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 （一）　　【给定资料】 　　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赴宁夏考察团的成员之一，作家F来到了宁夏。在雄浑的贺兰山前，一幅幅原始古朴的岩画激荡着他的情绪。F看完贺兰山岩画，内心颇有感触，他特意为此题字：“岁月失语，惟石能言。”逝去的无形无迹的光阴正镌刻在一幅幅粗朴的岩画中，F说：“原古先民以默默的文化符号表现出他们对生活的勇气和情感，对观者内心形成强烈的冲击。” 　　贺兰县的皮影戏也令他感慨。他认为，贺兰皮影戏有自己的地域特色。“古迹”要素保持得非常好，表演皮影的民间艺人张进绪有优秀的禀赋，声情并茂，其家族式的传承则保证了皮影戏架构的完整。道具乐器等“老家伙”也仍保存着，很难得，政府应把贺兰县的皮影戏当宝贝保护。 　　谈到宁夏的文化发展和保护，F认为，经过深厚积淀的回族文化和西夏文化都是本地独有的文化优势。从这点来说，保护文化是第一位，不要子孙后代还没有了解，独有的文化已经消失了。保护文化必须投入资金，宁夏文化首先考虑的是做精做细，只有文化做精，才有强大的可能。 　　作家F被人誉为“民间文化的抢救人”，对此，F说：“这源于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感。”F认为，物欲横流更容易导致精神被轻视。我们的民族精神在经受着精神价值的淡漠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坚守民族的特性，延续民族文化的血脉显得尤为重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是保护其本身蕴涵的精神，“我们现在所要保护、抢救的也是中华文化的神。如果我们不抢救自己文化的神，那么我们玩来玩去还是玩洋人的神，就没自己的神了”。 　　F认为，在民间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一直存在困难，但每个阶段的情况不同。初期的困难是你的声音没有反响，像在空气里呐喊，没人回应，现在好了，上上下下都有了反响。但这项工作在很多地方又被政绩化，表现出来往往是在“申遗”之前很下工夫，“申遗”一旦成功反而不用劲了。因为不少地方喜欢做面上的、能够很快出效果的事情，而“申遗”以后日常的保护与政绩“脱钩”。实际上文化遗产更需要“申遗”之后的保护，F提出了两个观念，第一是不应该只是政府保护或专家保护，因为文化是属于全民的，只有全民行动才能保护好，全民保护是个关键。还有一点就是科学保护，无论“申遗”前后的保护，还是后来的资源开发，只有从学理上和科学性上拿出一整套的方案，遗产保护才能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多方面的，比如博物馆保护、传承人保护、教育保护、法律保护等，但科学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当国人开始普遍关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介和保护的同时，也存在一个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去粗取精、批判继承的问题，其间或许昭示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性文化遗产之间的差异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公布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指出，所谓文化遗产，是指从历史学、美学、人类学、艺术或科学观点看来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物、建筑群和名胜地。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多样性，正是在不同的文化长期交融和碰撞过程中产生了今天的地球文明。今天的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兴趣、规模和方式，积极开展各种旅游和探险活动，了解和接触世界文化遗产，从内心深处表现出对文化多样性的渴求。世界各地的文化遗产正是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人类是有记忆的，并需要不断地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怀旧”手段，来抚慰心灵和抒发情性，历史文化遗产保留着现代都市人的历史记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哪里去？”要把握现在，走向未来，必须先理解过去。文化遗产为人类连接过去和现在架设了桥梁，也为从今天走向明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问题】 　　“给定资料”中的题字“岁月失语，惟石能言”能触发人们许多思考和感悟，请参考“给定资料”，以“岁月失语，惟石能言”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有思想性； 　　（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内容充实，语言畅达； 　　（4）总字数800～1000字。

问答题 （四十四）　　【给定资料】 　　1．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农民工有近两亿，其中早期来到城市打工的一批人已近老年，他们的养老问题，成了很多农民工的“烦心事”。 　　目前，绝大部分企业都没有为农民工办理养老保险。在浙江打工的阜阳市颍州区大许村的许文超对记者说：“我们在外打工只有能按时拿到钱才是最现实的，什么合同啊、养老啊我们也想，可人家不给你办。”安徽省劳动保障厅劳动监察处处长汪杰说，目前多数企业主在使用农民工时都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更别说为农民工买养老保险了。 　　按照现行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连续缴费15年以上才能享受。但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很难保证参保的连续性，这造成农民工难以享受到城市的养老保障。在北京务工的张亨和说，他“现在最头疼的是养老保险”，因为农民工很难在一个城市工作15年，如果在一个地方缴纳了养老保险，到下一个城市打工时，由个人缴纳的养老金账户可以随人流动，而由单位缴纳的养老金基本账户是不能转移的，这对农民工和企业来说，都不划算。 　　张亨和去年为其建筑队的1000多名职工缴纳了30多万元的养老金，可是一旦他和建筑队到另外一个城市打工，这30多万元就打了“水漂”。他认为，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群体的需求，不太合理，应当改革。 　　许文超说，现在农村人多地少，人均顶多一两亩地，即使是壮劳力完全靠土地也难养活自己，更何况老人呢。而对于靠子女，不少农民工也显得信心不足。 　　不少农民工告诉记者，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农村家庭的子女也较以往大大减少，这些年轻人成家立业后往往要赡养三四个老人，再加上自己抚养子女，负担也很重，所以靠子女养老也很困难。 　　在不少农民工看来，趁着“干得动”多攒钱才是解决养老的现实办法。在南京种菜的安徽怀远县村民李琴说：“没钱靠什么养老？即使将来有保险，没有钞票也入不了。”不过，她对靠积蓄养老也不无担忧，“靠打工能攒下几个钱？要是有个大病小灾，这点钱也就搭进去了！” 　　李琴认为，对于她们这样因为打工而举家过着“人户分离”生活的农民工家庭，无论是户口所在地还是打工所在地推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都很难使她们顺利地获益，“钱还是自己留着花，心里才踏实”。“有交保险的钱自己存起来养老不一样吗？”她表示，要为一份不了解、没看过它究竟有什么好处的保险而把手中的现钱交上去，她“不能接受”。 　　和李琴同样不相信养老保险政策的农民工还有很多。在南京打工的安徽省来安县相官镇高明村村民张阵鸿说，对农民工来说，看不到现行的养老保险有什么好处，而农村其他的养老院、敬老院等社会养老场所也很落后，因此，他们“普遍感到靠不住。”他认为，农民工养老意识淡漠和农村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是造成农民工普遍不相信社会化养老模式的主要原因。另外，农村关于养老保险知识宣传少，覆盖面窄，也是造成农民工普遍不信任的原因。 　　来安县相官镇劳动服务站站长孙世厚说，由于缺乏养老保障，一些“老无所养”的农民工不愿意回到农村，而是滞留在城市乞讨、流浪，不仅影响了城市的稳定也危害了社会的和谐。孙世厚认为，在农民工的意识里将自己的养老与儿女绑在了一起，而不会想到依赖政府和社会寻求养老保障。“但农民不会想并不代表政府部门就可以不管，反而更应该为他们做好养老打算。否则，这些在青壮年时期为城市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将不可避免地在老年时期成为社会最贫穷的群体。” 　　2．一个老旧的小院，七八位老人在晒太阳，还有些老人在房里聊天，陪伴他们的是属于自己的一张床、一个床头柜和一个小衣柜。这是很多乡村敬老院里的典型场景。老人们依靠子女每月交的“托老费”在这里养老，排遣寂寞的方式不多，只能看电视、聊天、打牌。虽然没有亲情，但让老人们知足的是，吃穿不愁，生病时还能有人照顾。 　　据民政部统计，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去年底已达到1.6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2.5%，其中大约60%以上的老年人口在农村，农村养老需求强烈而迫切。 　　家庭养老和集体养老，是我国农村现行的主要养老模式。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这两种养老模式都受到了挑战。 　　养儿防老，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传统的养老观念。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家庭养老实际上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家庭关系是否和睦、子女是否具备供养能力等。若是子女无心赡养或无力赡养，都有可能造成老年人晚景凄凉。近年来，农村家庭规模也在逐渐缩小，大量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家庭的养老功能逐渐弱化。这意味着健康不佳的老年人在经济供养难题之外，还要面临生活不便、照料不够等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敬老院制度”。虽然近年来国家对五保供养投入力度不断加大，集中供养对象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不小的改善，但目前分散供养对象的供养经费主要由县、乡、村承担，保障标准低、资金缺口大、地方财政兜底难等仍是比较普遍的问题。而且根据《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只有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老人，才能享受五保供养，这使得那些子女不愿尽赡养义务、生活困难的老年人处境愈发困窘。 　　乡镇敬老院正日益成为部分农村老人向往的最后归宿。但是，据民政部统计，全国有养老床位250万张，仅占老年人口的1.5%。相当于中国每1000名老人才有15个养老床位。养老机构数量不足，服务设施较差等原因，会让部分农村老人入住敬老院的向往也成为“奢望”。如何以普惠方式让所有农村老人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成为各方关注热点。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抓紧制定指导性意见，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2009年8月，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正式开始。按照新农保时间表，2009年，新农保在全国10%左右的县（市、区）开展试点，2010年覆盖全国23%的县（市、区），到2020年将实现“新农保”全覆盖。 　　“新农保”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其中中央财政将对地方进行补助，且会直接补贴到农民头上。在支付结构上，新农保分为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前者由国家财政全部保证支付，这意味着农民60岁以后都将享受国家普惠式的养老金，目前是每人每月55元。我国农村60周岁以上的老年居民已超过1亿，按现在的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即每人每月55元，如果2020年实现全国覆盖，国家财政每年将支付近700亿元资金。农村养老是亿万农民自身面临的现实需求，已成一个社会焦点问题，也是国家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尚没有一种单一的养老方式能全部解决包括物质提供、精神慰藉、日常护理等内容的养老需求。加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农村经济相对落后，这也决定了家庭居家养老仍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作为农村养老的基本方式。因此，专家认为，养老制度设计不能脱离这个实际，应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以实现农村养老的全面覆盖、标准多层次、模式多元化为目标，建立起人性化、制度完善、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体系。 　　专家建议，在养老事业上，政府、社会、社区、家庭都应真正重视起来，释放更多的人情温暖。公共财政应增加对农民养老保障的投入，加快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农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把符合条件的老人全部纳入保障范围，同时要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落实。整个社会要营造尊老爱老的氛围，农村社区要为留守老人提供生活服务，子女也要切实尽到赡养义务。 　　事实上，实现“老有所养”还有很重要的配套内容，就是“病有所医”。农民老了最怕得病。要解决农民养老问题，还必须加强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逐步完善农民的医疗保险尤其是重大疾病保险。专家提出，政府可以通过适当加大大病统筹的比例、提高专门针对大病的统筹补贴、加大重大疾病的报销比例等举措，让农村的老年人能看得起病，真正拥有一个幸福健康的晚年。 　　3．“F县敬老院的老人精神普遍好，大家可以看到个个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容光焕发。我认为这主要得益于该县敬老院建设规模大、档次高、环境美、服务好，管理规范。毫不夸张地说，F县敬老院已成为我市一道亮丽风景线。”日前，市长周以忠在F县召开的全市农村敬老院经验交流会上如是说。 　　大胆探索创新。F县大部分敬老院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长期实施“一乡一院”的敬老养老模式，敬老院面积小，房屋破旧，同时敬老院的服务员多是乡镇干部兼任，吃财政，服务好坏一个样，造成服务水平低下。为彻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2006年，该县民政局局长李新军带领工作人员对各乡镇敬老院进行走访、调查，提出建设中心敬老院的初步方案。该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无论是财力、物力，还是政策都给予倾斜。目前，该县已建成八里湾和城关两所中心敬老院，杜良中心敬老院即将竣工并将于2008年7月份投入使用，范村中心敬老院正在筹建之中。建成后的中心敬老院由县民政局统一管理.达到了行政管理和业务指导相统一，有效地解决了管理“断层”问题。 　　注重建管并举。该县把敬老院建设和管理作为民心工程、德政工程来抓，确保敬老院建设水平10年不落后。目前，该县16所敬老院中，省级敬老院5所，市级敬老院7所。为多方筹措资金，该县以县、乡政府投入为主，辅之以上级部门资助和社会力量捐助。2008年年初，县政府在县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挤出130万元作为改扩建敬老院的启动资金。该县成立了中心敬老院管理办公室，下设服务站。为让老人在幽雅的环境中欢度晚年，各敬老院实施管理规范化、医疗专业化、服务人性化，健全完善了生活护理、卫生保健、膳食营养、安全防护等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对敬老院的每一位老人建立了个人健康档案，设置医疗室、医药柜，配备专业的医护人员，为老人定期例行体检，特别对患有慢性病的老人重点看护，使老人小病不出院，大病早预防、早发现。 　　完善服务功能。该县十分重视丰富提高老人的精神生活，经常开展一些适宜老人的健身比赛、联欢会，既增强老人体质、提高免疫力，又活跃文化生活。与此同时，强化了“两个服务”。一是该县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和一些中小学校经常组织人员到敬老院为老人们洗衣、晒被，帮老人们打扫卫生。县民政局文艺队定期到各乡镇敬老院进行巡回表演。县乡卫生部门定期为老人开展送药义诊活动。二是各中心敬老院工作人员对“五保”老人以“待似父母、情同亲生”的工作理念，真心实意地为“五保”老人搞好服务，使他们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玩得好，安度晚年。 　　4．上世纪80年代，国家将独生子女政策定为基本国策。30多年过去了，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迈入老年或者即将迈入老年，养老压力正在一步一步逼近他们的生活。他们被形象地称为中年“夹心层”。张玲是典型的“夹心层”，孩子的养育和教育、长辈的养老和医疗已经将她和丈夫压得喘不过气来，到哪里去节省养老的投资呢？ 　　“等我老了，就去养老院。”“老人病倒了，让孩子请假不上班照顾，这样可取吗？”每谈到养老问题，在医院工作的55岁的张志峰就反问老伴。和同事一块探讨养老时，张志峰总想起一则报道：有个独生子，在北京一国企工作，父亲生病住院，母亲在给父亲送饭时摔伤，无奈之下，孝顺的儿子辞职回家照顾父母。妻子不太理解他，和他离婚了。多年后，父亲去世，他和生病的母亲一直艰难度日。 　　同事也感慨，如果他雇人照顾父母，如果他把父母送到养老院，如果有更完善的养老机制，也许这样的事儿可以避免。 　　父母生病时，80后独生子女白天忙工作，晚上忙陪护。张志峰深感80后独生子女的压力。他只有一个20多岁的女儿，正在读大学。女儿将来想在哪个城市工作，他打算顺着她的心意。可当他老了，他真要去养老院吗?没法把养老完全寄托在子女身上，不是他们没孝心，实在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养儿防老”是中国人的传统养老观念。但如今到了21世纪，这种养老模式已经不再现实。在“只生一个好”的政策鼓励下，孩子从小是父母和祖父母“手心里的宝”。中国的父母特别心疼孩子，从怀孕开始，到吃奶粉，上托儿所，上小学、初中、高中，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给孩子请昂贵的各类家庭教师时，从不“手软”，全都是倾尽全力。对于一般工薪家庭而言，除了按揭住房还款，孩子就是最大的开支，每月家庭基本开销中一半以上花在孩子身上。 　　中国夫妇把大半生积累的财富都贡献给了孩子。把孩子养到结婚（25岁至30岁者居多）后，夫妻双方也离退休时间不远。同时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大大延长，社会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剧。如今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膝下都只有一个孩子，靠子女保障自己退休以后的生活，让成年后的子女分担自己的养老压力，可能性已经越来越低。 　　5．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机制，实现农民的老有所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存在，我国农村的养老方式仍然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以农民子女扶养与农民个人自养相结合的方式为主。随着社会变革进一步加剧，传统养老方式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农村很多地区的老年人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 　　我国农民的养老保障曾经世代以土地为中心。改革开放推动我国不断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农民拥有土地的数量因此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递减。 　　人口流动性增强和社会价值观转变，使得更多的农村年轻人到外地独立谋生，以至于不能够切实地承担起扶养老人的责任。越来越多的农民独生子女将形成“四二一”的家庭格局，一对夫妇可能赡养4个老人。农民子女的养老负担逐渐演变成突出的社会问题。目前，农村老年人自养比例逐渐上升。他们年老体衰，生产经营能力很低，导致生活质量不断下降，已经沦为农民群体中的弱势群体。 　　我国农村已经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农民老年人队伍数量庞大，不仅影响他们自身的生存质量，而且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重大人口因素。 　　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需要大量的农村人口，特别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农村青年进城务工搞基础建设。而城镇户籍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松动，促进了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村家庭养老提供了经济支持。但是，长期的聚少离多所带来的“空巢家庭”和“代际”分化，造成了农村人口结构老化，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失去了依托。在此情景下，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好转，而是面临着更多的新困境。 　　在我国农村，赡养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年人，多年来实行的是以五保户和养老院为主要形式的集体养老制度。集体养老的物质基础是农村集体经济的物质丰富和管理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的整体负担，但也削弱了县乡两级的财政实力。村级集体经济趋于瓦解，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又相当有限，致使原来由乡镇统筹和村级集体经济负担的部分五保户和其他一些农村贫困对象失去了救济保障。 　　从总体上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人口覆盖范围有限，保障水平低。已有的保障措施具有应急性，缺乏制度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相比，与农村居民发展的需要相比，与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在很多地区，多数农民缺少社会保障。部分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生产生活、子女就学等得不到政策扶持。失地农民大量转化为城市贫民，已经影响到城乡社会稳定。 　　以2000年为例，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的总支出，加拿大为39%，日本为37%，澳大利亚为35%。我国只有10%左右，而这10%也主要用于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仅占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总数的11%；占全国人口20%的城镇居民，却占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总数的89%。城镇社会保障的覆盖率达到91%，而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只有2%。 　　6．随着社会的变迁、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养老已不再是单一的家庭养老，而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其他养老方式并存。 　　家庭养老：这是当前我国农村最普遍的养老方式，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据有关资料显示：子女供给占老年人经济来源的比重，城市为16.8%，乡镇为21.0%，农村地区则达到38.1%。农村家庭养老之所以如此重要，其原因在于：第一，我国农村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由于农村地区间发展差异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短时间内不可能在全农村范围内建立、推广养老保险制度，这决定了家庭养老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农村养老的基本方式；第二，农村家庭服务业不发达。即使部分老人拥有数目可观的养老金，但由于疾病缠身、自理能力较差，他们仍然难以安度晚年；第三，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对农村老人生活习惯的感染和影响。“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仍是他们所渴求、向往的，且随着年岁的增加，农村老人抵御生活风险的能力越来越有限，对家庭人员的物质、精神依赖亦会增加。 　　集体养老：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对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进行赡养的制度。目前我国农村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养老院制度”。集体养老作为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化养老过渡的一种形式，是以集体为单位对老人进行集中供养的养老方式。 　　尽管集体养老在历史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现在看来，其作用仍然有限。第一，养老对象过窄，集体养老的范围事实上就是对五保户的供养。然而，五保户的供养条件非常苛刻，对于只有女儿的老人一般不予“五保”；第二，没有敬老院的农村地区主要由村组负责对“五保户”实行分散供养。集体养老保障也仅仅停留在维持其温饱；第三，对集体养老认识明显不足。在农村地区，许多符合条件的农民不愿享受“五保户”待遇，他们认为“五保户”这个词带有歧视。只要尚有一点点劳动能力，或者有亲人可以依靠，谁也不愿享受“五保户”的供养。 　　储蓄养老：是一种最典型的自我养老方式，即老年人依靠日积月累、勤俭节约的积蓄养老，但这种养老方式在农村越来越缺少实用价值。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有限，尽管辛苦劳作和省吃俭用，但盖房、子女教育、医疗等各项开支却很大。到了晚年，其积蓄难以保障养老的基本需求。 　　专家认为，建立新型农民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应是“低水平、广覆盖、适度保障”。我国农村人口多，经济落后，基础薄弱，国家还没有能力完全包揽农民的养老问题。在农村社会的转型期，一方面要继续巩固农村家庭养老的功能，另一方面应积极探索适合农村地区的社会养老保障之路。 　　7．农村“空巢老人”增多已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委员们呼吁，首先要提倡符合时代要求的“孝道”，其次要动员社会关注。但最重要的是政府要着力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政府要提倡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保障两种制度并行和尝试新型养老保障制度。A市某区政协委员郑宏生说：“政府应支持和鼓励社会性或个人出资举办不同层次的养老机构。” 　　农村“空巢老人”的大量出现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现象，表现为经济上的低收入、生活质量上的低层次和心理上的高敏感性。“空巢老人”的这种特殊性表明，要解决上述养老问题，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给予关爱。 　　A市某区民政局工作人员戴志安介绍，我区60岁以上的老人有75389人，占总人口的15.58%。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农村青壮年劳力的大量外出务工，“空巢”化趋势非常明显。“为此，区民政局在加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发展农村老人自治组织、强化家庭养老功能、建立健全养老补助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戴志安说。我区现有农村敬老院4所，床位850张。2008年白龙桥敬老院扩建了150张床位，2009年罗埠敬老院又计划扩建200张床位。另外依托老年协会、“星光老年之家”等，积极为独居老人提供文体活动场所，鼓励支持独居老人采取多种形式建立相互关爱的小型组织。推行低龄健康老人和高龄、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实行阶梯式“居家养老”服务。 　　“家庭养老是我们的传统养老模式，在国家还不能拿出更多的经费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之时，家庭养老仍然是老龄农民养老的首选模式。因此，我本人非常赞同这种养老方式。但是要把家庭养老纳入社会管理，区民政局最好能组织一些志愿者关注这些‘空巢老人’，加大对家庭养老的宣传力度，大力表彰养老敬老的先进典型。”听说区民政局一直着手开展这项工作，郑宏生满意地点点头。 　　据了解，近年来，该区已经为全区百岁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发放不低于200元的高龄补贴。“在全省民政会议上获悉，杭州、嘉兴等经济发达地区已经为70岁上的农村老年人，按照不同的档次发放老年人生活补助金。我区也将积极创造条件，筹措资金着手这一惠民工程，逐步改善农村老年人，特别是‘空巢老人’的生活水平。”戴志安说。当郑宏生得知政府已经关注“空巢老人”问题时，他表示，适当的时候我们也会奉献自己的爱心。每个人都会老，善待老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问题】 　　针对农村“空巢老人”的问题，参考“给定资料”，结合你的思考，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 　　（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语言流畅； 　　（4）总字数800～1000字。

问答题 （二十）　　【给定资料】 　　1．“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发布之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在此次调查中，社科院蓝皮书课题组对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等7个城市的1900多名居民进行了详细访问。结果显示，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超过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从行业和部门来看，人们对商业、企业信任度最低。同时，不同阶层、群体间的不信任也在加深和固化，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程度也在进一步加深。 　　尽管蓝皮书的结论只基于7个城市不到2000份样本的调查数据，是否能客观反映出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状况，还有一些质疑，而环顾我们身边的生活，这个调查结论却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很多人的切身感受。 　　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总体信任降到了“不信任”水平？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认为，首先是由于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逐渐脱离原来的熟人社会形态，改变了原来的信任格局，人际信任下降是自然的结果。由于社会转型中市场经济秩序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完善或得不到很好执行，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人们获得了更多的间接上当受骗经验，这一切使得人际信任不断降低。至于民众对基层政府、政法机关的信任度不高，对广告业、房地产、食品制造、药品制造、旅游和餐饮等行业的信任度很低，很大原因是由于一些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或贪污腐败。 　　2．针对《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的调查结果，网友纷纷在微博上发表评论。 　　微言大义 　　@剑逸：何止七成！ 　　@黄涟漪：不识庐山真面目，谁敢相信哦？可能是骗子太多的缘故，有些亲人的话都信不过，陌生人就别提了，生怕上当受骗！ 　　@孟波：出门在外，把陌生人都当骗子看待，不会主动与陌生人搭讪，更不会理主动搭讪的陌生人。你可以骂我冷漠甚至冷血，身为草根小人物出门讨生活我只会这样对待陌生人。 　　@亚宾：一老人摔倒，不敢去扶，那是为什么，老人被救反冤枉好人是为什么？其实就是钱，看个病能把一个家拖垮，见义勇为的成本太高，不关我事思想，把人变成自私、拜金、不择手段……怎么去相信人？ 　　@刘永明：这种数据不知道怎么出来的？对他人表示警惕和不信任是两回事。中国全民天性都是对陌生人比较警惕。随着国民智识的进一步提高和社会财富的进一步积累，人与人之间产生不信任的条件也在萎缩。诚信事件总量其实是在减少，只不过大家觉得多了，是因为现代传媒和资讯的发展给了大家一个相对感。 　　@CHINA：人与人之间是否相互信任，主要取决于国家价值文化发展的导向和对外来文明影响因素的取舍。在中国，一旦提及要去相信一个人，首要反应一般是“凭什么”和“我们什么关系”，如今更是以物质多寡、声名是否显赫或金钱是否累累来作为开启人们交往和沟通的前提。 　　@玉：陌生人不是不可信，只是一个对待别人的态度而已，你诚心待人别人也会真诚待你，相信还是好人多的。现在的世界应该多宣扬正能量，感化堕落的心！ 　　@卢锡超：任重而道远，独善其身吧。 　　@张志刚：互不信任不过是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的阶段性产物，随着陌生人社会的法制权威最终确立，问题会迎刃而解。 　　3．我们为什么不敢相信陌生人，不愿意相信陌生人，因为我们现在的孩子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性本恶”的教育。不要给陌生人开门，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一定要远离陌生人，最近赵忠祥与郑渊洁的“口水战”即是最好的例子。今年2月14日，郑渊洁带81岁老母亲看冰灯，发微博讲述一女孩搀扶母亲，却被女孩家长告诉小心被讹。 　　郑渊洁在2月14日发出的微博原文是——“昨晚带81岁老妈看冰灯。给老妈拍完照片我检验是否虚了时，老妈要下一个台阶，她对身边一位12岁左右女孩说，闺女，能搭把手我扶着你下这个台阶吗？女孩儿伸出胳膊支持我妈下那个台阶。我和老妈说完谢谢，身后传来女孩儿妈妈教育女儿：‘傻孩子，她要是摔了，咱家就惨了。以后还扶吗？不扶了？真听话。’”该微博截至15日中午已有1万多条转发和5千多条评论。 　　不少网友在这条微博下面评论，有认为女孩母亲的教育方式有问题，“从此女孩的爱心被抹杀，又一个冷漠自私的人诞生了”；但也有网友表示，“在老人家属在场情况下，老人家需要陌生的未成年人的帮助，纯属家属监管不力，不负责任；在得到未成年热情帮助下还被家属兼成年童话作家拿到网上说事，纯属没事找事。” 　　原央视主持人赵忠祥15日上午转发并评论了郑渊洁这条热门微博，不过他并没有批评女孩家长“内心阴暗”，而是直指郑渊洁没有尽到人子之责：“我的天，是你照片重要还是老人安全重要，这样博文也好意思发表！” 　　4．社会诚信缺失、信任度下降、人际关系冷漠，我们似乎已经由“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社会”，但是我们与真正的“陌生人社会”相距甚远。“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20世纪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两张关系网。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民间“熟人好办事”的说法，正是对熟人社会的一种朴素表达。费孝通先生认为，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在越来越大的社会空间里，人们成为陌生人，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 　　“陌生人社会”，是美国知名学者弗里德曼提出的概念，他这样表述：“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国内社会学家也认为，“陌生人社会”是现代经济发展产生的社会现象，随着城市经济规模扩大、人员流动性增强以及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程度提高，人们逐渐从过去的“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因此，“陌生人社会”的到来，已是无法阻止的潮流趋势。 　　在“陌生人社会”，必要的风险意识是生存所必需，就像游泳之前要做准备活动一样。但另一方面，“陌生人社会”绝不能变成冷漠的社会。而风险意识，也不应异化成过度警惕。“过度设防”的严重后果，就是侵蚀正常的人际关系和人际和谐，加剧人情冷漠，以致出现“老人跌倒街头无人敢扶”的社会怪相。 　　在“陌生人社会”，如何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互信，是一道新的社会课题，绝非一朝一夕可至。惟有通过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完善法律监督体系以及重建社区人际关系等努力，才能打破人与人之间冷漠的坚冰。 　　5．诚信，是相互的，不仅有你对陌生人的信任，还有陌生人对你的相信。近日，A市一媒体记者走上街头进行诚信调查。记者把诚信交给陌生人，看到底有多少人愿意接受这份信任。 　　在街头，记者向30名市民寻求帮助。 　　“不好意思，我要去趟厕所，你能帮我看下包吗？”面对记者这样的求助，30名市民中仅有8人伸出援助之手帮助记者，超过七成的市民不相信记者的“诚信”。 　　在他们眼中，记者的“诚信”似乎成为了一个“麻烦”。 　　还有很多市民虽没有帮助记者看包，但是都建议记者寻找行李寄存处。 　　“万一你包里有什么贵重物品，很可能给我带来麻烦，但是我还是挺想帮助你的。”一名青年说。 　　针对此次调查结果，记者请教了某大学教授王春勇。她认为，记者送出“诚信”但没有得到对方的相信和帮助，主要有两个原因：从社会原因讲，社会上有很多负面现象，这些现象对人们心理产生影响；从教育的角度讲，很多人都以自我为主，凡事都会考虑自己多一些，常会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营造相互帮助的社会氛围，提倡诚信待人。这种客观环境会影响个人意识。其次是培养乐于助人的意识，经常帮别人，等你需要帮助时，别人才有可能帮助你，诚信确实是相互的。”王教授说。 　　6．在早已完成社会转型的美国，现在的社会信任度怎么样呢？在美的中国留学生苑璐说，美国人对陌生人似乎不设防线。 　　苑璐：美国人对陌生人基本上都很友好，包括借电话、问路、借零钱，都没有问题，我从来没有碰到过障碍。我有同学电话丢了，在路上随手抓一个美国人借电话都没有问题。包括有时候去自动售卖机时没有零钱了，周围其他人借给你一两块或几美金，都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也不奢求你还，这方面的信任度是有的。一次，我逛到下午两点，饿了找饭吃，看到一家小而精致的快餐店，就进去了。里面的顾客还挺多，排队点餐的也不少。我选了一个套餐，它可以送一支罐装的饮料。拿到热乎乎刚出炉的套餐，在餐馆门口的收银台交了款之后，收银员告诉我，在餐馆里面的饮料冷藏柜里自己拿一罐饮料。我来到餐馆深处的饮料冷藏柜前，发现这里有各种各样的饮料，有比较贵的玻璃瓶饮料，也有便宜的罐装饮料，还有各种啤酒等，品种非常丰富。大家都在这里自取饮料，旁边没有服务员看管。大家拿了之后，或在餐馆里用餐，或走出餐馆到别的地方吃。我看见所有人都很自觉地只拿罐装饮料。我特意看了看收银台，那里离饮料冷藏柜比较远，而且有很多顾客在收银台交款，收银员正忙得不亦乐乎，根本无暇照看饮料冷藏柜，或者是她根本就没想过要照看饮料冷藏柜。 　　全球华语广播网日本观察员黄学清：日本是个相对安全的社会，一切都很有秩序，对待陌生人的态度也很和善，所以很多到日本旅行的外国人都比较喜欢日本，不需要太多的戒备心，玩到深夜都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在日本的网站上，购物都是先付款，店铺和个人在收到汇款以后再发货，人们从一开始就习惯了这种支付方式，因为极少出现问题，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比如雅虎的竞拍上也曾经推出过类似支付宝那种先拿到商品再将货款转给买主的服务，但很少有人使用。 　　日本看似一个充满信任的社会，可是根据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有47%的人认为他人是可以信赖的，而日本只有26%。日本是依靠相互监督和执法来保持社会的稳定的，很多日本人认为，如果做了不光彩的事情会受不了周围的目光，如果不帮助或协助别人，自己也很难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如果说日本是一个相互信赖的社会，不如说是一个人人自律的社会。 　　7．某网站以“如何提高社会信任度”为话题，组织了一次讨论。 　　网友Alex：“社会信任度”的提高，一方面需要宣传、引导和鼓励，让坚持诚信者不吃亏；另一方面，对不诚信者，则应加强惩罚力度，通过曝光、行政处罚，甚至法律追责等手段，使社会成员和机构无事不信，无时不信。 　　网友feifei：要发挥公共权力在建立社会信任机制的核心作用，从制度层面建立社会信任机制，摆脱社会信任困境。特别是关注社会负面情绪，尽量消解那些不利于社会良性运行的负能量。而消解负面情绪要依靠对正面情绪的激励，并逐步建立起公平有序的社会秩序。 　　网友spring：对于社会不信任问题，绝不能总将板子打在社会制度上，还必须得从社会成员自身找原因。其中，人性中的自私自利、缺乏公共道德和责任感，就是一个重要方面。换句话说，每一个国人都痛恨腐败，且深知社会不公的危害，但在具体情况面前，又都渴望得到特权的照顾，希望凌驾于公平公正之上。殊不知，社会不信任、社会公德和法律尊严被践踏，就是人人都希望拥有“特权”，人人都指望“我可以骗你，你不可以骗我”这种自私狭隘的思想造成的。因此，自省和反思，是重建社会信任的重要环节。 　　网友冬之花：在中国，诚信的维系主要靠道德约束，法律的威慑力还远远不够。比如，与人们生活和健康息息相关的食品、药品行业，要加强对其监管，可以设立企业诚信评级机构，一旦企业出现不诚信行为，应将其录入黑名单并通报，通过罚款、整改等方法提高企业的品质；政府和相关机构更应该杜绝背信、失信的行为和权力的滥用，一旦社会监督完善了，公信力自然也就得到加强。 　　网友petter：要从制度层面来解决社会信任问题，从制度上、法律上和管理机制上降低信任风险，特别是从公权力这个社会信任的核心环节入手，重建社会信任。 　　8．在机场委托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将一本护照带给在另一座城市的家人，你能放心这么做吗？据《法制晚报》报道，北京的吕小姐最近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吕小姐正在上海的机场准备返京，被一名陌生中年男子叫住，“说女儿在北京，隔天要出境出差，却把证件落在家里，快递已经来不及，他本想自己亲自飞过去送，机票昂贵，恳请托付我带过去。” 　　听到这个委托，吕小姐“几乎是受宠若惊地应承下来”，“和女孩通了话，下飞机就送去给她，就为这份陌生人之间的信任。” 　　这件事被发到微博之后，短短一小时，就被网友转发3万多次，评论高达7千多条。这种陌生人间的信任感动了无数网友。新浪网友“杨婷婷”说：“有点感动！泪花都出来了。这种被信任的感觉实在美好！”腾讯网友“向晚”感慨，犹如一缕清新的风穿过雾霾的天空。 　　也有网友开始反思，当下社会依然存在的“信任危机”。一名新浪网友说：“人与人之间守望相助不是寻常小事吗？如今却被如此追捧，是不是因为太稀缺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对陌生人的微笑与搭讪变得戒备森严，时时教育孩子不和陌生人说话？”一名新华网网友提出疑问，“要重建一份坦诚松弛、温暖相助的社会氛围，还需等待多久？又该从何做起？”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去年11月的一项调查也许能给出答案。调查显示，91.0%的人承认陌生人之间互不信任的情况很普遍。但依然有86.7%的人愿意向陌生人传递善意。61.7%的人表示，自己传递善意就能“唤醒更多人的善意”。 　　“被陌生人信任就是一种福气，真希望自己也能有这种福气。在当下这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里，我愿意从我做起，把这种福气传递下去。”一名新浪网友留言。 　　9．信任度的下降，是当前经济生活和社会现实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企业来讲，信任度下降的表现形式主要有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短斤少两、侵犯商标专用权、生产经营劣质产品、合同欺诈、虚假承诺、有约不遵、乱收费、相互拖欠赖账、三角债等等。 　　信任度的下降危害极大。例如，现在大家都知道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除了其他方面的因素外，企业自身的不诚信行为也是造成这一困难的重要原因。一些企业蓄意逃废银行债务，导致银行对民营和中小企业的不良贷款率较高，银行出于规避风险的目的而对民营和中小企业贷款采取谨慎、回避的不积极态度。长期如此，企业融资当然是难上加难。另外，现在不少人都在谈论仇富心理，其实也有部分原因是少数企业为富不仁、不守诚信、唯利是图，漠视农民工切身利益，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造成矛盾激化，引发了一起起不该发生的事件，使企业的形象在公众心目中大打折扣。诚信缺失诱发了社会的不稳定与不和谐。 　　信任度的下降造成企业经营风险增大，使整个社会经济运行质量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减慢：企业信任度的下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诚实守信是贷款的基础，是经营发展的基础，如果最基本的诚信关系都建立不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从谈起；企业诚信缺失制约我国企业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企业诚信缺失也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犯罪。在一些企业，不守诚信已经成为导致经济犯罪和滋生种种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温床，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很多内外串通、吃里扒外的恶意经营都被不守诚信掩盖了。 　　10．去年底，连续的降雪造成110国道封闭，北京延庆大榆树镇政府风雪中为在国道上滞留的大货车司机免费送饭，部分司机怕受骗不敢接受。据负责送饭的工作人员说，他们现在送饭最大的难度不在于天冷路滑，而是很多司机担心上当受骗，不敢轻易打开车门，“所以我们还要耐心地做思想工作，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被动，比预计的时间要长很多。真希望司机师傅们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为我们节省出时间自救。” 　　在人们谴责道德滑坡、期盼爱心回归的时下，各级政府有责任更有义务发挥其良币驱逐劣币、引领社会风尚的示范和教化作用。对于被阻隔于风雪路的司机而言，每一份盒饭都是一颗滚烫的心、一片真挚的情、一声亲切的问候、一份温暖的关怀。司机王师傅为此感叹：“我做梦也想不到滞留在这里，还有人送吃的，居然一分钱也不收，首都人民真好啊！” 　　不过，在雪中送炭成为风雪路程主色调的同时，也不乏值得关注与反思的小插曲。部分司机担心上当受骗，不敢轻易打开车门，使得送温暖的同志还要做耐心细致的说服解释工作。究其原因，不仅基于他们对“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的常识性认知，更缘于其心悸上当的惯性戒备。其实，这份过度敏感并非多此一虑。就在京藏高速上，的确曾发生了个别村民将一袋方便面卖至20元的情况。也许他们可以在为滞留司机送餐服务中获得适当利润，但乘人之危的卖高价难言正义。由是观之，政府的雪中送炭更显得意义不凡。政府多一份“雪中送炭”的温暖，社会就少一份“趁火打劫”的暴利。而让人们消释疑虑的治本良方便是社会爱心善举的常态化。 　　【问题】 　　从给定资料出发，结合实际，以“重建社会信任需要‘正能量’”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1）紧紧依靠给定资料，角度新颖，主题正确、集中； 　　（2）内容充实，结构严谨，语言准确、流畅； 　　（3）字数在1000～1200字。

问答题 （四）　　【给定资料】 　　1．据《北京日报》等媒体报道，有京版《廉政准则》之称的《北京市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暂行规定》已于2011年10月正式颁布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参加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述廉时，应向党组织如实报告住房、投资及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等有关事项。 　　近年来，关于建立健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北京市此举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进步。近期，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爱调研网，对2908人进行的在线调查显示，80.5%的人对北京市的这一规定表示支持。受访者中，政府公务人员占11.9%。 　　北京市某事业单位员工张鑫（化名）力挺北京市此次廉政新规。“原先大多数规定只要求官员向纪检或者组织部门申报财产，北京这个规定要求官员在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述廉时向党组织报告，这就意味着参加这些活动的一般党员也能知晓官员的财产状况，范围比以前扩大了。” 　　一名爱调研网网友认为，作为一种新突破，北京市的做法值得肯定，但有些条文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申报的主体不能仅限于一把手，而应扩大到所有公务员；申报的场合不应该只限于党内的民主生活会，而应更加公开。 　　在民意中国网网友张同冰看来，官员财产申报是一项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制度，它不但有助于反腐倡廉，更有利于加强人民群众对干部的监督，树立官员良好形象。 　　调查中，92.4%的人认为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其中，64.9%的受访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公务人员受访者中，认为非常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比例（71.4%），要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受访者（64.1%）。 　　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教授龙太江指出，在抑制腐败方面，官员财产申报被证明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现在社会各界对于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的诉求非常强烈，国家需要尽快推动这一制度的法制化进程，回应公众的诉求。 　　2．据了解，早在1987年，就有人提出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想法。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之后，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等文件。新疆阿勒泰、江西黎川等地也进行了官员财产申报的实践。然而，时至今日，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法律仍未出台。 　　王敬波表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关键在于能否打破官员的整体利益。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制，仅仅停留在党内监督或行政系统内部监督远远不够，必须要引入公众力量，进行强有力的社会监督。 　　孙立平也表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出台，不取决于技术性过程，而是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博弈，取决于社会对既得利益的阻止能力。反腐败必须诉诸于社会，如果没有来自社会力量对权力的监督，反腐目标很难实现。 　　【问题】 　　给定资料中介绍了已于2011年10月正式颁布施行的《北京市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暂行规定》，该规定明确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参加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述廉时，应向党组织如实报告住房、投资及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等有关事项。请你以此为话题，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结合“给定资料”，并注意联系当前社会实际和自身体会； 　　（2）观点明确，内容充实，层次清楚，语言流畅； 　　（3）不少于1000字。

问答题 （三十一）　　【给定资料】 　　1．一个问题总横在他们的脑子里，是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在老家当死咸鱼呢？ 　　在他们对城市作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在国贸打车，黑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走不走？他非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一个地方，但他怕那个“县”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生在江苏一个县城，来北京工作了五年，月收入过万，两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的存款一路贬值，时至今日，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无车无房无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水，甚至呼吸空气，日常生活的一纤一毫，都让这个80后男人疲惫不堪，“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口数里，有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人生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走。 　　还有“蚁族”，大学扩招后数量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两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决不能没有网络。如果在大城市打拼五年，没有实现梦想，他们大部分会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据估计，北京地区至少还有这样的十五万“蚁族”。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人口到“服务”外省人的华丽转身，而这管控的态势，随着1800万人口上限提前十年到来，愈发严峻了。2011年年初，一连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税满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有专家呼吁年轻人不要扎堆“北上广”，像是冥冥中四十多年前一个声音在感召，“去农村吧，去基层吧，广阔天地，大有所为。” 　　很多次，刘寅假设人生三种曲径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滞留北京，继续苦哈哈的生活，能认识更多人，获得更多学习机会； 　　其二，回归南京准一线的市井，买车买房，吃吃喝喝，心宽体胖； 　　其三，回县城找块地，养鸭子喂猪，彻底的田园牧歌。 　　刘寅的下一站在哪里呢？ 　　上个月，刘寅看了部叫《白蛇传说》的片子，里边一个角色最能诠释他对京城的感触，那是一个小和尚，叫“能忍”，忍到最后，结果还是变蝙蝠妖了。 　　相比小城市而言，大城市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廉洁高效的政务部门，更现代、更有质感的生活细节。这也就是念叨了几年，刘寅始终还没有离开北京的原因。关于人生假想种种，始终停留在浮着白沫的自来水、挤不上去的地铁、买不起的房子和无限虚掷的时间成本里。眼看着，孩子就要出生，他还在艰难地为去留做决定。11月4日，他做了个梦，他出国了，天上有一条金灿灿的中国龙在飞，正欢喜呢，一泡尿把他给憋醒了。一醒来就看见窗外灰蒙蒙的，没有远处和阳光，心忽然沉了沉。 　　2．2010年年底，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两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楼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的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待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在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2011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人生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有了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3．促使李涵最终逃离上海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个房间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离开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上海火车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行李箱，周围都是说着河南话的人。”李涵说，当时她心中只有一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上海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地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上海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干什么？“其实不止那一件事情，我觉得周围人的思维和我也不一样，一到周末去参加同学聚会，感觉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就是不在一个圈子里的感觉。另外我大学读的是传播学，做广告策划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是做了一个办事员，不能说低就了，就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李涵也试图努力过，在单位有文化活动的时候，她总想露上一手，写出个漂亮的策划案，“但根本行不通，领导才不管你什么策划案呢，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 　　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上海，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有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上海，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 　　4．别人看来，北京的这些年里，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们眼里，也许是小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大叔聊人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亚独裁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回到小城市，年轻人们忙着老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一线城市看齐。 　　刘沛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在北京待了七八年后，回到老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工人，给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名牌大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的高调，背地里说：“北广毕业的又咋样，还不是跟初中生一样在扛摄影机。”地方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被禁止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 　　身边人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又堵车了，话语里带几分家乡经济蒸蒸日上、迈入“堵城”的自豪感。刘沛骑自行车上班，别人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沛说：“骑车15分钟就到，买车干嘛？” 　　“装了windows 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 98的了。”刘沛很是水土不服。 　　为了增强他的归属感，有人给他介绍了一桩亲事，对象是某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娘，你的人生少奋斗二十年！”刘沛许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个科级以上中青年干部结婚，从此安下心来。刘沛鼓着勇气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刘沛在成都的生活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子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5．“逃离”广州对刘梅来说，无奈的成分小一些，更多的是一种不被认同感，“当时经济压力其实也有，但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平衡，我在广州能得到什么，耳边是听不太懂的粤语，亲人又那么遥远，照顾不过来；而回到重庆这些似乎都能得到解决。” 　　仔细盘算了一下，刘梅一年前从广州回到了重庆万州，“身为重庆人，总觉得回到家应该大有用武之地。”在广州的时候，刘梅在一家大公司的大客户部工作，主要服务一些重要客户，“给他们做活动，写文案。” 　　然而在重庆万州工作了不到一年，刘梅感到种种不适应，“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案子，在重庆万州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文案写得不行，这单子咱也能签下来；还有一次，我和另一家公司比文案，我的案子应该是一流的，但是没想到，那客户还是签了那家公司，后来才知道对手有熟人关系，并送了礼。” 　　回到重庆万州的刘梅深刻感觉到“人生地不熟”，“这是我的家乡吗？我为什么一点优势都没有呢？”更让刘梅痛苦的是这样一次经历——有一次她好不容易签下一国际客户，当时要给这家公司做一个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但是隆重出场身着晚礼服的她发现，“就我一个人身着晚礼服，像个什么似的，其他人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人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有的人带了孩子，孩子在现场大呼小叫，让客户很不满意。” 　　刘梅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己要求过高？“从广州回重庆，真的是怀着抱负的，要做点事情给家乡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刘梅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任何东西，又回了广州，“现在想开了，广州虽然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但是我应该适应这里，应该把这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也许我还会回到重庆的，但不是现在。” 　　6．2011年10月，某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内容如下： 　　“逃离”一直在继续，就如涌入从未停止。“北上广”的繁华与耀眼之下，各色人物有着异样的命运。成功者如鱼得水，享受着城市文明的不尽福祉；失败者穷困潦倒，品尝着冰冷都市的残酷无情。更多的人居于二者之间，谈不上失败，亦难言成功；虽不算困窘，也不见腾达之希望。他们，对于大城市有着复杂的情感，留下无望、弃之不甘。最终，这群人开始分化，有的固执坚守，有的识趣逃离。之于前者，往往难逃蚁族、房奴、孩奴的宿命；之于后者，仿佛不远处有了可期的美好前景。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从来不是温情脉脉之所。与钢铁丛林相契合，其间多奉行优胜劣汰的法则。若要立足，一番打拼在所难免。这个时代，大城市生存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一方面，随着数十年的城市化扩张，“北上广”发展空间日趋饱和，人才吸纳能力并没有预期中那么强大；另一方面，随着高校扩招，大量毕业生滞留“北上广”，无论是人才结构，还是绝对数量，高校毕业生都与产业需要不甚合拍。 　　没有哪个城市可以无限扩张，从世界经验看，一定时期逆城市化进程必将出现。今天的“北上广”，已经处于饱和边缘。恰如一辆拥挤不堪的公交车，虽仍在蹒跚前行，却早已载不起更多人的寻梦旅程。继续涌入，或许并非最优选择。除非你有足够的能力与机会，自信能在一场惨烈的淘汰赛中笑到最后。 　　如今，我们把目光投诸“逃离北上广”的那群人。其后的动因显而易见，合理性也毋庸置疑。无论专家还是市民，都对这种趋向表示认可。言语间，“选择离开”大有化身为理性回归、民智成熟的同义词之势。在公众的朴素期待中，“逃离”不失为个人与大城市双赢之举。就这样，“无奈放弃”被美其名曰“理性选择”——“逃离”不再是失败，而是审时度势的观念升华。 　　此等说辞固然冠冕堂皇，实际上却陷入了预设的陷阱。对大城市的迷恋，真的只是基于观念？甚至，“北上广”的拥挤效应，真的可以归因于“大城市崇拜”？须知，从来没有人天然偏爱冷酷、杂乱与拥挤。所谓年轻一代的大城市情结，不过是个伪命题。考虑到资源分配倾斜到无以复加之地步，谁不想留下分羹一杯呢？ 　　另一层面，需要反思大城市存在着怎样的淘汰机制。是基于能力的遴选，还是基于家世的纳斥？现实中，上述两者并存，且很多时候后者重于前者。正因为如此，“逃离北上广”并不那么令人欣喜。要知道，离开的可能恰是事实上的精英。首先要有公平的竞争，其后才有“合理的离开”。若竞争不公平，则“逃离者”必会带走创造力。最终，一个城市的运转效率将被拖累。 　　7．“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现象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就“年轻人是否应该逃离北上广”问题，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不需要逃离。但国家应该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应该在中小城市部署一些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不能把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搞成“大而全”的经济体。“蜗居”和“蚁族”现象的原因是大学生工资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劳动力市场不均衡的问题。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太强、劳动时间太长，出现了马克思讲过的那种“恶性循环”，加剧了失业问题。政府应严格实行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坚决处罚过度盘剥劳动者的不法商人。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我认为逃离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大学生蚁族的出现，一是由于我们的大学教育不仅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且还无目的的扩招。二是因为当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还是简单加工，服务业不够发达。现在的蚁族，大部分都是地方院校毕业生。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无效的。因此只能从事低工资的工作。他们之所以集中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他们才能找到一份工作。如果在其他地方，连这样的工作都难找。越是不发达地区，工作机会越少，市场性的工作工资越低，而铁饭碗则被权势家族垄断。 　　秋风（知名独立学者）：谁有资格让他们离开？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生活、工作、定居的地方的自由。再者说了，逃到哪儿？如果北上广都找不到机会，那其他地方就更没有机会。大学生们之所以在毕业之后，聚集在“北上广”，是因为这里的机会相对来说还多一些，因为在这里，蛮横的权力似乎被庞大的人口稀释了，而到了地方上，那里的权力更为霸道，权力和财富在极少数寡头内部世袭，庶民子弟基本上没有任何上升空间。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在哪里发展是个人的选择，年轻人喜欢在大城市接受挑战也无可置疑。不过，这需要这代人做好充足的准备。不过这个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目前一些资源过于集中在个别城市，现在中央提出了新的城镇化路线，要发展中小城镇，我想这会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这也是一个自愿选择，但是制度还是会影响选择。一方面，青年大学生如果想留在“北上广”，就要做好长期当“房奴”的准备。这不止是在中国如此，在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纽约、东京、首尔的房价要比目前京沪还高许多倍，所以青年应该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中国的资源不要过分集中在京沪等大城市，尤其不要通过国家控制农产品价格、控制农业地区的工商业建设、控制民营企业信贷、区别对待城乡福利和医保等强制性措施人为加大地区差异。让中国各地通过自由和自主发展产生更多的北京、上海、广州，为不同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更平等的资源、机会、希望乃至梦想，才能分散“北上广”的人口和就业压力，延缓这些中心地区的房价上涨。 　　刘瑜（剑桥大学讲师、哈佛大学博士后）：我觉得那些已经在“北上广”有稳定工作、住房的人轻轻松松地说“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出生晚了几年，结果位子、机会都给“50后”“60后”“70后”给占了，哪怕他们在才智方面并不比这些人差。不过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机会和位子并不是恒定的，转型社会更是如此，年轻人慢慢来也能干好。如果我现在大学毕业，是不会为了留在北京而留在北京的，假如在北京待了几年，事业毫无起色，不妨考虑去外地。以中国的规模与人口，“小型版”的“北上广”完全可能——或者说正在——在“北上广”之外出现。按照中国城市化的进度，目前中国不到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离发达国家80%、90%以上人口城市化的比例还很远，二线或三线城市还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问题】 　　参考“给定资料”，结合你对“给定资料”的理解，以“北上广”逃离还是逃回”为话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1）观点鲜明，论述深刻； 　　（2）联系实际； 　　（3）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800～1000字。

问答题 （二十五）　　【给定资料】 　　1．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有经济学家认为，贫困首先是指物质生活贫困，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贫困又可以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亦称为生存贫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条件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其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需要。相对贫困是指处于社会最底层群体的生活水平相对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而言偏低。 　　消除贫困已成为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为引起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重视，动员各国采取具体行动，1992年12月22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的10月17日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2011年世界消除贫困日的主题是：关注贫困，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32年里，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201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指出，十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扶贫的财政投入累计达2043.8亿元人民币，中国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2000年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了2010年年底的2688万人。 　　2．“1998年”对A省鹤庆县松坪社区少数民族群众来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村民老何说：“在1998年以前，我们全年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000元，很多时候只是几百元，经常吃杂粮，而且吃不饱。”事实上，对于类似松坪的许多贫困地区，各级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开展各种各样的救济和扶贫行动。 　　“但是效果总是不理想，或者说是很差。分的钱粮他们很快就吃完用完，让他们种什么他们要么不种要么种不好。”鹤庆县一名官员说，“我们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努力工作却没有好成绩，但是我们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只能服从上级领导的指挥。” 　　老何说：“县里只是定期分钱、分东西给我们，或者下命令让我们种什么。而许多具体的问题，他们却很少过问，也很少主动帮我们想办法。比如从我们社区到集镇上有10公里远，但是政府一直没有考虑组织我们大家修条公路。我们种的水果靠人背到市场上，卖的钱只够买一顿午饭，几万吨水果年年就这样烂在家里，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不但我们辛苦，政府干部们也要累死累活地走进村来开展工作，大家都很累，何必呢？” 　　1998年，在省、州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慈善组织“香港乐施会”决定在鹤庆县最贫困的松坪社区实施“社区综合发展项目”。鹤庆县政府与乐施会方面共同成立了“鹤庆县香港乐施会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办公室，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兼任项目办公室主任。项目办成立当年，就开展了一系列扶贫活动。 　　首先是集资修路。项目办筹集资金，并组织农户出工修通了社区到集镇之间的公路，外面的汽车可以直接开进来了。农户们高兴地说：“现在水果商能把车开到村口收购，我们的水果再也不愁卖不掉了。化肥、粮食也可以用汽车运输，实在方便。” 　　其次是组织农户参与社区管理。村民通过投票，民主选举产生了社区发展委员会和5个片区管理中心。村民们在社区发展委员会内设立了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小组，教育、卫生、畜牧病防治管理小组和社区基金管理小组等职能机构，讨论制定了委员会的职责及相关监管措施。村民们说：“所有规定和办法都是我们自己讨论决定的，我们肯定会遵守它。” 　　再次是开展妇女培训工作。项目办专门为当地建设了妇女活动中心，针对社区基金管理使用、妇幼卫生保健、果木栽培和市场知识等方面对当地妇女进行了长时期的培训，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妇女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 　　通过几年的努力工作，松坪社区农民人均收入显著增长，农户的生产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3．2004年，国家给B省黄家村的20名贫困农民每人下拨了5000元养牛专项扶贫款，可最后发到每人手里却变成了50元，只占应得款数的1%。乡村干部还严厉地对大家说：“上面有人问到这笔钱，就说给了5000元。” 　　C省审计查明，2001年到2002年该省违规、违纪使用财政性扶贫资金多达1.5亿元。其中擅自改变扶贫资金项目计划443.6万元，挤占、挪用、出借扶贫资金3554.62万元，扶贫资金拨付不及时4447.2万元等。据调查，某村挪用扶贫资金11.88万元用于畜牧站建设，建成后的畜牧站又被村委会占用；某村不仅挪用扶贫资金2.8万元用于装修村委会、科技活动室和卫生所，甚至还用假票据套取现金用做招待费。 　　2003年至2005年，D省使用扶贫资金建成的畜牧站中有100所闲置，闲置率为10.86%，金额超过400万元；卫生所闲置51所，闲置率为8.96%，金额达204万元；人畜饮水井闲置165眼，闲置率为10.3%，金额达1270万元；鸡舍闲置426所，闲置率为36.47%，金额达127万元；学校闲置3所，金额达19万元。合计闲置资产总额高达2020万元。 　　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地点偏僻，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我发展能力低，脱贫难度大。有些地区即使暂时解决了温饱问题，也极易受灾、病、市场风险等因素影响而返贫。2001年到2008年，某市投人大量资金对该市贫困乡镇进行“输血式”扶贫，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7万人，但同期又返贫20万人。贫困地区农民的文化生活极为单调，集体文化娱乐活动几乎绝迹，一些地区的农民甚至连电视都看不上。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农村老年人自杀率高于城市5倍。另外，贫困地区赌博、迷信盛行，部分农民长期精神颓废，严重影响农村社会发展和扶贫工作的开展。 　　4．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设立科技扶贫专项资金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资金近10亿元，加上各地配套投入，总额已达到20亿元。这批资金扶持各类项目近3000个，覆盖、带动贫困人口6000万，并培育了一大批特色产业，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云南省坚持探索符合实际的小额扶贫信贷模式。按惯例，小额信贷的还贷方式通常采取“GB模式”，即借款人从拿到贷款后的第三个星期开始还贷，每周偿还额为本金的百分之二，到第50周时将本息全部还完。这种方式存在着收、还贷款频率高，管理成本大等问题。为此，云南省金融机构大胆创新，规定借款人可在年底一次还清本息，从制度上改善了还贷方式，减轻了贷款农民的负担。在产业扶持上，该省金融机构重点扶持种植业、养殖业等“温饱产业”发展，并积极参与当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等特色产业的建设工作。在资金运作上，该省金融机构依靠乡政府和村委会，实施了金融机构签约到户、统一放贷管理、收回贷款直接到户等多种运作方式，加快了资金流动，保障了资金安全。 　　云南省的成功探索不仅使该省小额贷款累计发放数、覆盖面、入户率和回收率等指标跃居全国前列，更有效地带动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据统计，改革小额扶贫贷款模式以来，该省累计发放小额贷款57.4亿元，覆盖全省124个县（市、区），惠及950万农民，有力推动了当地蔬菜、甘蔗、核桃、生猪、奶牛、山羊等特色产业的发展，实现户均增收800至1000元。 　　2010年，广东省扶贫工作开始实施“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即将1万多名干部派驻到贫困村庄，以“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方式，将扶贫责任具体落实到人。省委13位常委和分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市，各市、县领导班子成员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县、乡，负责督察各自挂钩地区的扶贫工作进展情况，并且每年至少下乡两次，开展调研和现场办公。 　　实践证明，在各方的努力下，“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效果迅速而明显。如鹤山市政府在为乐昌镇大富村制定脱贫方案时，因地制宜，各施所长：资金雄厚的供电局包揽了修路等基建费用；市委办公室号召全体党员缴纳几百至五千不等的“特殊党费”，用于对口扶贫；文化局从全市网吧募集到数十台电脑，支援了村办小学机房建设；鹤山市委书记还亲自动员在该市的中山大学企业家校友捐款20万元，修缮村里的小学校舍，改善了教学环境。 　　贵州省晴隆县地处石漠化山，是贵州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在国务院和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晴隆县从2000年起开始实施“草地生态畜牧业产业化科技扶贫项目”，即通过种草养羊，既恢复生态，又带动农民生产致富。项目实施以来，各级政府累计投入草地畜牧业建设资金7870万元，人工种植牧草29万亩，改良草地19万亩。项目覆盖全县14个乡（镇）、86个村。截至2010年8月，全县羊存栏量达23.5万只，累计扶持养羊农户11.1万多户。经济效益上，十年来该县草地畜牧业创造的总产值累计达到3.7亿元，带动全县70%以上农户脱贫致富。生态效益上，多种牧草混播技术的广泛使用，有效地增加了当地植被覆盖率。25%以上坡耕地每年每亩减少泥沙流失量1.26吨，人工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2个百分点，改良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1个百分点，全县每年水土流失面积减少10平方公里，石漠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5．2007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等5家非政府组织在竞标中胜出，有机会参与政府扶贫项目的建设。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以招标方式委托非政府组织实施政府扶贫项目。2011年，外交部扶贫办与英国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会”签署了扶贫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商定今后五年内在外交部定点扶贫县云南省金平县、麻栗坡县开展教师培训等扶贫项目。 　　近年来，香港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在湖南保靖县开展的扶贫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11年3月，郭氏基金会已投入资金数百万元，实施健康扶贫项目15个，为农村妇女开展免费妇科普查2万余人次，帮助8名早期癌症患者、13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以及398名白内障患者获得及时救治。基金会还专门设置了大病救助金，已有4000名村民从中受益。此外，“助学关爱”项目也是郭氏基金会扶贫的重要举措。该基金会每年拿出21.5万元用于捐资助学，全县450名孤（弃）儿和贫寒学子获得每人每年300～800元不等的助学金。目前，已有百余名贫困学生受助完成学业。基金会还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建立产业科技园、传授农业知识等方式，带动地区产业可持续发展。基金会还出资修建道路与饮水工程，解决了当地3000多人的饮水困难问题。 　　6．社会各界有关扶贫政策的部分观点摘录： 　　某学者指出，在岩溶地区和石漠化比较严重的地区实施产业化扶贫时，一定要将扶贫和生态建设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类地区进行生态修复，首要任务是减少陡坡开垦种植面积；其次是要转变草地畜牧业落后发展模式，实现草畜平衡；三是要在40%以上的陡坡多种树木，有效防止水土流失。扶贫基金会村级扶贫规划项目负责人认为，过去我国扶贫工作主要依靠政府“包办”。政府“包办”的扶贫，无论是整体性开发，还是专项资金支持，最后都无法有效地瞄准真正的贫困户。而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则可以在政府失效的领域联合发挥“查缺补漏”的作用。 　　某官员提出，应该尽快建立扶贫激励机制，促使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原则下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脱贫。在国外，最有效的扶贫激励机制是对实施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减税，让捐赠者感觉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但是在我国，这方面的制度并不完善。例如有位企业家就曾反映，自己拿出20万元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没想到却被税务部门要求缴纳6.6万元的税款，要是这样，以后谁还愿意捐款？ 　　某村党支部书记说，过去村里发展不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干部思想作风不正，不作为，没把心思用在村民致富上。村干部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给群众办实事。只有这样，村里人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最终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某研究员强调，在开发自然资源的同时，要注重对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通过强化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科技培训，提高贫困人口适应市场的能力和获得非农职业的能力。他建议以社区为单位，建立社会学习中心，将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将贫困社区建设成学习型社区。 　　7．巴西曾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2003年1月，左翼劳工党领导人卢拉开始执政，并把消灭饥饿和贫困作为执政的优先目标。在就职当天，他就宣布了“零饥饿”计划，成立了社会发展和反饥饿部，承诺要让所有巴西人都能吃上一日三餐。他领导实施的“家庭救助金计划”是“零饥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给贫困家庭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金。享受“家庭救助金计划”的家庭必须持身份和收入证明在当地政府登记，且每两年重新登记一次。政府发给每个符合条件的家庭一张银行卡，每月定期打入救助金。持卡人可以到银行提取现金，也可以到任何超市和商店购物。联邦政府把救助金直接发到救助对象手中，避免了资金被地方官员贪污挪用的可能性。 　　普及教育和提高健康水平是帮助贫困家庭脱贫的基础。尽管巴西实行免费教育，但是仍有不少家庭因贫困让孩子去当童工。因此，巴西政府把领取救助金与儿童的教育和健康挂钩，规定贫困家庭必须符合“15岁以下儿童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85%，16岁和17岁少年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75%，7岁以下儿童按卫生部规定的日期打预防针，怀孕妇女按期进行围产期检查”等要求，并凭学校和卫生部门的证明才能继续领取救助金。残疾人或65岁以上的老人只要家里的人均收入不足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四分之一，就可以向政府申请一份最低工资的补贴。 　　【问题】 　　参考给定资料，以“共同行动，减除贫困”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1）观点明确； 　　（2）联系实际，分析深入，条理清晰，语言简洁流畅； 　　（3）总字数1000～12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