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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 (三十三)  【给定资料】  1.有报道称,近日,武汉7对父母放弃城市的优质教育,在乡下找了一所废弃的小学,自己教孩子诵经读典、练习书法。7对家长坦言,此举实属无奈,只因对现行的教育体制失去信心,不得已只好去摸索一条能够保护孩子们天性的教育之路。  这处“世外桃源”在武汉市黄陂木兰山脚下的一所闲置小学。两层的教学楼一楼被改建成各家的宿舍,二楼则是孩子们的学习场所。其中,幼儿活动室里摆放的玩具中,看不到塑料玩具,更没有小汽车、变形金刚或芭比娃娃,全是家长们的手工作品,比如用木头、竹子制的积木和用布缝的手工娃娃。  家长给孩子们安排的生活很规律。早晨7点半起床,吃过早饭后,孩子们齐坐在蒲团上,由家长引领着诵读“四书五经”等经典。据称这是孩子们每天最重要的一堂课。读完经书,年龄大的孩子会有数学、书法、英语等课程,全由家长授课。3岁以下孩子的主要任务则是玩。除了每天两个多小时的课堂学习外,孩子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户外。8岁女孩朱佳曾上过三年私塾。她认为,在村里学的内容和学校没啥区别,但自由时间更多,可以无拘无束地玩耍。家长说,孩子们没有考试,但也有任务,就是跟家长一起刷墙布置教室、填埋垃圾、种菜浇水等,大点的孩子要自己手洗简单的衣物。“很多人以为教育就是上学考试。而我们认为,让孩子跟父母在一起劳动、读书,就是最好的教育。孩子们可以在自然中学习,从模仿父母中学习。“我们追求的教育不是一味地传授知识,而是要培养主动学习和思考的能力,让孩子在做中学、玩中学。”家长杨女士说。  “远离城市污染和喧嚣,保护孩子的天性,尽可能地给他们自由,给他们一片没有污染的人文和自然环境,陪伴他们一起学习和成长,这就是我们想给孩子们提供的生活。”一位妈妈这样解读她心中的“世外桃源”。  2.某大报2013年1月9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内容概要如下:  谈到“桃花源式”教育,有网友评论,这是拿孩子的前程赌博,私塾式教育、在家上学远不适应当下社会成员所需素质。笔者也认为,现代社会要求人的一生要不断适应新环境,教育目的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全面发展,顺畅融入社会。小孩子要学会合群,许多知识、能力的培养要在设定的集体环境中完成。个人学问再大也不能取代学校,取代有专业资质的教师群体。  从深层次说,类似“逃离”事件像一面镜子,映射出当前我们公共教育的弊端和相当一部分家长的忧虑,学校必须对此高度重视,并深刻反思。  拿学前教育来说,幼儿阶段的学习主要是通过玩耍、游戏、模仿等适合幼童发育阶段的方式愉快开展;通过集体生活养成好习惯。可目前不少幼儿园把小学课程内的语文、数学、外语搬来,个别从业者甚至体罚幼儿,这样如何令人放心?中小学教育值得反思的是,应试偏向不仅把孩子、家长搞辛苦,更把人训练得功利、短视,谈何健全人格培养?瞄准考试、考级的繁重课业和训练,挤掉了必要的体育、劳动、艺术教育与兴趣阅读,谈何全面发展?教育界主张的小班教学、课堂讨论、探索实践、劳动能力训练久推不动,对于自然、社会、家乡这些生存发展本源的认知和思索无从谈起,遑论创新潜质?长此以往,我们民族的竞争力会提升还是下降?  从这面镜子我们看到,对于公共教育的改进,要釜底抽薪,而非扬汤止沸。公共教育被诟病有自身问题,更有着深厚社会基础。当一个社会的功利倾向膨胀到不顾长远时,自然会左右教育偏离本源。革除教育弊端须从改革一些社会基本制度,化解某些社会基本矛盾入手,比如改革人才评价标准、缩小阶层差距、尊重劳动者、推进公平正义、遏制低俗传媒。教育也必须建立家长参与改革的机制。对于社会弊端,是逃避还是付出努力参与变革?我们需要的是后一种选择,而且不能再等下去,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当童话大王郑渊洁与儿子郑亚旗“合谋退学”时,这种行为还有些惊世骇俗,但现在,因为不满学校教育而回归家庭的案例遍布我国各地。而国外经验的支持,也让不少家长获得迈出这一步的勇气。  几乎所有下定决心让自己的孩子脱离正规学校教育的家长,在阐述原因时都首先提到自己已经对现行的教育体制失去信心。在他们看来,现在的学校教育重复灌输、压抑天性,孩子在重压之下,既不能培养健全的人格,也不能获得有效的知识。迫不得已,这些家长只能自己寻求、摸索一条能够保护孩子们天性的教育之路。  “在家上学”的教育模式虽然看上去很美,深究之下也暴露出不少家长认识上的误区。误区一:学校的知识教育毫无意义  事实上,学校进行知识教育本身并没有错,出现偏差的是知识教育的内容和传授方式。家长应该做的,是要从知识结构和传授方式上进行纠正。如果因为反感学校向学生灌输“无用知识”,就让“在家上学”的孩子走上只读经典的极端,恐怕就会过犹不及,不利于孩子未来的发展。  误区二: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势不两立?  家庭教育对孩子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并不能够互相取代,而是相辅相成不可割裂。当学校教育不尽如人意时,家长的当务之急不是寻求可以全面代替学校教育的“在家上学”,而是需要反思自己的家庭教育,是不是放大了学校教育的偏差,能不能给孩子必要的补充和纠正。  误区三:社交环境可以人为制造?  “在家上学”模式很难人为制造出学校能够提供的社交环境,会让孩子脱离同龄人的主流生活模式,可能会对他们未来融入社会产生不良影响。  误区四:孩子当成才还是“成人”?  尽管多数家长的初衷和口号都是让孩子自然发展天性,但其教育目标的设定,却又明显表现出期望孩子成为杰出人才的指向性。教育中一个尴尬又残酷的现实是,99%的孩子最后都只能成为一个平凡人,但却有99%的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应当是天才。对于大多数孩子而言,让他们拥有一个完整健全的人格,恐怕比成才更加重要。  4.目前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湖北、云南等地,存在不少学生在家上学的案例,涵盖幼儿园至高中的各个阶段。“在家上学”在中国绝对算得上新鲜事物,但在国际上,“在家上学”有一个通用英文词“home schooling”,是美国19世纪末开始萌芽的一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并于20世纪50年代蓬勃发展。现在,美国的50个州都允许“在家上学”这种教育方式,并已有200万学生在家上学,约占学龄儿童的3%。在家上学已经成为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一种教育形式。  美国家长选择让孩子在家上学的四大理由为:出于对公立学校环境的考虑,包括安全保障、暴力事件等,缓解孩子上学压力(88%);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学指点和帮助(83%);对教学质量不满(73%);对陈旧的教学方式不认同(65%)。有调查显示,大多数让孩子“在家上学”的家长非常注重与其他家庭及社会机构的联系,因此,那种认为“在家上学”需要离群索居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美国基础教育包括11项课程,它们是英语阅读能力、拼写、语言运用、数学、科学、社会学、历史、健康卫生、体育、职业教育和音乐入门。而实际上,其中很多内容不必分开教授,像阅读、拼写、语言运用等,在家上学不用每一门都开课。另外教科书可以自选。由于美国在家上学发展已久,有专门的出版社为他们准备课本和教师指导手册,就算使用自编教材都是合法的。如果家长不能教授某些课程,可以自主选择老师,老师无须拥有教学证书。不过,担任教学的家长或教师都是多才多艺的人。美国的家长如果选择家庭教师,一般会选择有20年工作经验的教师。而外聘老师教什么和怎么教,家长也有很大的发言权。  在全美的50个州里,“在家上学”都是合法的教育体制,是12年义务教育的一部分。学生完成学业通过规定的考试,就能获得相同文凭,并可以选择工作或上大学继续深造。一旦在家上学出现了困难,可以随时进入公立学校。如果只想使用公立学校设施,比如使用体育场、电脑和图书馆等,只收取最低费用。  家庭学校虽有诸多好处,但是美国教育专家也不认为所有孩子都适合。在家上学不是孩子逃避社会的避风港,如果孩子交往不足,应该停止单独教学方式,让他们尝试进入公立学校。  【问题】  “给定资料1~4”阐述了国内外“在家上学”的教育模式,请对我国“在家上学”的教育模式的特点及意义进行分析和概括,并针对其现存问题如何解决提出建议。  要求:  (1)观点全面,准确;  (2)逻辑清楚;分析透彻;  (3)400字左右。

问答题 (三十一)  【给定资料】  1.当今中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领域存在不少问题。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建设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这为我们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没有改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我们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既要增强紧迫感,又要长期努力,尤其需要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2.近年来,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新的社会事务和社会问题。例如,在城镇化过程中,外来人口管理、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城郊结合部管理等问题。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征地拆迁、环境和资源保护、安全生产与劳动保护等问题。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就业与失业、企业改革、劳动权益保护、收入分配、市场监管和服务,以及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等多种社会事务。在信息化过程中,出现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管理、食品药品安全管理等社会事务。由于社会结构变动,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和升级,出现了农民工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养老问题、医疗问题、精神文化甚至生理需求满足问题,出现了独生子女问题和老龄化问题,出现了国际交流与合作、信仰多元化、文化传播与文化安全等问题。这些新的社会事务使得社会管理工作量大大增加,社会管理难度加大。这就需要进行全新的各类社会管理制度的科学设计和制度安排,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也应注重连贯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3.制度是要靠执行来落实的。制度名声再响、力度再大,执行力或可操作性不强,不能形成常态、真抓实干,就会形同虚设,或者流于形式。2011年有两部新修订的法规开始在全国正式施行。虽然两部法规与所有民众关系都十分密切,但两部法规的执行力度和引发的关注度却是“一热一冷”。  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施行,我国对醉酒驾车违法行为的处罚从行政处罚上升到更加严厉的刑事处罚。在过去,由于法律法规对酒后驾车的处罚力度不够,再加上一些酒后驾车人员法制意识淡薄,安全意识不强,存在侥幸心理,视交通法规于不顾等原因,导致酒后驾车屡禁不止。酒后驾车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近年来,由于“酒后驾驶”引发的恶性交通事故案件屡屡危害公共安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2009年6月30日,张明宝在南京江宁区醉酒驾车,沿途撞倒9名路人,撞坏6辆轿车,酿成5死4重伤的惨剧,死者中还有一名孕妇。经检测,肇事司机体内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381毫克。同年8月5日晚,黑龙江鸡西市的张喜军酒后驾驶路虎越野车冲进夜市人群,连撞20多人,造成2人死亡,26人受伤。这次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施行后,2011年5月1日凌晨,北京、南京、广州、深圳、重庆、杭州、哈尔滨等地交警部门纷纷设岗,查获多名涉嫌醉酒驾驶者,他们不但被吊销驾驶证,而且被以“危险驾驶罪”起诉,受到刑事处罚。“醉驾入刑”这一新名词开始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在北京被查获的内蒙古司机李俊杰、哈尔滨的司机于洪浩等全国各地因“醉驾入刑”的“第一人”被诸多媒体曝光。“醉驾入刑”提高了司机的违法成本,对涉酒违法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并对危险驾驶人员起到了很强的震慑和警示作用。同时,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等社会力量广泛宣传酒后驾车危害性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开办专项整治宣传节目,引导文明的饮酒文化,并对典型个案进行曝光,再加上公安交警部门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执法力度和刚度极强,效果才如此显著。“醉驾入刑”已经成为约束酒后驾驶的“撒手锏”,所以很多人不敢去触犯酒驾的“高压线”。  4.而同样是在5月1日,新修订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也正式生效,规定28小类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细则中明确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吸烟,并作为单独条款出现,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表明了中国积极履约控烟的决心和对国民健康的重视。但是仔细查看《实施细则》,规定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志,应当开展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并配备专职或兼职人员对吸烟者进行劝阻等。禁烟本是政府的责任,这一规定却将责任转移到了公共场所经营者身上,而他们只是普通公民,根本就没有处罚措施,会有多少人将新《实施细则》放在眼里?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将导致禁烟效果不佳。  如某市曾在2010年实行号称“史上最严”的控烟条例,明确规定餐厅、网吧、公园、游乐场、机场、火车站、体育馆、咖啡厅,以及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办公室等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条例制订之初,某市就确立了由一个机构综合组织协调,包括市卫生局、公安局、教育局、市地铁总公司等在内的15个部门分工负责的管理体制,但是多头管理却陷入了“无人管理”的真空。声势浩大的立法宣传之后,市民既没见到有谁去制止违法吸烟,更没听说有谁因违规而被处罚。有人调侃道,“一支烟”难倒了15个部门。  5.由于近年来我国各地房价上涨过快,中央出台了包括限购在内的住房调控政策。2011年3月18日,我国南方某市住建局发布《关于贯彻国务院房地产调控政策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8月份,再次下发《关于加强销售资料审核严格执行我市住房限购政策的通知》。而在10月12日起放宽限购条件,“已办理房地产权证超过5年(含)的住房产权转移,不纳入限购的范围;允许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增购一套7500元/平方米以下的住房。”但不到12个小时后,该局又在网上通告称:“为进一步征询社会各界意见,并综合评估政策影响,暂缓执行该政策。”限购松绑昙花一现,该市上演的这一出“房产新政闹剧”掀起了轩然大波。出于环保考虑,国务院办公厅曾发出通知,自2008年6月1日起,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限塑令”实施几年来,有顾客说,“我记得以前去超市买东西,那塑料袋子是免费给你的,结果现在塑料袋非但没有禁下来,反倒是开始收费了,去超市购物,两三毛钱的袋子算不得什么。选择购买塑料袋的人很多。”有关调查发现超市里塑料袋用量少了,但连卷袋的使用量猛增,而农贸市场、小商品市场和路边摊,“限塑令”形同虚设,推广效果甚微。日前在一个农贸市场的早市,一卖菜的商贩说,一开始管得很严,后来慢慢地就不怎么管了。  我国南方某县的计划生育工作多年来一直徘徊在全省倒数1~3名的位置。2008年,新一届领导班子走马上任,为了建立政绩,完成好上级政府下达的计划生育任务,甩掉计划生育落后的帽子,采取了一项新的政策措施,即对计划生育实施高额罚款。具体的罚款标准是:超生第二胎罚款2000元,超生第三胎罚款5000元,超生第四胎或更多罚款10000元。县政府希望通过这项措施的实施有效控制县里的生育数量。同时为了解决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经费不足的问题,有效调动基层计划生育人员的工作热情,该政策还做出了罚款提成的相关规定,即罚款所得,村、镇两级各提成30%。这项政策实施两年多后,县政府调查发现,根本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目标,超生问题仍然很严重。许多人宁愿交纳高额罚款也要生育第二胎和第三胎,有些没钱的家庭甚至举债生育也在所不惜。似乎有很多人都觉得,交了罚款就等于购买到了计划生育的指标,就具有了合理合法的权利,不少人甚至在未生育之前就预先把罚金交了上去。  6.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是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在食品的三要素中(安全、营养、食欲),安全是消费者选择食品的首要标准。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出现了食品的安全事件,如英国“疯牛病”和“口蹄疫”事件、比利时“二恶英”事件,国内的“苏丹红”、“毒米”、“毒油”、“孔雀石绿”、“瘦肉精”、“三聚氰胺”等事件。2011年又曝出“过期染色馒头”、“过期面包”,以及面馆的“牛肉膏”添加剂,90分钟让猪肉、鸡肉变牛肉;为保鲜防腐,不良商贩将水银注入刀鱼体内等丑闻,每一条都让人触目惊心。以致有人惊呼,别告诉我什么有问题,什么不能吃了,请告诉我还有什么没有问题,我还能吃什么。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对人们的健康和生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2009年6月1日起实施的《食品安全法》为保障公众食品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食品安全法》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对全国每个地区所特有的食品安全问题做出详细规定,如《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可以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应当参照执行本法有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定的规定,并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目前有些地方和部门立法有两个非常典型的特征:一是对于不能扩大部门利益和权力、却要增强其责任的立法,有关部门往往采取“不作为”的态度将其长期搁置。二是对于能够有效扩张部门权力和利益的,有关部门往往会积极推动立法。而且在立法过程中,表现出极强的“部门本位”和“部门中心”倾向,以部门意志和部门利益来支配立法,将立法视为强化部门权力和利益的有效工具。在部门利益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时,部门“利”字当头,唯部门利益而行,淡化甚至漠视公众利益,将部门利益置于全局利益和公众利益之上。  7.造成我国当前食品领域乱象丛生,安全问题突出的原因还在于:企业违法生产、加工食品现象不容忽视,少数不法企业违法使用食品添加剂和非食品原料生产加工食品,掺假制假,影响恶劣。食品流通环节经营秩序不规范,有些企业在食品收购、储藏和运输过程中过量使用防腐剂、保鲜剂;部分经营者销售假冒伪劣食品、变质食品。还有在农村市场、城乡结合部及校园周边兜售无厂名厂址、无出厂合格证、无保质期的“三无”食品,假冒伪劣食品严重危害城乡居民和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滞后,我国有国家、行业、地方、企业等不同的食品行业标准,数量超过千项,但我国的食品标准,无论与食品安全形势的实际需求,还是与国际食品安全基本标准相比,都还有较大差距。相关职能部门日常监管不到位,目前一些食品的安全事件很少是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的,而多是媒体报道的结果,如染色馒头是央视暗访的结果,“水银刀鱼”是有网友微博直播过程后,媒体跟进调查的。也就是说,食品安全问题患上了严重的“媒体依赖症”。人们难以从食品监管部门那里获取信息,而媒体担负着监督的主要责任,这意味着正常监管制度的失灵。检测水平低,不能满足当前的需要,我国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机构分布在农业部、卫生部、国家质检总局等多个政府部门,多部门从事同一种行为的管理,切入点和管理手段基本相仿,使本来稀缺的资源更加捉襟见肘,影响了食品安全的监督力度和震慑威力。食品安全保障队伍素质有待提高,食品生产、经营与管理机构中懂得食品安全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极其匮乏,食品生产部门、各类农贸市场、食品市场的管理机构中既懂宏观管理又懂专业知识,能为消费者把好食品安全卫生关的技术人员也同样极其匮乏。  8.最近,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整治制售假劣食品药品的“黑作坊”、制售假劣生产生活资料的“黑工厂”、收赃销赃的“黑市场”和涉黄涉赌涉毒的“黑窝点”。公安部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把开展“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作为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一次具体实践,进一步强化基础源头管理和基础安全防范,提高对辖区违法犯罪活动的防范、发现、控制和打击能力。同时要与农业、质检、工商、食药监、卫生、商务、文化、新闻出版、安监、城管等部门密切配合,建立健全合作机制,以达到早发现、早检测、早查处和关口前移、减少危害的目的。要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坚持保护合法、取缔非法、打击违法,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9.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制度是制约人们行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利益矛盾的一些社会公认的规则。对社会管理来说,制度具有长期性、根本性、全局性和稳定性的特征。现代政府需要通过制度的科学设计和有效执行对社会进行管理。政府对各类社会管理制度的科学设计要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让公众参与决策过程,尤其是面对利益分化、阶层多样化等复杂的社会现状,只有公众参与制定公共政策,政策符合大多数公众的民意和利益,制度执行过程才能较为顺畅。  10.燃放烟花爆竹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节日与喜庆的重要内容,但烟花爆竹引起的火灾也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无数伤痛。然而所有人都承认,包括现在主张禁放烟花爆竹的人士也承认,在重大节日,如除夕夜、元宵节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国大地上非常流行的一种习俗。因此,政府在政策制定上,不能单纯的禁止或者开放,如北京市政府从1993年12月1日起,率先实行“禁放令”,规定在城市中心的八个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违者要处以100元到2000元的罚款。此后,全国有280多个城市相继实行了类似的“禁放令”,但效果并不理想,总有一些不甘心的市民偷偷地点花放炮,各地政府部门为了抓这些抗令不遵的人,没少劳神费力。在2005年的除夕夜,北京市一共出动了13万人上街查禁放,真可谓兴师动众。“禁放令”实行以来,全国各地反对的声音也一直没断过,许多人认为,这是传统民俗,不该禁。眼看着为烟花爆竹开禁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不少当初实行了“禁放令”的城市开始逐步解禁。在规定了时间、地点和可以放的爆竹种类之后,把放鞭炮庆新春的乐趣还给了市民。2005年底,北京市在充分听取市民意见后,修改了规定,以“限放令”取代“禁放令”,五环路以内地区可在规定时间内燃放。由于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上的逐步完善,同时,加大执法力度,增派执法力量、延长检查时间,对重要地点和禁放区域加大巡查监控力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1.北京市朝阳区“一网”、“两库”、“三关”社会维稳风险治理经验也值得学习。该体系基本覆盖了基层维稳涉及的范围和环节,从本质来说属于风险管理机制建设的范畴,通过配备机构、配备人员、提升能力三方面来实施,其中关键是机制创新和手段优化。“一网”是情报信息网络,对应的是信息管理。它共有三个层面组成。第一层面是区级,由区维稳办牵头。把控全区情报信息的交流、交换工作,实现情报信息在区级层面上的综合利用和共享,实现全区情报信息资源的纵向统筹。第二层面是区属职能部门和街乡,建立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街乡之间、街乡与街乡之间的沟通机制,实现全区情报信息资源的横向沟通。第三是基础层面,建立覆盖全区各社区、村基层和社会单位的维稳情报信息员队伍,全面掌握各类涉稳信息。  “两库”是基本情况库和应急决策支持库,对应的是知识管理。基本情况库涵盖各类维稳资料及相关知识,为决策提供资料支持。基本情况库包含重点人情况资料库、重点矛盾纠纷库和公共安全基本情况库等3个子库,实现对重点人、重点矛盾纠纷及全区水电气热、交通运输、食品供应、卫生医疗等公共安全相关情况的全面收集、合理分类、动态更新。应急决策支持库以规范化的案例收集和标准化的应急处置为主要内容,为决策提供辅助依据。应急决策支持库以群体性事件决策支持系统、突发公共事件决策支持系统和媒体应对决策支持系统等三个子系统为基础。一方面,分类收集掌握世界范围内已有的各种涉稳事件的典型案例,总结其发生原因、处置过程、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根据案例提炼总结形成针对各类涉稳事件能够采取的若干标准化、规范化的处置办法。  “三关”是情报研判预警关、科学决策关和督察考核关。对应的是绩效管理。情报研判预警关,实现分级评定风险程度、科学研判情报信息、准确分析趋势走向,以目前世界通用的风险等级评定标准为基础,结合对以往涉稳事件情报预警的规律性分析,构建了一套符合区情特点的情报信息风险指标评定标准。科学决策关,实现处置流程标准化、决策机制规范化、体系运行制度化,根据情报研判预警关所确定的风险等级,设计出完善的标准化处置流程,明确不同级别事件的处置责任主体、处置时限、工作标准。督察考核关,实现实绩与政绩挂钩、责任与后果明确、奖励与处罚分明,建立一整套贯彻维稳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的督察机制。一是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对因决策失误、指挥失当、措施不到位、人员不到位等原因造成严重后果的,分门别类明确处罚标准。二是建立绩效考核机制,制定科学完善的绩效考核办法,定期对各部门、各街乡的工作成效进行考核,确保客观公正。  事件情况:高安屯垃圾填埋场是北京市在2002年建成使用的市政工程,占地600亩,周边涉及居民近10万人,设计垃圾处理能力1000吨/日,实际达3400~3700吨/日,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2008年入夏以来,由于填埋垃圾的时间周期和多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填埋场的垃圾异味问题较以往更为严重,周边居民反映强烈。  2008年8月25日,时值北京奥运会刚刚落幕,填埋场附近某小区的业主论坛上,有人发帖号召业主于8月30日上午到小区附近路口集会游行,并组织“万人签名”活动。30日上午,有120余名小区居民在路口聚集,100余人围观。聚集事件发生以后,部分业主在网上炒作,扬言要继续以此方式表示抗议。网络发帖愈演愈烈,每天相关帖子达数百条,在舆论上形成了很大声势。朝阳区迅速成立专项领导小组和现场处置指挥部,依托“一网、两库、三关”体系开展处置工作。  12.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1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问题】  结合资料,分析我国食品安全事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要求:分析条理清晰,措施得当,字数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十一)  【给定资料】  T市晚报刊发了一批“市民来信”,集中反映了城市市民出行中遇到的问题。  市民甲:8月下旬的一天早上,我送朋友去赵家口长途汽车站,发现这里是一个Y字形路段,行驶的车辆由两条机动车道汇聚到一条机动车道上。引人注目的是,两条分支机动车道中的一条上缓缓行驶着大量公交车,一辆接一辆,车队一直排到Y形车遭汇流口。刘公铺桥西这一站点设置在两条机动车道之间,我和朋友便是在这一站下的车。这里下车的乘客很多,从公交站牌看,至少有15条不同路线的公交车要在这一站停靠。这就使得上下车的乘客特别多,疏散时间增加,公交车停靠的时间也就相应增加,而之后需要进站的公交车排队进站的时间也被延长。我看到排队等候进站的公交车一直都保持在5辆以上,使得路面拥挤不堪。我从刘公铺桥西站下来后沿着公交站绕了一圈,发现并没有能够穿过马路的人行横道。乘客如果想要安全地走到5米开外对面的公交站,需要返身走几百米去绕行赵家口天桥。这对于在上班时间急着换乘车辆的人来说太费时间,所以我看到绝大部分下车的乘客都径直走到站点与绿化带之间的空隙处,在大量的机动车流之间惊险地穿过马路。这虽然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但与登上天桥再下来相比显得方便快捷许多。  市民乙:前几天上午,我去石化总公司附近的体检中心体检。事先我从公交网上查询得知,经过我家小区附近的16路公交车可以抵达石化总公司。乘16路车顺利抵达目的地并体检之后,我按惯例走到回程方向的石化总公司站点等车。等了约20分钟,来了一辆16路车,却呼啸而过,并没有靠站。我先是误以为司机甩站,后来无意中看了一下站牌,发现这个站点并不停靠16路公交车。这让我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心情也被败坏了。一个朋友说,他经常乘公交车出行,沿江路上的清河站的58路、117路也是“有去无回”的。对这类现象,我百思不得其解:公交公司为啥不让乘客有去有回?  市民丙:随着我市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轨道交通网络不断向外延伸,远离中心城区的住宅区越来越多。但是,轨道交通只解决大流量,不能完全解决住宅小区到达轨道交通车站之间的“最后一公里”问题。退回去20年,有没有“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有。那当时是怎么解决的?一是走路,二是骑车。现在为什么没人走路了?过去走是因为经济困难,现在几块钱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问题;有人想走,却发现道路坑坑洼洼或晚上黑灯瞎火,感到特别不安全。为什么现在骑自行车的少了?因为骑车的成本也不低。现在规范的小区里,自行车必须停在车库里,每月要交停车费;你想停在公交车站或者轨道交通站点,也必须交停车费,否则很容易失窃,交了钱也不一定保证不丢。此外还“受气”。现在是汽车社会,不少道路上都没有非机动车道,即使设有非机动车道,也常常被乱停的机动车占用。于是,原本可以自行解决的“最后一公里”被“黑车”填了空。在公交站点,有不少小轿车、摩托车、电动车等“黑车”聚集。由“黑车”引起的交通事故常常让人心有余悸。  【问题】  给定资料反映了T市市民出行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假定你是市交管局聘请的观察员,请就这些问题提出解决建议,呈送市政府有关部门参考。  要求:  (1)对存在的问题概括准确、扼要;  (2)所提建议具体简明、有针对性、切实可行;  (3)不超过400字。

问答题 (二)  【给定资料】  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很多,除地域、交通、资源、气候等客观因素以外,主观因素特别是文化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传统文化对一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具有两重性,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塑造着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而传统文化中的缺陷、糟粕造就了消极和落后的国民习性。这在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烦琐”文化,即思维方式烦琐,行为方式烦琐,生活方式烦琐,如婚丧嫁娶大操大办期间,礼规多,讲究多,繁文缛节多。烦琐文化的存在,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钱财,产生了很多的不良心理和社会矛盾。人们彼此猜测、怀疑,习惯于对别人的行为品头论足,过分关注他人的言谈举止,而常常忽视了在处理问题时自己应有的态度。  “大一统家庭”文化是家族本位和家长统治等传统观念的集中表现。这些地区的人们在“忠孝”及多子多孙观念的影响下,一味维持封建大家庭的存在。这种“大一统家庭”的生活方式带来的不良后果,不但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而且也限制了子女的自由。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现象是大家司空见惯的,几乎固化,那就是,中国家庭的基本模式还是“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传统模式,严重制约了妇女的思维取向,使妇女下意识地把社会活动的主动权交给了男性,认为在社会上抛头露面是男人的事,女人管好家务,做贤妻良母就可以了。久而久之,女人就成了家里秀,视小家庭的温暖为自己的全部世界。也有变异发生,有些女性在家庭中以“压迫”男性为平等追求,变成了家里霸。很显然,无论是家里秀,还是家里霸,都与时代文明相距甚远。  “重农抑商”是中国传统社会根本性的经济政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弊端。市场经济是一种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经济,要求现代中国人在文化观念上既要敢于发财,又要善于发财:既要敢于创造,又要以对社会有益的方式来发展自己。同时中国主体文化也要合理引导“耻言商、耻言利”的社会观念。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文化基因,尤其是在人际关系方面具有迥异于西方的特点。比如中国人比较注重亲情、邻里关系,其自然延伸的结果是:在社会、官场上,人们热衷于关系学,以同乡、同学、同宗、同事等“关系”结成小圈子,彼此密切交往,关怀照应,其间难免就会有些物品资财往来,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存在腐败问题,在社会转型期尤为严重,而在中国的传统以及文化基因中更包含了诸多“纵容”腐败的元素。社会发展要以理智、冷静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谨防其缺陷和糟粕的盛行和泛滥,并以积极、主动的心态引导大众逐渐摆脱传统文化缺陷和糟粕的影响。  【问题】  根据“给定资料”,请指出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及其危害,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要求:条理清晰,语言准确,对策可行,不超过450字。

问答题 (四十)  【给定资料】  1.2009年,一群来自深圳的普通工人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周刊一出版,中国工人的灿烂笑容,瞬间给处于经济低迷的世界带来希望。他们坚毅的目光,质朴的外表,倔强的神态,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工人的性格,这种性格,为“中国制造”贴上了光亮的标签。中国工人一直以勤劳、坚韧的姿态出现在历史各个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昂扬的旋律曾伴随共和国的成长,点亮了一个时代。无论是石油开采,还是钢铁制造,各个行业都闪耀着工人的光彩,“工人老大哥”成为令人艳羡的称呼。工人成了国家和工厂的主人,这极大地激发了工人的工作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大庆的“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老英雄孟泰“为鞍钢谱写的一曲自力更生的凯歌”的创业精神,激励着工人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生产奇迹,为共和国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工人的内心骄傲是那么强烈,归属感油然而生。  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条件发生转变,生产方式进行了变更。在一段历史时期,农民工成为中国独有的劳动用工方式,一定程度上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低成本支持着工业化发展。改革开放早期,农民工是一批将外出务工作为副业的农村人口,由外出务工而带来的财富转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衡城乡差距的作用。但这种情况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代际更替发生了变化,“80后”“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客观上已经无法回到农村,他们成了新时代的“新工人”。  2.“她们太没有责任心了,上班的时候还玩手机,聊天,哪像我们呀。”陈青头一扭,提高声调对着李婉芸说,李婉芸笑了笑,不做声。  这是一条小小的商业街,有可供歇脚的长凳,时近黄昏,“70后”陈青和“90后”李婉芸在此聊着天。街外,由于植被稀少,工业园区被巨大而又沉闷的灰色笼罩,灰色的天,灰色的厂房,身着蓝色和浅灰色工装的女工们来来往往,货车和摩托车四处穿梭。这个工业区的高峰时期,曾工作和居住着8万人,但随着企业部分产能的向外转移,现在只有3万人左右了。人群的聚散,青春的过往,10年前就来到这里的湖南人陈青是目睹者,就连她自己,也是几进几出,换厂、结婚、生孩子,在生活中,她以家乡为据点,在工作中,她以这里为据点,两边穿梭,沉默又坚韧。  去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李婉芸是新一批的落脚者,她说她也认同陈青对她们年轻人的看法,但时代不同了,现在的选择多多啊,年轻人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绝大部分人的志向并不在那些单调枯燥的生产线上,不愿干了就走呗。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成为她所在城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流。这个庞大而年轻的外来工群体的归依,正在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提出越来越现实的挑战。  来自湖北荆州,现在在这个工业区一家外资企业打工的一名李姓男员工说:“我们四周是高高的围墙,还有铁丝网,戒备森严,好像监狱一样,连上厕所都限定时间,平均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已经在广州打工7年的小王,今年25岁,也在这家厂里上班,他的话语里藏着许多无奈:“你看我们的厂房,条件好着呢。可是,一进车间,所有人就失去了名字。工人密密麻麻地坐着,工作的时候根本没空说上一句话,得死命盯着手里的活,稍微一放松,零件从你眼前滑过,钱就从你眼前溜走了,因为我们都是计件工资。最近我总是想起卓别林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有时我会想,我们是不是和电影中的夏尔洛很像?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我们!”但是,该厂的厂长助理王先生却说:“现在的年轻工人,已与他们的父辈不同,并不满足于做工挣钱。他们大多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对自由、个人尊重越来越重视,如果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马上就会跳槽。企业如果不能有一批长期忠诚的骨干,企业壮大和职工发展都很难谈得上。”  一项调查显示,当下国内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有人评价道:“中国的工人获得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认同,却没有在中国获得普遍的认同。”在一些人的眼中,中国的工人,现在基本成了流水线操作者的代名词,是不需要多高技术的作业者。劳动力,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是一个个有着喜怒哀乐,有着梦想和追求,有着家庭生活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不仅要安身立命,他们也要有尊严,甚至还要——抬头仰望星空。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在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中,经济发展是必然的事情。相比较于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的事情是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普通人,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显然,这句话同样契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工人,需要时代的认同,需要社会的尊重,还需要有发自内心的骄傲。  【问题】  假如你是政府相关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请你对“给定资料1~2”反映的新时代工人面临的种种问题进行归纳,并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要求:问题全面准确,对策建议具体可行,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三十九)  【给定资料】  1.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有经济学家认为,贫困首先是指物质生活贫困,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贫困又可以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亦称为生存贫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条件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其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需要。相对贫困是指处于社会最底层群体的生活水平相对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而言偏低。  消除贫困已成为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为引起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重视,动员各国采取具体行动,1992年12月22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的10月17日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2011年世界消除贫困日的主题是:关注贫困,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32年里,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201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指出,十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扶贫的财政投入累计达2043.8亿元人民币,中国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2000年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了2010年年底的2688万人。  2.“1998年”对A省鹤庆县松坪社区少数民族群众来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村民老何说:“在1998年以前,我们全年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000元,很多时候只是几百元,经常吃杂粮,而且吃不饱。”事实上,对于类似松坪的许多贫困地区,各级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开展各种各样的救济和扶贫行动。  “但是效果总是不理想,或者说是很差。分的钱粮他们很快就吃完用完,让他们种什么他们要么不种要么种不好。”鹤庆县一名官员说,“我们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努力工作却没有好成绩,但是我们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只能服从上级领导的指挥。”  老何说:“县里只是定期分钱、分东西给我们,或者下命令让我们种什么。而许多具体的问题,他们却很少过问,也很少主动帮我们想办法。比如从我们社区到集镇上有10公里远,但是政府一直没有考虑组织我们大家修条公路。我们种的水果靠人背到市场上,卖的钱只够买一顿午饭,几万吨水果年年就这样烂在家里,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不但我们辛苦,政府干部们也要累死累活地走进村来开展工作,大家都很累,何必呢?”  1998年,在省、州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慈善组织“香港乐施会”决定在鹤庆县最贫困的松坪社区实施“社区综合发展项目”。鹤庆县政府与乐施会方面共同成立了“鹤庆县香港乐施会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办公室,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兼任项目办公室主任。项目办成立当年,就开展了一系列扶贫活动。  首先是集资修路。项目办筹集资金,并组织农户出工修通了社区到集镇之间的公路,外面的汽车可以直接开进来了。农户们高兴地说:“现在水果商能把车开到村口收购,我们的水果再也不愁卖不掉了。化肥、粮食也可以用汽车运输,实在方便。”  其次是组织农户参与社区管理。村民通过投票,民主选举产生了社区发展委员会和5个片区管理中心。村民们在社区发展委员会内设立了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小组,教育、卫生、畜牧病防治管理小组和社区基金管理小组等职能机构,讨论制定了委员会的职责及相关监管措施。村民们说:“所有规定和办法都是我们自己讨论决定的,我们肯定会遵守它。”  再次是开展妇女培训工作。项目办专门为当地建设了妇女活动中心,针对社区基金管理使用、妇幼卫生保健、果木栽培和市场知识等方面对当地妇女进行了长时期的培训,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妇女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  通过几年的努力工作,松坪社区农民人均收入显著增长,农户的生产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3.2004年,国家给B省黄家村的20名贫困农民每人下拨了5000元养牛专项扶贫款,可最后发到每人手里却变成了50元,只占应得款数的1%。乡村干部还严厉地对大家说:“上面有人问到这笔钱,就说给了5000元。”  C省审计查明,2001年到2002年该省违规、违纪使用财政性扶贫资金多达1.5亿元。其中擅自改变扶贫资金项目计划443.6万元,挤占、挪用、出借扶贫资金3554.62万元,扶贫资金拨付不及时4447.2万元等。据调查,某村挪用扶贫资金11.88万元用于畜牧站建设,建成后的畜牧站又被村委会占用;某村不仅挪用扶贫资金2.8万元用于装修村委会、科技活动室和卫生所,甚至还用假票据套取现金用做招待费。  2003年至2005年,D省使用扶贫资金建成的畜牧站中有100所闲置,闲置率为10.86%,金额超过400万元;卫生所闲置51所,闲置率为8.96%,金额达204万元;人畜饮水井闲置165眼,闲置率为10.3%,金额达1270万元;鸡舍闲置426所,闲置率为36.47%,金额达127万元;学校闲置3所,金额达19万元。合计闲置资产总额高达2020万元。  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地点偏僻,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我发展能力低,脱贫难度大。有些地区即使暂时解决了温饱问题,也极易受灾、病、市场风险等因素影响而返贫。2001年到2008年,某市投人大量资金对该市贫困乡镇进行“输血式”扶贫,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7万人,但同期又返贫20万人。贫困地区农民的文化生活极为单调,集体文化娱乐活动几乎绝迹,一些地区的农民甚至连电视都看不上。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农村老年人自杀率高于城市5倍。另外,贫困地区赌博、迷信盛行,部分农民长期精神颓废,严重影响农村社会发展和扶贫工作的开展。  4.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设立科技扶贫专项资金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资金近10亿元,加上各地配套投入,总额已达到20亿元。这批资金扶持各类项目近3000个,覆盖、带动贫困人口6000万,并培育了一大批特色产业,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云南省坚持探索符合实际的小额扶贫信贷模式。按惯例,小额信贷的还贷方式通常采取“GB模式”,即借款人从拿到贷款后的第三个星期开始还贷,每周偿还额为本金的百分之二,到第50周时将本息全部还完。这种方式存在着收、还贷款频率高,管理成本大等问题。为此,云南省金融机构大胆创新,规定借款人可在年底一次还清本息,从制度上改善了还贷方式,减轻了贷款农民的负担。在产业扶持上,该省金融机构重点扶持种植业、养殖业等“温饱产业”发展,并积极参与当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等特色产业的建设工作。在资金运作上,该省金融机构依靠乡政府和村委会,实施了金融机构签约到户、统一放贷管理、收回贷款直接到户等多种运作方式,加快了资金流动,保障了资金安全。  云南省的成功探索不仅使该省小额贷款累计发放数、覆盖面、入户率和回收率等指标跃居全国前列,更有效地带动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据统计,改革小额扶贫贷款模式以来,该省累计发放小额贷款57.4亿元,覆盖全省124个县(市、区),惠及950万农民,有力推动了当地蔬菜、甘蔗、核桃、生猪、奶牛、山羊等特色产业的发展,实现户均增收800至1000元。  2010年,广东省扶贫工作开始实施“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即将1万多名干部派驻到贫困村庄,以“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方式,将扶贫责任具体落实到人。省委13位常委和分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市,各市、县领导班子成员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县、乡,负责督察各自挂钩地区的扶贫工作进展情况,并且每年至少下乡两次,开展调研和现场办公。  实践证明,在各方的努力下,“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效果迅速而明显。如鹤山市政府在为乐昌镇大富村制定脱贫方案时,因地制宜,各施所长:资金雄厚的供电局包揽了修路等基建费用;市委办公室号召全体党员缴纳几百至五千不等的“特殊党费”,用于对口扶贫;文化局从全市网吧募集到数十台电脑,支援了村办小学机房建设;鹤山市委书记还亲自动员在该市的中山大学企业家校友捐款20万元,修缮村里的小学校舍,改善了教学环境。  贵州省晴隆县地处石漠化山,是贵州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在国务院和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晴隆县从2000年起开始实施“草地生态畜牧业产业化科技扶贫项目”,即通过种草养羊,既恢复生态,又带动农民生产致富。项目实施以来,各级政府累计投入草地畜牧业建设资金7870万元,人工种植牧草29万亩,改良草地19万亩。项目覆盖全县14个乡(镇)、86个村。截至2010年8月,全县羊存栏量达23.5万只,累计扶持养羊农户11.1万多户。经济效益上,十年来该县草地畜牧业创造的总产值累计达到3.7亿元,带动全县70%以上农户脱贫致富。生态效益上,多种牧草混播技术的广泛使用,有效地增加了当地植被覆盖率。人工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2个百分点,改良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1个百分点,全县每年水土流失面积减少10平方公里,石漠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5.2007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等5家非政府组织在竞标中胜出,有机会参与政府扶贫项目的建设。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以招标方式委托非政府组织实施政府扶贫项目。2011年,外交部扶贫办与英国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会”签署了扶贫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商定今后五年内在外交部定点扶贫县云南省金平县、麻栗坡县开展教师培训等扶贫项目。  近年来,香港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在湖南保靖县开展的扶贫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11年3月,郭氏基金会已投入资金数百万元,实施健康扶贫项目15个,为农村妇女开展免费妇科普查2万余人次,帮助8名早期癌症患者、13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以及398名白内障患者获得及时救治。基金会还专门设置了大病救助金,已有4000名村民从中受益。此外,“助学关爱”项目也是郭氏基金会扶贫的重要举措。该基金会每年拿出21.5万元用于捐资助学,全县450名孤(弃)儿和贫寒学子获得每人每年300~800元不等的助学金。目前,已有百余名贫困学生受助完成学业。基金会还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建立产业科技园、传授农业知识等方式,带动地区产业可持续发展。基金会还出资修建道路与饮水工程,解决了当地3000多人的饮水困难问题。  6.社会各界有关扶贫政策的部分观点摘录:  某学者指出,在岩溶地区和石漠化比较严重的地区实施产业化扶贫时,一定要将扶贫和生态建设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类地区进行生态修复,首要任务是减少陡坡开垦种植面积;其次是要转变草地畜牧业落后发展模式,实现草畜平衡;三是要在40%以上的陡坡多种树木,有效防止水土流失。扶贫基金会村级扶贫规划项目负责人认为,过去我国扶贫工作主要依靠政府“包办”。政府“包办”的扶贫,无论是整体性开发,还是专项资金支持,最后都无法有效地瞄准真正的贫困户。而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则可以在政府失效的领域联合发挥“查缺补漏”的作用。  某官员提出,应该尽快建立扶贫激励机制,促使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原则下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脱贫。在国外,最有效的扶贫激励机制是对实施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减税,让捐赠者感觉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但是在我国,这方面的制度并不完善。例如有位企业家就曾反映,自己拿出20万元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没想到却被税务部门要求缴纳6.6万元的税款,要是这样,以后谁还愿意捐款?  某村党支部书记说,过去村里发展不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干部思想作风不正,不作为,没把心思用在村民致富上。村干部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给群众办实事。只有这样,村里人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最终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某研究员强调,在开发自然资源的同时,要注重对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通过强化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科技培训,提高贫困人口适应市场的能力和获得非农职业的能力。他建议以社区为单位,建立社会学习中心,将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将贫困社区建设成学习型社区。  7.巴西曾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2003年1月,左翼劳工党领导人卢拉开始执政,并把消灭饥饿和贫困作为执政的优先目标。在就职当天,他就宣布了“零饥饿”计划,成立了社会发展和反饥饿部,承诺要让所有巴西人都能吃上一日三餐。他领导实施的“家庭救助金计划”是“零饥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给贫困家庭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金。享受“家庭救助金计划”的家庭必须持身份和收入证明在当地政府登记,且每两年重新登记一次。政府发给每个符合条件的家庭一张银行卡,每月定期打入救助金。持卡人可以到银行提取现金,也可以到任何超市和商店购物。联邦政府把救助金直接发到救助对象手中,避免了资金被地方官员贪污挪用的可能性。  普及教育和提高健康水平是帮助贫困家庭脱贫的基础。尽管巴西实行免费教育,但是仍有不少家庭因贫困让孩子去当童工。因此,巴西政府把领取救助金与儿童的教育和健康挂钩,规定贫困家庭必须符合“15岁以下儿童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85%,16岁和17岁少年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75%,7岁以下儿童按卫生部规定的日期打预防针,怀孕妇女按期进行围产期检查”等要求,并凭学校和卫生部门的证明才能继续领取救助金。残疾人或65岁以上的老人只要家里的人均收入不足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四分之一,就可以向政府申请一份最低工资的补贴。  【问题】  针对给定资料反映的当前扶贫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改进工作的可行性建议。  要求:  (1)问题定位准确,对策建议可行;  (2)先指出问题,然后提出改进工作的对策建议;  (3)不超过400字。

问答题 (二十一)  【给定资料】  2012年6月,我国首部以官德为主题的丛书《中国古今官德研究》在北京面世。而在此前,中国行政伦理研究会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教授王伟等人编著的《公务员道德读本》等也引人关注。官德系列书籍的出版引发了人们对于公务员道德考核问题的思考。  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我们形成了从德、能、勤、绩、廉方面对干部进行考核评价的制度体系,但对于干部的德,缺乏专门的考评,且考评内容较笼统、抽象、概念化。  为此,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在积极探索干部德考制度化问题。如重庆、河北保定、山东济南、甘肃陇西等地都先后出台过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或意见,在干部考察中细化干部德的评价指标。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干部进行道德评价在理论上是可行的。”王伟教授认为,道德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可以进行评价,道德评价是整个道德建设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但是,道德评价机制跟一般的绩效评估有很大的区别,有其自身的特点。“将公务员道德评价指标进行量化,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公务员道德也绝不是简单地一评就能评出来的。”王伟表示。  综观各地关于官德考核的标准,有的地方干部官德考评办法一出台便引起很多争议。  2010年,江西萍乡出台领导干部选拔办法,将生活方式不健康、不孝敬父母等列为一票否决事项。同年,湖南邵阳则出台规定强调提拔干部需要家庭出具道德鉴定书。  四川省彭山县委2012年2月出台《科级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试行)》,规定提拔干部先征求其父母、邻居甚至小区物业的意见。当时,彭山县有5名干部通过此项考核,但5人均在家庭美德方面被扣分,其中一名干部因不爱做家务被扣两分,导致其总分最低。考察组一名成员表示:“我们向他家人了解情况时,他妻子说,他在家很少做家务,比较懒。我们向家里其他人证实后,对他扣两分并归档。”  “这里有一个误区。一说考官德,就把领导干部在家里孝敬不孝敬父母、尊敬不尊敬老人等纳入考评范围,但这不是官德考核的主体指标。”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教授认为。一个干部私德好并不一定说明他官德好。在毛昭晖看来,官德考核除了基本素质的考量外,其主体指标要看干部在关键时刻、重大事件中的表现,而不是把官德考核简单化、随意化。  德是人的一种内在本质,很难通过直观的形式去了解和把握。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要将官德考核真正落到实处,的确还面临着许多困难。现在很多地方的一些考核标准主观随意性很大,得出的结论未必客观真实。在这些地方干部道德考核的设计中,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回避——官德考评的得分越高是否就意味着官员的德行越好?“比如,一个官员的考评分数为91分,另一个为90分,这是否就意味着前者比后者的官德要好?是否在干部的任用等问题上,前者就享有优先权?”湖南城市学院院长李建华教授指出,“如果是的话,这就意味着领导干部的官德水平高低可以通过一个数字来体现,这无疑是将官德问题简单化。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官德考核指标体系建立的意义又在何处?”  【问题】  给定资料提到“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要将官德考核真正落到实处,的确还面临着许多困难。”请你对我国在官德考核方面存在的困难提出解决对策。  要求:  (1)对策合理,可行;  (2)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八)  【给定资料】  1.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高新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与媒体技术的发展,使人们不得不对文化的发展投以极大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认识到文化对于当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影响和制约。在这一全球性潮流的推动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策划了“世界文化发展十年”(1988~1997)活动,并于1992年成立了以联合国前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主席的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1995年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经过数年的调查、积累、撰写和修改,推出了题为“我们的创造的多样性”的报告,深入讨论了文化在人类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作用。报告认为,脱离人和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一部分。报告指出,发展不仅包括得到商品和服务,而且还包括过上充实的、满意的、有价值的和值得珍惜的共同生活,使整个人类的生活多姿多彩。因此,文化作为发展的手段尽管很重要,但它最终不能降到只作为经济发展的促成者这样一个次要的地位。发展与经济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组成部分。发展是一种对个人和集体产生强大的思想和精神影响的现象。所以对发展和现代化的各种问题的认识,说到底都集中在文化价值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文化是一种行为方式的传播。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又提出了一份《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供大会讨论通过。这份计划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终目标”“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文化政策是发展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未来世纪的文化政策必须面向和更加适应新的飞速发展的需要”。无疑,未来世界的竞争也将是文化或文化生产力的竞争,文化将成为21世纪最核心的话题之一。西方文化理论家丹尼尔·贝尔认为,在西方,如今的文化已变得至高无上。文化已成为西方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已超过技术本身。  2.“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千年前,少年王勃的一篇《滕王阁序》让滕王阁名垂青史,一朝成名天下知。很多人都是先憧憬滕王阁而后来南昌的。于是,到南昌就不得不去滕王阁。然而登楼远眺,滕王阁三面高楼林立,车马齐喧,这些高楼正一点点挤占着滕王阁的想象空间。凯菜大酒店,新东方大酒店,中顺大酒店这些比滕王阁高出了不少的现代建筑,裹挟着这座千古名楼,如同裹挟着中华文化,让人黯然。  “像个鸡笼”,江西省城乡规划院原总规划师、教授级高工朱观海直言不讳。“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这是当年那位少年俊才眼里的滕王阁,物换星移几度秋,曾经的高阁临江渚,如今的“鸡笼”居闹市,想想不由让人潸然泪下。  古迹的保护,文化的涵养,不仅仅是维护它们的真身。如同一位饱学鸿儒,将之置身猪栏牛棚,即便羽扇纶巾,恐怕也看不到那一身儒雅斯文了。  3.上世纪60年代郭沫若来景德镇考察,写下“中华自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瓷都”的句子。2004年,景德镇迎来建镇千年庆典,而在此前后,天南地北的陶瓷产区却掀起了为争“都”、筑“城”大做文章的风潮。近期有唐山挂起“中国北方瓷都”牌子;德化获得“中国瓷都·德化”称号;潮州成立申报“南国瓷都”办公室;夹江高喊“西部瓷都”;法库打造“北国瓷都”;佛山则早已是中国的“陶瓷城”,这都让景德镇颇为尴尬。如今,“千年瓷都”景德镇瓷业规模不断萎缩,市场份额持续下降。  和广东佛山相比,景德镇的瓷器产业规模仅有佛山的5%,而景德镇的陶瓷产业在本市的经济产值也仅占8%的份额,远远落后于房地产业。景德镇各大国营瓷厂几乎全部由于经营不善而被迫改制。  作为世界上唯一一座依靠一种产业维系生存十个世纪而没有中断的城市,景德镇曾经达到了农业文明中的城市形态的高峰。18世纪,一个法国传教士在一封发往欧洲的信中表达他对景德镇的惊诧,“白天从火焰和烟气的形状,就能看出它的轮廓;而夜晚,这里被火光包围,仿佛有许多烟囱的大火炉,神秘而美丽”。然而,这样的景德镇却缺乏内在的活力,不计成本的“贡品文化”成就了它的历史,也使得这座城市在工业时代迅速由优雅滑向衰败。  很少有人愿意相信出售瓷器的盈利如今能拯救这个古城,一名地方官员对记者说,景德镇复兴的希望,是“千年瓷都”的品牌和这里成千上万亩尚未开发的土地,“它们是更现实的资金来源”。据说,除了正在升温的房地产项目,几个规模过亿、主题相同的陶瓷交易城也已经在景德镇落地生根。“用土地换发展,这的确是更为实用主义的决策选择”,白发苍苍的景瓷专家欧阳世斌说,“但对景德镇来说,它是一次危险的救赎。”  4.南北朝雷次宗曾在《豫章记》文中记述:“东湖,郡城东,周回十里,与江通。”唐代江西观察使韦丹曾组织民工在南昌东湖中筑堤栽柳,时称韦公堤,又名万柳堤。那时的百花洲,即南昌东湖畔之洲,是因为洲上遍长奇花异草而得名。唐代洲上百花争妍,东湖水光潋滟、荷花满湖,堤上万柳成行,美不胜收。唐诗人李绅曾写诗赞道:“菱歌罢唱鹚舟回,雪鹭银鸥左右来。霞散浦边云锦截,月升湖面镜波开。鱼惊翠羽金鳞跃,莲脱红衣紫药催。淮口值春偏怅望,数株临水是寒梅。”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文人欧阳修曾写过一首五绝诗:《酬圣俞百花洲》。宋代词人向子堙在其《蝶恋花》词中,也有“百花洲老桂盛开”之句。  百花洲之衰落应在清代之后,清代这里成为贡院所在地,原古建筑遗迹渐消。清乾隆年间,江西布政使彭家屏书“百花洲”三个大字,镌为石碑,后碑残破。1932年这里辟为“湖滨公园”,1946年4月被改名“介石公园”。1950年7月,更名为“八一公园”。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政府种树修堤,淘浚湖泥,建造亭台及曲桥,使这里成为人民群众休憩之所。但“文革”开始后公园则疏于管理,一度脏、乱,园中花卉几近绝迹,古建筑更无踪影。故国外游客寻踪来游,难免失望。曾有某国外旅行团到南昌游览,提出要去看百花洲。他们拿着海外出版的书籍和地图说,百花洲在南昌东湖中,是中国著名的景点,一定要看。于是导游陪同访问团乘车来到了八一公园,突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就是百花洲吗?”一位华裔团员突然问他。另一位外国友人也开始问:“百花洲在哪?花在哪?碑在哪?”一位华人后裔说,他们来祖国之前就知道南昌有个百花洲,百花洲从古至今名气很大。没想到,看到的竞是光秃秃的一座公园,完全没有江南姹紫嫣红乱花迷眼的美感。临走时,这位华裔问,南昌为什么不珍惜“百花洲”这三个字?这样的质问令导游无言以对,十分尴尬。  八一公园负责人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面露难色:“恢复百花洲盛景,谈何容易?那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持啊!”  5.众所周知,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会给地方带来巨大的文化旅游收益,因此《红楼梦》引发了曹雪芹故里之争,《水浒传》引发了水泊梁山之争,然而最耐人寻味的是近年来另一部名著《金瓶梅》也引发了西门庆故里之争。具体涉及山东省阳含县、临清县和安徽省黄山市。三地都纷纷举起“西门庆故里”招牌,竞争不息,西门庆也一改在传统文学名著中“大淫贼,大恶霸,大奸贼”的艺术形象,华丽转身成为当地政府追捧的文化产业英雄。在推动当地经济和民生发展的同时也从根本上颠覆了世俗心理和传统价值观。  6.余秋雨在《青云谱随想》中写道:“有一年我招收研究生时曾出过一道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题,‘略谈你对八大山人的了解’,一位考生的回答是‘中国历史上八位潜适山林的隐士,通诗文,有傲骨,姓名待考’,把八大山人说成是八位隐士我倒是有所预料的,这道题目的圈套也就在这,把中国所有隐士一并概括为‘通诗文,有傲骨’,十分有趣,至于在考卷上写‘姓名待考’我不禁哑然失笑了。”然而当我们和余秋雨先生一起哑然失笑的同时,作为江西人——八大山人朱耷的后人,不应该有更多的思考吗?  7.针对各地愈演愈烈的名人故里之争和文化遗产过度开发现象,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对历史文化遗产要进行科学甄别,对历史文化名人的故里、故居、重要文物所在地的认定,要本着积极有益、少而精的原则,由权威的学术机构和专家参与进行认定;对于有争议的、未经认定的,不宜命名或宣传。通知指出,近年来,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过程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和不良的现象,如打着传承名人文化的旗号争夺名人故里,而对于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过度追求,已经将文化遗产商品化;有的地方肆意炒作一些负面的文化现象、历史文物和文艺形象,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8.现在我国很多城市很重视文化建设和保护,但也有些城市却只重视物质环境改善,而忽视文化内涵。大兴土木、大拆大建,外表看起来,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旧貌换新颜,实际上缺少文化底蕴。有的城市规划只注重功能性,而忽视其应有的文化含量,只注重物质结构,而忽视文化生态和人文精神。有的城市甚至将原有的具有历史文化的街区、胡同、建筑物大肆拆毁,以新为好,以洋为美,追求所谓“政绩”,其实这是对城市文化和传统的破坏。而欧洲城市恰好相反,它们文化底蕴厚重,风格各异,很少见到雷同抄袭现象,无论是古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还是现代国际大都市巴黎、布鲁塞尔、维也纳等,座座堪称文艺宫殿、建筑博物馆。走进这些城市,仿佛走进欧洲历史。哥特式、巴洛克式、拜占庭式、文艺复兴式等各个时期、各种流派的建筑交相辉映。在古罗马城,到处可见古老的残垣断壁,甚至风化的石头也被视为珍宝,小心翼翼地保护了起来。瑞士人说,保护古城就是保护历史。  9.西市,本来已经是一个尘封在历史中的名词。西市始建于隋兴盛于唐,位于唐长安中部偏西。据考古实测,西市平面呈长方形,南北为1031米,东西长为927米。如此规模的占地面积已非一般的集市所能比拟。大唐西市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商贸起点,支撑着整个丝绸之路的贸易体系。鼎盛时期的大唐西市商贾云集,约有5万名西域客商享受着唐朝政府给予的国民待遇,并常年在此聚居经商,衣肆、药行、酒肆、游乐场所应有尽有,繁华盛极一时,历史上的破镜重圆、宋清卖药、七星窥市等典故都源于此。  在1000多年的时光流转中,许多人把它作为盛唐时代商业鼎盛的符号,加以膜拜和向往。唐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六月,一场大火使这座万千繁华的市场就此消声没落,西市从此只留在了历史典籍和人们的口耳相传中。  1000多年后的今天,在唐长安西市的原址上,依托西门遗址博物馆,一座复活千年西市的商旅中心拔地而起,盛大开张。每天穿梭其中的人流不断涌向古玩店、博物馆,期间不时有西域客商,甚至有胡姬、唐服仕女穿行其间,让人们仿佛穿越时空,回到唐朝。商铺林立,古董、字画、茶叶、丝绸、刺绣、玉器、木雕等艺术品,在这儿应有尽有,大有当年长安西市的繁华之气,许多从古玩城处路过的市民、游人被眼前的热闹场景所吸引,纷纷走了进来。有热心的店铺老板对外地客商讲:这就是李白“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的地方。  这就是集中了文化传统、旅游、会展、古玩、演艺、文博等功能,以遗址保护带动,以全新文化产业机制和模式来运营的大唐西市。  身为一个考古工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西安唐城考古队队长何岁利对于大唐西市项目的建设,却罕有地表达出由衷的赞赏,“在保护与尊重文化的基础上寻求自身发展方面,大唐西市这种项目开发模式在西安乃至全国都走在了前列”。“我们拿到这块地的时候,当时也知道这是西市遗址,但是经过1959年和1960年考古界的两次普探后没有什么重大发现,虽然如此,出于对历史和遗址的尊重和负责,我们还是决定在开发前先拿出资金对遗址区进行再次普探和发掘。”大唐西市公司董事长吕建中说。作出这个决定后,大唐西市公司主动出资,不惜重金邀请了国内外众多知名学者扣机构加入了项目建设队伍。特别是在文化保护方面,特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主席安家瑶带队进行考古勘探发掘,请具有国家一级资质的陕西省文化保护中心做遗址保护方案。在经过长达半年时间的勘查、普探后,唐长安西市十字街遗址的道路系统、沟渠系统、桥梁、车辙、周边建筑遗迹相继面世。  大唐西市,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在原址上再建的大型文化旅游商业项目,注定不是简单的开发项目。在众多城市还在为历史文化遗迹的传承与城市发展建设的矛盾而苦恼时,它已承载起一个企业对文化的尊重,对历史的敬意,以及把曾经沉重的历史与文化变作动力与资源,寻求发展之道的远见卓识和聪明才智。  历史终于走进现实,西市的繁华接续上了来自唐朝和丝路的声音。  10.丹麦是一个小国,但安徒生这个名字却在整个世界都家喻户晓,很多人都是知道了安徒生这个人物才知道了丹麦这个国家。因为丹麦一直把安徒生作为引以为豪的文化品牌进行大力推介,除了成立安徒生中心、定期召开各种学术研讨会、设立相关国际居住项目及开展各类专题活动外,还积极实行安徒生故居的保护与安徒生博物馆的建设。除了故乡欧登赛,丹麦把安徒生一生居住过的多处住宅都一一加以保护。今天,安徒生作为丹麦的文化名片,不断推动丹麦文化艺术的发展,促进世界对丹麦文化的了解,安徒生故居每天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游客。  11.几年前,宜春还是“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明月山的优美风光、温塘镇的富硒温泉,并不广为人知。在“十五”规划中,省委、省政府把宜春定位为江南生态、休闲城市。在此基础上,以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为主体的“月亮文化节”,成为增强宜春生态休闲城市影响力和吸引力的载体。  宜春的节庆文化始终围绕“月亮”这一主题,力求通过多年的打造,形成一个情月相融、泉月相印、农月相趣、禅月相通的“四星捧月”格局。在这个项目设置中,中秋拜月、火龙追月、中式婚礼、放荷花灯、放孔明灯、焰火晚会和农耕健身大赛,都让人深刻体会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如今的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月亮文化与温泉文化、禅宗文化、农耕文化相融,展示宜春生态文明的独特魅力。  宜春的“月亮文化节”始终与经贸活动融为一体,是用月亮做媒、以节庆搭台、唱经贸大戏。宜春的“月亮文化节”让宜春人尝到了甜头。在2006年的中国光彩事业宜春行暨明月山森林温泉旅游节期间,国内16家500强企业、5家上市公司、国外15家企业来宜春考察投资,实际签约项目28个,合同资金达25.8亿元;第一届“月亮文化节”期间,共签约项目19个,合同引资32亿元;第二届“月亮文化节”期间,合同引资35.96亿元;第三届“月亮文化节”签约项目21个,签约资金约42亿元,其中签约资金超亿元项目达到17个。  12.2010年4月22日,江西省委中心组就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文化修养举行集体专题学习会。省委书记苏荣主持学习会并讲话。他强调,全省各级党委要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积极开展创建学习型党组织活动,以学习的进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努力把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学习型领导班子,使广大党员干部成为学习型党员干部。要切实加强文化建设,大力弘扬赣鄱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全省人民热爱江西、建设江西的光荣感和使命感,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苏荣指出,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和根基,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标志和重要特征,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后盾。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代表和反映了我们祖先的心灵和智慧。它作为一种文化的积淀、社会意识的潜流,渗入社会心理的深层,同人们的行为标准、思维模式、道德情操、审美情趣、生活方式、处世态度与风俗习惯融为一体。在新的历史时期,传承和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有利于加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文化修养。我们今天学习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广大干部群众加强自身修养和人格锤炼,增强道德水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有极大的帮助作用。  苏荣强调,学习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关键是要结合江西省的实际,大力加强新时期的文化建设,增强全省人民热爱江西、建设江西的光荣感和使命感,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要把文化建设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工作来抓。我们当前正在大力推进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不仅需要先进文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且也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舞台。文化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大有所为,是推动江西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七大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总要求,把文化经济作为新型的经济形态加快发展,做大做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努力促进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合理维护和科学开发江西省传统文化资源。江西是一个文化资源大省,红色、绿色、古色文化交相辉映。我们要大力发掘整理和充分利用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开发利用的辩证关系,对文化资源实施保护性开发,做到保护与利用的统一、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努力打造具有江西风格、具有较大市场竞争力和社会效益的文化品牌。要大力弘扬优秀赣鄱文化传统。江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在漫长的岁月中培育和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丰富内涵的赣鄱传统文化。我们要努力做好对赣鄱历史文化的整合保护和传承弘扬工作。着力突出特色,充分挖掘其中的精神内涵和人文特质。要重视突出和宣传江西省的历史文化名人,提高他们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重视研究和宣传江西的历史文献,不断扩大赣鄱文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问题】  用给定资料的内容,结合我省文化发展的现状,提出解决所反映问题的措施。  要求:有条理性、针对性、可靠性,见解全面深刻,不超过500字。

问答题 (二十九)  【给定资料】  1.2011年5月28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崇尚理性、勇于探索、追求真理,这是科学技术与生俱来的禀性,也是科学精神的实质。科技不仅是知识和技能,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民族,才是真正有生机、有希望的民族。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科学素质,要大力加强科学普及工作、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他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抓住机遇,顽强拼搏,为我国科技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2.2011年1月26日,由我国热心科普事业的两院院士和科普专家学者共同评出的2010年全国十大科普事件在京揭晓,“张悟本事件”上榜。张悟本本为纺织厂下岗职工,由于有人“包装”、“炒作”,其出版的《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销售火爆,而被称为“养生食疗专家”。2010年2月湖南卫视《百科全说》为他做了专题节目后,其知名度更是迅速窜升。2010年5月有媒体报道其学历有造假嫌疑,他大讲特讲“绿豆煮水喝能治近视、糖尿病、高血压,还能治肿瘤”、“长条茄子可以吸油、降血脂,还能治肿瘤”,此种食疗理念也遭到质疑。5月26日,张悟本煞有介事地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媒体质疑。但不久,经媒体和相关单位调查证实,张悟本所称出身于中医世家,父亲张宝杨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生,他曾就读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医药专业,担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科技合作中心研究员,并是卫生部首批营养专家,等等,均系子虚乌有。国内知名的中西医专家也对其“养生理论”进行批判。  就是这样一位伪专家,用他的伪科学,把“悟本堂”变成了一些人心目中的神仙台,找他看病的人趋之若鹜。据《成都商报》报道,有人因按张悟本的方子喝绿豆汤导致胃病、痛经。还有网友发帖称,他花2000元找张悟本看病,开的方子是绿豆汤和冬瓜汁,用了不但没有好的效果,倒添了不少毛病。张悟本的神医骗局被拆穿,其“行医”场所悟本堂也很快被拆除,一个靠着绿豆汤、白萝卜、长茄子“理论”忽悠民众的假专家,终于无法再混迹江湖了。但是,张悟本倒台了,科学养生的讲坛上,治病救人的场所里,谁将登台,满足群众对养生保健、疾病预防,以及少花钱治好病的需求?包括张悟本在内,一些所谓“神医”、“养生明星”的发迹,固然与其本人骗术高超,媒体包装炒作推波助澜,以及政府部门监管不力有关。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受到群众如此的追捧,从另一侧面反映了群众对普及养生保健知识的需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养生方面的信息越来越关注。我们周围有许多货真价实的医学专家,他们在理论素养、临床经验方面都有上乘水准,也出了不少论著。但是,他们往往忙于教学、诊疗、写论文、做研究,活动范围仅限于学术圈,没有将学术知识转化为群众需要的、通俗易懂的养生常识,或者说这种转化的力度还不够。所以,假神医才占有了市场。  “张悟本事件”像个多棱镜,折射出多种问题。浙江的姚某曾经是张悟本的粉丝,作为一个平民,他曾被张悟本的理论深深吸引,他曾试着生吃冬瓜汁,晚上不吃荤,还动员别人也跟着做,他说:“我现在为自己的无知愚昧感到惭愧。”不过,他又继续发问:“张悟本出事了,每个人都恨不得踏上一脚,但他走红时,那些高贵的脚在哪里呢?”如果专家和有关部门能更早更及时地戳穿张悟本“假神医真骗子”的嘴脸,那么受蒙骗的公众应该会少得多。中国科普研究所专家H表示:“科学界若不能及时有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理性引导公众,一方面很容易造成谣言四起、恐慌蔓延的恶性后果,也会造成科学家公信力丧失。”  3.2010年11月25日,中国科协召开新闻发布会,对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进行发布。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相当于日本(1991年为3%)、加拿大(1989年为4%)和欧盟(1992年为5%)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  公民的科学素养水平从三个方面进行测度:公民了解必要的科学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崇尚科学精神的程度。一个被调查者只有同时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测度,才被认定为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  在三个测量维度中,“公民了解必要的科学知识”与国外的差距较大。以国际通用的科学知识测试题的平均正确率来看,2008年美国的水平为64%,2010年中国的水平仅为41%。在“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上,我国公民的科学素养提升缓慢。而对于“崇尚科学精神的程度”这个维度,国际上没有统一的题目和标准可供对比。中国科普研究所专家A说:“历次调查都显示,中国公民不相信迷信的比例是很高的,而且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很小。”  除了对科学技术信息感兴趣外,几次调查还释放了一个积极信号:中国公民主动参与科普活动和参观科技场馆等的意愿在增加,参与机会和比例也在增高。以科技馆等科技类场馆的参观情况为例:2010年参观过的公民比例为27.0%,比2005年提高了17.7个百分点。2010年因“本地没有”而未参观过的公民比例为37.6%,比2005年降低了18.1个百分点。  随着人们对自身健康的日渐关注。近年来“养生热”持续升温,已形成巨大产业。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北京益派市场咨询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704人参与),82.9%的人明确表示自己需要养生。调查中,40.8%的人表示自己的养生知识主要来源于“专家”,来源于网络、电视等大众媒体的人更是超过半数。但自从张悟本等所谓“养生专家”被曝光后,不少人开始对时下流行的“养生理论”产生质疑。  一直以来国家都很重视科学,科学几乎成了最终的价值判断标准,如果说某事科学,就意味着一路顺风,绝对正确而且靠谱,反之,就是垃圾。但奇怪的是,到今天,普通民众不仅没有具备起码的日常科学理性,连常识都没有。这些年来,我们的教育失败,不仅孩子没有教好,成人的社会教育,也都冲着文凭去。科学常识,早就被丢在了十万八千里之外。大家不信科学,信邪说,越邪越信。一些缺乏科学修养和理性判断的媒体工作者热衷于用“神秘现象”、“一夜成名”等传奇性、娱乐性的“新闻”来吸引眼球。从无中生有的“水变油”,到夸大其辞的“基因皇后”;从肆意炒作的“纳米”,到遍地开花的“国内首创”、“国内一流”;这类与科学精神相悖的不正常现象,都曾被新闻媒体,包括在全国具有相当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媒体“充分肯定”,大唱赞歌。正如萨根在《魔鬼出没的世界》中所指出:“落后的科学普及所放弃的发展空间,很快就会被伪科学所占领。”  4.2006年以来,包括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在内的一些高校接连身陷“造假门”事件,使这些国内顶尖高等学府遭遇到信任危机。清华大学医学院某院长助理,因在个人履历、学术成果材料中把他人论文作为自己的成绩,涉嫌学术造假,被撤销教授职务。上海同济大学生命科学院某院长,因申报评奖材料中将他人论文列入自己成果清单,被免去同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职务,相继又被免除教授资格,终止聘用合同。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某院长,因“汉芯”系列芯片造假骗取国家上亿元经费,被撤销学院院长职务,教授聘用合同也被解除。据调查,该院长负责的汉芯团队所研制的成果,其实结构简单,并不能单独实现指纹识别和MP3播放等复杂演示功能。  韩国胚胎干细胞研究带头人黄禹锡科研组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论文被韩国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认定为有意造假,首尔大学解除了他的教授职务,韩国政府也取消了授予他的“最高科学家”称号;检察部门以诈骗、侵吞研究经费和非法买卖卵子等罪名向黄禹锡提出指控,首尔高等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  2011年2月,科技部发布通告,经调查核实,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奖项目“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的推荐材料中存在代表著作严重抄袭和经济效益数据不实的问题。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审核同意,并经国务院批准,决定撤销西安交通大学原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某等2005年所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收回奖励证书,追回奖金。李某被西安交通大学解除教师聘用合同。这是中国首例因学术造假被撤销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  王某在上世纪90年代就获得了杰出青年基金,被公认为最能不顾其它杂事只管埋头做科研的年轻数学家。因为要做意义非常重大的课题,这位年轻的数学家没有发表一篇论文,但当杰出青年基金三年到期验收的时候,因为论文数量不够,很难通过。最后,迫于验收的压力,他把本可以发裂的长达100多页的关于他三年里所做的那项杰出研究的论文生生拆成了五篇来发表,就为了能凑够论文数量以通过验收。  有权威机构公布了一项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80位博士学位获得者中,60%的人承认他们曾经花钱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相当比例的人承认曾抄袭过其他学者的成果。  5.某报刊记者小S,就最近几年我国学术浮躁,采访了一位教育界的评论家刘某。刘某说:“近年来我国学术浮躁事件曝光日益频繁,民众对学术浮躁的质疑、举报和批评之声日益激烈。”刘某认为目前学术浮躁多样化,他举例说:“请人代劳抄袭造假是中国大专院校流行的学术造假手段。大专院校的领导干部工作繁忙,自然就请人代劳。老师请大学生代劳抄袭,成为各科专业老师、教授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潜规则。在学校里大学生曾经帮助主管老师撰写各种各样的论文现象也时有发生”。刘某还说,拼凑编辑造假也是当今最常用的手段。一篇用拼凑编辑手段造假完成的文章或者著作表面看上去非常完整,也非常有条理,有数据案例,还有历史名人的经典思想观点佐证,文笔文法基本上也没有大的错误,可是仔细阅读研究就可以清楚发现,作者根本没有自己创新的思想观点,所有看上去比较重要的思想观点不是引用历史名人的,就是抄袭民间大众的。  刘某告诉记者小S,几年前有一位回国朋友揭露,曾经在中国畅销的欧美名家撰写的经营管理著作,绝大部分都是中国编辑出版机构杜撰的造假书籍,连所谓欧美名家的姓名履历、大学研究机构名称都是假的。  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记者小S听到委员们最多的发言就是:目前,学术界浮躁虚假之风盛行。泡沫论文、虚假奖项等现象泛滥,许多科技工作者不能够脚踏实地地开展工作,浮躁虚假之风已经成为阻碍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最大绊脚石。  有专家学者认为,近年来出现的学位论文抄袭事件,共同的原因是在平时培养中老师对学生的指导很少,在审阅学生的论文时,导师放宽要求,甚至有的老师根本就没认真审阅。某大学副教授朱教授在接受采访时也指出,导师不仅要在知识传授和方法训练上指导学生,承担“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同时,也应加强对学生的道德引导,帮助学生提高诚信素质、学术品德。某省人大代表、医学院研究生处处长赵某分析,现在的职称评定体制存在问题,很多行业评聘都要论文,这就给造假“行业”的存在提供了土壤。目前造假团伙已成行成市,只要愿意出钱,可以包写论文,还可以包发表,不同级别的杂志都可以,只要你愿意出钱。他建议,政府应严厉打击学术造假背后的“造假产业”。  某省人大代表、大学校长胡某也表示,对学术造假,法律上很难界定,国内也曾有几例因学术造假告到法院的,但论文毕竟不是专利,怎么算造假不好说,也没对他人造成直接的危害,最终都不了了之。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我国每年发表的科研论文不仅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长;书越出越多,而且越来越厚;但在重要科技领域具有开拓性和原创性的成果却越来越少;科研在低水平重复的现象大量存在。  6.前不久,湖南岳阳市人民政府宣布,经过当地有关部门两个多月的奋战,成功破获一起涉及福建、湖南、浙江三省的瘦肉精生产、销售案件。与以往类似事件不同的是,这次竟从饲料中检测出以前从未出现过的苯乙醇胺A。同时,从浙江大学教授邹某处查获含苯乙醇胺A的饲料1500公斤,并对其实施刑事拘留。  如果说此前的瘦肉精等食品安全事件,抓利欲熏心的销售商家源头,问责一下管理不严的监管部门,尚算一种对食品安全的把控。可此次冒头的新型瘦肉精事件背后,竟赫然站着个浙大教授,这让对科学怀着无比敬仰之情的公众情何以堪?原来这些严重损伤公共利益与公众生命安全的食品安全事件,竟与专家学者有重要的瓜葛。这些“天才的发明”让人叩问,究竟是什么让学术界人士堕落如斯?  浙大教授在这起瘦肉精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仔细分析,不难想象。国内一些学者因为课题经费、职称、地位、技术转让费等利益诱惑,集体屏蔽瘦肉精负面信息,最终造成后期一系列瘦肉精事件。  长期以来,科研人员与利益靠得太近,又缺少相关规范制约。科研精神最核心的理念理应是公共精神与社会责任。倘若科学研究无视公共道德,藐视法律与科学伦理,则不仅会对社会造成可怕的伤害,更会让科学工作者个体陷入道德与法律的挞伐漩涡。有鉴于此,浙大教授涉案瘦肉精事件,理应成为学术界反思科学道德现状的契机,不仅需要建立详细的规范与细则来规范科研,更要让食品监管深入科研领域,让科研走在合乎道德伦理与法律的轨道上。  7.有学者指出,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大学教育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普遍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倾向。高校扩招本来是为了通过普及高等教育来提高民族的竞争力,但片面追求规模和数量增长、急于求成的扩招是一种高等教育的“虚胖”,各高校的软硬件配套设施根本无法满足突然拥进校园的膨胀数倍的莘莘学子的需要。扩招使师资大量缺乏,高校不得不以降低招聘“门槛”来充实教师队伍。一些大学教授把赚钱当作正业,而把教学和科研当作副业。另外,学校把学术成果作为了评价教师职业能力的绝对标准,教师如果在2~3年内没有发表文章或者申请到课题,便要被解聘或者降级。这导致许多教师不潜心研究,而是抄袭他人论文予以发表;有的则在别人的研究成果中挂个名;有的则出钱请别人写文章在国内外报刊发表;有的靠胡拼乱凑,学术垃圾成批从这些人手中生产出来。  某报曾经对当今大学生的学习情况开展了一次专门的调查,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求职仿佛已经成为大学生的首要任务,而学业似乎论为副业,目前很多高校的专业课出勤率很低,而学生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一位大四学生说:“我们可不是去玩儿,好多人都是参加实习或是找工作去了,老师也都是支持的。说实话,现在学费这么贵,上大学还不就是为了找工作,这些专业课可以不上,找工作才最重要。”在谈到毕业论文时,另一位大四学生告诉记者,自己正忙着面试、实习,刚“东拼西凑”了一篇开题报告,“论文到下学期再说吧,写论文不仅对找工作没有帮助,还要花费不少精力,我看不少学长一周就能搞定论文,这已经算认真的了。”大学生小王告诉记者,对做学问、搞研究我一点没有需求感,考试嘛,“60分万岁”,平时自己拿谈恋爱来消磨时光。  8.“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从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至今,中国教育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为改革开放、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建设者。但放眼当下中国教育界,的确如钱老所发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由“钱学森之问”,以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与当前高校教育质量日趋下降的矛盾,还有当前存在的学术造假等教育界乱象,我们不难看出,无法培养出创造型、发明型杰出人才已成为一大社会难题,制约着中国的发展。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学校校长为给学术更大自由而主动退出学术委员会,教授治校、高校去行政化已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讨论。  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现任南方科技大学首任校长的教育家朱清时,在2009年接受凤凰网访谈时说:未来十年应该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十年,去除行政化、让教授治校、恢复学术至上是中国大学的必由之路。2010年6月张清杰任武汉理工大学校长,他在就职演讲中表示要营造学校“学术至上”的浓厚氛围。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这也说明了从国家到学者对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思索。  9.2004年中国科学院完成《我国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基本分析和建议》,对中国科学界许多违背科学道德规范,败坏学风的学术不端行为,道德失范及学风浮躁现象进行全面评估。2007年1月16日,中国科协七届三次常委会审议通过《科学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试行)》,第三章列述了各种“造假、抄袭、剽窃和其他违背科学与共同体惯例”的“学术不端行为”。2010年10月31日,第十二届中国科协年会科学道德论坛在福州举行,中外专家学者就科技团体在科学道德规范建设中的引导作用,学术不端行为的源头治理,提升学术机构科学道德和诚信的办法等展开了讨论和交流。  【问题】  针对给定的资料所反映的“大学学术浮躁”问题,请你以某高校学术主管部门负责人的身份,就如何治理这些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供学校学术委员会研究讨论。  要求:问题全面明确,对策具体可行,不超过350字。

问答题 (三十七)  【给定资料】  对口支援,是在中国政治环境中萌芽、发展和不断完善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模式。1960年3月20日《山西日报》发表了以《厂厂包社对口支援——论工业支援农业技术改造的新形势》为题的社论,首次提出对口支援概念。1979年,中央52号文件将对口支援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随着对口支援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它的内涵和形式也在不断丰富,由厂厂包社发展为目前的三种主要政策模式,即对边疆地区对口支援、对重大工程对口支援、对灾害损失严重地区对口支援。  有学者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对口支援与市场经济时代的对口支援作了对比分析,认为“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共产主义大协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说法虽出自计划经济年代,却是应对突发灾难、推动社会平衡发展的法宝,永远不会失效。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年代,对口支援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支援方与受援方的关系已经由单向援助变为双向互动,援助内容由资金、物资延伸到项目、人才、文化、科技、精神等领域,援助渠道由单纯的官方运作掺进了市场与民间的力量,援助形式由“交支票”“交钥匙”发展到产业扶持、互惠合作。  有学者发表文章提醒说,在中央政府作出新一轮对口援疆决策,各地各单位对援疆表现出极大热情的时候,最容易出现千军万马、一哄而上的情况,因此必须考虑受援地的环境承受力、市场承受力和基础设施基本供给的承受力,在项目的确定上做到三个防止:一是防止重复建设,二是防止盲目跟风,三是防止鱼龙混杂。受援地的工作也要稳妥跟进,从制度和程序上维护援建秩序,保证援建质量。通过支援方和受援方的共同努力,真正做到科学援建。  【问题】  给定资料中有学者针对援疆立项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提出了科学援建的问题,这在其他对口支援工作中也是适用的。你认为支援方和受援方各应做些什么,才能避免立项的盲目性,从而保证科学援建呢?  要求:整体观照,思路清楚,操作性强,不超过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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