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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公考类 | 军转干部

问答题 (二)  【给定资料】  资料1  2011年11月16日9时15分,Z县L镇西街道班门口,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辆向东行驶的运煤货车,与一辆向西行驶的榆林子镇“小博士”幼儿园核载9人,但实际载有64人的校车相撞。事故已造成21人死亡,44人受伤。  据调查,事故发生时,校车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左道逆行,同时两车都是超速行驶,其中幼儿园校车在限速每小时60公里的情况下,时速达80公里;幼儿园存在私改车辆问题,其将9座车辆改为无座,车中孩子一部分用小板凳坐着,一部分站着。  该市委宣传部J称,发生如此惨重的交通事故,相关部门是免不了责任的。“‘小博士’幼儿园校车长期超载行驶,作为监管部门难道没有发现?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交警部门主管人目前已经停职接受调查。”J说,除了交警部门外,教育部门在管理上也有监督不力的现象存在。“正因为这样,Z县教育局局长及Z县分管副县长也受到问责,停职接受调查。”  网友“东风破”:2011年1月,X市的一辆客车与一辆三轮校车相撞,造成14名小学生死亡;5月,H县某幼儿园使用报废无牌车辆接送孩子,致使一名6岁女童身亡……校车安全,不容忽视啊。  网友“爱谁谁”:2010年7月1日,国家《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正式实施,明确了专用小学生校车的安全要求。但是直到现在,仍有大量的接送学生车辆不符合“校车标准”,有的是农用三轮车,有的是面包车,有的是报废的普通客车。这些车辆本身不是专门为接送学生而设计,从安全性能上来说,远远不能保护自我防护能力较弱的学生。  资料2  国务院法制办于2011年12月11日公布《校车安全条例(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规定校车享有“路权优先”等三项优先权。  频频出现的校车事故表明,绝大多数校车事故发生在农村老少边穷等欠发达地区。而这些地区首先要解决的并不是校车上路的“路权优先”问题,而是有无校车的问题。  让广大中小城市与农村地区的孩子都能坐上安全的校车,看起来很难,因为一来学生们可能居住分散,二来很多地方认为财政困难,买不起校车。可据教育部的统计,如果在全国范围内的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购买校车,政府需要投入3000亿的预算,加上一年的运行、维护费用为1500亿,一共4500亿元。这笔钱看似很多,但相对于动辄年底突击花费几万亿元的财政来说,这显然不是问题。  前几年就开始主动探索校车运营模式的浙江省德清县就采取了政府财政统一购买校车、财政拨款转向用于校车运营、教育部门负责监管,委托第三方公司负责运营的模式,对于校车的资金投入、监管、运营等环节职责划分比较清楚,被视为国内校车运营的成功“样板”。  资料3  2011年9月1日,辽宁省沈阳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沈阳市义务教育条例》。该《条例》要求,对校车安全负有监管职能的部门,实施校车实名制管理制度。  据介绍,沈阳市农村现有学校302所,开通校车的学校215所,目前农村校车为1709辆。由于地域等原因,30%左右的车辆需往返一次,50%左右的车辆需往返2到3次,20%的车辆需往返3到4次,即使这样,还有7000余名学生无校车可坐。  W代表认为,近几年,随着农村中小学布局的调整撤并,城市中小学择校生增加,中小学生上学路远的矛盾凸显,校车随之产生,这是义务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学校教育的延续。要搞好义务教育,必须解决校车的问题。W代表建议,沈阳可以成立校车管理中心,并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统一管理收费。另外,政府对校车要严加监管,选用质量好的车,雇用驾龄长、技术高的司机,车辆、人员要上保险,以保障学生的安全。  Z代表认为,校车安全问题,除了注意车辆本身的质量,还要重视对校车的监管问题。校车究竟该由谁管?教育主管部门、交通部门,还是公安部门?目前,交通、公安、教育等多部门都负有监管职能,但又各自为政,组织协调存在实际困难。  F代表主张,从法律上保证校车在行驶中应享有某些“特权”,比如“校车可借用公交专用车道通行”“机动车行驶中遇校车或者中小学、幼儿园学生上下校车应当让行”等,要逐渐使国民认识到校车与消防车、救护车等一样,享有优先通行权。  【问题】  针对给定资料中存在的校车安全问题,请你提出解决该问题的建议。  要求:所提建议具体、有针对性、切实可行,不超过250字。

问答题 (十一)  【给定资料】  资料1  有一些城市修建了八车道,甚至是十车道,竟然没有非机动车的通行空间,甚至把非机动车、行人挤在同一个空间里边。我们的城市发展、交通系统建设,主体上是为机动车服务的,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比如,公路交通不可能深入到千家万户,最后一公里靠什么解决?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步行和自行车。但安全风险成为最大障碍,很多自行车道逐渐被撤停,又续出一条道给小汽车使用,自行车只能在小汽车夹缝当中穿行的局面了。  截至2012年底,上海市注册机动车保有量达到262.3万辆,其中私人小汽车注册量达140.2万辆,正不折不扣地向汽车城迈进,未来的交通压力不容乐观。作为多年研究上海城市交通的专家,上海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的陈小鸿教授告诉记者,硬件上的差距,虽然越来越小,但还是有差距。举例来说,我们的路网结构有先天不足之处。像东京、伦敦、巴黎、甚至是纽约,都有一个稠密的道路交通系统,给交通管理带来了比较大的可能性。而我们现在的路往往是大马路,一旦交通拥堵,就会迅速地产生一个负面的反馈,这是硬件上的不足。但更多的是软件上的不足,我们对于精细化的交通设计和交通管理,做得还是不够的。在国外,甚至每一个公交站的位置,每一个路口和车道的使用,都会有专门的设计和评估,不断地优化,而我们在这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资料2  面对各大中城市愈演愈烈的“出行难”,各地开始积极发展轨道交通。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已经批复了29个城市的96条轨道交通线路,共计2200公里。另外还有18个城市正在规划,全部加在一起,共有47个城市正在建设或准备建设300条城市轨道交通。据预计,“十二五”期间我国城市轨道交通里程将达到3000公里。  “虽然轨道交通已有上百年历史,但其高效、经济、节能、环保等优点,完全符合未来交通发展的历史趋势,在解决当今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优势。”中国某公司董事长说。  一般来说,城市轨道交通是包括地铁交通、轻轨交通、市郊铁路、有轨电车等在内,以轮轨运转方式的快速大运量公共交通的总称。当前在全世界范围内,轨道交通成为都市出行的主要方式。尽管近几年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迅猛发展,但由于起步较晚,还存在许多不足。  客流量过大成为当前各大中城市轨道交通遭遇的最大难题。26岁的肖飞家住某市东南部五环线附近的经济开发区,由于工作地点较远,因此每天都要“长途跋涉”。地铁开通后,肖飞上班花在路上的时间缩短了至少半个小时。但享受便利的同时,肖飞也遇到了新的难题,首先是住的地方离最近的地铁站点约2公里,步行的话需要20分钟左右。“这段距离坐出租车不合适,又没有顺路的公交车,步行还有些累。”肖飞说。其实最让她头疼的还是地铁的拥挤,“碰上高峰期,要想上车得拼命挤,最要命的是车厢里人挤人,让人很不舒服”。“感觉被挤掉了起码的尊严”的公共交通,促使很多人宁愿驾车堵在路上,也不愿乘坐公交或地铁。  尽管城市轨道交通修建速度很快,但并没有带来充分的便利,甚至有一些自驾车主在换乘轨道交通时,遭遇停车位难找的尴尬。一些国外轨道交通从业者认为,轨道交通在中国并没有完全施展开拳脚,与东京等轨道交通发达城市相比,中国的轨道交通建设虽然速度快,但在“无缝对接”等环节上相对滞后,导致轨道交通难以高效运行。  此外,很多城市都对轨道交通运能做了过高估计。“现在上海很多地铁线路都是超负荷运转,不管是规划还是车辆都与运能难以匹配。五年来,整个上海地铁网络的日均客流增长达到220%。”上海某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说。  中国工程院某院士表示,尽管城市发展对轨道交通有需求,但也要根据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发展。国外某集团区域销售经理建议,在城市轨道交通比较发达的欧洲,只有大城市才侧重地铁发展,二、三线城市大都以轻轨为主。正是这种多元发展模式,加快了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建设,使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人都能便捷地使用轨道交通。从欧洲城市轨道交通这些年的发展经验来看,中国的一些城市在建造地铁的同时,也应发展多元化的轨道交通模式,使其成为缓解“出行难”的有力武器。  资料3  一些专家认为,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是缓解城市交通压力的根本举措,但我们的措施应该更灵活、更有针对性,也要更加人性化。  以某市为例,公交线路的安排有待改进,一些重要站点停靠的车辆达到数十辆,一到高峰时期,这些“庞然大物”几乎将道路完全挤占,客观上加剧了拥堵。因此,应该合理布局站点,根据交通拥堵情况适时修正。  目前该市的单一低票价固然惠及了广大百姓,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更喜欢相对舒适的环境,也能接受较高的票价,如果完全单一定价,这部分人可能转而购车。因此,有针对性地加开部分票价高的公共交通工具,对缓解交通拥堵也有益处,差别定价值得有关部门参考。  最后,任何公共交通工具,都要以人为本,要不断增加其舒适度和便利度。比如,轨道交通可以借鉴香港的做法,多加扶手、车厢两侧轮流开门等,公交车也要重视驾驶的平稳安全,不能让乘客“站立不安”,要尽量为乘客创造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  【问题】  概括“给定资料1~3”的主要内容。  要求:语言精练,层次要点清楚,不超过250字。

问答题 (五)  【给定资料】  资料1  一个问题总横在他们的脑子里,是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在老家当死咸鱼呢?  在他们对城市做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在国贸打车,黑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走不走?他非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一个地方,但他怕那个“县”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生在江苏一个县城,来北京工作了五年,月收入过万,两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的存款一路贬值,时至今日,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无车无房无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水,甚至呼吸空气,日常生活的一纤一毫,都让这个“80后”男人疲惫不堪,“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口数里,有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人生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走。  还有“蚁族”,大学扩招后数量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两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决不能没有网络。如果在大城市打拼五年,没有实现梦想,他们大部分会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据估计,北京地区至少还有这样的十五万“蚁族”。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人口到“服务”外省人的华丽转身,而这管控的态势,随着1800万人口上限提前十年到来,愈发严峻了。2011年年初,一连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税满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有专家呼吁年轻人不要扎堆“北上广”,像是冥冥中四十多年前一个声音在感召:“去农村吧,去基层吧,广阔天地,大有所为。”  很多次,刘寅假设人生三种曲径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滞留北京,继续苦哈哈的生活,能认识更多人,获得更多学习机会;  其二,回归南京准一线的市井,买车买房,吃吃喝喝,心宽体胖;  其三,回县城找块地,养鸭子喂猪,彻底的田园牧歌。  刘寅的下一站在哪里呢?  上个月,刘寅看了部叫《白蛇传说》的片子,里边一个角色最能诠释他对京城的感触,那是一个小和尚,叫“能忍”,忍到最后,结果还是变蝙蝠妖了。  相比小城市而言,大城市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廉洁高效的政务部门,更现代、更有质感的生活细节。这也就是念叨了几年,刘寅始终还没有离开北京的原因。关于人生假想种种,始终停留在浮着白沫的自来水、挤不上去的地铁、买不起的房子和无限虚掷的时间成本里。眼看着,孩子就要出生,他还在艰难地为去留做决定。11月4日,他做了个梦,他出国了,天上有一条金灿灿的中国龙在飞,正欢喜呢,一泡尿把他给憋醒了。一醒来就看见窗外灰蒙蒙的,没有远处和阳光,心忽然沉了沉。  资料2  2010年年底,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两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楼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的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待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在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2011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人生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有了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资料3  促使李涵最终逃离上海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个房间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离开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上海火车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行李箱,周围都是说着河南话的人。”李涵说,当时她心中只有一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上海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上海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干什么?“其实不止那一件事情,我觉得周围人的思维和我也不一样,一到周末去参加同学聚会,感觉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就是不在一个圈子里的感觉。另外我大学读的是传播学,做广告策划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是做了一个办事员,不能说低就了,就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李涵也试图努力过,在单位有文化活动的时候,她总想露上一手,写出个漂亮的策划案,“但根本行不通,领导才不管你什么策划案呢,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  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上海,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有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上海,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  资料4  别人看来,北京的这些年里,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们眼里,也许是小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大叔聊人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亚独裁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回到小城市,年轻人们忙着老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一线城市看齐。  刘沛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在北京待了七八年后,回到老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工人,给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名牌大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的高调,背地里说:“北广毕业的又咋样,还不是跟初中生一样在扛摄影机。”地方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被禁止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  身边人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又堵车了,话语里带几分家乡经济蒸蒸日上、迈入“堵城”的自豪感。刘沛骑自行车上班,别人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沛说:“骑车15分钟就到,买车干吗?”  “装了windows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98的了。”刘沛很是水土不服。  为了增强他的归属感,有人给他介绍了一桩亲事,对象是某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娘,你的人生少奋斗二十年!”刘沛许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个科级以上中青年干部结婚,从此安下心来。刘沛鼓着勇气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刘沛在成都的生活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子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资料5  “逃离”广州对刘梅来说,无奈的成分小一些,更多的是一种不被认同感,“当时经济压力其实也有,但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平衡,我在广州能得到什么,耳边是听不太懂的粤语,亲人又那么遥远,照顾不过来;而回到重庆这些似乎都能得到解决。”  仔细盘算了一下,刘梅一年前从广州回到了重庆万州,“身为重庆人,总觉得回到家应该大有用武之地。”在广州的时候,刘梅在一家大公司的大客户部工作,主要服务一些重要客户,“给他们做活动,写文案。”  然而在重庆万州工作了不到一年,刘梅感到种种不适应,“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案子,在重庆万州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文案写得不行,这单子咱也能签下来;还有一次,我和另一家公司比文案,我的案子应该是一流的,但是没想到,那客户还是签了那家公司,后来才知道对手有熟人关系,并送了礼。”  回到重庆万州的刘梅深刻感觉到“人生地不熟”,“这是我的家乡吗?我为什么一点优势都没有呢?”更让刘梅痛苦的是这样一次经历——有一次她好不容易签下一国际客户,当时要给这家公司做一个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但是隆重出场身着晚礼服的她发现,“就我一个人身着晚礼服,像个什么似的,其他人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人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有的人带了孩子,孩子在现场大呼小叫,让客户很不满意。”  刘梅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己要求过高?“从广州回重庆,真的是怀着抱负的,要做点事情给家乡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刘梅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任何东西,又回了广州,“现在想开了,广州虽然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但是我应该适应这里,应该把这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也许我还会回到重庆的,但不是现在。”  资料6  2011年10月,某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内容如下:  “逃离”一直在继续,就如涌入从未停止。“北上广”的繁华与耀眼之下,各色人物有着异样的命运。成功者如鱼得水,享受着城市文明的不尽福祉;失败者穷困潦倒,品尝着冰冷都市的残酷无情。更多的人居于二者之间,谈不上失败,亦难言成功;虽不算困窘,也不见腾达之希望。他们,对于大城市有着复杂的情感,留下无望、弃之不甘。最终,这群人开始分化,有的固执坚守,有的识趣逃离。之于前者,往往难逃蚁族、房奴、孩奴的宿命;之于后者,仿佛不远处有了可期的美好前景。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从来不是温情脉脉之所。与钢铁丛林相契合,其间多奉行优胜劣汰的法则。若要立足,一番打拼在所难免。这个时代,大城市生存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一方面,随着数十年的城市化扩张,“北上广”发展空间日趋饱和,人才吸纳能力并没有预期中那么强大;另一方面,随着高校扩招,大量毕业生滞留“北上广”,无论是人才结构,还是绝对数量,高校毕业生都与产业需要不甚合拍。  没有哪个城市可以无限扩张,从世界经验看,一定时期逆城市化进程必将出现。今天的“北上广”,已经处于饱和边缘。恰如一辆拥挤不堪的公交车,虽仍在蹒跚前行,却早已载不起更多人的寻梦旅程。继续涌入,或许并非最优选择。除非你有足够的能力与机会,自信能在一场惨烈的淘汰赛中笑到最后。  如今,我们把目光投诸“逃离北上广”的那群人。其后的动因显而易见,合理性也毋庸置疑。无论专家还是市民,都对这种趋向表示认可。言语间,“选择离开”大有化身为理性回归、民智成熟的同义词之势。在公众的朴素期待中,“逃离”不失为个人与大城市双赢之举。就这样,“无奈放弃”被美其名曰“理性选择”——“逃离”不再是失败,而是审时度势的观念升华。  此等说辞固然冠冕堂皇,实际上却陷入了预设的陷阱。对大城市的迷恋,真的只是基于观念?甚至,“北上广”的拥挤效应,真的可以归因于“大城市崇拜”?须知,从来没有人天然偏爱冷酷、杂乱与拥挤。所谓年轻一代的大城市情结,不过是个伪命题。考虑到资源分配倾斜到无以复加之地步,谁不想留下分羹一杯呢?  另一层面,需要反思大城市存在着怎样的淘汰机制。是基于能力的遴选,还是基于家世的纳斥?现实中,上述两者并存,且很多时候后者重于前者。正因为如此,“逃离北上广”并不那么令人欣喜。要知道,离开的可能恰是事实上的精英。首先要有公平的竞争,其后才有“合理的离开”。若竞争不公平,则“逃离者”必会带走创造力。最终,一个城市的运转效率将被拖累。  资料7  “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现象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就“年轻人是否应该逃离北上广”问题,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不需要逃离。但国家应该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应该在中小城市部署一些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不能把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搞成“大而全”的经济体。“蜗居”和“蚁族”现象的原因是大学生工资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劳动力市场不均衡的问题。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太强、劳动时间太长,出现了马克思讲过的那种“恶性循环”,加剧了失业问题。政府应严格实行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坚决处罚过度盘剥劳动者的不法商人。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我认为逃离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大学生蚁族的出现,一是由于我们的大学教育不仅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且还无目的的扩招。二是因为当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还是简单加工,服务业不够发达。现在的蚁族,大部分都是地方院校毕业生。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无效的,因此只能从事低工资的工作。他们之所以集中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他们才能找到一份工作。如果在其他地方,连这样的工作都难找。越是不发达地区,工作机会越少,市场性的工作工资越低,而铁饭碗则被权势家族垄断。  秋风(知名独立学者):谁有资格让他们离开?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生活、工作、定居的地方的自由。再者说了,逃到哪儿?如果北上广都找不到机会,那其他地方就更没有机会。大学生们之所以在毕业之后,聚集在“北上广”,是因为这里的机会相对来说还多一些,因为在这里,蛮横的权力似乎被庞大的人口稀释了,而到了地方上,那里的权力更为霸道,权力和财富在极少数寡头内部世袭,庶民子弟基本上没有任何上升空间。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在哪里发展是个人的选择,年轻人喜欢在大城市接受挑战也无可置疑。不过,这需要这代人做好充足的准备。不过这个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目前一些资源过于集中在个别城市,现在中央提出了新的城镇化路线,要发展中小城镇,我想这会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这也是一个自愿选择,但是制度还是会影响选择。一方面,青年大学生如果想留在“北上广”,就要做好长期当“房奴”的准备。这不止是在中国如此,在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纽约、东京、首尔的房价要比目前京沪还高许多倍,所以青年应该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中国的资源不要过分集中在京沪等大城市,尤其不要通过国家控制农产品价格、控制农业地区的工商业建设、控制民营企业信贷、区别对待城乡福利和医保等强制性措施人为加大地区差异。让中国各地通过自由和自主发展产生更多的北京、上海、广州,为不同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更平等的资源、机会、希望乃至梦想,才能分散“北上广”的人口和就业压力,延缓这些中心地区的房价上涨。  刘瑜(剑桥大学讲师、哈佛大学博士后):我觉得那些已经在“北上广”有稳定工作、住房的人轻轻松松地说“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出生晚了几年,结果位子、机会都给“50后”“60后”“70后”给占了,哪怕他们在才智方面并不比这些人差。不过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机会和位子并不是恒定的,转型社会更是如此,年轻人慢慢来也能干好。如果我现在大学毕业,是不会为了留在北京而留在北京的,假如在北京待了几年,事业毫无起色,不妨考虑去外地。以中国的规模与人口,“小型版”的“北上广”完全可能——或者说正在——在“北上广”之外出现。按照中国城市化的进度,目前中国不到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离发达国家80%、90%以上人口城市化的比例还很远,二线或三线城市还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问题】  “给定资料1”提到当代许多年轻人的生存困境:“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请根据全部给定资料,提出突破这一困境的应对之策。  要求:条理清楚,所提对策具体、有针对性,不超过500字。

问答题 (一)  【给定资料】  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利益结构深刻调整,很多人因外界的压力和内心的欲望而往往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紧张不已的情绪。有专家认为,社会公众焦虑心态的产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必然,而引发公众焦虑的因素也是各种各样的。  汪然在广州从打工起步,国企、外企、民企都做过。几年前,汪然和两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服装加工厂,苦心经营,如今工厂年销售收入达到1亿元,而汪然却难有安全感:服装加工行业竞争激烈,政策、资金、市场等任何细微变化都会带来业务上的不确定性,如订单无法预期,与银行、政府部门打交道时依然会遭遇“透明的天花板”,加之现在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完善。虽然有保险,但不知日后能否成为足够的保障,现在社会发展如此快。汪然只能给自己订下“活到老,做到老”的目标。他说:“原来人们要求男人‘三十而立’,现在变成了‘三十而富’。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成为衡量成败的标准,好像30多岁你还没富,你这辈子就没机会了。一旦被这样的成功模板驱使着,不焦虑几乎是不可能的。”看着身边的朋友有的把孩子从小送到国外读书甚至全家移民,看着有的人不再信任爱情选择单身,看着厂里的年轻工人整天想着要赚到更多的钱……汪然也很迷惑:“人们把名望、地位、金钱当作成功,可拥有这些就是成功吗?我们的精神追求去哪儿了?”  刘军1990年技校毕业后进入山东某县机械厂,成为一名车床工。1998年,他已是厂里的生产班长。正当他对未来生活无限憧憬的时候,国企改革大潮席卷这座小城。县机械厂并入了市机械厂,刘军下岗了。十多年来,他的生活就像掉进了无底洞,心里总是没着落。刘军说,刚离开工厂那会儿,仗着年轻气盛,他学会了开车,家里凑钱买了辆小客车,在乡镇和县区间跑客运,虽然十分辛苦,但收入也不少,还算踏实。可几年后,一次意外导致车辆几乎报废,他受到很大打击,也没有了开车的信心。从那以后,他又和老乡贩卖过蔬菜,跑过销售,生意总是赚少赔多。2007年,6岁的儿子上学了,妻子又因病住院手术,家庭负担更加沉重,刘军的脾气越来越暴躁。2010年,刘军通过招聘成为市政公司的一名维修工,并将中断多年的养老保险续上了。表面看,日子总算稳定了,可他还觉得底气不足,每月1400元的工资,只能勉强应付生活,将来孩子要上高中,读大学,单靠这些钱是根本不够的。  工作了5年,正准备结婚的李纲突然陷入了极大的焦虑,他和女友虽然都在广州上班,却都没有广州户口。没有户口,就没法在当地领结婚证,就难以申请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将来孩子上学更是难题。上大学、读研、上班,李纲在这里生活了几年。猛回头他发现这座繁华的城市,原本就和他无关。高房价下,很多地方出台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外地户口人员多被排除在外,如果没有当地户口,包里揣着钱,也难以买房买车。  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由此带来的“人群排斥”,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生病了该去哪医治?孩子还能不能正常上学?年老后能不能领到养老金?这些问题都增加了他们心中的焦虑。  “不找关系,办点事还真难。”广东一家企业老板程强说。去年底,他去当地工商局办某项手续,折腾了两天也没办完。后来托人找了个朋友,半天就办好了。刚刚而立之年的小陈,一年收入近20万,但他还是不满足,有车有房,但还是会说,同学开了几十万的车,自己才开七八万的;同学住的是几百平米的大房子,自己还住在两居室,心里很不舒服。于是炒股,买股票、基金,但是心里焦虑,觉得不如别人好。  英国一项研究称,世界都在进入“快生活”,全球城市人走路速度比10年前平均加快了10%,而其中位居前列的几个国家都是发展迅速的亚洲国家。事实上,快节奏以及强调“快”也成为一些中国人现代生活的标志,一些人热衷赶时间,到处都要快节奏:手机在响,电话在催;最爱“快进”,狂点“刷新”;寄信要特快专递;拍照要立等可取;坐车选择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做事最好名利双收;理财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还要有现房现车。一些人总是把每一天都当作打仗来过。中国“快生活”让许多中国人感到疲惫和困惑,也有学者质疑:“一切问题真的都是速度的错吗?”  【问题】  给定资料中反映了社会上人们出现的各种焦虑情绪,请就政府如何缓解民众的焦虑情绪提出对策建议。  要求:对策建议合理可行,条理清楚、语言简练,字数不超过400字。

问答题 (十三)  【给定资料】  资料1  自2013年1月11日起,全国多地出现严重雾霾天气。B市PM2.5指数濒临“爆表”,空气质量持续六级严重污染,由此发布史上首个雾霾橙色预警。PM2.5为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物质,又称为细颗粒物,可引起能见度的降低,是构成雾霾天气的主要原因。新国标规定,PM2.5日均浓度限值为75微克/立方米。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一位研究员表示,B市有的地方PM2.5浓度瞬间值甚至已经超过了1000微克/立方米。“这整个污染过程的质量浓度水平达到了沙尘暴的污染过程,化学成分却更为复杂,对人体的危害也更大。”  饱受雾霾侵害的不只是B市,中东部各地也陆续出现大范围和长时间雾霾天气。来自环保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跟随大雾笼罩的范围,从华北到中部乃至黄淮、江南地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和严重污染。  从表面上看,这是因为这几天我国北方冷空气势力较弱而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气温回升,使得夜间辐射降温幅度比较大,容易使得空气达到饱和凝结。但环保专家指出,主因是大城市里的工业生产、机动车尾气、建筑施工、冬季取暖烧煤等排放的有害物质难以扩散,导致空气质量显著下降。  霾原本是表示风沙天气的,有“风而雨土为霾”之说。在气象学中霾是指大量极细微的下尘粒均匀地漂浮在空气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公里的空气普遍浑浊现象。霾可以使远处光亮物体微带红、黄色,黑暗物体微带蓝色,当水汽凝结加剧、空气湿度增大时,霾就会转化为雾。霾的形成与污染物的排放密切相关,城市中机动车的尾气排放和工业生产等烟尘排放源排出粒径在微米级的细小颗粒物,停留在大气中,当无风、逆温等不利于扩散的天气出现时,就形成霾。在一些工业污染比较严重的区域,经常会出现雾霾天气。  此次我国多地空气污染的集中爆发,说明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被污染程度在加剧,凸显出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对环境造成的持续影响。政府如何更好地推进节能减排与低碳发展,将成为关系未来中国环境优劣的决定性因素。  资料2  面对肆虐的雾霾,B市启动了“重污染日应急方案措施”,部分高耗能企业被限产减排,倡导30%公车停开;S市也要求近期停用30%公务车辆,利用天气条件开展人工增雪作业;环保部在要求各地做好重污染天气条件下空气质量监测预警工作的同时,还要求各地加强大气污染防控,并及时向公众发布空气质量信息,保障群众环境知情权……  “大气污染涉及工业结构、能源结构、城市规划等方方面面,短期内针对‘重污染’天气而采取的临时性应急措施效果有限。”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郝院长说。  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林主任给记者画了一张中国十年来的重工业占比图——图中清晰地显示,十年来,我国重工业所占比重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呈现上升趋势。“雾霾”的出现不是偶然,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这背后暴露了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之痛,也暴露了我们“生态文明”理念的缺失。2002年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耗中的比重是63%,2011年达到69.1%……“雾霾的出现,让我们对环境问题的理解更加深刻。”林主任说,“国家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可谓不高,国家在‘十一五’规划中就提出了能耗指标,在环境治理方面发出了强音,但现实中,我们的实现效果并不理想,这背后有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的问题,有我们转变发展理念的问题,有生态文明怎样真正深入人心的问题。”  “推进生态文明,必须找到政策突破口。”林主任指出,这需要强化指标约束,“需要客观地看到,我们不可能完全放弃增长来讨论环境问题,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平衡,用最好的资源消耗换得最高效的经济增长。”  有关专家指出,近年来,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未能根本得到遏制,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公民生态文明意识缺失,环保法制观念淡薄。一些企业、一些个人看重经济效益,忽视环境保护,急功近利,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取经济利益,导致了环境污染的日趋严重。为解决日渐严重的环境问题,国家采取经济、立法和技术的手段保护生态环境,但由于缺乏道德意识的支撑,生态文明观念仍然淡薄。政策意见不应只是“纸上传达”,而应成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切切实实的具体行动,尤其重要的,是对地方官员考核体制机制之变,是从考核内容上更多考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节能减排和“富民”的分量。  40年前,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写道——“当鸟儿不再歌唱,当溪流不再流淌,当绿色的森林被褐色的枯草取代。当蔚蓝的海洋被腐臭的鱼覆盖,我们是否还有能力生活下去?我们是否已经有能力创造自己的生物圈二号?”这本曾促成“人类环境大会”的书籍是对那个时代环境问题的反思。60年前,伦敦雾事件引发全球对环境污染的思考。今天,工业时代的伦敦雾已经成为过去,而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中国该如何规避发达国家曾走过的弯路,又需要以什么样的姿态迎接发展的机遇?  资料3  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齐主任在近日举办的“中国低碳发展论坛”上对记者指出,尽管我国早在2006年便在“十一五”规划中确立了节能目标责任制,但由于政策执行难的问题,导致中国低碳治理体系内生出各种负面激励因素,以至于当前节能减排未达到预期的最佳效果。  近年来,中国在节能用能、提高能耗、发展非化石能源等领域出台了多项重要政策,并形成一个较完善的政策体系,但在政策执行方面却常常给人以纷繁甚至杂乱之感。  例如,针对交通和建筑节能标准的执行手段就非常不同。“机动车燃油经济性标准可以在设计和制造环节上把关,同一型号的汽车可以完全一致。但建筑节能标准往往要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体现,执行起来非常费劲,并且浪费大量资源。”齐主任说。他认为,执行低碳发展政策之所以如此困难,原因在于各地方政府的施政重点为促进经济增长,而非低碳发展。  数据显示,在我国“十一五”规划中确立了节能目标责任制后的第一年,尽管国务院三令五申,但是各地能耗强度仍无明显下降,有些地区甚至不降反升。  对于齐主任的观点,原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经贸委司长白某也表示赞同。他告诉记者:“在推进我国低碳治理的改革中,抓住‘政策执行难’这一突破口确实等于抓住了要害。因为一旦在政策执行中发生偏差,节能减排的有效性就会出现问题。”  政策执行难不仅表现在实现政策目标难度大,而且表现在政策执行手段的极端性。齐主任举例说,2010年有部分地方政府为实现节能目标,甚至采取了停工停产、拉闸限电等极端措施,这充分体现了政策执行之难以及政策执行者的无奈和无力。  面对公众改善环境污染的呼声,政府除了以往的节能减排政策和指标,应当利用公众对改善环境质量的诉求,更多通过市场机制尤其是能源价格改革,形成更有效的节能减排政策和激励措施,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同时,辅之以严格环境标准和执法要求,阻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环境质量的改善有赖于经济发展和市场完善,更有赖于严格的环境标准、节能减排约束指标、能源价格改革,同时需要技术支持。  资料4  雾霾天气袭来,每位社会成员都是责任人——每用一度电就意味着消耗了350克煤,开车上路,每公里就消耗了0.12升汽油,而能源消耗时产生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粉尘、微粒、重金属等污染物是形成雾霾的元凶。更有专家指出,一辆小汽车一年排放的污染物总量是其自身重量的3倍。目前,我国的人均消费水平还较低,未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机动车、电子产品、服装等的保有量越来越多,这些个人消费带来的污染排放,令环境难以承受。环境破坏容易,恢复却需漫长时日。“毒雾”面前,付出了代价的我们都应该反省哪些生活习惯增加了“环境负荷”:乱扔垃圾,无视垃圾分类,贪图方便用塑料袋、一次性物品,焚烧树叶、秸秆,无节制购物……  “这几天我自觉不开车,污染小一点是一点。”1月15日,北京安贞医院心胸外科主任医师谢某在微信中写道。谢医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当城市工地、塔吊越来越多,当肺癌取代心血管病已成为中国死亡率第一的疾病,我们该反思,我们是否应该为经济发展去牺牲健康,是否应该用健康去换取财富,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雾霾散去,人们可能会习惯性地把它忘掉,但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要铭记。”谢医生说,空气污染到了“严重”且影响身体健康的程度,显然所有人都是“肇事者”,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正因此,为了保持良好的空气质量,保持绿水青山,所有人都必须要有生态文明意识,都应从实际行动中履行对整个社会和子孙后代的责任,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行动。然而,像谢医生一样放弃自驾车而选择公交车的市民似乎并不多。我国已连续三年成为世界机动车产销第一大国,统计显示,2011年,全国机动车排放污染物4607.9万吨,比2010年增加3.5%,其中氮氧化物(NOx)637.5万吨,颗粒物62.1万吨,碳氢化合物(HC)441.2万吨,一氧化碳(CO)3467.1万吨。当然,在公共交通尚未发展完善、城市功能布局不尽合理的状况之下,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2007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这就是当时备受关注的“限塑令”。但一家高校“限塑小组”的2011年调查报告显示,9成菜市场免费送塑料袋,且大部分是不达标的超薄塑料袋,而五成人去超市仍花钱买塑料袋。调研人员随机选取了242家商户,超过7成的非连锁超市商户仍在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  据统计,目前,我国的电池回收不足2%。低回收率阻碍了废旧干电池回收利用的产业化进程。据电池工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截止到2011年3月,全国有近3000家废旧电池回收处理企业,80%以个体户为主。在每年可回收的近200万吨铅酸蓄电池中,这些无资质、环保不达标的小冶炼厂又把持着80%的回收份额。无序的铅蓄电池回收已成为造成我国大面积血铅的原因之一。  这是一场雾霾,但更是一次警示,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政府、官员和每个人敲响的警钟。驱散阴霾也许只需要一阵风,但只要我们的污染物继续排放、继续超标,我们就难免再次遭遇重重雾霾。口号驱散不了迷雾,口罩也驱散不了迷雾。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都渴望生活在蓝天下,自由地呼吸。走出重重雾霾,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少开一天车,少伐一棵树,少一些掠夺,多一些保护,我们也许就不用再当“人肉吸尘器”,也不用购买瓶装空气了。  【问题】  根据“给定资料1~4”,概括在此次雾霾天气的应对中暴露出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要求:紧扣“给定资料”,条理清楚,不超过200字。

问答题 (十七)  【给定资料】  资料1  凤凰古城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因西南有一山酷似展翅而飞的凤凰而得名。历经300多年的风雨沧桑,凤凰古城古貌犹存。报道称,20世纪80年代,凤凰古城成为中国最早向外国游客开放的景区之一。此后,通过大力实施品牌升级战略和景区景点扩容提质系列工程,凤凰古城成功晋升中国4A级旅游景区,国内客源市场辐射浙、川、京等30多个省市,境外市场拓展到马来西亚、日本、德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2年上半年,凤凰古城共接待游客310.5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3.62亿元人民币。  当昔日静谧安详的凤凰古城被蜂拥而至的游客搅得日益喧闹时,基础设施不足、游客满意度下降等一系列问题也开始接连显现。因此,为解决日益增多的游客与凤凰古城接待能力不足的矛盾,一个拟投资55亿元人民币,完全模仿凤凰古城而建的新镇“烟雨凤凰”将于年内动工。  “政绩冲动是魔鬼中的魔鬼”“凤凰古城也开连锁店?”……在当前某些地方复古之风盛行的氛围下,兴建新镇“烟雨凤凰”的消息犹如在互联网上引爆了一枚重磅“炸弹”。  “花再多的钱,模仿得再像,造出来的终究只能是一个赝品‘古城’”,有网友说,沈从文故居中的一砖一瓦、一石一木,都包含了足够的历史文化密码,等待游客的解读。尽管只有6公里的距离,再造出来的故居作为新镇的一部分,哪怕和原有的一模一样,也很难使游客“入戏”。这位网友认为,中国当下的旅游业中,最不缺的就是各种新建再造的“假古董”。  “凤凰古城之所以能吸引游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历史沧桑感。我们毫不怀疑当地可以花钱堆出一个和凤凰古城外观一模一样的新城,可历史却不是真金白银能买来的。”有网友则对古城复制后的前景深感担忧:缺乏了历史底蕴,难道游客就这么配合,大老远地花钱跑到你那里去看一幢幢的仿古建筑?这不是自毁招牌吗?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如潮水般的质疑之声,凤凰古城经营方凤凰古城文化旅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叶文智表示,凤凰古城已经进入了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清单,为了确保资源的永续利用,给核心保护区减压减负,满足快速发展的文化旅游市场的需求,公司提出了“建新镇保老城”的方案——“烟雨凤凰”。“我们并不是在复制一个古凤凰,也不是重建一个新凤凰,未来的凤凰应该说是有三个新区的建设,一个是行政新区,一个是居民新区,一个是游客新区。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游客新区的建设,使之成为凤凰古城的有机组成部分。”叶文智说。凤凰古城文化旅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显示:“烟雨凤凰”项目选址沱江上游,长潭岗水库附近,总控制用地面积7平方公里,核心区用地面积3.69平方公里,规划净用地面积2.021平方公里,总投资55亿元,2013年5月开建,建设周期3年。  资料2  按照开封市的规划,从2012年开始,在4年内将老城区约580万平方米的棚户区拆迁完毕,将开封改造成一个近20平方公里的人文休闲旅游城市,以重现北宋时期的“汴京”盛景,同时建造另一座工业新城,而预计仅拆迁费用就将耗资1000亿元。  公开数据显示,开封的旧城改造任务占到河南省旧城改造任务的1/3。2012年起,开封启动了棚户区改造5年行动计划,力争通过5年的努力,完成集中连片城市棚户区改造5.9万户、380万平方米,占老城区面积的1/3。  若非15年前栽下的两棵梧桐树还立在那儿,严振已经找不到曾经生活了近40年的家。2012年10月的一天,他站在山东聊城古城楼南大街的梧桐树下,眼前已不见当年的两层小楼,而是一座青砖灰瓦、檐牙高啄的仿古宅院。  这只是聊城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雄心勃勃的古城重建计划的一瞥。而今,站在古城的中心——有着“天下第二楼”之称的光岳楼楼顶四顾,这座面积约1平方公里的水上古城四面的主干道两侧,仿古建筑已然鳞次栉比。  3年前,聊城开启浩大的古城保护与改造帷幕,严振便和生活于此的万余居民一样,渐次离开了这座躺在水上的千年城池。他们的旧屋悉数被夷为平地,让位于那些漆色崭新的城墙、角楼、府衙和考院。随着这些旧屋及其周边道路的拆除,聊城古城的历史文化街区的原貌化作一地瓦砾。  在西安,该市正准备启动一项庞大的规划来对位于主城区的汉朝长安城遗址进行整体保护,并建立汉长安城大遗址区特区。规划涉及面积超过70平方公里,其内容包括迁出居民、拆除建筑、建造遗址公园等,仅核心保护区面积即超过了30平方公里。整个规划总投资将超过千亿元。  而在此前的2011年,江苏省金湖县在城南新区规划建设尧帝古城,总用地面积1050.3亩,预计201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2010年2月,河南省南阳市宣布将利用10年时间,打造文化卧龙岗“诸葛茅庐”。  2007年4月,江苏睢宁县计划将复建下邳古城,并打算通过10年左右的时间,将下邳古城打造成为国内最具特色的“汉城”。  许多文物保护专家对这种“大拆大建”有过担忧和提醒。在他们看来,如果把积淀了深厚文化底蕴的旧城仅仅当做改造对象,而不强调实施保护、有机更新的一面,是一种观念错位、“最没文化”的表现。将一片片历史街区夷为平地,一座座传统民居无情摧毁,然后仿建出一条条复古商业街,不但会造成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而且可能导致城市记忆消失,最终形成千城一面的平庸景致,令人扼腕。  资料3  “假古董比真古董好看、便宜、省钱,制造一个假古董还不会被求全责备,仿古建筑也是如此。”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张松如此评析时下建筑的仿古之风:“与其大费周折地保护旧有文物古迹,又无法随心所欲地利用,使其带来明显的效益,不如拆除那些不完美、有些破旧、年代不很久远的历史建筑,本着适宜现代生活或旅游开发的原则建造各类赏心悦目的‘假古街’或‘仿古城’等。”  据悉,目前国内的仿古建筑基本仍停留在具象的模仿上,简单地将古建筑元素附加于现代建筑形式之上。而更让人无奈的是,很多仿古建筑是以牺牲原生态历史文化为代价的。最能代表首都建筑风格的北京四合院在旧时没有任何两个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因为每一个四合院的生成都有其独特性,承载了包括家庭习惯、工匠意图、人文传统等多重历史信息。“而现在的四合院几乎一模一样,仿佛是一条生产线上下来的,与建筑传统背道而驰。”  仿古街都说要“修旧如旧,仿古像古”,但不伦不类的仿古街却并不罕见。徐州是汉高祖刘邦的故里,前些年提出要修建“汉代一条街”。而事实上汉朝根本没有街道,街道直到宋朝才出现,结果闹出不少笑话。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说,现在仿古街兴建的思路无外乎三点:一是城市发展了;二是设计得漂亮;三是能赚钱。“短期来看能赚一点钱,但长远看,它把民族的历史记忆都破坏了。”  更可悲的是,耗资巨大的仿古街建了又拆的景况也并不稀奇。2008年建成的成都大慈寺历史文化街区中近万平方米的仿古建筑,在伫立3年后被拆除,而这期间几乎没有被使用过。广东佛山古镇松风路仿古商业街建成8年后被拆除,原因是要重建岭南特色的“古镇”,说到底还是一次“仿古”。  【问题】  根据“给定资料1~3”,指出某些地方政府在对古城进行保护与开发的过程中的哪些做法需要改进。  要求:全面、准确,不超过150字。

问答题 (十)  【给定资料】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五花八门的小摊贩已经成为街头一景。白宫旁、要道边,都可见排成一排的厢式车,支开一边车厢,挑起遮阳板,就成一个小卖铺。有卖箱包、文化衫的,也有卖咖啡和面包的。作为华盛顿街景的点缀,小摊贩已成为游客的一种记忆。如何管理小商贩,对市政府来说,则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实名申请手续简便;摊位数量地点有规定;对待小摊贩政策有优惠,执法严谨态度温和;媒体理解非法摊贩。做摊贩也要有底线:不能妨碍交通,不能影响别人。白宫附近也有摆摊卖衣服的,一有活动,美国街头出来卖纪念品的就不少。  在韩国,小摊点被称为“道路文化”。很多摊主将小卡车改造成“包装马车”,出售各种寿司、日用品、服装等。首尔的主要街道上,越是繁华的地段,你越能看到众多的摊点。这些摊贩有自己的行业协会——“摊店业主联合会”,协会在政府与摊贩之间的沟通、维护摊贩的合法权益和实行摊贩自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韩国政府对摆摊的地点、营业时间、经营范围也有严格的限制。首尔市政方面在相关的街道地段设立临时性棚屋,引导摊贩合法化经营,其中食品摊要有健康证明。除了合法的固定摊点之外,首尔还有非法的流动摊贩,而且为数不少,但很少看见被警察清理。人性化管理也有前提,摊贩赚钱不能不顾起码的社会秩序。  在法国巴黎,早市与跳蚤市场成了法国路边摊的主要形式,非法摊贩并不多见。在依法管理的同时,更注重提供公共服务是巴黎市政府治理路边摊的核心策略。巴黎“早市”文化由来已久且经久不衰。每个早市上的摊位和每周营业的时间是固定的,早市上的商贩都是拥有专门执照的流动商贩,要想在某个早市上拥有固定摊位,流动商贩必须向早市所在市政府提交申请,然后等待批复。早市的摊位通常是在前一天临时搭建而成,第二天中午早市结束后,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前来拆除摊位、打扫卫生。  跳蚤市场是法国的另一大特色。巴黎对跳蚤市场的管理方法是,将巴黎市区接近环城路的各个城门附近的街道,在一周时间内分别辟为举办跳蚤市场的地点,相关的交通管制提前公布于众,并成为一项制度。如果是周末举办这类跳蚤市场,警察和消防队都会被派来维持秩序。要是摊贩造成扰民、阻塞交通,有关部门就会修改相关的摆摊地点和时间。巴黎有关市政和市场的法律条款有很多,在具体的执法管理上,巴黎警察基本上是采取比较灵活的办法。针对乱摆摊的行为,巴黎警察虽然比较严格,但一般也只是将人带走,却不没收财物。  【问题】  请你用“……与……相结合”或“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样的表达方式,概括给定资料中提到的国外在管理摊贩方面所体现的三条主要的管理原则。  要求:概括准确,条理清晰,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十四)  【给定资料】  资料1  2010年,全球重要粮食出口国俄罗斯颁布粮食出口禁令,印度、澳大利亚等粮食大国也面临粮食减产,引发了全球粮食危机是否到来的争议。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公布的“2010年粮食安全风险指数”显示,中国在163个经济体中位列第96位,被评为“中度风险”国家。但有关专家认为,对待粮食问题要居安思危。从长远看,国内粮食形势不容乐观,应该未雨绸缪。  美国是世界上主要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屡次以粮食出口为筹码,改变别国政策。美国地缘政治学者威廉·恩道尔2007年出版的《粮食战争》一书介绍,1965至1967年,美国对印度限制粮食出口,迫使印度改变了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政策。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也认为中国的粮食依赖进口很危险。他在其名著《大棋局》中称:“中国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早已大大超过了国内能源生产的增长。这种增幅的差别还会扩大,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很高速度的话,就更是如此。粮食的情况也是如此。即使中国人口的增幅下降,人口增加的绝对数字仍然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粮食进口对于中国国内民生和政治稳定变得更为重要。粮食依赖进口,将不仅因成本较高而造成中国的经济资源紧张,而且也会使中国更容易受到外部压力的打击。”  2011年2月,中国国家粮食局局长聂振邦说:“目前,全球年粮食贸易量仅相当于中国年粮食消费量的四成多,依靠大量进口解决粮食问题不现实。”  早在十多年前,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就提出了引起巨大争议的“谁来养活中国”这个命题,确切地说,这个题目的准确含义是“谁有能力出售中国所需的粮食”。直到近几年,他还认为,中国人的外汇储备足够买粮,并非在经济上不能养活自己,而是说如果中国的粮食缺口大了,各粮食出口国能否给中国提供足够的粮食。  资料2  随着全球粮食危机的风险隐现,“粮食安全”成为群众关注的话题。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粮食局局长聂振邦就“粮食安全”问题与网友进行交流时说,我国城镇化步伐加快,耕地占用随之增加。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我国土地违法案件平均每天85起,其中大量是违规占用耕地事件。据国家统计局资料预测,到2050年,非农用建设用地将达4800万亩以上,其中估计要占用耕地1300万亩。  “人增、地减、粮紧”——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用6个字概括“十二五”期间我国面临的粮食形势,并认为这种情况“相当长时间缓解不了”。  全国政协常委、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钱克明指出,我国耕地总量逐年减少,1996年至2008年耕地减少1.25亿亩,年均减少1000多万亩,到2020年确保18亿亩耕地的压力巨大。九三学社中央指出,在耕地质量下降的同时,居高不下的水土流失比例以及耕地污染日益加剧的情况,对现有耕地质量无异于雪上加霜。  同时,气候变暖也增加了中国达到未来粮食生产目标的困难,对农业生产的物质投入和技术管理的要求都将更高,农业额外投入将会增加。据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洪涛所著的《中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及预警》一书分析,过去30年我国粮食增产中各因素的贡献,气候变化一项为-2%。  2007年4月23日,中国气象局原局长秦大河表示:“从现在到2020年和2030年,中国内地的气温会增加0.5到4.2摄氏度,将使中国农业减产5%至10%。其中小麦、水稻和玉米三大作物均以减产为主。”  目前,中国农业产值因病虫害造成的损失约为20%至25%。气温上升后,很多害虫的分布区可能扩大,生长季延长,杂草的生长条件也将更加优越,而要维持此前的农业产量,可能要投入更多的农药和除草剂。  【问题】  “给定资料1”“给定资料2”反映了影响国家粮食安全的一些因素,请对这些因素进行概括和归纳。  要求:准确、全面、有条理,不超过150字。

问答题 (九)  【给定资料】  中国正处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要想彻底消除社会焦虑现象是不现实的,但是,缓解社会焦虑现象则是能够做到的。就社会焦虑现象的缓解而言,至少需要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我们现在提建立一个高级的或中级的民生保障体系还不够现实,但是提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是现实可行的。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低水准、广覆盖、有实效。其基本内容是:初步做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通过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建立,可以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有一个基本的生存底线,对未来也可以有一个大致的预期。如是,则能够有效地缓解社会焦虑现象。  另外还要尽可能地实现充分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这是一个公认的道理。充分就业应当是社会的优先目标。充分就业是指,任何一位愿意参加工作、具有必要能力并且年龄合适的社会成员都应当获得一份有经济报酬的职位。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一种职业对于社会成员来说,就意味着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意味着拥有了一个可预期的发展平台,意味着能够进行一些必要的平等的社会活动。可见,充分就业是缓解“社会焦虑”的一个基础性的必要条件。  【问题】  给定资料中指出了缓解社会焦虑现象必须做到的两个基本层面,假如你是一名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工作的公务员,请就这两个层面提出你认为可以有效缓解社会焦虑现象的措施。  要求:  (1)切合主题;  (2)表述全面、准确、有逻辑性;  (3)不超过400字。

问答题 (八)  【给定资料】  资料1  在传统的交友节目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最终能成功几对,节目节奏缓慢,时尚、娱乐性很差。然而,在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中,现场的24位佳丽,无论穿着还是打扮,不仅展现了良好的气质,更是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节目中的歌曲选取也是极具时尚性,比如女嘉宾出场时选取的艾薇儿的歌曲《girl friend》。另外,传统的交友类节目,大多是男女数量相等的“配对”,而《非诚勿扰》却是24个女生对1个男生,这种极度不平衡必然导致出现争抢或者共同抛弃的戏剧性效果。加之节目中女嘉宾通过亮灯灭灯表达自己对男嘉宾的看法等环节,更使节目悬念、冲突不断,充满了喜剧效果。  作为真人秀节目,《非诚勿扰》迎合了普通人的求知欲、猎奇心和八卦、偷窥他人隐私的心理。它并不是以成功配对为主要目的,而是希望通过节目平台能展示当代人的爱情诉求。连主办方也表示并不想促成任何一对男女,只想展现出现在人们对于爱情观的最真实想法。当一个真实的男女走入节目设定的游戏规则,只要他们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展现出来,就必然会造成重重矛盾,而这恰恰也是观众最愿意看到的局面。《非诚勿扰》的主持人孟非,是江苏卫视的一哥,多年主讲时事新闻,一直是以严肃路线著称。孟非非常严谨,主持节奏也较慢,更多的时候还以嘉宾为主角,让选手自己来充分表达,自己只是点评一两句。与孟非搭档的是性格色彩分析师乐嘉,快人快语,言语犀利。两人张弛有度,相得益彰。相比较,孟非更能把握《非诚勿扰》的“度”,有时女佳丽们对男嘉宾非常刻薄,孟非便会用调侃自己的方式对男嘉宾适当加以保护,还有主持人黄菡也起到了评价嘉宾的作用。  《非诚勿扰》不用出场费很高的明星们,参加节目的都是普通人,不需要支付过高的出场费。同时,《非诚勿扰》拉长了节目的产业链,观众可以通过发送手机短信索取女佳丽们的联系方式。同时,节目的收视率更是为广告收益埋下了伏笔。步步高、伊利等的赞助,让《非诚勿扰》成了一本万利的盈利性节目。  资料2  在被称作“选秀末世”的今天,《中国好声音》唤醒了大家对音乐的追求,这是一个奇迹。《中国好声音》能在暑期档音乐节目大混战中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最终的结果可能只归为两个字:真诚。  《中国好声音》的创意来自于对国外音乐节目(the voice)的借鉴。国外那么多成熟品牌节目,为什么单独挑中(the voice)引进中国,宣传总监陆伟此前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表示,明星导师制是关键。《中国好声音》刚刚播出两期,四位明星导师的表现便赢得了一片喝彩:刘欢为鼓励学员而脱帽、被学员感动而泪流;那英三次上台,或助学员或为学员圆梦;杨坤每每以情动人,32场演唱会背后所体现的是作为导师的苦口婆心与真挚态度;庾澄庆秉承欢乐的风格,在舞台上总能尽情释放,不拘泥于条条框框,常有惊人妙语频爆笑点。  平日里“远在天边”的大明星这次放下架子,在态度上不再端着,与学员之间是平等关系,为了争取自己心仪的学员常常使尽“浑身解数”,也会尝到求而不得的难过与失望。亲和力是比喻使人亲近、愿意接触的力量。亲和力能够方便与陌生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人都是有感情的,陌生人当然也不例外,感情的沟通和交流能够让人和陌生人之间建立一座信任的桥梁。信任的建立将会有效地消除人的交流的难度。  《中国好声音》不是零门槛的选秀节目,它没有各地海选的环节,所有录像学员都通过节目组高层(三位副总导演+音乐总监)直接把关,因此《中国好声音》从一开始便令人惊艳、血脉喷张,而不是像选秀节目一样渐入佳境,观众为了听到几首像样的歌就必须忍受海量的噪音。其实,在如今这个各种技术手段都已很成熟的国内电视市场,做一档节目会面临很多诱惑,许多节目组都会想尽办法给自己的节目“加码”,希望面面俱到,于是便出现了那些场面宏大、舞美效果炫目,但内容却缺乏吸引力的电视节目。《中国好声音》则舍弃了这些附加值:浙江卫视“一哥”华少甘愿隐居幕后,学员们穿着较为随意从不刻意修饰,就连明星导师也始终以同样的服装亮相。节目整体上注重学员的声音,呈现出音乐纯粹的本质,使得从学员到导师更显得真诚。果断舍弃了一些不必要的元素之后,对于那些对“好声音”的体现有所助益的东西,节目组则是不惜血本,除了前文提到的优秀的学员、专业真挚的导师之外,由金少刚老师领衔的音乐团队也是不得不提的。现场的音响效果不亚于国内任何一场演唱会,绝对是听觉的顶级体验。  资料3  国家广电总局于2011年12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提出从2012年1月1日起,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同时对部分类型节目播出实施调控,以防止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  “限娱令”一经公布,立即引发社会各界的热议。有观众拍手称快,“电视娱乐节目确实该管管了!”也有观众心存疑虑,认为“限娱令”有剥夺自己娱乐权之嫌。其实,大可不必因此恐慌,“限娱令”系“限”非“禁”,而且从“限”的幅度来看,也仅限于“过度娱乐化”“节目形式雷同”等问题,观众公认的优秀娱乐节目,并不会淡出荧屏。这一点,从各上星台对节目的调整安排中,不难找到答案。  据一家著名商业网站调查,认为“当今中国电视节目存在过度娱乐化倾向”的网民占86%。据跟帖统计,目前对这一管理规定持拥护支持态度的超过80%。北京网友王福成说:“这一管理规定给当下泛滥的过度娱乐化一记重拳。”黑龙江网友周晓舟说:“如果任由取悦受众、娱乐独大的不良风气去打压其他文化作品,不仅是刺激和愚弄公众,而且是毫无顾忌地触犯了道德底线。”许多网友认为,对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的管理,必将给电视荧屏带来一股清新风气,使电视节目更加健康向上、丰富多彩。  社会的全面均衡发展和进步,离不开精神、道德等人文因素的支撑。虽然说倡导价值多元化是一种进步,但不讲“核心价值”、听任“主流虚无化”同样是一种犯罪。文化产品历来就存在“有益、有害、无益也无害”的区别,对有益的产品加以鼓励,对有害的产品坚决取缔,无益也无害者则要控制总量,这是文化管理的必要手段。何况,时下很多电视娱乐节目盲目追逐收视率,过度娱乐化,甚至格调低俗,确实到了非管不可的地步。  也有部分专家认为,娱乐的特征是通过快乐吸引关注。在《钱伯斯词典》里,娱乐被定义为那些能够对其“惬意地保持注意力”的东西。但那些习惯于说教,那些没有收视压力的人要的只是传送,而不是传达,因而他们能以高雅的势态表现对大众文化的傲慢。《非诚勿扰》和《职来职往》节目参与者所呈现的生活、工作、爱情等价值观,又是那些只呈现美丽的空洞和拍拍肩膀的纯娱乐节目不可比拟的。该专家质问,“‘娱乐’的界线由谁来划定。哪些节目应该受限?是领导说了算还是由专家或观众代表的市场说了算?同时,限娱之后,将逼使媒体都更多地去做新闻,但新闻本来就不是随便做的东西,你又将如何进一步设限?假如新闻做不爽、娱乐又做不成,那岂不是让制作者和观众把娱乐情绪变为愤怒情绪?”  【问题】  根据“给定资料1~3”,请分别概括出《非诚勿扰》《中国好声音》这两档节目走红的原因,并简要归纳人们对“限娱令”的不同看法。  要求:概括准确,理由充分,45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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