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 （四十三）　　【给定资料】 　　目前我国仍缺乏国家层面上的《公共安全法》和《紧急状态法》，许多公共安全建设领域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相应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体系也不完善，社会大众习惯于常态下运行，遇有重大突发事件，群众和职责部门常常有措手不及之感。由于公共安全属于公共服务，运用公共权力的政府当仁不让要负总责。这就要求政府从战略高度来对公共安全保障体系进行制度设计，其关键在于落实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健全完善考核奖惩、激励约束机制。另外，加紧应急救援工作，提高防范处置重特大事故的能力，完善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机制，加强监管监察队伍自身建设，都是安全保障的重点工作。 　　近年来，各地政府都在加快制定公共安全领域的各种紧急预案，可以说政府已经有所动作。然而光靠政府又难以照顾到所有的公共安全问题，防患于未然，还是要依靠全社会的安全防范意识。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安全意识并不高，占用消防通道、侵占逃生设施、重防盗轻防火，种种现象说明，公共安全教育和宣传还有很多事情可做。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必由之路，生命理应是我们最重视的价值，公共安全形势的根本改善，仍然取决于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忧患意识。 　　【问题】 　　“给定资料7”画线部分写道：“由于公共安全属于公共服务，运用公共权力的政府当仁不让要负总责。”请结合你对这句话的思考，联系自己的实际经验，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语言流畅；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总字数800～1000字。

问答题 （五）　　【给定资料】 　　1．近年来，“拆迁”一直是当下事关国计民生的“热点、焦点、痛点”问题；当城市化、现代化席卷而来，拆迁就一刻不止，伴之而来的是无休止的利益纠纷，上访、强拆、自焚，似乎在哪个城市都未能避免。拆迁本来是促进城市发展的必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拆迁是城市发展的必经之路。随着城市的发展，过去的城市布局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现代化城市的发展。除旧革新，让城市功能更加完备、更加顺应人们现代化、快节奏、高速率的生活方式，让百姓生活的幸福指数越来越高，才是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 　　2．2010年9月10日，宜黄县政府为新客运站建设进行例行的强拆动员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因处置不慎，导致3名被拆迁当事人烧伤，强拆动员工作遂因此停止，被烧伤的当事人在县医院初步救治后，因伤势较重转入省一附医院继续救治。事发的第二天，数张当事人被烧伤的现场照片出现在网络上，很快这些照片及文字报道被众多网站转载，从而引发了全国网民的高度关注。刚开始只是一些非主流网站介入事件的报道，几天之后，主流媒体介入其中，使事件骤然升级，并迅速上升为一起全国关注的公共事件，最终引起了市、省乃至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9月16日，县委主要领导亲赴机场，安抚受伤者家属，劝说其放弃越级上访，就地解决问题。9月17日，被烧伤的当事人之一叶忠诚在医院不治身亡，尸体被运回宜黄。9月17日，事件引发当地政坛地震，8名事件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其中书记、县长被立案调查。9月18日以后，省市相关调查组进驻宜黄对事件进行调查。10月10日，县委书记邱建国、县长苏建国被免去职务。同日，新任领导到岗。对此类事件如此严厉的问责，可以说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 　　无庸讳言，这一事件对宜黄造成了极大负面影响，县主要领导遭遇舆论的强大压力，众多与城建和招商引资相关的项目被迫停止。县领导的主要精力全部用于处理善后和“灭火”工作，一些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遭遇重挫，全县上下对此事议论纷纷。很多人担心，如果因为这一事件导致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停顿，那么宜黄的发展可能后退五年。 　　2010年10月12日前，宜黄县政府一位署名慧昌的官员对强拆自焚事件进行分析和梳理提出：“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崭新的中国’，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然伴随着拆迁，但如果把所有“拆”字前面都加上一个“强”字，不仅与事实不符，也无助于将来的城市发展。在为了公共利益、经过合理补偿的前提下，拆迁并无不可。但假如以“没有强拆就没有城市化”来理解“公共利益”，理直气壮地称“谁影响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则显然是对公共利益的藐视。 　　3．根据现行法律体系。商业开发商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方式只能是通过转让。要么是从国家（即政府）手里，要么是从单位或个人手里。共同的特征都是拿钱买。 　　国家虽然是国有土地的所有权人，但是土地的使用权一旦被单位或个人取得后，政府非在特定情形下是不能收回的，这个特定情形就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商业开发显然不是公共利益，政府不能强行征收。 　　公序良俗里有“一女不许配二家”的道德规范，法律上也规定国家不得将同一块土地同时卖给两个人使用。《物权法》第136条规定：“新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权。”即我的房屋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政府不能再将我屋下的这块土地卖给商业开发商。 　　反过来，商业开发商如果没有和老百姓谈妥，而去搞强制拆迁，政府肯定违法。因为这种情形下，开发商不具备“拆迁人”的资格。这也就是为什么老百姓一告就赢，许许多多的“县太爷”被摘帽子的原因。 　　4．最近，一些地方上演了几起暴力拆迁悲剧，引发专家学者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质疑，酝酿已久的新拆迁条例修订进程在此背景下加快推进。 　　《宪法》修正案第22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物权法》第42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问题的关键是，何谓“公共利益”？现行的拆迁条例没有区分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物权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对于什么是公共利益也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立法上的空缺为地方政府通过立法和行政执法的政策再界定过程留下了发挥的空间。于是，一些地方政府披着“公共利益”的华丽外衣，把公共管理商业化，公权服务沦为了为商业开发“保驾护航”的附庸。 　　【问题】 　　结合给定资料，围绕“强拆”，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观点鲜明，条理清晰，联系实际，文字表达流畅。1000字左右。

问答题 （十二）　　【给定资料】 　　1．2012年7月22日，阳光普照，空气清新，一个“高清版”的北京，让很多人产生了一种不真实感，仿佛前一晚一切都没有发生。 　　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1日中午至22日凌晨的特大暴雨，为北京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已致北京约190万人受灾。截至7月22日17时，在北京市境内共发现因灾死亡37人。 　　这场61年来最大的暴雨，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多面北京”，检验着公民社会的成色。在暴雨面前，绝大多数人“守望相助”，但也有一些人、商业机构和公共机构幸灾乐祸，“趁灾打劫”，令人寒心。 　　据新华社报道，在暴雨中，北京网友自发组织起爱心车队，打着双闪开车前往机场免费运送滞留旅客。 　　微博网友“菠菜X6”与望京网自发组织起“望京人赴机场免费救援”车队，短短半小时集结了20多辆私家车，开赴首都机场接人。网友“何恩培”在微博中回忆：“六十年一次的暴雨，让我有幸体验‘双闪志愿者’的温情。凌晨3:30我出候机楼的门，迎面站着一个气质美女，背后一辆双闪奔驰，‘去城里吗，免费送’。再看背后，一排双闪车，有别克、有宝马、有大众……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一些市民抛弃了对陌生人的警惕，在网上公布家庭地址，欢迎受困者前往避宿；有商业机构也在网上发布消息，欢迎受困人员前往，免费提供食宿…… 　　大雨年年有，而这种大规模的公民自发救助，以前在北京并不多见。这应归功于近年来公民社会的进步与成长。这种救助，正是源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以及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意识。近年来，在汶川地震等灾难中，这种公民精神屡屡展现，在“免费午餐”等诸多公益慈善活动中，持续成长。 　　然而，在这场暴雨袭城的危机中，也有很多不和谐的声音。有些出租车司机漫天涨价，“趁灾打劫”；尽管暴雨如注，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却照收不误；暴雨过后，望京地区的一些市民第二天一早发现，前晚因为大水停滞在路边的车辆，居然被交通协管员贴了“罚单”。 　　暴雨袭城本是所有人共同面对的考验，很多人的表现却令人心寒。但是，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好，不是一群人凭着道德优越感，对另一群人发起批判，而应该是更深入地追问，为什么同样在一场暴雨之中，人们的表现会有如此显著的不同？ 　　这或许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所致。很多人并不知道暴雨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危害，也不知道公共舆论空间中的主流民意是什么。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个别出租车司机、旅馆只是在遵从最原始的自利原则，而没有遵从“公民精神”，意识到自己也应在危机中承担公共责任。由此，也就不可能启动自己内心中的“防汛预案”。 　　2．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的汶川、北川地区发生了里氏8.0级强震，美国《纽约时报》5月2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从5月12日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开始，中国政府派遣了士兵、武警和救援人员，开始了那种可以预见的中国共产党的大动员。但是，一种没有预见的动员在官方渠道以外发生了，产生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政府的新闻媒体对地震进行了不同寻常的有力的报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进入地震地区，捐款金额超过记录，这种民间反应非常惊人，而且是自发的。” 　　心理医师郝林瞒着妻子，跳上了一架飞往成都的飞机，借了一辆自行车，穿着短裤和平底便鞋在农村里穿梭。他有同伴，那是坐了满满一汽车的志愿者，他们带着很整齐的红色帽子，在农村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颠簸。成都一家私人企业的员工们正在清理沿途一个小镇。从全中国来的志愿者送来了食品、水和爱心。36岁的郝先生跨坐在他的自行车上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现在，普通人知道怎么自己行动了。”在成都，救援志愿者组成了一个指挥机构，叫做“非政府组织救援行动”，负责协调30个组织。他们收集捐助物资，包括方便面、饼干、米饭、药物、衣物和床单等。 　　此次公众感情的流露如此震撼，于是分析家们在辩论，这是否会产生一些影响，民间力量是否会因此获得更大空间。尽管珍视传统的人们在哀叹现代中国道德迷失，拥抱了物质主义，但是一场可能夺走5万生命的灾难发出了更深远的声响。“我们是念着孔夫子的‘人之初，性本善’长大的，但是这场灾难才把人们内心深处的那种善引发出来。”来自上海的41岁的投资者邱阿兰说。“人们被这样的场景感动了，也被生命的价值感动了。” 　　3．2010年8月份，著名媒体人赵先生以某小区业主身份，起诉开发商逾期212天交付房产证，要求开发商支付15万元违约金，此案一审败诉，赵先生上诉后再败诉。赵先生起诉开发商支付房产证滞纳违约金的官司败诉后，还有数十位业主，为了维权，也以同一理由起诉开发商，无一胜诉。 　　不过，在赵先生看来，这已是维权的进步。“唤醒权利意识，比做一件具体的事重要得多。”维权意识的启蒙，还要追溯到赵先生起诉物业公示公共收益一案。 　　2009年，赵先生起诉小区物业，要求物业对公共收益进行公示。赵先生的维权行为，让小区其他业主开始关注自身权益问题。 　　“这个案子和我在知名媒体工作的身份无关，我就是要维权。我们经常在电视上号召观众举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在自己碰到这些不公平的事情时就忍气吞声？我不能做这样的两面人。”赵先生将所住楼盘的物管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对方公示电梯间及楼宇外的广告经营收益情况。 　　记者联系上赵先生，他起初婉拒采访，“这个案子还是不说了吧！我看法院网上把我这个案子登出来了，内容很详细。”不过聊到为何维权，他提高嗓门说：“每个人都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也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我维权也不是第一次了。这个案子，我的出发点并不是帮小区的其他业主，尽管结果显而易见，有可能让大家都受益。我也不是由其他人推举来带头告状，这就是我的个人行为。” 　　最终该案在法庭的主持下和解，物业公司主动向小区业主公示小区公共空间的广告收益。 　　2011年年底，赵先生所在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于是，2012年2月初，物业公司将小区从2006年至2011年的公共空间收益，除去归属物业部分外的86万余元移交给业主委员会。据了解，这86万余元占6年来小区公共空间总收益的85%。物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这笔钱已经移交，他们希望可以用于园林景观改造。“要没这场官司，我们根本不知道小区有几十万的公共收益，属于我们全体业主”，小区居民说。而且在官司之后，小区的物业服务有了变化，换了保安队伍，安保力量加强了，绿树也补植了不少。 　　小区的物业客服部王经理说，通过与赵先生的两场官司，反而让物业与业主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 　　4．他是公务员，却跟姓“公”的过不去；他是官员，又跟官员的既得利益过不去。 　　他是谁？——当了10年全国人大代表，年年提“公车改革”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叶青曾连续7年在全国人代会上疾呼“公车改革”；作为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他更是身体力行，在就任第一天就“炒”掉司机，改领交通补助。至今8年过去了，他依然“特立独行”，未改初衷。用“一个人的战斗”，向大家揭示了“年省8万元”的公车改革空间。 　　车改到底有多难？可享受公车待遇的叶青，又为何始终要坚持倡导车改？ 　　叶青说，他爱车，但是，公车的浪费，却让这位财政专业人士坐立不安。“我原先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教书匠，研究财政学、财政史。从中国有人提公车改革开始、从大庆车改开始，我就极为关注，算起来已有15年了。”2003年，从中南财经大学调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之后，叶青开始了他身体力行的车改探索之路。不过，以“叶氏车改”扬名于世的他却很孤独，因为迄今为止，他的粉丝只有“两个半”。 　　叶青车改的困境，在于曲高和寡。用叶青的话来说，车改的最大阻力便是“待遇论”和“安全论”。“‘待遇论’就是认为公车是一种待遇的象征，比如好不容易干到副厅级，就应该享受公车待遇；‘安全论’则认为领导考虑问题多，开车不安全。”“但我就觉得开车是个熟练活，而且自己开车还更有益身体健康。”叶青特别补充道。 　　叶青告诉记者，他曾算过一笔账：以公车一年的开支3000亿元来算，如果进行改革，最保守估计可以节约1000亿元，而事实上他认为公车一年的开支肯定不止3000亿元。“我知道难度是有的，有人还曾替我担心，说我坚持倡导车改或许会影响我以后提拔。但要是改革成功了，该是一件多有意义的事。我本来只是一个大学老师，我觉得能够推动车改比我自己升迁更重要。” 　　现在最令叶青高兴的是，有关车改的内容，今年终于写进了总理工作报告。 　　5．石家庄市桥东区柳董庄小区的多数居民，以前都是村民，如今虽然乔迁新居，可一些人的生活习惯仍难以融入城市：乱扔垃圾，往电梯里吐痰……32岁的退伍军人梁建勇，自三年前搬入这个小区后，就坚持为小区义务画车位、擦电梯、清扫垃圾，劝导人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感动了很多居民。 　　来自行唐县的梁建勇，当兵两年，因表现突出，被部队评为“优秀士兵”。复员后他被北京车辆段录用，负责安检，三年前搬到柳董庄小区居住，利用业余时间义务为小区服务。 　　“这个小区没给规划车位，很多业主经常乱停乱放，占道停车，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我想到为居民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梁建勇介绍说，他买来工具，就自己画起车位来。没有油漆，他就去建筑垃圾站里捡别人扔掉的腻子粉，到现在累计用掉一二十袋腻子粉，画了二百多个车位。而如果购买油漆画这些车位的话，一桶油漆二三百元，200个车位下来，至少要花费几千元。 　　不仅如此，为解决自行车乱停乱放问题，他还在小区划了很多自行车停车区。 　　梁建勇的“爱管闲事”也在小区出了名。他是个闲不住的人，看到小区哪里不顺眼都要管。比如，随手捡起没扔进垃圾桶的垃圾、捡起草坪上的塑料袋、搬开堵着单元门的自行车；电梯口的墙砖碰掉了，他就用水泥修补；楼梯脏了，他马上擦拭；为了提醒大家遵守社会公德，他打印了不少宣传单，贴在每栋楼的门口和垃圾箱上；小区的排水井盖被轧坏了，他从几百米远的建筑垃圾站捡来废弃的水泥铺道砖盖住，一块水泥铺道砖足有百十斤重，他搬不动，就一点一点往前挪，累得满头大汗。 　　梁建勇的这些努力，虽然感动了很多居民，可也有人不理解。去年夏天，29号楼总有人把垃圾倒在离垃圾桶两三米远的地上，一些老人习惯在附近乘凉，对乱扔垃圾的住户很有意见。一次，有个男青年把垃圾袋扔在垃圾箱外面，正好让梁建勇看见，就跟那男青年讲道理，可男青年不但不听，还破口大骂。2月16日晚，一位身穿警服的居民把汽车停在过道上，梁建勇请他停在车位上，可他疾言厉色：“我愿停哪儿就停哪儿，你管不着！” 　　梁建勇喜欢做好事，也常常遭人非议，说他“出风头，管闲事。”“有物业呢，你管得着吗？”“做好你自己就行了，别人你不用管！” 　　梁建勇的老丈人是柳董庄人，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因此就有人到他岳母家告状，说梁建勇管闲事得罪人。面对这种情况，梁建勇开始还觉得委屈，后来就习以为常。他说：“我做的都是对居民有好处的事情，不怕！” 　　6．2011年10月26日上午10时，刘爱国又坐在了一个听证会的现场，轮到他发言时，他戴上眼镜用昆明方言说：“2009年11月至今，我参加了一百多场听证会，但今天是第一次受市审计局邀请来参加听证，感到非常荣幸。”此时，刘爱国并不知道，其“听证帝”的名头已经在网络上声名大噪。其实，在昆明，像刘爱国这样的“听证专业户”并非只有一个，甚至已经有了一个小规模的“群体”。 　　经常参加类似会议的市民中，安工才算是主动性比较强的一个。作为一名普通的退休工人，他一直关注着昆明市的各大小听证会，甚至还报名参加人大会议。从2001年开始，他一共参加了7场人大组织的向市民开放的会议，还参加了7场听证会。 　　2001年，昆明市人大首次面向市民公开征集会议旁听员，安工才无意中在报纸上了解了这一情况之后，立马向相关部门报名。可由于报名的时间相对滞后，安工才最终错过了机会。 　　“老百姓也能参政、提意见，而且还是去人大会议上，当时我觉得这非常不可思议，如果能参加，那将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此后，安工才每天在闲暇时间必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翻报纸，看看有没有政府部门的会议征集市民参与。 　　终于，几个月后安工才非常顺利地通过了“选拔”，作为旁听员出席了一场会议。至于是怎么“选拔”的，他到今天也不清楚。“总之，是‘上面’来定。” 　　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参加这次会议还会有红包。按照相关组织部门的说法就是“误餐费”。不过他认为，既然人家觉得合适给，自己也没有必要拒绝。 　　然而，随着参会的频率不断增加，安工才却开始感觉有些失落。“作为旁听员参会，只能听不能说，要是有意见只能以书面的形式呈现上去。当然，会后还召集会议旁听人员一起讨论，可讨论过后的最终结果却从未有人打电话给我说过。” 　　更让他大跌眼镜的是，有些来报名参加会议的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是冲着“误餐费”来的。安工才介绍，不仅如此，最后竟然演变出了一个“旁听队”，还有专门的“内线”。每年快到开春的时候，这些人就开始关注可能会召开的会议，并委托家里曾经供职在有关部门的熟人打听开会时间，以及如何能够在众多群众中顺利入选。 　　7．如果不是微博，青岛四方区拆迁户王国栋的人生或将呈现出另外一种图景。 　　“之前我真的穷尽了各种法律救济措施，还是看不到任何希望。”注册微博账号两周后，深感绝望的王国栋拿出汽油，在微博上留下“我爱这个国家，但它不容我了”的遗言，准备“誓死捍卫家园”。 　　令王国栋意外的是，该条微博迅速被转发了7000多次，短短2小时内，陌生的劝慰电话、短信不断。有网友说：“不用谢，帮你就是帮我们自己。” 　　在多方劝解下，王国栋最终打消了自杀念头。随后，得益于众多网友、媒体以及知名学者的介入，当地政府决定暂缓强拆。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金锦萍认为，在微博时代，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微博开辟了一个公民表达、参与和互动的新场域，“毫无疑问，微博是很有利于培育现代公民意识的”。 　　8．2011年7月23日晚上20点30分左右，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D301次动车组列车运行至甬温线上海铁路局管内永嘉站至温州南站间双屿路段，与前行的杭州站开往福州南站的D3115次动车组列车发生追尾事故，后车四节车厢从高架桥上坠下。这次事故造成40人（包括3名外籍人士）死亡，约200人受伤。事故发生之后，有感于国民精神与国民意识的缺失，有网友在博客中写道： 　　如果我们没有买盗版书，没有从百度文库等下载免费的书，没有拿着别人的书去复印店；如果复印店的老板，愿意失去小部分利益，不去复印整本书；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声嘶力竭的作家，就不会有明明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侵权违法，得不到实施；也许，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作者，跟我们共享更多的智慧。 　　如果我们没有让爸爸妈妈帮我们找过关系，大到进某所学校，小到插队买票看病；如果我们要求某种特权的时候遭到严厉拒绝，如果同时对滥用职权的人不齿；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以拥有特权为骄傲，以滥用职权为骄傲，以拿特权做交易为骄傲；也许，我们对“上面的人”，会有越来越多的信赖，相信每个人在行使正确的权力。 　　如果我们在售票员斥骂农民工的时候站出来，对插队的人怒目相向，对偷别人钱包的小偷毫不留情；如果我们没有无视不公的存在，抱着“不关我的事”的心理，和听从家人“别管闲事”的劝告；也许，就不会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时沉默不语，觉得求助他人无望；也许，就不会纵容不公正的存在，不会有无力的斥责，正义的力量本该让每种黑暗战栗。 　　如果我们考试不作弊，如果我们的每一分成绩都代表了真实的水平，如果我们没有让别人代写作业；如果被要求代写作业、论文、考试的人，能对这样的请求嗤之以鼻，严词拒绝；也许，我们能信任每一个岗位上的技术人员的专业和工作人员的水平；也许，就不会有脱轨的列车，断裂的电梯，漏水的地下铁。 　　如果我们没有在超市小偷小摸，在菜市场顺手牵羊，把自己不小心弄坏的东西拿回商店换；如果我们不买仿真的鞋、衣服、包包、电子产品，对于出售这些东西的人，给予强烈的反对；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对Made in China的耻笑；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防不胜防买到假货的时候，觉得很沮丧、很没前途。 　　又一个灾难发生了。我们咒骂，我们斥责，我们质疑，我们失望。 　　除此之外，也许，我们应该担当一部分责任，因为，就是那些我们做过的，再小不过再普通不过的事，无声无息中构筑了我们的未来：我们的，自己的，一生仅有一次的未来。 　　就是这些很不起眼的，我们看来无伤大雅的事，一寸一寸地蚕食着我们的信赖：我们的，自己的，赖以生存的信赖。 　　也许，我们还该从自己做起，问自己，想要一个怎样的未来。为它的成长贡献自己的微弱力量。 　　也许会绝望，会失望，会无奈，会沮丧。 　　但正是这个人微弱的力量，曾经汇聚起来让我们从丧权辱国走到世界大国，从挨打落后走到改革开放。 　　这不是“别人的事”，更不是“跟我无关”，因为，你怎样，你的中国就怎样。 　　9．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公民是社会成员的法律身份。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国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基本道德标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开展公民意识教育，提高全社会政治素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世界文明之内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公民意识等，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具有普世价值。十七大报告把体现人类文明进步成果的普世价值理念如“公民意识”等都纳入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体系中去，因为增强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公民意识，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对扩大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善莫大焉。公民享有不容侵犯的权利，同时也承担与权利相对应的义务。我国公民社会已具雏形。“公民意识”写入十七大报告，更有利于我国加快公民社会的进程。 　　【问题】 　　“给定资料8”画线部分写道：“这不是‘别人的事’，更不是‘跟我无关’，因为，你怎样，你的中国就怎样。”请结合你对这句话的思考，参考给定资料，联系自身的经验或感受，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有思想性； 　　（2）语言流畅，总字数800～1000字。

问答题 （三十三）　　【给定资料】 　　1．2011年9月5日，一位患儿父亲称，自己用8毛钱的药治好了10万块的病，并指责医院进行过度医疗。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之后发酵成“八毛门”。如今它已影响了患儿家长的就医理念。在深圳市儿童医院，8天内就出现了3例患儿家长拒绝手术的情形。 　　2011年9月21日，患儿小涵因患手足口病，被送到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治疗，随后经历治疗、回家、重新返院治疗一系列波折。此期间，患儿父亲因对医生的做法产生质疑，要求全程参与专家会诊讨论并进行录音。因患儿父亲不信任医院而引发的“录音门”事件，再次引发人们对医患关系的思考。 　　“八毛门”和“录音门”事件，揭示出医患间的不信任。而2011年多起医患暴力冲突恶性事件的频频发生，更是将这种不信任推到极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忧虑。 　　5月30日，江西省上饶市人民医院发生医患冲突事件，一患者家属纠集近百人封堵医院，一名医生下肢被打残。 　　8月16日，广东东莞市长安医院发生恶性伤害事件，一名男子因治疗后病情不见好转，持菜刀冲入诊室，致医生一死一伤。 　　8月23日，江西南昌市第一医院发生一起血腥械斗。上百人手持棍棒、渔叉、钢管到医院闹事，与保安发生冲突。 　　9月21日，湖北武汉协和医院发生一起暴力冲突。一名七旬患者因病情复杂，抢救无效死亡，家属因不认同医院的结论，纠集数十人持械冲击医院。 　　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发生一起惨烈血案，43岁的女医生徐文被一名患者连刺17刀，倒在血泊中。此后一周，又有一名眼科医生被患者打伤。 　　在2010年8月，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曾发表文章——《中国医生：威胁下的生存》。文章称：“中国医生经常成为令人惊悚的暴力的受害者”，“医院已经成为战场，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 　　2．不久前，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显示，48.51%的被调查医师对当前的执业环境不满意。82.64%的被调查医师认为，目前医患关系紧张主要是由于体制造成的，主要包括医院管理体制、补偿机制、医疗保障制度、法律法规等因素。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医患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医疗纠纷不断增加，医生执业环境持续恶化。尤其是近十年间，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医生普遍感到执业中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医生成为一个高危职业。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认为，不让医生流汗再流血，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谴责医院场所的暴力行为，应当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一名网友写道：“当医生受到暴力侵犯时，整个社会应该和医生站在一起。我不是在偏袒医生，而是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离不开医生，更离不开好医生。” 　　一项调查显示，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闹”，而且“医闹”已经严重影响到医生的职业行为。自我保护越来越成为医生行医时的第一原则，而不是“患者利益优先”的古训。同时，90%的受访医生呼吁尽快立法保护自己的行医权。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医患矛盾。”广西梧州市工人医院眼科主任麦丹被誉为“精修心灵窗户的好医生”，但这位2007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眼科专家，依然为医患关系而苦恼。 　　每天，麦丹从8时开始接待患者，一天要看38～40个号，每位患者的就诊时间不短于15分钟。如此算来，她一天要在门诊室里坐上10个小时，这还不包括手术和查房的时间。“15分钟，有必要吗？”记者感到不解。而麦丹无奈地说，有些患者也许2、3分钟就可以看出症结，但“为了照顾病人感受”，她必须把时间拉长。 　　曾在社区医院实习的小清就曾亲身经历一场“咳嗽引发的肢体冲突”。在为幼儿预防接种时，一个孩子咳嗽了一声，护士便表示“咳嗽不能打针”，要求再去检查。但孩子家长认为这是“没事找事”。双方互不相让，争吵了起来。最后，护士同意打针，但必须在知情同意书上重新签字，后果自负。而家长并不理会，只是一味催促护士打针。也许是有怨气，也许出于紧张，护士打针下手较重，孩子哭了。孩子父亲见了，顿时暴怒，冲着护士一通怒吼，认为她借孩子撒气，还一把扯下护士的口罩，将预防接种卡向她脸上打去…… 　　“其实，平心而论，那位护士是所有护士中最为负责的一个。只有她告知家长该按住孩子的哪些部位以免挣扎，也只有她在针头扎入后先回抽无血才注入疫苗，以免本该打在肌肉里的疫苗进入血管，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唯一的问题在于她的态度，她总是以命令的口吻对家长说话。”小清感慨地说，每天面对数十甚至上百个患者，也难怪医护人员心情好不起来。 　　“医患关系再这样发展下去，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广州市人大代表、血液科专家陈安薇说，现在已经有很多医生因为怕被患者告、被患者打，甚至被患者杀害而不敢做任何需要冒险的手术和治疗，使得一些本来可以“搏一搏”的病例，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有的病人甚至被医院拒之门外。而医生们为了保护自己，谁都不敢给患者的病情“妄下结论”，这就意味着患者要做更多的检查来证实医生的诊断，从而使得医疗负担更加沉重。 　　3．最近一段时间，“医闹”在全国一些地方频频出现。摆花圈、烧纸钱、打横幅还算“文明”的方式，砸医院、打医生等现象也时有发生。医患双方本是携手面对病魔的共同体，缘何成了喊打喊杀的“死对头”？“医闹”，到底谁最闹心？ 　　患者在医院面前，绝大多数是弱势群体。面对强势的医院，患者及家属常常有苦难言，总感觉“干不过”医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维护”患者利益一方的职业“医闹”有了生存土壤。 　　医学事故鉴定体系不完善是导致“医闹”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江力文说，医疗事故鉴定体制尽管从过去的卫生行政部门出面组织鉴定改革为医学会组织鉴定，但依然难以让患者信服，大部分人认为鉴定方和医院是一家人，由卫生行政部门主导的医学会鉴定是“自己给自己鉴定”。患方想当然地认为医学会鉴定偏袒医院、医生，鉴定结果不公正。此外，一些医护人员对患者的冷漠态度也是引发“医闹”的一个原因。 　　“医闹”的出现，医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高明的医生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医院考虑到声誉问题或是为了保护医生，发生医疗事故后，往往向患者或家属隐瞒实情。一旦家属了解真实情况，其心情可想而知。 　　4．“八毛门”“录音门”……正当接连发生的医患事件让医患关系日益蒙上阴影之际，日前发生在潮州的一起更为恶劣的“病人砍杀医生”事件，让医患矛盾这个话题显得格外沉重。 　　如今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了？病人到底还能不能信任医生？医患关系如果日趋恶劣会带来什么后果？ 　　广东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主任、省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宋儒亮长期从事医疗法律方面的工作。在他看来，医患关系之所以恶化，问题就出在“沟通”上。“医术、医德是医生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但光有医术和医德远远不够，医生还要懂法、用法。”宋儒亮说，事实上，有很多医疗相关的法律都已经规定，医生对病人除了有治疗的义务之外，还有在做检查和治疗前征得病人同意、告知和说明这三种义务。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说，爱岗敬业的好医生事迹往往出不了医院大门，只在病人群体中口耳相传。坏医生虽是少数，但更容易广为传播，甚至成为行业“代言”，造成不信任的情绪在患者中扩散。陈安薇也认为，“像‘八毛门’事件，深圳儿童医院的诊断本来是正确的，但一些媒体和网民没弄清真相就大肆渲染，质疑声几乎一面倒地扑向医院，无形中在围观者的心目中播下‘医生都信不过’的印象，为下一次医患矛盾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八毛门’‘录音门’和潮州杀医案的性质不同，但却折射出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的不信任。”廖新波表示，前两者是由于医患信息不对称，加上患者受一些医患纠纷事件的影响，不相信医生的正确诊断。而潮州杀医案令人深思，即使医生有错，病人就让医生用生命来偿还吗？“这是一种淡漠生命的粗暴做法。医患纠纷应该以法律作维权武器，而非挥舞刀子剥夺他人生命以泄愤！” 　　广州市人大代表、血液科专家陈安薇，出生在医学世家，父母都是医学界的知名专家。她见证了医患关系从和谐、温暖到如今剑拔弩张的全过程。“记得我父母从医年代，看病几乎不怎么花钱，虽然当时医疗技术谈不上先进，但医患关系是和谐的、温暖的。患者对医生非常敬重，很相信医生的话。而医生由于不用背负任何医院经济效益的负担，没有奖金和效益的压力，不用担心病人欠费，所以对待病人特别坦诚，很替病人着想。”“上世纪80年代，随着医院市场化的推行，医患关系开始变味。”到了今天，很多中青年医生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提自己的职业，甚至不给孩子买任何与医生有关的玩具。陈安薇说，这一代的医生对职业没有认同感，想法很压抑，也很灰暗。 　　5．在国内看个病不容易，患者非常珍惜每次就诊时与医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但有时因为时间紧，或医生埋头写病历，总觉得交流不太充分。为此，《生命时报》驻外记者探访各国医院，记录了他们在海外就医的体验，或许在医患沟通上能给国人一些启示。 　　法国 　　记者刚到法国时有次重感冒，一个多星期也没好，就和医生约好第二天去看病。看病时，医生看我是外国人，就很耐心地问我：“您哪里不舒服？”于是我叙述了自己发烧、咳嗽等症状。医生非常耐心地听我诉说，等我全部说完，她说：“我慢慢跟你说，要是听不懂你就随时问我。”接着她告诉我得的是季节性流感，需要如何治疗。我们这番对话，一共用了将近30分钟。 　　等我都听明白以后，医生才开始低头写病历。法国的病历只有一页纸，左上角印着诊所和医生的姓名、电话及电子邮箱，下面是医生手写或者打印的药名，总共不过十来个单词。我对这样简单的病历很惊讶，医生就介绍说写病历会占用很多时间，利用这些时间与病人沟通，对患者康复更有价值。法国人很信任医生，医生也不用担心因病历不全面而遭到质疑。后来，记者在法国生活久了，逐渐了解到医生写病历通常都不超过3分钟。 　　法国医生写病历精简，还得益于完善的电子病历系统。特别是当病人需要转院时，也并不需要“大病历”，家庭医生会把病人的病史、遗传史，是否有药物过敏，生活方式等信息上传到电子病历系统，这样综合医院的医生就能对病人的健康状况一目了然。 　　英国 　　就医诊断的业务技能对于英国医生来说并不是考核的唯一标准，如何与患者沟通更为重要。良好的沟通能力是成为一名医生不可缺少的条件。英国医学教育界在培养医学生与病人沟通的能力方面已经先行一步，早于1987年英国医学会已将对医生交往能力的评估作为医生资格考试的一部分。 　　“你现在感觉如何？”“还有什么可以帮你的？”这是记者从英国医生口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在医院采访时，记者还发现医生们总会尽可能地回答病人提出的所有问题，有时甚至要拿出书或者画草图为病人解释哪儿是心脏，哪儿是阑尾。 　　根据病人自身情况的不同，医生会有针对性地对病情、年龄、体重等状况差异给出详细的用药说明，并不断询问患者是否有过敏史，叮嘱遵守用药注意事项等。如果患者病情严重或者是患有糖尿病、心脏病、风湿等跟生活方式有关的病症，医生还会给病人和家属列出一些关键词，如在病历上写上心脏病研究学会或糖尿病研究中心等，方便患者和家属到网上查询相关信息，对病情和治疗进行更详细地了解。此外，医生在向病人解释病情时，会尽量避免一些敏感名称，让病人更容易接受。 　　位于北伦敦的一位全科医生纳尼塔告诉记者：“为了保障诊断质量，我们每天最多只接诊35名预约患者，每个患者平均问诊时间是11.7分钟。我希望能有充足的时间为病人答疑，排解忧虑。” 　　日本 　　日本的医院，不管是公立大型综合医院，还是私人诊所，都讲究“安静有序，舒适高效”。因此日本的医生和护士、护工有明确的分工。本来就抱恙在身的病人要是被要求跑东跑西做各项检查和办理缴费手续，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痛苦。 　　为此日本的医院里，医生的主要责任就是诊病，病人到医院后先看医生并讲述自己的病症，然后医生会根据需要做简单检查。如果是需要更多检查项目才能确诊，那么这样的病人一般会专门给配备一个护士，这个护士根据医院情况确定一个对病人来说最合理的检查顺序和方案，全程陪同病人检查。 　　当检查项目全部结束后，护士会送病人先去休息，然后护士亲自将检查结果送到医生那里。医生在看了检查报告后，就会在病历上写清所患疾病的名称、程度以及就诊日期等，然后就交给医生助理或者护士长。医院在主治医生看病时，都会再安排一到两人在旁听诊，有的医院是医生助理，有的医院是护士长，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把病人需服药的名称、剂量及注意事项写在病历上，并且嘱咐病人及时吃药。医生助理一般会详细写出病人的自述、各项检查结果、医生的结论、服用药物和剂量，然后和检查报告一起交给病人，并留下复印件存档。因为在日本，每个人都加入了国民健康保险，所以计算保险费用也是由医生助理和护士长负责的。一般医疗费用都是先从保险中扣除的，不用病人去划价买药。 　　通过医生、医生助理、护士长和护士等的分工协作，会让病人看病时间缩短不少，同时也减少病人看病时耗费精力和体力。 　　6．“病好了，万事大吉；病没好，立刻翻脸。”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信任，成为医患关系的一大特点。 　　生老病死，本是人生的自然规律。然而，很多患者家属对生命的期望值过高，要求医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发生死亡或意外，往往迁怒于医生，无理取闹。2011年9月，北大人民医院收治了一名女患者，肺癌晚期并侵犯心脏，病情凶险。而家属却说是肺炎，医院属于误诊。后来，多家医院均证实是肺癌。于是，家属又要求医生确保生命安全。医生不能承诺，故遭到殴打。 　　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王仲认为，医学技术是有限的，而患者的期望是无限的。我们不能只强调医学的先进性，而忽视了医学的局限性。如果患者对医学的期望值太高，一旦出现意外，很容易导致医患冲突。现在，不少患者认为医生无所不能，希望医生彻底解决病痛，其实医生没有这个能力。医生能做的通常有三件事：减轻痛苦、适当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 　　同时医疗环境恶化，医患纠纷频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医疗知识的专业性，医生占据主导地位，患者处于被动地位，患者获取医疗知识主要依靠与医生的交流沟通。 　　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周生来说，目前，医患沟通是医学教育的“短板”。医生本来有“三件宝”：语言、药物、手术刀。但是，很多医生只会用后两件，不会用第一件。很多人当了一辈子医生，却不会和患者说话。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任医师顾晋认为，我国大医院的医生超负荷工作现象十分普遍，这使得医生没有更多的时间与病人沟通。现代医学要求医生应该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而我国在医学教育方面，尚没有把沟通能力作为医生晋升考核的内容。因此，提高医生的沟通能力，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7．信任，在医患关系中是一种依赖互动的循环：如果互相信任，会形成良性循环。如果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后者在当下表现得尤其明显。关于如何改善医患关系，各方观点不一。 　　中国医院协会自律维权部副主任郑雪倩认为，医患暴力事件不是单纯的医患矛盾，仅靠医患双方努力无法解决，还需要社会各方形成合力。要从根本上杜绝暴力事件的发生，关键在于完善法律法规，建立良好的医患纠纷处理制度。 　　广州市民曾梅表示：“我们不懂医学常识，遇到问题就想问医生，弄个明白。”但是医生可能觉得医学问题跟患者讲不清楚，如同“鸡同鸭讲”，或者是没有时间说，结果导致患者感觉自己被蒙在鼓里，不受尊重，因而更加愤怒。曾梅建议医院能设立专门的岗位，邀请心理学专业的人士来向患者进行解释，化解患者“心结”。 　　从事人际沟通技巧培训工作的高级培训师王勇说，中国医生的理念必须改变，要先给病人开“关怀处方”，再来谈治病。他说，每个医生不妨牢记美国医生特鲁多墓志铭上的那段道出医学和医生角色本质的箴言：“有时去治愈，经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宋儒亮直言，要改善医患关系，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例如积极推进医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医院“以药养医”等问题，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同时，如果医生能把‘和病人好好沟通’当成自己的义务，很多医患矛盾是可以避免的。” 　　全国政协委员冯世良提出，针对当前缺乏行之有效、快捷的解决途径和处理医患纠纷的专门立法，应尽快设立独立于医患双方的第三方纠纷调解中心，公平、专业和规范的处理各种医患纠纷，引导群众在法律框架下妥善解决医疗纠纷。 　　卫生部医疗服务监管司医院运行监管处处长钟东波表示，实行“医药分开”、破除“以药养医”，重在切断“医”与“药”之间的利益关系。“医”不仅指医疗机构，也包括医生。 　　8．著名医史学家亨利·西格里斯曾经说过，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员，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的多方面关系。从行为学上来说，无论是“医”还是“患”，其出发点都只有一个——让病人康复起来。这本该是一对互相协作、目标统一的“利益共同体”，也是最应该互相信任的两个群体，为何却表现出了势如水火的对立？医患关系僵局如何破冰，仅靠内心的自觉去重建信任够不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在第五篇中已指出：“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积极探索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的有效形式。推进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和分配制度。改革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积极推进支付方式改革。以病人为中心大力改进公立医院内部管理，优化服务流程，规范诊疗行为，改善医患关系，方便群众就医。推进注册医师多点执业，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注重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 　　【问题】 　　请参考给定资料，结合实际，以“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为主题，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1）中心论点明确，有思想高度； 　　（2）内容充实，有说服力； 　　（3）语言流畅，800～1000字。

问答题 （九）　　【给定资料】 　　1．气候与人类息息相关。18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进入21世纪，变暖的趋势还在加剧。全球变暖对人类的不利影响日益显现，如海平面上升、生态环境恶化、台风肆虐、热浪频袭、干旱洪涝此起彼伏，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等等，其中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尤为严重。这是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一大挑战，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各国的利益，还关系到世界的公平和正义，因此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科学研究显示，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特征，非一地或一国之问题，也非单纯的气候问题或环境问题。气候变化无国界。面对全球变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凭借一己之力予以应对。国际合作、携手应对才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唯一可行途径。 　　2．昔日以“山清、水秀”而被世人美誉为“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山与水紧密相连、缺一不可；而如今，一场60年不遇的大旱彻底摧毁了桂林的“秀水”，只留下群山在远处孤寂的身影。记者赶赴桂林实地调查，所到之处触目惊心，桂林昔日绝美的秀水美景，已被干旱摧毁殆尽。 　　来到漓江，让人心痛不已：往两边看，偌大的漓江似乎变成了一条小溪，大部分河床已经裸露了出来，引得许多孩童在上面捡石子；往下看，漓江水底的石子清晰可见，来回穿梭的游船不时地拐弯以避开浅滩。在漓江天湖码头，一根硕大的防洪警戒柱“孤独”地矗立在江岸上，失去了江水的相伴，柱子底部已经裸露出来，沿着防洪柱往漓江里面走上几十米才能到水边。“江水每年都会到红色警戒线那个位置，”桂林市民杨代胜指着防洪柱向记者嚷嚷说，“你看看现在江水在哪里？与洪水期时比，江水少了90%以上。” 　　“我在这条江里开了46年的船，从没见过水这么浅，”年近60、在龙船坪码头开船的李黄财喋喋不休地发起牢骚来。“往年这个时候都已经开始涨潮了，”李黄财说，“漓江水深至少都有1米多，你看看现在，许多河段只有60厘米深了。我的船小，吃水才40厘米，所以还能开，如果水位继续下降的话，估计也要搁浅了。”记者走上游船二层甲板，只见漓江河道中间已完全裸露出来，因水太浅，游船像在江底石子上踟蹰滑行。 　　3．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受严重旱情影响，西南地区因灾致贫、因灾返贫人数有较大幅度增加，扶贫形势严峻。 　　西南五省区市干旱导致的经济损失数据仍在继续上升。据中国扶贫基金会最新的报告披露，大旱导致西南五省区市除四川之外，至少有218万人返贫，经济损失超350亿元。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说道：西南地区个别地区的旱情直到今天仍没有完全解除。近段时间又遭遇洪涝灾害，雪上加霜，给西南地区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造成了巨大损失，扶贫形势变得十分严峻。 　　因旱返贫的绝大部分是山区的农业人口。以云南为例，秋冬季节的干旱，导致云南小春作物大面积绝收，对当地人而言，可能会影响到他们15%的年收入。因此除了两百多万人因旱返贫，还有一千六百多万人贫困程度加深。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指出：云南渔业、农业损失共计170亿元，贵州是132亿，这个损失是（根据贫困人口数）可以算出来的，像云南人均减少收入676元，它就导致了有一百万人返到贫困线下，就导致贫困人口从五百多万上升到了六百多万。 　　据了解，中国扶贫基金会将与各省扶贫办搭建联合执行团队，将捐助的扶贫善款利用好，帮助因灾返贫农户渡过难关、恢复生计。 　　4．进入2010年7月以来，东北地区降雨过程频繁，在东北地区上空，仿佛修建了一座大喷泉，不断向地面喷洒雨水。在持续一个多月的暴雨攻势下，东北多个地区降雨突破历史极值，气象纪录纷纷被刷新。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许映龙告诉记者，就在今年5月，厄尔尼诺才刚刚把影响气候的指挥棒正式交给拉尼娜。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拉尼娜现象将对全球气候造成影响。 　　7月1日至8月4日，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三成至一倍。7月19日至22日，辽宁铁岭大部、新民、新宾、台安等地的降水量甚至比常年偏多1～2.3倍；7月30日至8月1日，新宾降雨量达到122毫米，为历史同期第二多值；8月4日至6日，辽宁平均降水量达到了72毫米，创造了1951年以来的极值。辽宁7月至今的降雨量已经达到317毫米，接近于辽宁全年降水量的一半（辽宁全年降水量为647.8毫米）。 　　从7月19日至8月6日，辽宁先后经历了三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分别为7月19日至22日，7月30日至8月1日，8月4日至6日）。从北向南、自西向东，三次大暴雨的袭击范围，几乎涵盖了辽宁全境。不管是全省平均降雨强度，还是部分地区的累积降雨强度，都创造了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 　　通常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年份，辽宁夏季一般气温偏低，降水接近正常值或者偏少；而拉尼娜现象发生的年份，气候影响与厄尔尼诺大致相反：拉尼娜出现时，容易导致夏季气温偏高，降水比常年偏多。 　　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而又长期的任务，事关人类生存环境和各国发展前途，需要各国进行不懈努力。 　　我国已经制定和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全国各地也纷纷出台了具体实施方案。辽宁已将转变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强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写入实施方案，相信以上举措将对改善气候环境、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气候危机，起到积极的预防作用。 　　5．2010年8月7日晚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城突降暴雨，持续40多分钟，暴雨引发北山两条沟系特大山洪泥石流。当地群众告诉记者，北山上突发洪水，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就把沿着排洪沟两边修建的3个村庄的数百间房屋冲毁。 　　2010年8月8日下午，舟曲县城里最靠近北山的村子——月圆村（受灾最为严重的村庄），基本上找不到完整的房屋。而在排洪沟的两侧，大部分的房屋要么被冲毁，要么被泡在水中，舟曲县城关一小在经过泥石流之后，只剩下了一栋教学楼，其余的教室和操场全部被冲毁；而城关镇政府的办公楼则被完全夷为平地。 　　泥石流灾害经过的是当地最为繁华、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截至21日，在舟曲“8·8”特大泥石流灾害中，遇难1434人，失踪331人，累计门诊治疗人数2062人。 　　6．当巴基斯坦遭遇百年不遇的洪灾时，几千公里外的俄罗斯正在熊熊燃烧。联合国机构世界气象组织（WMO）专家称，俄罗斯的热浪和林火与巴基斯坦的世纪洪灾间存在着必然的关联。 　　该组织提出的一份报告中也提到了我国舟曲的泥石流灾难和全球其他诸多地区的异常天气，如南撒哈拉的严重干旱以及格陵兰岛彼德曼冰川出现大面积崩塌等气候事件。世界气象组织称这一系列极端天气现象的“严重程度、持续时间和波及面积”超过历史上最严重的极端气候事件，同时警告未来会出现更多极端气候事件。 　　虽然这些热浪、洪灾、泥石流和冰川坍塌看上去都天各一方，遥遥相隔，但很多科学家都坚信，在2010年这个多灾多难的夏天，这些极端气候现象之间并非毫不相干，也许一切都不是纯属巧合。 　　世界气象组织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负责人阿斯拉尔（Ghassem Asrar）肯定地说，至少巴基斯坦大水和俄罗斯大火之间存在关联。 　　阿斯拉尔援引世界气象组织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说，这种关联主要是全球大气变率发生改变。简单地说，就是大气层的气流发生了变化，受到“封锁”和转移，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大量降水和异常高温。 　　不管同时发生在俄罗斯和亚洲国家的极端气候事件之间是否存在着某个气象学上的明确因果关系，但有一点是得到科学家公认的，即这种极端天气现象发生的范围、频率、强度都有攀升态势。 　　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的基尔特·简·凡·奥德博朗最近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今年夏天与过去60年相比显示，俄罗斯大部分地区在经历着400年一遇的气温。有些地方甚至是千年难遇的高温。而巴基斯坦此次洪涝灾害也突破了80年来最严重气候灾害的纪录。 　　除了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的“水深火热”之外，芬兰也出现罕见高温，科威特被热浪席卷，南撒哈拉非洲地区严重干旱，波兰和德国东部发生洪水，中国甘肃、四川和云南均出现泥石流和山体滑坡。 　　正如科学家们担忧的，这个令人忧伤的夏天给人最重要的启示是，随着全球变暖趋势继续，未来重复出现这种情况的次数将会越来越频繁，世界上的各种大雨大雪等极端天气都在比过去50年更常见。世界看上去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 　　7．在南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来自Betio村的Pita Meanke站在一棵树旁，那次巨大的浪潮，冲垮了防波堤，摧毁了他的家。 　　“马尔代夫只是其中一个小国。我们没有能力改变世事。但在这里作的决定，将会对我的人民有莫大影响，更会改变世界历史。”这是H.E.Maumoon Abdul Gayoom（马尔代夫）于日本京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国会议上所作的声明。 　　并不是只有岛国才需要担心海平面上升的问题。全球有超过70%的人生活在沿岸平原；全球前15大城市中，有11个处于沿海或位于河口。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排放情景特别报告》（SRES）估计，从1990年到21世纪80年代，全球海平面将平均上升22到34厘米。 　　近3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总体上升了90毫米，比全球平均速度更快。 　　值得留意的是，海平面不是全球一致地变更。不同的地区的海平面变化，会因海水环流或风压而有所不同。所以评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时，亦需要留意暴风浪以及大潮所带来的影响。 　　就算是轻微的海平面上升，也会带来严重破坏。例如，沿海地区洪水泛滥及严重破坏、侵蚀海岸线、海水污染淡水、沿海湿地及岛屿洪水泛滥、河口盐度上升，一些低洼沿海城市及村落均会受影响。一些对岛屿以及沿海地区人口尤其重要的资源，如沙滩、淡水、渔业、珊瑚礁、环礁、野生生物栖息地均会受到威胁。面临洪灾、海水入侵、土地侵蚀流失、强热带风暴的威胁，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沿海、沿河城市群是最脆弱的地区。 　　8．极端气候事件，这种被定义为“一个地点或地区发生‘概率较小’的天气气候现象”为何频频出现？在过去一个世纪，特别是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全球陆地或特定区域的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是否发生了显著的趋势性变化？原因是什么？中国又该如何应对这种挑战？ 　　9月7日至8日在京举行的“21世纪论坛”2010年会议上，频发的极端气候事件成为与会多国专家学者关注、讨论的焦点。中国气象局气候研究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任国玉称，目前多数研究显示，过去半个多世纪全球陆地上极端冷（如低温、寒潮、霜冻等）事件发生频率一般明显减少，而极端暖（如高温、热浪、暖日等）事件发生频率一般显著增多。北半球大陆中高纬度多数地区强降水事件发生频率明显增加。中低纬度地区夏季的极端干旱事件增多。 　　对于气候变暖的原因，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认为，人类活动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使温室效应加剧，气候变暖。非政府间国际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则认为，是自然原因，如太阳活动造成了气候变化。 　　9．目前的气候变化，全球科学家的共识是：有90%以上的可能是人类自己的责任，人类今日所作的决定和选择，会影响气候变化的走向。今日，地球比过去两千年都要热。如果情况持续恶化，于本世纪末，地球气温将攀升至二百万年来的最高位。 　　过去一百多年间，人类一直依赖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来提供生产生活所需的能源，燃烧这些化石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是使得温室效应增强、进而引发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还有约1/5的温室气体是由于破坏森林、减少了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而产生的。另外，一些特别的工业过程、农业畜牧业也会有少许温室气体排放。 　　在中国，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中占主导地位。1979年至2005年，煤炭资源消费在总能源消费中的平均比重为72.4%。在各种能源消费量的相对变化上，虽然煤炭占总能源消费量的比重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但其绝对消费量却在不断上升。目前，煤炭消费占约67%，加之中国能源效率并不高，如此高度依靠煤炭发展是不可持续的，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变暖问题，人们只有一个选择；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10.喜马拉雅山冰川正在因全球变暖而急剧“消瘦”。2007年4月，绿色和平考察队在喜马拉雅山拍摄了冰川消融的严峻状况，情况十分危急。冰川是地球上最大的淡水水库。资料表明，全球冰川正在因全球变暖而以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速度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地区融化着，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冰川更呈现出加速融化的趋势，冰川融化和退缩的速度不断加快，意味着数以百万的人口将面临着洪水、干旱以及饮用水减少的威胁。被称为“亚洲水塔”的青藏高原冰川是中国乃至亚洲许多主要江河的源头，数亿人的用水问题也与之息息相关。而人类大量燃烧化石燃料导致的全球变暖，使冰川加速退缩。喜马拉雅冰川的消融比世界任何地区都快，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根据目前的全球变暖趋势，不到30年，80%面积的喜马拉雅冰川将消融殆尽。这对于中国本来就日益严峻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无疑是雪上加霜。 　　因为全球变暖带来干旱、缺水、海平面上升、洪水泛滥、热浪及气温剧变，这些都会使世界各地的粮食生产受到破坏。亚洲大部分地区及美国的谷物带地区，将会变得干旱。在一些干旱农业地区，如非洲撒哈拉沙漠地区，只要全球变暖带来轻微的气温上升，粮食生产量都将会大大减少。 　　全球变暖的细微改变，对粮食生产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稻米对温度剧变的敏感性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国际稻米研究所的研究显示，若晚间最低气温每上升1摄氏度（华氏1.8度），稻米收成便会减少10%。值得警惕的是，稻米是全球过半人口的主要粮食，所以全球变暖的轻微的变化可带来深远的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导致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高温、干旱、虫害等因素都可能造成粮食减产。如果不采取措施，预计到2030年，中国种植业生产能力在总体上可能会下降5%至1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农业作物均以下降为主，到21世纪后半期，产量最多可下降37%。同时全球变暖会对农作物品质产生影响，如大豆、冬小麦和玉米等。 　　全球变暖，气温升高还会导致农业病、虫、草害的发生区域扩大，危害时间延长，作物受害程度加重，从而增加农业和除草剂的施用量。此外，全球变暖会加剧农业水资源的不稳定性与供需矛盾。总之，全球变暖将严重影响中国长期的粮食安全。 　　1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指出，“地球上大部分的濒临绝种生物——大约25%的哺乳类动物以及12%的雀鸟有可能于几十年内绝种。这是由于气候变化，影响到它们所栖息的树林、湿地及牧场，而人类发展亦阻碍了它们移居到其他地方。” 　　每个物种皆有其独特的生态位置，有些生物会有较强的适应力，或者说“能屈能伸”。例如，老鼠和狗能在很艰难的环境里生存，但考拉却只能在有桉树的地方生活。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气温、降雨量及海平面上升，摧毁了一些生物的栖息地，而破坏的速度比生物移居的速度还要快。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未来六七十年内，气候变化会导致大量的物种灭绝。现在已经可以确信一些蛙类的灭绝与气候变化有关，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气候变化导致的物种灭绝风险将会比地球历史上5次严重的物种灭绝还要规模大。而唯一的预防方法，便是于未来几十年内迅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拯救生物的时间所剩不多。 　　【问题】 　　围绕给定资料主旨，联系实际，以“‘后天’的拷问”为题，自选角度，写一篇文章。 　　要求：中心明确，事实与观点紧密结合，语言畅达，条理清楚。1000字左右。

问答题 （二）　　【给定资料】 　　在当今的国际较量中，一个国家的硬实力不行，可能一打就败，而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不行，则不打自败，这是日前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高层论坛暨《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2010）》新闻发布会上”，专家学者对努力发展当今中国软实力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共同认识。 　　此次研讨会指出，当下世人对中国文化形象的感知，仍然主要停留在中华民族悠久恢弘的传统文化上，而很多场合我们自己也是习惯于向世人展示中国文化的传统元素。 　　国外有评论说，“假如中国一直都做类似杂技、书法、太极拳之类的表演——这当然都是非常好的东西，人们很喜欢，可是，把这么有意思的、全面的、复杂的中国，就用杂技和书法来解释是很可笑的”。 　　而国内一些地方在展示本国文化时，仍然习惯于“选用那些老掉牙的戏剧、文打武斗的功夫和平淡无奇的茶叶，他们还未意识到如何充分利用当代中国的文化先锋”。 　　实际上，人们更应该看到以简单方式让世人了解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什么的重要性。在现代激烈的文化竞争中，不能仅靠既存的传统，而必须创造传统的新生，否则，只会引来世人以“窥奇式的心态”看待当代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发展，而这显然是可笑的。 　　人们可以认同蓝皮书观点：“中国要加强与世界的沟通与了解，多谈谈国家的创新、不断涌现的新思想以及应对诸多问题的新举措，这样，效果要比古老传统好得多”。 　　【问题】 　　“给定资料”的画线部分写道：“国内一些地方在展示本国文化时，仍然习惯于‘选用那些老掉牙的戏剧、文打武斗的功夫和平淡无奇的茶叶，他们还未意识到如何充分利用当代中国的文化先锋’。”请结合你对这段话的思考，参考给定资料，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 　　（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语言流畅； 　　（4）总字数1000字左右。

问答题 （三十七） 　　【给定资料】　　1．2011年11月16日9时15分许，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小博士幼儿园一辆运送幼儿的校车（核载9人、实载64人），与由东向西行驶的重型自卸货车发生正面相撞，造成21人死亡（其中幼儿19人）、43人受伤。据初步调查分析，事故原因是幼儿园校车严重超员，在大雾天气下逆向超速行驶，导致事故发生。这起事故震惊全国，引起人们对校车安全的普遍关注。一系列校车事故进入人们的视线：湖南衡南县松江镇搭载20名小学生的三轮摩托车失事，14名学生死亡、6个孩子受伤；河南新野县上港乡一辆超载面包车交通事故，车内十数名孩子伤亡；湖南邵阳塘田市镇一艘满载初中生的渡船沉没，十余人死亡；江西贵溪滨江乡洪塘村合盘石童家村小组一辆幼儿园班车侧翻坠入水塘，该7座面包车上载有17人，事故导致11名儿童死亡……这些校车事故背后，无一例外写着“严重超载”。根据调查，目前农村里的校车超载现象较为普遍，甚至成为“常态”。　　自2006年起，教育部开始对农村中小学进行大规模布局调整，主要是撤并生源减少的农村中小学，把学生集中在县乡中心学校，目的是让教育资源集中利用，让更多的农村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这是一项善政。然而，大量村级小学、乡级中学消失，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孩子们上学路途远了，交通如何解决？捉襟见肘的教育部门尚无力提供充足的校车专款、规范学生交通工具，“超载车”“黑校车”便应运而生。“多拉”“快跑”成了他们节省成本、牟取利润的不二法门。　　 　　2．某电视台访谈节目摘录。　　记者：能谈一下政府购置校车的经费问题吗？　　专家Y：现在很多孩子上学远，回家要坐车，这是学校布局调整合并的结果。政府不肯把学校布置那么多，布置学校多要多花钱，政府想少花钱办教育，甚至不花钱办教育。校车购置和校车运行都需要经费，他们也缺少更多的经费用于校车投入。义务教育阶段，经费保障实行以县级财政为主，而在中西部的不少地区，很多县的县级财政主要用于义务教育了。　　记者：校车安全事故，应该向哪个部门问责？　　专家Y：校车管理现行的是共同管理共同负责，校车究竟隶属哪个部门管，在公安、教育和交通等部门之间，并无明确的职权分工。　　记者：校车安全，是否在相关法律法规中被提及？　　专家Y：《义务教育法》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都谈到了学校安全，但都没提“校车”俩字。“学校安全”指校园内安全，但校车运行是校外，这都没提。　　记者：对于校车问题，你有哪些建议？　　专家W：“全国校车安全工程”一方面靠政府引导，一方面靠市场运作。校车由国家统一购买，运行路线则由当地公安、教育部门和运输公司协定，采取招标方式将运营权交给运输公司，国家予以财政补贴。同时，对校车生产厂商和校车运营方则给予政策性优惠，比如对校车主要零部件可减免税收，校车运营所得税部分减免等。　　 　　3．在美国，校车有优先通行权，所有车辆必须自觉避让，甚至总统的“座驾”也不能例外。可以说，校车的待遇甚至优于救护车和消防车。　　1910年，美国大约有30个州开始运作校车制度。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全美的校车运载了至少5亿名学生，乘车上下学的12年制学校学生占到了整个在校生总数的54%。　　美国校车的安全系数是私家车和公交车的40倍。美国的校车上有一个写着“STOP”的标志牌，当校车一到达目的地，司机就会将它显示出来，这时校车前后各25米的车辆要全部停下，对面车道的车也要停下。如果校车停下来之后，后面的车超越它行驶就是严重违章，会对肇事者给予非常严厉的惩罚。有的学校给教师增加10%工资，要求他们放学时送孩子上车。联邦政府和各州为校车制定的法律法规有500项之多。各州每年都要开会专门就校车进行讨论，每5年开一次全国性会议。法律规定，小的校车容易受冲撞出事，因此在它的每个座位上都配有三叉安全带；大校车虽然比较安全，但也装有防撞安全装置。校车对司机也有严格的要求，孩子上下车司机要核对名字，不得疏漏。校车管理部门发现每星期的前三天最容易出事，就针对这一时段做“重点突击”。　　日本各幼儿园和小学明确规定，校车上除司机外，还得有两名全程陪同的指导老师，有时是学校里的生活老师，有时候是自愿做义工的家长，帮着照顾孩子。　　日本70%的孩子需要乘校车上学，有的幼儿园只有一辆校车，只得打时间差将校车分成三条路线，轮流接送。早到的孩子早上学，晚到则反之。这样缓解了拥挤的交通，有利于减少交通事故。　　 　　4．位于贵州中西部的黔西县，素有“杜鹃花之都”的雅称，在这花丛包裹中的大山深处，有一些学生每天上学来回要走4个小时的山路，中午常年吃从家中带来的土豆、苞谷饭、炒玉米，有些甚至吃不上午餐，饿着肚子只能喝些生水，身高和体重严重不达标。黔西县山区学校万余名师生，因学校没有食堂，很多孩子天不亮在家吃了早饭后，要等到天黑才能吃上第二顿饭。因离县城最远，这样的问题在花溪乡尤为突出，“饿！”孩子们都这样说。　　沙坝小学校长方坤友曾多次为学生们的午餐问题犯愁，但苦于资金、物质的匮乏，更多时候只能“有心无力”。方坤友说，他曾对没有吃中饭的学生做过统计，全校169名学生中，有104个学生是没有午餐吃的，“上学需要花费40分钟，中午只休息两个小时，如果孩子在路上耗费一个半小时以上的，就不能正常用餐了，这样的孩子也基本不会回去用餐。”　　方坤友有些无奈，有些孩子只能带一些玉米或冷饭。他举例说，如果下午有体育课，哪些孩子有没有吃饭就会直接从状态上体现出来，吃饭的孩子上课会表现积极一些，没吃饭的孩子一般不想动。　　2011年４月2日，由邓飞等500多名记者和国内数十家媒体联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的“免费午餐”公益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倡议每天捐赠3元为贫困地区学童提供免费午餐。它致力于帮助因家庭贫困而没有钱享受营养午餐的学生，同时呼吁更多爱心企业和人士加入到活动中，通过社会捐助的力量，对一些贫困山区学校简陋的厨房条件予以改善。黔西县花溪镇沙坝小学成为第一个试点学校，成为“免费午餐”的样本。　　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11年10月底，国务院决定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展试点，中央财政投入160多亿元，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试点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试点范围包括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生。　　同时，鼓励各地以贫困地区、民族和边疆地区、革命老区等为重点，因地制宜开展营养改善试点。中央财政给予奖补。统筹农村中小学校舍改造，将学生食堂列为重点建设内容，切实改善学生就餐条件。将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标准每生每天提高1元，达到小学生每天4元、初中生每天5元。中央财政按一定比例奖补。　　 　　5．2011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发布了《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1》。报告披露，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0～18岁儿童总数是2.78亿人。中国弱势儿童群体数量中，孤儿人数从2005年的57.4万上升至2010年的71.2万，五年间增长约24%。0～17岁的各类残疾儿童共504.3万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估计2010年底，约有49.6万～89.4万儿童受艾滋病影响。　　G市较早便在各区（县）分别组建了一只专门的搜救队伍，对流浪未成年人及街头生活无着流浪人员进行拉网式摸底排查。小贵就是2012年12月的排查中被救助的儿童之一。父母离婚后，由于没有人愿意收养，他已经流浪了一年。由于小贵不是本地人，G市救助站要将小贵送到户籍所在地救助站。据小贵回忆，救助站的人把他送上回家的车，留下他一个人回家。家中已经没有人，房子破败、落满灰尘、也没有吃的。当天，小贵就一个人爬上一个大货车来到G市流浪。记者采访了解到，像小贵这样反复流浪的儿童不在少数。自2012年1月至11月底，G市“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共救助流浪未成人797人次，而由亲属接回的只有203人，只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尽管一些孩子反复说自己“我没人要了”“我是孤儿”……但救助站不是儿童福利院，对救助站来说，他们只想将这些“幼无所依”的儿童尽快送回“家”。一名工作人员说，有的孩子甚至一年就送过七八次。“救助站只是临时救助的地方，但同时，按政策也无法认定他的孤儿身份，福利院没法收养，”救助站副站长杨学萍说，再过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合法监护人来认领，G市救助站只能再次把他送回原籍。　　江苏沭阳县儿童福利院，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正在给近20名孤弃儿童上音乐课。一个名叫小明的男孩，随音乐点头，天真且开心地挥舞着手臂。尽管还不到两周岁，他却已经有坎坷的人生经历——两年里，被遗弃、被寄养，再到被养父放弃。沭阳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回忆说，2011年春，男婴出生不久即被遗弃，由于无法查找到他的父母，只得经公安机关办理手续，送到县儿童福利院，随后的一年多时间在儿童福利院度过。2012年年中，一位家住沭阳乡下的盲人强烈要求收养这个孩子。然而，作为一名单身盲人推拿师，身体和经济状况并不符合收养的相关条件，福利院考虑到由家庭抚养，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的成长，几经思量，按照相关要求，将男孩寄养给这位盲人。“没想到的是，不到半年，寄养人就将孩子送了回来，原来是知道孩子目光呆滞、反应迟钝，而且随着他渐渐长大，这些症状愈加明显，担心孩子‘不正常’。”，沭阳县民政局社会事务和社会福利科工作人员说。　　事实上，有着类似“坎坷经历”的孤儿远远不止一个。“健康的孩子在儿童福利院里几乎见不到，那些患有先天性疾病和残疾的孩子被遗弃的可能性较大，一般也难以得到家庭收养。”沭阳县民政局副局长仲其清说。“这些孤儿已经经历了被自己的生身父母第一次抛弃，不应该再被社会第二次抛弃。”仲其清说，政府有责任对儿童福利机构的运行实行“兜底政策”，尽量为这些孤弃儿童提供医疗、教育及就业的机会。目前对此的重视和投入程度还远远不够。　　 　　6．2013年1月4日上午8时30分左右，河南兰考县城关镇一居民楼发生火灾事故，“爱心妈妈”袁厉害收养的孩童中7人不幸丧生。事故发生后，袁厉害因为非法收养弃婴，已经被公安机关带走。　　袁厉害是兰考县的一名村妇，从1987年收养第一名兔唇男婴开始，至今20多年收养的弃婴已超过百名。其中年龄大的已经工作结婚离开，年龄小的只有几个月。在公众的眼中看来，袁厉害称得上是一个好人，一个执著地收养弃婴，并几乎以一己之力养活他们的好人。虽然她给孩子们提供的生活条件称不上太好，但至少可以让他们解决基本的温饱，并在心理上感受到“家”的温暖。但是，一个仅凭一己之力办起来的“孤儿院”，终究会有维持不下去的那一天，命运通过这样一次惨痛的意外终止了袁厉害的善举。为什么好人会好得如此艰难，为什么好人在意外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呢？与袁厉害类似的民间慈善除了灰色地存在或被取缔，就没有第三种存在方式吗？　　我国法律对收养条件与程序限制较多，办理合法的收养手续困难重重。据民政部1月9日公布的数据，我国现有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即“孤儿”）61.5万名。其中，民政部门的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有10.9万名，其他途径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名。这是客观事实。于是，像袁厉害这样的“不合格”收养人很普遍。对此，政府的常规做法，一是规范引导，二是提供可能的帮扶。　　兰考县救助站站长聂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通常情况下，合法的民间收养行为是社会救助的有益补充，对于类似草根慈善行为国家一直持鼓励态度。不过，要获取一份孤儿生活补助并不是易事。W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曾称，现在相关的民政机构对孤儿的界定非常严，不利于弃婴获取补贴及资助。　　以H省L市为例，当地民政部门规定，社会散居孤儿申请孤儿基本生活费，必须由孤儿监护人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并填写H省儿童福利证申请表一式两份。　　申请时，还应出具孤儿父母死亡证明或人民法院宣告孤儿父母死亡或失踪的证明等多种材料，待县级民政部门审批后，将信息及时录入“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并对批准认定人员发给全省统一印制的儿童福利证，持证人员才可从民政部门每月领取孤儿基本生活费。一旦缺乏监护人，或者当地相关部门不主动作为，孤儿便无法获得身份认定。　　有研究人员称，目前，中国对家庭寄养福利项目的资金主要来源是税收，还未能形成高效筹集资金的组织，比如西方普遍的红十字慈善会。这不但加大了政府的预算支出，而且，通常政府的拨款要经过条条审核，使得资金下拨时间过长，不利于解决福利事业的燃眉之急。　　 　　7．2012年1月19日，王家玉带着他的“孩子”们搬离了他守护了18年的院子，这个院子曾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民间孤儿院所在，位于国家级贫困县安徽省颍上县西三十铺镇的王家玉孤残儿童福利院就此终结了它的“民间”身份。　　事实上，2011年10月开始，王家玉的儿童福利院就正式被纳入国家福利院体系，只是“新居”的搬迁刚刚完成。“没搬进来前，我老是惦记着，睡不好觉。昨晚睡得特别好。”搬了新家后，王家玉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1994年春天，王家玉从街上领回了一个饿得奄奄一息的流浪孩子。不成想，他后来又领回了第二个、第三个……甚至许多外省的孤残儿童也来到这里。　　18年过去了，现年72岁的“父亲”王家玉抚养大了500多个孩子，如今还有200多人需要他的照料。　　然而，资金匮乏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王家玉，“还是要靠社会上好心人士的捐助，但这方面捐助并不稳定。”他说。　　孩子们没户口，入学、就业有困难；七成以上孤儿是残疾或重病，护理医疗支出大；护理人员年纪大，没有专业资质……各种烦恼让王家玉寝食难安。　　但是，2010年，颍上县申请到了国家民生工程社会儿童福利中心建设项目的一笔资金。颍上县决定在西三十铺镇化桥村修建一所社会儿童福利院接管王家玉孤儿院，县民政局成为新福利院的主管单位。　　占地40亩左右的新福利院总投资660多万元，面积是原来孤儿院的5倍。游戏活动室、图书室宽敞明亮，干净整洁的餐厅带有一人多高的碗筷消毒柜，还有孤独症康复室、智障儿童康复室、脑瘫儿童康复室、语言训练室、感觉统合训练室……　　每个卧室都带有独立卫生间和阳台，上学的大孩子每两三人一个房间，而学龄前的孩子则每四五人一个房间。　　被民政局接管后，2011年9月，原孤儿院中所有孩子都办理了户口。而次月“转公”后，未满18周岁的孤儿可以享受到由政府、省级和地方三级财政配给的每人每月100元补助，之前每个月的最低生活补助由颍上县政府照常发放。院里原有的工作人员，颍上县民政局也会继续聘用，并进一步补充有资质的专业护理人员。　　王家玉也被聘为颍上县社会儿童福利院的名誉院长，可以和孩子们住在一起。“我走不开、也不想走，我会跟孩子们到最后一天。”王家玉说。　　 　　8．近几年，中国群众性助孤活动日益深入。群众性献爱心活动广泛开展，涌现出一批志愿者队伍。在上海、北京等地开展的“好心人抱一抱孤儿”“为孤残儿童献爱心、送健康”“援助孤儿大行动”“爱心同盟”等活动，均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在这些活动中，众多城市的许许多多家庭或在节假日或在平时将福利院的儿童接到自己家中，使他们能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和爱抚。　　截止1995年底，中华慈善总会已在全国各地发展了44个地方组织作为团体会员，总会系统共募集社会捐助1亿多元，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资助孤儿就业培训和为孤儿实施脱残手术。社会各界关心儿童福利院，向儿童福利院捐款捐物，支持儿童福利院不断改善养育、救治和教育条件。山东省青岛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策勒县等一些地方建立了孤儿福利基金。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仅1994年和1995年就收到社会各界的捐款440万元。目前，全国已有8000名孤儿得到入学资助。　　到了“十一五”期间，通过实施“儿童福利机构建设蓝天计划”，儿童福利机构建设被重视起来。从2006年起，民政部每年从部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中安排2亿元予以资助，地方民政部门的福利彩票公益金也要将“蓝天计划”作为重点项目进行资助，加上地方财政的投入，计划用5年时间，从中央到地方投入资金60亿元，在全国常住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地级市建设和完善一批儿童福利机构。　　到2010年，基本实现全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地级城市都拥有独立儿童福利机构或在当地社会福利机构中设有相对独立的儿童部，新增孤儿收养安置床位约6.5万张。　　 　　9．11月29日，北京市东城区的一位家长在幼儿园接孩子时，收到一份学生、幼儿乘坐学生班车情况调查表，这份由当地教育系统进行的调查明确要求，希望家长如实填写孩子上下学乘车情况，以便对学生班车进行全面彻查，进一步采取安全监管措施。　　目前，这样的调查不只在北京市展开。不过，解决孩子们上学的交通问题，只是改善儿童生存、发展状况比较细致的工作之一。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无差别歧视原则、最大利益原则、生存与发展原则、参与原则。其中最关键、最基础、最重要的就是最大利益原则。要增进儿童的福祉，真正实现儿童利益处于社会核心地位，在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实现“儿童最大利益”，可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为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著名专家，T教授表示了他的担忧。近几年来，每当严重损害儿童权益的事件出现时，媒体、公众就开始反思、追问、呼吁，但一段时间之后，伴随着新的社会热点的出现，媒体和公众就又去关注新的热点，困境中的儿童依旧处于困境。我国儿童福利面临的绝大多数问题不是开几个会就能解决的，作为一个城乡差异、东西部差异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儿童权利保护事业需要得到持久关注和长期不懈的努力。　　 【问题】　　“给定资料”中提到：“要增进儿童的福祉，真正实现儿童利益处于社会核心地位，在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实现‘儿童最大利益’，可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请结合你对这段话的体悟，参考“给定资料”，写一篇文章。　　要求： 　　（1）结合“给定资料”，并注意联系当前社会实际和自身体会；　　（2）观点明确，内容充实，层次清楚，语言流畅；　　（3）不少于1000字。

问答题 （八）　　【给定资料】 　　1．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是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建立责任政府，对于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强化政府责任，使权力和责任挂钩；对于摆正政府的角色地位，甘为人民的公仆，切实对人民负责任；对于更好地塑造政府形象，增强政府的权威性，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国公务员队伍是履行政府职能和开展公共行政管理的主体，在社会公共管理领域中负有特殊的职责和使命。他们责任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构建责任政府的进程。责任政府建成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各级公务员能否充分意识到政府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所有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能否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有当广大公务员普遍树立起责任意识，现代责任政府的建设才会有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与持续的动力。我们的公务员队伍总体状况是好的，近年来涌现出众多具有强烈工作责任心和事业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人物。 　　2．曹道云，中共党员，担任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局长期间，以自身的模范行为和奉献精神，认真践行“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的民政工作宗旨，努力做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感情的贴心人、呼声的代言人、权益的维护人，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破解了一道道工作的难题，实现了一系列突破和创新，带领的团队在民政系统开创了诸多“第一”：设立第一个经常性捐助接收点——曹杨街道“衣被银行”，成立上海第一家“慈善超市”，在大学校园内设立第一家经常性捐助接收点和慈善超市，探索建立“就业与求助双向联动机制”等10项试点工作经验被民政部推广。社区居民亲切地称他“慈善局长”“爱心局长”，他则说“我的人生价值在于多帮助人”。 　　普陀区曾是产业工人集居地，下岗失业困难人员多、外来困难人员多、60岁以上困难老人多的“三多”现象在普陀区非常突出，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到全区总人口的20%。 　　2004年，曹道云创新性地提出“政府指导推动、老龄社团运作、社会各方参与、家庭子女关爱、独居老人受益”的工作思路，以老龄社团为载体，全面实施纯老年人家庭“守望工程”。通过一封给独居老人的告知信，一张填有独居老人3位联系人的表格，一份印有应急求助24小时热线的爱心卡，一个随时可点击的独居老人数据库，10家设有义务门诊医院的生命绿色通道，以及全区与独居老人结成对子的志愿者，为独居老人编织起一张无微不至的关爱网。 　　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曹道云又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全区打造一个“10分钟养老服务圈”，即以区内25个养老机构为“圆心”，以10分钟路程为半径，通过养老机构人力、物力资源输出，为周边居家老人提供日托、送餐、助浴、陪聊等养老服务。2002年起，曹道云与福利院5位孤老结对。逢年过节，他都会送上红包；降温了，他又自掏腰包为老人购买保暖内衣。 　　曹道云和同事们还开展多次调研，完善“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百姓受益”的慈善事业新思路。最早出现在曹杨街道的“衣被银行”，成为帮困平台和“爱心中转站”，市民可以到这里捐款捐物；困难群众也可以来领取衣被和生活必需品，暂解燃眉之急。在这种模式指导下，普陀区已建立18个经常性社会捐助接收点、13家爱心慈善超市，受助群众达10万余人次。 　　民政局的工作，得到居民一致好评，在上海市民政系统五年一届的“孺子牛金奖”评选中，曹道云获得唯一金奖，他带领的团队也被评为“上海市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曹道云说：“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我只是在履行我的职责，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3．陈家顺同志也是公务员队伍中的一个楷模。陈家顺担任云南省沾益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沾益县驻浙江义乌劳务工作站站长期间，积极组织家乡农民到浙江义乌等地务工。他心系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全力为农民工排忧解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了摸清农民工工作、吃住、工资待遇、劳动时间等情况，从2007年9月以来，陈家顺深入多家用工企业，以农民工的身份应聘到企业“卧底”打工，同时考察了义乌市及周边县市的678家各类企业，为农民工提供了180多家用工情况良好的企业信息。他还努力为农民工调解各类纠纷，尤其是涉及农民工利益的劳务纠纷，他总是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勇于维权。多年来，共为农民工调解各类纠纷780余起，挽回损失16万余元。在农民工遇到困难时，他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多次协调企业垫付农民工车费、伙食费、医药费等共7万多元。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使他赢得了广大服务对象的好评和社会各界的称赞，被誉为“卧底局长”“民工局长”。 　　陈家顺同志于2007年被评为曲靖市劳务产业先进工作者；2011年被评为云南省云岭楷模；2012年被曲靖市委授予“公务员楷模”荣誉称号，被云南省委授予“直接联系群众的好干部”荣誉称号。 　　但也毋庸讳言，我们公务员队伍中也有一些人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缺失，群众观念和事业心不强。有些政府机关以及公务员，嘴里往往只剩下招商引资，为群众办事漫不经心，“漠然置之”，或相互推诿、相互扯皮、能拖就拖。“早早一去，满满的人，排了两小时的队，人家说隔壁才收钱。”说这话的是徐州一位普通市民，他的经历颇具代表性。而办事时遭遇相关部门“踢皮球”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2012年2月29日，徐州市作风办发出首张“问责责任书”，被问责的是云龙区住建局，因在解决骆驼山康馨园居民反映的“地下室归属”等问题上“拖延懈怠、推诿塞责、处置不力”，被诫勉谈话和通报批评。一些社会矛盾高发问题，没有成为地方政府各部门的共识，没有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而是某一两个部门单打独斗。一些地方发生集体上访，机关大院里甚至有少数公务员“看热闹”，议论“今天来的老百姓怎么人数那么少”“怎么这么快这么乖就走了”，等等。不少群众的利益诉求，实际上并不复杂，一些拖上一两年的“难题”，到实地去调研几天就解决了。哪里存在风险因素，群众有哪些合理利益受损，有些基层政府机关领导班子实际上是知道的，但都不把它摆到桌面上。这是因为谁一旦把那层纸捅破，就必须有人承担过失，必须有人出面解决，大家心照不宣，只要没有群众上访的压力，能拖就拖，倾向于把麻烦留给下任。有些基层公务员面对风险因素时，存在着回避矛盾、侥幸过关的心态，以至于小事拖成大事，普通利益诉求酿成群体冲突。一些基层政府领导处理群众利益时，政府决策或措施暂时得不到群众理解时，便使用怪招损招压服群众。如某地修公路要拆迁，一些商铺和农户的补偿迟迟未能谈妥。为了不耽误工期，基层政府部门领导采用“抓小辫子”的办法压服对方，派税务部门上门查账，威胁说“只要查到偷税漏税，坚决依法判刑”；对农民“钉子户”，政府则去查农宅违章建筑，因为农民宅基地建房多多少少在规划报建方面有瑕疵，政府于是勒令“一周之内拆除”。商户和农户不敢再讨价还价，立即老老实实签协议走人，而政府也不再提偷税漏税、违章建筑的事了。用这种“损招”快速平息社会矛盾，表面上事件解决了，实际上群众“口服心不服”，埋下不满情绪，损坏了党和政府形象。有的地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责任心缺失，损害了政府公信力。曾经轰动一时的“华南虎照”事件已经有了官方结论，一位大山深处中的农民主演的闹剧，演变成一起受到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从“华南虎照”事件的过程来看，周正龙伪造虎照后，县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没有到现场查看就写了勘察报告，而分管县长没有进行调查研究就签了字，陕西省林业厅相关机构和领导接到报告后不到现场勘察，不进行认真的专家鉴定，就以省级政府主管部门的名义草率召开新闻发布会予以确认发布，其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可谓大矣。 　　4．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可能引发各种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因素也随之增加。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而其中一些群体性事件基本上是由各种利益矛盾引发，如果处置不当、处置不公，矛盾冲突极易激化。 　　2008年7月19日，云南省孟连县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孟连县的橡胶产业是采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胶农负责种植，然后按照签订的销售协议，按协议价格把胶乳卖给橡胶公司。“勐马”和“公信”是孟连县最大的橡胶企业，经历了从乡镇企业到股份合作制企业、私营企业的两次改制，但改制并不彻底，留有产权不清晰、管理不规范、分配不合理的后遗症。2005年以来，橡胶价格大幅攀升，从原来的几千元涨到2.5万元以上，但公司对胶乳收购价格不作调整，橡胶价格飞涨和农特税取消带来的利益被橡胶公司老板独享，引致胶农愤慨。胶农决定中止出售胶乳给公司，自行售给价高的收购者，遭到公司派出的保安阻止，双方多次发生冲突。县乡党委、政府对此简单地以治安案件论处，反复动用警力介入。警察与当地胶农先后多次发生冲突，警察被打、警车被砸的群体性事件在所谓“7·19事件”前已累计发生过7起。 　　在处理这些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孟连县委、县政府认为，这些事件是农村黑恶势力作怪，要求普洱市调用警力进行打击。2008年3月，普洱市政法委领导专程到省政法委汇报，省政法委领导听了情况后说，要分清矛盾性质，最大限度考虑群众利益，调整利益纠纷，不同意治安整治和抓捕。省政法委派出工作组到孟连调研后认为，当地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群众利益纠纷，再次重申对少数人采取强制措施可能引起群体事件的风险。 　　2008年6月14日，普洱市公安局又向省公安厅书面请示跨县调动400名警察到孟连，省政法委、公安厅明确否定了这一请求。然而，7月2日的普洱市委常委会依然决定打击孟连农村黑恶势力，跨县调警之事不再向省里报告。11日，市公安局调动的警力向孟连集结。 　　2008年7月15日，孟连县政府发布治安整治通告，派出工作队，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也限令“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次日，警察强制传唤8名涉案者。17日，一抓捕对象被扣留，引发300名群众围堵工作队，两名工作队员被打伤。市里认为工作队的安全受到威胁，有必要动用警力实施打击，19日凌晨，抓捕行动引发了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2008年7月19日凌晨4时，175名警察从孟连县城出发，星夜奔赴40公里外的勐马镇勐啊村。黎明时分，5名嫌疑人随后被抓捕，受到强制传唤。抓捕行动本来还是顺利的。然而，情况突变，这次抓捕酿成的冲突就此拉开了序幕。 　　其后，勐啊村数百名村民闻讯而来，他们手持长刀、锄头、铁棒、木棍、弹弓等器械，沿勐马至勐啊公路形成围攻之势，冲击正在孟连农场制胶厂路口执行警戒任务的58名警察。警察奉命迅速组成四层防御队形，并用扩音器喊话试图劝阻村民，但村民们不予理睬，他们从公路正面和左侧山坡分两路袭击警察，挥舞刀棒砍砸过来，突破了警戒线，警察的盾牌、头盔、警棍被刀棍劈开砸裂，多名警察负伤。在对空鸣枪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警察被迫使用防暴枪（内装橡皮子弹）自卫，由于距离太近，有一对父子被防暴枪击中死亡。与此同时，另一路村民纷纷用石块、砖块、弹弓发起攻击，警察对空鸣枪并发射催泪弹驱散了人群。至此，围攻人群逐渐停止攻击，但仍聚集在150米外与警察对峙。村民砍倒树，用树干、石头和人墙切断交通，把警察围困在公路边动弹不得，无法回撤。现场局势一触即发，气氛极度紧张。村民提出必须马上释放被强制传唤的5名嫌疑人。闻讯赶到的普洱市委书记现场劝导情绪激动的村民，并决定放人，缓解对立情绪。傍晚，被围困达11个小时的警察终于得以撤离。 　　当天先后参与围攻警察的村民达700余人。这起事件造成两名村民死亡，17名村民、41名警察、3名干部受伤，9辆执行任务的汽车被砸坏，102件警械被损毁或丢失。2008年9月4日，云南省委常委会专题听取省委、省政府孟连“7·19”事件调查组情况汇报并对事件作出处理结论。 　　云南省常委会认为，“孟连事件”表面上是警民冲突，而实质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长期纠纷所引发的一起较为严重的群众性突发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集中表现。事件后果严重、影响恶劣，不仅造成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严重伤害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云南省委常委会还决定，对“孟连事件”定性不准、决策失误、处置不当、用人不当、工作失职的市县党政领导分别给予撤销职务的党纪处分和责令辞职、书面检查的问责；对普洱市、孟连县少数领导干部参与橡胶公司入股、分红，参与胶林买卖、租赁等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由省、市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深查；责成普洱市委、市政府对“孟连事件”中负有责任的孟连县委、县政府和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党政纪处分。 　　5．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下，强化政府官员的责任，建设责任政府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公共行政改革的趋势之一。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国际公共行政改革潮流的影响下，为了解决政府公务员内部出现的不协调和难以合作，严重影响政府的施政效果以及对社会民众回应性不够，忽视民意表达的诉求等问题，加快责任政府建设的步伐，于2001年4月17日向立法会提出了高官问责的方案，并于同年7月1日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行的“问责制”，为施政带来一个全新的面貌，使行政管理队伍出现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由于问责官员要承担责任，他们就要重视民意，更要体察民情和勇于面对市民公众，以政绩表现赢取市民公众的信任和支持，更能够及时回应市民诉求，建立更有民意基础的政府。二是通过“问责制”使主要官员的权责得到清晰界定，加强了官员责任，为造就一个更加开放、负责和有效的政府奠定了基础。 　　6．对香港公共行政改革和责任政府构建产生重要影响的问责制，于2003年非典时期在大陆逐步推开，包括前卫生部长、前北京市长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几百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非典危机过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 　　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官员因涉及“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应引咎辞职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将引咎辞职明确引入问责制度，这其实也是从中共中央文件的层面确立了问责制度，对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7．2003年以来，地方的行政问责制建设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如2003年8月15日长沙市政府率先实施行政问责制，颁布了《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暂行办法》规定，对现任市政府领导，市政府各职能部门、直属机关、派出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和各区、县（市）政府行政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办法》实施以后在长沙市政界引起强烈反响，有些官员感叹：“现在的官越来越不好当了！”但行政问责制的推行，强有力地促进了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增强责任意识，扎扎实实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 　　8．行政问责制的实施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权力运作基本原则，明确了授权者与被授权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问题，实现了权力与责任的平衡，为民众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的载体。同时，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对中国传统“官本位”政治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增强了官员为官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加大了官员权力消极运作的政治成本，为公平、正义、民主、法治、责任的政治生态环境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 　　9．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的是，行政问责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还是一个新事物，在实施中必将会遇到一些理论与现实的问题。什么事情应该问责？就目前的个案来看，主要是对一些重大的责任事故或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进行责任追究，而在决策中存在的问题或是公共管理中消极行政现象（行政低效、运行高成本、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却没有具体的规定，使得行政问责制运行的空间较有限，制约了问责制应有功能的发挥。到底由谁来问责？近年来问责的个案中基本上都由上级政府或上级党委对下级政府的主要官员进行责任追究，这种行政问责本身就是体制内官员问责模式，难免有人会质疑它的公正性与科学性。同时，没有发挥权力主体——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主体的监督功能，又因公民参与监督的路径缺失，没有有效发挥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使得这种问责制的启动缺乏应有的、足够的严谨性，影响了问责制的公平公正性。对谁问责？在行政问责的个案中可以看出，由于官员的权利、责任不甚明确，现在问责主要是对政府官员进行责任追究，而对地方党委的官员进行问责较少，因而也就出现了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该问谁的责”，是党委领导还是行政领导？是正职还是副职？是直接管理的官员还是间接管理的官员？（也就是哪个层面的官员应承担责任）。这些问题不解决，问责的作用难以得到更好的发挥。如何去问责？这也是在实施行政问责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何保障问责主体客观公正地去对客体进行责任追究，至今还没有一套完善的规则和程序来遵循。而程序不完善则很难排除在行政问责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在某种情况下问责有可能成为部分别有用心的官员排除异己的工具。现实中行政问责都是由上级领导来启动，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经常是根据事件影响程度的大小决定问责的范围和层次。此外，被引咎辞职或被责令辞职的公务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重新被任用，或以怎样的程序重新被任用，目前还缺乏这方面明确的操作性规定。 　　10.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进一步走向了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2005年4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领导成员的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作出了原则规定。从最高效力的法律层面确认了当前实施的行政问责制的合法性。200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问责情形、方式、对象、程序等作出了详细规定，《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进一步为问责制确立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规定，促进了问责制或行政问责制的建设和实施，为我国责任政府的建设提供了法制保障。 　　【问题】 　　阅读“给定资料”，以“强化公务员责任意识”为主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1）参考“给定资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 　　（2）观点明确，联系实际，分析具体，条理清楚，语言流畅。 　　（3）总字数800～1000字。

问答题 （十九）　　【给定资料】 　　1．“这是一个母女三人的故事——关于莫扎特和门德尔松，关于钢琴和小提琴，以及我们如何成功地登上卡内基音乐大厅的舞台。”48岁的耶鲁法学院教授、美籍华裔移民蔡美儿在她的新书《虎妈战歌》介绍中写道。这位华裔母亲和她的女儿们不仅登上了卡内基音乐大厅，也登上了美国媒体的首页。《华尔街日报》对她的故事进行了连续报道，《时代》周刊则将她选为了封面人物。 　　如果只是这样一个优雅的故事，她或许不会成为全美国的焦点。身为华裔的蔡美儿认为严厉的中式家教比宽松的西式教育优越，并以自己为例——为使小女儿露露熟练地弹奏雅克·依伯特的钢琴曲，她要求女儿从傍晚一直弹到夜里，中间不许喝水，不许吃饭，不许上洗手间。最终她的女儿在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大厅登台表演。“为什么中国妈妈比美国妈妈更好”——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 　　“虎妈”蔡美儿为两个女儿制定十大戒律，自称“采用咒骂、威胁、贿赂、利诱等种种高压手段，要求孩子沿着父母为其选择的道路努力”。蔡美儿宣告：魔鬼式的训练是成功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小孩总在世界上扫荡各类数学和音乐大奖。而那些“软蛋”西方家长却从来不敢要求儿女这么做，他们甚至明知道孩子体重已经超标，却不敢在他们面前提一个“肥”字。 　　美国读者经历了最初的震惊和愤怒之后开始反思，并在网上掀起了一场举国大讨论。“我们真的要失败了吗？我们的教育存在哪些问题？我们的孩子如何避免成为失败者？”无论如何自省，绝大部分美国人对深入他们骨髓的基本精神仍然坚持不移：比如尊重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包括自己的孩子。 　　2．自称“中国狼爸”的香港商人萧百佑，用“打”的教育方式，将四个孩子送进北大，自己也跻身成功父母行列，出版教子经《所以，北大兄妹》介绍自己的教育经验，以“打”为法宝的“中国狼爸”再次掀起对中国国产教育模式的讨论。 　　崇尚国学传统的萧百佑，在他的四个孩子身上，寄托着巨大的成才希望和教育梦想。他认为，“三岁定八十”，孩子幼儿时期的性情习惯，决定了他此后的一生，而此时幼儿园的老师只能教他们游戏玩乐和一些基本知识，因此需要通过家教，对孩子进行严格引导。 　　萧百佑找来古时的启蒙书籍《三字经》，标注拼音，带着3岁的长子萧尧念。萧尧如果闹脾气，不用心背，萧百佑便拿起藤条抽打他的手心。开始时，萧尧背书时不努力、不认真、不断哭闹，半个月之后，背诵课文确实越来越流畅。萧百佑的妻子开始很反对他的做法，见儿子如此长进，非常高兴，便同意了丈夫的教育方式。萧百佑得到妻子的配合之后，开始大张旗鼓地执行他的“棍棒教育法”。在“狼爸看来”，体罚不是传统家教的全部、更不是传统家教的目的，体罚是师长、尤其是家长的权利，是孩子的福祉。 　　为防止孩子学坏，萧百佑对他们进行了“社交管制”。如果谁要去同学家串门，必须经过烦琐的申请审批程序。他无论在家还是在外工作，都会给孩子布置任务，随时监控孩子的行踪。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他们也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反抗父亲：“什么都要听你的，太不民主了。”然而萧百佑振振有词：“什么是民主？你们是民，我是主，这就是民主！” 　　一些业界教育专家表示，“狼爸”和“虎妈”的做法如出一辙，是对孩子一种强悍的管制，如果说按他们书中所写的方法来管孩子就能成功，那么真是简单，天下父母都可以是“成功父母”了。“所以，假如‘狼爸’的孩子真的很优秀，那敢肯定他在生活中绝不是像书中所写那样对待孩子，他是只写其一不写其二；假如他真是像书中所写那样简单粗暴地对待孩子，那他的孩子一定是有问题的，即使学习成绩好，心理也不会健康。” 　　有专家也认为，“自己是主，孩子是民”——有这样的爸爸，注定没有幸福的童年。没有幸福的童年，很难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因为童年的经历影响人的一生。而且，“狼爸”完全以成败论英雄，而他的成败又界定得那么狭窄：考上好的学校。这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是非常低级的人生幸福观。 　　3．虽然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全免，但家长们仍要面对名目繁多的“费”，如补课费、择校费、赞助费等。教育支出因此成为多数家庭一个沉重的负担。 　　2012年，简女士的女儿考上荆州一所省示范高中的三限生，2万多元的择校费对一个工薪家庭来说是一笔大开支。为了鼓励女儿上进，简女士想出了记账的法子。择校费、学费、住宿及每月生活费、各类学习用品，女儿花的每一笔钱，简女士都一一记录在账本上。女儿上高中半年，各类支出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3.5万元。每次，简女士总是当着女儿的面记账，并随口说，“现在给你花的，将来都要还给我”，女儿每次都默不作声。考试失利后，女儿将自己反锁在寝室里大哭大叫：“将来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欠妈妈的钱还不了又怎么办？”简女士没想到，原本想勉励孩子勤奋读书的记账法，却适得其反，让女儿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压力，最终导致母女矛盾激化。 　　简女士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很多家长坦承也曾给孩子记过账。家长们反映，现在家庭教育支出的负担越来越重，为支付孩子上学的费用，家长承受的压力不比孩子小。 　　心理咨询师尹邓安教授说：“应试教育制度是导致这类问题的根源。一切为了考试，分数决定一切，家长认为只要孩子能上好大学、出人头地，为此付出再多也值。” 　　应试制度下，成绩成为家长关注的唯一问题，随着家长对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高投入高回报”等功利性的教育观念就越来越深人人心，孩子负担增大的同时，家庭经济负担也越来越重。 　　相关调查结果显示，现阶段，基础性教育支出平均仅占家庭教育总支出的19.8%，这也就是说，城市家庭的教育支出大多数花在了课外辅导、择校等方面。因而城市家庭的课外培训或辅导、买学区房、择校等选择性教育支出与扩展性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家庭教育支出的主要负担。父母又将这一负担转嫁到子女头上，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让当下的教育方式陷入“高投入，低回报”的怪圈。 　　4．“孩子表现不好，就在他脸上盖个蓝墨水的印章，这跟古代给犯人脸上刺字有什么区别？”2012年9月25日，有家长投诉称，深圳龙华新区民治街道上芬小学有老师在表现不好的学生脸上盖章以示批评。记者在该校三年一班教室内看到，有3名孩子脸上分别有红、蓝两种颜色印章。涉事老师称，该校有一项争优创先的学生评比活动，在具体实施过程当中，她个人考虑欠妥，将原本应该盖在本子上的印章用在学生脸上。上芬小学副校长向孩子及家长表示歉意，并称会认真反思教学工作中的问题。 　　对涉事老师这种粗鄙做法，不少网友怒不可遏。尤其在教师节刚过去不久，就发生这样的事情，让人痛心，促人反思。 　　给孩子脸上盖章，这是刺向教育的现代黥刑，因为类似事件不是一次两次地发生。从给差生戴“绿领巾”，到要求差生在走廊考试，从给差生测智商，到要求差生缴纳“不听话押金”……如果不是媒体报道的坐实，断难想象在现实中居然有这样冷漠而野蛮的教育思维。每一次丑闻爆发后，相关学校在纠错之余，总是不免辩解：考虑欠妥，这样做是为孩子好、激励差生，初衷不错、方式不对云云。如此辩解，苍白得没有一丝温情，初衷好就可以羞辱孩子吗？何况初衷好不好还不一定，有些老师这样做，无非是释放内心的恶，或给差生点颜色看看，这种羞辱式教育只为让孩子驯服而已。 　　报道中有一处细节令人心碎。一名被盖了蓝印章的孩子称，他曾要求老师将印章盖在手上，不像脸上那么明显，但遭到老师的拒绝，老师还告知他，只有回家才能擦掉。每个人都有尊严，孩子自然不例外，当他乞求老师盖在手里时是多么卑微而无奈，遭到老师拒绝后又该多么绝望而痛苦。 　　有识之士认为，“教育是培养，而不是选拔和淘汰。教育要让每一个人都在进步，教人上台阶，而不是用台阶把人简单分类。”此说不无道理，任何心怀善意、懂得教育规律的校长和老师，都应该坚持有教无类。但为何总有老师无视职业道德，以羞辱学生为能？ 　　5．有报道称，近日，武汉7对父母放弃城市的优质教育，在乡下找了一所废弃的小学，自己教孩子诵经读典、练习书法。7对家长坦言，此举实属无奈，只因对现行的教育体制失去信心，不得已只好去摸索一条能够保护孩子们天性的教育之路。 　　这处“世外桃源”在武汉市黄陂木兰山脚下的一所闲置小学。两层的教学楼一楼被改建成各家的宿舍，二楼则是孩子们的学习场所。其中，幼儿活动室里摆放的玩具中，看不到塑料玩具，更没有小汽车、变形金刚或芭比娃娃，全是家长们的手工作品，比如用木头、竹子制的积木和用布缝的手工娃娃。 　　家长给孩子们安排的生活很规律。早晨7点半起床，吃过早饭后，孩子们齐坐在蒲团上，由家长引领着诵读“四书五经”等经典。据称这是孩子们每天最重要的一堂课。读完经书，年龄大的孩子会有数学、书法、英语等课程，全由家长授课。3岁以下孩子的主要任务则是玩。 　　除了每天两个多小时的课堂学习外，孩子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户外。8岁女孩朱佳曾上过三年私塾。她认为，在村里学的内容和学校没啥区别，但自由时间更多，可以无拘无束地玩耍。家长说，孩子们没有考试，但也有任务，就是跟家长一起刷墙布置教室、填埋垃圾、种菜浇水等，大点的孩子要自己手洗简单的衣物。“很多人以为教育就是上学考试。而我们认为，让孩子跟父母在一起劳动、读书，就是最好的教育。孩子们可以在自然中学习，从模仿父母中学习。”“我们追求的教育不是一味地传授知识，而是要培养主动学习和思考的能力，让孩子在做中学、玩中学。”家长杨女士说。 　　“远离城市污染和喧嚣，保护孩子的天性，尽可能地给他们自由，给他们一片没有污染的人文和自然环境，陪伴他们一起学习和成长，这就是我们想给孩子们提供的生活。”一位妈妈这样解读她心中的“世外桃源”。 　　6．某大报2013年1月9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内容概要如下： 　　谈到“桃花源式”教育，有网友评论，这是拿孩子的前程赌博，私塾式教育、在家上学远不适应当下社会成员所需素质。笔者也认为，现代社会要求人的一生要不断适应新环境，教育目的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全面发展，顺畅融入社会。小孩子要学会合群，许多知识、能力的培养要在设定的集体环境中完成。个人学问再大也不能取代学校，取代有专业资质的教师群体。 　　从深层次说，类似“逃离”事件像一面镜子，映射出当前我们公共教育的弊端和相当一部分家长的忧虑，学校必须对此高度重视，并深刻反思。 　　拿学前教育来说，幼儿阶段的学习主要是通过玩耍、游戏、模仿等适合幼童发育阶段的方式愉快开展；通过集体生活养成好习惯。可目前不少幼儿园把小学课程内的语文、数学、外语搬来，个别从业者甚至体罚幼儿，这样如何令人放心？中小学教育值得反思的是，应试偏向不仅把孩子、家长搞辛苦，更把人训练得功利、短视，谈何健全人格培养？瞄准考试、考级的繁重课业和训练，挤掉了必要的体育、劳动、艺术教育与兴趣阅读，谈何全面发展？教育界主张的小班教学、课堂讨论、探索实践、劳动能力训练久推不动，对于自然、社会、家乡这些生存发展本源的认知和思索无从谈起，遑论创新潜质？长此以往，我们民族的竞争力会提升还是下降？ 　　从这面镜子我们看到，对于公共教育的改进，要釜底抽薪，而非扬汤止沸。公共教育被诟病有自身问题，更有着深厚社会基础。当一个社会的功利倾向膨胀到不顾长远时，自然会左右教育偏离本源。革除教育弊端须从改革一些社会基本制度，化解某些社会基本矛盾入手，比如改革人才评价标准、缩小阶层差距、尊重劳动者、推进公平正义、遏制低俗传媒。教育也必须建立家长参与改革的机制。对于社会弊端，是逃避还是付出努力参与变革？我们需要的是后一种选择，而且不能再等下去，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当童话大王郑渊洁与儿子郑亚旗“合谋退学”时，这种行为还有些惊世骇俗，但现在，因为不满学校教育而回归家庭的案例遍布我国各地。而国外经验的支持，也让不少家长获得迈出这一步的勇气。 　　几乎所有下定决心让自己的孩子脱离正规学校教育的家长，在阐述原因时都首先提到自己已经对现行的教育体制失去信心。在他们看来，现在的学校教育重复灌输、压抑天性，孩子在重压之下，既不能培养健全的人格，也不能获得有效的知识。追不得已，这些家长只能自己寻求、摸索一条能够保护孩子们天性的教育之路。 　　“在家上学”的教育模式虽然看上去很美，深究之下也暴露出不少家长认识上的误区。 　　误区一：学校的知识教育毫无意义？ 　　事实上，学校进行知识教育本身并没有错，出现偏差的是知识教育的内容和传授方式。家长应该做的，是要从知识结构和传授方式上进行纠正。如果因为反感学校向学生灌输“无用知识”，就让“在家上学的孩子走上只读经典的极端，恐怕就会过犹不及，不利于孩子未来的发展。 　　误区二：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势不两立？ 　　家庭教育对孩子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并不能够互相取代，而是相辅相成不可割裂。当学校教育不尽如人意时，家长的当务之急不是寻求可以全面代替学校教育的“在家上学”，而是需要反思自己的家庭教育，是不是放大了学校教育的偏差，能不能给孩子必要的补充和纠正。 　　误区三：社交环境可以人为制造？ 　　“在家上学”模式很难人为制造出学校能够提供的社交环境，会让孩子脱离同龄人的主流生活模式，可能会对他们未来融入社会产生不良影响。 　　误区四：孩子当成才还是“成人”？ 　　尽管多数家长的初衷和口号都是让孩子自然发展天性，但其教育目标的设定，却又明显表现出期望孩子成为杰出人才的指向性。教育中一个尴尬又残酷的现实是，99%的孩子最后都只能成为一个平凡人，但却有99%的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应当是天才。对于大多数孩子而言，让他们拥有一个完整健全的人格，恐怕比成才更加重要。 　　8．目前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湖北、云南等地，存在不少学生在家上学的案例，涵盖幼儿园至高中的各个阶段。“在家上学”在中国绝对算得上新鲜事物，但在国际上，“在家上学”有一个通用英文词“homeschooling”，是美国19世纪末开始萌芽的一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并于20世纪50年代蓬勃发展。现在，美国的50个州都允许“在家上学”这种教育方式，并已有200万学生在家上学，约占学龄儿童的3%。在家上学已经成为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一种教育形式。 　　美国家长选择让孩子在家上学的四大理由为：出于对公立学校环境的考虑，包括安全保障、暴力事件等，缓解孩子上学压力（88%）；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学指点和帮助（83%）；对教学质量不满（73%）；对陈旧的教学方式不认同（65%）。有调查显示，大多数让孩子“在家上学”的家长非常注重与其他家庭及社会机构的联系，因此，那种认为“在家上学”需要离群索居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美国基础教育包括11项课程，它们是英语阅读能力、拼写、语言运用、数学、科学、社会学、历史、健康卫生、体育、职业教育和音乐入门。而实际上，其中很多内容不必分开教授，像阅读、拼写、语言运用等，在家上学不用每一门都开课。另外教科书可以自选。由于美国在家上学发展已久，有专门的出版社为他们准备课本和教师指导手册，就算使用自编教材都是合法的。如果家长不能教授某些课程，可以自主选择老师，老师无须拥有教学证书。不过，担任教学的家长或教师都是多才多艺的人。美国的家长如果选择家庭教师，一般会选择有20年工作经验的教师。而外聘老师教什么和怎么教，家长也有很大的发言权。 　　在全美的50个州里，“在家上学”都是合法的教育体制，是12年义务教育的一部分。学生完成学业通过规定的考试，就能获得相同文凭，并可以选择工作或上大学继续深造。一旦在家上学出现了困难，可以随时进入公立学校。如果只想使用公立学校设施，比如使用体育场、电脑和图书馆等，只收取最低费用。 　　家庭学校虽有诸多好处，但是美国教育专家也不认为所有孩子都适合。在家上学不是孩子逃避社会的避风港，如果孩子交往不足，应该停止单独教学方式，让他们尝试进入公立学校。 　　9．2012年5月，当大多数初三学生正在紧张备战中考，为升入重点中学而努力拼搏的时候，重庆市綦江区扶欢中学的300多名学生却不用参加中考已获升学。他们当中的190人已经收到綦江中学等重点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其余学生可直接报读普通高中或中职学校。 　　近年来綦江区大力实施课程改革，退出中考“联招”之后，将重点中学的招生指标都分派到各初中学校，采取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来确定指标到校生。在扶欢中学，提前三年就将升学指标下达到学校，毕业时不举行中考，学生们不再为升学发愁。 　　学生们的考核和评价分散在三年的学习过程之中，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标志性成果被进行量化考核，量化成分数的项目包括：体育技能、艺术审美、科技创新、劳动成果、合作学习这5个方面的总分。 　　古爱华说，没有了升学的压力，学校也就能大起胆子搞素质教育，学生才有更多的机会发展自己在体育、艺术、科技等诸多方面的爱好并成为特长，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综合素质。 　　“一定要改革过去单纯以分数决定升学的模式，才能改变应试教育，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重庆市教委主任周旭对綦江县的这一尝试予以充分肯定，他认为除了学生的成绩，还要把学生的责任感、幸福感、身心健康、学习负担、学习实践经历、学习兴趣、学业水平等作为评价学校育人质量的基本内容，改变单纯以升学率评价考核学校的做法。 　　周旭表示，从2012年起，将在全市推广将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普通高中招生的主要依据，并逐年扩大综合素质评价在高中招生中的权重，让中考模式多元化，逐渐取消统一的普通高中招生录取考试，让中考不再是一考定终身的独木桥。 　　【问题】 　　请参考“给定资料”，以“中国家长的教育困局与教育形式探索”为话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1）观点明确，有思想性； 　　（2）内容充实，语言流畅； 　　（3）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4）总字数800～1000字。

问答题 （三十）　　【给定资料】 　　1．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冲击下我国养老金的统筹账户将给财政造成巨大的负担。建议实施延迟退休年龄，国有股划拨，机关事业单位改革等多项措施以缓解压力。对于养老金这一隐形债务，各相关部门都有自己的测算和判断。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截至2011年年末，我国企业职工养老金结余1.9万亿元，所以从全国层面看，不存在养老金缺口的问题。未来全国养老保险基金能够做到长期收支平衡。“刚开始建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时，全部是收不抵支，缺口逐渐在缩小，现在一直缩小到13个省，但加上财政补助，全部都是收大于支。”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加改革的前提下，未来中国养老金的支付危机和因此对国家财政造成的支付压力增大似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社科院编撰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显示，从1997年各级财政开始对养老保险转移支付算起，补贴规模迅速扩大。2000年各级财政补贴金额为338亿元，2006年为971亿元，2010年1954亿元，2011年新增补贴高达2272亿元，财政累计补贴金额达1.2526万亿元。这意味着，近2/3的养老保险累计结余（1.9万亿元），来自于财政转移支付。而根据《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如果不发生任何改革，人口老龄化冲击下我国养老金的统筹账户将给财政造成巨大的负担，从2017年起养老金要求的财政补贴将持续上升，至2050年养老金缺口将达到当年财政支出的20%以上。与GDP的规模比较，今后38年累积，养老金总缺口的现值（用名义GDP增长率作为折现率来计算）相当于目前GDP的75%，远高于环保成本，是融资平台和铁路债务对财政的压力的近20倍。 　　2．当对养老的担忧让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问题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延迟退休年龄这一话题也就不可避免地再次被摆上了桌面。有专家指出，在短期内我国养老金收支压力主要来源于转轨成本；而在中长期内，人口老龄化将逐渐成为导致养老金收支缺口的更为主要的因素。我国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目前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接近1.3亿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已有26个进入老龄化状态，而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会达到3.32亿人，超过总人口的23%。不仅如此，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已经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1980年至2010年期间，平均每五年上升约1岁，如果退休年龄政策不变，则意味着老年人口退休后的余寿不断增加，给养老金支付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关部委对“延迟退休”以缓解养老金压力的想法由来已久。6月初，人社部曾公开表示，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相应推迟退休年龄是一种必然趋势。目前正在对退休及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建议。 　　3．人口老龄化挑战是全世界面对的共同课题，欧美国家提高退休年龄已经成为趋势，目前，美国的退休年龄已提高到65至67岁，德国的退休年龄是女性65岁，男性67岁。而与其他国家相比，目前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法定退休年龄（男性60岁，女性50岁）过低，与预期寿命严重不符。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关于退休年龄的政策还是20世纪70年代制定的，迄今已经约40年，人口预期寿命提高了7岁多，计划生育也使得缴费人数相应下降，因此“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大变化，使得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此外，褚福灵表示，提高退休年龄，延长了缴费年限，按照待遇计算的办法，也提高了参保人的待遇，因此，要提高退休年龄，是制度的内在要求，主要不应当是为了减少国家财政对养老金的补贴。适度稳步提高退休年龄，确保参保人得到可持续的充分保障，是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也指出，从理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看，我国退休年龄逐渐延长，是适应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受教育年限延长，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必然选择。他举例说，设定到2050年左右，我国男女退休年龄应该统一，也应该从目前的退休年龄标准提升到65岁。 　　4．一般而言，退休后的养老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来源于个人账户。在职职工每月工资的8%进入该账户强制储蓄，待退休后按月计发，多缴多得。另一部分从统筹基金内支出。退休年龄每推迟一年，从统筹基金内支出的基础养老金会增加1个百分点，但职工就要多缴一年的费。对缴费年限较长、缴费额度较高的缴存人而言，推迟退休年龄尤其不“划算”。是否应该推迟退休年龄，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劳动者的态度并不相同。像技术人员、大学教师、管理人员等群体往往愿意延长退休年龄，因为他们的事业在当时正处于稳定的发展阶段。一些公职人员，如50多岁的女干部、女教授，到了退休年龄也往往愿意继续干下去。处在生产一线的企业职工则对此表示反对，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劳动强度很大。而事实上，支持延长退休年龄的呼声，也主要来自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推迟退休年龄呼声最高的群体就包括妇女组织，要求男女同龄退休。目前，仅有少数地区试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将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其他大部分地区，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还未纳入社会养老保险统筹之中，在职时不必支付养老保险费用，退休金则由财政负担，且待遇一般高于企业职工。与此同时，这些工作往往与体能无关，且“越老越吃香”，许多老干部、老教授临近退休时参与工作的意愿依旧强烈。 　　5．如若延迟退休的政策在几年内成型，将为养老金支付规模带来明显改变。根据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测算“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但《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中也指出，通过养老金收支模型，尽管退休年龄的提高能使养老金缺口明显缩小，但仅仅实行退休年龄改革还不足以克服人口老龄化给中国养老金体系带来的压力。退休年龄提高后，至2050年，养老金收支缺口需要的财政补贴仍然占全国财政支出的9.9%，因此必须辅以其他改革。面对这一状况，有专家指出，要充分认识养老金问题，积极缓解其将要带来的巨大压力。一般而言，开源节流措施包括延长退休年限、延长缴费年限、扩大覆盖面、增加基金收益率等，在制度外解决方式主要是增加财政补贴、国有股划转等。据有关研究，延迟退休年龄一项，可以使我国工作群体（相对基准）增加25%，也使得我国退休群体的数量（相对基准）减少28%。另一方面，目前中央和地方的国有资产管理系统持有市值约为13.7万亿元的上市国有公司的股份（已经剔除在两地同时挂牌企业的重复计算）。假定今后划拨的力度将会加大，并且要求社保体系只使用这些国有股每年分派的红利（股息），而不变现这些股票本身，从2013年起，如果逐步划拨80%的国有股份到社保系统，加上退休年龄的提高，将能使我国养老金账户累积结余持续约30年；到2050年，年度养老金收支也将保持基本平衡。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解决养老金困局的重点，在于先实现制度统一，再实现标准统一。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迟迟不见成效，也是养老保险“绑架”财政的重要因素。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叶响裙表示，在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由退休金的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过渡过程中产生的转制成本要妥善解决。在改革之前已经退休的“老人”和已经参加工作但还未退休的“中人”，他们的个人账户上并没有累积基金，这部分资金就构成了转制成本，需要由政府“兜底”。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指出，国家财政承担基本养老的补贴与兜底责任，是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也是其他一些国家的做法。但鉴于养老保险与财政的天然联系，也有部分学者建议理清财政与保险制度之间的边界，明确政府责任边界，切断缴费型保险制度裹挟财政的潜在可能性，在养老保险与财政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 　　6．人民网推出调查《人社部拟适时建议弹性延迟领养老金年龄，咋看？》，截至6月6日23:20，共有11478人次参与了调查。其中，74.5%的网友（8556票）表示反对，认为会不利于年轻人就业；12.4%的网友（1423票）表示支持，认为平均寿命延长，养老金缺口大；10.7%的网友（1231票）则表示中立，是否延长应据自愿；还有部分网友（2.3%，268票）表示有其他话要说。 　　网友“一只鱼”：即便我50多岁的时候仍可以工作，但也没有什么企业愿意任用50岁的人。退休年龄不够，又找不到工作，就意味着这中间几年没有收入。 　　网友“zheng”：我国更需要建立弹性退休制，就是能使有劳动能力又有就业意愿的人能够多工作，能使缺乏劳动能力非常愿意按时退休的人及时退休。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对弹性退休制进行探索。从去年10月1日起，上海实施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并发布有关试行意见，规定延迟年龄男性一般不超过65周岁，女性一般不超过60周岁。 　　网友“小王”：我妈今年48岁，下岗多年的她恨不得早点拿到退休金，尽早有稳定的收入。显然，如果延长退休年龄，她肯定不是受益者。 　　网友“正义”：尽管推迟退休年龄可以适当增加退休工人的工资收入，缓解养老基金缺口，缓解国家财政支出压力。但推迟退休年龄严重影响就业，使年轻人的就业更加困难，就业矛盾更加突出，其带来的副作用远远超过退休基金的缺口矛盾，所以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和就业形势目前推迟退休年龄的时机还不成熟。 　　网友“自由的古德曼”：人社部拟弹性延迟养老金领取的年龄，问题本身无正误，具体到人各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关键是受损益群体的多寡和受损益的力度大小，这涉及被拥护或被反对的程度。 　　7．应该说，国家设立退休制度，一方面旨在充分保障人们的休息权利，确保劳动者达到一定年龄后的老有所养；同时也为废除职务终身制和实现人力资源的新老交替提供制度保障。“弹性退休”的本意是让男女在退休年龄的上下限之间享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其实质是完善退休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不仅对女性权益的维护有益，更是对政府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具体诠释。 　　从积极意义看，推行“弹性退休制”，符合中国的国情现状，有利于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一是退休年龄可以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而延迟。60岁退休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制定的政策，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善和人们身体健康状况的提升，工作寿命与生理寿命同步延长当属情理之中。二是退休年龄可以随学历拉长而延后。对相当一部分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后参加工作的青年人而言，60岁退休就意味着法定工作年限仅为30余年，恪守一刀切的退休制度，无疑是一种人才浪费；此外，鉴于劳动者的工种不同、技术含量和打造行家里手需要的时间不同，“弹性退休”更有益于技术骨干的才尽其用，比如医疗专家、科技能手、科研人员等。 　　如同任何事物都具两面性一样，“弹性退休”也有其制度软肋。比如在行业定岗定位的语境下，年老力盛的劳动者延迟退休有可能成为新生代的就业羁绊，极易导致阶层矛盾；在掌管人财物实权的关键岗位，既得利益者不愿轻易放弃，势必有损社会公平；当公权力不被约束时，“弹性退休”有可能成为权力排斥异己、惠及私密的挡箭牌。而正是基于对成也“弹性”、败也“弹性”的利弊考量，人们才会对此有见仁见智的不同解读。 　　8．退休年限推延是欧美工业化国家普遍的趋势。近年来，不少欧洲国家出台法案，延长退休年龄，这在一些国家引发公众的广泛不满。目前欧美一些国家债台高筑，过低的退休年限让财政不堪重负，加上国民日趋老龄化，有经验的劳动力总量趋于不足，平均寿命又一再延长，在这种情况下，延长退休年龄的决定不足为奇。耐人寻味的是，表示不满的人并不仅仅是看似“明显吃亏”的老人，25岁以下的年轻人似乎更愤怒。因为随着老年人退休年龄的延长，年轻人的工作机会也相应地减少。 　　从2012年1月1日开始，“65岁退休制”在德国将成为历史。2007年3月，德国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先后通过了由社民党和基民盟大联合政府提出的自2012年起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的法律。根据新法律，德国将在2012至2029年，逐步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 　　所谓逐步过渡系指将延长的2年分为24个月。前12个月，用12年的过渡期，即从2012年1月1日开始，每年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增加1个月的工作时间。这样在2024年即可过渡到66周岁退休。后12个月份6年过渡完，即从2024年1月1日开始，每年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多工作2个月方可退休。这样到2029年就可逐步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从2030年1月1日起即可执行67岁退休的制度。 　　2011年，德国良好的经济发展形势也使得保险费收入增加，养老保险机构账户资金始终非常充足，出现了45亿欧元的盈余。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联邦劳动部长宣布，2012年将保险费率从19.9%降至19.6%，并宣布2012年养老金将再度显著提高。 　　在养老保险账户资金充足的年代，德国最终走到提高退休年龄的原因首先在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原来65岁退休的规定是1957年制定的，迄今为止一直未改。当时人们的出发点是，人口出生率将不断提高。可是现在，德国的人口统计数字有很大变化。主要是人口出生率降低，老龄化趋势加重。据德国政府公布的预测数字，到2030年，德国65岁以上的群体将增加600多万人，达到约2200万，而20至64岁的群体将减少500多万人，仅为约4500万。一个通过比较很能说明问题的数字是：1991年，平均4个就业者养活一个退休人员；到2030年，每2个就业者就得养活一个退休人员。这就意味着，到时候就业人员需要缴纳的退休保险金越来越多，这样才能养活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 　　提高退休年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德国人的平均寿命大大提高，这也意味着退休者领取退休金的年限越来越长。统计表明，过去50年里，德国人平均领退休金的时间增加了8年，达到约18年。1960年人们领取退休金的时间平均为10年，现在则为18.2年。也就是说，人们的平均寿命比那时增加了8.2岁。这给养老保险公司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即使按照这一思路继续将法律执行下去，专家预测，由于人口不断减少和老龄化不断加剧，降低退休金或再度延长退休者的年龄，也难以避免。比如去年年满65周岁、且交纳了45年全额保险金的退休者，退休后可以拿到最后3年平均净收入50.2%的退休金。到2030年时，同等条件的退休者能够拿到的退休金仅相当于最后3年平均净收入的43%。2045年退休年龄预计将达到68岁。2060年预计退休年龄将达到69岁。只有这样，方可保持保费收入和发放退休金的大体平衡。 　　可是，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保证老年人就业。一方面，他们的身体状况一般会下降。现在，德国人的实际退休年龄平均为63岁，连65岁都达不到，如何能达到67岁？另一方面，就德国企业来说，50岁是一个“坎”，一般企业都不愿雇佣超过50岁的普通员工。因此，老年人受失业的影响已经很大。现在，如果退休年龄再提高2岁，专家测算必须增加120万至300万的岗位，才能满足这一需求。由此看来，矛盾可能更加尖锐。 　　有鉴于此，德国政府提出了一个名为“动议50＋”的计划，就是针对50岁及50岁以上的群体，促进他们的就业。主要办法是：就劳方来说，鼓励失业的老年人从事工资待遇不及失业前的工作，由失业保险公司支付一定比例的补偿；就资方来说，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条件是公司必须提供工作岗位。德国立法机构也已经批准了这一计划。 　　9．当前，我国养老保险采取现收现付制，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保人进入退休年龄，基金支付压力日益凸显。通过延迟退休年龄，“以收代支”的好处显而易见，有专家测算，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可以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但是，养老保险的基金缺口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延迟退休年龄并不能完全缓解基金支付压力，应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社保保值增值等多种手段，多方面寻求解决之道。延迟退休年龄一头关乎养老，另一头牵着就业。统计显示，2011年全国新增退休人员521万人，新增就业人口为1200多万，而2012年全国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数，就达到了2500万人。以此推算，即便每年有500多万退休人员腾出岗位，每年大约还有1200多万劳动力不能就业。此时贸然延迟退休年龄，很可能加剧就业压力，这个问题并不比养老保险基金缺口更让人省心。 　　从目前来看，各界对延迟退休年龄看法不一，分歧很大。可见，这项尝试在增进一部分人权益的同时，也可能影响另一部分人的权益。因此，延迟退休年龄不可“一刀切”，而应该给参保人充分的选择权利。 　　特别是对即将退休的参保人来说，此前规定“缴费满15年，男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的领取条件，应视作养老保险制度与参保人之间的一种契约，不能单方面推翻。当然，也可给这部分人选择权，参保人既可以按照现行政策按时退休，也可以通过优惠政策，如延迟退休可多领养老金等方式，进行引导。 　　长远来看，延迟退休年龄确实是必然趋势，且完全可以在制度设计上未雨绸缪。欧美国家虽然普遍退休年龄在60～65岁之间，但其社保体系更为完善，就业压力也不如我国这般突出。在美国，除了基本的社会保障，企业年金覆盖率也非常高，而我国多数参保人主要还是依靠养老金保障晚年生活。基于这种现实，我国解决养老保险历史欠账、农村养老保险保障偏弱、企业和机关养老“双轨制”等问题，更为迫切。 　　【问题】 　　请以“延迟退休年龄”为话题，自拟题目，自选角度，写一篇文章。 　　要求：（1）结合给定资料，并注意联系当前社会实际和自身体会； 　　（2）观点明确，内容充实，层次清楚，语言流畅； 　　（3）总字数800～1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