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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公考类 | 军转干部

问答题 (九)  【给定资料】  资料1  2010年6月12日,关于公租房的话题一下子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当日,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七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全国公共租赁住房工作会议同期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坚持以人为本,立足国情,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推动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以适应群众基本住房需求。  资料2  在2009年3月11日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对既买不起经济适用房又不够廉租房条件的“夹心层”,政府又如何解决?住建部副部长齐骥给出的回答是:要加快公共租赁房的建设。公共租赁房归政府或公共机构所有,用低于市场价或承租者能承受的价格向新就业职工出租。这场对话是第一次将“夹心层”的苦涩如此高规格地展示于公共视野之中,也第一次给出了清晰的解决路径。  公共租赁住房是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法。“近年来,随着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力度的逐步加大,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但是,由于有的地区住房保障政策覆盖范围比较小,部分大中城市商品住房价格较高、上涨过快、可供出租的小户型住房供应不足等原因,一些中等偏下收入的住房困难家庭无力通过市场租赁或购买住房的问题比较突出。同时,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新职工的阶段性住房支付能力不足的矛盾日益显现,外来务工人员居住条件也亟须改善”,七部委《指导意见》中指出。  资料3  从2009年开始,为解决城市“夹心层”的居住问题,各地开始研究中低收入者的租房市场,以期待其和经济适用房、中低价商品房、廉租房一起,支撑起住房保障体系的庞大需求。这也成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维护和谐稳定的重要制度性安排。  “除了白领公寓这样为中等收入者提供的租房途径外,公租房是第一个对外来人口开放的保障房类型,区别于针对本地居民的经济房和廉租房。这大大扩展了廉租房的租住对象范围。”有关专家表示。  大力发展公租房的另一原因是目前保障体制中产品类型的局限性。记者在采访广东、上海等地市场时都被告知,经济适用房除了销售体制尚不完善外,还有市场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比如一旦遭遇宏观调控,普通商品房价格很可能与周边经济适用房价格相当,这导致经济适用房没有竞争优势而出现滞销。同时,廉租房又因为受益面过窄根本无法满足外来人口的住房保障需求,要令70%的城市人口“住有所居”,保障体制还需要大踏步地完善。  资料4  太原宜居房地产研究所对80后大学毕业生安居问题做过一个调查。“80后有强烈的购房愿望,但是在资金方面的困难确实比较大。”太原宜居房地产研究所的所长李峰总结了调查结果。  他说,关于这些大学毕业生的购房问题,与其家境有很大的关系。家境好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根本不考虑购房问题,而是由他的家庭来考虑解决这一问题。面临住房困难的是家境一般、工作单位普通的大学毕业生。“保守说,他们的个人年收入在3万至5万,根本没有能力购房。”  但是,他们要结婚成家需要住房,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他们也想购买经济适用房,但不够条件无法申请,而购买商品房价格又太高。  “目前,这部分大学毕业生只能寄希望购买一套中小型的住房。”李峰说,“他们对房子的要求不是很高,更注重区域,往往会选择距离具体工作地点近的地方,不会刻意追求发展好的地带。至于房子的面积,倾向于80~100平方米的中小户型,总价在50万以内。”  事实上,他们的这个愿望也很难满足,因为,现在的房子越盖越大,虽然对在建楼盘的中小型户型比例,政府出台了必须保证70%的要求,但是房地产商出于市场需求以及利益的驱动,不愿意建设小户型住房,能保证30%的中小型户型需求就不错了。  2010年,“建设公共租赁住房”这一政策,无疑是一个极好的过渡。李峰说,直到目前,太原还没有公共租赁住房。  李峰补充说,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面对这个庞大的群体,即使是太原开建公共租赁住房,也必须是达到一定的量,才能真正满足这部分群体的需求。  【问题】  根据“给定资料1~4”,结合自己的理解,简要概括出公租房的主要特征。  要求:概括全面,条理清楚,语言流畅,不超过150字。

问答题 (十)  【给定资料】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五花八门的小摊贩已经成为街头一景。白宫旁、要道边,都可见排成一排的厢式车,支开一边车厢,挑起遮阳板,就成一个小卖铺。有卖箱包、文化衫的,也有卖咖啡和面包的。作为华盛顿街景的点缀,小摊贩已成为游客的一种记忆。如何管理小商贩,对市政府来说,则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实名申请手续简便;摊位数量地点有规定;对待小摊贩政策有优惠,执法严谨态度温和;媒体理解非法摊贩。做摊贩也要有底线:不能妨碍交通,不能影响别人。白宫附近也有摆摊卖衣服的,一有活动,美国街头出来卖纪念品的就不少。  在韩国,小摊点被称为“道路文化”。很多摊主将小卡车改造成“包装马车”,出售各种寿司、日用品、服装等。首尔的主要街道上,越是繁华的地段,你越能看到众多的摊点。这些摊贩有自己的行业协会——“摊店业主联合会”,协会在政府与摊贩之间的沟通、维护摊贩的合法权益和实行摊贩自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韩国政府对摆摊的地点、营业时间、经营范围也有严格的限制。首尔市政方面在相关的街道地段设立临时性棚屋,引导摊贩合法化经营,其中食品摊要有健康证明。除了合法的固定摊点之外,首尔还有非法的流动摊贩,而且为数不少,但很少看见被警察清理。人性化管理也有前提,摊贩赚钱不能不顾起码的社会秩序。  在法国巴黎,早市与跳蚤市场成了法国路边摊的主要形式,非法摊贩并不多见。在依法管理的同时,更注重提供公共服务是巴黎市政府治理路边摊的核心策略。巴黎“早市”文化由来已久且经久不衰。每个早市上的摊位和每周营业的时间是固定的,早市上的商贩都是拥有专门执照的流动商贩,要想在某个早市上拥有固定摊位,流动商贩必须向早市所在市政府提交申请,然后等待批复。早市的摊位通常是在前一天临时搭建而成,第二天中午早市结束后,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前来拆除摊位、打扫卫生。  跳蚤市场是法国的另一大特色。巴黎对跳蚤市场的管理方法是,将巴黎市区接近环城路的各个城门附近的街道,在一周时间内分别辟为举办跳蚤市场的地点,相关的交通管制提前公布于众,并成为一项制度。如果是周末举办这类跳蚤市场,警察和消防队都会被派来维持秩序。要是摊贩造成扰民、阻塞交通,有关部门就会修改相关的摆摊地点和时间。巴黎有关市政和市场的法律条款有很多,在具体的执法管理上,巴黎警察基本上是采取比较灵活的办法。针对乱摆摊的行为,巴黎警察虽然比较严格,但一般也只是将人带走,却不没收财物。  【问题】  请你用“……与……相结合”或“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样的表达方式,概括给定资料中提到的国外在管理摊贩方面所体现的三条主要的管理原则。  要求:概括准确,条理清晰,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五)  【给定资料】  资料1  一个问题总横在他们的脑子里,是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在老家当死咸鱼呢?  在他们对城市做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在国贸打车,黑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走不走?他非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一个地方,但他怕那个“县”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生在江苏一个县城,来北京工作了五年,月收入过万,两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的存款一路贬值,时至今日,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无车无房无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水,甚至呼吸空气,日常生活的一纤一毫,都让这个“80后”男人疲惫不堪,“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口数里,有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人生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走。  还有“蚁族”,大学扩招后数量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两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决不能没有网络。如果在大城市打拼五年,没有实现梦想,他们大部分会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据估计,北京地区至少还有这样的十五万“蚁族”。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人口到“服务”外省人的华丽转身,而这管控的态势,随着1800万人口上限提前十年到来,愈发严峻了。2011年年初,一连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税满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有专家呼吁年轻人不要扎堆“北上广”,像是冥冥中四十多年前一个声音在感召:“去农村吧,去基层吧,广阔天地,大有所为。”  很多次,刘寅假设人生三种曲径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滞留北京,继续苦哈哈的生活,能认识更多人,获得更多学习机会;  其二,回归南京准一线的市井,买车买房,吃吃喝喝,心宽体胖;  其三,回县城找块地,养鸭子喂猪,彻底的田园牧歌。  刘寅的下一站在哪里呢?  上个月,刘寅看了部叫《白蛇传说》的片子,里边一个角色最能诠释他对京城的感触,那是一个小和尚,叫“能忍”,忍到最后,结果还是变蝙蝠妖了。  相比小城市而言,大城市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廉洁高效的政务部门,更现代、更有质感的生活细节。这也就是念叨了几年,刘寅始终还没有离开北京的原因。关于人生假想种种,始终停留在浮着白沫的自来水、挤不上去的地铁、买不起的房子和无限虚掷的时间成本里。眼看着,孩子就要出生,他还在艰难地为去留做决定。11月4日,他做了个梦,他出国了,天上有一条金灿灿的中国龙在飞,正欢喜呢,一泡尿把他给憋醒了。一醒来就看见窗外灰蒙蒙的,没有远处和阳光,心忽然沉了沉。  资料2  2010年年底,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两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楼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的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待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在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2011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人生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有了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资料3  促使李涵最终逃离上海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个房间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离开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上海火车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行李箱,周围都是说着河南话的人。”李涵说,当时她心中只有一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上海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上海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干什么?“其实不止那一件事情,我觉得周围人的思维和我也不一样,一到周末去参加同学聚会,感觉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就是不在一个圈子里的感觉。另外我大学读的是传播学,做广告策划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是做了一个办事员,不能说低就了,就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李涵也试图努力过,在单位有文化活动的时候,她总想露上一手,写出个漂亮的策划案,“但根本行不通,领导才不管你什么策划案呢,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  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上海,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有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上海,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  资料4  别人看来,北京的这些年里,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们眼里,也许是小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大叔聊人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亚独裁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回到小城市,年轻人们忙着老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一线城市看齐。  刘沛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在北京待了七八年后,回到老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工人,给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名牌大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的高调,背地里说:“北广毕业的又咋样,还不是跟初中生一样在扛摄影机。”地方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被禁止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  身边人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又堵车了,话语里带几分家乡经济蒸蒸日上、迈入“堵城”的自豪感。刘沛骑自行车上班,别人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沛说:“骑车15分钟就到,买车干吗?”  “装了windows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98的了。”刘沛很是水土不服。  为了增强他的归属感,有人给他介绍了一桩亲事,对象是某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娘,你的人生少奋斗二十年!”刘沛许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个科级以上中青年干部结婚,从此安下心来。刘沛鼓着勇气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刘沛在成都的生活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子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资料5  “逃离”广州对刘梅来说,无奈的成分小一些,更多的是一种不被认同感,“当时经济压力其实也有,但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平衡,我在广州能得到什么,耳边是听不太懂的粤语,亲人又那么遥远,照顾不过来;而回到重庆这些似乎都能得到解决。”  仔细盘算了一下,刘梅一年前从广州回到了重庆万州,“身为重庆人,总觉得回到家应该大有用武之地。”在广州的时候,刘梅在一家大公司的大客户部工作,主要服务一些重要客户,“给他们做活动,写文案。”  然而在重庆万州工作了不到一年,刘梅感到种种不适应,“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案子,在重庆万州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文案写得不行,这单子咱也能签下来;还有一次,我和另一家公司比文案,我的案子应该是一流的,但是没想到,那客户还是签了那家公司,后来才知道对手有熟人关系,并送了礼。”  回到重庆万州的刘梅深刻感觉到“人生地不熟”,“这是我的家乡吗?我为什么一点优势都没有呢?”更让刘梅痛苦的是这样一次经历——有一次她好不容易签下一国际客户,当时要给这家公司做一个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但是隆重出场身着晚礼服的她发现,“就我一个人身着晚礼服,像个什么似的,其他人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人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有的人带了孩子,孩子在现场大呼小叫,让客户很不满意。”  刘梅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己要求过高?“从广州回重庆,真的是怀着抱负的,要做点事情给家乡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刘梅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任何东西,又回了广州,“现在想开了,广州虽然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但是我应该适应这里,应该把这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也许我还会回到重庆的,但不是现在。”  资料6  2011年10月,某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内容如下:  “逃离”一直在继续,就如涌入从未停止。“北上广”的繁华与耀眼之下,各色人物有着异样的命运。成功者如鱼得水,享受着城市文明的不尽福祉;失败者穷困潦倒,品尝着冰冷都市的残酷无情。更多的人居于二者之间,谈不上失败,亦难言成功;虽不算困窘,也不见腾达之希望。他们,对于大城市有着复杂的情感,留下无望、弃之不甘。最终,这群人开始分化,有的固执坚守,有的识趣逃离。之于前者,往往难逃蚁族、房奴、孩奴的宿命;之于后者,仿佛不远处有了可期的美好前景。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从来不是温情脉脉之所。与钢铁丛林相契合,其间多奉行优胜劣汰的法则。若要立足,一番打拼在所难免。这个时代,大城市生存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一方面,随着数十年的城市化扩张,“北上广”发展空间日趋饱和,人才吸纳能力并没有预期中那么强大;另一方面,随着高校扩招,大量毕业生滞留“北上广”,无论是人才结构,还是绝对数量,高校毕业生都与产业需要不甚合拍。  没有哪个城市可以无限扩张,从世界经验看,一定时期逆城市化进程必将出现。今天的“北上广”,已经处于饱和边缘。恰如一辆拥挤不堪的公交车,虽仍在蹒跚前行,却早已载不起更多人的寻梦旅程。继续涌入,或许并非最优选择。除非你有足够的能力与机会,自信能在一场惨烈的淘汰赛中笑到最后。  如今,我们把目光投诸“逃离北上广”的那群人。其后的动因显而易见,合理性也毋庸置疑。无论专家还是市民,都对这种趋向表示认可。言语间,“选择离开”大有化身为理性回归、民智成熟的同义词之势。在公众的朴素期待中,“逃离”不失为个人与大城市双赢之举。就这样,“无奈放弃”被美其名曰“理性选择”——“逃离”不再是失败,而是审时度势的观念升华。  此等说辞固然冠冕堂皇,实际上却陷入了预设的陷阱。对大城市的迷恋,真的只是基于观念?甚至,“北上广”的拥挤效应,真的可以归因于“大城市崇拜”?须知,从来没有人天然偏爱冷酷、杂乱与拥挤。所谓年轻一代的大城市情结,不过是个伪命题。考虑到资源分配倾斜到无以复加之地步,谁不想留下分羹一杯呢?  另一层面,需要反思大城市存在着怎样的淘汰机制。是基于能力的遴选,还是基于家世的纳斥?现实中,上述两者并存,且很多时候后者重于前者。正因为如此,“逃离北上广”并不那么令人欣喜。要知道,离开的可能恰是事实上的精英。首先要有公平的竞争,其后才有“合理的离开”。若竞争不公平,则“逃离者”必会带走创造力。最终,一个城市的运转效率将被拖累。  资料7  “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现象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就“年轻人是否应该逃离北上广”问题,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不需要逃离。但国家应该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应该在中小城市部署一些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不能把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搞成“大而全”的经济体。“蜗居”和“蚁族”现象的原因是大学生工资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劳动力市场不均衡的问题。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太强、劳动时间太长,出现了马克思讲过的那种“恶性循环”,加剧了失业问题。政府应严格实行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坚决处罚过度盘剥劳动者的不法商人。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我认为逃离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大学生蚁族的出现,一是由于我们的大学教育不仅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且还无目的的扩招。二是因为当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还是简单加工,服务业不够发达。现在的蚁族,大部分都是地方院校毕业生。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无效的,因此只能从事低工资的工作。他们之所以集中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他们才能找到一份工作。如果在其他地方,连这样的工作都难找。越是不发达地区,工作机会越少,市场性的工作工资越低,而铁饭碗则被权势家族垄断。  秋风(知名独立学者):谁有资格让他们离开?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生活、工作、定居的地方的自由。再者说了,逃到哪儿?如果北上广都找不到机会,那其他地方就更没有机会。大学生们之所以在毕业之后,聚集在“北上广”,是因为这里的机会相对来说还多一些,因为在这里,蛮横的权力似乎被庞大的人口稀释了,而到了地方上,那里的权力更为霸道,权力和财富在极少数寡头内部世袭,庶民子弟基本上没有任何上升空间。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在哪里发展是个人的选择,年轻人喜欢在大城市接受挑战也无可置疑。不过,这需要这代人做好充足的准备。不过这个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目前一些资源过于集中在个别城市,现在中央提出了新的城镇化路线,要发展中小城镇,我想这会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这也是一个自愿选择,但是制度还是会影响选择。一方面,青年大学生如果想留在“北上广”,就要做好长期当“房奴”的准备。这不止是在中国如此,在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纽约、东京、首尔的房价要比目前京沪还高许多倍,所以青年应该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中国的资源不要过分集中在京沪等大城市,尤其不要通过国家控制农产品价格、控制农业地区的工商业建设、控制民营企业信贷、区别对待城乡福利和医保等强制性措施人为加大地区差异。让中国各地通过自由和自主发展产生更多的北京、上海、广州,为不同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更平等的资源、机会、希望乃至梦想,才能分散“北上广”的人口和就业压力,延缓这些中心地区的房价上涨。  刘瑜(剑桥大学讲师、哈佛大学博士后):我觉得那些已经在“北上广”有稳定工作、住房的人轻轻松松地说“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出生晚了几年,结果位子、机会都给“50后”“60后”“70后”给占了,哪怕他们在才智方面并不比这些人差。不过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机会和位子并不是恒定的,转型社会更是如此,年轻人慢慢来也能干好。如果我现在大学毕业,是不会为了留在北京而留在北京的,假如在北京待了几年,事业毫无起色,不妨考虑去外地。以中国的规模与人口,“小型版”的“北上广”完全可能——或者说正在——在“北上广”之外出现。按照中国城市化的进度,目前中国不到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离发达国家80%、90%以上人口城市化的比例还很远,二线或三线城市还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问题】  “给定资料1”提到当代许多年轻人的生存困境:“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请根据全部给定资料,提出突破这一困境的应对之策。  要求:条理清楚,所提对策具体、有针对性,不超过500字。

问答题 (四)  【给定资料】  资料1  2011年8月26日,教育部在其网站上公布通知,要求在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中,按课程标准开展书法教育,其中三至六年级,每周要安排一课时的书法课。  通知提出,书法教育应培养学生正确的写字姿势,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一至三年级着重培养学生硬笔书写能力;三年级开始,过渡到硬笔软笔兼学,学生要用毛笔书写楷书,临摹名家书法,从书法作品的内涵、章法、结构、笔法等方面鉴赏历代重要书法家作品。  书法成为小学三至六年级必修课,你怎么看?  市民吴女士说,坚决支持这个要求,因为电脑普及的原因,很多具有高学历的人书写的字实在是拿不出手和看不下去。所以,从小学生抓起打好基础是必要的。同时,练习书法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心智的历练,练的是字,更是心。  也有家长“完全不能理解”。夏先生说,小学生的学习压力已经够重了,还要被逼学这个平时根本用不着的东西?  调查显示,有3.49%的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不应该强制书法教育,要尊重孩子的兴趣。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无所谓。  资料2  郑州市二七区春晖小学一直弘扬国学教育,从2009年起,学校就专门请了两名老师,为学生开设了书法专业课程。春晖小学老师常帅说,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均是每周一节课,小学一至二年级练习的是铅笔字,三至六年级练习钢笔字和毛笔字。  郑州市管城区东三马路小学老师赵轶琳说,学校隔天会上一节书法课,多是练习钢笔字,练习毛笔字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学校班额太大,课桌就显得较小,练毛笔字的空间不够,师资也不允许,虽然学校有不少老师字写得不错,但专业化的老师还很缺。  小学校长钱秋锦说,学校虽然开设有这样的课程,但多是在预备铃响之后、上课前的20分钟偶尔要求孩子练习写字,“如果单拿出来一节课用作书法课,实施起来会有一定难度,一是师资力量太缺,二是语文课程本来已很紧张,如果硬是从中挤时间,难免会有学校走过场,而有的孩子确实对书法课提不起兴趣”。  听说要将书法课搬到课堂上,钱秋锦觉得“钢笔字是必须练的,毛笔字也有必要,可是课堂上练习毛笔字的可能性太小了,也很无聊”。  当记者问“为什么会觉得可能性小呢?”她说,没有那么多工夫吧,如果想在一节课40分钟内去弄墨汁、洗笔,然后再在课堂上练习书法,太麻烦了,而且要占用一节课,好像不现实,“虽然没有书法课,我们的字也写得不差,是二三年级的班主任在写字方面抓得比较紧吧”。  有家长认为不太现实,有些学校连体育课和音乐课都不能保证,更何况书法课?即使要求开设,估计多数时间也会被语数外等主科借用。  资料3  对于教育部的这项规定,不少人在微博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E_Eloea:小时候不狠抓书写,现在的我悲催,字很难看。  duoduofen9之坟:电脑的普及虽然扩大了信息的传播,但是输入法却从根本上摧毁了汉字,再不强制学习毛笔字,30年后中国将失去文化根基。  马梦诗Moon:很多时候电脑代替了我们的手指,但无论怎样,电脑都不可能完全代替我们的书写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写的字不堪入眼。希望有成效!  冰水椰子:从小学就有钢笔字和毛笔字课,结果字还是这样,不知道普及毛笔字课到底有没有用,还是选修吧,毕竟这种东西还是靠兴趣的吧。  “书法进课堂是个好事,也很有必要。”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许雄志说,“书法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国粹中的国粹,无论是出于自身修养还是文化传承等考虑,书法都应该受到重视”。  近年来,电脑和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书写习惯,汉字书法的普及程度有所下降。曾作为青少年启蒙教育重要内容的书法学习,已渐渐远去,青少年一代正面临着严重的书写危机,有些中小学没有写字课。  罗湖区某公办小学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也认为,因为没有专业老师任教,学校开设的书法课对于学生们的书写改善作用并不大,有点“流于形式”。  【问题】  根据“给定资料”,针对“书法成为必修课”,分别概述支持和反对的理由。  要求:概括全面,条理清楚,语言流畅,不超过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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