赁对象在适当条件下退出提供了政策支持。 　　成都市则是通过建立“梯度退出”机制来破解这一个难题。成都市住房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张宏介绍说，当廉租户条件改善后，可将其转换为公租房，降低补贴标准。而对于租住廉租房的群众，当其不再符合廉租保障条件、但仍符合购买经济适用房条件的，也可允许其将房屋按照经济适用房购买。 　　【问题】 　　“给定材料”介绍了T市建设保障房方面的做法，这对我国保障房建设有哪些启示？ 　　要求：内容具体，表述清晰，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三）　　【给定资料】 　　1．小微企业对经济和社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它们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就业，而且为经济注入了活力。美、日等国的经验表明，许多今天的巨型企业都是从小微企业发展起来的，而在高科技领域，小微企业更是在数量上占主导地位。但是，小微企业在我国的发展一直面临很多困难，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调查表明，我国企业的寿命越来越短，多数企业在三年内倒闭，小微企业的境况更差。 　　2．美国十分重视小微企业立法，建立健全小微企业法律体系，为小微企业发展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为融资提供法律支持和援助。美国有关小微企业的法规体系包括小企业基本法，如《小企业法》等，涉及小微企业发展等方面的专项法规，如《机会均等法》等；同时美国在鼓励创建小微企业和鼓励小微企业资本积累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法律和行政措施，如以1953年的《小企业法》为政策基础，先后制定了《小企业投资法》、《小企业融资法》、《小企业经济政策法》、《小企业技术革新促进法》等20多部法律法规。 　　美国于1958年成立了联邦政府机构——小企业管理局（SBA），并于1998年由副部级升为正部级，作为一个永久性的联邦政府机构，它的重要职能之一是负责为小微企业提供一系列融资服务，帮助小微企业发展尤其是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就建立了小微企业资金援助制度，政府用财政资金通过私人金融中介机构，或建立专门的政府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直接提供少量的优惠贷款援助，主要是解决小微企业获得长期贷款困难的问题。SBA经国会授权拨款，在许可范围内可直接向小微企业贷款，贷款基金来自财政预算。形式主要有：保证贷款、直接贷款、协调贷款和担保贷款等多种形式。贷款利率都低于市场利率，为小微企业提供资金帮助。但SBA向小微企业的直接贷款比重小，主要是通过担保等信用加强措施，鼓励、发动金融机构发放小微企业贷款或进行风险投资。目前，SBA在全美设立了近百个区域和地区性直属办公室，管理、联系着一个遍布全国各个角落、各个领域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网络系统。此外，美国SBA还特许和资助了由私人所有和经营的小微企业投资公司。 　　为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美国采用积极的财政和税收政策。主要方式有：一是直接财政资助，通过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财政预算，给予小微企业就业、出口、创业补贴；二是给予税收优惠，通过降低税率、税收减免、提高税收起征点和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等，减轻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增强小微企业的资金积累能力。 　　美国政府通过制订和实施“微型贷款计划”、“债券担保计划”、“担保开发公司计划”等多种资金援助计划，经国会授权，由SBA与全国七千多家商业银行合作，建立实施贷款担保计划的业务关系，凡小微企业直接向银行申请贷款未果，可申请政府担保。向那些符合条件但无力向一般金融机构借贷的小微企业提供金融帮助。一般担保贷款，SBA对75万美元以下的贷款提供总贷款额75%的担保；对10万美元的贷款提供80%的担保，贷款偿还期最长可达25年。二是少数民族和妇女创办小微企业的贷款担保，SBA对它们可提供25万美元以下的90%额度比重的担保。三是少量的“陕速车道”贷款担保，对小微企业急需的少数“快速”贷款提供50%额度比重的担保。使按正常渠道无法获得贷款的小微企业得到了资金上的支持， 　　【问题】 　　结合给定资料，谈谈我国促进小微企业发展可以从中得到哪些启示。 　　要求：观点明确，分析恰当，条理清楚。不超过400字。

问答题 （二十七）　　【给定资料】 　　2008年3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中国农业大学、人民大学、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有关学者、专家深入9个省市区对“大学生村官”的调查报告。在调查中，90%以上村民对“大学生村官”抱有较高的期望，期望大学生能给新农村建设带来积极的影响；多数村民对大学生村官计划表示赞成，对大学生在农村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但是，个别大学生村官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有的刚下去时热情很高、信心很足，但一段时间下来，却发现条件艰苦，所学专业很难派上用场，工作起来没了信心和动力。个别地方“大学生村官”流失现象比较严重。 　　新华网合肥2007年9月29日消息，蚌埠市凤阳县辞退两名“大学生村官”引起舆论关注。凤阳县人事局局长高峰拿着一份聘用合同说：“辞退易福的理由只有一条，连续两个月没有到任职的板桥镇陈湾村上班，年度考核不合格。”2006年9月易福等19名大学生被凤阳县聘为“村官”，经过培训，他们到该县几个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任科技副主任。 　　记者采访易福时，他讲了四条理由：一是工资待遇太低，生活费每个月600元，还需要结婚送礼，河堤集资等，加上日常零用，所剩无几；二是省里选拔时说表现优秀的，选拔为乡镇机关干部，但在凤阳根本没有执行，到现在为止，几乎没人被选拔；三是对我们不重视，我加入到“村官”队伍是想在农村成就一番事业，但是绝大多数时间没人关心，无事可做；四是发展空间太小，我是大学毕业生，一些想法总是与他们格格不入，缺乏共同语言，“壮志难酬”啊。 　　【问题】 　　就“给定资料”中“大学生村官”易福被辞退一事，简要谈谈你的看法。 　　要求：观点明确，条理清晰，语言简洁流畅。不超过400字。

问答题 （二）　　【给定资料】　　某报记者在调查食品安全领域问题时，发现了一个地下黑加工点。记者暗访了该加工点利用双氧水、工业碱等有害添加剂，发制、漂白百叶、毛肚等食品的全过程。记者发现，雇用工小张的工作就是用煮、晾、泡等工艺制作百叶、茄参、毛肚等水发食品。制作过程中加入起增重作用的工业碱，起漂白、防腐作用的双氧水和起中和碱作用的盐酸。平时厂房里就小张一个人负责加工，产品由专人运往市场。据小张讲，利用工业碱、双氧水等食品添加剂制作水发产品，在这个行业不是少数。另外，在其他行业也有类似运作。　　这个地下黑加工点，有自己的运货车、批发点、销售点，有毒、有害的水发制品从生产到销售只需要两天时间。每天生产1000斤左右的水发制品，在凌晨三四点钟用专门的运货车将成品运到老板指定的海鲜市场出售。“我知道做这项工作是昧良心和不道德的，实际也是违法的，整日生活在恐惧中。但看着老板不断地加薪，我的心又开始活动了，我从心里也在说服我自己，不就是加点添加剂，吃的时候用高温水烫一下也就没事了。况且干了这么长时间，政府也没有一个单位有人来管。”小张向记者坦言。　　这个地下黑加工点一个月就销售非法加工的茄参2.6万斤，销售额30余万元，毛利润能达到10万元。记者向有关单位反映地下黑加工点的情况时，发现处理此事牵涉工商、质监、农委、公安等多家单位，“三个和尚没水吃”，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出现了“好事人人都管”、“坏事人人管不了”的现象。　　【问题】　　给定资料中反映的问题需要妥善处理，假定你是某市政府职能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领导安排你处理此事，请你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　　要求：条理清楚，所提措施具体、有针对性。不超过400字。

问答题 （十三）　　【给定资料】　　1．一个问题总横在他们的脑子里，是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在老家当死咸鱼呢？　　在他们对城市作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在国贸打车，黑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走不走？他非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一个地方，但他怕那个“县”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生在江苏一个县城，来北京工作了五年，月收入过万，两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的存款一路贬值，时至今日，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无车无房无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水，甚至呼吸空气，日常生活的一纤一毫，都让这个“80后”男人疲惫不堪，“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口数里，有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人生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走。　　还有“蚁族”，大学扩招后数量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两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决不能没有网络。如果在大城市打拼五年，没有实现梦想，他们大部分会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据估计，北京地区至少还有这样的十五万“蚁族”。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人口到“服务”外省人的华丽转身，而这管控的态势，随着1800万人口上限提前十年到来，愈发严峻了。2011年年初，一连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税满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有专家呼吁年轻人不要扎堆“北上广”，像是冥冥中四十多年前一个声音在感召，“去农村吧，去基层吧，广阔天地，大有所为。”　　很多次，刘寅假设人生三种曲径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滞留北京，继续苦哈哈的生活，能认识更多人，获得更多学习机会；　　其二，回归南京准一线的市井，买车买房，吃吃喝喝，心宽体胖；　　其三，回县城找块地，养鸭子喂猪，彻底的田园牧歌。　　刘寅的下一站在哪里呢？　　上个月，刘寅看了部叫《白蛇传说》的片子，里边一个角色最能诠释他对京城的感触，那是一个小和尚，叫“能忍”，忍到最后，结果还是变蝙蝠妖了。　　相比小城市而言，大城市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廉洁高效的政务部门，更现代、更有质感的生活细节。这也就是念叨了几年，刘寅始终还没有离开北京的原因。关于人生假想种种，始终停留在浮着白沫的自来水、挤不上去的地铁、买不起的房子和无限虚掷的时间成本里。眼看着，孩子就要出生，他还在艰难地为去留做决定。11月4日，他做了个梦，他出国了，天上有一条金灿灿的中国龙在飞，正欢喜呢，一泡尿把他给憋醒了。一醒来就看见窗外灰蒙蒙的，没有远处和阳光，心忽然沉了沉。　　2．2010年年底，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两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楼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的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待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在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2011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人生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有了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3．促使李涵最终逃离上海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个房间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离开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上海火车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行李箱，周围都是说着河南话的人。”李涵说，当时她心中只有一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上海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上海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干什么？“其实不止那一件事情，我觉得周围人的思维和我也不一样，一到周末去参加同学聚会，感觉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就是不在一个圈子里的感觉。另外我大学读的是传播学，做广告策划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是做了一个办事员，不能说低就了，就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李涵也试图努力过，在单位有文化活动的时候，她总想露上一手，写出个漂亮的策划案，“但根本行不通，领导才不管你什么策划案呢，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　　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上海，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存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上海，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　　4．别人看来，北京的这些年里，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们眼里，也许是小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大叔聊人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亚独裁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回到小城市，年轻人们忙着老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一线城市看齐。　　刘沛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在北京待了七八年后，回到老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工人，给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名牌大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的高调，背地里说：“北广毕业的又咋样，还不是跟初中生一样在扛摄影机。”地方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被禁止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　　身边人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又堵车了，话语里带几分家乡经济蒸蒸日上、迈入“堵城”的自豪感。刘沛骑自行车上班，别人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沛说：“骑车15分钟就到，买车干吗？”　　“装了windows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98的了。”刘沛很是水土不服。　　为了增强他的归属感，有人给他介绍了一桩亲事，对象是某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娘，你的人生少奋斗二十年！”刘沛许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个科级以上中青年干部结婚，从此安下心来。刘沛鼓着勇气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刘沛在成都的生活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子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5．“逃离”广州对刘梅来说，无奈的成分小一些，更多的是一种不被认同感，“当时经济压力其实也有，但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平衡，我在广州能得到什么，耳边是听不太懂的粤语，亲人又那么遥远，照顾不过来；而回到重庆这些似乎都能得到解决。”　　仔细盘算了一下，刘梅一年前从广州回到了重庆万州，“身为重庆人，总觉得回到家应该大有用武之地。”在广州的时候，刘梅在一家大公司的大客户部工作，主要服务一些重要客户，“给他们做活动，写文案。”　　然而在重庆万州工作了不到一年，刘梅感到种种不适应，“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案子，在重庆万州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文案写得不行，这单子咱也能签下来；还有一次，我和另一家公司比文案，我的案子应该是一流的，但是没想到，那客户还是签了那家公司，后来才知道对手有熟人关系，并送了礼。”　　回到重庆万州的刘梅深刻感觉到“人生地不熟”，“这是我的家乡吗？我为什么一点优势都没有呢？”更让刘梅痛苦的是这样一次经历——有一次她好不容易签下一国际客户，当时要给这家公司做一个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但是隆重出场身着晚礼服的她发现，“就我一个人身着晚礼服，像个什么似的，其他人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人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有的人带了孩子，孩子在现场大呼小叫，让客户很不满意。”　　刘梅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己要求过高？“从广州回重庆，真的是怀着抱负的，要做点事情给家乡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刘梅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任何东西，又回了广州，“现在想开了，广州虽然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但是我应该适应这里，应该把这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也许我还会回到重庆的，但不是现在。”　　6．2011年10月，某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内容如下：　　“逃离”一直在继续，就如涌入从未停止。“北上广”的繁华与耀眼之下，各色人物有着异样的命运。成功者如鱼得水，享受着城市文明的不尽福祉；失败者穷困潦倒，品尝着冰冷都市的残酷无情。更多的人居于二者之间，谈不上失败，亦难言成功；虽不算困窘，也不见腾达之希望。他们，对于大城市有着复杂的情感，留下无望、弃之不甘。最终，这群人开始分化，有的固执坚守，有的识趣逃离。之于前者，往往难逃蚁族、房奴、孩奴的宿命；之于后者，仿佛不远处有了可期的美好前景。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从来不是温情脉脉之所。与钢铁丛林相契合，其间多奉行优胜劣汰的法则。若要立足，一番打拼在所难免。这个时代，大城市生存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一方面，随着数十年的城市化扩张，“北上广”发展空间日趋饱和，人才吸纳能力并没有预期中那么强大；另一方面，随着高校扩招，大量毕业生滞留“北上广”，无论是人才结构，还是绝对数量，高校毕业生都与产业需要不甚合拍。　　没有哪个城市可以无限扩张，从世界经验看，一定时期逆城市化进程必将出现。今天的“北上广”，已经处于饱和边缘。恰如一辆拥挤不堪的公交车，虽仍在蹒跚前行，却早已载不起更多人的寻梦旅程。继续涌入，或许并非最优选择。除非你有足够的能力与机会，自信能在一场惨烈的淘汰赛中笑到最后。　　如今，我们把目光投诸“逃离北上广”的那群人。其后的动因显而易见，合理性也毋庸置疑。无论专家还是市民，都对这种趋向表示认可。言语间，“选择离开”大有化身为理性回归、民智成熟的同义词之势。在公众的朴素期待中，“逃离”不失为个人与大城市双赢之举。就这样，“无奈放弃”被美其名曰“理性选择”——“逃离”不再是失败，而是审时度势的观念升华。　　此等说辞固然冠冕堂皇，实际上却陷入了预设的陷阱。对大城市的迷恋，真的只是基于观念？甚至，“北上广”的拥挤效应，真的可以归因于“大城市崇拜”？须知，从来没有人天然偏爱冷酷、杂乱与拥挤。所谓年轻一代的大城市情结，不过是个伪命题。考虑到资源分配倾斜到无以复加之地步，谁不想留下分羹一杯呢？　　另一层面，需要反思大城市存在着怎样的淘汰机制。是基于能力的遴选，还是基于家世的纳斥？现实中，上述两者并存，且很多时候后者重于前者。正因为如此，“逃离北上广”并不那么令人欣喜。要知道，离开的可能恰是事实上的精英。首先要有公平的竞争，其后才有“合理的离开”。若竞争不公平，则“逃离者”必会带走创造力。最终，一个城市的运转效率将被拖累。　　7．“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现象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就“年轻人是否应该逃离北上广”问题，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不需要逃离。但国家应该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应该在中小城市部署一些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不能把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搞成“大而全”的经济体。“蜗居”和“蚁族”现象的原因是大学生工资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劳动力市场不均衡的问题。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太强、劳动时间太长，出现了马克思讲过的那种“恶性循环”，加剧了失业问题。政府应严格实行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坚决处罚过度盘剥劳动者的不法商人。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我认为逃离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大学生蚁族的出现，一是由于我们的大学教育不仅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且还无目的的扩招。二是因为当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还是简单加工，服务业不够发达。现在的蚁族，大部分都是地方院校毕业生。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无效的。因此只能从事低工资的工作。他们之所以集中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他们才能找到一份工作。如果在其他地方，连这样的工作都难找。越是不发达地区，工作机会越少，市场性的工作工资越低，而铁饭碗则被权势家族垄断。　　秋风（知名独立学者）：谁有资格让他们离开？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生活、工作、定居的地方的自由。再者说了，逃到哪儿？如果北上广都找不到机会，那其他地方就更没有机会。大学生们之所以在毕业之后，聚集在“北上广”，是因为这里的机会相对来说还多一些，因为在这里，蛮横的权力似乎被庞大的人口稀释了，而到了地方上，那里的权力更为霸道，权力和财富在极少数寡头内部世袭，庶民子弟基本上没有任何上升空间。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在哪里发展是个人的选择，年轻人喜欢在大城市接受挑战也无可置疑。不过，这需要这代人做好充足的准备。不过这个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目前一些资源过于集中在个别城市，现在中央提出了新的城镇化路线，要发展中小城镇，我想这会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这也是一个自愿选择，但是制度还是会影响选择。一方面，青年大学生如果想留在“北上广”，就要做好长期当“房奴”的准备。这不止是在中国如此，在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纽约、东京、首尔的房价要比目前京沪还高许多倍，所以青年应该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中国的资源不要过分集中在京沪等大城市，尤其不要通过国家控制农产品价格、控制农业地区的工商业建设、控制民营企业信贷、区别对待城乡福利和医保等强制性措施人为加大地区差异。让中国各地通过自由和自主发展产生更多的北京、上海、广州，为不同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更平等的资源、机会、希望乃至梦想，才能分散“北上广”的人口和就业压力，延缓这些中心地区的房价上涨。　　刘瑜（剑桥大学讲师、哈佛大学博士后）：我觉得那些已经在“北上广”有稳定工作、住房的人轻轻松松地说“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出生晚了几年，结果位子、机会都给“50后”“60后”“70后”给占了，哪怕他们在才智方面并不比这些人差。不过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机会和位子并不是恒定的，转型社会更是如此，年轻人慢慢来也能干好。如果我现在大学毕业，是不会为了留在北京而留在北京的，假如在北京待了几年，事业毫无起色，不妨考虑去外地。以中国的规模与人口，“小型版”的“北上广”完全可能——或者说正在——在“北上广”之外出现。按照中国城市化的进度，目前中国不到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离发达国家80%、90%以上人口城市化的比例还很远，二线或三线城市还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问题】　　“给定资料1”提到当代许多年轻人的生存困境：“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请根据全部给定资料，提出突破这一困境的应对之策。　　要求：条理清楚，所提对策具体、有针对性。不超过500字。

问答题 （二十三）　　【给定资料】　　1．迄今为止，完全意义上的中国红色动画电影有五部——《红军桥》（1964）、《小号手》（1973）、《小兵张嘎》（2005）、《闪闪的红星》（2007）、《西柏坡》（2011）。在计划经济时代，《红军桥》和《小号手》作为中国动画辉煌时期的短片，其“政治正确”也就是能被“统购统销”的保证，可谓市场无虞。但近几年，国内电影市场如火如荼，中国动画却总体不振，而三部红色动画长片也遭遇市场之殇。　　《小兵张嘎》创作历时6年，近10个省市的动画公司、约600人参与制作，在剧组资金最紧张的时候，北京市委宣传部、电影局等单位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声音合成期间，于蓝、郑洞天、姜昆、李琦等演艺界名人纷纷义务配音，不取分文。影片投资1200万，导演孙立军希望可以做到两个亿的产业回报。但无论各方如何慷慨相助，这部不遵从“市场规则”的影片不得不处于一种“雪藏”的状态，尽管导演认为“老少咸宜”，可以“三代人一起看”，但发行部门给投资商的论证中说：“这个动画片不可能收回成本。”至今无缘影院。　　《西柏坡》是广电总局纪念建党90周年唯一一部献礼动画片，影片宣传词说：“在国外动画电影大片《功夫熊猫》等充斥着中国市场的时候，《西柏坡》用动漫的形式为大人和孩子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让儿童更多地了解党史以及西柏坡在党及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是一次将红色文化教育、红色旅游经济与新的传播方式融合的大胆尝试。”但《西柏坡》却“生不逢时”，上映时“无奈”被《功夫熊猫2》《加勒比海盗4》及《速度与激情5》等众多好莱坞大片“围追堵截”，主要是以学校包场为主，票房很不理想。因为市场的落败，这部兼有政治使命和振兴地方经济使命的动画，最终成了投资方的一厢情愿。　　2．当年《建国大业》开拍时共有170多位明星接力演出，创下4亿多元票房，为主旋律电影树立了一个标杆。暑期档前期韩三平又把这种模式复制到了《建党伟业》，明星人数也达到100多人，票房也达到2亿多元。这种营销模式成为了主旋律影片的一大参考。　　但大制作的主旋律影片在经历了《建国大业》4亿多元的疯狂、《建党伟业》2亿多元的辉煌后，为什么到了《辛亥革命》却遭遇票房仅5000万元？成龙主演并担任总导演，导演是拍过《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等著名电视剧的张黎，赵文瑄、孙淳、李冰冰等联袂主演，《辛亥革命》主创阵容着实不弱。虽然没有上百个明星，但这些演员每个都是实力派。上亿的投资仅换回一半的票房，这一票房滑铁卢让人费解。　　其实，大制作的主旋律电影的全明星组合模式，早在《建党伟业》上映之时业内就有专家提出担心。一影评人表示：我不反对主旋律影片商业化，甚至都敢于认同其走青春偶像剧的路子，毕竟它消解了以往主旋律电影脸谱化的枯燥与沉重，最大限度地拥抱了观众，回归了电影应该有的价值魅力。但是，我对《建国大业》式主旋律电影到底能走多远还是充满担忧。从《建国大业》到《建党伟业》，运作模式太过单一，无非是明星大腕撑场、攒故事，吸引好奇的观众掏钱到电影院去“数星星”。但好事不过三，若等到下一个大制作还来反复这种游戏的时候，观众会不会感到腻味？　　从《建国大业》到《建党伟业》的票房缩水就可见一斑，而《辛亥革命》的票房跳水，是市场在警告中国电影人，不可再用这种游戏模式来玩火。　　【问题】　　根据“给定资料1、2”，结合实际谈谈“红色”题材产品如何才能走出低谷。　　要求：分析深入，条理清晰，观点明确，字数不超过250字。

问答题 （十八）　　【给定资料】　　1．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对安全生产尤其是煤矿、小煤矿的安全生产，都有很多很严厉的规章制度，几乎每次重大事故后都会公布一些关闭的名单。但每一次新的事故发生时，我们又经常会发现，不少发生事故者其实就是上次或以前被公布的关闭者。从后来公布和调查的情况看，其实很多被关闭者要么是关了几天避避风头后又继续开工，要么是根本就没有关闭而一直就在开工的——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事实？是什么人有这样的胆量和能力敢于而且能够对政府“严令”如此置若罔闻？《中国经济时报》的报道给了我们一个参考：湖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在郴州市集中执法后，15日“突袭”与郴州毗邻的衡阳市所辖的耒阳市，发现非法小煤窑不仅没有按有关标准关闭，有不少还在红红火火地生产。令人惊异的是，少数乡镇干部千方百计为非法小煤窑和煤矿违法生产找理由，三都镇企业办主任兼煤炭管理站副站长刘某自己就是矿老板，他的煤矿也在违法生产……　　2．2004年10月20日22时47分，河南新密市平陌镇的郑煤集团大平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当时，井下有作业人员446人。事故造成148人死亡，32人受伤。事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孙华山表示，本次事故为本年以来最大的一次。11月28日陕西省铜川市陈家山矿难创造了中国40多年来煤炭行业安全事故死亡人数的新记录：166人，鲜红的数字直接将“最大”改写。　　3．今年2月14日，当人们还沉浸在春节的喜庆欢快之中，从辽宁阜新传来噩耗，孙家湾煤矿发生特大瓦斯事故，214个生命就此葬送。这是继1958年大同矿难以来国内最大的煤矿事故。3月17日重庆奉节县新政乡苏龙寺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事发时井下共有20人在作业，截止到3月18日，共找到19名遇难者，还有1人下落不明。3月19日，山西朔州市平鲁区白堂乡细水煤矿发生爆炸，井下49名矿工被困。爆炸还波及到邻近的康家窑煤矿，井下20多人被困。截止到28日两处小煤矿遇难人数已上升至72人。　　4．短短150天，五起矿难，600多个鲜活的生命就此消失。而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供的资料显示，2004年全国共发生煤矿安全事故3639起，造成6027人死亡。据悉，在去年中国采矿业的爆炸、透水、塌方和其他事故中丧生超过6000人，这占到同年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的80%以上。　　5．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由于整个“九五”期间和“十五”前两年，全国原本没有开工建设新井，煤炭工业一直负重爬坡，历时数年的买方市场行情使一大煤炭企业遭受了史无前例的重创，很多煤炭企业基础工作严重削弱，矿井抗灾能力普遍下降，国内具有安全保障的煤炭生产能力仅12亿吨；而步入新世纪，经济持续增长拉动对能源尤其对煤炭的需求。煤炭需求快速增加，价格不断上涨，利润空间增大。统计资料显示，从2002年以来，原煤的产量每年都在创历史新高，2002年达到了13.9亿吨，2003年就高达16.67亿吨，2004年的数字竟是19.56亿吨，这意味着缺乏安全保障的煤炭产量越来越多，全国煤矿安全欠账已经达到500亿元左右。　　6．中国是世界煤炭生产大国，也是矿难发生大国。而当前中国煤炭安全生产现状与世界一些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相比差距很大。据美国、澳大利亚的专业机构披露，近年美国的煤矿，一年死亡人数大约在30人左右；澳大利亚更为领先，创造了全年煤矿开采零死亡的全球新记录。据悉，美国现有《联邦矿山安全与健康法》，它要求所有企业主必须参加安全技术研究和矿工安全培训，而对违章行为的调查和处理非常科学。如任何煤矿发生3人以上的死亡事故，当地的联邦及州政府安全监察员不得参与，须由联邦从外地调派安全监察员到出事矿井进行事故调查。澳大利亚要求州政府每年按比例拿出资金用于改善矿山安全状况，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等近两年的拨款都在1400万美元；美国联邦政府每年审批矿山安全与监察局财务预算，2000年为2.28亿美元，此后每年都有增加。　　7．中国地质大学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安全生产理论专家组成员罗云教授指出，目前中国有一系列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和法规，但具体落实的情况不尽如人意。他认为，矿难的原因分析起来很复杂，但归结到关键的一点，是法律法规没有真正落实到位。很多经营管理者和一些矿工，对安全投入等问题认识不足，甚至有矿主认为“死得起伤不起，预防成本高，死亡成本低”。罗云说：“我们还没有正确认识到人的生命价值。”　　8．一些专家认为，反思不能停留在技术性层面。他们说，当下中国的能源工业仍在传统的老工业模式下运行，粗放型开发、无序性开采，生产技术手段落后，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原本滞后的安全生产规则还常被突破。治本就要使能源工业走新型的工业化之路。所谓新型工业化的能源工业，要求对能源开发保持高度的谨慎态度，实行保护性限量开发，逐步剔除所有没有生命保障的开发项目和开采企业，甚至要对高瓦斯的煤矿或含毒气的油气井进行长期封存。同时，建立生命优先的能源企业生产原则，对达不到现代化安全生产标准的企业停产改造。　　9．自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孙家湾煤矿算是记者见到张贴标语最多的地方了。墙上有，门上有，黑板报上有，到处都能看到标语。当然，内容已不是关于“革命”和“斗争”的了，基本上都是强调“安全生产”的。记者随手记下了十几条，在这里摘录几条：“亲人盼你平安归来”；“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安全就是生命、健康就是福”；“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把住安全生产关”；“树立安全第一思想、确保春节安全生产”；“安全为天、质量为先、以人为本、强化安全责任”；“春节前后提醒大家注意安全生产、让安全生产无时无刻不在”。这些标语，可不是矿难之后补上去的，而是以前就有的。颜色有红的、粉的、绿的、黄的，很是醒目；有些是用纸贴的，或是用粉笔写的，那是临时性的；还有些是用油漆描的，用金属焊的，用灯箱制作的，这些都是长期性的。这些标语，花花绿绿，热热闹闹，蔚为壮观，很是渲染气氛。　　【问题】　　请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概述解决矿山安全问题的主要措施。　　要求：字数不少于500字。

问答题 （四十八）　　【给定资料】　　1．最近，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航”）云南分公司18个航班在到达目的地上空后集体返航，引起了全国关注。事后，东航管理层承认，事件并非因气候引起，而是存在人为的原因。所谓“人为原因”，无非就是劳资双方对飞行员工资、福利待遇、扣税额等问题的分歧长期得不到解决，也没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因而部分飞行员才铤而走险，演出集体返航一幕。　　4月17日，中国民用航空公司认定集体返航主要是非技术原因，将对东航罚款150万元，停止其在云南部分航线的经营权。　　4月18日，东航总经理曹建雄语气沉重，表示正在开会，不便采访。　　在此前发表的《告全体员工书》中，他说：“‘返航’事件造成了不良影响，公司的诚信受到空前挑战。”　　1500多名旅客利益受损，飞行员的职业操守被质疑，东航航线被压缩，企业形象严重受损——这是“返航门”带来的“三输”结局。　　因其昂贵的维权成本，“返航门”正被多角度地梳理——一个群体的维权行为，为何演变为如此极端的方式？　　“损害旅客利益是不对的，但他们（飞行员）也是值得同情和理解的”，刘伟（化名）说。刘伟，东航飞行教员，近20年驾龄。他称，飞行员利益受到损害且长期得不到解决。　　据刘伟介绍，云南航空被合并到东航之前，员工工资国内领先，福利待遇好，合并后，以地面为例，月工资从一万多降到六七千，许多原有福利也被取消。此外，员工住房补贴也一直被拖欠，这使云南员工深感不平。　　记者在采访中获得一封题为“东航云南分公司员工心声”的信，写到，“东航领导……据可靠消息，东航其他分公司以不同形式发放给未曾分到福利房的每位员工住房补贴，而我们公司却迟迟没有任何消息……”　　此外，令飞行员感到不安的，还有小时费问题，“在所有的航空公司中，只有东航云南分公司跟机无小时费”。刘伟认为，长期积蓄的情绪，被提高的个税的导火索点燃。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东航领导说：“飞行员属特殊高风险行业，各地地税征收标准都有优惠，主要看公司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好坏。”他说，2006年，云南地税局提高了云南分公司空勤人员飞行小时费征税标准，原来的8%被提高到20%～30%。今年，税务部门要求飞行员按新交税标准，将2007年全年的欠税补上，截止申报时间为今年3月31日。这意味着每个机长要补缴六七万元，而此时，上海同行的纳税标准是5%。　　该领导还称，员工反映问题有很多通道。东航宣传部长李江也说，公司口号是“一切为了飞行服务”。不过，在刘伟看来，所有诉求通道都不被信任。2006年，东航工会开通了“员工信箱”，该信箱负责人对记者说，去年一年征集到信件几十封。记者在这些意见的登记册中看到，返航事件“导火索”之一是住房补贴拖欠问题，也在其中。对此，该负责人说，“工会的能力也很有限”。　　2007年2月开通的“SOS热线”被东航视作创造性的沟通渠道。其负责人，东航集团党组工作部部长杨洁说，目前共收到各类求助、咨询、建议700多条，回复率100%，解答率为87.6%。不过，在一些员工看来，SOS热线处理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真正关系到员工切身利益的事，打热线也没用。东航上海分部一位郑姓副驾驶说：“我三番五次上门找领导都没有用，打电话能管用吗？”“我们的口号是‘有困难，找工会’，只要他们向工会反映，我们都尽力解决。”东航上海飞行部工会主席沈才庚说。针对飞行员此前反映的诸多问题，他认为，“那是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工会不可能把不合理的诉求一下子解决”。　　而刘伟说，东航一位领导的“三段论”在公司内声名远播：“你们的问题我们知道了，我们会向上面反映，我们会给你们满意的答复。”然后就是石沉大海。　　东航一位中层领导说不会对工会予以厚望，“我们的工会和国外不一样，人家是替飞行员说话，我们工会主席现在都进入了领导班子了，要顾大局。”　　“返航事件”只是东航系列辞职罢工事件的一个最糟糕的版本。　　这一年多，东航下属的多家分公司劳资之间“战争不断”，上海总部有20名飞行员辞职，山东济南、青岛分公司、江苏分公司、武汉分公司等情况亦不乐观，西北分公司和甘肃分公司甚至四分之一的飞行员辞职或要求调转。即便如此，这次的“返航事件”仍令人感到突兀。　　“很奇怪，内部人以前都觉得，东航云南分公司是东航最稳定的，只有郑志宏一个辞职，怎么就这么突然地爆发了呢？”东航甘肃分公司一位已经提交辞呈报告的飞行员张忠（化名）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　　李波则告诉记者，过去几年中，东航云南分公司的飞行员曾有过两次抗议式的集体活动，但均以失败告终。“以前飞行员之间确实开过玩笑，说既然返航是机长的权利，那么干脆空烧公司的油，搞安全罢工。”陈群安也分析说：“这次，可能某个航班遇到了天气原因，也可能一切正常，但是他返航了，后面的就马上跟着做了，有一种默契。”　　2．新华网柏林2007年11月6日电：因劳资纠纷引发的德国铁路系统司机罢工16日继续进行。此次罢工从14日起，共有6200多名火车司机和检票员参加罢工。罢工计划到17日凌晨结束。德国火车司机工会副主席克劳斯·韦尔斯基16日在法兰克福主火车站说，该工会19日之前将不再号召火车司机罢工，但如果德国铁路公司在此期间不能和火车司机就劳资协议达成一致，该工会将号召火车司机举行无限期罢工。　　德国共有三大铁路工会，分别是德国铁路联盟、德国铁路官员和候补人工会以及德国铁路司机工会。德国铁路公司已于今年7月同意给前两个工会员工加薪4.5%。德国火车司机工会则以火车司机工作辛苦且薪水一直偏低为由，提出了更高幅度的加薪要求。日前，德国铁路公司与火车司机工会仍然没有相互妥协的迹象。　　火车司机罢工给德国交通造成了巨大影响。德国铁路公司说，目前有40%的货运列车停止了运行，海港城市以及汽车工业受影响最严重。另据德国媒体报道，在客运方面，全国有近百万游客和“上班族”人员出行受影响，其中德国东部的客运服务影响最大。目前，当地只有15%的短途列车仍在行驶。　　3．2004年8月3日晚9时40分左右，“砰”的一声闷响混杂在海淀南路的嘈杂中，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围堵在海润大厦建筑工地讨要欠薪的30多个农民工却心有余悸，“不到5分钟，八九个凶徒就用消防栓、砍刀、棍棒等武器打伤了7个讨工钱的人。”　　据目击农民工马长征描述，9时40分左右，大部分的人都已经睡觉了，突然冲进来八九个拿着刀棍的人，其中一人举着一把约一尺的枪，冲人群里就是一枪，打伤了一起讨薪的胡朋明的左肩。枪响后，大部分人都醒了。那个人拿枪指着我们，不许我们动，然后就用刀棍打我们的人，一共伤了7个。　　农民工胡朋明说：“我的肩膀就是他们打的，我还捡了一个长七八厘米，底座直径1.5厘米左右的黑色弹壳，110来了后，就交给他们了。”据农民工们称，他们都来自河南南阳，自去年3月份以来，由江苏兴华劳务公司高金桂木工队征招，陆续有70人左右参加了海润大厦施工建设，但一直没有签订劳务合同。7月27日，在农民工催促下，包工头高金桂拿出了一份自制的《劳务合同》，提出“工资年终结清，而平日仅按每出工一日发放生活费3元”等条款，其中近20名农民工签了字，而剩下的40多位农民工则认为不合理拒绝签字，并从7月28日开始停工。由于包工头迟迟不给答复，8月3日晚，30多位农民工集聚工地门口露宿，然后就发生了伤人事件。　　4．韩某于1987年11月进入某造船厂工作，1991年因工受伤，后经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构成伤残七级，享受相关的工伤待遇。　　5．外商投资企业某服装有限公司与员工李某于2003年6月23日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书，期限为一年。合同约定：双方签订的培训协议，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2004年4月8日，该公司与李某签订一份《出国培训协议》，由公司出资，选派李某去美国培训，培训协议约定了服务期限和违约赔偿方式。但李某在美国培训结束回来后，不愿再到公司上班。为此，服装公司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李某赔偿在美国的培训费，仲裁委员会经调查核实后认为，李某应按约定赔偿服装公司的培训费用，依法裁决，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李某支付服装公司培训费4万美元。　　6．夏火林等13名工人均是金山区金山卫镇塔港村的村民，从上海锃刚五金有限公司成立之日起一直在企业里从事铸造工作。对于工人的工资发放，企业一直采用农村分红的方式，即在年初向工人们预支一部分，其余的工资要等到年底一次性发放。四五年过去了，大家相安无事。然而到了2007年，由于企业经营不善，屡次拖欠货款，且被其他企业告上了法庭。上海锃刚五金有限公司同时陷入了六七起经济纠纷诉讼案件之中，企业的资产全部被法院查封，造成企业无力支付工人工资。而夏火林等13名工人一直到年底等待企业发工资时才发现，他们今年的工资已无法准时拿到，薪水支付成了问题。　　金山区法院的执行法官在执行上海锃刚五金有限公司拖欠货款的过程中，了解到上海锃刚五金有限公司尚欠工人将近一年的工资13.7万余元。由于这批执行案件涉及到一批农民工辛苦一年的收成，接待法官向上海锃刚五金有限公司的员工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并宣传了《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因工资款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符合民诉法规定的申请支付令的条件，法官遂引导该批员工根据新颁布的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直接申请支付令，而无须经过常规的诉讼程序。13名农民工听了法官的释明后，均办理了申请手续，总额达13.7万元。金山区法院立案庭于3月21日办理了全部立案手续，受理了这13起讨薪支付令。对此，一些劳动者解释，“此举标志着劳动者维权的尚方宝剑——工资支付令亮剑出鞘”。　　7．自从4月15日香港大学生《2008年首季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厂报告》调查报告出炉后，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关注，东莞玖龙纸业被卷入“血汗工厂”的漩涡。前天，广东省总工会，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等部门亲自到玖龙纸业进行调查，调查结论为“玖龙纸业并非血汗工厂”。　　同样是调查，香港大学生得出的结论是“血汗工厂”，而广东省总工会等多部门调查的结果却是“玖龙纸业并非血汗工厂”，并称，玖龙的员工待遇非常好。也许，不是同一个调查组，所调查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可能有出入，但出入如此之大，令人愕然。面对这两个结论，我们该相信谁？　　看完平面媒体刊发的香港大学生具体调查内容，觉得比较充实，有支持观点的证据。但从报道中看广东省总工会等多部门的调查，觉得结论（虽然称“初步”）比较明确，但论据尤其是调查过程显得有些肤浅。　　工会应该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按说，这不是什么问题，工会自然应该依照《工会法》履行为职工维权的责任和义务，当然要站在劳方一边与资方博弈，替职工说话。回到玖龙纸业被指涉嫌“血汗工厂”上，无论是东莞市工会还是广东省总工会，都应该更多地去了解职工的难处，即使不存在香港大学生调查报告所指的问题，也应该有理有据地向广大职工说清。从报道上看，工会方面做得似乎不那么令人满意。　　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给工会涂上了强烈的官方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工会的本能与天职。这在政府主导经济的计划经济时代弊端尚不太明显，而在资本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会角色的不适应性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来。工人因为缺乏自身组织的力量支持，使得他们在与资方的权利博弈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从而增加了资本的掠夺性与野蛮度，导致“血汗工厂”遍地开花。东莞玖龙纸业涉嫌违反劳动法规事件不能就这样了结，而应该正视上述存在的问题，做进一步深入的调查，调查最终结果如何，不能光听一家之言，还应该让员工们出来评判。此外，作为工会组织，不能等到出现矛盾才做事后调查，而应该多做事前的预防保护工作，依法对资方实施有效监督，防止一切有损员工利益的现象发生，把矛盾消灭在萌芽之中。　　8．东航这次集体返航事件的本质和农民工的“跳楼秀”一致，只不过东航飞行员是用几千名旅客的安全和时间，而不是自己的生命作为赌注。谴责其缺乏职业道德也罢，严厉处罚肇事者也罢，反正他们吸引社会“眼球”的目的达到了。不论谁是谁非，这次通过飞行员“罢飞”，大家终于知道了飞行员的“存在”——用一位飞行员自己的话说，终于“让社会听到了民航飞行员的心声”。然而，为了让社会听到飞行员、农民工、出租车司机或任何人群的“心声”，有必要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吗？　　我们固然不会认同飞行员通过极端手段，以改变谈判桌上力量失衡的做法。它损害了旅客的利益，突破了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底线。但是，风起于青萍之末，返航事件是长年来航空公司和工作人员矛盾的瞬间爆发。在这中间，除了当事人的责任外，公司自身存在哪些问题？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是否关注了公司员工的利益？飞行员承受常人不曾经受的压力，特别是安全压力，包括旅客的安全、飞机的安全、飞行员自身的安全，企业对他们关心了多少？尤其是事发之初，员工个体的维权行为，是否得到公司足够的重视？　　【问题】　　根据给定资料内容，提出相关政策性建议或意见。　　要求：观点鲜明，条理清晰，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总字数300～400字。

问答题 （二十二）　　【给定资料】　　1．早在2010年11月25日，百度“文档分享平台”正式更名为“百度文库”上线时，盛大文学首席执行官侯小强就在网络上发文，对百度文库未经作者同意提供大量文学作品的存储与下载服务表示极大愤慨，甚至发出了“百度文库不死，中国原创文学必亡”的呐喊。　　2011年3月15日，由慕容雪村执笔，贾平凹、刘心武、麦家、韩寒、郭敬明、李承鹏、王小山、李银河、彭浩翔、蒋方舟、张悦然、沈浩波、路金波等50余名作家集体签名声援的《3·15中国作家讨百度书——这是我们的权利》掀起了文学界有史以来最强烈的“打盗”事件。　　9天之后，百度方面的代表与作家以及部分出版商代表进行了首次谈判，经历4个半小时艰难谈判，维权方宣布谈判破裂。紧接着，韩寒连发两篇博文声讨百度。其在博文《给李彦宏先生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也不是要求你们把百度文库关了，我们只是希望百度文库可以主动对版权进行保护，等未来数字阅读成熟以后，说不定百度文库还能成为中国作家生活保障的来源”，“百度文库完全可以成为造福作家的基地，而不是埋葬作家的墓地”。　　随后，百度CE0李彦宏放出“管得好就继续管，管不好就关掉”的“狠话”，同时也表示“更希望与版权方和作家们一起商谈建立共赢的、符合互联网精神的商业模式”。　　3月30日，在百度文库副总裁朱光承诺“3天内删除侵权作品”之后的第二天，百度文库中原有的280万份“文学作品”基本删净，由于仍有上传，目前文库中的文学作品一直保持在百位数浮动。同时，百度文库版权合作平台正式上线，并在该平台首页中公布了销售模式、广告分成模式、宣传推广方式及版权保护方案等具体信息。据悉，4月11日之后，百度推出的版权DNA比对系统将开始内测，“五一”之后正式运行。此后，百度文库将依靠这一系统维护版权方的权益。　　可以说，这次百度是拿出了足够的诚意。当然，也不能排除像有些作家质疑的那样，“百度毫无诚意，虚晃一枪”。但从“3·15中国作家声讨百度书”以来，闹得沸沸扬扬的“百度文库事件”似乎就此告一段落。谈判代表、中国最大的民营图书公司（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总裁沈浩波在微博上表示：提醒众人维护版权的目的已经达到。　　不过，所有人都知道中国网络版权保护的道路只不过刚刚开始。类似百度文库这样的事件，今后还将不断出现。如果一切能够按照更好的商业模式展开，那么对事件双方而言，最好的结局当然还是共赢，正如《免费》里一位出版商所说：“作者的敌人不是盗版，而是不为人知。”　　2．近日，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迁接受了《新民周刊》的专访。他曾参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起草工作，作为专家调研组成员还参加了《著作权法》第二次修订调研工作，在网络版权保护方面的系列研究卓有建树。　　对于“百度文库”的侵权认定，他强调此事涉及文字作品，情况比影视作品侵权的问题“复杂得多”，“不能笼统地说百度侵权与否。”众作家维权之路并不好走。　　《新民周刊》：百度文库为大量著作权不明的文档提供上传和下载平台，是否涉嫌侵犯著作人版权？　　王迁：百度文库与BBS、视频分享网站类似，其中的作品都是由用户上传的。文库经营者并不直接将他人作品上传至网站，因此不构成直接侵权。当然，如果有证据证明实际上是百度自己上传了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百度无疑构成直接侵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文库经营者如果“知道或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用户上传了侵权内容而不及时删除，从而实质性地帮助用户侵权，或者故意教唆、引诱用户侵权，就构成间接侵权，并承担连带责任。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库经营者是否具有帮助或引诱用户侵权的主观过错。　　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只要求信息存储空间经营者必须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即百度文库如果能够发现明显侵权的内容，应当主动删除；同时如果权利人向其发出了能够准确定位侵权内容的通知，也应当删除该侵权内容。　　《新民周刊》：刚才你提到的这点，其实就是我们熟知的互联网世界中的“避风港规则”。事件发生后，百度便援引“避风港规则”进行防御，而版权人则进一步援引“红旗规则”追击。如何来正确权衡两者之间的关系？　　王迁：“避风港规则”其实是用来判断它能不能进入“避风港”免责的规则，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百度文库的问题也一样，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举例来说，百度文库的首页上有一个“热门推荐”板块。在这个板块中，有作品的名称，甚至经常还有作品的照片（有时就是书的封面）。既然这个信息是在百度文库的首页，文库经营者一定看得到。这是一个事实。如果这个信息能让一个具有常理的人一看就知道，该作品不太可能是经过许可上传的，那百度应该立刻删除它。　　现在很多成名作家是依靠版税收入来维持生计的，也就是说，他们的作品印成书后，销量越大，收入也就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般不可能自己或许可他人以匿名的方式将其作品免费上传到网上供大家阅读。假如刘心武的新作《续红楼梦》刚出版不久就被人上传到百度文库中而且进入了其“热门推荐”，还配了书的封面，在这种情况下就适用“红旗规则”。文库经营者一看到这个信息能够立即判断出来，这不可能是经过刘心武许可上传的，就应该立刻删除。如果不删除就应当承担责任。这种情况下，对于百度文库是没有“避风港”可言的。因为要进入“避风港”的前提就是：“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用户上传的内容侵权。　　但还存在另一种情况是，有一些知名度不高的作品，作者是尚未出名的“草根作者”，他们中的确有很多愿意把作品免费拿到网上。如“痞子蔡”的成名作《第一次亲密接触》、慕容雪村的成名作《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都是作者主动传到网上供大家来免费欣赏的，因为在当时他们希望获得的是公众的关注，首先考虑的不是经济收入。在这种情况下，百度无法判断该作品到底是作者自愿上传的还是未经许可上传的，也就不能说百度“知道或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用户上传了侵权内容。因此，不能概括性地得出文库经营者一定知道文库中较为完整的小说均为侵权的结论。　　《新民周刊》：认定百度文库侵权与否的难点还有哪些？　　王迁：除了上述情况，文字类分享网站仅凭文字作品的名称不容易对侵权作品进行准确定位。在网络流行同名小说、同人小说的情况下，同一个名称的文字作品可能由不同作者写成。有的作者是主动将该作品上传至网络的。此时如果缺乏权利人提供的其他信息（如作品长度、足够数量的关键词等），文字类分享网站经营者很难既准确防止侵权作品上传，又不“伤及无辜”，即误将他人主动上传的作品删除。再者，由于确实存在许多文学爱好者自行上传其原创小说的情况，无法认定开设小说栏目的文字类分享网络的经营者有引诱用户上传侵权内容的意图。因此，在不清楚涉案作品具体情况的条件下，很难笼统地判断百度文库经营者是否因具有主观过错而构成间接侵权。法院认定文字类分享网站经营者责任的难度，也会较认定视频分享网站经营者责任的难度要大。　　《新民周刊》：即便认定了百度文库有侵权行为，但如何来确定赔偿的金额目前看来也是一个难点？　　王迁：对，这也是一个难点。赔偿金额还是要看一些相关因素。如果这本书在其他网站进行过收费传播，当时权利人收取的许可费数额，可以作为计算赔偿额的一个依据。如果以前没有进行过许可，就要综合作品的知名度、点击量，还有百度的主观过错等等因素来综合判断，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百度文库所反映出的共享网站的问题，不是一个刚刚出现的。以往的案例中，网站胜诉及败诉的情况都是有的。　　3．网络技术，为文化作品的传播插上了“翅膀”，但也对著作权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年4月公布的数据看，自1999年受理第一起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以来，该院已受理此类案件966件，且2009年案件受理量是1999年的22倍。　　随着人们对网络著作权保护的认识不断加深，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免费使用版权的空间正在缩小。　　1999年，王蒙、张洁、张抗抗、张承志、毕淑敏、刘震云6位著名作家状告世纪互联未经许可在网站上传播使用其文学作品，侵犯作者所享有的专有权和获得报酬权。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作为著作权人，王蒙等人对其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依法享有专有权。在《著作权法》对于作品的数字化以及在互联网上传播行为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著作权法》的立法精神和保护规定，确立了网络上使用作品属于对作品的使用方式、未经许可在互联网上传播他人作品构成侵犯著作权的处理原则。　　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此次判决，对以后类似案件的处理起到了指导作用，案件判决的观点在2000年12月2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得到肯定。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新增“网络传播权”，从保护内容上回应了网络技术对传统著作权的挑战，明晰界定了网络著作权的法律定位。　　2010年，内蒙古出租车司机李强将著名跳水教练于芬告上法庭，称于芬的博文《如何突破难度与稳定的瓶颈，继续领跑世界跳坛》，使用了自己的博文《西方理念是科学，东方思想是宗教》的整段内容，且未以任何形式注明引文的作者和出处，构成了侵权行为。经审理，李强胜诉，博文的著作权得以维护。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引起作品载体形式、使用方式和传播手段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影响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专有权利，博客只是一种新兴的网络传播形式，博文的著作权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和规制。　　4．网络技术的发展催生了网络文学，捧红了邢育森、宁财神、李寻欢、安妮宝贝、吴过等网络文学作家。可以说，是互联网这一新兴媒体给了他们一个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和发表园地。然而，这些作家在享受互联网所带来的恩惠的同时，也遭受着互联网所带来的侵害。《星辰变》《盘龙》《斗罗大陆》……这些最火爆的网络文学无一例外地饱受盗版之苦。　　盛大文学算了笔账，公司评出的最受欢迎的10部原创网络小说，平均每部被盗版达到800万次，按照在网上看一部小说花1元钱来计算，一部原创网络小说的经济损失就达800万元。　　来自年初中国原创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研讨会上的报告也显示出了网络文学盗版的产业化趋势，初步估算，每年盗版市场规模高达50亿元，而同期正版市场的规模为1亿多元。　　虽然各文学网站绞尽脑汁打击盗版，但通过搜索引擎的任意抓取文字词汇功能，阅读者只要巧妙利用关键词检索，就能绕过付费机制而免费看到文章。此外，还有更为难缠的“人肉打字机”，通过付费打开小说，然后雇几个人甚至几百人，每人负责不同的部分，把每天的更新逐字打出来。有时候，一部小说刚更新十几分钟，就能在别的网站上看到盗版的内容，但这些网站上留下的联系方式都是虚假的，盗版源头很难找。　　5．由于盗版可带来巨大的利益，网络文学盗版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首先，专业盗版网站通过技术手段，或干脆直接雇用人力打字的方式，获取成熟的文学网站每日更新的正版内容，原创作品上传更新后5～10分钟即可被疯狂盗播；然后盗版网站以“搜索引擎”为推广途径，大肆赚取网络流量；再以“广告联盟”为盈利途径，赚取巨额广告收入，而搜索引擎、广告联盟则与盗版网站按照一定比例共享“收益”。在上述完整的产业链中，“搜索引擎”扮演了幕后推手这一关键角色，它在幕后推动盗版并通过“广告联盟”为盗版网站源源不断地输入“利润”。　　目前，大部分网络用户，都通过搜索引擎获取盗版内容。盛大文学旗下的所有文学网站，长期以来均备受盗版网站的侵害。据不完全统计，现今文学盗版网站的数量约为530000家，而一家站点的建设成本仅为数万元，其中以盗版为专业的上规模网站超过1万家，平均每家网站盗版盛大文学拥有版权的作品至少1000部。以每部作品因盗版损失500元在线阅读的收费标准计算，盗版网站给盛大文学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50亿元。盛大文学旗下运营的起点中文网，若搜索引擎输入任意一位签约作品的名字，如“盘龙小说”，得到约8500000个结果，其中绝大多数搜索结果都直接指向盗版网站。部分搜索引擎为了迎合这部分用户，通过有意提高盗版网站在搜索结果中的排名，甚至通过拒不删除盗版链接等方式鼓励盗版。盗版网站制作过程的零成本和获利过程的高效率，导致了盗版形势迅速发展壮大，频频发生的网络侵权行为，给网络原创作者和版权网站带来了极大的利益损失，同时也阻碍了我国互联网知识产权秩序的良性发展，更加损害了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　　6．作家们普遍反映：文学的侵权行为形式多样，盗版书、伪书（作者为某作家，实际却不是某作家所写）、影视剧任意改编等等。特别是近年来网络侵权盗版事件层出不穷，形式隐蔽、手法特殊、取证难度大是网络侵权的典型特点。“维权太难了。”这是相当普遍的心态。　　不过，这种“难以维权”的烦恼，目前也有途径缓解。近年来，帮助作家维权的组织也越来越多，如中国作家协会于1987年成立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简称“权保会”）、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北京版权保护中心；网络维权方面，也有“中文在线”的反盗版联盟，这使在“官方”版权局维权之外，出现了维权的民间力量。据“中文在线”总裁童之磊介绍，“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自2005年成立以来，已与全国30多家律师事务所合作，处理了300余件案件。　　有统计表明，在知识产权案件里，70%是版权案件，版权案件里，70%是网络案。网络和网络之间的侵权行为也屡见不鲜。就像作家张抗抗所“抗议”的：“网络上如果没有红绿灯，以后谁都别想走路了。”　　处罚力度对于维护作家权利、保护创新成果至关重要。如果侵权方的赔偿金只是与作家签约成本的1/10，他当然宁愿打官司也不走正常的授权签约途径。而现在的矛盾是，司法与行政处罚的力度都有些偏弱。　　许多司法界及文学界人士认为：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条款进行判决、处罚，加大行政处罚力度。　　由国家版权局、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一起联合行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这应该视作是对文学侵权现象的一种积极回应。　　不过，要杜绝文学侵权现象，依然路漫漫。　　7．包括韩寒、李承鹏等5个作家和5个出版商组成的10个发起人、加上1个执行人以及靠捐助得来的300多万元启动资金，作家维权联盟在北京宣告成立。一把横放的剑成为了作家维权联盟的L0G0，在剑的下侧有一行字，写着“不要让互联网变成著作权贼赃市场”。　　执行人贝志诚详细介绍了联盟的构成和计划，他说在现实中许多作家即使发现被侵权也不愿意打官司，因为打官司的成本过高，往往赔偿的费用抵不上打官司的费用。他算了一笔账，律师费大约一万，加上公证费等其他费用，打一场维权官司需要一万三四千块钱，而且耗时长久，但赔偿金额通常是几千块，也就是说每打一个官司，作家自己要往里面贴五六千块钱。成立这个联盟，就是节省作家的精力，由联盟出面维权，且将胜诉赔偿的80%归还作家。　　高调成立的“作家维权联盟”，将数字时代如何保护文字著作权的话题，再次提到桌面。多位受访者对记者表示，当下网络侵权盗版现象严重，作家维权难度很大，因为成本高往往“得不偿失”。未来，还需借助集体的力量，以及法律的逐步完善。　　8．2010～2011年度打击网络侵权盗版的专项治理“剑网行动”将于6月底结束，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2011年6月，共查处网络侵权盗版案件1148起，其中已作出行政处罚466起，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66起。　　据国家版权局、公安部和工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专项治理行动自2005年开展以来，今年已经是第七次了，与往年相比，本次“剑网行动”查处案件数量大幅增加，行政处罚力度显著提高，刑事打击力度前所未有，有效净化了网络版权保护环境，规范了网络版权经营秩序。　　目前，在17起重点案件中，法院已判决7起，检察院正在审查起诉5起，其他5起案件公安机关正在深入侦查。7起已经判决的案件中，共20名被告人被判有罪，刑期从拘役6个月到有期徒刑5年不等，共处罚金570万元。　　在这些案件中，各级版权行政执法部门除了对侵权人按照上限予以较大数额的罚款，综合采用没收违法所得、没收服务器设备等手段进行惩戒外，还特别加强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配合，在将66起涉嫌犯罪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注重运用行政处罚手段加大案件查处力度。　　相关负责人表示，专项行动结束后，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工作还将继续。下一步将加快推进案件查处工作。针对违法分子变换域名、服务器接入反复侵权的问题，国家版权局将从已办结的案件中梳理出一批典型案件移送通信管理部门，请通信管理部门依照通信行政法规进行处理，以从根本上解决违法分子不断被处罚却反复侵权的问题。　　9．网络著作侵权调查问卷（网友互动）人民网网友留言：　　网络像一把双刃剑，虽然能为各种正版商品提供广阔的推广渠道，但是也给盗版者提供了便利的侵权机会。网络盗版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出版事业的相关法规不完善，以及网络监管不严格。为此，影迷们、漫迷们、书迷们应该以身作则，拒绝盗版，坚决反对使用网络侵犯他人著作权。　　——网友A　　使用网络侵犯他人的著作权，属于违法行为，这不仅盗用了他人的劳动成果，而且还侵犯了他人的隐私，使受害人的利益遭受损失。　　——网友B　　严厉打击网络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加强立法，增强公民维权意识。　　——网友C　　网络环境好与坏，关系到亿万网民的切身利益，网络侵权害人害己。谁在网上实施侵犯他人著作权益的行为，谁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网友D　　严格按国家法律法规正确使用网络，不参与网络侵权。　　——网友E　　网络侵权分很多种类，比如网上对盗版音像材料和知识产权的侵犯就属于侵犯著作权的范畴。我们应该慎重对待，在不伤害他人著作权益的情况下正确、合法地使用网络资源。　　——网友F　　【问题】　　假设你是政协委员，请针对给定资料反映的网络文学作品遭遇侵权的问题提出解决措施。　　要求：（1）对问题、危害的分析准确、全面；　　（2）所提建议具体、有针对性、切实可行；　　（3）条理清楚，表达简明；　　（4）本题作答不超过500字。

问答题 （三十四）　　【给定资料】　　据《中国青年报》2009年3月23日报道：2月1日瑞典电视台TV-4《冷酷的事实》播放的“活拔绒”电视节目有这样的画面：一个人顺手抓起一只鹅，从其脖子处开始往下拔毛，拔下的羽绒在阳光中飞舞，鹅的凄惨叫声令人心里直犯怵……突然，镜头切换至消费者身上暖烘烘的羽绒服，家里暖和舒适的羽绒被、睡袋等寝具用品。节目称，90%的受访供应商承认生产或销售活拔绒产品，并推测羽绒制品中“50%～80%的羽绒来自活拔”。该节目公布了34家“承认”生产或销售活拔绒的企业名单，有16家是中国企业。这家电视台还预告，将播出关于中国活拔绒的节目。　　这期节目在当地掀起阵阵波澜，一些消费者则因活拔绒存在虐待动物的可能，开始抵制羽绒制品；瑞典部分商场售出的羽绒制品被要求退货；全球最大的家具家居用品商宜家公司对外宣布，近期从宜家全球连锁店中购买了羽绒制品的顾客均可退货；众多国际采购商和经营商都纷纷表示，要重新考虑未来的采购计划。　　瑞典市场不期而遇的“寒流”让正在当地进行商务考察的四川广汉大群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的吕朝霞一头雾水：以前钟爱“中国制造”的欧洲消费者怎么“变了脸”？与此同时，上海东隆羽绒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紧急向中国羽绒工业协会报告说，瑞典TV-4关于“活拔绒”的报道已经产生连锁反应，行业内部分企业发往欧盟的羽绒制品被通知退货。　　中国占国际羽绒市场70%的份额，其他30%为法国、匈牙利、波兰等国家。根据海关统计，2008年中国1322家羽绒企业对欧洲出口羽绒羽毛及其制品，共合7.2亿美元，占中国羽绒行业出口金额的37%。2008年中国羽绒企业出口瑞典产品价值2200万美元，包含所有羽毛及羽绒制品。在国际金融危机和近年来暖冬的不利因素影响下，中国羽绒行业近况不佳：原毛、寝具与服装出口量分别下降4.3%、6.6%和9.2%。美国曾是中国羽绒及制品最大的进口国，而近来的进口额下降22%，仅羽绒服就减少进口464万件。中国国内的羽绒原料价格也跌至历史最低点，不及往年的1/3，羽绒企业库存陡增。　　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姚小蔓接到报告后表示：“再也不能让我们的行业受到新损害。”瑞典电视台报道涉及的16家羽绒企业中有13家是中国羽绒工业协会会员单位。协会秘书处挨家逐户打电话：“你们企业生产不生产活拔绒产品？”对方回答说：“不。”“销售不销售活拔绒？”“不。”“有没有向瑞典等国出售过活拔绒及其制品？”“没有。”紧接着，“不要继续宣传和生产活拔绒的紧急通知”挂在了中国羽绒信息网。2月6日，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致函瑞典电视台，并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寻求帮助。在给瑞典电视台的信中，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负责人写道：“对于《冷酷的事实》的播放初衷我们充分理解，但我们有必要向你们及广大消费者阐明事实的真相”。据调查结果显示，被报道的中国羽绒工业协会13家会员单位近年均未向瑞典等国出口活拔绒及其制品。此外，由于活拔绒价格较普通绒高，如果不是客户要求，中国企业是不会主动销售活拔绒及其制品的。　　可是两天之后，瑞典这家电视台还是播出了关于中国活拔绒的节目。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就此报道致函中国羽绒工业协会。2月9日，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国内主要媒体以及瑞典TV-4驻北京记者参加。次日，瑞典这家电视台播放了对中国羽绒行业真实情况的报道。　　羽绒是“弃之为废，聚之为宝”。作为羽绒制品的填充料——羽绒原料，主要是指水禽中鸭和鹅身上的羽毛，是食品工业的副产品。中国鸭绒产量占羽绒总产量的90%，鹅绒产量只占10%。主要因为中国人喜欢吃鸭，且鸭的生长周期短，产量大，一般40天左右就可以屠宰，鸭绒价格相对鹅绒低廉，因此不存在活拔。在个别适合活拔的鹅种中（不是所有种类的鹅都适合活拔），仅有1%～3%的鹅有可能存在活拔的现象。活拔绒的价格大约是普通鹅绒的1.5倍，主要制作销往日本市场的高档羽绒寝具。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高级工程师王敦洲12岁开始从事羽绒行业，至今已有65年时间，亲自参与起草、制作羽绒及其制品的行业标准与国家标准。王敦洲在3月12日举行的全国行业大会上说：“‘活拔绒’不是中国首创，但中国羽绒企业因此次‘活拔绒’报道深受其害。”　　目前，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活拔绒现象比较普遍，由于活拔绒水洗耗水量与洗涤助剂均减少一半左右，所以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的负责人表示，“活拔绒”其实在经济上是不合适的。以六安地区的皖西白鹅品种为例，一只鹅可活拔绒两三次，拔一次绒有11～13元的收入，最后宰杀大约能卖18元钱，前后拔绒与屠宰的经济收入40元左右。但没有进行过活拔取绒的鹅，宰杀后其绒羽丝长、蓬松度高，品质好，价格高，一只鹅的经济收入在30多元。若不小心把鹅的皮肤拔破、损伤或感染病菌的话，还要给鹅注射抗生素与喂食精饲料，除去这些附加成本，活拔绒是得不偿失的。　　瑞典电视台TV-4最先报道的是匈牙利的“活拔羽绒”，并公布了16家生产“活拔羽绒”的中国企业名单。据欧洲羽绒协会和国际羽绒羽毛检测实验室提供的资料，瑞典电视TV-4关于“活拔羽绒”的节目中存在错误。2月3日，匈牙利驻瑞典大使做客这家电视台KallaFakta节目时，对此报道作出了解释和回应。王敦洲高工反复观看节目画面后表示，这完全是一种炒作，不光拔绒的姿势与技艺不对，而且哪有把鹅拔光成“铁公鸡”的做法？　　安徽鸿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羽绒销售部经理何荆桥、安徽三祥羽毛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应武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活拔绒现象在当地早已不存在了。作为羽绒企业，他们不清楚瑞典电视台播放“活拔绒”节目的目的是什么。电视节目中公布的另一个企业——浙江三弘集团已就“活拔绒”的报道向瑞典电视台提交了律师函，希望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清白。　　中国羽绒行业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羽绒原料价格一落千丈的低谷期，瑞典电视台的“活拔绒”报道产生了“滚雪球”效应。欧洲羽绒及羽毛协会主席Heddderich女士透露，瑞典电视台TV-4播放“活拔绒”节目后，协会就接到了180多封信件，大家关心的问题包括：一是寝具用品用什么作填充材料，二是屠宰工业副产品有什么特点，三是他们饲养家禽为了什么。　　据介绍，欧洲关于家养鹅的法律自1999年12月22日正式实施。该法律对家养鹅（包括家养雁属、家养野生鸿雁属及其杂交种）的生物特性、饲养人和监督办法、鹅舍、鹅舍建筑和其他、屠宰等方面作出了严格的规定。“禁止任何会或者可能会给鹅带来痛苦的饲养方式或者饲养计划”，“不允许从活禽身上拔取羽绒、羽毛”。　　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向农业部、林业局咨询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后被告知，我国有一整套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但保护家禽方面的尚未出台。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负责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只有尊重欧洲等国家或地区保护动物的法律与消费者需求，反对虐待动物的行为，才不至于失掉市场。”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羽毛羽绒制品分会秘书长李玉香说，这种国际贸易中的突发事件应引起企业关注，瑞典这家电视台去年报道“活拔羊绒”，今年报道“活拔鹅绒”，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秘书长说，瑞典电视台TV-4去年报道“活拔羊绒”节目，就导致整个欧洲市场羊绒销量下降30%左右。　　表面上看是动物保护主义的举措，但有一个动向颇为引人注目。据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商处提供的消息，瑞典电视台2月8日播放中国羽绒企业“活拔绒”的报道后，欧洲兽医联合会要求欧盟委员会作出决定，要求进口自欧盟以外的动物产品，须遵循与欧盟相同的规则，比如基本的动物保护规则等。其中瑞典的一名兽医称，这一提议得到批准的话就意味着欧盟将谢绝部分不符合要求的动物类产品。　　据悉，欧盟委员会不久前在会议中讨论如何将动物保护纳入贸易规则中的问题。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这一旦成为现实，欧盟市场就有权拒绝来自中国羽绒企业的羽绒及其制品，并不是危言耸听。”日本市场也在关注“活拔绒”事件的进展，至于是否会树起类似的“旗帜”现在无法断定。这可以看做是一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河北雪驰集团有限公司的薛万涛建议，国内行业协会与企业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欧洲消费者，还原事实真相，有利于中国企业产品出口国际市场。江苏开元畜产嘉友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倪荷英深有感触。去年，该公司出口美国一款服装是狗毛衣领。每批货物出港前都必须具备防疫、商检部门出具的来源于非疫区、不是非人道宰杀的报告，一道道环节下来把企业折腾得精疲力竭。其中有一批服装为了等这两个报告，足足在港口“趴”了一周才出海。这无形中增加了企业显性与隐性的成本。“国际动物保护主义可以上升成为一道贸易保护壁垒。”倪经理说，企业后来用化纤的仿真毛代替狗毛衣领。但对方要求必须提供一个小标志告知消费者。别看一个小标志几分钱成本，对于出口企业来说，本身利润空间狭小，不希望再增加什么成本。“现在一些订单都是毫厘必争”。　　3月23日搜狐博客载文说，“尽管‘活拔绒’事件带有明显的炒作嫌疑，从而凸显出国际动物保护主义可能上升成为一道贸易保护壁垒的现实，但是无风不起浪，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我国羽绒企业中尚存在‘活拔绒’现象，中国羽绒信息网发出的‘不要继续宣传和生产活拔绒’的紧急通知，就是一个侧面的证明。”“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秘书处那种经不起推敲的所谓调查结论，自然不能服众，更别说得到瑞典电视台的认可。我们要做的不是矢口否认，而是据实陈情，据理力争，尽可能减小负面影响和损失。”“‘活拔绒’事件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带有刻意炒作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色彩，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它的本源是动物保护主义，这是发达国家普遍认同的社会良知和道德。”“我们决不能仅仅将其看做是贸易上的自我保护策略，而应将其视为符合社会公共道德的贸易政策并予以尊重。”“活拔鹅绒等于虐待动物，通过虐待动物的方式获取更大利润的企业是不道德的，自然应被消费者抵制、被采购拒绝、被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追究，从而为其不道德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3月24日《海峡都市报》载文认为，“他们是在拿‘活拔绒’事件大做文章，企图以此将中国羽绒企业挤出欧洲市场。可以说，就算没有‘活拔绒’事件，欧洲一些国家也会想出其他招数，以达到他们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如今，一流企业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卖技术、四流企业做产品，我们要与世界接轨，就要懂得国际游戏规则，实行严格的行业标准和管理，不让欧洲一些以文明自居的人找茬，被他们贴上‘虐待动物’‘缺乏动物福利’等标签。”“做国际贸易，最终都要获得进口国民众的情感认同。在这方面，不能因小失大，我们企业需要多从人文角度去开拓市场，重视产品传播的人文理念。”　　《武汉晚报》3月24日载文指出，“如此经济气候下，恐怕‘活拔绒’还不会是仅此一例，其他领域其他产品都面临着同样的潜在危险。”“中国产品，连中国自己的老百姓都无法持信任态度。何止不保护动物？食品行业的信任度几乎降到冰点，药品化妆品事故频发，老百姓吃穿用都会对中国产品打问号，又怎么可能得到国际上的认同？经济气候好的时候，问题都被掩盖，一旦竞争刺刀见红，深层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而我们自己的问题是，中国的行业协会和管理部门于内对企业监管不力，于外应战时被动应付，如此尴尬，恐怕会在金融危机的逼仄之下不断重演。”“面对‘活拔绒’的疼痛，愤怒是无益的，自怨也是无益的，在我们的经济触角已伸向世界各地时，如何保护这些远征的产品才是当务之急。新闻里提到，有中国羽绒行业的监管人打电话给企业，你们用了‘活拔绒’吗？对方答‘没有’，而这居然成为行业与国际声音争辩的证据——这恐怕才是我们的最深之伤。”“也许，与世界许多国家的发展轨迹类似，中国企业在成长的初级阶段会出现‘原罪’，比如‘活拔绒’，但这不能成为我们自欺欺人的理由。因为在经济舞台上与人同台竞技，别人可不会管你是否先来后到。”　　3月24日，东北网评载文指出，首先，“活拔绒”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因为我们要面对竞争，无需大惊小怪；其次，“活拔绒”材料倒逼国内企业自省，“活拔绒”事件之所以能授人以柄，国内企业对利润的狂热追求急需自省。对企业来讲，追求利润是硬道理，但硬追求利润则没有道理。从中国羽绒信息网紧急挂出的“不要继续宣传和生产活拔绒”的通知到中国农业技术网介绍“活拔鹅绒应注意的问题”的技术文章，说明国内企业涉嫌部分程度上对动物的不人道行为。因此，理性生产是当前企业需要深刻自省的问题，海外羽绒企业出现的危机可能衍变到其他行业，当务之急，国内所有企业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外经营的困难和海外市场的险恶，强化危机意识，增强危机公关能力。外国人还要做什么，我们难以预测。当前中国企业能做的除了从容面对、冷静应答外，最重要的还是理性生产。印第安人有句谚语：“如果我们走得太快，停一停，让灵魂跟上来”，中国企业在“活拔绒”事件中尤其要做的，可能恰恰是让灵魂追上现实的步伐。　　3月26日，环球博客载文认为“活拔绒”事件首先是“动物保护”，其次才是“贸易保护”，文章指出，目前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制定了比较完善的动物福利法规，国际上普遍承认动物们享有不受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的自由、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威胁的自由、生活无恐惧和悲伤感的自由、表达天性的自由。认为“活拔绒”不仅见证了我国企业在生产中对动物福利保护措施的缺失，也解读了接轨国际动物保护理念的滞后，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规过分强调了对野生动物的“资源性”利用，而在动物福利保护方面存在着法律责任不严格、缺乏可操作性的严重缺陷。甚至只对猎捕野生动物等相关行为规定了法律责任及相关的惩罚措施，而对取熊胆等伤害、虐待野生动物的行为却找不到相关的处罚依据，至于保护家禽等方面的法规，更是空白。这也使生产企业无法可依，放任自流。文章指出，我们的生产企业直到今天也未能与国际接轨，对曝光“活拔绒”似乎还很委屈，更有网友对相关报道责难以至于叱骂。恰恰说明，中国公众以及商家动物福利保护意识仍然匮乏，而善待生命，尊重与人类一样有感知、有痛苦、有恐惧、有情感需求的动物们的权利，更未能成为生活方式和文明生产的程序设定。　　3月27日，红网载文指出，“在金融危机下，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更是人为地设置贸易壁垒，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公平贸易，保护我国企业利益显得尤为重要。”“出口企业要遵守国际贸易游戏规则，尊重进口国的生活习惯和感情，认真研究进口国的相关法规。”“西方国家之所以对‘活拔绒’事件深信不疑，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国人的动物保护意识不强，只有当国人动物保护意识增强了，滥杀、捕食野生动物以及虐待动物的事情不再听闻，即使有‘活拔绒’事件的报道，人家也不一定相信！‘活拔绒’事件之所以在欧洲消费者心目中产生巨大影响，除了他们对动物保护高度重视外，还与我们宣传力度不够有关。”　　今后我们的制品企业在不断提高质量的同时，有必要将产品的制作工艺向消费者公布，让消费者了解我们的产品，以避免陷入尴尬的境地。　　4月3日《中国国门时报》载文指出，近年来世界上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制定了比较完善的动物福利法规，除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外，亚洲的新、马、日等也完成了动物福利立法，开展动物福利工作、改善出口动物的福利状况、适应国际社会的通行规则是克服贸易壁垒的主要途径。我们只有尊重世界各国家或地区保护动物的法律与消费者需求，反对虐待动物的行为，才不至于失掉市场。一方面，中国应提高全民的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的意识，逐步地、有重点地开展动物福利工作，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动物福利差距，构造和谐的人和动物环境；另一方面，也要阻止某些国家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滥用动物福利进行贸易保护，维护国际农产品贸易的正常秩序。“活拔绒”报道对羽绒企业带来的痛苦是暂时的，但对于贸易高度国际化的中国来说，其作用是长远的，它告诫企业，谁违反“游戏规则”，谁就可能被淘汰出局。　　【问题】　　针对给定资料的内容，就“羽绒企业怎样与国际接轨”问题向政府有关部门、协会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300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