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 （三）　　【给定资料】 　　1．退休职工满师傅是回民，家住北城。他每周都要去一次改建后的牛街，先是围着古老而年轻的清真寺漫步一遭，然后再到“牛街清真食品超市”采购，“那儿的牛羊肉都是按穆斯林规矩宰杀出来的”，满师傅赞不绝口，“牛肉炖着吃可以挑‘肋条’‘腰窝’，酱着吃有‘腱子’。切好片的‘肥牛儿’小包装，红里透白勾人馋虫；涮羊肉讲究‘三叉’‘黄瓜条’，那儿的货又多又新鲜。”牛街给满师傅家节假日三代人聚餐带来了方便和欢愉。 　　有千年历史的北京市南城牛街地区是北京最大的穆斯林聚居区，目前，这里仅回族居民就有1万多人。改建前，街巷狭窄，市政基础设施落后，低矮破旧的危房连街成片，人均住房面积只有5.1平方米。1997年，牛街地区危改工程启动，这是北京市政府在全市最先实施的危改面积最大、拆迁户数量多、少数民族比例最高的危改小区。2004年两期工程胜利完成。 　　迁入新居的老住户居住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穆斯林们最满意的是新房里有了浴室，每天进寺礼拜前可在家中沐浴。改建后的牛街，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住宅楼无论高矮均采用穆斯林习用的黄色加绿边装饰。始建于公元996年的辽代千年古寺——牛街清真寺周围环境也焕然一新。寺院周围出现了万米绿地；原来门前8米宽的道路拓宽到40多米，门前那座历史悠久的“大影壁”，整修后巧妙地横亘在主干路之间的绿化隔离带上，既保持了清真寺建筑布局的完整性，更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全长670多米的街道两侧分布着商用房，经营民族服饰、工艺品、清真副食，多家回民老字号餐馆和小吃店里的正宗清真菜肴、各种地道的牛街小吃令人怀旧，吸引着京城、外埠乃至海外的穆斯林食客。晚上处处灯火辉煌，流光溢彩，牛街老住户白奶奶常说：“如今在咱牛街走走，跟上长安街差不多。” 　　牛街街道工委干部告诉采访记者，牛街不仅是“民生一条街”，也是“民族文化一条街”。通过利用现有条件和历史文物资源，修缮了牛街礼拜寺，扩建了回民幼儿园、回民小学，改造了民族敬老院，设立了回民殡葬处、社会保障事务所和社区卫生站等服务场所，社区数字化管理系统日趋完善。牛街还是白猿通臂拳的诞生地，而今在小区里经常能看见白猿通臂拳第六代传人钟教练指导孩子们习武练拳的场景，因其具备“历史性”和“传承性”等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条件，目前有关部门已将白猿通臂拳列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这也是让牛街人足以自豪的事儿。 　　2．某报报道了乡村放映员王其璋的事迹，他从1976年参加工作至今，用一台放映机、一张大银幕，为家乡61个村庄的农民送去欢声笑语，累计行程达25万余公里，放映电影近万场。王其璋高中毕业时面临两个择业选择：当中学老师或者乡村电影放映员。从小爱看电影的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那时候，农村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乡亲们看场电影就像过年一样，一个村庄放电影，附近村庄的群众也都会早早赶过来占座位，银幕两面的空地上围得满满当当，还有人爬到了房顶和树上。然而到了80年代后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视在农村越来越普及，农村电影放映跌进了低谷，但为了心爱的电影，也为了那些喜欢看电影的乡亲们，王其璋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说起放电影，给老王印象最深的还是帮助村民学习农业科技的事。姜家庄村有100多亩果园，品种老化，坐果率低。村支书找到王其璋，请他去放点苹果管理的影片。接到委托后，老王精挑细选了《苹果树的修剪》《果树嫁接》等十几部科教影片为果农们放映，结果果园当年便获得了大丰收。到了秋天，王其璋再到这个村放电影的时候，果农们一下子把他围了起来，纷纷拿来大个儿的苹果让他吃。他们说：“老王，尝尝这苹果甜不甜？这里面可有你的功劳啊！”看到乡亲们发自内心的笑容，王其璋有说不出的高兴。 　　和尚庄村有养猪的传统，但前几年村民不懂防疫，小猪长到五六十斤常常病死，损失很大。王其璋就找来20多部生猪养殖方面的影片，连续给村民们放了一星期，还自己掏钱买资料赠送，把兽医站的技术员请来讲课示范，帮助村民掌握养猪技术。现在，这个不到200户的村庄已经发展养殖户120多个，每户年收入4万多元。因为这事，王其璋在这个村里的威信很高，每次去，村民都拉着老王去参观他们的养殖场，争着请他吃饭。乡亲们都说：“老王可不光是电影放映员，他都成了我们的科技顾问了！” 　　3．某市文化管理部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与会者交流农村和社区基层文化建设的心得，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以下是几位与会者的发言摘要： 　　A（大学生村官）：要提高乡亲们的文化素质，培养积极向上的村风民风，我觉得鼓励他们把花在打牌、闲聊上的时间用在读书上很重要，也很有效。我到村里以后积极地提议和向上争取，创办了全县第一家“农家书屋”。我帮助购买图书，筹集资金添置设施，动员群众参加读书活动。有空还给他们上课，有时还请农业大学老师、农科院技术员来开讲座。现在，农家书屋已经成为我们村的一大亮点，省市县领导多次来视察和调研。如今村民们有空就到书屋来看看书，读读报。打牌的少了，闲聊的少了，文化生活丰富多了。 　　B（大学生村官）：我们村本来就有一个文化站，里面也有不少图书，但是利用率不高，钥匙别在村支书的腰里，哪个农民提出要看书什么的，村支书就去开门。没有人提，那个门就天天锁着。我去了以后，主动向村支书提出保管钥匙，将文化站重新布置了一下，办了墙报宣传栏，里面摆上茶水，添加了不少新书，制定了文化站管理制度，按时开放，按章管理。现在，我们那个文化站天天村民络绎不绝，有时候里面坐不下，有人捧着书坐到门外的空地上看。 　　C（社区工作者）：社区街道文化站的建设是个重要问题，也是难题。我们那文化站备有不少图书，但没什么人来读。我做过调查，我们街道很多人平时没事，要么凑一桌人打麻将，打扑克，要么守在家里看电视，不愿与人交往。不过，我发现早晚在小区里散步、锻炼身体、跳舞的人倒不少，我就动了脑筋，在小区的路边、健身场地旁边，竖起很多宣传栏，里面内容定期更换，除了宣传国家大事，介绍社区里的好人好事，普及防火防盗、卫生常识，还用来传播一些传统文化，比如《弟子规》《论语》《二十四孝》等，配上漫画和导读文字，人们散步和锻炼的时候顺便就可看到，慢慢引起了他们读书的兴趣，现在到文化站来读书的人越来越多。 　　4．小签原是某大学法律系学生，大二的时候就以高分通过了英语六级考试，本来想出国，但家里舍不得她这个宝贝女儿独自去外国打拼，去年硕士毕业应聘进入一家大型国企做行政助理。 　　说起自己的成长经历，小签感慨万分：“家里为了培养我，当初上幼儿园的时候就花了好多钱，上了我们那儿最有名的双语幼儿园。从那时候开始，父母就再三告诉我学好外语有多么重要。上了小学和中学，除了要完成紧张的功课，我还上过各种各样的英语辅导班，大多是父母替我报名的。高考的时候，我的英语成绩差3分满分，是我们市的英语单科状元。可惜我的语文成绩拖了后腿，要不然我可以考上更好的大学。花那么大工夫学外语，现在工作了，英语没怎么用得上，倒是每天处理各种各样的文件，写稿子，对我的汉语写作能力要求很高。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给我们领导写一篇讲话稿，被领导狠狠骂了一顿，因为里面好几个错别字，还有用词不当的地方。我现在真的认识到，我是中国人，学好自己的母语是首先的，必须的。” 　　记者问她：“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后悔当初花了那么多精力和时间，还花了很多钱去学习英语？” 　　小签说：“后悔谈不上，英语学好了还是有用的。有一次我们单位收到一份外文资料，第二天开会要用，碰巧我们单位专门负责英语翻译的同事生病住院了，领导很着急，我就主动接过来翻译了，领导很满意，还表扬了我。特别是最近我刚刚在网上看到一篇对国内某著名大学陆教授的访谈，对我触动很大。他说我们对于语言，要有一种尊重、敬畏、护卫、热爱。作为中国人，我们一定要先重视学好汉语。” 　　记者问她：“如果让你用一句话送给那些正在拼命学外文的学子们，你会怎么说？”小签想了想：“还是陆教授说得好，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 　　5．据统计，目前全世界75%的电视频道是英语节目，85%的国际组织的工作语言是英语，85%的网页是英语网页，80%的电子邮件是用英语传递，英语已成为全球通用的“国际普通话”。对于英语语言的主导地位，美国某未来学家曾说过：“美国目前所具有的第一大优势是语言。英语是在数十个领域内通用的世界性语言，全球各地数以亿计的人口至少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英语，从而使得美国的思想、作风、发明和产品能够畅通无阻地走向世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信息强势者的手中，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 　　世界上许多国家，为了各自的民族文化利益纷纷采取文化保护政策，建立防范机制，维护本民族语言安全，以色列为了建国，决定恢复希伯来语作为日常通行语言，过去希伯来语只在宗教仪式中才使用，现在不仅已成为耶路撒冷大街小巷人们交流的工具，而且也逐渐成为美国纽约犹太人追寻文化根源的凭借；马来西亚为了强调其民族的统一性，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俄罗斯则把保护俄语纳入了国家安全战略。 　　6．眼下，在某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外来语，尤其是普通话夹杂着英语单词，被认为是时尚的说话方式；一些国产商品的取名和在媒体宣传时任意洋化的现象十分严重，纯粹的国货也要起一个不知所云的洋名；在学术论文中，照搬命题，袭用概念，大量引用外文，对外文的盲目使用甚至到了迷信程度。而西方大众文化在中国的流行，也导致不少充满淫秽、暴力色彩的语汇被制造出来，严重污染了汉语生态环境。 　　某学者尖锐批评道：某些部门在招生、聘用、晋级等方面，往往把是否掌握、能否运用英语作为首先考虑的因素，而能否说好汉语、写好汉语文章反而退到其次，甚至根本不作为衡量因素。他认为，强制性地普及英语教育让学生学习花费的时间和金钱超过了任何一门课程，从幼儿园到大学，英语都是主课，大学语文在很多高校被边缘化，这是一种很令人担忧的倾向。他说，在我们的生活中，随意简化汉字，任意生造字，滥用省略语等现象屡见不鲜。年轻人对传统和古典文化资源的舍弃和漠视现象随处可见，不读古代经典，不懂文言，再加上大量不合规范的网络语言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对汉语形成巨大冲击，消解着传统汉语的尊严和韵味，割裂着文化传承脉络，威胁着国家语言文字的严肃性和规范性，但也有不少人对此不以为然。 　　7．报载，法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一批著名影星冲进巴黎圣日耳曼大街的几家电影院，抢出《侏罗纪公园》的拷贝在街头焚烧；电影工作者还在埃菲尔铁塔下示威抗议好莱坞的“入侵”。法国某官员因为在一次国际会议中用英语发言，遭到全法国人的诟病，要求其向全国人民道歉并辞职。许多人都还记得法国小说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普鲁士占领法国，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迫使法国国民放弃法语学德语。都德将一堂普通的法语课上升为向祖国的告别仪式，失去母语如同失去了祖国。这个悲哀的情节已深刻地烙印在每一个看过这篇小说的读者心里，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 　　作为世界著名的文化大国，法国拥有丰富的文化艺术遗产，文化产品的市场需求非常旺盛。法国文化部主管文化产业发展，是法国政府中支出最多的部门之一，这在西方国家中是不多见的。 　　1993年，欧洲议会采纳了法国政府“文化例外”的主张。在法国人看来，文化产品有其特殊性，不能与其他商品等同起来，任其自由流通。因此，他们联合欧共体其他国家一道，拒绝华盛顿让欧洲取消对美国影视产品“配额限制”的无理要求，在贸易谈判中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 　　1994年，法国政府在议会两院通过法令，严格限制法语中使用外来语尤其是英语，法国政府还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在法国互联网上进行广告宣传的文字必须要译成法文。 　　1996年起生效的一项法律要求全法国1300多家电台在每天早6时30分至晚10时30分之间的音乐节目必须播送40%的法语歌曲；各电视台每年播放法语电影不得少于40%，违者处以罚款，并以之资助民族文化。 　　为了增强本土文化的竞争力，扶持本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法国提倡在自由竞争的同时，积极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广泛收藏和展现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作品，面对近年来英语文化的逼人态势，法国颁布了支持电影业发展计划，在力求维持法语地位的同时，也向英语文化的优势项目如好莱坞电影发起了冲击。 　　从1992年起，法国外交部、文化部、法国艺术活动协会及在法国的外国文化中心集中举办介绍外国文化艺术的活动，展示文化的多样化，加强这些国家与法国的文化交流。除了驻各国使馆的文化处外，法国目前已在近百个国家建有一百多个文化中心，每年选择一两个国家作为重点，推介本国文化。 　　法国的企业和各类专业协会也是宣传法国文化、向世界推介法国文化的重要力量。无论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均可参与赞助，而作为补偿，企业可获得政府减免税收或者享有冠名权等各种不同的回报。 　　8．下面是H县文化局一名工作人员搜集的10则资料： 　　美国商务部前高级官员大卫·罗斯科普曾经说：“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他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 　　美国《混合语》杂志揭秘：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发展中国家学术界的渗透，出巨款让一些人宣传推进全盘美国化，打压发展中国家那些保护和振兴本民族文化的人。而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则披露：为了渗透美国的霸权思想，中央情报局在文化领域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输出活动：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等。 　　中国文化越来越多地被他人利用，比如《孙子兵法》成为某国谍报人员的必读书，大量中国元素、中华民族文化符号进入国外影视作品，很多中国风景区成为国外拍摄影视作品的外景地等。甚至国外还有盗用中国文化资源的现象，比如源于中国的端午节，就被某国以“江陵端午祭”的名义，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并已经被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立场多在于强调求同存异，鼓励和加强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文明对话。第一个海外孔子学院诞生于2004年，中国目前已经开办几百所孔子学院和语言文化学院，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影响越来越大。 　　国外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对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进行否定甚至掠夺。比如某国学者以他们发现的据称刊印于公元706～751年的文献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强调他们国家才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甚至呼吁召开国际学术会议，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要求国际社会予以公认。其实，早在1906年于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卷子本雕版印刷品《妙法莲花经》已经证明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1974年在西安西郊出土的单页雕版印刷品《梵文陀罗尼咒》（公元650～670年）再次证明中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 　　直到今天仍有西方人坚持认为，活字印刷（铅字印刷术）是德国人古登堡15世纪“创造”的，有人甚至怀疑毕昇的存在，认为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记载的只是一个传说。造纸术方面，除了一些18～19世纪西方传教士认为纸是文艺复兴时期（14～15世纪）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发明的，还有造纸术是“埃及发明的”“印度发明的”等种种说法。 　　有人戏言，美国用三大片（薯片、芯片、影片）策略就征服了世界。从1996年开始，美国的文化产业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占美国GDP的25%左右。有着5000年文明的中华民族面临巨大“文化逆差”的尴尬，文化商品进口数量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同类出口商品。中国网民数量为世界第一，然而中国的网络基础建设水平和互联网普及率还无法和这个世界第一相称，中国网民不断抱怨网速慢、不稳定、服务差、价格贵。同时中文网页数量在世界互联网中仍只能占据很少的比例，中国网民很大程度上仍是外界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非互联网信息的主动提供者。 　　新闻媒介反映出来的政府、机构、企业和公民的行为，与国家形象的关联最直接，新闻媒介的报道是否客观、公开、透明，体现了新闻媒介塑造国家形象的硬功能，相对而言，通过文学艺术作品所反映的国家形象，更具有持久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中国的功夫文化、茶文化、饮食文化，以及京剧、民俗、民间文化等，都是国家形象的重要塑造手段。 　　9．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作为一个文化事件，它的华丽、丰富、恢弘，特别是对中国“和”文化精神以及中国与时俱进的民族精神的阐释，对于塑造一个文明灿烂、文化独特、改革开放、求新求变的中国国家形象，产生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不仅震撼了世界，而且也使一些对中国国家形象比较负面的评价发生了改变。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在闭幕词中指出，“通过本届奥运会，世界更多地了解了中国，中国更多地了解了世界”，“这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 　　10．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中国作家莫言，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 　　【问题】 　　请以“让……大放异彩”为题，写一篇内容充实的文章。 　　要求： 　　（1）用恰当的文字替换“让……大放异彩”中的省略号部分，使之构成一个完整具体的文章标题。 　　（2）主题应与“给定资料”相关，但素材不必拘泥于“给定资料”，要结合生活中的具体感受，切忌空谈对策。 　　（3）观点鲜明，结构完整，语言流畅。 　　（4）字数800～1000字。

问答题 （七）　　【给定资料】 　　1．2011年“两会”是为“十二五规划”献计献策的“两会”，网友对“十二五规划”有何期待？调查显示，“收入分配”成为最大的期待，72.2%的受访者希望“十二五规划”更注重这个问题。同样在2010年两会召开前夕，新华网开展了“你最关心的话题”网络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分配不公问题在18个选题中位居第一。两会期间，分配不公问题也是代表委员们讨论的一大热点，成为议案提案涉及最多的问题之一。这从某种程度说明，分配不公问题已引起社会各方面高度关注，广大群众对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缓解目前过大的收入差距充满期待。 　　收入分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解决好分配不公问题，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任务，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由于分配领域种种不公问题，导致我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行业之间看，垄断行业收入畸高，一些行业凭借国家赋予的垄断地位轻而易举获取高额利润，并将其转化为员工的收入和福利，事实上这些过高收入与员工的劳动贡献和企业的真实业绩并不相符，而为国民经济作出突出贡献的一般竞争性行业职工的收入却存在偏低的现象；从城乡之间看，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2.36:1，扩大到2009年的3.33:1；从区域之间看，东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09年浙江、贵州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4611元、12862.5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0007元、3000余元；从不同群体之间看，高收入阶层财富增长较快，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而另一方面，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超过4000万人，低收入群体还有2.7亿人。 　　2．对于当前存在的分配不公现象，社会十分关注。这其中有社会历史的原因。分配不公看起来是近些年的事情，但实际上，有些是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问题。另外，由于自然、历史等客观条件形成的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也是造成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有体制改革不到位的原因。我国还处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体制机制还没建立起来，而有些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规则仍然存在，体制的不健全必然造成分配的不公平。也有相关政策不完善的原因，因为分配问题并不单单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也受到很多方面政策的制约。比如，受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政策的限制，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还有分配制度改革滞后的原因。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合理的分配比例关系，没有建立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以确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管理机制、监督机制等还不健全，对分配的调节功能有限，分配的调节和监管不够有效。 　　3．浙江省社科院的杨建华教授每年在阳光财富观论坛上发布一份有质量的调查报告。2010年的浙江省首份财富观调查报告，让人觉得有点“辣”。2011年，杨建华带来的是《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分配问题调查报告》，同样让台下的观众若有所思。 　　报告显示，浙江省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611元，比全国平均水平17175元高出7536元，是继2000年以后连续第九年居全国各省区中第一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007元，连续25年位居全国各省区首位。 　　但这些高平均数是否能代表区域内大部分群众的真正收入水平，“被高平均”部分有多大？收入差距背后的形成机制是什么？杨建华教授带头做的这份调查报告，就试图解答这些提问。该调查是在今年上半年启动的，面向浙江全省不同阶层、社会群体共发放12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152份。 　　报告中的关键数字令人深思：20%高收入组的个人年收入均值是20%低收入组的17倍；20%低收入组占有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3.5%，而20%高收入组占有的收入达到了总收入的58.7%，七成以上调查者收入在平均线以下，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逐渐明显。 　　据《青年时报》报道，杭州一户普通的三口之家，妻子张桦就职于自来水公司，丈夫是生物制药公司职员。两口子每月工资收入7500元，仍觉得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小家庭看起来和美，但其实很脆弱。万一夫妻俩中有人生病,这个家就岌岌可危了。 　　“十一五”以来，杭州的GDP高速增长，为什么像张桦这样杭州市民中的典型中等收入者，似乎并没有分享到增长的好处呢？ 　　专家说，张桦一家的境况，跟社会分配有关系。问题的症结在于，目前杭州的收入分配体系中，政府和企业拿得太多，普通民众拿得太少；而杨建华教授所说的现象，也跟收入分配有关，因为保障性福利是社会的第二次分配。 　　还有，大量的财富被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牢牢把握住。据统计，“十一五”期间，杭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从2006年的670元提高到了2010年的1100元，增幅为64.2%：而2005年到2009年的人均GDP增幅却达到了100.3%，两者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国有企业掌握了太多资源，但目前只上缴40%的利润。这很容易加大收入差距，非常不利于再分配。”浙江大学经济系教授叶航强调。 　　多年来，企业也一直没有建立起工资增长机制。“现在很多企业加不加工资,都是老板说了算。”杭州市发改委规划处处长吴九奇坦言。 　　国内不合理的税制也是造成老百姓收入变相减少的原因之一。目前，国内向企业收取的是营业税和增值税，这两种税存在很大的弊端。不仅逃税空间大，而且只要商家提高物价，很容易就能把税收负担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收入的漏洞拉大了不公平，让消费者收入变相减少了。所以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越来越高，老百姓负担越来越大。”叶航感叹。 　　4．新时期以来，很多人在改革开放政策的鼓励下，率先富了起来。对他们的合法收入依法予以保护，同时进行必要的调节，这是促进分配公平、缩小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要求加大对高收入者的个税征收力度。将高收入的重要来源——财产转让、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等，纳入个税征管对象。这是通过税收手段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重要举措，对于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将产生积极意义。应该说，“调高”不是简单的“抽肥补瘦”、“劫富济贫”。更不是“均贫富”，而是要通过税收等手段，使高收入群体的一部分财富交给国家，用于二次分配。当前，要进一步完善有关制度和政策，加大调节力度，既充分保护人们劳动创业的积极性、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又有效缓解收入差距过大趋势。 　　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步伐，进一步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领域，引入竞争。积极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大力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和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鼓励先富起来的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问题】 　　请围绕“给定资料”的主旨，自选角度，自拟标题，写一篇字数在1000～1200字的文章。

问答题 （二十三）　　【给定资料】 　　1．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来源渠道日益多元化。除报社杂志、记者报道等传统媒体外，互联网、微博等已成为大众了解社会信息的主要方式。 　　互联网技术自发明以来已经走过了40多个年头，今天的互联网上活跃着黑客攻击、多媒体音视频下载应用、移动应用等多种元素。目前全球互联网用户总量已经达到17亿左右，而全球的总人口数则为67亿。很显然，2020年以前会有更多的人投身到互联网中。据国家科学基金会预测，2020年前全球互联网用户将增加到50亿。2011年我国互联网支付用户规模达1.67亿人，较上年增长21.6%，互联网支付用户已占总体互联网用户规模的33%。 　　2012年2月以来，“非典病毒变异”“军车进京”等谣言，借助网络平台得到了快速传播。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成为一些人凭空捏造、传播虚假信息的工具，成为造谣、传谣的载体。网络谣言的产生迎合了社会转型期一些人内心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但诸多事实表明，各种网络谣言的滋生、扩散和传播，不仅损害了公民权益，扰乱了社会秩序，引发了公众恐慌，而且破坏了政府公信力，损害了政府形象。如果网络空间中谣言横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在网络媒介不发达的时代，“口口相传”的人际传播是谣言传播的主要渠道。而在今天，网络媒介已经能够同时具备“点对点”的人际传播和“点对面”的大众传播的双重功能，信息传播的随意性增强和成本降低，使网络成为了滋生谣言的温床。谣言的传播媒介越来越网络化，网络的便捷性也在逐渐改变着普通民众的媒介接触习惯，上网逐渐成为很多人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主要方式。 　　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媒体，通过数字化的通讯技术，构建起了覆盖全球的传播网络，每一个网民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传播者，并且通过网络实现了跨地区的相互联通，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受众只要通过简单的点击就能够实现对信息的浏览、发布（或者转发）和评论，呈现出一种“发散式”的传播状况。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中，谣言被获取和复制的速度就变得越来越快，而网络信息的公开性使得几乎所有的网民都成为了谣言潜在的传播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方便快捷的媒介技术和数量众多的接收群体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更加便利的载体和更加广阔的空间。 　　网络媒介的“草根性”和“便捷性”给网民提供了自由发布信息的平台，每个网民都能够自主地参与到信息的传播过程中来，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或者需要，在任意时间上网浏览或者发布信息。但是，由于网民自身知识水平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信息的来源和真实性往往难以得到有效的核实；在一个缺乏有效“把关”的媒介环境中，谣言在传播过程中所受到的“阻力”就会变得很小，其传播的过程也会变得更加难以控制。再加上法律管理和政策规范的不到位，使得信息“把关”的难度大大增加。 　　2．2011年初，包括“中国作协作家团入住总统套房”“西安已被确定为国家第五个直辖市”“一女生世博排队被强奸怀孕”以及“金庸去世”等被评选为十大受到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假新闻事件。“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一则新闻不一定报道得多么生动，但真实性是必备的。 　　假新闻的出现离不开记者的报道，记者是新闻报道的亲历者，真实、客观、全面地报道社会现象是记者基本的职业素质，而虚假新闻的出现是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缺失与专业理念匮乏的突出体现。关于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操守，《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四条就是要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利益驱使、观念缺乏、管理失误等一系列因素均是造成记者报道失实的原因。通过分析十大假新闻的产生环境与报道方式，我们能够对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缺失有初步的了解，真正做到真实全面客观地报道是每一个新闻记者必须秉承的职业理念与道德操守。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许多负面影响也日渐产生。近年来，在新闻传播引入市场因素之后，不规范的市场秩序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对新闻传播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加之新闻媒体或记者对自身放松要求，随波逐流，频频出现丧失职业精神和违反职业道德的现象，致使记者与被报道单位产生摩擦，甚至引发冲突。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也指出了很多新闻工作者对社会、对专业了解不够的问题。“一是不能深入行业采访，我们的知识结构也不满足社会对新闻工作的需求。二是受社交网站、短信息的影响，产生浮躁之风，有时靠网络信息编新闻、发新闻，所以产生了假新闻，引起社会不满。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现在的‘走转改’，就是深入生活，采访真实的社会，因为真实是新闻的第一生命。” 　　【问题】 　　目前，借助网络平台散发谣言的事情不断发生，结合“给定资料”，请你以中国互联网协会的名义，向互联网行业写一份净化网络环境的倡议书。 　　要求：针对性强，用语恰当。不超过500字。

问答题 （二十一）　　【给定资料】 　　1．目前我国仍缺乏国家层面上的《公共安全法》和《紧急状态法》，许多公共安全建设领域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相应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体系也不完善，社会大众习惯于常态下运行，遇有重大突发事件，群众和职责部门常常有措手不及之感。由于公共安全属于公共服务，运用公共权力的政府当仁不让要负总责。这就要求政府从战略高度来对公共安全保障体系进行制度设计，其关键在于落实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健全完善考核奖惩、激励约束机制。另外，加紧应急救援工作，提高防范处置重特大事故的能力，完善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机制，加强监管监察队伍自身建设，都是安全保障的重点工作。 　　近年来，各地政府都在加快制定公共安全领域的各种紧急预案，可以说政府已经有所动作。然而光靠政府又难以照顾到所有的公共安全问题，防患于未然，还是要依靠全社会的安全防范意识。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安全意识并不高，占用消防通道、侵占逃生设施、重防盗轻防火，种种现象说明，公共安全教育和宣传还有很多事情可做。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必由之路，生命理应是我们最重视的价值，公共安全形势的根本改善，仍然取决于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忧患意识。 　　2．为了应对网络安全，美国早在2003年就出台了国家网络空间战略。2008年1月布什又签发了54号国家安全总统令和23号国土安全总统令，进一步提高网络监控、打击网络犯罪和应对网络安全威胁的能力，全面推进美国政府网络安全建设。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继续将保护信息网络安全作为美国新时期国土安全策略的重点。 　　不久前，深圳市根据群众举报，查处了一家存在大量涉密地理信息内容的网络论坛。这个论坛把大量国家军事秘密信息，比如机场、部队的地标在网络地图上标注出来，并设置了“中国核试验爆炸地点”“中国军用机场”“北京周边军事区域”“中国军事设施收集”等八个版块。令人震惊的是，该论坛直接链接到国外一家地图网站的搜索引擎上，地图上标注的军事目标地理坐标和相关信息一览无余。据了解，论坛引用的军事秘密信息，均来自互联网并经过分类整理。 　　这个论坛暴露出的问题并非个案，类似论坛和网站呈大幅增长趋势，目前在国内已达4.2万家，被重点标注的目标包括军用机场、导弹阵地、雷达阵地、海军港口、部队驻地和一些重要敏感目标等。由此可见，网络泄密现象不胜枚举、触目惊心，网络窃密无孔不入、危害巨大。另据有关权威部门统计，目前网络泄密发案数已占泄密案件总数的70%，并呈逐年增长趋势，使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因此，提醒广大网友，为了保守国家秘密请严格遵守保密法的有关规定，公民或法人开办网站、论坛、博客以及上网等行为不得泄露、涉及和传播国家秘密事项，不得在公开地图上标示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及其设施，不得标示大型水利设施、电力设施、通讯设施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具体形状及属性。 　　【问题】 　　假如你是某市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请你针对当前各大网络论坛的泄密现状，草拟一份宣传稿，用于提高广大网友的安全保密意识。 　　要求：言简意赅，条理清楚，用语恰当，有说服力，不超过450字。

问答题 （九）　　【给定资料】 　　1．气候与人类息息相关。18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进入21世纪，变暖的趋势还在加剧。全球变暖对人类的不利影响日益显现，如海平面上升、生态环境恶化、台风肆虐、热浪频袭、干旱洪涝此起彼伏，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等等，其中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尤为严重。这是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一大挑战，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各国的利益，还关系到世界的公平和正义，因此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科学研究显示，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特征，非一地或一国之问题，也非单纯的气候问题或环境问题。气候变化无国界。面对全球变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凭借一己之力予以应对。国际合作、携手应对才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唯一可行途径。 　　2．昔日以“山清、水秀”而被世人美誉为“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山与水紧密相连、缺一不可；而如今，一场60年不遇的大旱彻底摧毁了桂林的“秀水”，只留下群山在远处孤寂的身影。记者赶赴桂林实地调查，所到之处触目惊心，桂林昔日绝美的秀水美景，已被干旱摧毁殆尽。 　　来到漓江，让人心痛不已：往两边看，偌大的漓江似乎变成了一条小溪，大部分河床已经裸露了出来，引得许多孩童在上面捡石子；往下看，漓江水底的石子清晰可见，来回穿梭的游船不时地拐弯以避开浅滩。在漓江天湖码头，一根硕大的防洪警戒柱“孤独”地矗立在江岸上，失去了江水的相伴，柱子底部已经裸露出来，沿着防洪柱往漓江里面走上几十米才能到水边。“江水每年都会到红色警戒线那个位置，”桂林市民杨代胜指着防洪柱向记者嚷嚷说，“你看看现在江水在哪里？与洪水期时比，江水少了90%以上。” 　　“我在这条江里开了46年的船，从没见过水这么浅，”年近60、在龙船坪码头开船的李黄财喋喋不休地发起牢骚来。“往年这个时候都已经开始涨潮了，”李黄财说，“漓江水深至少都有1米多，你看看现在，许多河段只有60厘米深了。我的船小，吃水才40厘米，所以还能开，如果水位继续下降的话，估计也要搁浅了。”记者走上游船二层甲板，只见漓江河道中间已完全裸露出来，因水太浅，游船像在江底石子上踟蹰滑行。 　　3．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受严重旱情影响，西南地区因灾致贫、因灾返贫人数有较大幅度增加，扶贫形势严峻。 　　西南五省区市干旱导致的经济损失数据仍在继续上升。据中国扶贫基金会最新的报告披露，大旱导致西南五省区市除四川之外，至少有218万人返贫，经济损失超350亿元。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说道：西南地区个别地区的旱情直到今天仍没有完全解除。近段时间又遭遇洪涝灾害，雪上加霜，给西南地区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造成了巨大损失，扶贫形势变得十分严峻。 　　因旱返贫的绝大部分是山区的农业人口。以云南为例，秋冬季节的干旱，导致云南小春作物大面积绝收，对当地人而言，可能会影响到他们15%的年收入。因此除了两百多万人因旱返贫，还有一千六百多万人贫困程度加深。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指出：云南渔业、农业损失共计170亿元，贵州是132亿，这个损失是（根据贫困人口数）可以算出来的，像云南人均减少收入676元，它就导致了有一百万人返到贫困线下，就导致贫困人口从五百多万上升到了六百多万。 　　据了解，中国扶贫基金会将与各省扶贫办搭建联合执行团队，将捐助的扶贫善款利用好，帮助因灾返贫农户渡过难关、恢复生计。 　　4．进入2010年7月以来，东北地区降雨过程频繁，在东北地区上空，仿佛修建了一座大喷泉，不断向地面喷洒雨水。在持续一个多月的暴雨攻势下，东北多个地区降雨突破历史极值，气象纪录纷纷被刷新。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许映龙告诉记者，就在今年5月，厄尔尼诺才刚刚把影响气候的指挥棒正式交给拉尼娜。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拉尼娜现象将对全球气候造成影响。 　　7月1日至8月4日，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三成至一倍。7月19日至22日，辽宁铁岭大部、新民、新宾、台安等地的降水量甚至比常年偏多1～2.3倍；7月30日至8月1日，新宾降雨量达到122毫米，为历史同期第二多值；8月4日至6日，辽宁平均降水量达到了72毫米，创造了1951年以来的极值。辽宁7月至今的降雨量已经达到317毫米，接近于辽宁全年降水量的一半（辽宁全年降水量为647.8毫米）。 　　从7月19日至8月6日，辽宁先后经历了三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分别为7月19日至22日，7月30日至8月1日，8月4日至6日）。从北向南、自西向东，三次大暴雨的袭击范围，几乎涵盖了辽宁全境。不管是全省平均降雨强度，还是部分地区的累积降雨强度，都创造了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 　　通常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年份，辽宁夏季一般气温偏低，降水接近正常值或者偏少；而拉尼娜现象发生的年份，气候影响与厄尔尼诺大致相反：拉尼娜出现时，容易导致夏季气温偏高，降水比常年偏多。 　　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而又长期的任务，事关人类生存环境和各国发展前途，需要各国进行不懈努力。 　　我国已经制定和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全国各地也纷纷出台了具体实施方案。辽宁已将转变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强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写入实施方案，相信以上举措将对改善气候环境、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气候危机，起到积极的预防作用。 　　5．2010年8月7日晚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城突降暴雨，持续40多分钟，暴雨引发北山两条沟系特大山洪泥石流。当地群众告诉记者，北山上突发洪水，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就把沿着排洪沟两边修建的3个村庄的数百间房屋冲毁。 　　2010年8月8日下午，舟曲县城里最靠近北山的村子——月圆村（受灾最为严重的村庄），基本上找不到完整的房屋。而在排洪沟的两侧，大部分的房屋要么被冲毁，要么被泡在水中，舟曲县城关一小在经过泥石流之后，只剩下了一栋教学楼，其余的教室和操场全部被冲毁；而城关镇政府的办公楼则被完全夷为平地。 　　泥石流灾害经过的是当地最为繁华、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截至21日，在舟曲“8·8”特大泥石流灾害中，遇难1434人，失踪331人，累计门诊治疗人数2062人。 　　6．当巴基斯坦遭遇百年不遇的洪灾时，几千公里外的俄罗斯正在熊熊燃烧。联合国机构世界气象组织（WMO）专家称，俄罗斯的热浪和林火与巴基斯坦的世纪洪灾间存在着必然的关联。 　　该组织提出的一份报告中也提到了我国舟曲的泥石流灾难和全球其他诸多地区的异常天气，如南撒哈拉的严重干旱以及格陵兰岛彼德曼冰川出现大面积崩塌等气候事件。世界气象组织称这一系列极端天气现象的“严重程度、持续时间和波及面积”超过历史上最严重的极端气候事件，同时警告未来会出现更多极端气候事件。 　　虽然这些热浪、洪灾、泥石流和冰川坍塌看上去都天各一方，遥遥相隔，但很多科学家都坚信，在2010年这个多灾多难的夏天，这些极端气候现象之间并非毫不相干，也许一切都不是纯属巧合。 　　世界气象组织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负责人阿斯拉尔（Ghassem Asrar）肯定地说，至少巴基斯坦大水和俄罗斯大火之间存在关联。 　　阿斯拉尔援引世界气象组织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说，这种关联主要是全球大气变率发生改变。简单地说，就是大气层的气流发生了变化，受到“封锁”和转移，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大量降水和异常高温。 　　不管同时发生在俄罗斯和亚洲国家的极端气候事件之间是否存在着某个气象学上的明确因果关系，但有一点是得到科学家公认的，即这种极端天气现象发生的范围、频率、强度都有攀升态势。 　　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的基尔特·简·凡·奥德博朗最近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今年夏天与过去60年相比显示，俄罗斯大部分地区在经历着400年一遇的气温。有些地方甚至是千年难遇的高温。而巴基斯坦此次洪涝灾害也突破了80年来最严重气候灾害的纪录。 　　除了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的“水深火热”之外，芬兰也出现罕见高温，科威特被热浪席卷，南撒哈拉非洲地区严重干旱，波兰和德国东部发生洪水，中国甘肃、四川和云南均出现泥石流和山体滑坡。 　　正如科学家们担忧的，这个令人忧伤的夏天给人最重要的启示是，随着全球变暖趋势继续，未来重复出现这种情况的次数将会越来越频繁，世界上的各种大雨大雪等极端天气都在比过去50年更常见。世界看上去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 　　7．在南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来自Betio村的Pita Meanke站在一棵树旁，那次巨大的浪潮，冲垮了防波堤，摧毁了他的家。 　　“马尔代夫只是其中一个小国。我们没有能力改变世事。但在这里作的决定，将会对我的人民有莫大影响，更会改变世界历史。”这是H.E.Maumoon Abdul Gayoom（马尔代夫）于日本京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国会议上所作的声明。 　　并不是只有岛国才需要担心海平面上升的问题。全球有超过70%的人生活在沿岸平原；全球前15大城市中，有11个处于沿海或位于河口。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排放情景特别报告》（SRES）估计，从1990年到21世纪80年代，全球海平面将平均上升22到34厘米。 　　近3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总体上升了90毫米，比全球平均速度更快。 　　值得留意的是，海平面不是全球一致地变更。不同的地区的海平面变化，会因海水环流或风压而有所不同。所以评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时，亦需要留意暴风浪以及大潮所带来的影响。 　　就算是轻微的海平面上升，也会带来严重破坏。例如，沿海地区洪水泛滥及严重破坏、侵蚀海岸线、海水污染淡水、沿海湿地及岛屿洪水泛滥、河口盐度上升，一些低洼沿海城市及村落均会受影响。一些对岛屿以及沿海地区人口尤其重要的资源，如沙滩、淡水、渔业、珊瑚礁、环礁、野生生物栖息地均会受到威胁。面临洪灾、海水入侵、土地侵蚀流失、强热带风暴的威胁，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沿海、沿河城市群是最脆弱的地区。 　　8．极端气候事件，这种被定义为“一个地点或地区发生‘概率较小’的天气气候现象”为何频频出现？在过去一个世纪，特别是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全球陆地或特定区域的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是否发生了显著的趋势性变化？原因是什么？中国又该如何应对这种挑战？ 　　9月7日至8日在京举行的“21世纪论坛”2010年会议上，频发的极端气候事件成为与会多国专家学者关注、讨论的焦点。中国气象局气候研究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任国玉称，目前多数研究显示，过去半个多世纪全球陆地上极端冷（如低温、寒潮、霜冻等）事件发生频率一般明显减少，而极端暖（如高温、热浪、暖日等）事件发生频率一般显著增多。北半球大陆中高纬度多数地区强降水事件发生频率明显增加。中低纬度地区夏季的极端干旱事件增多。 　　对于气候变暖的原因，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认为，人类活动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使温室效应加剧，气候变暖。非政府间国际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则认为，是自然原因，如太阳活动造成了气候变化。 　　9．目前的气候变化，全球科学家的共识是：有90%以上的可能是人类自己的责任，人类今日所作的决定和选择，会影响气候变化的走向。今日，地球比过去两千年都要热。如果情况持续恶化，于本世纪末，地球气温将攀升至二百万年来的最高位。 　　过去一百多年间，人类一直依赖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来提供生产生活所需的能源，燃烧这些化石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是使得温室效应增强、进而引发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还有约1/5的温室气体是由于破坏森林、减少了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而产生的。另外，一些特别的工业过程、农业畜牧业也会有少许温室气体排放。 　　在中国，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中占主导地位。1979年至2005年，煤炭资源消费在总能源消费中的平均比重为72.4%。在各种能源消费量的相对变化上，虽然煤炭占总能源消费量的比重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但其绝对消费量却在不断上升。目前，煤炭消费占约67%，加之中国能源效率并不高，如此高度依靠煤炭发展是不可持续的，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变暖问题，人们只有一个选择；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10．喜马拉雅山冰川正在因全球变暖而急剧“消瘦”。2007年4月，绿色和平考察队在喜马拉雅山拍摄了冰川消融的严峻状况，情况十分危急。冰川是地球上最大的淡水水库。资料表明，全球冰川正在因全球变暖而以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速度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地区融化着，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冰川更呈现出加速融化的趋势，冰川融化和退缩的速度不断加快，意味着数以百万的人口将面临着洪水、干旱以及饮用水减少的威胁。被称为“亚洲水塔”的青藏高原冰川是中国乃至亚洲许多主要江河的源头，数亿人的用水问题也与之息息相关。而人类大量燃烧化石燃料导致的全球变暖，使冰川加速退缩。喜马拉雅冰川的消融比世界任何地区都快，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根据目前的全球变暖趋势，不到30年，80%面积的喜马拉雅冰川将消融殆尽。这对于中国本来就日益严峻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无疑是雪上加霜。 　　因为全球变暖带来干旱、缺水、海平面上升、洪水泛滥、热浪及气温剧变，这些都会使世界各地的粮食生产受到破坏。亚洲大部分地区及美国的谷物带地区，将会变得干旱。在一些干旱农业地区，如非洲撒哈拉沙漠地区，只要全球变暖带来轻微的气温上升，粮食生产量都将会大大减少。 　　全球变暖的细微改变，对粮食生产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稻米对温度剧变的敏感性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国际稻米研究所的研究显示，若晚间最低气温每上升1摄氏度（华氏1.8度），稻米收成便会减少10%。值得警惕的是，稻米是全球过半人口的主要粮食，所以全球变暖的轻微的变化可带来深远的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导致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高温、干旱、虫害等因素都可能造成粮食减产。如果不采取措施，预计到2030年，中国种植业生产能力在总体上可能会下降5%至1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农业作物均以下降为主，到21世纪后半期，产量最多可下降37%。同时全球变暖会对农作物品质产生影响，如大豆、冬小麦和玉米等。 　　全球变暖，气温升高还会导致农业病、虫、草害的发生区域扩大，危害时间延长，作物受害程度加重，从而增加农业和除草剂的施用量。此外，全球变暖会加剧农业水资源的不稳定性与供需矛盾。总之，全球变暖将严重影响中国长期的粮食安全。 　　1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指出，“地球上大部分的濒临绝种生物——大约25%的哺乳类动物以及12%的雀鸟有可能于几十年内绝种。这是由于气候变化，影响到它们所栖息的树林、湿地及牧场，而人类发展亦阻碍了它们移居到其他地方。” 　　每个物种皆有其独特的生态位置，有些生物会有较强的适应力，或者说“能屈能伸”。例如，老鼠和狗能在很艰难的环境里生存，但考拉却只能在有桉树的地方生活。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气温、降雨量及海平面上升，摧毁了一些生物的栖息地，而破坏的速度比生物移居的速度还要快。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未来六七十年内，气候变化会导致大量的物种灭绝。现在已经可以确信一些蛙类的灭绝与气候变化有关，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气候变化导致的物种灭绝风险将会比地球历史上5次严重的物种灭绝还要规模大。而唯一的预防方法，便是于未来几十年内迅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拯救生物的时间所剩不多。 　　【问题】 　　围绕给定资料主旨，联系实际，以“‘后天’的拷问”为题，自选角度，写一篇文章。 　　要求：中心明确，事实与观点紧密结合，语言畅达，条理清楚。1000字左右。

问答题 （三十三） 　　【给定资料】　　1．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的经典论述和故事，《论语·颜渊》中，子贡问孔子如何治国，孔子说要做到三点：“足食”，有足够的粮食；“足兵”，有足够的军队；“民信之矣”，还要得到百姓的信任。子贡问，如果不得已必须去掉一项，去哪一项？孔子回答：“去兵”。子贡又问，如果还必须去掉一项，去哪一项？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司马迁《史记》中的《商君列传》讲了一个商鞅“立木为信”的故事。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当时处于战争频繁、人心惶惶之际，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当众许下诺言：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围观的人不相信如此轻而易举的事能得到如此高的赏赐，结果没人肯出手一试。于是，商鞅将赏金提高到五十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站出来将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立即赏了他五十两。商鞅这一举动，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而接下来的商鞅变法很快在秦国推广开了。在此后的几年中，秦国在商鞅变法中日渐强大。公元前221年，秦国终于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秦朝。　　而同样在商鞅“立木为信”的地方，在早它400年以前，却发生过一场“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周幽王有个宠妃叫褒姒，为博取她的一笑，幽王下令在都城附近20多座烽火台上点起烽火（烽火是边关报警的信号，只有在外敌入侵，需召诸侯来救援的时候才能点燃），结果诸侯们见到烽火，率领将士们匆匆赶到，褒姒看到平日威仪赫赫的诸侯们手足无措的样子，终于开心一笑。　　诸侯们弄明白这是君王为博美人一笑的花招后，愤然离去。五年后，犬戎大举攻周，幽王烽火再燃而诸侯未到——谁也不愿再上第二次当了。结果幽王被杀而身死国亡，褒姒也被俘虏。　　2．儒家把“信”作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地位十分重要。《论语》中多处讲到这一思想，如《论语·学而》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为政》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曾子，春秋时期鲁国人，是孔子的弟子。“曾子杀猪教子”的故事广为流传。相传有一天，曾子的妻子要去赶集，儿子哭闹着要跟去。曾妻戏哄儿子说：“你别哭，你在家里等着，妈妈回来杀猪烧肉给你吃。”儿子听说有肉吃，就不随母亲去了。曾子的妻子赶集回来，见曾子拿着绳子在捆猪，正准备杀猪，她赶快制止曾子说：“我刚才同孩子说着玩的，并不是真的要杀猪，你怎么当真了？”曾子严肃地对妻子说：“你要知道孩子是欺骗不得的。孩子小，什么都不懂，今天你要是这样欺骗孩子，就等于教他说假话和欺骗别人，长大后他会成为怎样的人？以后你再讲什么话，孩子会觉得母亲的话不可靠，就不会再相信你了。”曾妻听了丈夫的一席话。后悔自己不该和孩子开这样的玩笑，于是协助曾子杀猪，为孩子烧了一锅香喷喷的猪肉。父母的言行直接感染了孩子。一天晚上，曾子的儿子刚睡下又突然起来，从枕头下拿起一把书简向外跑。曾子问他去干什么，孩子说，这是我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书简，说好是今天还的，再晚也得还人家。　　3．公元1069年，北宋全面展开了以王安石为主导的变法。其中一项“青苗法”，旨在打击高利贷资本、阻止土地兼并。北宋时一到春天，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割，地里只有青苗，农民往往向富户借高利贷，等青苗成熟收割后再还本付息。假如自然灾害发生，收成不好，农民只能拿土地还债，宋朝严重的土地兼并多由此产生。为帮助农民，“青苗法”要求官吏在春天向农民发放低息贷款，既帮助农户免除高利借贷之苦，抑制土地兼并蔓延，同时也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一举两得。“青苗法”刚开始执行时，为鼓励“青苗法”推广，各级官吏层层设定贷款额度目标。在绩效考核的压力下，少数官吏为了多发放贷款给农民，以显示“政绩”获得绩效奖励，不管农民是否有需求，背着中央强迫农户一律接受官府贷款。而中央政府又无法掌握地方官吏如何执行“青苗法”的信息。逐渐，其他官吏担心吃亏，越来越多的官员效仿，于是大量不需要资金的农户被迫向官府贷款，当遇到自然灾害后就只能再向民间借高利贷来还官府贷款。“青苗法”的举措出发点很好，但在实践中忽视了对地方官吏的监督，导致执行者对上歪曲改革政策而失信于中央政府，对下强行向农户贷款坑害老百姓，最后“流民无数，天怒人怨”，改革被迫终止。　　4．契约，英文为contract，中文又译为合同，英国著名法学家梅英考察了契约的起源和发展，强调契约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契约关系在古代就存在。在古巴比伦王国，由于商业比较发达，就产生了规范契约关系的法律条文。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商事关系、民事关系的发展，因而买卖契约、租赁契约、雇用契约、借贷契约、保管契约、合伙契约等契约关系也形成和发展起来，契约法律约束观念基本形成。近代，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统治地位的确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真正意义上的契约制度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是契约经济，无论是商事、民事还是政事领域，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契约关系。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和世贸组织的建立使契约关系、契约思想进一步向全球扩展。有学者提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规则。在制度环境中，宪法、产权制度和契约是正式的制度，而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文化习俗等则为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不仅是制度的重要构成要素，而且同样约束着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空间。　　在美国，一个农场主五岁的儿子不幸身亡。农场主十分伤心，为了纪念儿子，在庄内垒了一个小坟冢。几年后，家道中落，他不得不转卖庄园，但提出了唯一的要求，他儿子的墓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不要毁掉。买主答应农场主的要求，并写入了契约。时光流逝，墓地上野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土地的主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孩子的名字已无从查考，但是，孩子的墓依然完好无损。后来，这块风水宝地被政府圈定为美国第18届总统格兰特将军的陵园。当地政府依旧遵守契约，保留了孩子的坟墓，格兰特将军就安葬在小孩坟墓的旁边。一份普通的契约能够维持两百多年，不能不让人感叹。　　每个人都有买票乘车的经历。乘客检票进了车厢后，就与客运公司建立了契约关系：司机有责任把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2012年5月29日，杭州长运客运二公司司机吴斌驾驶从无锡开往杭州的大客车，在途经沪宜高速公路时，一块数公斤重的铁片击碎正在以每小时90公里行驶的大巴车的挡风玻璃，直接击中他的腹部。吴斌在肝脏破裂、多根肋骨折断的情况下完成了靠边停车、拉手刹、打开双跳灯等保障安全的动作，挣扎着站起来，疏导24名乘客安全离开，并且嘱咐：“别乱跑，注意安全。”最终，24名乘客无一受伤。6月1日凌晨，吴斌经抢救无效去世，年仅48岁。吴斌受伤后靠惊人的毅力完成安全停车的76秒视频在网络上热传，他坚守岗位、履行职责、舍己为人的精神感动了整个中国，被人们称为“最美司机”。“最美司机”用生命履行了契约：安全行车，保障乘客乘车安全。　　5．21世纪初，美国大公司的财务丑闻损害了公司投资者的收益和美国雇员的养老金收益（因为养老金都投资了这些公司的股票）。2002年3月7日，美国总统发表了“增进公司责任和保护美国股东的十点计划”的报告，这是美国政府对大公司财务丑闻所作出的反应。“十点计划”推动了美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新一轮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提高了信息披露的要求，加大了信息披露的深度；加大了对违规行为的制裁和处罚力度，对公司信息虚假犯罪坐牢的最长时限增加了4倍，由原来最长的5年增加到25年；除了监禁时间增长，还有经济制裁和非经济制裁；提高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精确性和即时性；对违反财务报表披露要求的行为，对个人的罚款由原来的5000美元提高到10万美元，并且对判处监禁的期限由原来的1年延长到10年，对团体的处罚由原来的10万美元增加到50万美元。改革的主要内容还有：设立了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提高了对外部审计者的标准和要求；公司选择外部审计，必须由独立董事提出；负责审计的会计公司必须定期对每个客户安排一个新的审计员；注册的上市会计公司除审计服务外，不得再向客户提供其他咨询服务，等等。　　当前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比如，食用农产品多为一家一户分散经营，质量安全难以保证；小餐饮店、小作坊多，食品产业安全基础薄弱。越到基层，监管力量越薄弱，缺资金缺人员，而且食品安全检测覆盖面不够，拿一个县来说，一次蔬菜检测只有几百个批次，实际上进入市场的却成千上万。面对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2011年、2012年连续两年，在浙江省十一届人大会议上，有两条与食品安全有关的建议均被列为重点建议。建议受到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浙江省人大开展了省市县“三级联动”的食品安全执法检查，针对食品安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各地“边检查，边整改”，引发了全省范围的食品安全大整治。比如，调整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浙江省明确要建立上下对口、权责明晰的食品安全综合监管体制。浙江省去年有了一个很了不起的突破——建起一个覆盖全省的责任网，全省划出114530个食品安全责任网格，每格150～200个生产户，责任网建成率100%。另外，对食品危害事件，浙江省还发动群众，建立全省统一的96317食品安全投诉热线，24小时不间断受理安全咨询投诉和举报，省市县三级还设立了举报奖励专项资金。2013年，浙江省政府已将食品安全整治工作列为2013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具体地说，将理顺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增加监管能力，在风险管理、电子监管等方面要有突破；推进千万学生饮食放心工程；深化风险隐患排查，围绕水果蔬菜保鲜剂、水产品中添加孔雀石绿、用工业明胶加工食品等13个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另外，对火腿、黄酒、茶叶、蜂蜜、食用植物油等5类浙江传统特色食品，将建立食品质量安全溯源体系。　　6．“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在杭州秀丽的吴山背麓，坐落着气宇轩宏、金碧辉煌的古建筑群。这是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一手创办的胡庆余堂。是什么让胡庆余堂历经三个世纪成就百年老店？是“戒欺”、“真不二价”等经商理念在撑门立户。胡庆余堂的门楼上至今还悬挂着创始人胡雪岩亲笔所题的“戒欺”匾额，国药号大厅至今还悬挂着“真不二价”的横匾。在胡庆余堂的天井里有只大铜鼎，当时设立大铜鼎的用途是，如果有顾客因其一味药质量不好，要求退换，循店规验证属实，当班伙计就会把整包药扔入鼎内毁弃。一直以来，那只大铜鼎是胡庆余堂人心中质量至上的一根鞭子，一杆秤。　　1947年，李嘉诚在一家五金厂做推销员，因为他勤劳、创新和业绩突出，很快就当上了部门经理，两年后成为总经理。1950年，22岁的李嘉诚用省吃俭用积下的7000美金创立了长江塑胶厂。塑胶厂蒸蒸日上，生产迅猛发展，这刺激了李嘉诚年轻气盛、急于求成的弱点，造成他一味追求产量，而忽略了企业信誉的关键——品质。因此，创业不久，长江塑胶厂遭到重大挫折，客户要求退货，银行催讨贷款。李嘉诚深为自己的盲目冒进痛心疾首，痛定思痛，他决定坦诚面对现实，力挽狂澜。李嘉诚的第一招是“负荆拜访”员工、银行、原料商、客户，向他们认错道歉，请求原谅，并保证放宽的期限内，一定偿还欠款。第二招是立即将库满为患的积压产品分门别类，选好汰劣，然后集中力量推销，使资金得以较快回笼，分头偿还了一部分债务，解决燃眉之急。第三招是利用缓冲的喘息机会，对工人进行技术培训，同时筹款添置先进的新设备，以保证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到1955年，长江塑胶厂出现转机。正是这次反向的动力，使李嘉诚由一个余勇可贾、稳重不足的小业主，迅速蜕变为一个成熟的商人，形成了李嘉诚的生意经：做生意要以诚待人，不能投机取巧，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是守信。　　7．刘洪安，今年32岁，身高1.8米，由于患有风湿病，背有些驼。从2009年开始，每天早上，刘洪安都准时出现在保定市高开区银杏路，在他的早点摊前炸油条、卖豆腐脑。2012年春节过后，刘洪安在油条摊上贴了标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炸油条的时侯，他每天坚持用新油，不用复炸油，为此每天要倒掉十几元钱的剩油。为了让顾客监督，他还挂出“安全用油，杜绝复炸”的标语，并贴出验证方法，提供“验油勺”，谁有疑问，可随时验证。这件事在网上迅速引发围观，网友对刘洪安的做法大加赞赏，亲切地称其为“油条哥”，刘洪安成了新闻媒体报道的热点，还上了央视，一时成了社会名人。2012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岔口安全论坛上，刘洪安的发言受到热捧，他说：“我没那么高尚，无非就是三点：从正规油料、原材料公司购买原料；保证每天都用新油炸油条；废油倒进专业回收桶里。我做的只是一件普通正常的小事，那就是用良心经营。”　　最初，刘洪安也担心“用好油会增加成本”，但现在，他的小摊最多时三、四十个人同时排队，盈利也比原来多了。他的油条被誉为“良心油条”，一位老人说：“骑半个小时自行车来买‘良心油条’，不仅是为了品尝油条，更是为了支持‘良心’。”　　某大学2010级会计班31名同学和2011级ACCA班（全球国际会计师项目班）的101名同学走进考场参加会计英语考试，考场门口，一张红色的会计学院关于“会计不做假账，从考试不作弊开始”的倡议书贴在醒目的位置。和其它考场不同的是，他们的考场没有监考老师，但如果发现任何一名学生作弊，整个考场的学生都将被取消成绩，所以他们参加的不单是英语的考试，更是诚信的考试。考试开始后，考场静悄悄，为了保证考试的公开性，不管是老师、学生还是经过的路人，都可以对考场进行巡考，从教室后窗往里看，考生们都在埋头答题，没有交头接耳和偷看抄书的动作。考试结束后，有同学说，氛围很轻松像在做作业，从小到大还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考试；还有同学说，老师信任我们，我们也不能辜负他们，正是有了老师们的信任，才更要杜绝作弊，用自己的能力完成考试。学院的老师说，学风建设是目前高校建设的重中之重，而会计学院围绕学风建设，结合会计专业的特点，重视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和从业操守培养，大力倡导在考试中实行“免监考”，推行“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做假账”的会计职业道德。学院老师还介绍，会计学院自2000年开始进行“免监考”试点，到2011年为止，共有35个班级的1500余人主动申请参加“免监考”，至今没有一人作弊，以实际行动兑现“诚信比成绩重要，做人比做账重要”的承诺。　　8．个人信用、社会信用已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础，西方的个人信用制度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个人信用体系发展得十分完善。个人信用状况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数据，证据和事实来说明的，个人可以通过信用方式获得支付能力而进行消费、投资和经营。在美国，公民都有属于自己的社会保障号，在欧洲国家，公民则有社会信用号，每个公民的个人信用状况都可以通过资信机构做出的信用报告而得到评估。这种报告为金融机构和国家管理部门的资金借贷和管理提供了可靠的个人信用依据，同时也将终生地制约一个人的行为。在德国，如乘车逃票被查到，就会被写入个人信用记录，成为终生的污点，有过失约记载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将会遭到很大程度的限制。　　小吴在北京上大学时在某银行办理了一张信用卡，毕业找工作时透支了2000多元钱。2008年回家乡后，由于联系方式全部变更，他没有接收到还款提示，就将还款的事抛在脑后。2010年，他买房时准备向另一家银行贷款，银行却告知他有不良信用记录，无法办理贷款。无奈之下，他只能以父亲的名义买房，为此不但多掏了几千元的契税，每次需要办理其他业务时，总是要拿父亲的身份证去办，非常不便。他想重新申请信用卡，都因有不良信用记录被银行拒绝。近几年，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问题】　　围绕“给定资料”的主旨，联系实际，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观点明确，内容充实；　　（2）结构完整，论述深刻；　　（3）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4）字数在1000～1200字。

问答题 （十九） 　　【给定资料】　　1．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是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建立责任政府，对于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强化政府责任，使权力和责任挂钩；对于摆正政府的角色地位，甘为人民的公仆，切实对人民负责任；对于更好地塑造政府形象，增强政府的权威性，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国公务员队伍是履行政府职能和开展公共行政管理的主体，在社会公共管理领域中负有特殊的职责和使命。他们责任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构建责任政府的进程。责任政府建成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各级公务员能否充分意识到政府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所有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能否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有当广大公务员普遍树立起责任意识，现代责任政府的建设才会有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与持续的动力。我们的公务员队伍总体状况是好的，近年来涌现出众多具有强烈工作责任心和事业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人物。　　2．曹道云，中共党员，担任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局长期间，以自身的模范行为和奉献精神，认真践行“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的民政工作宗旨，努力做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感情的贴心人、呼声的代言人、权益的维护人，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破解了一道道工作的难题，实现了一系列突破和创新，带领的团队在民政系统开创了诸多“第一”：设立第一个经常性捐助接收点——曹杨街道“衣被银行”，成立上海第一家“慈善超市”，在大学校园内设立第一家经常性捐助接收点和慈善超市，探索建立“就业与求助双向联动机制”等10项试点工作经验被民政部推广。社区居民亲切地称他“慈善局长”“爱心局长”，他则说“我的人生价值在于多帮助人”。　　普陀区曾是产业工人集居地，下岗失业困难人员多、外来困难人员多、60岁以上困难老人多的“三多”现象在普陀区非常突出，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到全区总人口的20%。　　2004年，曹道云创新性地提出“政府指导推动、老龄社团运作、社会各方参与、家庭子女关爱、独居老人受益”的工作思路，以老龄社团为载体，全面实施纯老年人家庭“守望工程”。通过一封给独居老人的告知信，一张填有独居老人3位联系人的表格，一份印有应急求助24小时热线的爱心卡，一个随时可点击的独居老人数据库，10家设有义务门诊医院的生命绿色通道，以及全区与独居老人结成对子的志愿者，为独居老人编织起一张无微不至的关爱网。　　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曹道云又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全区打造一个“10分钟养老服务圈”，即以区内25个养老机构为“圆心”，以10分钟路程为半径，通过养老机构人力、物力资源输出，为周边居家老人提供日托、送餐、助浴、陪聊等养老服务。2002年起，曹道云与福利院5位孤老结对。逢年过节，他都会送上红包；降温了，他又自掏腰包为老人购买保暖内衣。　　曹道云和同事们还开展多次调研，完善“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百姓受益”的慈善事业新思路。最早出现在曹杨街道的“衣被银行”，成为帮困平台和“爱心中转站”：市民可以到这里捐款捐物；困难群众也可以来领取衣被和生活必需品，暂解燃眉之急。在这种模式指导下，普陀区已建立18个经常性社会捐助接收点、13家爱心慈善超市，受助群众达10万余人次。　　民政局的工作，得到居民一致好评，在上海市民政系统五年一届的“孺子牛金奖”评选中，曹道云获得唯一金奖，他带领的团队也被评为“上海市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曹道云说：“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我只是在履行我的职责，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3．陈家顺同志也是公务员队伍中的一个楷模。陈家顺担任云南省沾益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沾益县驻浙江义乌劳务工作站站长期间，积极组织家乡农民到浙江义乌等地务工。他心系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全力为农民工排忧解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了摸清农民工工作、吃住、工资待遇、劳动时间等情况，从2007年9月以来，陈家顺深入多家用工企业，以农民工的身份应聘到企业“卧底”打工，同时考察了义乌市及周边县市的678家各类企业，为农民工提供了180多家用工情况良好的企业信息。他还努力为农民工调解各类纠纷，尤其是涉及农民工利益的劳务纠纷，他总是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勇于维权。多年来，共为农民工调解各类纠纷780余起，挽回损失16万余元。在农民工遇到困难时，他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多次协调企业垫付农民工车费、伙食费、医药费等共7万多元。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使他赢得了广大服务对象的好评和社会各界的称赞，被誉为“卧底局长”“民工局长”。　　陈家顺同志于2007年被评为曲靖市劳务产业先进工作者；2011年被评为云南省云岭楷模；2012年被曲靖市委授予“公务员楷模”荣誉称号，被云南省委授予“直接联系群众的好干部”荣誉称号。　　但也毋庸讳言，我们公务员队伍中也有一些人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缺失，群众观念和事业心不强。有些政府机关以及公务员，嘴里往往只剩下招商引资，为群众办事漫不经心，“漠然置之”，或相互推诿、相互扯皮、能拖就拖。“早早一去，满满的人，排了两小时的队，人家说隔壁才收钱。”说这话的是徐州一位普通市民，他的经历颇具代表性。而办事时遭遇相关部门“踢皮球”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2012年2月29日，徐州市作风办发出首张“问责责任书”，被问责的是云龙区住建局，因在解决骆驼山康馨园居民反映的“地下室归属”等问题上“拖延懈怠、推诿塞责、处置不力”，被诫勉谈话和通报批评。一些社会矛盾高发问题，没有成为地方政府各部门的共识，没有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而是某一两个部门单打独斗。一些地方发生集体上访，机关大院里甚至有少数公务员“看热闹”，议论“今天来的老百姓怎么人数那么少”“怎么这么快这么乖就走了”，等等。不少群众的利益诉求，实际上并不复杂，一些拖上一两年的“难题”，到实地去调研几天就解决了。哪里存在风险因素，群众有哪些合理利益受损，有些基层政府机关领导班子实际上是知道的，但都不把它摆到桌面上。这是因为谁一旦把那层纸捅破，就必须有人承担过失，必须有人出面解决，大家心照不宣，只要没有群众上访的压力，能拖就拖，倾向于把麻烦留给下任。有些基层公务员面对风险因素时，存在着回避矛盾、侥幸过关的心态，以至于小事拖成大事，普通利益诉求酿成群体冲突。一些基层政府领导处理群众利益时，政府决策或措施暂时得不到群众理解时，便使用怪招损招压服群众。如某地修公路要拆迁，一些商铺和农户的补偿迟迟未能谈妥。为了不耽误工期，基层政府部门领导采用“抓小辫子”的办法压服对方，派税务部门上门查账，威胁说“只要查到偷税漏税，坚决依法判刑”；对农民“钉子户”，政府则去查农宅违章建筑，因为农民宅基地建房多多少少在规划报建方面有瑕疵，政府于是勒令“一周之内拆除”。商户和农户不敢再讨价还价，立即老老实实签协议走人，而政府也不再提偷税漏税、违章建筑的事了。用这种“损招”快速平息社会矛盾，表面上事件解决了，实际上群众“口服心不服”，埋下不满情绪，损坏了党和政府形象。有的地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责任心缺失，损害了政府公信力。曾经轰动一时的“华南虎照”事件已经有了官方结论，一位大山深处中的农民主演的闹剧，演变成一起受到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从“华南虎照”事件的过程来看，周正龙伪造虎照后，县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没有到现场查看就写了勘察报告，而分管县长没有进行调查研究就签了字，陕西省林业厅相关机构和领导接到报告后不到现场勘察，不进行认真的专家鉴定，就以省级政府主管部门的名义草率召开新闻发布会予以确认发布，其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可谓大矣。　　4．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可能引发各种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因素也随之增加。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而其中一些群体性事件基本上是由各种利益矛盾引发，如果处置不当、处置不公，矛盾冲突极易激化。　　2008年7月19日，云南省孟连县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孟连县的橡胶产业是采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胶农负责种植，然后按照签订的销售协议，按协议价格把胶乳卖给橡胶公司。“勐马”和“公信”是孟连县最大的橡胶企业，经历了从乡镇企业到股份合作制企业、私营企业的两次改制，但改制并不彻底，留有产权不清晰、管理不规范、分配不合理的后遗症。2005年以来，橡胶价格大幅攀升，从原来的几千元涨到2.5万元以上，但公司对胶乳收购价格不作调整，橡胶价格飞涨和农特税取消带来的利益被橡胶公司老板独享，引致胶农愤慨。胶农决定中止出售胶乳给公司，自行售给价高的收购者，遭到公司派出的保安阻止，双方多次发生冲突。县乡党委、政府对此简单地以治安案件论处，反复动用警力介入。警察与当地胶农先后多次发生冲突，警察被打、警车被砸的群体性事件在所谓“7·19事件”前已累计发生过7起。　　在处理这些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孟连县委、县政府认为，这些事件是农村黑恶势力作怪，要求普洱市调用警力进行打击。2008年3月，普洱市政法委领导专程到省政法委汇报，省政法委领导听了情况后说，要分清矛盾性质，最大限度考虑群众利益，调整利益纠纷，不同意治安整治和抓捕。省政法委派出工作组到孟连调研后认为，当地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群众利益纠纷，再次重申对少数人采取强制措施可能引起群体事件的风险。　　2008年6月14日，普洱市公安局又向省公安厅书面请示跨县调动400名警察到孟连，省政法委、公安厅明确否定了这一请求。然而，7月2日的普洱市委常委会依然决定打击孟连农村黑恶势力，跨县调警之事不再向省里报告。11日，市公安局调动的警力向孟连集结。　　2008年7月15日，孟连县政府发布治安整治通告，派出工作队，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也限令“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次日，警察强制传唤8名涉案者。17日，一抓捕对象被扣留，引发300名群众围堵工作队，两名工作队员被打伤。市里认为工作队的安全受到威胁，有必要动用警力实施打击，19日凌晨，抓捕行动引发了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2008年7月19日凌晨4时，175名警察从孟连县城出发，星夜奔赴40公里外的勐马镇勐啊村。黎明时分，5名嫌疑人随后被抓捕，受到强制传唤。抓捕行动本来还是顺利的。然而，情况突变，这次抓捕酿成的冲突就此拉开了序幕。　　其后，勐啊村数百名村民闻讯而来，他们手持长刀、锄头、铁棒、木棍、弹弓等器械，沿勐马至勐啊公路形成围攻之势，冲击正在孟连农场制胶厂路口执行警戒任务的58名警察。警察奉命迅速组成四层防御队形，并用扩音器喊话试图劝阻村民，但村民们不予理睬，他们从公路正面和左侧山坡分两路袭击警察，挥舞刀棒砍砸过来，突破了警戒线，警察的盾牌、头盔、警棍被刀棍劈开砸裂，多名警察负伤。在对空鸣枪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警察被迫使用防暴枪（内装橡皮子弹）自卫，由于距离太近，有一对父子被防暴枪击中死亡。与此同时，另一路村民纷纷用石块、砖块、弹弓发起攻击，警察对空鸣枪并发射催泪弹驱散了人群。至此，围攻人群逐渐停止攻击，但仍聚集在150米外与警察对峙。村民砍倒树，用树干、石头和人墙切断交通，把警察围困在公路边动弹不得，无法回撤。现场局势一触即发，气氛极度紧张。村民提出必须马上释放被强制传唤的5名嫌疑人。闻讯赶到的普洱市委书记现场劝导情绪激动的村民，并决定放人，缓解对立情绪。傍晚，被围困达11个小时的警察终于得以撤离。　　当天先后参与围攻警察的村民达700余人。这起事件造成两名村民死亡，17名村民、41名警察、3名干部受伤，9辆执行任务的汽车被砸坏，102件警械被损毁或丢失。2008年9月4日，云南省委常委会专题听取省委、省政府孟连“7·19”事件调查组情况汇报并对事件作出处理结论。　　云南省常委会认为，“孟连事件”表面上是警民冲突，而实质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长期纠纷所引发的一起较为严重的群众性突发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集中表现。事件后果严重、影响恶劣，不仅造成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严重伤害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云南省委常委会还决定，对“孟连事件”定性不准、决策失误、处置不当、用人不当、工作失职的市县党政领导分别给予撤销职务的党纪处分和责令辞职、书面检查的问责；对普洱市、孟连县少数领导干部参与橡胶公司入股、分红，参与胶林买卖、租赁等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由省、市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深查；责成普洱市委、市政府对“孟连事件”中负有责任的孟连县委、县政府和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党政纪处分。　　5．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下，强化政府官员的责任，建设责任政府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公共行政改革的趋势之一。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国际公共行政改革潮流的影响下，为了解决政府公务员内部出现的不协调和难以合作，严重影响政府的施政效果以及对社会民众回应性不够，忽视民意表达的诉求等问题，加快责任政府建设的步伐，于2001年4月17日向立法会提出了高官问责的方案，并于同年7月1日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行的“问责制”，为施政带来一个全新的面貌，使行政管理队伍出现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由于问责官员要承担责任，他们就要重视民意，更要体察民情和勇于面对市民公众，以政绩表现赢取市民公众的信任和支持，更能够及时回应市民诉求，建立更有民意基础的政府。二是通过“问责制”使主要官员的权责得到清晰界定，加强了官员责任，为造就一个更加开放、负责和有效的政府奠定了基础。　　6．对香港公共行政改革和责任政府构建产生重要影响的问责制，于2003年非典时期在大陆逐步推开，包括前卫生部长、前北京市长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几百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非典危机过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　　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官员因涉及“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应引咎辞职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将引咎辞职明确引入问责制度，这其实也是从中共中央文件的层面确立了问责制度，对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7．2003年以来，地方的行政问责制建设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如2003年8月15日长沙市政府率先实施行政问责制，颁布了《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暂行办法》规定，对现任市政府领导，市政府各职能部门、直属机关、派出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和各区、县（市）政府行政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办法》实施以后在长沙市政界引起强烈反响，有些官员感叹：“现在的官越来越不好当了！”但行政问责制的推行，强有力地促进了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增强责任意识，扎扎实实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　　8．行政问责制的实施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权力运作基本原则，明确了授权者与被授权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问题，实现了权力与责任的平衡，为民众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的载体。同时，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对中国传统“官本位”政治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增强了官员为官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加大了官员权力消极运作的政治成本，为公平、正义、民主、法治、责任的政治生态环境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　　9．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的是，行政问责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还是一个新事物，在实施中必将会遇到一些理论与现实的问题。什么事情应该问责？就目前的个案来看，主要是对一些重大的责任事故或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进行责任追究，而在决策中存在的问题或是公共管理中消极行政现象（行政低效、运行高成本、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却没有具体的规定，使得行政问责制运行的空间较有限，制约了问责制应有功能的发挥。到底由谁来问责？近年来问责的个案中基本上都由上级政府或上级党委对下级政府的主要官员进行责任追究，这种行政问责本身就是体制内官员问责模式，难免有人会质疑它的公正性与科学性。同时，没有发挥权力主体——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主体的监督功能，又因公民参与监督的路径缺失，没有有效发挥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使得这种问责制的启动缺乏应有的、足够的严谨性，影响了问责制的公平公正性。对谁问责？在行政问责的个案中可以看出，由于官员的权利、责任不甚明确，现在问责主要是对政府官员进行责任追究，而对地方党委的官员进行问责较少，因而也就出现了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该问谁的责”，是党委领导还是行政领导？是正职还是副职？是直接管理的官员还是间接管理的官员？（也就是哪个层面的官员应承担责任）。这些问题不解决，问责的作用难以得到更好的发挥。如何去问责？这也是在实施行政问责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何保障问责主体客观公正地去对客体进行责任追究，至今还没有一套完善的规则和程序来遵循。而程序不完善则很难排除在行政问责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在某种情况下问责有可能成为部分别有用心的官员排除异己的工具。现实中行政问责都是由上级领导来启动，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经常是根据事件影响程度的大小决定问责的范围和层次。此外，被引咎辞职或被责令辞职的公务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重新被任用，或以怎样的程序重新被任用，目前还缺乏这方面明确的操作性规定。　　10．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进一步走向了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2005年4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领导成员的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作出了原则规定。从最高效力的法律层面确认了当前实施的行政问责制的合法性。200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问责情形、方式、对象、程序等作出了详细规定，《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进一步为问责制确立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规定，促进了问责制或行政问责制的建设和实施，为我国责任政府的建设提供了法制保障。　　【问题】　　阅读“给定资料”，以“强化公务员责任意识”为主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参考“给定资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　　（2）观点明确，联系实际，分析具体，条理清楚，语言流畅。　　（3）总字数800～1000字。

问答题 （四十） 　　【给定资料】　　2011年11月13日，由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主办的“全国新闻发言人业务培训班”在北京举行，“早年的《焦点访谈》得罪过大家吗？”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一出现，就带来一种轻松愉悦的气氛。　　针对当今社会矛盾普遍、突出的现实，敬一丹用“白天不懂夜的黑”来感慨社会太需要沟通。“如果社会提倡沟通意识，多一些善于沟通的人，很多冲突隔阂是可以避免的。”在培训班上，敬一丹以她在电视台工作多年积累的经验，为学员应对电视记者采访，达到有效沟通提出很多建议。　　很多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没有时间观念，像背书一样说个10分钟、8分钟，以致记者回去要花大量时间剪辑。敬一丹说，因为电视播出的长度很有限，必定要剪辑，如果官员在发言时组织语言不够精当，在剪辑过程中就有可能把最重要的内容剪掉。　　敬一丹说，人要对自己的语言惯性有一个自省，很多人一张口就带着自己的语言惯性，却发现不了自身的毛病。不管是记者还是官员，都不能把开会的语言直接搬到媒体面前，更不能用公文语言对老百姓说话。　　什么样的状态是镜头前最好的状态？敬一丹认为，作为被采访者，既要积极，有讲话和说服人的欲望，又要放松，有“谈性”，能够调整自己，收放自如，而不是僵持或亢奋。积极与放松相辅相成，才能形成一种良好的镜头前状态。　　敬一丹说，记者缺乏专业素养，不妥当的言行常常会妨碍被采访者保持常态。她举例说，有一位央视记者曾向一位专家提出很外行的问题，被专家直接顶了回去“先做点功课再来采访我”，记者当时感觉很尴尬。当被访者遇到不太专业、一开口就说外行话的记者时，就会影响其谈话欲望，而使采访没有“谈性”。敬一丹建议，在遇到这种缺少经验、不太专业的记者时，被采访者可以委婉地提出恰当的建议，也不必表现得特别反感。　　【问题】　　“给定资料”画线部分写道：“如果社会提倡沟通意识，多一些善于沟通的人，很多冲突隔阂是可以避免的。”请结合你对这句话的思考，联系自己的经验或感受，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有思想性；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语言流畅。

问答题 （二十八） 　　【给定资料】　　1．一个问题总横在他们的脑子里，是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在老家当死咸鱼呢？　　在他们对城市作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在国贸打车，黑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走不走？他非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一个地方，但他怕那个“县”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生在江苏一个县城，来北京工作了五年，月收入过万，两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的存款一路贬值，时至今日，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无车无房无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水，甚至呼吸空气，日常生活的一纤一毫，都让这个80后男人疲惫不堪，“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口数里，有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人生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走。　　还有“蚁族”，大学扩招后数量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两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决不能没有网络。如果在大城市打拼五年，没有实现梦想，他们大部分会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据估计，北京地区至少还有这样的十五万“蚁族”。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人口到“服务”外省人的华丽转身，而这管控的态势，随着1800万人口上限提前十年到来，愈发严峻了。2011年年初，一连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税满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有专家呼吁年轻人不要扎堆“北上广”，像是冥冥中四十多年前一个声音在感召，“去农村吧，去基层吧，广阔天地，大有所为。”　　很多次，刘寅假设人生三种曲径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滞留北京，继续苦哈哈的生活，能认识更多人，获得更多学习机会；　　其二，回归南京准一线的市井，买车买房，吃吃喝喝，心宽体胖；　　其三，回县城找块地，养鸭子喂猪，彻底的田园牧歌。　　刘寅的下一站在哪里呢？　　上个月，刘寅看了部叫《白蛇传说》的片子，里边一个角色最能诠释他对京城的感触，那是一个小和尚，叫“能忍”，忍到最后，结果还是变蝙蝠妖了。　　相比小城市而言，大城市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廉洁高效的政务部门，更现代、更有质感的生活细节。这也就是念叨了几年，刘寅始终还没有离开北京的原因。关于人生假想种种，始终停留在浮着白沫的自来水、挤不上去的地铁、买不起的房子和无限虚掷的时间成本里。眼看着，孩子就要出生，他还在艰难地为去留做决定。11月4日，他做了个梦，他出国了，天上有一条金灿灿的中国龙在飞，正欢喜呢，一泡尿把他给憋醒了。一醒来就看见窗外灰蒙蒙的，没有远处和阳光，心忽然沉了沉。　　2．2010年年底，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两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楼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的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待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在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2011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人生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有了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3．促使李涵最终逃离上海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个房间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离开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上海火车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行李箱，周围都是说着河南话的人。”李涵说，当时她心中只有一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上海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地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上海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干什么？“其实不止那一件事情，我觉得周围人的思维和我也不一样，一到周末去参加同学聚会，感觉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就是不在一个圈子里的感觉。另外我大学读的是传播学，做广告策划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是做了一个办事员，不能说低就了，就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李涵也试图努力过，在单位有文化活动的时候，她总想露上一手，写出个漂亮的策划案，“但根本行不通，领导才不管你什么策划案呢，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　　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上海，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有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上海，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　　4．别人看来，北京的这些年里，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们眼里，也许是小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大叔聊人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亚独裁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回到小城市，年轻人们忙着老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一线城市看齐。　　刘沛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在北京待了七八年后，回到老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工人，给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名牌大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的高调，背地里说：“北广毕业的又咋样，还不是跟初中生一样在扛摄影机。”地方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被禁止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　　身边人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又堵车了，话语里带几分家乡经济蒸蒸日上、迈入“堵城”的自豪感。刘沛骑自行车上班，别人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沛说：“骑车15分钟就到，买车干嘛？”　　“装了windows 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 98的了。”刘沛很是水土不服。　　为了增强他的归属感，有人给他介绍了一桩亲事，对象是某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娘，你的人生少奋斗二十年！”刘沛许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个科级以上中青年干部结婚，从此安下心来。刘沛鼓着勇气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刘沛在成都的生活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子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5．“逃离”广州对刘梅来说，无奈的成分小一些，更多的是一种不被认同感，“当时经济压力其实也有，但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平衡，我在广州能得到什么，耳边是听不太懂的粤语，亲人又那么遥远，照顾不过来；而回到重庆这些似乎都能得到解决。”　　仔细盘算了一下，刘梅一年前从广州回到了重庆万州，“身为重庆人，总觉得回到家应该大有用武之地。”在广州的时候，刘梅在一家大公司的大客户部工作，主要服务一些重要客户，“给他们做活动，写文案。”　　然而在重庆万州工作了不到一年，刘梅感到种种不适应，“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案子，在重庆万州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文案写得不行，这单子咱也能签下来；还有一次，我和另一家公司比文案，我的案子应该是一流的，但是没想到，那客户还是签了那家公司，后来才知道对手有熟人关系，并送了礼。”　　回到重庆万州的刘梅深刻感觉到“人生地不熟”，“这是我的家乡吗？我为什么一点优势都没有呢？”更让刘梅痛苦的是这样一次经历——有一次她好不容易签下一国际客户，当时要给这家公司做一个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但是隆重出场身着晚礼服的她发现，“就我一个人身着晚礼服，像个什么似的，其他人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人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有的人带了孩子，孩子在现场大呼小叫，让客户很不满意。”　　刘梅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己要求过高？“从广州回重庆，真的是怀着抱负的，要做点事情给家乡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刘梅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任何东西，又回了广州，“现在想开了，广州虽然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但是我应该适应这里，应该把这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也许我还会回到重庆的，但不是现在。”　　6．2011年10月，某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内容如下：　　“逃离”一直在继续，就如涌入从未停止。“北上广”的繁华与耀眼之下，各色人物有着异样的命运。成功者如鱼得水，享受着城市文明的不尽福祉；失败者穷困潦倒，品尝着冰冷都市的残酷无情。更多的人居于二者之间，谈不上失败，亦难言成功；虽不算困窘，也不见腾达之希望。他们，对于大城市有着复杂的情感，留下无望、弃之不甘。最终，这群人开始分化，有的固执坚守，有的识趣逃离。之于前者，往往难逃蚁族、房奴、孩奴的宿命；之于后者，仿佛不远处有了可期的美好前景。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从来不是温情脉脉之所。与钢铁丛林相契合，其间多奉行优胜劣汰的法则。若要立足，一番打拼在所难免。这个时代，大城市生存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一方面，随着数十年的城市化扩张，“北上广”发展空间日趋饱和，人才吸纳能力并没有预期中那么强大；另一方面，随着高校扩招，大量毕业生滞留“北上广”，无论是人才结构，还是绝对数量，高校毕业生都与产业需要不甚合拍。　　没有哪个城市可以无限扩张，从世界经验看，一定时期逆城市化进程必将出现。今天的“北上广”，已经处于饱和边缘。恰如一辆拥挤不堪的公交车，虽仍在蹒跚前行，却早已载不起更多人的寻梦旅程。继续涌入，或许并非最优选择。除非你有足够的能力与机会，自信能在一场惨烈的淘汰赛中笑到最后。　　如今，我们把目光投诸“逃离北上广”的那群人。其后的动因显而易见，合理性也毋庸置疑。无论专家还是市民，都对这种趋向表示认可。言语间，“选择离开”大有化身为理性回归、民智成熟的同义词之势。在公众的朴素期待中，“逃离”不失为个人与大城市双赢之举。就这样，“无奈放弃”被美其名曰“理性选择”——“逃离”不再是失败，而是审时度势的观念升华。　　此等说辞固然冠冕堂皇，实际上却陷入了预设的陷阱。对大城市的迷恋，真的只是基于观念？甚至，“北上广”的拥挤效应，真的可以归因于“大城市崇拜”？须知，从来没有人天然偏爱冷酷、杂乱与拥挤。所谓年轻一代的大城市情结，不过是个伪命题。考虑到资源分配倾斜到无以复加之地步，谁不想留下分羹一杯呢？　　另一层面，需要反思大城市存在着怎样的淘汰机制。是基于能力的遴选，还是基于家世的纳斥？现实中，上述两者并存，且很多时候后者重于前者。正因为如此，“逃离北上广”并不那么令人欣喜。要知道，离开的可能恰是事实上的精英。首先要有公平的竞争，其后才有“合理的离开”。若竞争不公平，则“逃离者”必会带走创造力。最终，一个城市的运转效率将被拖累。　　7．“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现象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就“年轻人是否应该逃离北上广”问题，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不需要逃离。但国家应该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应该在中小城市部署一些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不能把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搞成“大而全”的经济体。“蜗居”和“蚁族”现象的原因是大学生工资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劳动力市场不均衡的问题。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太强、劳动时间太长，出现了马克思讲过的那种“恶性循环”，加剧了失业问题。政府应严格实行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坚决处罚过度盘剥劳动者的不法商人。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我认为逃离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大学生蚁族的出现，一是由于我们的大学教育不仅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且还无目的的扩招。二是因为当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还是简单加工，服务业不够发达。现在的蚁族，大部分都是地方院校毕业生。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无效的。因此只能从事低工资的工作。他们之所以集中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他们才能找到一份工作。如果在其他地方，连这样的工作都难找。越是不发达地区，工作机会越少，市场性的工作工资越低，而铁饭碗则被权势家族垄断。　　秋风（知名独立学者）：谁有资格让他们离开？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生活、工作、定居的地方的自由。再者说了，逃到哪儿？如果北上广都找不到机会，那其他地方就更没有机会。大学生们之所以在毕业之后，聚集在“北上广”，是因为这里的机会相对来说还多一些，因为在这里，蛮横的权力似乎被庞大的人口稀释了，而到了地方上，那里的权力更为霸道，权力和财富在极少数寡头内部世袭，庶民子弟基本上没有任何上升空间。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在哪里发展是个人的选择，年轻人喜欢在大城市接受挑战也无可置疑。不过，这需要这代人做好充足的准备。不过这个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目前一些资源过于集中在个别城市，现在中央提出了新的城镇化路线，要发展中小城镇，我想这会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这也是一个自愿选择，但是制度还是会影响选择。一方面，青年大学生如果想留在“北上广”，就要做好长期当“房奴”的准备。这不止是在中国如此，在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纽约、东京、首尔的房价要比目前京沪还高许多倍，所以青年应该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中国的资源不要过分集中在京沪等大城市，尤其不要通过国家控制农产品价格、控制农业地区的工商业建设、控制民营企业信贷、区别对待城乡福利和医保等强制性措施人为加大地区差异。让中国各地通过自由和自主发展产生更多的北京、上海、广州，为不同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更平等的资源、机会、希望乃至梦想，才能分散“北上广”的人口和就业压力，延缓这些中心地区的房价上涨。　　刘瑜（剑桥大学讲师、哈佛大学博士后）：我觉得那些已经在“北上广”有稳定工作、住房的人轻轻松松地说“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出生晚了几年，结果位子、机会都给“50后”“60后”“70后”给占了，哪怕他们在才智方面并不比这些人差。不过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机会和位子并不是恒定的，转型社会更是如此，年轻人慢慢来也能干好。如果我现在大学毕业，是不会为了留在北京而留在北京的，假如在北京待了几年，事业毫无起色，不妨考虑去外地。以中国的规模与人口，“小型版”的“北上广”完全可能——或者说正在——在“北上广”之外出现。按照中国城市化的进度，目前中国不到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离发达国家80%、90%以上人口城市化的比例还很远，二线或三线城市还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问题】　　参考“给定资料”，结合你对“给定资料”的理解，以“北上广”逃离还是逃回”为话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观点鲜明，论述深刻；　　（2）联系实际；　　（3）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800～1000字。

问答题 （三十六） 　　【给定资料】　　1．2011年11月16日9时15分许，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小博士幼儿园一辆运送幼儿的校车（核载9人、实载64人），与由东向西行驶的重型自卸货车发生正面相撞，造成21人死亡（其中幼儿19人）、43人受伤。据初步调查分析，事故原因是幼儿园校车严重超员，在大雾天气下逆向超速行驶，导致事故发生。这起事故震惊全国，引起人们对校车安全的普遍关注。一系列校车事故进入人们的视线：湖南衡南县松江镇搭载20名小学生的三轮摩托车失事，14名学生死亡、6个孩子受伤；河南新野县上港乡一辆超载面包车交通事故，车内十数名孩子伤亡；湖南邵阳塘田市镇一艘满载初中生的渡船沉没，十余人死亡；江西贵溪滨江乡洪塘村合盘石童家村小组一辆幼儿园班车侧翻坠入水塘，该7座面包车上载有17人，事故导致11名儿童死亡……这些校车事故背后，无一例外写着“严重超载”。根据调查，目前农村里的校车超载现象较为普遍，甚至成为“常态”。　　自2006年起，教育部开始对农村中小学进行大规模布局调整，主要是撤并生源减少的农村中小学，把学生集中在县乡中心学校，目的是让教育资源集中利用，让更多的农村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这是一项善政。然而，大量村级小学、乡级中学消失，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孩子们上学路途远了，交通如何解决？捉襟见肘的教育部门尚无力提供充足的校车专款、规范学生交通工具，“超载车”“黑校车”便应运而生。“多拉”“快跑”成了他们节省成本、牟取利润的不二法门。　　2．某电视台访谈节目摘录。　　记者：能谈一下政府购置校车的经费问题吗？　　专家Y：现在很多孩子上学远，回家要坐车，这是学校布局调整合并的结果。政府不肯把学校布置那么多，布置学校多要多花钱，政府想少花钱办教育，甚至不花钱办教育。校车购置和校车运行都需要经费，他们也缺少更多的经费用于校车投入。义务教育阶段，经费保障实行以县级财政为主，而在中西部的不少地区，很多县的县级财政主要用于义务教育了。　　记者：校车安全事故，应该向哪个部门问责？　　专家Y：校车管理现行的是共同管理共同负责，校车究竟隶属哪个部门管，在公安、教育和交通等部门之间，并无明确的职权分工。　　记者：校车安全，是否在相关法律法规中被提及？　　专家Y：《义务教育法》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都谈到了学校安全，但都没提“校车”俩字。“学校安全”指校园内安全，但校车运行是校外，这都没提。　　记者：对于校车问题，你有哪些建议？　　专家W：“全国校车安全工程”一方面靠政府引导，一方面靠市场运作。校车由国家统一购买，运行路线则由当地公安、教育部门和运输公司协定，采取招标方式将运营权交给运输公司，国家予以财政补贴。同时，对校车生产厂商和校车运营方则给予政策性优惠，比如对校车主要零部件可减免税收，校车运营所得税部分减免等。　　3．在美国，校车有优先通行权，所有车辆必须自觉避让，甚至总统的“座驾”也不能例外。可以说，校车的待遇甚至优于救护车和消防车。　　1910年，美国大约有30个州开始运作校车制度。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全美的校车运载了至少5亿名学生，乘车上下学的12年制学校学生占到了整个在校生总数的54%。　　美国校车的安全系数是私家车和公交车的40倍。美国的校车上有一个写着“STOP”的标志牌，当校车一到达目的地，司机就会将它显示出来，这时校车前后各25米的车辆要全部停下，对面车道的车也要停下。如果校车停下来之后，后面的车超越它行驶就是严重违章，会对肇事者给予非常严厉的惩罚。有的学校给教师增加10%工资，要求他们放学时送孩子上车。联邦政府和各州为校车制定的法律法规有500项之多。各州每年都要开会专门就校车进行讨论，每5年开一次全国性会议。法律规定，小的校车容易受冲撞出事，因此在它的每个座位上都配有三叉安全带；大校车虽然比较安全，但也装有防撞安全装置。校车对司机也有严格的要求，孩子上下车司机要核对名字，不得疏漏。校车管理部门发现每星期的前三天最容易出事，就针对这一时段做“重点突击”。　　日本各幼儿园和小学明确规定，校车上除司机外，还得有两名全程陪同的指导老师，有时是学校里的生活老师，有时候是自愿做义工的家长，帮着照顾孩子。　　日本70%的孩子需要乘校车上学，有的幼儿园只有一辆校车，只得打时间差将校车分成三条路线，轮流接送。早到的孩子早上学，晚到则反之。这样缓解了拥挤的交通，有利于减少交通事故。　　4．位于贵州中西部的黔西县，素有“杜鹃花之都”的雅称，在这花丛包裹中的大山深处，有一些学生每天上学来回要走4个小时的山路，中午常年吃从家中带来的土豆、苞谷饭、炒玉米，有些甚至吃不上午餐，饿着肚子只能喝些生水，身高和体重严重不达标。黔西县山区学校万余名师生，因学校没有食堂，很多孩子天不亮在家吃了早饭后，要等到天黑才能吃上第二顿饭。因离县城最远，这样的问题在花溪乡尤为突出，“饿！”孩子们都这样说。　　沙坝小学校长方坤友曾多次为学生们的午餐问题犯愁，但苦于资金、物质的匮乏，更多时候只能“有心无力”。方坤友说，他曾对没有吃中饭的学生做过统计，全校169名学生中，有104个学生是没有午餐吃的，“上学需要花费40分钟，中午只休息两个小时，如果孩子在路上耗费一个半小时以上的，就不能正常用餐了，这样的孩子也基本不会回去用餐。”　　方坤友有些无奈，有些孩子只能带一些玉米或冷饭。他举例说，如果下午有体育课，哪些孩子有没有吃饭就会直接从状态上体现出来，吃饭的孩子上课会表现积极一些，没吃饭的孩子一般不想动。　　2011年４月2日，由邓飞等500多名记者和国内数十家媒体联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的“免费午餐”公益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倡议每天捐赠3元为贫困地区学童提供免费午餐。它致力于帮助因家庭贫困而没有钱享受营养午餐的学生，同时呼吁更多爱心企业和人士加入到活动中，通过社会捐助的力量，对一些贫困山区学校简陋的厨房条件予以改善。黔西县花溪镇沙坝小学成为第一个试点学校，成为“免费午餐”的样本。　　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11年10月底，国务院决定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展试点，中央财政投入160多亿元，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试点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试点范围包括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生。　　同时，鼓励各地以贫困地区、民族和边疆地区、革命老区等为重点，因地制宜开展营养改善试点。中央财政给予奖补。统筹农村中小学校舍改造，将学生食堂列为重点建设内容，切实改善学生就餐条件。将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标准每生每天提高1元，达到小学生每天4元、初中生每天5元。中央财政按一定比例奖补。　　5．2011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发布了《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1》。报告披露，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0～18岁儿童总数是2.78亿人。中国弱势儿童群体数量中，孤儿人数从2005年的57.4万上升至2010年的71.2万，五年间增长约24%。0～17岁的各类残疾儿童共504.3万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估计2010年底，约有49.6万～89.4万儿童受艾滋病影响。　　G市较早便在各区（县）分别组建了一只专门的搜救队伍，对流浪未成年人及街头生活无着流浪人员进行拉网式摸底排查。小贵就是2012年12月的排查中被救助的儿童之一。父母离婚后，由于没有人愿意收养，他已经流浪了一年。由于小贵不是本地人，G市救助站要将小贵送到户籍所在地救助站。据小贵回忆，救助站的人把他送上回家的车，留下他一个人回家。家中已经没有人，房子破败、落满灰尘、也没有吃的。当天，小贵就一个人爬上一个大货车来到G市流浪。记者采访了解到，像小贵这样反复流浪的儿童不在少数。自2012年1月至11月底，G市“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共救助流浪未成人797人次，而由亲属接回的只有203人，只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尽管一些孩子反复说自己“我没人要了”“我是孤儿”……但救助站不是儿童福利院，对救助站来说，他们只想将这些“幼无所依”的儿童尽快送回“家”。一名工作人员说，有的孩子甚至一年就送过七八次。“救助站只是临时救助的地方，但同时，按政策也无法认定他的孤儿身份，福利院没法收养，”救助站副站长杨学萍说，再过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合法监护人来认领，G市救助站只能再次把他送回原籍。　　江苏沭阳县儿童福利院，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正在给近20名孤弃儿童上音乐课。一个名叫小明的男孩，随音乐点头，天真且开心地挥舞着手臂。尽管还不到两周岁，他却已经有坎坷的人生经历——两年里，被遗弃、被寄养，再到被养父放弃。沭阳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回忆说，2011年春，男婴出生不久即被遗弃，由于无法查找到他的父母，只得经公安机关办理手续，送到县儿童福利院，随后的一年多时间在儿童福利院度过。2012年年中，一位家住沭阳乡下的盲人强烈要求收养这个孩子。然而，作为一名单身盲人推拿师，身体和经济状况并不符合收养的相关条件，福利院考虑到由家庭抚养，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的成长，几经思量，按照相关要求，将男孩寄养给这位盲人。“没想到的是，不到半年，寄养人就将孩子送了回来，原来是知道孩子目光呆滞、反应迟钝，而且随着他渐渐长大，这些症状愈加明显，担心孩子‘不正常’。”，沭阳县民政局社会事务和社会福利科工作人员说。　　事实上，有着类似“坎坷经历”的孤儿远远不止一个。“健康的孩子在儿童福利院里几乎见不到，那些患有先天性疾病和残疾的孩子被遗弃的可能性较大，一般也难以得到家庭收养。”沭阳县民政局副局长仲其清说。“这些孤儿已经经历了被自己的生身父母第一次抛弃，不应该再被社会第二次抛弃。”仲其清说，政府有责任对儿童福利机构的运行实行“兜底政策”，尽量为这些孤弃儿童提供医疗、教育及就业的机会。目前对此的重视和投入程度还远远不够。　　6．2013年1月4日上午8时30分左右，河南兰考县城关镇一居民楼发生火灾事故，“爱心妈妈”袁厉害收养的孩童中7人不幸丧生。事故发生后，袁厉害因为非法收养弃婴，已经被公安机关带走。　　袁厉害是兰考县的一名村妇，从1987年收养第一名兔唇男婴开始，至今20多年收养的弃婴已超过百名。其中年龄大的已经工作结婚离开，年龄小的只有几个月。在公众的眼中看来，袁厉害称得上是一个好人，一个执著地收养弃婴，并几乎以一己之力养活他们的好人。虽然她给孩子们提供的生活条件称不上太好，但至少可以让他们解决基本的温饱，并在心理上感受到“家”的温暖。但是，一个仅凭一己之力办起来的“孤儿院”，终究会有维持不下去的那一天，命运通过这样一次惨痛的意外终止了袁厉害的善举。为什么好人会好得如此艰难，为什么好人在意外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呢？与袁厉害类似的民间慈善除了灰色地存在或被取缔，就没有第三种存在方式吗？　　我国法律对收养条件与程序限制较多，办理合法的收养手续困难重重。据民政部1月9日公布的数据，我国现有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即“孤儿”）61.5万名。其中，民政部门的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有10.9万名，其他途径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名。这是客观事实。于是，像袁厉害这样的“不合格”收养人很普遍。对此，政府的常规做法，一是规范引导，二是提供可能的帮扶。　　兰考县救助站站长聂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通常情况下，合法的民间收养行为是社会救助的有益补充，对于类似草根慈善行为国家一直持鼓励态度。不过，要获取一份孤儿生活补助并不是易事。W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曾称，现在相关的民政机构对孤儿的界定非常严，不利于弃婴获取补贴及资助。　　以H省L市为例，当地民政部门规定，社会散居孤儿申请孤儿基本生活费，必须由孤儿监护人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并填写H省儿童福利证申请表一式两份。　　申请时，还应出具孤儿父母死亡证明或人民法院宣告孤儿父母死亡或失踪的证明等多种材料，待县级民政部门审批后，将信息及时录入“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并对批准认定人员发给全省统一印制的儿童福利证，持证人员才可从民政部门每月领取孤儿基本生活费。一旦缺乏监护人，或者当地相关部门不主动作为，孤儿便无法获得身份认定。　　有研究人员称，目前，中国对家庭寄养福利项目的资金主要来源是税收，还未能形成高效筹集资金的组织，比如西方普遍的红十字慈善会。这不但加大了政府的预算支出，而且，通常政府的拨款要经过条条审核，使得资金下拨时间过长，不利于解决福利事业的燃眉之急。　　7．2012年1月19日，王家玉带着他的“孩子”们搬离了他守护了18年的院子，这个院子曾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民间孤儿院所在，位于国家级贫困县安徽省颍上县西三十铺镇的王家玉孤残儿童福利院就此终结了它的“民间”身份。　　事实上，2011年10月开始，王家玉的儿童福利院就正式被纳入国家福利院体系，只是“新居”的搬迁刚刚完成。“没搬进来前，我老是惦记着，睡不好觉。昨晚睡得特别好。”搬了新家后，王家玉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1994年春天，王家玉从街上领回了一个饿得奄奄一息的流浪孩子。不成想，他后来又领回了第二个、第三个……甚至许多外省的孤残儿童也来到这里。　　18年过去了，现年72岁的“父亲”王家玉抚养大了500多个孩子，如今还有200多人需要他的照料。　　然而，资金匮乏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王家玉，“还是要靠社会上好心人士的捐助，但这方面捐助并不稳定。”他说。　　孩子们没户口，入学、就业有困难；七成以上孤儿是残疾或重病，护理医疗支出大；护理人员年纪大，没有专业资质……各种烦恼让王家玉寝食难安。　　但是，2010年，颍上县申请到了国家民生工程社会儿童福利中心建设项目的一笔资金。颍上县决定在西三十铺镇化桥村修建一所社会儿童福利院接管王家玉孤儿院，县民政局成为新福利院的主管单位。　　占地40亩左右的新福利院总投资660多万元，面积是原来孤儿院的5倍。游戏活动室、图书室宽敞明亮，干净整洁的餐厅带有一人多高的碗筷消毒柜，还有孤独症康复室、智障儿童康复室、脑瘫儿童康复室、语言训练室、感觉统合训练室……　　每个卧室都带有独立卫生间和阳台，上学的大孩子每两三人一个房间，而学龄前的孩子则每四五人一个房间。　　被民政局接管后，2011年9月，原孤儿院中所有孩子都办理了户口。而次月“转公”后，未满18周岁的孤儿可以享受到由政府、省级和地方三级财政配给的每人每月100元补助，之前每个月的最低生活补助由颍上县政府照常发放。院里原有的工作人员，颍上县民政局也会继续聘用，并进一步补充有资质的专业护理人员。　　王家玉也被聘为颍上县社会儿童福利院的名誉院长，可以和孩子们住在一起。“我走不开、也不想走，我会跟孩子们到最后一天。”王家玉说。　　8．近几年，中国群众性助孤活动日益深入。群众性献爱心活动广泛开展，涌现出一批志愿者队伍。在上海、北京等地开展的“好心人抱一抱孤儿”“为孤残儿童献爱心、送健康”“援助孤儿大行动”“爱心同盟”等活动，均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在这些活动中，众多城市的许许多多家庭或在节假日或在平时将福利院的儿童接到自己家中，使他们能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和爱抚。　　截止1995年底，中华慈善总会已在全国各地发展了44个地方组织作为团体会员，总会系统共募集社会捐助1亿多元，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资助孤儿就业培训和为孤儿实施脱残手术。社会各界关心儿童福利院，向儿童福利院捐款捐物，支持儿童福利院不断改善养育、救治和教育条件。山东省青岛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策勒县等一些地方建立了孤儿福利基金。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仅1994年和1995年就收到社会各界的捐款440万元。目前，全国已有8000名孤儿得到入学资助。　　到了“十一五”期间，通过实施“儿童福利机构建设蓝天计划”，儿童福利机构建设被重视起来。从2006年起，民政部每年从部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中安排2亿元予以资助，地方民政部门的福利彩票公益金也要将“蓝天计划”作为重点项目进行资助，加上地方财政的投入，计划用5年时间，从中央到地方投入资金60亿元，在全国常住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地级市建设和完善一批儿童福利机构。　　到2010年，基本实现全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地级城市都拥有独立儿童福利机构或在当地社会福利机构中设有相对独立的儿童部，新增孤儿收养安置床位约6.5万张。　　9．11月29日，北京市东城区的一位家长在幼儿园接孩子时，收到一份学生、幼儿乘坐学生班车情况调查表，这份由当地教育系统进行的调查明确要求，希望家长如实填写孩子上下学乘车情况，以便对学生班车进行全面彻查，进一步采取安全监管措施。　　目前，这样的调查不只在北京市展开。不过，解决孩子们上学的交通问题，只是改善儿童生存、发展状况比较细致的工作之一。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无差别歧视原则、最大利益原则、生存与发展原则、参与原则。其中最关键、最基础、最重要的就是最大利益原则。要增进儿童的福祉，真正实现儿童利益处于社会核心地位，在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实现“儿童最大利益”，可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为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著名专家，T教授表示了他的担忧。近几年来，每当严重损害儿童权益的事件出现时，媒体、公众就开始反思、追问、呼吁，但一段时间之后，伴随着新的社会热点的出现，媒体和公众就又去关注新的热点，困境中的儿童依旧处于困境。我国儿童福利面临的绝大多数问题不是开几个会就能解决的，作为一个城乡差异、东西部差异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儿童权利保护事业需要得到持久关注和长期不懈的努力。　　【问题】　　“给定资料”中提到：“要增进儿童的福祉，真正实现儿童利益处于社会核心地位，在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实现‘儿童最大利益’，可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请结合你对这段话的体悟，参考“给定资料”，写一篇文章。　　要求： 　　（1）结合“给定资料”，并注意联系当前社会实际和自身体会；　　（2）观点明确，内容充实，层次清楚，语言流畅；　　（3）不少于1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