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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 (十五)  【给定资料】  1.报纸、广播和电视是三大传统新闻媒体。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媒体的种类不断地涌现,目前已经有100多种媒体。第四媒体——网络媒体、第五媒体——网络电视以及第六媒体——手机及其无线增值服务等登上舞台,使得三大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格局已经一去不复返。  目前,在传媒格局上,我国已形成了以党报为核心,以都市类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媒体多元并存和竞争发展的新格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报刊业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1993年我国的第一条互联网专线正式开通。由于互联网集报纸、广播、电视的优势于一体,可以更主动、更便捷和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近十多年来,新型传媒在我国的发展十分快速,让人们感觉到信息获取更加方便、更加便捷。2008年我国网民数量达到2.53亿,已成为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几乎每5个人中就有1位网民。  据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仍是广大群众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而互联网在新闻信息传播的作用和影响力不可低估,已经超过广播。一些主要媒体的重要性排列依次是报纸(占37.7%)、电视(占24.5%)、互联网(占13.6%)、广播(占3.4%)、期刊(占0.4%)。  2.1983年4月,我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2008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在全国31个省、区、市就新闻发言人制度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85.9%的人关注政府机构的新闻发言人,84.9%的人对现有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总体感觉表示满意。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谈及政府新闻发言人和媒体记者的关系时说,他(记者)不是你的部下,也不是你的敌人,而是你的朋友,不过这个朋友是带有挑战性的。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教授赵振宇说,新闻发言人在政府各部门制度化是政务公开的一个很大进步,是实现公民知情权的重要举措。  2008年5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条例规定了行政机关应该公开的政府信息范围,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该重点公开的内容,还规定了对公众查询的答复期限。条例规定,行政机关违反条例规定,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有关法律专家表示,这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信息公开的内容作出了较为详细规定,体现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决心,防止了政府机构以各种托词不履行公开信息义务。  3.从1997年我国第一个政府网站出现至今,我国政府网站目前大约有5万个。这些网站不仅成为政府部门提供信息的平台,也成为广大民众办事的平台,还成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平台。实际上,网络已经成为官民沟通的重要渠道,成为尊重民声、实施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方式,成为收集、听取民众意见的重要途径。还有很多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网上“晒”提案、议案,甚至根据网民的建议修改提案、议案。  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创刊60周年之际,胡锦涛总书记到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着重就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考察期间,他还到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网,通过“强国论坛”同网民在线交流。胡锦涛总书记充分肯定了互联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此前,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也透露他经常通过网络关注民生民情。  4.习近平同志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时,一次在省委专题学习会上说:要群众信任,绝不仅仅靠权力,更主要的是靠你的人格魅力和工作能力,靠你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和本领。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我们有的领导干部确实比较欠缺,不懂得如何积极主动地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切实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甚至不会说话,语言表达苍白无力。有的同志自嘲: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很多场合,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失语的状态,怎么能使群众信服呢?  5.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特大地震灾害后,我国政府及时公开灾情,地震后仅18分钟,通过新华网、电视台、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立即发布消息。几百家中外媒体同时参与了抗震救灾报道,使用了海事卫星连线、多维地形图像宣示等,使十万多平方公里的灾区都在媒体的视野内,抢险救灾大军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被媒体全面反映。政府还通过媒体及时发布灾情,主动公开辟谣,及时发布预警,组织社会开展捐助。2008年5月18日,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对全国26个省区市以及港澳台地区334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5.1%的公众肯定政府对地震发生前后的相关信息披露得充分透明。我国政府对地震信息的公开,也得到外国媒体的高度肯定。德国《世界报》5月14日刊登文章指出:“这次中国政府展开了一场报道战斗,在自然灾害发生时表现出完全的透明,网络、报纸、广播和电视台可以自由地报道。”  6.2009年1月5日,福州市市长再次走进福州电台直播问,通过电波与市民“连线”,畅谈福州城建、就业、市容等热点民生话题。在一个小时的“连线”中,市长对市民提出的有关城市建设、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建议和疑问作出答复,并责成有关部门尽快处理。2008年1月28日,市长首次做客福州电台直播间。时隔一年,市民向市长反映的15个问题,12个已落实到位,电动车管理问题正在落实,剩下的2个问题因规划、土地等政策性问题,将待条件成熟后研究解决。据向“福州市便民服务中心12345系统”了解,群众对绝大部分诉求件评价基本满意。但在具体办理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对于应该受理的诉求件,办理单位之间出现推诿扯皮现象;或者在答复群众投诉问题时,个别办理单位答复虽很快,但迟迟没有落实,导致诉求人就同样的问题反复诉求。  7.2007年10月,中国科普研究所等单位对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科学素质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发现,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获取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依次是报纸、电视和互联网。互联网作为获取科技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所占比率远远高于历次的调查结果。调查同时发现,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在获取科技信息渠道选择上独具本群体的特点,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比普通公众更希望通过报纸等相对较权威的渠道获取科技信息,而且他们利用互联网的比率也远高于普通公众。与人交谈是普通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但对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来说,采用此渠道获取科技信息的比例很小。  8.圆明园防渗工程于2005年3月因媒体报道进入大众视野,引起广泛讨论,同时也引起有关政府部门关注。国家环保总局根据有关规定,要求工程暂停施工,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圆明园整治工程听证会举行,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与建议。圆明园管理处和海淀区政府在相关新闻发布会上,就圆明园有关问题公开信息,表明欢迎监督、尊重科学、依法执政。此后,清华大学的环评机构联合有关单位,形成了《圆明园东部湖底防渗工程环评报告书》,分析防渗工程的利弊,给出整改建议。7月5日,国家环保总局在网站上公布了环评报告的全文,并在对环评报告评议、再次听取各方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做出最终裁决。随着国家环保总局7月7日做出圆明园防渗工程全面整改的决定,该事件终于尘埃落定。  9.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院赵志立接受《嘹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要允许网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发表意见和建议,网络媒体为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和情绪宣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渠道,痛则不通,通则不痛,话明气散,客观上能起到疏导心理、安抚情绪、缓和矛盾的作用。赵志立说,现在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些领导干部不熟悉网络传播规律,对如何利用网络做好群众工作没有经验。如网络出现突发性的传播事态后,一些领导干部不是主动披露信息,而是消极对待。给谣言的传播留下了空间,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对网络舆情的引导更是缺乏经验。  10.互联网的出现,人们的生活、工作等方式正冲破时空的阻隔和线缆的束缚而无限延伸。网络扩大了交往的空间,也容易迷失掉虚拟与现实的界限。网络传播的匿名性、交互性和开放性,使网民在虚拟世界里可以畅所欲言,自由地表达个人的意愿。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自由正被一些人滥用:一些人在网上不负责任地发表措辞偏激、披露隐私的不良言论,宣扬暴力、色情、迷信、赌博等低俗之风,更有甚者,通过网络散布谣言,谩骂攻击他人。2008年7月1日上海闸北恶性袭警事件发生不久,就有人造谣称犯罪嫌疑人行凶的原因在于他曾被执法民警殴打致残,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后据造谣者供认,他此举的目的是为了扩大自己在网上的影响。这些言论自由的滥用,直接造成网上信息良莠不齐、真假难辨。互联网的暴力和低俗倾向引起公众和有关部门关注。  11.有专家指出,媒体如果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或者是为了某个集团的利益,以新闻自由的名义从事媒体活动,那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现实情况是,我国媒体的权力寻租已经不是个别现象:有偿新闻、虚假新闻、关系新闻出现,片面追求轰动效应;有的媒体打着监督的旗号,在维护公共利益的表象下谋求媒体或记者的私利;有的媒体在重大事件中不能如实报道真相,而是按照少数人的意愿左右舆论的发展。  12.2008年7月到9月底,中央派出240名干部,组成30个信访工作督导组,分赴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督导检查大接访活动。地方党委和政府参照中央做法,省、市(地)两级共派出1100多个督导组,参加干部达5000多人。这次下访督导工作是对信访问题和社会矛盾的一次大排查、大化解,它不仅有力推动了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而且为制定完善政策、改进相关工作、健全长效机制提供了重要依据。2008年的一段时期,全国信访总量明显下降,越级上访和重复上访数量也大幅减少。  2008年9月份以来,湖北省宜昌市三斗坪镇在高家冲村集中开展民情沟通。镇村工作组扎实开展民情沟通工作,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开展了深入的调查摸底,向全体村民发放公开信500余份,发放民意调查表100余份,收集、整理矛盾问题26条,作为在民情沟通中帮助解决的重点问题。10月10日,该镇开展了首次“沟通日”活动,镇党委书记与所涉及问题的分管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等参加活动。镇村干部与广大村民平等对话,广大村民真正消除了怨气,也提出了很多建设与发展的好点子。  13.《人民日报》与人民网近日联合推出“地方政府开通社情民意通道,你们那通了吗”调查。调查显示,68.7%的网友不知道所在省区市的政府(省长、主席、市长)热线、信箱或者其他联系方式,96.8%的网友认为“不通畅”。有1/3参与调查的网友拨打过政府热线或是给政府信箱写过信,但是其中仅有3.2%反映的问题及时得到了反馈。6.5%的网友认为反馈太慢,40%的网友遭遇过相关部门推诿,更有超过一半的网友表示政府民情通道的电话很难打通,邮件发出也石沉大海。如果有问题向政府咨询或投诉,直接去找相关部门仍是网友的首选,37.5%的人选择了这种方式。而选择拨打热线电话的网友超过25%,选择发电子邮件、在论坛发帖、发短信等新兴通讯方式的超过30%,只有4.5%的网友选择传统的书信联系方式。  14.2008年,国家发改委组织起草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各界人士可用信函、传真或网络邮件方式返回意见。  有媒体报道,近来上海市闵行区、徐汇区、浦东新区部分群众连续在人民广场、南京路步行街等市中心公共场所,通过“集体散步”、“集体购物”的形式,表达对磁悬浮线路经过自家小区附近的意见。据悉,他们主要是质疑此前市政府对磁悬浮新线可能产生的电磁辐射、运行震动和噪音等三方面污染的解释。对此,上海市专门召开会议,强调高度重视群众利益诉求,敞开意见渠道,通过听取、梳理、分析意见来继续完善磁悬浮路线方案。  2008年9月大连市民张女士通过行风热线,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将经济适用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由三成降为两成。市国土房管局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经认真研究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及时推出新政策,使全市两万多户经适房申购者受惠,得到社会广泛好评。  15.王伟,新疆阿勒泰市公安局政委,家住解放南路3栋1单元102室,年工资收入15120元,奖金、津贴等17088元,无其他收入。王伟不是化名,他就叫王伟,刚从科长升任政委,他的家庭住址、收入状况等也不是人肉搜索的结果,而是政府网站上公开的信息。在2008年的最后一天,包括王伟在内的新疆阿勒泰地区55名初任副县级干部的财产申报表都放在了当地廉政网上,谁都可以查看。阿勒泰地区纪委称,申报对象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故未申报的,申报受理部门将向社会公开未申报人的任职单位与姓名。  16.2008年2月14日,某省会城市市委书记明确要求,各县(市)区、各部门“一把手”,要在新闻媒体上公开亮相,做出公开承诺,并将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并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副处级以上干部,要公布姓名、职务、分工、工作电话,同时要将其内容制作成《市情手册》摆在书店出售。在随后的两天里,52个市级职能部门的负责人都将自己的电话告知公众。此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刊登电话的报纸很快被一抢而光。  2008年12月6日,武汉市委书记杨松在与记者座谈时说,主流媒体在对地方政府的工作进行正面宣传之外,也要“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他说,新闻监督是成本最低的监督,也是效率最高的监督,欢迎主流媒体加强对我们工作的监督。凡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和不到位的地方,都希望媒体及时反映给我们。希望媒体在监督的过程中,提出战略性、权威性的思考与意见和建议,促进工作。  【问题】  从政府部门制定政策的角度,就如何加强与人民群众沟通,促进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提出你的意见与建议。

问答题 (三十一)  【给定资料】  1.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使用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小康”。从此“小康”与改革开放一起,深入中华大地,成为亿万中国人的共同追求。  小康生活啥模样?不同年代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上世纪80年代,人们这样描述小康生活:“吃得饱,穿得暖,过年能吃饺子,手里有零花钱”。今天,人们对小康生活的描述已发生了变化:“小康就是收入不断增加,有余钱买点股票、基金,有时间出去转转。”  从“解决温饱”,到“更加宽裕”,从“总体小康”到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提出、发展和完善,表明党对什么是小康社会、如何建设小康社会认识的飞跃。  2.改革开放前,浙江省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省份。10.18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生活着3700多万人口(现为4900多万人)。工业基础薄弱,矿产资源等要素禀赋供给不足,一次性能源95%靠外来输入。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人迈出外出务工、推销的第一步,温州修鞋匠、理发师、弹棉郎,东阳、诸暨、上虞等地的建筑工,永康的五金匠,台州的豆嫂、工匠等二十万浙江务工推销大军,不畏艰辛、歧视,走向全国各地艰苦营生,实现了创业资本的原始积累。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浙江经济迅速崛起,又一次出现浙江人外出经商办厂的高潮,他们在全国各地开店办厂,创办各类擘业市场,带动浙江产品走向全国。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浙江人又开辟了外出投资创业的第三次高潮,在省外乃至国外建或生产基地、研发基地和销售市场,不断扩展浙江的发展空间。从2003年开始,浙江人又自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建设“平安浙江”、“文化大省”和“法治浙江”上下功夫。在这一过程中,浙江率先发展个体、私营、股份合作制、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经济形式,率先对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进行市场化改革,探索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形式等,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3.2006年,浙江全省生产总值15649亿元,5年年均增长13.6%,人均生产总值31684元,年均增长12.5%,地方财政收入1298亿元,年均增长25.4%。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社会取得全面进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发展活力最强的省份之一。  从1978年到2005年,浙江省经济总量从124亿元增加到13438亿元,从全国第12位跃居第4位,2005年人均GDP3382美元,居全国省区第一位,成为全国各省区中首个人均GDP超3000美元的省份。  到2004年,浙江省工业化水平仅低于上海、北京、天津和广东。据国家统计局对2002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532种最终产品调查,浙江有56种产品产量名列全国第一,42种产品产量占全国总产量比重超过30%。2005年在规模以上制造业30个行业中,浙江有18个行业主营业务占全国同行业10%以上。11个行业实现利润占全国比重15%以上,其中有5个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国的比重超过20%,利润超过25%。  2005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6294元和6660元,均在全国排名第三,已分别连续5年和连续21年保持全国各省区第一位。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0.32和0.368,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浙江有30个县市已选入全国百强县,连续多年位居全国之首;268个小城镇选入全国“千强镇”,亦位居全国之首。2004年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4:1,而同期全国城乡收入差距则是3.2:1。2004年全省11个地区人均GDP最高与最低地区间的差距是3.7倍,不仅小于全国省际差距,也小于发达省份内部的地区差距。  2005年浙江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仅次于北京、上海、天津,居全国第四位,省区第一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综合评价指数为83.4%,高出全国10个百分点以上。就业比较充分,还吸纳了800万省外劳动力。2002年以后每亿元GDP劳资争议案件受理件数开始下降,目前比全国平均水平要低30%左右。据国家统计局测评,浙江群众安全感和幸福感从2004年的92.33%,提高到了96.3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49个百分点。  4.二十多年来,中国发展成就令人瞩目,但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原因有:一、中国还不是一个创新型国家。一般说来,创新型国家,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2.5%,而中国目前是1.11%;科技成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求是70%,中国目前是30%,对外技术依存度要求低于30%,中国是60%。二、技术进步不是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我国经济发展的75%左右靠能源、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只有25%左右靠技术进步,科技发展速度远远没有匹配经济发展速度。三、贫困人口数量还相当大。据不完全统计,城市中下岗职工和失业人数大体有1400万,农村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达6000多万。四、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经济总量基本平衡,但结构严重失衡,导致局部过热、局部过冷。五、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应该说,目前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已达4万亿,具备了解决公共服务不足问题的条件。问题在于在财政支出中,行政性支出比例太大,公益性支出太少。六、人才配置仍不合理。最大的问题是存在人才的负淘汰机制。  5.我国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一直存在着比重下降或较低的状况。这种利益分配格局的积极效应是,加快了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劳动所得比重较低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加速器。负面效应首先是消费比重过低,投资比重过高,出现了投资增长自行创造投资需求的不良循环;其次是国内经济过分依赖出口,出现了发展中国家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不合理现象;再是扩大了收入差距,出现了如何保持长期稳定增长与维护社会稳定的悬念。在这些情况下,虽有较高的人均GDP,但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却相对较少。显然,已往20多年的利益格局,应随着改革发展进程逐渐予以调整。  6.从资本和劳动力主导型转向科技与创新主导型。上世纪后20年,我们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大量的资本和劳动投入。但近年来,一般的加工能力过剩,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的加工品出口在国际市场上遇到了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对手,产业结构处于调整与升级的时期,城乡建设从外延扩张为主转向提升内涵质量和综合竞争力为主。与此同时,社会资金充裕,资本和劳动力供给关键已不在数量,而是结构与素质。再从大环境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发展,高新技术发展水平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主导性因素。信息技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广泛应用,大大推进了经济全球化,也为发展中国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了技术条件。上述种种情况决定了科技和创新成为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推进的关键因素。  2006年,浙江全省科技活动经费支出405亿元,比2001年增长2.3倍,年均增长26.7%,其中研究与发展(R&D)经费为210亿元,增长3.7倍,年均增长36.2%。2006年,专利申请受理数、授权数分别达到5.3万件和3.1万件,授权量居全国第2位。  7.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注重质量,做到又好又快发展。2006年浙江省十五年教育的普及率达到95.1%,九年义务教育完成率达到95.6%,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达96.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01年的15%上升到36%。  衢州地区努力贯彻“教育公平”的原则,要求实现有限教育资源的城乡共享,营造一个尽可能公平的教育生态环境。衢州地区的基础教育相对其经济发展水平更发达。这里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教育质量在省内都是较高的,其高校毛入学率达到30.4%,略低于全省36%的水平。但预计到“十一五”末期,这个毛入学率将达到40%。  8.1999年底,浙江省委在十届四次全会上首次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2001年,为配合文化大省建设需要,浙江出台了一系列文化经济政策;2005年7月底,在浙江省十一届八次党代会上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  浙江省认真抓好文化先进县创建工作,实施浙江东海文化明珠工程、民族民间艺术保护工程、文化资源共享工程、知识工程和少儿蒲公英计划。目前,共有17个全国文化先进县、4个全国文化工作模范地区、21个省级文化先进县,有8个县(市、区)被评为全国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成绩显著地区,370个乡镇被命名为东海文化明珠乡镇,已建有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县乡基层中心89个。2004年“七艺节”期间,全省共举办各类群众文化活动2363场次,有力地推动了文化大省建设和文化事业的繁荣,极大地丰富了全省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近年来,随着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程度的加深,浙江的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份额已经日益明显,已成为经济发展中冉冉上升的“朝阳产业”,按照文化产业核算范围,根据现行的统计及经济普查相关资料,经初步测算,2004年全省文化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为186万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6.32%;2005年浙江文化产业增加值达439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3.3%。新世纪以来,浙江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25.2%,远远高于同期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  9.不久前,建德市李家镇曙光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村民们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免费体检,物理检查、胸透、心电图、B超……这些曾经只有城市居民才能享受的免费体检项目如今正逐渐走进农民生活。  2003年,浙江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实行,4年来受益面不断扩大。到2006年,全省87个有农业人口的县(市、区)已经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参加人数2902万人,人均筹资60元,参保率为86%,提高到中央关于2008年基本建立合作医疗制度的工作要求。  2006年浙江全面启动了农村健康工程、城乡社区健康促进工程、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工程、科教兴卫工程、强院工程和中医药攀登工程等“六大工程”,每千人拥有医生数由2001年的1.64人增加到2006年的1.9人,每千人拥有医院病床数由1.79张增加到2.34张。  然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仍有较大差距。我国七成以上人口是农民。农村却只有二成卫生资源,八成是在城市,且集中在大医院。农村卫生、农村健康是当前医疗卫生事业的短板。  10.“十五”期间,浙江省人均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7%,但农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仅为7.4%。浙江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有大约1/3的城市居民在十多年时间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但浙江的贫富差别在某些方面仍呈现扩大的趋势。  针对低收入群众住房困难较大的现状,浙江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实施意见》,要求从2008年到2010年,基本实现低保标准两倍以下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廉租住房应保尽保,基本满足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购买或租赁经济适用住房,基本完成现有旧住宅区的综合改造,多渠道改善农民工等其他住房困难群体的居住条件。  2001~2006年各年度浙江省城镇登记失业率均控制在4.1%以内,2006年为3.5%,是五年中最低的,城乡统筹就业格局初步形成。五年新增城镇就业人数411.6万人,帮助163.5万名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2007年5月,杭州市全面启动创建充分就业社区以来,各主城区、街道想方设法,各出妙招,帮助困难人员实现就业,目前,该市主城区3368名零就业家庭失业人员基本清零。  中国要提高福利水平,建设福利社会,并不是重走计划经济时期福利体制的老路,而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和新的社会发展基础上的福利体制的创新。具体而言,无论是“先富带动后富”,还是经济发展带动社会问题的解决,都不可能是一个自动实现的过程,尤其需要政府有效发挥其汲取资源、进行再分配、培育社会体系、实行监督的一系列重要职能。  11.在温岭市泽国镇,如今有一个著名的“乒乓球摇号”故事。近年来,这个镇一直在试行重大公共事务群众参与决策的“民主恳谈”制度,采取随机抽选的方式产生民意代表。  镇里按照1000人口以上每村4人、1000人口以下每村2人的原则。确定了民意代表分配比例,全镇每户人家都分到一个号码,哪家被抽中,就派出1名代表参会。通过采用乒乓球摇号的随机抽样方式,全镇从12万人口中抽选了275名民意代表。召开协商会时,每个民意代表对各个公共事务项目投票。  泽国镇的民意代表制充分利用了公众政治参与的内在积极性,与我国现有的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相结合,从而集中了民意,提高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对于这项改革,温岭市领导谈了“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决策层对民意的估计和真实民意之间会有较大偏差;二是没想到决策层平时听到的“民声”并非真实广泛的“民声”;三是没想到最基层的党委政府在民意收集和反映机制上尚存在那么多的缺陷。这一切都说明,即便决策层有真实意愿自觉代表群众的利益诉求,但“想当然”的“直接决策”也难以代替人民群众的真实愿望。  12.针对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浙江省不断创新“枫桥经验”,落实信访领导责任制,使大量矛盾在基层得到有效化解,2006年浙江省刑事发案绝对数首次下降,降幅为2.36%。5年来,全省经过大力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市、县、乡镇、村(企业)四级安全生产管理网络,数以千计的安全生产监督员队伍和安全生产检查力量,实现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全方位监督。2004年至2006年,全省安全生产事故起数、死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连续3年实现零增长。  13.2007年11月3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战略(规划)环评在中国”国际研讨会上说,我国《规划环评条例》立法工作之所以两年没有取得进展,主要源于有些部门和地方政府追求短期利益、局部利益。  战略(规划)环评之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和现实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新时期29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如今,人们已很难找到没有被污染的江河湖泊,不少人生活在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土壤污染的交叉污染之中。十七大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建设生态文明,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环境污染一日不遏制,生态问题一日不解决,很多地方的百姓连生存都面临危机,遑论又好又快地发展。  近日,国务院一连批准下发了有关部门制定的六个成套性文件,这六个文件围绕着单位GDP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制定了一套严密而科学的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从2008年起,中国地方省级官员将开始向中央上交节能答卷,如果成绩单未能及格将面临问责和“一票否决”。在《单位GDP能耗考核体系实施方案》和《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中,都出现了“一票否决”的字眼,这意味着节能减排将成为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也成了决定干部升迁与去留的一项硬指标。  不以牺牲环境换政绩,既要经济发展的金山、银山,更要环境生态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浙江省自2004年10月开展“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811”行动是浙江省以八大水系和11个重点监管区为重点的一项全省性的环境污染整治工程。当年,在八大水系和运河的水质中,飞云江的水质达标率最高;“母亲河”钱塘江水质达标率排名第五,交界断面水质达标率为57.2%;鳌江和运河的水质最差。经过两年治理,生态环境有所改善。2006年八大水系、运河和主要湖库171个省控监测断面中有60.2%的断面水质满足水环境功能要求;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82.8%;11个设区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的天数均在82.2%以上。  14.幸福感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幸福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深圳社科院在做“和谐深圳”社会调查考评时,分三类指标测量居民的幸福感:  A类指标:涉及认知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包括生存状况满意度(如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生活质量满意度(如居住状况、医疗状况、教育状况等)。  B类指标:涉及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包括精神紧张程度、心态等。  C类指标:指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程度,包括对人际交往的满意程度、身份认同,以及个人幸福与社会和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  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舒心畅意的生活。在评价城乡建设成效时,不管是修路造桥,还是教育、医疗、治安等,最终都要归结到一个问题上:人民生活是不是变得更加幸福?将住房、公共安全、甚至幸福指数等纳入新的政绩考核标准,是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根本体现。  突如其来的非典,让我们深刻地领会到,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三农问题让我们明白,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小康;酸雨、赤潮、蓝藻、沙尘暴,让我们深感,没有环境的达标,就没有全面小康……  15.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应该看到,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判断小康的唯一标准。浙江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无论机遇还是挑战都是空前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仅关乎“为什么而发展”,同时也关乎“如何谋发展”这一更为具体和现实的课题。  【问题】  假如你是浙江地方政府的一名公务员,请问评价当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应从哪几个方面考虑?  要求:  (1)参考给定资料,评价应有具体的内容;  (2)全面、准确、扼要,字数控制在500字以内。

问答题 (四十五)  【给定资料】  1.2010年6月12日,关于公租房的话题一下子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当日,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七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全国公共租赁住房工作会议同期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坚持以人为本,立足国情,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推动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以适应群众基本住房需求。  2.在2009年3月11日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对既买不起经济适用房又不够廉租房条件的“夹心层”,政府又如何解决?住建部副部长齐骥给出的回答是:要加快公共租赁房的建设。公共租赁房归政府或公共机构所有,用低于市场价或承租者能承受的价格向新就业职工出租。这场对话是第一次将“夹心层”的苦涩如此高规格地展示于公共视野之中,也第一次给出了清晰的解决路径。  公共租赁住房是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法。“近年来,随着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力度的逐步加大,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但是,由于有的地区住房保障政策覆盖范围比较小,部分大中城市商品住房价格较高、上涨过快、可供出租的小户型住房供应不足等原因,一些中等偏下收入的住房困难家庭无力通过市场租赁或购买住房的问题比较突出。同时,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新职工的阶段性住房支付能力不足的矛盾日益显现,外来务工人员居住条件也亟须改善”,七部委《指导意见》中指出。  3.从2009年开始,为解决城市“夹心层”的居住问题,各地开始研究中低收入者的租房市场,以期待其和经济适用房、中低价商品房、廉租房一起,支撑起住房保障体系的庞大需求。这也成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维护和谐稳定的重要制度性安排。  “除了白领公寓这样为中等收入者提供的租房途径外,公租房是第一个对外来人口开放的保障房类型,区别于针对本地居民的经济房和廉租房。这大大扩展了廉租房的租住对象范围。”有关专家表示。  大力发展公租房的另一原因是目前保障体制中产品类型的局限性。记者在采访广东、上海等地市场时都被告知,经济适用房除了销售体制尚不完善外,还有市场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比如一旦遭遇宏观调控,普通商品房价格很可能与周边经济适用房价格相当,这导致经济适用房没有竞争优势而出现滞销。同时,廉租房又因为受益面过窄根本无法满足外来人口的住房保障需求,要令70%的城市人口“住有所居”,保障体制还需要大踏步地完善。  4.太原宜居房地产研究所对80后大学毕业生安居问题做过一个调查。“80后有强烈的购房愿望,但是在资金方面的困难确实比较大。”太原宜居房地产研究所的所长李峰总结了调查结果。  他说,关于这些大学毕业生的购房问题,与其家境有很大的关系。家境好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根本不考虑购房问题,而是由他的家庭来考虑解决这一问题。面临住房困难的是家境一般、工作单位普通的大学毕业生。“保守说,他们的个人年收入在3万至5万,根本没有能力购房。”  但是,他们要结婚成家需要住房,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他们也想购买经济适用房,但不够条件无法申请,而购买商品房价格又太高。  “目前,这部分大学毕业生只能寄希望购买一套中小型的住房。”李峰说,“他们对房子的要求不是很高,更注重区域,往往会选择距离具体工作地点近的地方,不会刻意追求发展好的地带。至于房子的面积,倾向于80~100平方米的中小户型,总价在50万以内。”  事实上,他们的这个愿望也很难满足,因为,现在的房子越盖越大,虽然对在建楼盘的中小型户型比例,政府出台了必须保证70%的要求,但是房地产商出于市场需求以及利益的驱动,不愿意建设小户型住房,能保证30%的中小型户型需求就不错了。  2010年,“建设公共租赁住房”这一政策,无疑是一个极好的过渡。李峰说,直到目前,太原还没有公共租赁住房。  李峰补充说,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面对这个庞大的群体,即使是太原开建公共租赁住房,也必须是达到一定的量,才能真正满足这部分群体的需求。  5.重庆市官方宣布,当地公租房申请于2011年2月12日开始,2011年将推出1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接受申请,这一面积约相当于2010年重庆主城区商品房销售面积的一半。  重庆公租房探索的硕果已经结出,从竣工面积看,远超过2010年宣布的数字。  目前国内房屋供给主要由市场提供的体系将在重庆率先被打破。住房本身具有保障性和商品性的双重属性,完全由政府保障或完全由市场供给的“单轨制”都存在不足。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此前也表示,住房双轨制是必然的。  其实,住房保障问题,大家并不陌生。问题在于,在现有税制以及地方对卖地收入的依赖下,地方对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缺乏积极性。  重庆的公租房探索,重申并切实履行了政府责任,为保障性住房建设提速进行了可贵的探路,尤其是重庆公租房申请对象可以不受户籍限制,这种锐意探索精神,在当下显得十分可贵,令人欣喜。  6.2007年,有关部门就公共租赁房开始调研时,一个重要背景是希望通过公共租赁房“探索解决大学毕业生等新就业人员的住房问题”。“新就业人员的住房问题是各国都面临的一个难题。他们虽然不属于低收入群体,但刚刚就业,积蓄少,存在阶段性的住房困难。”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表示,政府有责任支持他们解决住房问题,公共租赁房就是很好的方式。  常州规定,可以申请公共租赁房的新就业人员必须具备“大专以上学历、毕业不满5年、已签订劳动合同、在该市市区没有房产”等条件。同时,为了便于审核,必须由新就业人员所在单位统一向房管部门申请,不接受个人申请。  “政府为这一群体提供公共租赁房,客观上为企业减轻了负担,留住了人才。”常州市房管局局长朱建文说,目前只接受销售额500万元以上的企业提出申请,对“新就业人员”的认定标准还比较高,将来要探索与企业合作,引入企业的资金和土地,共同建设房源。  在企业和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工业园区,“政企合建”的模式已经开始落地。目前北京市已经在亦庄开发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和顺义机场园区进行规划,通过政府与园区合作的方式,集中为他们提供公共住房。  在北京、上海等大学毕业生、外来务工人员数量众多的城市,多数新就业人员并非本地户籍人口。然而,受保障能力和管理水平所限,多数城市的公共租赁房仍然只保障本地户籍人口。“北京在制度设计的时候还是有户籍门槛的。”北京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副主任程建华说,“现在北京有户籍人口1300万人,外来人口居住半年以上的有450万,以目前的建设规模,很难放开,资格认定也有困难。”  能否突破户籍这道“门槛”,成为公共租赁房实现“全兼容”的一个难题。  “由于目前公共租赁房资源不够,无论是低收入家庭还是新就业人员,保障的门槛还是比较高,房源布局也不够合理。”朱建文说,“因此,当务之急还是加快建设,多筹集房源。”  7.2008年第一次保障性住房申请终审后,公共租赁住房遭到冷遇,申请租住公共租赁住房的低收入家庭寥寥无几,造成大量房源空置。为减少空置和浪费,南山区在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于2009年第4季度将西丽文光村180套公共租赁住房退回,留下10套;将桃苑小区74套退回,留下91套。至此,490套公共租赁住房中,有254套被退回,剩余236套。  面向低收入困难群体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以保本微利为原则,按同区域同类住房市场指导租金标准的一定比例下浮。目前,南山区推出的公共租赁住房每套面积从20多平方米至50多平方米不等,每平方米租金在16元至18元,远远低于市场价。  如此低廉的价格缘何遭到冷遇?一位不愿显名的政府官员给出了答案:主要原因是市民传统观念作怪,低收入家庭在申请保障房时有购置自有产权住房的传统观念,因此,绝大多数人选择申请购买保障房,只有部分低收入家庭实在买不起保障房才选择公共租赁住房。  8.从宏观政策上来看,中国的保障性住房政策已经悄然转向,2011年起,从中央到地方,公租房建设已经成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主力。北京市就确定了在“十二五”期间将公租房在保障房中的占比提高到60%的目标。  然而,面对公租房的大力推进,各地都无一例外地遇到了政府用于建设的财政资金短缺的难题,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因为资金瓶颈,公租房建设推进缓慢。  在江苏省2011年的“两会”上,江苏省政协委员、连云港市政协副主席赵波就指出,在苏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筹不到资金,推广建设公租房比较困难。  赵波:“苏南各个城市,包括全国的各大城市都已经在公租房建设上迈出了非常好的一步,但是作为我们苏北,尤其是我们连云港市,这方面的工作还刚刚起步,这里面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资金的筹集。”  赵波告诉记者,他在调研中发现,江苏省目前已经完工或在建的公租房项目大多集中在苏南地区。而在苏北,一方面公租房建设资金需求量大,另一方面政府自身经济拮据,缺乏推行公租房建设的动力。  赵波:“公租房一次性投入非常高,回收的周期比较长,对资金的要求比较高。政府对这块压力是比较大的。”  对此,赵波建议,可以将原有的直管房等房地产资源作为融资平台,向社会融资建设公租房。同时,也可以鼓励企业参与进来。  赵波:“各类的企业,希望它们呢,从保障改善民生这块入手,作出自己的贡献和努力。像那些大的集团,它们也有自己的宿舍,可以作为公租房房源的一部分,来参与公租房的建设。”然而,正像赵波所说,公租房一次性投入大,回收周期长,这对于追求短期获得最大利润的社会资金来说,无疑缺乏吸引力。那么,如何让社会资金不只做“公益”,也能从公租房建设中获益呢?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住宅与房地产业研究处副处长文林峰说:“现在来看还是缺乏对社会资金的鼓励政策,其实手段有很多,比如贷款贴息、税收优惠、投资返点等。已经在开始调研,各地也有一些探索。”  9.北京市住建委于2010年7月29日发布消息,北控集团、市公安局、丰台区黄土岗这3个公租房项目已于近日开工,将分别提供4176套、2074套、1200套公租房,3个项目初步测算的成本租金也将一起公布。3个项目中,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租项目建成后由北控集团持有管理,面向社会公开配租,本单位符合条件的职工可以优先配租。北京市公安局公租房项目的建设、持有主体为北京市公安局机关服务中心,资金将通过公积金贷款解决,建成后将优先配租给市公安局符合条件的无房干警家庭。  在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中,公共租赁房是一种新品种。虽然媒体鼓噪得非常厉害,政府也逐渐把它作为住房保障的一个主要形式,但一直没有形成规模,真正住进公租房的老百姓更是鲜有耳闻。而这3个公租房项目的开工,意味着北京的公租房已经进入了一个规模化建设的时代。但看到这个消息,可能没有多少无房家庭会感到高兴,因为3个项目中至少有2个都有了“优先”对象,非“本单位职工”和非“干警”家庭并没有多少机会。  10.为了推动包括公租房在内的保障房体系建设,浦东成立了以区长姜梁为组长的保障房建设推进小组,三位副组长由副区长担任,相关委办领导担任组员。  浦东建设交通委员会分管领导向本报透露,浦东将主要从三大渠道筹建公租房房源。首先是运用各个园区范围内的工业用地厂房改扩建,原来园区内废弃的工业厂房都很多,国家现在出了政策,可以运用于公租房建设,用于解决蓝领工人的居住问题。其次,一些沿街沿镇的废弃仓库,通过改造后亦可成为公租房的房源。此外,上海目前允许农村的村集体用地暂用于公租房的建设,此渠道亦可为浦东筹措不少的房源。并且这些房子也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提供给边郊蓝领工人等使用。除了以上三大渠道之外,还有第四个渠道,是新区政府在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适当兴建一些面向大学毕业生等人才的公租房小区,面积不大但相对集中。这些小区属于周转性质,合同工作6年者即可申请入住,租金略低于市场的平均价格。  11.在住房体系中,商品房的建设资金由市场解决,政府通过收取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费进行公共设施配套建设。经济适用房等传统的保障房虽然没有土地出让金,但是通过销售,基本成本都能收回。而公租房只有租金收入,租金还是由政府进行补贴的,肯定收不回成本。如此巨额的投入如何解决呢?  资金的问题是公租房能否推广的关键。这个问题不解决,公租房只能在“争议”“讨论”中成为“画饼”。  杭州公共租赁房建设实行“政府主导、公司运作”模式。市政府组建了杭州市租赁房建设管理中心,既从现有住房中挖潜,也进行新的开发。目前的“公租房”现房主要来自于在存量经济适用房等房源中安排,已有1000多套。政府还在拍卖楼面地价已达每平方米一万多元的田园地块划拨了200多亩地,于2009年年底开工建设,预计可建成4000多套公共租赁房。  12.数据显示:目前,上海市户籍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比例大体为2:1,外来人口总数近700万人。这700万人中,尤其是外籍来沪人员,大多选择租赁房屋。1月5日备受关注的上海市公租房实施细则公布:明确公租房租金应略低于市场租金。  “公租房租金跟着市场跑,一旦租房市场大热,哄抬租金将不可避免,那公租房价格无异于‘被涨’。”民建市委调研部副部长陈海林表示,公租房的租金价格应成为“标杆”,发挥引领作用。不过,要达到上述目标,目前本市的租房体系尚存在一些问题。如政府投资的公益性租赁房占比太低,无法体现政府对住房需求的宏观引导和基本保障功能。在住房供应市场化以后,除原有的老公房外,几乎没有新增的用于租赁的公益性住房,大量的保障性住房,如经适房主要用于出售。此外,政府的住房补贴、个人公积金、各种银行、保险产品,无法直接用于住房租赁。  要解决上述问题,民建市委的这份党派提案建议,必须增大政府主导的公租房数量,适度建立不同人群的梯度租房体系。已经建造而尚未出售和即将建造的保障性住房,应大部分用于出租,并建立规范的示范性租赁房源信息平台。在公民诚信体系内应建立住房租赁市场诚信记录子系统。“一旦发生哄抬租金,房屋出租方和市场中介将被记入‘黑名单’。”  13.韩国的公共租赁住房,是由国家或地方政府投入政府预算建设的,或者通过“国民住宅基金”的支援而建设的租赁住房。按照公共租赁住房概念,韩国政府采用了“永久租赁房”“公共租赁房”和“国民租赁房”等措施。首先,针对不同的社会阶层,韩国分别提供非营利性和微利性的住房支持,对不同阶层实施不同的公共住房政策;其次,公共住房建设标准严格控制面积,全部在85平方米以下;再次,制定了相关法律提供立法保障,先后制定了如《住宅供应法》《租赁住宅建设促进法》等;最后,韩国政府强化了在住房金融、宅地供给和有关租税的优惠。新加坡之所以在短短数十年内成功地解决了住房短缺的问题,并且完成了住房由量到质的提升,主要归功于新加坡以住房公积金制度和“居者有其屋”计划为两大支柱的福利型住房制度。  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一是制定长远规划,政府出资建房。1960年新加坡成立了房屋发展局,专门负责住宅建设的计划安排、施工建设和使用管理。在其主持下,新加坡每5年制定一个建屋计划。为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新加坡政府除了专门拨出国有土地和适当征用私人土地以供房屋发展局建房之用外,还以提供低息贷款的形式,给予房屋发展局资金支持。二是实行住房公积金保障制度。允许动用公积金存款作为购房的首期付款,不足部分由每月交纳的公积金分期支付。该规定只用于最低收入家庭,对解决住房筹资问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组屋”政策:“组屋”是由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承担建筑的楼房。建屋发展局的规定只让新加坡公民购买新组屋,而永久居民则只可以在二手转卖市场上购入组屋。在组屋购入后,一般必须在屋主住满五年后才可转卖。建屋发展局规定一个完整的家庭只能同时拥有一间政府组屋。新加坡的组屋政策覆盖了85%的居民。  【问题】  根据“给定资料”,就“如何发展公租房建设”提出你的建议,以供领导决策时参考。  要求:紧扣资料,针对性强,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不超过250字。

问答题 (三)  【给定资料】  1.2011年11月16日9时15分,Z县L镇西街道班门口,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辆向东行驶的运煤货车,与一辆向西行驶的榆林子镇“小博士”幼儿园核载9人,但实际载有64人的校车相撞。事故已造成21人死亡,44人受伤。  据调查,事故发生时,校车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左道逆行,同时两车都是超速行驶,其中幼儿园校车在限速每小时60公里的情况下,时速达80公里;幼儿园存在私改车辆问题,其将9座车辆改为无座,车中孩子一部分用小板凳坐着,一部分站着。  该市委宣传部J称,发生如此惨重的交通事故,相关部门是免不了责任的。“‘小博士’幼儿园校车长期超载行驶,作为监管部门难道没有发现?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交警部门主管人目前已经停职接受调查。”J说,除了交警部门外,教育部门在管理上也有监督不力的现象存在。“正因为这样,Z县教育局局长及Z县分管副县长也受到问责,停职接受调查。”  网友“东风破”:2011年1月,X市的一辆客车与一辆三轮校车相撞,造成14名小学生死亡;5月,H县某幼儿园使用报废无牌车辆接送孩子,致使一名6岁女童身亡……校车安全,不容忽视啊。  网友“爱谁谁”:2010年7月1日,国家《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正式实施,明确了专用小学生校车的安全要求。但是直到现在,仍有大量的接送学生车辆不符合“校车标准”,有的是农用三轮车,有的是面包车,有的是报废的普通客车。这些车辆本身不是专门为接送学生而设计,从安全性能上来说,远远不能保护自我防护能力较弱的学生。  2.国务院法制办于2011年12月11日公布《校车安全条例(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规定校车享有“路权优先”等三项优先权。  频频出现的校车事故表明,绝大多数校车事故发生在农村老少边穷等欠发达地区。而这些地区首先要解决的并不是校车上路的“路权优先”问题,而是有无校车的问题。  让广大中小城市与农村地区的孩子都能坐上安全的校车,看起来很难,因为一来学生们可能居住分散,二来很多地方认为财政困难,买不起校车。可据教育部的统计,如果在全国范围内的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购买校车,政府需要投入3000亿的预算,加上一年的运行、维护费用为1500亿,一共4500亿元。这笔钱看似很多,但相对于动辄年底突击花费几万亿元的财政来说,这显然不是问题。  前几年就开始主动探索校车运营模式的浙江省德清县就采取了政府财政统一购买校车、财政拨款转向用于校车运营、教育部门负责监管,委托第三方公司负责运营的模式,对于校车的资金投入、监管、运营等环节职责划分比较清楚,被视为国内校车运营的成功“样板”。  3.2011年9月1日,辽宁省沈阳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沈阳市义务教育条例》。该《条例》要求,对校车安全负有监管职能的部门,实施校车实名制管理制度。  据介绍,沈阳市农村现有学校302所,开通校车的学校215所,目前农村校车为1709辆,由于地域等原因,30%左右的车辆需往返一次,50%左右的车辆需往返2到3次,20%的车辆需往返3到4次,即使这样,还有7000余名学生无校车可坐。  W代表认为,近几年,随着农村中小学布局的调整撤并,城市中小学择校生增加,中小学生上学路远的矛盾凸显,校车随之产生,这是义务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学校教育的延续。要搞好义务教育,必须解决校车的问题。W代表建议,沈阳可以成立校车管理中心,并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统一管理收费。另外,政府对校车要严加监管,选用质量好的车,雇用驾龄长、技术高的司机,车辆、人员要上保险,以保障学生的安全。  Z代表认为,校车安全问题,除了注意车辆本身的质量,还要重视对校车的监管问题。校车究竟该由谁管,教育主管部门、交通部门,还是公安部门?目前,交通、公安、教育等多部门都负有监管职能,但又各自为政,组织协调存在实际困难。  F代表主张,从法律上保证校车在行驶中应享有某些“特权”,比如“校车可借用公交专用车道通行”、“机动车行驶中遇校车或者中小学、幼儿园学生上下校车应当让行”等,要逐渐使国民认识到校车与消防车、救护车等一样,享有优先通行权。  【问题】  针对给定资料中存在的校车安全问题,请你提出解决该问题的建议。  要求:所提建议具体,有针对性、切实可行。不超过250字。

问答题 (三十七)  【给定资料】  对口支援,是在中国政治环境中萌芽、发展和不断完善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模式。1960年3月20日《山西日报》发表了以《厂厂包社对口支援——论工业支援农业技术改造的新形势》为题的社论,首次提出对口支援概念。1979年,中央52号文件将对口支援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随着对口支援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它的内涵和形式也在不断丰富,由厂厂包社发展为目前的三种主要政策模式,即对边疆地区对口支援、对重大工程对口支援、对灾害损失严重地区对口支援。  有学者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对口支援与市场经济时代的对口支援作了对比分析,认为“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共产主义大协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说法虽出自计划经济年代,却是应对突发灾难、推动社会平衡发展的法宝,永远不会失效。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年代,对口支援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支援方与受援方的关系已经由单向援助变为双向互动,援助内容由资金、物资延伸到项目、人才、文化、科技、精神等领域,援助渠道由单纯的官方运作掺进了市场与民间的力量,援助形式由“交支票”“交钥匙”发展到产业扶持、互惠合作。  有学者发表文章提醒说,在中央政府作出新一轮对口援疆决策,各地各单位对援疆表现出极大热情的时候,最容易出现千军万马、一哄而上的情况,因此必须考虑受援地的环境承受力、市场承受力和基础设施基本供给的承受力,在项目的确定上做到三个防止:一是防止重复建设,二是防止盲目跟风,三是防止鱼龙混杂。受援地的工作也要稳妥跟进,从制度和程序上维护援建秩序,保证援建质量。通过支援方和受援方的共同努力,真正做到科学援建。  【问题】  给定资料中有学者针对援疆立项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提出了科学援建的问题,这在其他对口支援工作中也是适用的。你认为支援方和受援方各应做些什么,才能避免立项的盲目性,从而保证科学援建呢?  要求:整体观照,思路清楚,操作性强,不超过200字。

问答题 (十九)  【给定资料】  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总数已经增长到近2.6亿人。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也在加速。但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给春运带来很大压力。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到2011年底,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6%,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其中包括了农村进城人口,但这部分人没有被纳入城市社保体系。他们的户籍仍在农村,有承包地,有家、有根。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某的话说,他们“被城镇化”了。如今,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仍然流动在故土和打工城市之间,仍然在为一张春运火车票而苦苦守候在寒风里。要真正解决“春运难”,就是要让农民工从“候鸟式”的来回迁徙过渡到在城市定居下来。  观察春运难,除了审视城乡二元结构,也不得不审视区域发展不平衡。一名在广州打工的农民工在网上留言说:“我没票回家,虽然家里已经准备了好几个姑娘相亲。”他希望在西部的家乡能发展起来,自己早点返乡就地打工。“如果国家努力实现经济布局的均衡化,在每500公里左右的半径形成几个城市构成合理的经济中心区,迁徙式的务工大潮就会平息,‘一票难求’也将不复存在。”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名誉会长包某表示,如果资源仍然过分集中于“北上广”地区,春节火车票只会越来越难买。  心安之处即故乡。帮助农民工扎根城里,在哪里过节都有家的感觉。那时,回老家就只是一个选项,而不再是唯一选择。  【问题】  假如你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结合“给定资料”,针对春运难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  要求:条理清楚,所提措施具体、有针对性,不超过400字。

问答题 (二)  【给定资料】  某报记者在调查食品安全领域问题时,发现了一个地下黑加工点。记者暗访了该加工点利用双氧水、工业碱等有害添加剂,发制、漂白百叶、毛肚等食品的全过程。记者发现,雇用工小张的工作就是用煮、晾、泡等工艺制作百叶、茄参、毛肚等水发食品。制作过程中加入起增重作用的工业碱,起漂白、防腐作用的双氧水和起中和碱作用的盐酸。平时厂房里就小张一个人负责加工,产品由专人运往市场。据小张讲,利用工业碱、双氧水等食品添加剂制作水发产品,在这个行业不是少数。另外,在其他行业也有类似运作。  这个地下黑加工点,有自己的运货车、批发点、销售点,有毒、有害的水发制品从生产到销售只需要两天时间。每天生产1000斤左右的水发制品,在凌晨三四点钟用专门的运货车将成品运到老板指定的海鲜市场出售。“我知道做这项工作是昧良心和不道德的,实际也是违法的,整日生活在恐惧中。但看着老板不断地加薪,我的心又开始活动了,我从心里也在说服我自己,不就是加点添加剂,吃的时候用高温水烫一下也就没事了。况且干了这么长时间,政府也没有一个单位有人来管。”小张向记者坦言。  这个地下黑加工点一个月就销售非法加工的茄参2.6万斤,销售额30余万元,毛利润能达到10万元。记者向有关单位反映地下黑加工点的情况时,发现处理此事牵涉工商、质监、农委、公安等多家单位,“三个和尚没水吃”,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出现了“好事人人都管”、“坏事人人管不了”的现象。  【问题】  给定资料中反映的问题需要妥善处理,假定你是某市政府职能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领导安排你处理此事,请你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  要求:条理清楚,所提措施具体、有针对性。不超过400字。

问答题 (三十四)  【给定资料】  据《中国青年报》2009年3月23日报道:2月1日瑞典电视台TV-4《冷酷的事实》播放的“活拔绒”电视节目有这样的画面:一个人顺手抓起一只鹅,从其脖子处开始往下拔毛,拔下的羽绒在阳光中飞舞,鹅的凄惨叫声令人心里直犯怵……突然,镜头切换至消费者身上暖烘烘的羽绒服,家里暖和舒适的羽绒被、睡袋等寝具用品。节目称,90%的受访供应商承认生产或销售活拔绒产品,并推测羽绒制品中“50%~80%的羽绒来自活拔”。该节目公布了34家“承认”生产或销售活拔绒的企业名单,有16家是中国企业。这家电视台还预告,将播出关于中国活拔绒的节目。  这期节目在当地掀起阵阵波澜,一些消费者则因活拔绒存在虐待动物的可能,开始抵制羽绒制品;瑞典部分商场售出的羽绒制品被要求退货;全球最大的家具家居用品商宜家公司对外宣布,近期从宜家全球连锁店中购买了羽绒制品的顾客均可退货;众多国际采购商和经营商都纷纷表示,要重新考虑未来的采购计划。  瑞典市场不期而遇的“寒流”让正在当地进行商务考察的四川广汉大群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的吕朝霞一头雾水:以前钟爱“中国制造”的欧洲消费者怎么“变了脸”?与此同时,上海东隆羽绒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紧急向中国羽绒工业协会报告说,瑞典TV-4关于“活拔绒”的报道已经产生连锁反应,行业内部分企业发往欧盟的羽绒制品被通知退货。  中国占国际羽绒市场70%的份额,其他30%为法国、匈牙利、波兰等国家。根据海关统计,2008年中国1322家羽绒企业对欧洲出口羽绒羽毛及其制品,共合7.2亿美元,占中国羽绒行业出口金额的37%。2008年中国羽绒企业出口瑞典产品价值2200万美元,包含所有羽毛及羽绒制品。在国际金融危机和近年来暖冬的不利因素影响下,中国羽绒行业近况不佳:原毛、寝具与服装出口量分别下降4.3%、6.6%和9.2%。美国曾是中国羽绒及制品最大的进口国,而近来的进口额下降22%,仅羽绒服就减少进口464万件。中国国内的羽绒原料价格也跌至历史最低点,不及往年的1/3,羽绒企业库存陡增。  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姚小蔓接到报告后表示:“再也不能让我们的行业受到新损害。”瑞典电视台报道涉及的16家羽绒企业中有13家是中国羽绒工业协会会员单位。协会秘书处挨家逐户打电话:“你们企业生产不生产活拔绒产品?”对方回答说:“不。”“销售不销售活拔绒?”“不。”“有没有向瑞典等国出售过活拔绒及其制品?”“没有。”紧接着,“不要继续宣传和生产活拔绒的紧急通知”挂在了中国羽绒信息网。2月6日,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致函瑞典电视台,并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寻求帮助。在给瑞典电视台的信中,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负责人写道:“对于《冷酷的事实》的播放初衷我们充分理解,但我们有必要向你们及广大消费者阐明事实的真相”。据调查结果显示,被报道的中国羽绒工业协会13家会员单位近年均未向瑞典等国出口活拔绒及其制品。此外,由于活拔绒价格较普通绒高,如果不是客户要求,中国企业是不会主动销售活拔绒及其制品的。  可是两天之后,瑞典这家电视台还是播出了关于中国活拔绒的节目。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就此报道致函中国羽绒工业协会。2月9日,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国内主要媒体以及瑞典TV-4驻北京记者参加。次日,瑞典这家电视台播放了对中国羽绒行业真实情况的报道。  羽绒是“弃之为废,聚之为宝”。作为羽绒制品的填充料——羽绒原料,主要是指水禽中鸭和鹅身上的羽毛,是食品工业的副产品。中国鸭绒产量占羽绒总产量的90%,鹅绒产量只占10%。主要因为中国人喜欢吃鸭,且鸭的生长周期短,产量大,一般40天左右就可以屠宰,鸭绒价格相对鹅绒低廉,因此不存在活拔。在个别适合活拔的鹅种中(不是所有种类的鹅都适合活拔),仅有1%~3%的鹅有可能存在活拔的现象。活拔绒的价格大约是普通鹅绒的1.5倍,主要制作销往日本市场的高档羽绒寝具。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高级工程师王敦洲12岁开始从事羽绒行业,至今已有65年时间,亲自参与起草、制作羽绒及其制品的行业标准与国家标准。王敦洲在3月12日举行的全国行业大会上说:“‘活拔绒’不是中国首创,但中国羽绒企业因此次‘活拔绒’报道深受其害。”  目前,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活拔绒现象比较普遍,由于活拔绒水洗耗水量与洗涤助剂均减少一半左右,所以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的负责人表示,“活拔绒”其实在经济上是不合适的。以六安地区的皖西白鹅品种为例,一只鹅可活拔绒两三次,拔一次绒有11~13元的收入,最后宰杀大约能卖18元钱,前后拔绒与屠宰的经济收入40元左右。但没有进行过活拔取绒的鹅,宰杀后其绒羽丝长、蓬松度高,品质好,价格高,一只鹅的经济收入在30多元。若不小心把鹅的皮肤拔破、损伤或感染病菌的话,还要给鹅注射抗生素与喂食精饲料,除去这些附加成本,活拔绒是得不偿失的。  瑞典电视台TV-4最先报道的是匈牙利的“活拔羽绒”,并公布了16家生产“活拔羽绒”的中国企业名单。据欧洲羽绒协会和国际羽绒羽毛检测实验室提供的资料,瑞典电视TV-4关于“活拔羽绒”的节目中存在错误。2月3日,匈牙利驻瑞典大使做客这家电视台KallaFakta节目时,对此报道作出了解释和回应。王敦洲高工反复观看节目画面后表示,这完全是一种炒作,不光拔绒的姿势与技艺不对,而且哪有把鹅拔光成“铁公鸡”的做法?  安徽鸿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羽绒销售部经理何荆桥、安徽三祥羽毛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应武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活拔绒现象在当地早已不存在了。作为羽绒企业,他们不清楚瑞典电视台播放“活拔绒”节目的目的是什么。电视节目中公布的另一个企业——浙江三弘集团已就“活拔绒”的报道向瑞典电视台提交了律师函,希望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清白。  中国羽绒行业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羽绒原料价格一落千丈的低谷期,瑞典电视台的“活拔绒”报道产生了“滚雪球”效应。欧洲羽绒及羽毛协会主席Heddderich女士透露,瑞典电视台TV-4播放“活拔绒”节目后,协会就接到了180多封信件,大家关心的问题包括:一是寝具用品用什么作填充材料,二是屠宰工业副产品有什么特点,三是他们饲养家禽为了什么。  据介绍,欧洲关于家养鹅的法律自1999年12月22日正式实施。该法律对家养鹅(包括家养雁属、家养野生鸿雁属及其杂交种)的生物特性、饲养人和监督办法、鹅舍、鹅舍建筑和其他、屠宰等方面作出了严格的规定。“禁止任何会或者可能会给鹅带来痛苦的饲养方式或者饲养计划”,“不允许从活禽身上拔取羽绒、羽毛”。  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向农业部、林业局咨询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后被告知,我国有一整套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但保护家禽方面的尚未出台。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负责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只有尊重欧洲等国家或地区保护动物的法律与消费者需求,反对虐待动物的行为,才不至于失掉市场。”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羽毛羽绒制品分会秘书长李玉香说,这种国际贸易中的突发事件应引起企业关注,瑞典这家电视台去年报道“活拔羊绒”,今年报道“活拔鹅绒”,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秘书长说,瑞典电视台TV-4去年报道“活拔羊绒”节目,就导致整个欧洲市场羊绒销量下降30%左右。  表面上看是动物保护主义的举措,但有一个动向颇为引人注目。据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商处提供的消息,瑞典电视台2月8日播放中国羽绒企业“活拔绒”的报道后,欧洲兽医联合会要求欧盟委员会作出决定,要求进口自欧盟以外的动物产品,须遵循与欧盟相同的规则,比如基本的动物保护规则等。其中瑞典的一名兽医称,这一提议得到批准的话就意味着欧盟将谢绝部分不符合要求的动物类产品。  据悉,欧盟委员会不久前在会议中讨论如何将动物保护纳入贸易规则中的问题。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这一旦成为现实,欧盟市场就有权拒绝来自中国羽绒企业的羽绒及其制品,并不是危言耸听。”日本市场也在关注“活拔绒”事件的进展,至于是否会树起类似的“旗帜”现在无法断定。这可以看做是一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河北雪驰集团有限公司的薛万涛建议,国内行业协会与企业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欧洲消费者,还原事实真相,有利于中国企业产品出口国际市场。江苏开元畜产嘉友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倪荷英深有感触。去年,该公司出口美国一款服装是狗毛衣领。每批货物出港前都必须具备防疫、商检部门出具的来源于非疫区、不是非人道宰杀的报告,一道道环节下来把企业折腾得精疲力竭。其中有一批服装为了等这两个报告,足足在港口“趴”了一周才出海。这无形中增加了企业显性与隐性的成本。“国际动物保护主义可以上升成为一道贸易保护壁垒。”倪经理说,企业后来用化纤的仿真毛代替狗毛衣领。但对方要求必须提供一个小标志告知消费者。别看一个小标志几分钱成本,对于出口企业来说,本身利润空间狭小,不希望再增加什么成本。“现在一些订单都是毫厘必争”。  3月23日搜狐博客载文说,“尽管‘活拔绒’事件带有明显的炒作嫌疑,从而凸显出国际动物保护主义可能上升成为一道贸易保护壁垒的现实,但是无风不起浪,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我国羽绒企业中尚存在‘活拔绒’现象,中国羽绒信息网发出的‘不要继续宣传和生产活拔绒’的紧急通知,就是一个侧面的证明。”“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秘书处那种经不起推敲的所谓调查结论,自然不能服众,更别说得到瑞典电视台的认可。我们要做的不是矢口否认,而是据实陈情,据理力争,尽可能减小负面影响和损失。”“‘活拔绒’事件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带有刻意炒作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色彩,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它的本源是动物保护主义,这是发达国家普遍认同的社会良知和道德。”“我们决不能仅仅将其看做是贸易上的自我保护策略,而应将其视为符合社会公共道德的贸易政策并予以尊重。”“活拔鹅绒等于虐待动物,通过虐待动物的方式获取更大利润的企业是不道德的,自然应被消费者抵制、被采购拒绝、被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追究,从而为其不道德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3月24日《海峡都市报》载文认为,“他们是在拿‘活拔绒’事件大做文章,企图以此将中国羽绒企业挤出欧洲市场。可以说,就算没有‘活拔绒’事件,欧洲一些国家也会想出其他招数,以达到他们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如今,一流企业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卖技术、四流企业做产品,我们要与世界接轨,就要懂得国际游戏规则,实行严格的行业标准和管理,不让欧洲一些以文明自居的人找茬,被他们贴上‘虐待动物’‘缺乏动物福利’等标签。”“做国际贸易,最终都要获得进口国民众的情感认同。在这方面,不能因小失大,我们企业需要多从人文角度去开拓市场,重视产品传播的人文理念。”  《武汉晚报》3月24日载文指出,“如此经济气候下,恐怕‘活拔绒’还不会是仅此一例,其他领域其他产品都面临着同样的潜在危险。”“中国产品,连中国自己的老百姓都无法持信任态度。何止不保护动物?食品行业的信任度几乎降到冰点,药品化妆品事故频发,老百姓吃穿用都会对中国产品打问号,又怎么可能得到国际上的认同?经济气候好的时候,问题都被掩盖,一旦竞争刺刀见红,深层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而我们自己的问题是,中国的行业协会和管理部门于内对企业监管不力,于外应战时被动应付,如此尴尬,恐怕会在金融危机的逼仄之下不断重演。”“面对‘活拔绒’的疼痛,愤怒是无益的,自怨也是无益的,在我们的经济触角已伸向世界各地时,如何保护这些远征的产品才是当务之急。新闻里提到,有中国羽绒行业的监管人打电话给企业,你们用了‘活拔绒’吗?对方答‘没有’,而这居然成为行业与国际声音争辩的证据——这恐怕才是我们的最深之伤。”“也许,与世界许多国家的发展轨迹类似,中国企业在成长的初级阶段会出现‘原罪’,比如‘活拔绒’,但这不能成为我们自欺欺人的理由。因为在经济舞台上与人同台竞技,别人可不会管你是否先来后到。”  3月24日,东北网评载文指出,首先,“活拔绒”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因为我们要面对竞争,无需大惊小怪;其次,“活拔绒”材料倒逼国内企业自省,“活拔绒”事件之所以能授人以柄,国内企业对利润的狂热追求急需自省。对企业来讲,追求利润是硬道理,但硬追求利润则没有道理。从中国羽绒信息网紧急挂出的“不要继续宣传和生产活拔绒”的通知到中国农业技术网介绍“活拔鹅绒应注意的问题”的技术文章,说明国内企业涉嫌部分程度上对动物的不人道行为。因此,理性生产是当前企业需要深刻自省的问题,海外羽绒企业出现的危机可能衍变到其他行业,当务之急,国内所有企业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外经营的困难和海外市场的险恶,强化危机意识,增强危机公关能力。外国人还要做什么,我们难以预测。当前中国企业能做的除了从容面对、冷静应答外,最重要的还是理性生产。印第安人有句谚语:“如果我们走得太快,停一停,让灵魂跟上来”,中国企业在“活拔绒”事件中尤其要做的,可能恰恰是让灵魂追上现实的步伐。  3月26日,环球博客载文认为“活拔绒”事件首先是“动物保护”,其次才是“贸易保护”,文章指出,目前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制定了比较完善的动物福利法规,国际上普遍承认动物们享有不受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的自由、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威胁的自由、生活无恐惧和悲伤感的自由、表达天性的自由。认为“活拔绒”不仅见证了我国企业在生产中对动物福利保护措施的缺失,也解读了接轨国际动物保护理念的滞后,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规过分强调了对野生动物的“资源性”利用,而在动物福利保护方面存在着法律责任不严格、缺乏可操作性的严重缺陷。甚至只对猎捕野生动物等相关行为规定了法律责任及相关的惩罚措施,而对取熊胆等伤害、虐待野生动物的行为却找不到相关的处罚依据,至于保护家禽等方面的法规,更是空白。这也使生产企业无法可依,放任自流。文章指出,我们的生产企业直到今天也未能与国际接轨,对曝光“活拔绒”似乎还很委屈,更有网友对相关报道责难以至于叱骂。恰恰说明,中国公众以及商家动物福利保护意识仍然匮乏,而善待生命,尊重与人类一样有感知、有痛苦、有恐惧、有情感需求的动物们的权利,更未能成为生活方式和文明生产的程序设定。  3月27日,红网载文指出,“在金融危机下,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更是人为地设置贸易壁垒,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公平贸易,保护我国企业利益显得尤为重要。”“出口企业要遵守国际贸易游戏规则,尊重进口国的生活习惯和感情,认真研究进口国的相关法规。”“西方国家之所以对‘活拔绒’事件深信不疑,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国人的动物保护意识不强,只有当国人动物保护意识增强了,滥杀、捕食野生动物以及虐待动物的事情不再听闻,即使有‘活拔绒’事件的报道,人家也不一定相信!‘活拔绒’事件之所以在欧洲消费者心目中产生巨大影响,除了他们对动物保护高度重视外,还与我们宣传力度不够有关。”  今后我们的制品企业在不断提高质量的同时,有必要将产品的制作工艺向消费者公布,让消费者了解我们的产品,以避免陷入尴尬的境地。  4月3日《中国国门时报》载文指出,近年来世界上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制定了比较完善的动物福利法规,除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外,亚洲的新、马、日等也完成了动物福利立法,开展动物福利工作、改善出口动物的福利状况、适应国际社会的通行规则是克服贸易壁垒的主要途径。我们只有尊重世界各国家或地区保护动物的法律与消费者需求,反对虐待动物的行为,才不至于失掉市场。一方面,中国应提高全民的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的意识,逐步地、有重点地开展动物福利工作,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动物福利差距,构造和谐的人和动物环境;另一方面,也要阻止某些国家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滥用动物福利进行贸易保护,维护国际农产品贸易的正常秩序。“活拔绒”报道对羽绒企业带来的痛苦是暂时的,但对于贸易高度国际化的中国来说,其作用是长远的,它告诫企业,谁违反“游戏规则”,谁就可能被淘汰出局。  【问题】  针对给定资料的内容,就“羽绒企业怎样与国际接轨”问题向政府有关部门、协会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300字左右。

问答题 (四十)  【给定资料】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全国共有2亿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其中68%成为出口制造业的劳动大军。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大,现有总人口13亿多,劳动人口7.4亿多,其中,农村劳动力近5亿,剩余劳动力至少有2亿。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吸纳了1亿多剩余劳动力,进人20世纪90年代其吸纳能力大大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流向城镇务工经商,形成“民工潮”。农民工总量呈持续增长之势。1990年有2135万人,1995年约有8000万人,2003年约有9900万人。从绝对总量上看,农村剩余劳动力供大于求。但是,从2004年年初开始,东南沿海遭遇招工难的问题,不仅缺技工,连普通工也缺,“民工潮”演变为“民工荒”。据调查,“珠三角”地区缺工最严重,缺工近200万人,缺工比率近10%。其中,深圳民工缺工约40万人,东莞约17%的企业表示有用工短缺,缺工近27万人。福建泉州、莆田两市用工缺口共约10万人。浙江温州等用工较多城市也反映存在不同程度的招工难的问题。近年来,全国各地城市工人的工资扣除物价因素以平均6%左右幅度增长,但是在珠三角,民工的工资数十年如一日,农民工的工资并没有增长,其实这个没动的名义工资背后是实际工资的下降。  与之相对比的是,大学生求职遇到种种困难,薪金期望值一降再降,可就业门槛仍然很高,数十人甚至上千人常常争夺一个岗位,令人感慨万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学生就业的岗位常常体面,又有各种良好的福利待遇,所有这些,民工们都沾不上边,当然社会有分工不同,大学生大多吃的智力饭,而民工几乎全是体力活,可比性不高。而现实生活中,民工们的生存现状却无法与大学生相提并论。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干的是最脏、最苦、最累的活,住的都是工棚,横七竖八蜗居一室。吃的是快餐,最可恨的是到了年终,有的老板不付工钱,如此恶劣的用工环境,农民工却无可奈何。大学生和农民工由于所接受的教育和培训内容不同,对于未来的预期显然存在明显的差异。大学毕业生期望充分融入城市,而农民工的期望更多地体现为收入的增长,他们期望通过自己的劳动能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水平。按现有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差异程度,农民工并不敢奢望能够像大学毕业生那样融入城市生活。“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共存这一现象说明户籍制度和城乡隔离体制依然影响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不难想象,如果放开户籍制度,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那么,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将极大地得到缓解,而且“民工荒”现象也极有可能不复存在。  央视《经济半小时》2009年9月播出了《四川也现民工荒建筑工月薪5000》的专题。而据报道说:和逐渐回升的经济数据几乎同步,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正在加剧。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7月供求报告显示:企业需求总人数60.3万人,求职总人数35.4万人,用工缺口达25万人。深圳市4月用工缺口2.3万人,到6月份用工缺口超过6万人。这么多空缺的工作机会等着大家,农民工们愿不愿意再次出门呢?  从金融危机前的“民工荒”到金融危机时的“订单荒”,到如今“民工荒”又重袭东南沿海,人们为农民工失业心忧,也为“民工荒”发愁。也许在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农民工就业都将成为牵绊中国经济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中国现在缺劳动力吗?每年新增就业人数1000多万,GDP增长10%以上才能保证新增就业人数充分就业,每年有接近700万大学生毕业,40%以上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中国18亿亩耕地,供50岁以上的半老人和老人种可能还不够,农村季节性休闲者少时不少于1亿,多时不少于2亿。我国每天有数以亿计的人无事干,每天有无数的事情无人干。中国有“用工荒”?如果一定认为中国有“用工荒”,那可能是别的“荒”导致的。首先,市场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劳动力输出地和订单生产地相距遥远,信息不对称,劳动力组织化程度低,加剧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局限性。其次,劳动制度、户籍制度、社保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等畸形发展,导致了劳动者的消极就业。  应对民工荒要政企联手,作为企业特别是相对发达地区的企业,需要为民工创造更好的劳动就业环境,要像对待“城里人”一样为外来务工者提供必要的福利待遇。作为企业家,也应该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企业的发展决不能依靠使用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低档次的产品,挤占低端市场,而是要依靠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附加值的不断提高来实现,否则都无法支付不断增长的用工成本。产品的升级换代,一来依靠更为熟练的技术工人,更多地应该依靠技术进步手段实现。而且,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还包括因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而降低的用工数量。作为为企业服务的政府,需要依靠法律和行政手段,规范劳动力流动与就业行为,创造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为劳动者提供社会化的劳动保障,为劳动者的技能培训市场化创造条件并提供保障,做好就业引导,提供更为完善的劳动伤残救济保障体系,完善劳动保护监管职能和手段。  有专家议论道:美国等国为什么没有“民工荒”一说?道理很简单,没有农民工,哪来的“民工荒”?如果“农民工”这个词消失了,城镇劳动力的供求状况会怎么样?也就是说,如果城镇每雇佣一个农村劳动力,立即就使他或她成为城里人,享受城镇户籍人口的所有待遇和城镇就业者的同等待遇,那么,那些目前发愁雇不到农民工的还会雇不到员工吗?所以,问题的根子,就在“农民工”三个字!有人会说,如果雇一个农民工就将其变成城里人,就让其享受城镇户口就业者的同等待遇,那中国劳动力的低工资优势就会丧失,中国的经济就会缺乏竞争力。面对这样的高论,我们不得不问:你本人愿意加入到低工资群体中去为中国经济永远保持低工资优势的竞争力而贡献自己的一生吗?靠低工资优势来保持所谓竞争力的国家有前途么?如果有的话,前途是什么?  2006年珠江三角洲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4天,平均每天工作9.8小时,每周工作7天的比例占53.5%,每天工作8~12小时的比例占50.5%,每天工作达12小时以上的比例达6.5%;大部分企业并没有按照劳动法规来实行工作和休息制度。2005年底,深圳市在企业工资发放情况调查中,发现欠资企业达653家,欠薪总额达1亿多。2006年珠江三角洲农民工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46.4%的农民工工资可以当月发放,52.4%的农民工工资推迟发放,余下的1.2%的农民工不清楚工资何时发放。拖欠时间最久的长达31个月。据调查,30%农民工的身体都受到工作环境的侵害。一些企业劳动环境恶劣,加班时间长,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社会保险,无法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入托问题,没有提供相应的培训等因素,直接导致了农民工的高流失率。  2005年6月5日,《人民日报》专门介绍了奉化“力邦村”创新外来务工人员管理的新经验。其主要做法是:成立全国首个外来人社区,实行公寓化居住、市场化运作、人性化管理、社区化服务,大力提高外来人员在社区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首先,在政治环境方面,“力邦村”实行自主自治的管理模式,实行这种管理模式,更能有效地确保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政治权利。其次,在文化环境方面,给予他们日后向上发展的动力和希望。再次,从政府管理机制来说,政府管理从统治转向了治理,奉化“力邦村”以其食宿价格的低廉,环境的安全、便利和整洁,吸引了奉化外来务工者,成了企业的总后勤基地。  根据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2007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显示,虽然有65.5%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但却有45.3%的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25%的人只接受过7天的简单培训,接受过正规培训的人员仅占13.1%。而对企业的调查显示,77.7%的新增岗位要求工人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其中,37.3%的岗位需要初级工以上的技能水平,9.2%的岗位需要工人达到中级以上的职业资格。这表明企业招用员工的标准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素质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儒家文化的和谐观赋予了和谐劳动关系更高的价值。儒家文化倡导重人伦、“和为贵”的文化精神,认为“天时、地利,不如人和”,追求和谐统一。日本企业是儒家文化成功的典范,其成功就在于他们在借鉴西方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充分发扬了儒家文化“仁爱”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和“人和”的集体主义精神,提倡团队协作,力求建立“命运共同体”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注重人文关系。施友善,行礼让之心,视员工为家庭成员,从多方面予以关心。日本企业也因此获得了强劲的竞争力和生命力。  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文化程度普遍在初中以上的“二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供给市场的主体。他们不同于“一代”农民工文化水平不高、有工就打,他们的经济压力较小,自我保护、自我价值实现意识不断加强,当企业提供的待遇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或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他们敢于同企业主“叫板”,毅然离开。  教育权是我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然而,由于地方政府管理的不到位和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民工子女受到义务教育的种种歧视。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已成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难点和薄弱环节。根据2004年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儿童中心共同立项、财政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的调查报告,我国的流动人口中,18周岁以下的流动人口达1982万。流动人口中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有9.3%处于失辍学状态,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学龄儿童的“童工问题”也比较突出,在失学的12~14周岁的流动儿童中,有60%的人已经开始工作。  农民工基本上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政治参与几乎是一片空白。据一项对进城农民工所做的调查显示,在社区政治活动参与方面,有88.3%的人表示愿意参加居住地的社区活动,但是却有86.7%的人表示没有参加过居住地社区选举等活动。究其原因,88.4%的人回答“我们是外来人”“那是当地人的事”。在工作单位的政治活动方面,在正式单位工作的农民工没有人参加过本单位的政治活动,如职工代表大会。究其原因,18.2%的人回答“无人叫参加”,63.8%的人回答“我们是农民工”,18.2%的回答“那是正式工的事”。在农村社区政治生活方面,81.7%的人表示自从打工以后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农村村委会的选举。由于缺乏政治参与,导致农民工无法顺利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并且无法正常平等地与城市居民进行交流和沟通。  今年10月23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称,民工荒的出现是某一个时段的、结构性的,局部区域的现象。一是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不能够适应于岗位的需求,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另一个因素是,我国对外贸易有所恢复,沿海地区部分外向型企业订单增加,使得短期内用工增加比较多,导致一段时间招不到工人的状况出现。我们认为应该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特别是使劳动者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专业技术,这对于增强就业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我们要随时关注企业用工的变化情况,加强对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用工信息的披露力度,避免劳动者盲目流动的情况出现。  【问题】  请参考给定资料,结合社会实际,谈谈作为农民工输入地A市劳动部门(即用工主管机关),应采取哪些措施解决“民工荒”。  要求:条理清楚,语言简洁,措施得当,具有可操作性;限500字内。

问答题 (二十二)  【给定资料】  1.早在2010年11月25日,百度“文档分享平台”正式更名为“百度文库”上线时,盛大文学首席执行官侯小强就在网络上发文,对百度文库未经作者同意提供大量文学作品的存储与下载服务表示极大愤慨,甚至发出了“百度文库不死,中国原创文学必亡”的呐喊。  2011年3月15日,由慕容雪村执笔,贾平凹、刘心武、麦家、韩寒、郭敬明、李承鹏、王小山、李银河、彭浩翔、蒋方舟、张悦然、沈浩波、路金波等50余名作家集体签名声援的《3·15中国作家讨百度书——这是我们的权利》掀起了文学界有史以来最强烈的“打盗”事件。  9天之后,百度方面的代表与作家以及部分出版商代表进行了首次谈判,经历4个半小时艰难谈判,维权方宣布谈判破裂。紧接着,韩寒连发两篇博文声讨百度。其在博文《给李彦宏先生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也不是要求你们把百度文库关了,我们只是希望百度文库可以主动对版权进行保护,等未来数字阅读成熟以后,说不定百度文库还能成为中国作家生活保障的来源”,“百度文库完全可以成为造福作家的基地,而不是埋葬作家的墓地”。  随后,百度CE0李彦宏放出“管得好就继续管,管不好就关掉”的“狠话”,同时也表示“更希望与版权方和作家们一起商谈建立共赢的、符合互联网精神的商业模式”。  3月30日,在百度文库副总裁朱光承诺“3天内删除侵权作品”之后的第二天,百度文库中原有的280万份“文学作品”基本删净,由于仍有上传,目前文库中的文学作品一直保持在百位数浮动。同时,百度文库版权合作平台正式上线,并在该平台首页中公布了销售模式、广告分成模式、宣传推广方式及版权保护方案等具体信息。据悉,4月11日之后,百度推出的版权DNA比对系统将开始内测,“五一”之后正式运行。此后,百度文库将依靠这一系统维护版权方的权益。  可以说,这次百度是拿出了足够的诚意。当然,也不能排除像有些作家质疑的那样,“百度毫无诚意,虚晃一枪”。但从“3·15中国作家声讨百度书”以来,闹得沸沸扬扬的“百度文库事件”似乎就此告一段落。谈判代表、中国最大的民营图书公司(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总裁沈浩波在微博上表示:提醒众人维护版权的目的已经达到。  不过,所有人都知道中国网络版权保护的道路只不过刚刚开始。类似百度文库这样的事件,今后还将不断出现。如果一切能够按照更好的商业模式展开,那么对事件双方而言,最好的结局当然还是共赢,正如《免费》里一位出版商所说:“作者的敌人不是盗版,而是不为人知。”  2.近日,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迁接受了《新民周刊》的专访。他曾参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起草工作,作为专家调研组成员还参加了《著作权法》第二次修订调研工作,在网络版权保护方面的系列研究卓有建树。  对于“百度文库”的侵权认定,他强调此事涉及文字作品,情况比影视作品侵权的问题“复杂得多”,“不能笼统地说百度侵权与否。”众作家维权之路并不好走。  《新民周刊》:百度文库为大量著作权不明的文档提供上传和下载平台,是否涉嫌侵犯著作人版权?  王迁:百度文库与BBS、视频分享网站类似,其中的作品都是由用户上传的。文库经营者并不直接将他人作品上传至网站,因此不构成直接侵权。当然,如果有证据证明实际上是百度自己上传了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百度无疑构成直接侵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文库经营者如果“知道或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用户上传了侵权内容而不及时删除,从而实质性地帮助用户侵权,或者故意教唆、引诱用户侵权,就构成间接侵权,并承担连带责任。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库经营者是否具有帮助或引诱用户侵权的主观过错。  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只要求信息存储空间经营者必须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即百度文库如果能够发现明显侵权的内容,应当主动删除;同时如果权利人向其发出了能够准确定位侵权内容的通知,也应当删除该侵权内容。  《新民周刊》:刚才你提到的这点,其实就是我们熟知的互联网世界中的“避风港规则”。事件发生后,百度便援引“避风港规则”进行防御,而版权人则进一步援引“红旗规则”追击。如何来正确权衡两者之间的关系?  王迁:“避风港规则”其实是用来判断它能不能进入“避风港”免责的规则,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百度文库的问题也一样,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举例来说,百度文库的首页上有一个“热门推荐”板块。在这个板块中,有作品的名称,甚至经常还有作品的照片(有时就是书的封面)。既然这个信息是在百度文库的首页,文库经营者一定看得到。这是一个事实。如果这个信息能让一个具有常理的人一看就知道,该作品不太可能是经过许可上传的,那百度应该立刻删除它。  现在很多成名作家是依靠版税收入来维持生计的,也就是说,他们的作品印成书后,销量越大,收入也就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般不可能自己或许可他人以匿名的方式将其作品免费上传到网上供大家阅读。假如刘心武的新作《续红楼梦》刚出版不久就被人上传到百度文库中而且进入了其“热门推荐”,还配了书的封面,在这种情况下就适用“红旗规则”。文库经营者一看到这个信息能够立即判断出来,这不可能是经过刘心武许可上传的,就应该立刻删除。如果不删除就应当承担责任。这种情况下,对于百度文库是没有“避风港”可言的。因为要进入“避风港”的前提就是:“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用户上传的内容侵权。  但还存在另一种情况是,有一些知名度不高的作品,作者是尚未出名的“草根作者”,他们中的确有很多愿意把作品免费拿到网上。如“痞子蔡”的成名作《第一次亲密接触》、慕容雪村的成名作《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都是作者主动传到网上供大家来免费欣赏的,因为在当时他们希望获得的是公众的关注,首先考虑的不是经济收入。在这种情况下,百度无法判断该作品到底是作者自愿上传的还是未经许可上传的,也就不能说百度“知道或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用户上传了侵权内容。因此,不能概括性地得出文库经营者一定知道文库中较为完整的小说均为侵权的结论。  《新民周刊》:认定百度文库侵权与否的难点还有哪些?  王迁:除了上述情况,文字类分享网站仅凭文字作品的名称不容易对侵权作品进行准确定位。在网络流行同名小说、同人小说的情况下,同一个名称的文字作品可能由不同作者写成。有的作者是主动将该作品上传至网络的。此时如果缺乏权利人提供的其他信息(如作品长度、足够数量的关键词等),文字类分享网站经营者很难既准确防止侵权作品上传,又不“伤及无辜”,即误将他人主动上传的作品删除。再者,由于确实存在许多文学爱好者自行上传其原创小说的情况,无法认定开设小说栏目的文字类分享网络的经营者有引诱用户上传侵权内容的意图。因此,在不清楚涉案作品具体情况的条件下,很难笼统地判断百度文库经营者是否因具有主观过错而构成间接侵权。法院认定文字类分享网站经营者责任的难度,也会较认定视频分享网站经营者责任的难度要大。  《新民周刊》:即便认定了百度文库有侵权行为,但如何来确定赔偿的金额目前看来也是一个难点?  王迁:对,这也是一个难点。赔偿金额还是要看一些相关因素。如果这本书在其他网站进行过收费传播,当时权利人收取的许可费数额,可以作为计算赔偿额的一个依据。如果以前没有进行过许可,就要综合作品的知名度、点击量,还有百度的主观过错等等因素来综合判断,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百度文库所反映出的共享网站的问题,不是一个刚刚出现的。以往的案例中,网站胜诉及败诉的情况都是有的。  3.网络技术,为文化作品的传播插上了“翅膀”,但也对著作权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年4月公布的数据看,自1999年受理第一起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以来,该院已受理此类案件966件,且2009年案件受理量是1999年的22倍。  随着人们对网络著作权保护的认识不断加深,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免费使用版权的空间正在缩小。  1999年,王蒙、张洁、张抗抗、张承志、毕淑敏、刘震云6位著名作家状告世纪互联未经许可在网站上传播使用其文学作品,侵犯作者所享有的专有权和获得报酬权。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作为著作权人,王蒙等人对其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依法享有专有权。在《著作权法》对于作品的数字化以及在互联网上传播行为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著作权法》的立法精神和保护规定,确立了网络上使用作品属于对作品的使用方式、未经许可在互联网上传播他人作品构成侵犯著作权的处理原则。  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此次判决,对以后类似案件的处理起到了指导作用,案件判决的观点在2000年12月2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得到肯定。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新增“网络传播权”,从保护内容上回应了网络技术对传统著作权的挑战,明晰界定了网络著作权的法律定位。  2010年,内蒙古出租车司机李强将著名跳水教练于芬告上法庭,称于芬的博文《如何突破难度与稳定的瓶颈,继续领跑世界跳坛》,使用了自己的博文《西方理念是科学,东方思想是宗教》的整段内容,且未以任何形式注明引文的作者和出处,构成了侵权行为。经审理,李强胜诉,博文的著作权得以维护。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引起作品载体形式、使用方式和传播手段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影响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专有权利,博客只是一种新兴的网络传播形式,博文的著作权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和规制。  4.网络技术的发展催生了网络文学,捧红了邢育森、宁财神、李寻欢、安妮宝贝、吴过等网络文学作家。可以说,是互联网这一新兴媒体给了他们一个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和发表园地。然而,这些作家在享受互联网所带来的恩惠的同时,也遭受着互联网所带来的侵害。《星辰变》《盘龙》《斗罗大陆》……这些最火爆的网络文学无一例外地饱受盗版之苦。  盛大文学算了笔账,公司评出的最受欢迎的10部原创网络小说,平均每部被盗版达到800万次,按照在网上看一部小说花1元钱来计算,一部原创网络小说的经济损失就达800万元。  来自年初中国原创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研讨会上的报告也显示出了网络文学盗版的产业化趋势,初步估算,每年盗版市场规模高达50亿元,而同期正版市场的规模为1亿多元。  虽然各文学网站绞尽脑汁打击盗版,但通过搜索引擎的任意抓取文字词汇功能,阅读者只要巧妙利用关键词检索,就能绕过付费机制而免费看到文章。此外,还有更为难缠的“人肉打字机”,通过付费打开小说,然后雇几个人甚至几百人,每人负责不同的部分,把每天的更新逐字打出来。有时候,一部小说刚更新十几分钟,就能在别的网站上看到盗版的内容,但这些网站上留下的联系方式都是虚假的,盗版源头很难找。  5.由于盗版可带来巨大的利益,网络文学盗版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首先,专业盗版网站通过技术手段,或干脆直接雇用人力打字的方式,获取成熟的文学网站每日更新的正版内容,原创作品上传更新后5~10分钟即可被疯狂盗播;然后盗版网站以“搜索引擎”为推广途径,大肆赚取网络流量;再以“广告联盟”为盈利途径,赚取巨额广告收入,而搜索引擎、广告联盟则与盗版网站按照一定比例共享“收益”。在上述完整的产业链中,“搜索引擎”扮演了幕后推手这一关键角色,它在幕后推动盗版并通过“广告联盟”为盗版网站源源不断地输入“利润”。  目前,大部分网络用户,都通过搜索引擎获取盗版内容。盛大文学旗下的所有文学网站,长期以来均备受盗版网站的侵害。据不完全统计,现今文学盗版网站的数量约为530000家,而一家站点的建设成本仅为数万元,其中以盗版为专业的上规模网站超过1万家,平均每家网站盗版盛大文学拥有版权的作品至少1000部。以每部作品因盗版损失500元在线阅读的收费标准计算,盗版网站给盛大文学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50亿元。盛大文学旗下运营的起点中文网,若搜索引擎输入任意一位签约作品的名字,如“盘龙小说”,得到约8500000个结果,其中绝大多数搜索结果都直接指向盗版网站。部分搜索引擎为了迎合这部分用户,通过有意提高盗版网站在搜索结果中的排名,甚至通过拒不删除盗版链接等方式鼓励盗版。盗版网站制作过程的零成本和获利过程的高效率,导致了盗版形势迅速发展壮大,频频发生的网络侵权行为,给网络原创作者和版权网站带来了极大的利益损失,同时也阻碍了我国互联网知识产权秩序的良性发展,更加损害了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  6.作家们普遍反映:文学的侵权行为形式多样,盗版书、伪书(作者为某作家,实际却不是某作家所写)、影视剧任意改编等等。特别是近年来网络侵权盗版事件层出不穷,形式隐蔽、手法特殊、取证难度大是网络侵权的典型特点。“维权太难了。”这是相当普遍的心态。  不过,这种“难以维权”的烦恼,目前也有途径缓解。近年来,帮助作家维权的组织也越来越多,如中国作家协会于1987年成立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简称“权保会”)、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北京版权保护中心;网络维权方面,也有“中文在线”的反盗版联盟,这使在“官方”版权局维权之外,出现了维权的民间力量。据“中文在线”总裁童之磊介绍,“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自2005年成立以来,已与全国30多家律师事务所合作,处理了300余件案件。  有统计表明,在知识产权案件里,70%是版权案件,版权案件里,70%是网络案。网络和网络之间的侵权行为也屡见不鲜。就像作家张抗抗所“抗议”的:“网络上如果没有红绿灯,以后谁都别想走路了。”  处罚力度对于维护作家权利、保护创新成果至关重要。如果侵权方的赔偿金只是与作家签约成本的1/10,他当然宁愿打官司也不走正常的授权签约途径。而现在的矛盾是,司法与行政处罚的力度都有些偏弱。  许多司法界及文学界人士认为: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条款进行判决、处罚,加大行政处罚力度。  由国家版权局、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一起联合行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这应该视作是对文学侵权现象的一种积极回应。  不过,要杜绝文学侵权现象,依然路漫漫。  7.包括韩寒、李承鹏等5个作家和5个出版商组成的10个发起人、加上1个执行人以及靠捐助得来的300多万元启动资金,作家维权联盟在北京宣告成立。一把横放的剑成为了作家维权联盟的L0G0,在剑的下侧有一行字,写着“不要让互联网变成著作权贼赃市场”。  执行人贝志诚详细介绍了联盟的构成和计划,他说在现实中许多作家即使发现被侵权也不愿意打官司,因为打官司的成本过高,往往赔偿的费用抵不上打官司的费用。他算了一笔账,律师费大约一万,加上公证费等其他费用,打一场维权官司需要一万三四千块钱,而且耗时长久,但赔偿金额通常是几千块,也就是说每打一个官司,作家自己要往里面贴五六千块钱。成立这个联盟,就是节省作家的精力,由联盟出面维权,且将胜诉赔偿的80%归还作家。  高调成立的“作家维权联盟”,将数字时代如何保护文字著作权的话题,再次提到桌面。多位受访者对记者表示,当下网络侵权盗版现象严重,作家维权难度很大,因为成本高往往“得不偿失”。未来,还需借助集体的力量,以及法律的逐步完善。  8.2010~2011年度打击网络侵权盗版的专项治理“剑网行动”将于6月底结束,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2011年6月,共查处网络侵权盗版案件1148起,其中已作出行政处罚466起,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66起。  据国家版权局、公安部和工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专项治理行动自2005年开展以来,今年已经是第七次了,与往年相比,本次“剑网行动”查处案件数量大幅增加,行政处罚力度显著提高,刑事打击力度前所未有,有效净化了网络版权保护环境,规范了网络版权经营秩序。  目前,在17起重点案件中,法院已判决7起,检察院正在审查起诉5起,其他5起案件公安机关正在深入侦查。7起已经判决的案件中,共20名被告人被判有罪,刑期从拘役6个月到有期徒刑5年不等,共处罚金570万元。  在这些案件中,各级版权行政执法部门除了对侵权人按照上限予以较大数额的罚款,综合采用没收违法所得、没收服务器设备等手段进行惩戒外,还特别加强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配合,在将66起涉嫌犯罪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注重运用行政处罚手段加大案件查处力度。  相关负责人表示,专项行动结束后,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工作还将继续。下一步将加快推进案件查处工作。针对违法分子变换域名、服务器接入反复侵权的问题,国家版权局将从已办结的案件中梳理出一批典型案件移送通信管理部门,请通信管理部门依照通信行政法规进行处理,以从根本上解决违法分子不断被处罚却反复侵权的问题。  9.网络著作侵权调查问卷(网友互动)人民网网友留言:  网络像一把双刃剑,虽然能为各种正版商品提供广阔的推广渠道,但是也给盗版者提供了便利的侵权机会。网络盗版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出版事业的相关法规不完善,以及网络监管不严格。为此,影迷们、漫迷们、书迷们应该以身作则,拒绝盗版,坚决反对使用网络侵犯他人著作权。  ——网友A  使用网络侵犯他人的著作权,属于违法行为,这不仅盗用了他人的劳动成果,而且还侵犯了他人的隐私,使受害人的利益遭受损失。  ——网友B  严厉打击网络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加强立法,增强公民维权意识。  ——网友C  网络环境好与坏,关系到亿万网民的切身利益,网络侵权害人害己。谁在网上实施侵犯他人著作权益的行为,谁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网友D  严格按国家法律法规正确使用网络,不参与网络侵权。  ——网友E  网络侵权分很多种类,比如网上对盗版音像材料和知识产权的侵犯就属于侵犯著作权的范畴。我们应该慎重对待,在不伤害他人著作权益的情况下正确、合法地使用网络资源。  ——网友F  【问题】  假设你是政协委员,请针对给定资料反映的网络文学作品遭遇侵权的问题提出解决措施。  要求:(1)对问题、危害的分析准确、全面;  (2)所提建议具体、有针对性、切实可行;  (3)条理清楚,表达简明;  (4)本题作答不超过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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