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 （三十）　　【给定资料】 　　1．2011年10月13日下午5点30分，广东佛山南海黄岐的广佛五金城里，2岁女童小悦悦在过马路时不慎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并两度碾压，肇事车辆逃逸，随后开来的另一辆车直接从已经被碾压过的小悦悦身上再次开了过去，7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18个路人，都对此冷眼漠视，直到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由此引发网友广泛热议。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于0时32分离世。 　　10月20日上午，陈贤妹获得佛山市南海区文明办等有关部门分别给予的5000元和2万元的奖励。陈贤妹一开始表示拒绝这些物质奖励，但又担心不收钱背后又有人议论自己“装清高”。最后，在众人的安慰和劝说下，陈贤妹收下了这笔钱。在奖励仪式上，记者抓拍了一张陈贤妹的照片，陈贤妹看钱的眼神，是路人看小悦悦的眼神。 　　2．2010年12月15日下午1点多，深圳市福田区益田村，78岁的市委组织部老干部肖雨生在小区里跌倒，保安和路人无一上前搀扶。20多分钟后，儿子肖先生外出时发现，老人孤零零地趴在地上，额头磕破流血，鼻子紧贴地面。他拨打120，救护车赶来抢救半个小时后，宣布其父死亡。 　　益田村保安部负责人解释，不是他们冷漠，只是害怕承担责任，确实不敢前去搀扶，如果保安触碰了老人，老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说不清楚了。当时他们没有拨打120，但是有保安亲自跑到派出所叫警察。 　　2010年12月26日，杭州。61岁老太坠河，很多人目睹事故发生，72岁的老大爷朱阿毛以为救人轮不上自己，但等了3分钟，桥边聚集了近百人，却没人现身救人，“再不救就来不及了！” 　　3．救与不救，发人深省。“此前有法官判决搀扶老人过马路的大学生承担交通事故赔偿责任，当时就有人预言：以后谁还会再去搀扶受伤的路人？”律师拜金良一针见血地说，最近一再发生路人受伤、倒地无人搀扶事件，就是这种预言的真实表现。有评论认为，“彭宇案”确实起到了一个标杆性的负面效应，让很多场合下一些本想伸出援手者退缩，但如果把所有冷血的举动及其意识深处“不要惹事”的心理暗示，均归咎于一个糊涂法官的判例，无疑夸大了个案的影响力。 　　知名时评员司马春秋表示，小悦悦事件中，18个路人其实并不值得批判。“这么多人都这样，恰恰说明这是一个社会现状。把板子打在这18个人身上，会掩盖对这件事更深入的反思。”司马春秋直指，此类事件根源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要杜绝这类事件，关键在于从政府层面给予保障，“交强险里有一项，是交通救助基金，但一直没有很好地启用。” 　　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文所所长曾德雄博士则认为，根源在于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的精神。知名律师朱永平提出，像见义勇为、见死不救等“道德立法”，都需要谨慎，“除了警察、医生有法定的义务救人，别的人都不算救护义务的特定主体。见死不救入罪现在还不成熟，可能会扩大打击面，得不到实际执行”。 　　4．美国有两项法律是要求和鼓励人们助人为乐的，分别是《救援责任法》和《善行法案》。 　　《救援责任法》规定了特殊关系人之间的责任，比如消防人员、急救人员有责任救助危境中的公众，配偶之间互相救援，父母子女之间的救援，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州将此法律延伸到普通百姓，任何人都需要对求助的陌生人予以协助。 　　《善行法案》保护的是施救人员，如果施救人员在帮助他人时造成意外伤害，可以免除法律诉讼。 　　明尼苏达州将“见危不救罪”列入刑法典，如果在现场而不给予合理的协助，以犯罪论处。在佛蒙特州也会被处以100美元的罚款。 　　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原则上即使遇到需要急救的情形，也不要轻易动手。一些州规定，发现陌生人受伤时，如果不打“911”电话，可能构成轻微疏忽罪。 　　美国法律要求成年前必须掌握基本急救知识。幼儿教育的三分之一是儿童对危险的认知和规避。 　　美国还有一条专门法律《好撒玛利亚人法》，是为好人做好事量身定造，避免其惹麻烦上身。好撒玛利亚人意为好心人、见义勇为者。 　　对于见义勇为，新加坡法律则完全站在保护施救者权益的立场上。惩罚机制规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3倍的处罚。影响恶劣、行为严重者，则以污蔑罪论处。该规定实施以来，新加坡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公民在实施见义勇为行为时也免去了顾虑和担忧。 　　5．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说：中国人的“各人自扫门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明哲保身，莫谈国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阴暗心理的形成，盖因缺乏人权之保障也。蝼蚁尚且偷生避死，何况万物之灵的人哉。 　　“不少人认为做好人难，因为做好事很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做好人不但没有法律保障反而会被惹祸上身。于是，不想做好事的人继续冷漠，不敢做好事的人心安理得，想做好事的人考虑后果，敢做好事的人则凤毛麟角。”广东省人大代表刘伟全认为，这些挫折都折射了转型期社会道德失范、信任缺失、人与人之间关系扭曲的现实。 　　刘伟全认为，公民道德建设要落在制度的保障上，法律制度、信用制度等必须为做好事、做好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对做“恶”者严厉惩罚；国家要制定道德奖惩制度，设立见义勇为奖励基金，提倡正义、鼓励正义、严惩恶行，尤其是对见死不救的，先以教育为主，恶劣的不仅要罚款还要入狱。 　　华南师范大学理论部副主任、中国好人网创办人谈方教授认为，为了国家长治久安，用立法来惩罚见死不救有必要。但他认为，当务之急不是立法，而是要守法和执法。“特别是严格执法，从搀扶老人的彭宇案等可以看出，往往不是无法可依，而是不守法、有法不依，公平正义这个最后的屏障没有守住，让好人寒心。”法律上“谁主张谁举证”，但有些执法人员却没有坚守原则甚至不作为。“恶人冤枉好人，把好人挤到悬崖边去了，好人被迫举出证据证明自己清白，对反咬一口的恶人却没有追究责任。”我国现有法律中，本来就有诽谤罪、诬告陷害罪、敲诈勒索罪、侵害名誉权等条款，他建议要对事件中的恶人追究相关的民事甚至刑事责任，使其不敢再诬陷、敲诈好人，做好人的风险也就自然地化解了。 　　6．如果你独自在一间屋子里，似乎闻到好像有什么东西烧焦了，然后看到从门缝里飘过来一缕缕黑烟。你会怎么办？有人立刻会说快跑啊，打119啊……那么，如果你在一间大报告厅里，里面坐满了人，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可是其他人泰然自若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你又会怎么做呢？你得先东张西望犹豫一下，看看是不是自己鼻子和眼睛出了问题，可能还得再掐自己一下，确定不是在做梦。 　　这就是著名的“旁观者效应”。上面就是John·Darley和Bibb·Latane在1968年前后做的一系列实验之一。那些“泰然自若”的人都是他们的托儿。他们发现在场的托儿越多，被试者反应越慢。类似的实验他们还做了好几个，比如让一个被试者和其他人通过电话交谈，然后电话的另一端假装癫痫病犯了。如果被试者知道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跟他通电话的话，他会迅速报告。你一定猜到了，如果他以为有很多人一起通话的话，就可能缓报或不报。心理学家们发现，人们常常要以别人为参照物来定位自己，通过观察别人来判断自己是否正确，所以这就导致了多人在场时反应会变慢。同时每个人都以为别人会做，自己就不做了，或者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所以也就没有人报警了。这就是从众和责任分散效应。 　　7．南昌街头一群农民工合力抬起交通肇事车，为抢救车下受伤女孩赢得宝贵时间，这是10月19日发生在赣鄱大地上的感人一幕。“他们的爱心义举不仅拯救了生命，感动了公众，更弘扬了社会道德与良知。”事情引起了全社会强烈反响，众多中央级媒体关注采访，各界人士议论纷纷。 　　同样是飞来横祸，同样是十几名路人经过，佛山的“见死不救”与南昌的“见义勇为”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公众为佛山18路人的冷漠揪心、灰心时，幸好还能被“南昌精神”温暖着、感动着。 　　8．近日微博爆料称，一位“北大副校长”对学生说，“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要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这种被网友誉为“撑腰体”的表态火暴网络。北大的“撑腰体”一出，多个版本的“撑腰体”也迅速出现并掀起一股网友造句风潮。 　　一些专家认为“撑腰体”实际上是“扶德体”。我们是要“扶起摔倒的道德”，道德有了社会力量的靠山，个体没有了行善风险，没有了后顾之忧，自然可以“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类似的表达不单停留在网友的调侃上，而大有成为全民版本的趋势。成都一家公司就贴出通告，鼓励员工在老人跌倒后主动去扶，并承诺“扶出问题”由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合肥一些律师表示愿意组团为扶人者提供免费法律支持。 　　9．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六部门举办的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已于近日揭幕，54人分别荣获“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道德模范称号。自2007年以来的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中，全国累计有2.87亿人次参与评选投票，共推荐候选人11.28万名，其中900以上是普通工人、农民、社区居民、学生和军人。主办部门通过广泛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等活动吸引群众参与，而且开通报纸、网络、热线电话、电子邮箱等多种渠道，方便了群众的推荐、投票和监督，扩大了活动的覆盖面，提高了群众的参与度，同时也扩大了道德模范的影响力。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郭明义自从开通了新浪微博后，人气直线上升，排名已经进入前100名，“粉丝”达290万。 　　中央有关部门和各地采取了切实措施，对道德模范给予帮扶，对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给予经济上的帮助。3年以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共拿出415万元，直接帮扶了42名全国道德模范，还协调帮助道德模范解决就业、上学等方面的困难。各地以奖励、补贴、捐助等形式资助各级道德模范达3.3万人次，帮扶资金为1.19亿元，让道德模范享有崇高礼遇。 　　10．10月25日，广电总局正式发布“限娱令”，要求上星卫视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黄金档娱乐节目每周不得超过两档。各台必须设一档道德建设类节目。各省级卫视负责人表示，将遵从指示调整节目安排。 　　广东省搭建网络互动平台，以南方网为主要支持网站，链接各地级市区域网站，围绕社会道德建设的重点、热点、难点，组织网络大讨论、网络大讲堂、网上评先进、网络知识竞赛等活动，使广大网民，尤其是青少年关注道德建设，参与道德建设。他们依托手机开辟学习平台，每天早晨为移动用户免费发送名言警句、经典广东、开心一刻，利用手机电视、彩铃、新闻早报等形式，潜移默化地进行现代公民道德教育。 　　河北农业大学作为百年老校，始终把“青年兴则国兴，青年道德高尚则社会稳定发展”当做工作的目标。他们将继承太行山精神与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结合起来，用图书、影视、讲坛等形式，让太行山精神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形。 　　11．跌倒是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发现老年人跌倒时应进行有效的处理。卫生部于2011年9月6日公布的《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提出，如老人意识不清，在场者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有外伤、出血，应立即止血、包扎；有呕吐，应将其头部偏向一侧，并清理口、鼻腔呕吐物，保证呼吸通畅；有抽搐，应移至平整软地面或身体下垫软物，防止碰、擦伤，必要时牙间垫较硬物，防止舌咬伤，不要硬掰抽搐肢体，防止肌肉、骨骼损伤；如呼吸、心跳停止，应立即进行胸外心脏按压、口对口人工呼吸等急救措施；如需搬动，应保证平稳，尽量平卧。 　　同时发布的指南还有《儿童道路交通伤害干预技术指南》《儿童溺水干预技术指南》《儿童跌倒干预技术指南》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伤害预防室副主任说“遇到老人跌倒时，既能勇于伸出援手，又能科学救助，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老人跌倒造成的死亡和伤害。” 　　12．2011年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 　　【问题】 　　结合给定资料，请谈谈对待“社会冷漠症”，政府应该从哪些方面作出努力？ 　　要求：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不超过350字。

问答题 （十六）　　【给定资料】 　　1．一个问题总横在他们的脑子里，是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在老家当死咸鱼呢？ 　　在他们对城市作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在国贸打车，黑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走不走？他非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一个地方，但他怕那个“县”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生在江苏一个县城，来北京工作了五年，月收入过万，两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的存款一路贬值，时至今日，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无车无房无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水，甚至呼吸空气，日常生活的一纤一毫，都让这个“80后”男人疲惫不堪，“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口数里，有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人生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走。 　　还有“蚁族”，大学扩招后数量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两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决不能没有网络。如果在大城市打拼五年，没有实现梦想，他们大部分会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据估计，北京地区至少还有这样的十五万“蚁族”。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人口到“服务”外省人的华丽转身，而这管控的态势，随着1800万人口上限提前十年到来，愈发严峻了。2011年年初，一连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税满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有专家呼吁年轻人不要扎堆“北上广”，像是冥冥中四十多年前一个声音在感召，“去农村吧，去基层吧，广阔天地，大有所为。” 　　很多次，刘寅假设人生三种曲径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滞留北京，继续苦哈哈的生活，能认识更多人，获得更多学习机会； 　　其二，回归南京准一线的市井，买车买房，吃吃喝喝，心宽体胖； 　　其三，回县城找块地，养鸭子喂猪，彻底的田园牧歌。 　　刘寅的下一站在哪里呢？ 　　上个月，刘寅看了部叫《白蛇传说》的片子，里边一个角色最能诠释他对京城的感触，那是一个小和尚，叫“能忍”，忍到最后，结果还是变蝙蝠妖了。 　　相比小城市而言，大城市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廉洁高效的政务部门，更现代、更有质感的生活细节。这也就是念叨了几年，刘寅始终还没有离开北京的原因。关于人生假想种种，始终停留在浮着白沫的自来水、挤不上去的地铁、买不起的房子和无限虚掷的时间成本里。眼看着，孩子就要出生，他还在艰难地为去留做决定。11月4日，他做了个梦，他出国了，天上有一条金灿灿的中国龙在飞，正欢喜呢，一泡尿把他给憋醒了。一醒来就看见窗外灰蒙蒙的，没有远处和阳光，心忽然沉了沉。 　　2．2010年年底，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两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楼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的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待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在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2011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人生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有了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3．促使李涵最终逃离上海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个房间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离开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上海火车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行李箱，周围都是说着河南话的人。”李涵说，当时她心中只有一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上海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上海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干什么？“其实不止那一件事情，我觉得周围人的思维和我也不一样，一到周末去参加同学聚会，感觉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就是不在一个圈子里的感觉。另外我大学读的是传播学，做广告策划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是做了一个办事员，不能说低就了，就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李涵也试图努力过，在单位有文化活动的时候，她总想露上一手，写出个漂亮的策划案，“但根本行不通，领导才不管你什么策划案呢，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 　　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上海，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存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上海，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 　　4．别人看来，北京的这些年里，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们眼里，也许是小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大叔聊人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亚独裁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回到小城市，年轻人们忙着老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一线城市看齐。 　　刘沛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在北京待了七八年后，回到老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工人，给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名牌大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的高调，背地里说：“北广毕业的又咋样，还不是跟初中生一样在扛摄影机。”地方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被禁止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 　　身边人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又堵车了，话语里带几分家乡经济蒸蒸日上、迈入“堵城”的自豪感。刘沛骑自行车上班，别人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沛说：“骑车15分钟就到，买车干吗？” 　　“装了windows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98的了。”刘沛很是水土不服。 　　为了增强他的归属感，有人给他介绍了一桩亲事，对象是某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娘，你的人生少奋斗二十年！”刘沛许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个科级以上中青年干部结婚，从此安下心来。刘沛鼓着勇气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刘沛在成都的生活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子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5．“逃离”广州对刘梅来说，无奈的成分小一些，更多的是一种不被认同感，“当时经济压力其实也有，但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平衡，我在广州能得到什么，耳边是听不太懂的粤语，亲人又那么遥远，照顾不过来；而回到重庆这些似乎都能得到解决。” 　　仔细盘算了一下，刘梅一年前从广州回到了重庆万州，“身为重庆人，总觉得回到家应该大有用武之地。”在广州的时候，刘梅在一家大公司的大客户部工作，主要服务一些重要客户，“给他们做活动，写文案。” 　　然而在重庆万州工作了不到一年，刘梅感到种种不适应，“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案子，在重庆万州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文案写得不行，这单子咱也能签下来；还有一次，我和另一家公司比文案，我的案子应该是一流的，但是没想到，那客户还是签了那家公司，后来才知道对手有熟人关系，并送了礼。” 　　回到重庆万州的刘梅深刻感觉到“人生地不熟”，“这是我的家乡吗？我为什么一点优势都没有呢？”更让刘梅痛苦的是这样一次经历——有一次她好不容易签下一国际客户，当时要给这家公司做一个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但是隆重出场身着晚礼服的她发现，“就我一个人身着晚礼服，像个什么似的，其他人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人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有的人带了孩子，孩子在现场大呼小叫，让客户很不满意。” 　　刘梅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己要求过高？“从广州回重庆，真的是怀着抱负的，要做点事情给家乡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刘梅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任何东西，又回了广州，“现在想开了，广州虽然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但是我应该适应这里，应该把这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也许我还会回到重庆的，但不是现在。” 　　6．2011年10月，某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内容如下： 　　“逃离”一直在继续，就如涌入从未停止。“北上广”的繁华与耀眼之下，各色人物有着异样的命运。成功者如鱼得水，享受着城市文明的不尽福祉；失败者穷困潦倒，品尝着冰冷都市的残酷无情。更多的人居于二者之间，谈不上失败，亦难言成功；虽不算困窘，也不见腾达之希望。他们，对于大城市有着复杂的情感，留下无望、弃之不甘。最终，这群人开始分化，有的固执坚守，有的识趣逃离。之于前者，往往难逃蚁族、房奴、孩奴的宿命；之于后者，仿佛不远处有了可期的美好前景。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从来不是温情脉脉之所。与钢铁丛林相契合，其间多奉行优胜劣汰的法则。若要立足，一番打拼在所难免。这个时代，大城市生存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一方面，随着数十年的城市化扩张，“北上广”发展空间日趋饱和，人才吸纳能力并没有预期中那么强大；另一方面，随着高校扩招，大量毕业生滞留“北上广”，无论是人才结构，还是绝对数量，高校毕业生都与产业需要不甚合拍。 　　没有哪个城市可以无限扩张，从世界经验看，一定时期逆城市化进程必将出现。今天的“北上广”，已经处于饱和边缘。恰如一辆拥挤不堪的公交车，虽仍在蹒跚前行，却早已载不起更多人的寻梦旅程。继续涌入，或许并非最优选择。除非你有足够的能力与机会，自信能在一场惨烈的淘汰赛中笑到最后。 　　如今，我们把目光投诸“逃离北上广”的那群人。其后的动因显而易见，合理性也毋庸置疑。无论专家还是市民，都对这种趋向表示认可。言语间，“选择离开”大有化身为理性回归、民智成熟的同义词之势。在公众的朴素期待中，“逃离”不失为个人与大城市双赢之举。就这样，“无奈放弃”被美其名曰“理性选择”——“逃离”不再是失败，而是审时度势的观念升华。 　　此等说辞固然冠冕堂皇，实际上却陷入了预设的陷阱。对大城市的迷恋，真的只是基于观念？甚至，“北上广”的拥挤效应，真的可以归因于“大城市崇拜”？须知，从来没有人天然偏爱冷酷、杂乱与拥挤。所谓年轻一代的大城市情结，不过是个伪命题。考虑到资源分配倾斜到无以复加之地步，谁不想留下分羹一杯呢？ 　　另一层面，需要反思大城市存在着怎样的淘汰机制。是基于能力的遴选，还是基于家世的纳斥？现实中，上述两者并存，且很多时候后者重于前者。正因为如此，“逃离北上广”并不那么令人欣喜。要知道，离开的可能恰是事实上的精英。首先要有公平的竞争，其后才有“合理的离开”。若竞争不公平，则“逃离者”必会带走创造力。最终，一个城市的运转效率将被拖累。 　　7．“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现象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就“年轻人是否应该逃离北上广”问题，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不需要逃离。但国家应该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应该在中小城市部署一些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不能把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搞成“大而全”的经济体。“蜗居”和“蚁族”现象的原因是大学生工资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劳动力市场不均衡的问题。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太强、劳动时间太长，出现了马克思讲过的那种“恶性循环”，加剧了失业问题。政府应严格实行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坚决处罚过度盘剥劳动者的不法商人。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我认为逃离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大学生蚁族的出现，一是由于我们的大学教育不仅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且还无目的的扩招。二是因为当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还是简单加工，服务业不够发达。现在的蚁族，大部分都是地方院校毕业生。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无效的。因此只能从事低工资的工作。他们之所以集中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他们才能找到一份工作。如果在其他地方，连这样的工作都难找。越是不发达地区，工作机会越少，市场性的工作工资越低，而铁饭碗则被权势家族垄断。 　　秋风（知名独立学者）：谁有资格让他们离开？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生活、工作、定居的地方的自由。再者说了，逃到哪儿？如果北上广都找不到机会，那其他地方就更没有机会。大学生们之所以在毕业之后，聚集在“北上广”，是因为这里的机会相对来说还多一些，因为在这里，蛮横的权力似乎被庞大的人口稀释了，而到了地方上，那里的权力更为霸道，权力和财富在极少数寡头内部世袭，庶民子弟基本上没有任何上升空间。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在哪里发展是个人的选择，年轻人喜欢在大城市接受挑战也无可置疑。不过，这需要这代人做好充足的准备。不过这个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目前一些资源过于集中在个别城市，现在中央提出了新的城镇化路线，要发展中小城镇，我想这会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这也是一个自愿选择，但是制度还是会影响选择。一方面，青年大学生如果想留在“北上广”，就要做好长期当“房奴”的准备。这不止是在中国如此，在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纽约、东京、首尔的房价要比目前京沪还高许多倍，所以青年应该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中国的资源不要过分集中在京沪等大城市，尤其不要通过国家控制农产品价格、控制农业地区的工商业建设、控制民营企业信贷、区别对待城乡福利和医保等强制性措施人为加大地区差异。让中国各地通过自由和自主发展产生更多的北京、上海、广州，为不同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更平等的资源、机会、希望乃至梦想，才能分散“北上广”的人口和就业压力，延缓这些中心地区的房价上涨。 　　刘瑜（剑桥大学讲师、哈佛大学博士后）：我觉得那些已经在“北上广”有稳定工作、住房的人轻轻松松地说“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出生晚了几年，结果位子、机会都给“50后”“60后”“70后”给占了，哪怕他们在才智方面并不比这些人差。不过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机会和位子并不是恒定的，转型社会更是如此，年轻人慢慢来也能干好。如果我现在大学毕业，是不会为了留在北京而留在北京的，假如在北京待了几年，事业毫无起色，不妨考虑去外地。以中国的规模与人口，“小型版”的“北上广”完全可能——或者说正在——在“北上广”之外出现。按照中国城市化的进度，目前中国不到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离发达国家80%、90%以上人口城市化的比例还很远，二线或三线城市还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问题】 　　“给定资料1”提到当代许多年轻人的生存困境：“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请根据全部给定资料，提出突破这一困境的应对之策。 　　要求：条理清楚，所提对策具体、有针对性。不超过500字。

问答题 （十五） 　　【给定资料】　　1．加拿大作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阅读史》中写道：“生活之所以发生，乃因我翻动这些书页。”然而今天，这种笼罩在阅读上的神圣光辉正在日渐暗淡。我们有影视、有动漫、有网络，我们在忙碌地工作、浮躁地生活，我们追逐时尚、享受娱乐。时至今日，“阅读”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今年年初出版的《读书》杂志刊载了某著名教育专家Z的论述：“如果把精神成长与躯体成长做个比较的话，躯体的成长更多是受遗传和基因的影响，个体的精神成长却不完全依靠基因和遗传，而与后天阅读息息相关。个体的精神发育历程是整个人类精神发育历程的缩影。每个个体在精神成长过程中，都要重复祖先经历的过程。这一重复，是通过阅读来实现的。”一个不读书的人是一个缺少精神力量的人。然而，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平均每人一年阅读64本。上海在中国排名第一，只有8本。而中国13亿人口，扣除教科书，平均每人一年读书一本都不到。　　2．北京的砚楠已经上初三了，在她的记忆中，认认真真从头读到尾的课外书，大概也就是小学时读过的《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了。“小学高年级时忙着小升初、上各种补习班，根本没时间看课外书，上了中学后有了手机，看书就都在网上了。”　　上海针对29所小学和26所中学所做的调查显示，小学生完成作业后，阅读课外书的比例不到50%，初中生的这一比例为42%，他们主要阅读的是作文书、教辅书和课本。　　学者们还有另一层担心。四年级前从未完完整整地读过一本书，那么这个孩子就有可能缺乏读完整本书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这种能力是可以迁移的，迁移为对整体事物的把握能力。因此，小时候缺少阅读完整图书的能力，长大后可能会缺乏对整体事物、整个团队的操控能力。“我们都说现在的孩子是聪明的一代，但是只注重学业，正在使他们丧失更多的能力，就有可能成为愚蠢的一代。”　　2012年4月23日是第17个“世界读书日”，为了解大学生的阅读状况，某报对10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你平均每天花多少时间读书？”对于这个问题，43%的大学生选择了“1小时以内”，28%的大学生选择了“1～2小时”，18%的大学生选择了“2小时以上”，另外有11%的大学生选择了“几乎不读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一个问题是，“你平均每天上网的时间大约多久？”48%的大学生选择了“4小时以上”，32%的大学生选择了“3～4小时”，17%的大学生选择了“1～3小时”，仅有3%的大学生选择了“1小时以内”。　　采访中不难发现，上网已经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天不上网就很难受，就跟吃饭、睡觉一样，每天都需要。”大学生小魏说出了大多数学生的心声。“如果一天不读书，你也会这样吗？”听到这个问题，小魏笑了。她说，大家每天都在上课，但是课外连着几天不看书也挺常见的。　　3．如今是信息时代，信息海量膨胀，生活节奏加快，这种阅读环境，促使人们要进行搜索式阅读、标题式阅读，甚至跳跃式阅读。　　有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最常阅读的图书类型中，休闲娱乐性图书和考级考证书籍排在前两位，分别达到35%和30%；紧随其后的是时下畅销书，所占比例为24%；经典名著则鲜有人问津，仅为11%。采访中，不少学生表示喜欢轻松的阅读，比如看漫画、杂志，这些书籍一般配有大量图片，只需浏览，看起来不费劲，仅有一小部分学生表示对自己比较偏爱的书籍会精读或重读。　　有专家指出，虽然当下已进入“超音速发展时代”，但在读书、修养身心等方面，仍需要慢节奏、慢速度以及慢情调。因为只有在缓慢和淡定中，读者的智慧、情趣才能与书中韵味更好地衔接，思考、质疑和沉淀等精神程序才能完成得从容不迫、饱满自然。　　专家呼吁，教育者和家长在指导孩子读书时，应该提倡用慢阅读的方式，要注重心灵和图书的微妙互动，培养孩子们恬淡闲适、质疑探索、自由发展的阅读风格，从文字中寻觅高品质的乐趣和意义。　　4．农村中小学教师平常都在读什么书？调查中，54%的教师选择书籍的标准是“自己喜欢的书”，25%的教师选择“公认的经典、有思想内涵的书”，19%的教师选择“对工作有用的书”，2%的教师选择“最畅销的书”。　　从教师“读得最多的书”选项中，不难看出教师们在“喜好”和“现实”间的矛盾。60%的教师称平时读得最多的书是“跟教育工作相关的书”，41%的教师称读得最多的书是“教材和教辅资料”。这说明，一方面农村教师渴望按照自己的意愿、喜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书籍阅读，但另一方面却因为工作实际或手中书籍较少等原因，读得最多的书仍显单一，大多跟“教育工作”相关。相对而言，语文教师的阅读面稍广一些，大多数人平时会看些小说和散文，也读些中外经典名著。但他们坦言，很多时候读这些书不纯粹是因为兴趣，而是上课需要。“每次到图书馆或者书店，都会不自觉地走到教辅教材的书架旁。”安岳县龙台镇一位小学教师有些无奈地向记者表达他内心的矛盾，“总觉得多看一本《怎样教学生写好作文》比看一套《家》《春》《秋》更有用。”　　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走进新华书店，全是一些有用的书，考试类的、健康类的、工具书，等等。这个社会都在倡导“有用”，而什么叫“有用”呢？跟钱、权、名利有关，就有用！这种风气只会导致社会大众视野越来越狭窄，心态越来越浮躁，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一个专门经营图书的网站公布的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父母认为读书对一个人的发展“非常重要”。然而家长在图书的选择上却与孩子有较大不同：孩子最喜欢看的图书类型是“小说”和“人文社科”，而家长希望孩子看的是“科普”和“励志”类的图书。还有一项调查显示，近八成父母去书店只给孩子购买与学习进度相关的教辅书或者作文集。访谈中，一些高年级学生表示，每逢新学期开学，老师推荐的一些“较好”的教辅书受到家长们的追捧。　　5．读书问题历来有着较高的关注度，领导干部读书问题的讨论更引发了网友的热情参与。在“你觉得领导干部最管用的学习方式”的调查中，认同“读书自学，日积月累”是最管用学习方式的网友成为压倒性多数，占全部投票人数的66.1%，约2/3。网友“枵腹从公”认为，读书自学的动力源于自发，效果优于被动灌输。干部读书的表率作用有利于在党内和社会上形成崇尚知识的风气。热爱读书应该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民族核心价值的一部分。　　而网友“昊东”留言说，作为一名在基层挂过职的干部，他感觉基层干部忙于日常事务和应酬，基本没时间读书。发动他们读书必须有价值观念上的引导，不然最广泛传阅的书籍可能会是官场小说。网友“米酥”认为，干部学习不是需不需要的问题，而是必须进行的问题。读书学习如逆水行舟，不学习，干部的知识就会老化，思想就会僵化，能力就会退化，有障碍必须克服。　　对握有权力、肩负重托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读书学习从来不是个人的事情。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越是在关键时期，越要加强读书学习。事有所成，必是学有所成；学有所成，必是读有所得。如果不能带头读书学习，不能坚持学以致用，不仅一个地方、单位的学习风气难以形成，工作也会因为思想贫乏难有起色，甚至个人也会由于能力不足遭到淘汰。由此而言，学习也是一种重要的执政能力。　　6．2011年7月，拥有17年历史、曾被誉为“北京三大民营书店”之一的“风入松”书店关门停业，尽管经营者一再强调“只是因房租问题等待搬迁”，但至今仍未重新营业。据《南方日报》报道，“风入松”书店董事长王洪彬表示：因为书店房租价格已经达到每月5万元，超过承受能力，再加上网络书店的冲击，“风入松”已经难以为继。　　提到经营了8年的时间简史大书坊，何方异常无奈：“房租到期了，有人开出更高价格。我们竞争不过，只好让出地方。”对当下民营实体书店遇到的困境，她明确表示：“最大的‘杀手’是网上书城的恶性压价竞争。他们可以做到6折进、5折卖，就是为了赚人气，赢点击率。面对这种不正常的市场竞争，实体书店，尤其民营实体书店，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文艺青年们只去书店却不买单，回家后精打细算地比较几个网店后选择价格最低的下单。你让独立书店怎么活呀？”在众多关于“光合作用”倒闭危机的议论中，博友“桂桥”这番话得到了“学而优”书店创始人陈定方在个人微博上的认同。这表明，由于当当、卓越等网络书店在搜索、价格等多方面都有显著优势，网络书店对实体书店构成了很大的冲击。事实上，人们还在看书，还在买书。不过，他们往往先在实体书店看书、挑书，再去网上书店买书。这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景线：实体书店自付店租做网上书店的免费“展厅”。　　“当网络书店越来越吸引读书人的目光时，消失的不仅仅是一些传统人文小书店，消失的其实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方式。”这句话引自一本描述中国各大城市人文书店的读物一《独立书店，你好》。在“风入松”停业后，担忧书店发展的爱书人、豆瓣网友“瘦猪”表示：独立书店，现在“很不好”。　　7．独立书店所面临的困境，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比起公营书店，民营书店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处在极不平等的竞争地位，公营书店有着民营书店不敢奢望的优越的经营条件。”某书园总经理无奈地说：“公营书店无须担心房租压力，有政策性贷款和返税，在各地申请政府资金优先获得资格，有腾出物业的可供出租，有各类出版机构价格谈判的优势。”　　在中国图书商报社社长孙月沐看来，制度的支持与否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书店的生存现状。“如果没有制度的支持，可能就会像大家呼吁的那样，独立书店一个个倒掉；如果有了制度层面的支持，我们就会拨云见日。”孙月沐认为，独立书店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日新月异的技术因素。他认为，电子阅读器已经在无形中悄然改变着人们五千年来形成的传统阅读模式，网络商务的空前发达也使得网络销售、电子商务的大鳄们纷纷涉足图书销售，与实体书店展开恶性“价格战”。　　8．“没时间看书”“生活节奏太快，静不下心来看书”“已经不记得多久没有好好看过一本书了”，这些现象在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很普遍了。　　2011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我国18～70周岁国民年人均阅读图书4.25本，人均每天读书时长为16.78分钟。尽管新媒体带来了更多的阅读机会，但竟有50.7%的国民自感“阅读数量很少或比较少”。而同期的互联网使用调查则显示，国人平均每周上网时间长达19.8个小时，平均每天接近3小时。　　国人阅读需求不高，尤其是纯粹的、非功利性的、富有精神营养的阅读需求低迷，这也许正是实体书店衰落的另一个“隐形杀手”。一位文化界人士表示，很难想象，在传统阅读方式日益让位给其他娱乐休闲方式的社会中，实体书店如何能获得兴旺发展？　　某著名诗人L认为，公众并非没有阅读的愿望，但城市中缺少充满感染力和阅读氛围的公共空间，这恰恰可以成为城市实体书店的努力目标。“能够推动人们深度阅读，才是衡量一家书店生命力的最重要标准。一间好的书店，完全可以像知名的博物馆、美术馆一样，让国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成为折射出一个城市文化灵魂的重要场所。”　　作为英国Saltaire书店的店主，戴维·福特认为：“民营书店想生存下去，不提供其他活动和服务，而仅靠售书是相当困难的。”在他的书店里，在扩大图书种类和重新布置上架图书的同时，每周四举办一次作家活动，同时以每杯1英镑的价格出售葡萄酒。据悉，这种形式的售书吸引了大量顾客。　　位于日本东京涉谷区的Lim Art艺术空间设计书店，其经营上注重专业性以及经营和服务的多样性相结合。书店内部有图书及杂货卖场空间的同时，还有为艺术家、摄影家、作家出版书籍的办公室及为顾客设计邀请信、明信片和网站的设计部门。书店在艺术设计类书籍上也分类齐全，还会定期举办一些艺术摄影展及艺术家个人作品展活动。　　9．面对众多书店的消失，“救救书店”成为众多爱书人与从业者的呼吁。某文化学者在《新京报》撰文称：法国政府长期免征书店所得税，加拿大政府为独立书店购置电脑设备支付一半的费用，德国政府不仅免征书店的所得税，还在增值税上给予书店优惠；日本和韩国政府制定图书最低折扣以保护实体书店与网络书店处于平等的竞争舞台。　　“政府补贴其实杯水车薪，不应该是简单的救命式的输血，还是希望给书店提供一些造血‘干细胞’。”某市新闻出版局F局长深感实体书店危机是一个“世界图书业共同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实体书店的经营者不要失去信心，社会上的爱书人也不要失去信心。即使在网络时代，实体书店依然有不小的发展空间。”F认为。　　“英美独立书店的份额从1974年的84%跌到2010年的10%左右。”中国图书商报某记者提出，国外独立书店同样面临缩水的危局。但在书店数量急剧减少的情况下，仍然有一批独立书店依靠独特的做法获得生存的机会。　　在美国纽约，一名想开书店的人发动当地的社区居民一起集资7万美元，在当地社区开了一家名为“绿光”的书店，所有的过程都是大家一起来做的，从布置店局到开始装修，还有家长把这个作为教育孩子理财的好机会。最近，这家书店还扩大了店面。另一典型案例是美国的朱莉亚书店，该店店主在书店的网站上会每个月给读者写一封信，介绍书店的新书和活动，还在地铁站张贴一些书店的全年活动日历，顾客看到感兴趣的书就会到书店来买书。　　10．某网站曾组织网民就实体书店的生存与未来进行讨论，结果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观点认为，随着阅读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和电子商务发展、网络书店的崛起，实体书店的衰落是必然的，不足为奇；另一种观点认为，不能单纯地把实体书店视为普通的商业机构，任其没落和倒闭，政府应该加大对实体书店的帮扶力度。　　“书店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灯塔，我还记得孩提时代父亲带着我一个周末可以一口气逛上十几家旧书店，书店是我文学人生的起点，可现在很多书店都消失了……”上海市政协委员李小林深情讲述了自己的“书店情节”。　　在独立书店遭遇寒潮之时，仍然有不少人心怀开办书店的理想。“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想法还是要办一个小书店，人与书俱老，书店永远是给你一个人生存的，永远是独特的，就像文学作品，而不是复制品。”人心能如此，书店便永远不死。　　【问题】　　近来，独立书店的生存危机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假定你是某市出版行政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请根据给定资料，简要分析实体书店倒闭的原因，并提出解决实体书店生存危机的具体建议，以供领导参阅。　　要求： 　　（1）对原因的分析准确、具体，不超过100字；　　（2）所提建议有针对性、切实可行，不超过300字；　　（3）条理清楚，表达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