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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 (二)  【给定资料】  1.《修改草案》第四十六条: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条件,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  《修改草案》第四十八条:根据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和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已发表的作品,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在使用前向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备案;(二)在使用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和作品出处;(三)在使用后一个月内按照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标准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使用费,同时报送使用作品的作品名称、作者姓名和作品出处等相关信息。使用者申请法定许可备案的,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应在其官方网站公告备案信息。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当将第一款所述使用费及时转付给相关权利人,并建立作品使用情况查询系统供权利人免费查询作品使用情况和使用费支付情况。  有音乐界人士认为,修改草案中的第四十六条不妥,该条规定:“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条件,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他们认为,这是“给侵权者打开了方便之门”。  歌曲作家李广平:这些所有前提都是建立在不尊重版权人的条件下!我花钱制作出版的歌曲,你重新翻唱制作还不经过我的同意,有这样的说法吗?  内地音乐人小柯:音乐制作公司或社会版权代理公司的全部核心内容就是“版权”。四十八条等于拿走了音乐制作公司或社会版权代理公司的核心资源,既然“草案”拿出来征求意见,这就是我的意见。尊重劳动者,脑力劳动者也是劳动者,请尊重并且单纯地保护版权吧!  知名音乐人高晓松:一首新歌在三个月内是难以家喻户晓的,这时就可以不经版权人许可翻唱翻录,和一首歌红了几年你再去翻唱翻录性质完全不同,严重损害创作者的个人权益。  法律工作者徐明轩:法律鼓励作品的传播,从受益者的角度看,翻唱者多了,歌曲的作者理论上会有更多的收益;不过,歌曲的表演者(他们不具有歌曲本身的著作权,而是表演权)会因为有更多的翻唱者,而利益受损。  为了全面完整理解第46条的内容精神,我们恐怕必须充分厘清这样两个问题。  其一,著作权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单一权利,而是涉及多方面权利内涵的复合权利,“许可使用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远非权利的全部。按照上述著作权法(草案),著作权共涉及14项具体权利,既包括“发表署名权”等人身权利,也包括“发行复制”等财产权。因此,在特定条件下允许“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便不能视为是所有著作权的丧失。  其二,更为重要和关键的是,对于著作权法来说,保护著作权虽然是其核心内容。但同样也并不是其全部、唯一的内容,“促进作品的广泛流通自由传播”、“维护作品使用者消费者的权益”同样也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这诚如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教授李明德指出的,“著作权法不是仅仅保护著作权人的法律,还要考虑传播者、使用者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这意味着对著作权的保护本身其实也并不是绝对、完全不受约束的。在某些情况下,还须兼顾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权益,对著作权作出一些必要的限制。如草案的第40条便开列了12种情况下“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而使用他人作品。  2.《修改草案》第六十条: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取得权利人授权并能在全国范围代表权利人利益的,可以向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申请代表全体权利人行使著作权或者相关权,权利人书面声明不得集体管理的除外。  《修改草案》第七十条:使用者依照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的合同或法律规定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报酬的,对权利人就同一权利和同一使用方式提起诉讼,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应当停止使用,并按照相应的集体管理使用费标准支付报酬。  基于这两条规定,一些权利人表示,他们很担心自己“被代表了”而又“难保权益受到保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唱片公司负责人说,按照这样的规定,权利人即使被侵权了也不可能发起商业诉讼,因为使用者只要向集体管理组织交了钱就不必承担责任。  出版人彭伦对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延伸性集体管理”表示了质疑,“这一延伸,所有作者都被组织强制代表了!”“原来作者还不能自由指定一家机构来代理其版权呢。”  对于网上有个别人担心自己的作品“被代表”,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表示可以理解,但要相信集体管理组织会依法运作,不会简单地大包大揽。“个别人担心的集体管理组织放开量授权和收钱,不允许作者自己、经纪人、代理人的存在,其实是误解。实际上,草案鼓励多种渠道授权,比如作者自己、经纪人、代理,也要相信政府管理和监管作用。”  “在延伸集体管理过程中,集体管理组织通过与权利人、经纪人、代理机构联系发放版权费,会逐渐将作者和有关权利人纳入为会员,会员队伍壮大了,代表性更强了,延伸的范围也就会更小。当然。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3.《修改草案》第六十九条: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网络用户提供存储、搜索或者链接等单纯网络技术服务时,不承担与著作权或相关权有关的信息审查义务。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犯著作权或者相关权行为的,被侵权人可以书面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要求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著作权,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近年来,百度等网站因曾提供盗版音乐链接,多次遭到音乐家的控诉和抗议;看到修改草案中第六十九条的内容,不少音乐人表示不能接受。尽管这一条文中随后提到,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被告知的前提下,有删除等义务,如不执行将承担连带责任,但音乐界人士还是担心,该条文给侵权者开了方便之门。  “这明显是向互联网企业权益倾斜。”音乐人刘思齐苦笑着说,“以前互联网企业提供音乐作品非法链接、下载可能还心有余悸,还会找一些所谓‘网友自己上传的,与我们无关’的借口,如果修改草案中的相关规定正式实施,他们连借口都不用找了”。最令他担心的是刚刚形成气候的数字音乐产业将可能因此遭到打击,“数字音乐是音乐产业的未来,而这种未来应是建立在有效的版权保护基础上的”。  对于草案第69条,吉林良智律师事务所的陈平平律师称:“针对本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被告知的前提下有删除等义务,如不执行,将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等内容,外界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承担信息审查义务’这一句的表述,还是有强烈争议。也就是说,任何网站在上传音像作品后,只要不是以商业利益为前提,则不属于侵权。这条我认为有一定道理。网站不承担侵权责任是指网站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给用户上传、存储音乐作品,网站只是起到一个平台的作用,真正侵权的是上传这些作品的用户,版权方应该向上传这些作品的人追究版权,而不是把责任指向仅仅提供平台的网站。但如果网站获得了直接体现的利益,假设这些作品是网站自己上传的,那该网站也同样存在侵权行为。”  【问题】  “给定资料1~3”中反映了社会各界对此次《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存在的一些争议,假定你是国家版权局的一员,请据此草拟一份有关《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争议的汇报材料,供领导参考。  要求:  (1)内容具体,符合实际:  (2)条理清楚,表达简明:  (3)不考虑格式,400字以内。

问答题 (四十二)  【给定资料】  1.据《中国青年报》2009年3月23日报道:2月1日瑞典电视台TV-4《冷酷的事实》播放的“活拔绒”电视节目有这样的画面:一个人顺手抓起一只鹅,从其脖子处开始往下拔毛,拔下的羽绒在阳光中飞舞,鹅的凄惨叫声令人心里直犯怵……突然,镜头切换至消费者身上暖烘烘的羽绒服,家里暖和舒适的羽绒被、睡袋等寝具用品。节目称,90%的受访供应商承认生产或销售活拔绒产品,并推测羽绒制品中“50%~80%的羽绒来自活拔”。该节目公布了34家“承认”生产或销售活拔绒的企业名单,有16家是中国企业。这家电视台还预告,将播出关于中国活拔绒的节目。  这期节目在当地掀起阵阵波澜,一些消费者则因活拔绒存在虐待动物的可能,开始抵制羽绒制品;瑞典部分商场售出的羽绒制品被要求退货;全球最大的家具家居用品商宜家公司对外宣布,近期从宜家全球连锁店中购买了羽绒制品的顾客均可退货;众多国际采购商和经营商都纷纷表示,要重新考虑未来的采购计划。  瑞典市场不期而遇的“寒流”让正在当地进行商务考察的四川广汉大群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的吕朝霞一头雾水:以前钟爱“中国制造”的欧洲消费者怎么“变了脸”?与此同时,上海东隆羽绒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紧急向中国羽绒工业协会报告说,瑞典TV-4关于“活拔绒”的报道已经产生连锁反应,行业内部分企业发往欧盟的羽绒制品被通知退货。  2.中国占国际羽绒市场70%的份额,其他30%为法国、匈牙利、波兰等国家。根据海关统计,2008年中国1322家羽绒企业对欧洲出口羽绒羽毛及其制品,共合7.2亿美元,占中国羽绒行业出口金额的37%。2008年中国羽绒企业出口瑞典产品价值2200万美元,包含所有羽毛及羽绒制品。在国际金融危机和近年来暖冬的不利因素影响下,中国羽绒行业近况不佳:原毛、寝具与服装出口量分别下降4.3%、6.6%和9.2%。美国曾是中国羽绒及制品最大的进口国,而近来的进口额下降22%,仅羽绒服就减少进口464万件。中国国内的羽绒原料价格也跌至历史最低点,不及往年的1/3,羽绒企业库存陡增。  3.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姚小蔓接到报告后表示:“再也不能让我们的行业受到新损害。”瑞典电视台报道涉及的16家羽绒企业中有13家是中国羽绒工业协会会员单位。协会秘书处挨家逐户打电话:“你们企业生产不生产活拔绒产品?”对方回答说:“不。”“销售不销售活拔绒?”“不。”“有没有向瑞典等国出售过活拔绒及其制品?”“没有。”紧接着,“不要继续宣传和生产活拔绒的紧急通知”挂在了中国羽绒信息网。2月6日,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致函瑞典电视台,并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寻求帮助。在给瑞典电视台的信中,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负责人写道:“对于《冷酷的事实》的播放初衷我们充分理解,但我们有必要向你们及广大消费者阐明事实的真相”。据调查结果显示,被报道的中国羽绒工业协会13家会员单位近年均未向瑞典等国出口活拔绒及其制品。此外,由于活拔绒价格较普通绒高,如果不是客户要求,中国企业是不会主动销售活拔绒及其制品的。  可是两天之后,瑞典这家电视台还是播出了关于中国活拔绒的节目。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就此报道致函中国羽绒工业协会。2月9日,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国内主要媒体以及瑞典TV-4驻北京记者参加。次日,瑞典这家电视台播放了对中国羽绒行业真实情况的报道。  4.羽绒是“弃之为废,聚之为宝”。作为羽绒制品的填充料——羽绒原料,主要是指水禽中鸭和鹅身上的羽毛,是食品工业的副产品。中国鸭绒产量占羽绒总产量的90%,鹅绒产量只占10%。主要因为中国人喜欢吃鸭,且鸭的生长周期短,产量大,一般40天左右就可以屠宰,鸭绒价格相对鹅绒低廉,因此不存在活拔。在个别适合活拔的鹅种中(不是所有种类的鹅都适合活拔),仅有1%~3%的鹅有可能存在活拔的现象。活拔绒的价格大约是普通鹅绒的1.5倍,主要制作销往日本市场的高档羽绒寝具。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高级工程师王敦洲12岁开始从事羽绒行业,至今已有65年时间,亲自参与起草、制作羽绒及其制品的行业标准与国家标准。王敦洲在3月12日举行的全国行业大会上说:“‘活拔绒’不是中国首创,但中国羽绒企业因此次‘活拔绒’报道深受其害。”  目前,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活拔绒现象比较普遍,由于活拔绒水洗耗水量与洗涤助剂均减少一半左右,所以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的负责人表示,“活拔绒”其实在经济上是不合适的。以六安地区的皖西白鹅品种为例,一只鹅可活拔绒两三次,拔一次绒有11~13元的收入,最后宰杀大约能卖18元钱,前后拔绒与屠宰的经济收入40元左右。但没有进行过活拔取绒的鹅,宰杀后其绒羽丝长、蓬松度高,品质好,价格高,一只鹅的经济收入在30多元。若不小心把鹅的皮肤拔破、损伤或感染病菌的话,还要给鹅注射抗生素与喂食精饲料,除去这些附加成本,活拔绒是得不偿失的。  瑞典电视台TV-4最先报道的是匈牙利的“活拔羽绒”,并公布了16家生产“活拔羽绒”的中国企业名单。据欧洲羽绒协会和国际羽绒羽毛检测实验室提供的资料,瑞典电视TV-4关于“活拔羽绒”的节目中存在错误。2月3日,匈牙利驻瑞典大使做客这家电视台KallaFakta节目时,对此报道作出了解释和回应。王敦洲高工反复观看节目画面后表示,这完全是一种炒作,不光拔绒的姿势与技艺不对,而且哪有把鹅拔光成“铁公鸡”的做法?  安徽鸿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羽绒销售部经理何荆桥、安徽三祥羽毛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应武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活拔绒现象在当地早已不存在了。作为羽绒企业,他们不清楚瑞典电视台播放“活拔绒”节目的目的是什么。电视节目中公布的另一个企业——浙江三弘集团已就“活拔绒”的报道向瑞典电视台提交了律师函,希望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清白。  中国羽绒行业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羽绒原料价格一落千丈的低谷期,瑞典电视台的“活拔绒”报道产生了“滚雪球”效应。欧洲羽绒及羽毛协会主席Heddderich女士透露,瑞典电视台TV-4播放“活拔绒”节目后,协会就接到了180多封信件,大家关心的问题包括:一是寝具用品用什么作填充材料,二是屠宰工业副产品有什么特点,三是他们饲养家禽为了什么。  5.据介绍,欧洲关于家养鹅的法律自1999年12月22日正式实施。该法律对家养鹅(包括家养雁属、家养野生鸿雁属及其杂交种)的生物特性、饲养人和监督办法、鹅舍、鹅舍建筑和其他、屠宰等方面作出了严格的规定。“禁止任何会或者可能会给鹅带来痛苦的饲养方式或者饲养计划”,“不允许从活禽身上拔取羽绒、羽毛”。  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向农业部、林业局咨询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后被告知,我国有一整套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但保护家禽方面的尚未出台。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负责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只有尊重欧洲等国家或地区保护动物的法律与消费者需求,反对虐待动物的行为,才不至于失掉市场。”  6.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羽毛羽绒制品分会秘书长李玉香说,这种国际贸易中的突发事件应引起企业关注,瑞典这家电视台去年报道“活拔羊绒”,今年报道“活拔鹅绒”,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秘书长说,瑞典电视台TV-4去年报道“活拔羊绒”节目,就导致整个欧洲市场羊绒销量下降30%左右。  表面上看是动物保护主义的举措,但有一个动向颇为引人注目。据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商处提供的消息,瑞典电视台2月8日播放中国羽绒企业“活拔绒”的报道后,欧洲兽医联合会要求欧盟委员会作出决定,要求进口自欧盟以外的动物产品,须遵循与欧盟相同的规则,比如基本的动物保护规则等。其中瑞典的一名兽医称,这一提议得到批准的话就意味着欧盟将谢绝部分不符合要求的动物类产品。  据悉,欧盟委员会不久前在会议中讨论如何将动物保护纳入贸易规则中的问题。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这一旦成为现实,欧盟市场就有权拒绝来自中国羽绒企业的羽绒及其制品,并不是危言耸听。”日本市场也在关注“活拔绒”事件的进展,至于是否会树起类似的“旗帜”现在无法断定。这可以看做是一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河北雪驰集团有限公司的薛万涛建议,国内行业协会与企业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欧洲消费者,还原事实真相,有利于中国企业产品出口国际市场。江苏开元畜产嘉友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倪荷英深有感触。去年,该公司出口美国一款服装是狗毛衣领。每批货物出港前都必须具备防疫、商检部门出具的来源于非疫区、不是非人道宰杀的报告,一道道环节下来把企业折腾得精疲力竭。其中有一批服装为了等这两个报告,足足在港口“趴”了一周才出海。这无形中增加了企业显性与隐性的成本。“国际动物保护主义可以上升成为一道贸易保护壁垒。”倪经理说,企业后来用化纤的仿真毛代替狗毛衣领。但对方要求必须提供一个小标志告知消费者。别看一个小标志几分钱成本,对于出口企业来说,本身利润空间狭小,不希望再增加什么成本。“现在一些订单都是毫厘必争”。  7.3月23日搜狐博客载文说,“尽管‘活拔绒’事件带有明显的炒作嫌疑,从而凸显出国际动物保护主义可能上升成为一道贸易保护壁垒的现实,但是无风不起浪,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我国羽绒企业中尚存在‘活拔绒’现象,中国羽绒信息网发出的‘不要继续宣传和生产活拔绒’的紧急通知,就是一个侧面的证明。”“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秘书处那种经不起推敲的所谓调查结论,自然不能服众,更别说得到瑞典电视台的认可。我们要做的不是矢口否认,而是据实陈情,据理力争,尽可能减小负面影响和损失。”“‘活拔绒’事件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带有刻意炒作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色彩,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它的本源是动物保护主义,这是发达国家普遍认同的社会良知和道德。”“我们决不能仅仅将其看做是贸易上的自我保护策略,而应将其视为符合社会公共道德的贸易政策并予以尊重。”“活拔鹅绒等于虐待动物,通过虐待动物的方式获取更大利润的企业是不道德的,自然应被消费者抵制、被采购拒绝、被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追究,从而为其不道德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8.3月24日《海峡都市报》载文认为,“他们是在拿‘活拔绒’事件大做文章,企图以此将中国羽绒企业挤出欧洲市场。可以说,就算没有‘活拔绒’事件,欧洲一些国家也会想出其他招数,以达到他们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如今,一流企业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卖技术、四流企业做产品,我们要与世界接轨,就要懂得国际游戏规则,实行严格的行业标准和管理,不让欧洲一些以文明自居的人找茬,被他们贴上‘虐待动物’‘缺乏动物福利’等标签。”“做国际贸易,最终都要获得进口国民众的情感认同。在这方面,不能因小失大,我们企业需要多从人文角度去开拓市场,重视产品传播的人文理念。”  9.《武汉晚报》3月24日载文指出,“如此经济气候下,恐怕‘活拔绒’还不会是仅此一例,其他领域其他产品都面临着同样的潜在危险。”“中国产品,连中国自己的老百姓都无法持信任态度。何止不保护动物?食品行业的信任度几乎降到冰点,药品化妆品事故频发,老百姓吃穿用都会对中国产品打问号,又怎么可能得到国际上的认同?经济气候好的时候,问题都被掩盖,一旦竞争刺刀见红,深层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而我们自己的问题是,中国的行业协会和管理部门于内对企业监管不力,于外应战时被动应付,如此尴尬,恐怕会在金融危机的逼仄之下不断重演。”“面对‘活拔绒’的疼痛,愤怒是无益的,自怨也是无益的,在我们的经济触角已伸向世界各地时,如何保护这些远征的产品才是当务之急。新闻里提到,有中国羽绒行业的监管人打电话给企业,你们用了‘活拔绒’吗?对方答‘没有’,而这居然成为行业与国际声音争辩的证据——这恐怕才是我们的最深之伤。”“也许,与世界许多国家的发展轨迹类似,中国企业在成长的初级阶段会出现‘原罪’,比如‘活拔绒’,但这不能成为我们自欺欺人的理由。因为在经济舞台上与人同台竞技,别人可不会管你是否先来后到。”  10.3月24日,东北网评载文指出,首先,“活拔绒”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因为我们要面对竞争,无需大惊小怪;其次,“活拔绒”材料倒逼国内企业自省,“活拔绒”事件之所以能授人以柄,国内企业对利润的狂热追求急需自省。对企业来讲,追求利润是硬道理,但硬追求利润则没有道理。从中国羽绒信息网紧急挂出的“不要继续宣传和生产活拔绒”的通知到中国农业技术网介绍“活拔鹅绒应注意的问题”的技术文章,说明国内企业涉嫌部分程度上对动物的不人道行为。因此,理性生产是当前企业需要深刻自省的问题,海外羽绒企业出现的危机可能衍变到其他行业,当务之急,国内所有企业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外经营的困难和海外市场的险恶,强化危机意识,增强危机公关能力。外国人还要做什么,我们难以预测。当前中国企业能做的除了从容面对、冷静应答外,最重要的还是理性生产。印第安人有句谚语:“如果我们走得太快,停一停,让灵魂跟上来”,中国企业在“活拔绒”事件中尤其要做的,可能恰恰是让灵魂追上现实的步伐。  11.3月26日,环球博客载文认为“活拔绒”事件首先是“动物保护”,其次才是“贸易保护”,文章指出,目前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制定了比较完善的动物福利法规,国际上普遍承认动物们享有不受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的自由、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威胁的自由、生活无恐惧和悲伤感的自由、表达天性的自由。认为“活拔绒”不仅见证了我国企业在生产中对动物福利保护措施的缺失,也解读了接轨国际动物保护理念的滞后,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规过分强调了对野生动物的“资源性”利用,而在动物福利保护方面存在着法律责任不严格、缺乏可操作性的严重缺陷。甚至只对猎捕野生动物等相关行为规定了法律责任及相关的惩罚措施,而对取熊胆等伤害、虐待野生动物的行为却找不到相关的处罚依据,至于保护家禽等方面的法规,更是空白。这也使生产企业无法可依,放任自流。文章指出,我们的生产企业直到今天也未能与国际接轨,对曝光“活拔绒”似乎还很委屈,更有网友对相关报道责难以至于叱骂。恰恰说明,中国公众以及商家动物福利保护意识仍然匮乏,而善待生命,尊重与人类一样有感知、有痛苦、有恐惧、有情感需求的动物们的权利,更未能成为生活方式和文明生产的程序设定。  12.3月27日,红网载文指出,“在金融危机下,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更是人为地设置贸易壁垒,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公平贸易,保护我国企业利益显得尤为重要。”“出口企业要遵守国际贸易游戏规则,尊重进口国的生活习惯和感情,认真研究进口国的相关法规。”“西方国家之所以对‘活拔绒’事件深信不疑,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国人的动物保护意识不强,只有当国人动物保护意识增强了,滥杀、捕食野生动物以及虐待动物的事情不再听闻,即使有‘活拔绒’事件的报道,人家也不一定相信!‘活拔绒’事件之所以在欧洲消费者心目中产生巨大影响,除了他们对动物保护高度重视外,还与我们宣传力度不够有关。”  今后我们的制品企业在不断提高质量的同时,有必要将产品的制作工艺向消费者公布,让消费者了解我们的产品,以避免陷入尴尬的境地。  13.4月3日《中国国门时报》载文指出,近年来世界上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制定了比较完善的动物福利法规,除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外,亚洲的新、马、日等也完成了动物福利立法,开展动物福利工作、改善出口动物的福利状况、适应国际社会的通行规则是克服贸易壁垒的主要途径。我们只有尊重世界各国家或地区保护动物的法律与消费者需求,反对虐待动物的行为,才不至于失掉市场。一方面,中国应提高全民的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的意识,逐步地、有重点地开展动物福利工作,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动物福利差距,构造和谐的人和动物环境;另一方面,也要阻止某些国家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滥用动物福利进行贸易保护,维护国际农产品贸易的正常秩序。“活拔绒”报道对羽绒企业带来的痛苦是暂时的,但对于贸易高度国际化的中国来说,其作用是长远的,它告诫企业,谁违反“游戏规则”,谁就可能被淘汰出局。  【问题】  就给定资料中提到的“不要继续宣传和生产活拔绒的紧急通知一事,写一篇议论文谈谈你的看法。1000~1200字。

问答题 (二十二)  【给定资料】  1.2011年以来,我国石油石化产业共发生各类事故179起,事故共造成149人死亡、1234人受伤和5人失踪。其中,死亡最多的集中在化工管道等设施的爆炸、城市天然气管道老化、储气罐违规维修和储油罐违规拆解等事故中。违规操作造成的事故占事故总数近60%的份额;第三方盲目施工等外力给石油石化企业造成的事故占到17.88%;设备老化、管理不善造成的事故也占到了13.97%;石油长输管道被打孔盗油所造成的事故占管道事故近1/4,且环境污染损害最大。90%以上的事故都发生在规模较小、管理能力薄弱且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有一定贡献的中小民营企业或地方国企。  2.位于河南省沈丘县城东约10公里处的东孙楼村,共有村民1200多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里的人出现了密集的反常现象:腹泻、偏瘫、智障、畸形,妇科疾病也频频发生。患者相继死去,少则一年内5、6人,多则达20多人。死者经诊断多为食道癌、肝癌、胃癌、直肠癌、子宫癌、乳腺癌等。  死亡像个挥之不去的幽灵,笼罩着这个村子。王子清的族人便是这个不幸村庄的不幸家族。1991年,小他5岁的弟弟食道出现问题,吞咽困难。次年,大他两岁的哥哥也出现同样病症。两人的病后来都转化为食道癌。2004年6月,王子清的哥哥病逝。28天后,他的弟弟也撒手人寰。这边丧事还没料理完,3天后,他的一位叔叔也死于食道癌。短短一个月,王子清相继失去3位亲人。  而这仅仅是序幕。这些年,仅王姓德字辈的族人中,25对夫妇便有19人死于癌症。死者大都正值壮年,最大的70岁出头,最小的只有30岁。  不仅是东孙楼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沈丘县的黄孟营村、孟寨村、孙营村等,癌症患者的比例均大幅度上升。据该县政协常委、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会长霍岱珊提供的资料显示:1990年以来,2470人的黄孟营村,有116人死于癌症;2366人的孟寨村,有103人死于癌症;1697人的孙营村,有37人死于癌症;1300人的陈口村,有116人死于癌症;1687人的杜营村,有187人死于癌症。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沿河一些工业项目纷纷上马,沙颖河水开始逐年变坏变臭,致使源自沙颖河的灌溉沟渠的水也变得腐臭难闻。据阜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作出的一份水质检测报告显示:沈丘县黄孟营村一家的压井水送检样本中,有10多项指标超标,其中锰、硝酸盐、氮严重超标。  【问题】  “给定资料1”和“给定资料2”中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假定你是某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请你就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给领导写一个总结提纲。  要求:全面,准确,有条理,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三十七)  【给定资料】  1.近期,佛山一对小夫妻因为帮外来工购买火车票被刑拘,警方称两人将在看守所度过春节。但这对小夫妻在网上几乎得到了一边倒的支持,并有律师组成“围观团”对此事进行大规模的“品头论足”。记者了解到,被收缴的火车票,均是附近外来务工人员购买的春节回家车票,以硬座票与无座票为主。  这对小夫妻的行为被警方定性为倒卖火车票,一共查获了车票212张,票面价值35402元。警方表示,根据刑法规定和有关司法解释,票面数额在5000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2000元以上的,即构成“倒卖车票情节严重”。这一规定出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倒卖车票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且不论这个14年前出台的司法解释在金额认定上是否跟得上时代,小夫妻的行为能算“倒卖”吗?往年的黄牛党可是先在手里捏着许多火车票,然后上百上百地加价卖给有需求的人。而这对夫妻先和需要买票的农民工约定好,然后根据其购票意愿代买。事实上,这对夫妇遵循诚信原则,约定好代为跑腿取票收10元,外来务工人员自己去取票尽收5元,并无证据显示他们拿到票后又增加要价。而那被收缴的212张火车票也能证明他们履行了对委托人的承诺。不少律师指出,这对夫妻和外来务工人员之间其实是委托代理关系,买卖双方两厢情愿,10元应属合理劳动报酬。  为什么这么多人找小夫妻代购?当然是需求。网购火车票这样“时髦”的事情,对于大部分农民工来说真的是烫手山芋,用户注册、旅客信息、选择车票、提交订单、网上支付……更不用说网上“排队”或者不停刷新。有公共图书馆专门开辟“帮兄弟购票读者专区”,帮外来工网购火车票。但是即使在图书管理员的指导下,即使在网速很快的情况下,许多农民工仍然手忙脚乱,而网络达人们整理出来的网络购票秘籍,对他们中的多数人而言无疑是“天书”。许多人只能看着自己的票顷刻就被“秒杀”干着急。可是现行的订票制度却偏偏把他们推向绝路,网络与电话订票要比车站、代售点早发售两天,去车站排队没用了。  铁路有关部门规定,自2013年1月4日起,火车票互联网、电话订票预售期延长至20天,代售点和车站部分售票窗口预售期延长至18天。而车站和代售点其实并没有预留一部分票来卖。例如,广铁集团的官网就表态:代售点和集中售取票点的车票预售期均为18日,且共享同一票库,所有售票功能一致,主要发售互联网购票和电话订票后剩余的车票。天津方面也称,一旦“电订”“网订”售光,车站也就基本没票了。  铁道部提倡农民工电话订票。可电话订票甚至比网络订票还要复杂,要通过电话输入乘车日期、验证码、车次,这让很多人晕晕乎乎。当然,最麻烦的还是电话打不通,因为容量有限。铁道部的官方信息是“目前电话订票容量已经扩大到11.6万线,比重虽然不大,但更加适应农民工旅客”。而在1月4日发售的车票中,网络占比40%,电话只占6%。  铁道部的确推出了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优惠,主要是提前团购火车票。不过,这对大部分人并不适用,因为这需要企业出面和铁路部门签订协议,有的地方对企业还有门槛要求,如广铁集团的规定就是,用工规模不少于100人,申报节前相同乘车日期、发站、到站车票每批次不少于20张的企业。即使抛开企业够不够资质、肯不肯出面等问题,农民工也不可能提前一两个月就能把回乡日期定下来。  有人认为,“代网购”是在弥补铁路公益性的缺失,刑拘是在断农民工自助的路子。小夫妻并非个案,在南昌,许多农民工都找一个小店老板帮忙在网上订火车票,还不忘留下几块钱的“辛苦费”。可当地铁路警察就说了,“按照规定,凡是对火车票票面金额加价超过5元出售的都属于倒票行为,凡是票贩子倒票被抓获3次以上,一律送劳动教养。”可是相关部门又是控制人流,又是大推高铁,又是推行网上购票……看上去,铁路好像和底层群体有一层隔膜。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抓人“劳教”甚至刑拘,说不过去。这些人在填补有关部门的那部分公益性,凭什么让他们完全不求回报地服务呢?  2.近期,购买火车票几乎成为人们热议的第一话题。而通过网上各大商家提供的抢票软件进行购票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方式。抢票软件的出现让不少人在购不到票的窘境下看到了一丝希望。不过人们更为关心的是,通过抢票软件是否能真的能买到火车票。另外,通过抢票软件购票的公平性近来也受到了不少质疑。  某浏览器抢票专版自带的刷票扩展插件,提供了抢票功能,甚至推出了手机卫士“抢票”专版,可以实现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利用电话抢票。据介绍,该浏览器火车票抢票功能优化了算法,智能选择路由,控制刷票频度,已经帮助几百万用户抢到了火车票。  但也声人发现,“抢票软件”非“保票软件”。有网友就表示,自己通过某浏览器的抢票插件进行抢票,在网上“奋战”了5个小时之久,也没能抢到自己想要的火车票。该网友说:“5个小时都换不来一张票啊!回趟家就这么难!”不过,有业内人士认为,抢票插件不一定保证每个人都能购到火车票,但的确可以增加购票的成功几率。同时,抢票软件虽然有用,但其也加大了12306网站的服务器带宽压力甚至导致崩溃。另外,由于在使用抢票插件过程中用户会将个人信息录入,所以个人信息存在被盗的风险。  而对于抢票软件是否公平,是否合规,业界的看法并不相同。网上抢票的“插队说”和“便利说”成为争论的焦点。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电子计算机技术研究所所长朱某认为,网络、电话售票渠道的开通,是为了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而使用“抢票插件”就等于插队,破坏购票规则,加上软件本身的破坏性,最终伤害的是整个购票系统的安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某表示,“真正的大规模的社会人群是普通公众,包括在外地务工、经商以及大量的流动人口,这些人有相当数量,他们不仅不能获得这种技术的支持,甚至连上网都面临很大的困难,有的可能依靠电话去订票,有的可能依靠到窗口排队去订票,而这种技术支持对他们来说,是把他们的机会在相当程度上进行了剥夺。”  而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创始人胡延平则表示,浏览器抢票功能为用户提供了方便,购票次序遵循排队规则,验证仍需手工输入,系统无票就买不到票,更不可能把别人的票抢过来。北京汇佳律师事务所律师邱先生同样表示,“因为一票难求,有这个东西,又不偷人家又不抢人家,就是提高了点击率。通过它,第一时间能够订到票,个人使用来讲,没有什么不好,从目前这样看的话,我认为它不违规,因为没有禁止性规定,它就不违法。”  3.交通运力世界前列,加班加到“嗓哑脚肿”,但仍然“年年春运年年难”,因为春运驮上了全中国。那些“一票难求”的故事,那些拥挤难耐的经历,向外界昭示着另一种“中国特色”。  27岁的打工者张某,已经8年没回家过春节了。2012年除夕前一天,在郑州火车站等车的间隙,他掏出买给老婆和小妹的花围巾,绕在脖子上比画,眼角眉梢写满欢喜。从广西崇左到安徽萧县有多远?崇左一南宁一郑州一徐州一萧县,张建在火车、汽车间辗转奔突,四张车票,每一张的背后都写满艰辛,但毕竟他回家了。  而在北京待了17年的医院护工薛某,却不得不心酸地决定过年不回家了。薛某的家乡,远在甘肃天水一个小村庄。从村头出发,坐半小时的私人面包车,换乘4小时公交,之后在特快列车里站26小时,最终到达北京,这是她曾有的经历。但舟车劳顿并不算问题,弄到一张返京的火车票,才是“心腹大患”。有一年因迟迟弄不到票,她直到农历2月初才辗转返回北京。  前不久,宝鸡交警截获了一辆后备箱塞着小孩的出租车。原来是徐某一大家子7人准备从青海回陕西老家奔丧,但没买到火车票,只好开着自己的出租车往渭南市赶,而两个9岁的小孩就塞在了出租车后备箱里,行驶至宝鸡市被巡逻交警发现。  4.渴望、拥挤、疲惫、希望……春节前后数十天的“中国表情”。春运回家难,但艰难背后有憧憬。不仅因为回家得到了情感抚慰,也带回了又一段家的记忆,这足以让人们坦然度过新的一年。  在郑州到北京的K180次列车上,列车员高某这样形容拥挤程度:平时5分钟扫完一节车厢,春运时40分钟搞定就算“迅速”。列车员口中的“人多”,量化到一些数字更为直观:铁路2013年春运将发送旅客2.35亿人次,日均达588万人次。这意味着40天内,中国要通过铁路把相当于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口搬一个来回。  另一组数字似乎更说明问题:中国铁路图定日均客座能力仅为382.1万座。需求与能力之间的缺口,每天都超过200万个。是因为这些年中国交通建设落后吗?事实上,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交通运能、运力奋起直追,主要指标已达到世界前列:  ——铁路营业里程长度居世界第二位,高速铁路里程世界第一。  ——高速公路里程十年间跃居世界第二,全国基本实现建制村公路村村通。  ——民航市场全球增长最快,“十一五”期间投资2500亿元,约为前25年总和,运输飞行小时接近“十五”期间两倍,首都机场客运量世界第二。  绿皮车、空调车、动车、高铁;铁路、公路、民航、武警——数千万人服务于春运。谁都难以否认,中国春运的软件和硬件已明显改善。在2012年春运的31.58亿人次中,公路、水路客运承担了近28.9亿人次,是铁路的12倍还多。交通部道路运输司副司长徐某这样概括铁路和公路春运的差别:“铁路是以运能定运量,公路运输正相反,是以运量定运能,可以起兜底作用。”但对公路春运来说,安全、天气、堵车是突出问题。2008年初春发生在南方的那场雨雪冰冻灾害,仅京珠高速就滞留旅客30万人,至今让人心有余悸。  相对于公路和民航春运,铁路春运真的“太过沉重”。运能不足,人又必须得送走,怎么办?发售站票、增加图定运能、开行临时客车——针对春运压力,运能装不下暴涨的“运量”,最终要由交通员部门工拿自己40天的“加班”,一分一秒地把“运力”挖出来。  列车员高某所在的K180次列车,原本晚上从郑州发车,第二天上午到达北京,晚上才返回。春运期间,改为到达北京休息1小时后马上返回郑州。这意味着,原本列车组在北京半天多的休息时间被取消了。“春运期间,我们平均每48小时只能睡7小时。”  现阶段,中国春运让所有人满意的可能性为零。但发展阶段仅是原因,并非全部理由。  5.求解春运,首当其冲还是增加交通运能,特别是尽快提高铁路运力。  我国铁路总营业里程不到10万公里,虽然居世界第二,但只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而且,我国人均拥有铁路不及一支香烟长,在世界上排在100位之后。不要说春运,铁路运力平时也处于紧张状态,货运车皮多年来更是“紧缺资源”。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李某说:“公路发挥了春运主力军的作用,基本能满足旅客随到随走。”2012年春运,全国公路每天开行跨省长途客运近10万班次,日运送中长途旅客超过300万人次。“这相当于整个铁路客运量的三分之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公路运输大发展得益于市场开放。改革开放之初,当时的交通部就实施了“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吸引国内外资本流向公路建设和运输,推动中国公路网大发展。但铁路则不同。铁道部门在职能上建管难分,在运输上统一指挥。这种行政性管理有其合理性,但它使铁路企业远离市场,甚至阻挡外部竞争资源流入。因此,直到今天,我国铁路市场融资比例不超过20%。一个开放市场,一个封闭运行,其结果自然大不相同。  一家煤炭央企负责人向记者讲了一个真实故事:公司想自己投资修建一条从鄂尔多斯至秦皇岛的运煤专线,但铁路部门不同意。无奈之下,公司按铁路部门建议购买了5列“自用火车”,但被纳入铁路统一调度和编组后,时过一年,5列火车也不知在什么地方。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某教授认为,“一票难求”的呼声,对铁路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但从短期看,这还是一个期待。当务之急,是现有运力的“挖潜”。春运“挖潜”,高速公路也应进一步释放通行能力。由于恶补了20年的公路建设欠账,中国公路多年“重建轻管”。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处处长吴某说:“我国公路修得比外国好,但公路智能化管理却相对落后,目前只是起步阶段。”像高速公路就面临收费过高问题。不少旅客提出:春运期间,政府部门是否可采取应急措施减免过桥过路费?  面对质询,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李某坦率地告诉记者,我国高速公路市场化程度高,涉及上市企业等多个利益主体,减少公路通行费征收是个方向,但改革需要时间。  家在郑州的王先生驾车在湖南境内被堵了23个小时。因为有雾,当地交警封了高速公路。王先生对此并不认同。他说:“在一般雾天,欧美国家都是交警开车带路,一封了之的管理思维有推责之嫌。”目前,全国只有10个省份建起路警联合的公路管理体制。针对恶劣天气等级,交通运输部已开发出高速公路车辆放行数量、时速等管理软件,当务之急是打破部门分割体制,建立起统一的信息共享决策平台。  6.春运“挖潜”,解决飞机多、空路少的矛盾也十分迫切。  当前“航班延误”愈演愈烈,最大瓶颈是空中道路没有增加。最近10多年来,民航客流量从不到1亿人次增长到近3亿人次,但空中道路仍是原来那么多,导致空中流量控制成为常态。“我国有必要开放更多空域给民用航空,才能根本改善航班延误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某说。  春运“挖潜”,交通行业内部“各自为政”问题也急需正视。“铁路、公路、航空一体化,才能更好地释放春运的压力。”许某说,“但目前的问题是各种交通工具自成体系,自守圈子,不能及时有效调配,造成资源浪费。”铁路春运客流情况显示,中长途旅客量占一半多,其余属于中短途旅客。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李某说,这形成一对突出矛盾:“一票难求”的铁路本来优势是长途运输,但却与擅长中短途运输的公路客运“争客源”;而与此同时,公路中短途客运却“吃不饱”。关键是要建立起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协调机制。  改革春节放假制度也是一个潜在选项。作家张一一在网上呼吁:“春节至少应放假半个月,而且需要错开放假,一部分单位从过小年前放到正月初七,一部分单位从除夕前放到元宵节。”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李某认为,这一建议代表了许多务工人员的心声,应引起相关部门重视。有些假期可以不放,但春节假应该加长。“这不仅是文化的传承、民生的需求,也不失为缓解春运集中出行压力的良策。”  春运如大考,既考验每一个回家的人,也考验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春运不仅是交通难题,更是“发展中问题”。彻底解决“春运难”,需要经济、社会层面的配套改革。  7.透过喧嚣冷静思索可以发现,春运体现的是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改革开放之初,中国8.3亿劳动力资源中有5.9亿在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开,世代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走上自主择业之路。而同期沿海地区的开放,正好接纳了这股庞大的进城务工流。  春运还折射出百姓生活水平的提升。更多的人口袋里有钱了,买得起票,回得起家。尤其是农民工收入得到改善。这显示国家从2004年开展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活动以来,农民工的收入增长和保障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浩浩荡荡的春运大军中,还有一股正在壮大的游客队伍颇受关注。有北方人南下过冬,有南方人北上看雪,有城里人下乡度假……这是中国人在生活水平提升后,生活方式从“定居的文明”向“移动的文明”的转变。“前些年衡量中国人幸福指数的标准是恩格尔系数,现在则是旅游指数。”江苏省旅游局信息中心主任周某说,“挣更多的钱,游览更多的地方,几乎成为一种潮流。”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春运现象是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张扬。  “春节中流动人口持续增加,还折射出家庭凝聚力增强,社会思潮朝着中国传统核心文化回归。”多年从事春运工作的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主任刘某说:“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位,家庭凝聚力增强,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必然跟着增强,这是值得大力提倡的优秀文化。”  8.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总数已经增长到近2.6亿人。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也在加速。但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给春运带来很大压力。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到2011年底,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6%,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其中包括了农村进城人口,但这部分人没有被纳入城市社保体系。他们的户籍仍在农村,有承包地,有家、有根。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某的话说,他们“被城镇化”了。如今,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仍然流动在故土和打工城市之间,仍然在为一张春运火车票而苦苦守候在寒风里。要真正解决“春运难”,就是要让农民工从“候鸟式”的来回迁徙过渡到在城市定居下来。  观察春运难,除了审视城乡二元结构,也不得不审视区域发展不平衡。一名在广州打工的农民工在网上留言说:“我没票回家,虽然家里已经准备了好几个姑娘相亲。”他希望在西部的家乡能发展起来,自己早点返乡就地打工。“如果国家努力实现经济布局的均衡化,在每500公里左右的半径形成几个城市构成合理的经济中心区,迁徙式的务工大潮就会平息,‘一票难求’也将不复存在。”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名誉会长包某表示,如果资源仍然过分集中于“北上广”地区,春节火车票只会越来越难买。  心安之处即故乡。帮助农民工扎根城里,在哪里过节都有家的感觉。那时,回老家就只是一个选项,而不再是唯一选择。  【问题】  针对“给定资料”反映的问题,结合我国现状,写一篇文章。  要求:  (1)结合给定资料,并注意联系当前社会实际和自身感悟;  (2)观点明确,内容充实,层次清楚,语言流畅;  (3)总字数不少于1000字。

问答题 (十七)  【给定资料】  1.“被××”,是一种特殊社会状态下生成的特殊短语。在21世纪的中国,一系列具有同样构成方法的新词在互联网上广为流行。中国网民在“就业”“增长”“自杀”“杀人”“上楼”“自愿”“捐款”“开心”“委员”“全勤”“小康”“高速”“离婚”等以往不受“被”修饰的不及物动词、形容词、名词或短语前加上“被”字,表达出没有话语权的弱势一方的无奈。由于网民的“创造”而使“被字句”在很多场合与其他词语超常搭配,从而彰显出风趣与幽默。例如,号称“世界上里程最长、速度最快、投资最大”的武广高铁,以其高票价使民众“望车兴叹”,自我解嘲为“被高速”,还有油价“被提高”、四川景区“被拍照”、家电下乡“被优惠”、富士康员工“被跳楼”,等等,诸如此类的“被字句”以委婉诙谐的语言表达了网友的关切和忧虑。  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网络媒体语言分中心、商务印书馆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汉语盘点2009”网络征集年度字词揭晓,“被”和“民生”分列国内字、词的第一。这个流行于2009年的网络热字,表达了公众对于公民权责名实相符的吁求。的确如此,“被”字的“被”荣登榜首曲折地表明了公民权责意识的自我觉醒: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思忖是否“被忽悠”。  2.据媒体报道,截至2009年7月1日统计,2009年已有415万高校毕业生落实去向,与去年同期相比就业人数增加44万人,大学生就业率达68%。然而当这样一种现象被披露于网上时,许多人又开始怀疑高校就业率的真实性了:有应届大学毕业生在网上发帖称,自己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就业了,就业协议书上赫然是一个从没听说过的公司名称和该公司的公章。由于“太兴奋了”,因此发帖庆祝自己“被就业”。A校2009届毕业生赵某某在论坛上发帖,称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学校就与一家公司签订了就业协议书。随着赵某某帖子的发表,“被就业”一词迅速蹿红。  在统计就业率的背景下,部分高校采取措施保证就业率早已不是新闻,2006年安徽省教育厅就曾公开批评“一些高校采取扣押毕业证等方式,要求没就业的学生提供就业协议书,结果逼得学生造假,甚至跑到学校附近的小店盖个章冒充接收单位”。一些网友认为,“被就业”现象在全国各地院校普遍存在。“被就业”的大学生,他们在自己毫不知情、工作毫无着落的情况下“被就业”,正是学校方面弄虚作假、权力失范的结果。如果高校的就业率统计中,能少一些水分,多一些实事求是的真诚,公众还会担忧这些“华而不实”的就业率,会影响到就业政策的制订吗?  网友发明的“被就业”一词新鲜生猛,讽刺高校虚报就业率的行为,更因此衍生出“被”字语系,如职工“被全勤”,举报人“被自杀”,交择校费的家长“被自愿”,等等。由“被自杀”“被就业”等滥觞,到大量“被××”的流行,如“被捐款”“被涨薪”“被幸福”……每一个“被××”,都让我们对一起起关乎公众诉求的公共事件记忆深刻。“被”字流行语不仅隐喻着公共诉求得不到完美呼应的现实语境,也反衬出这个时代的显著进步。因为,不是我们现在“被××”得多了,而是我们越来越对“被××”充满了伸张的欲望。  3.因对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居民收入增长数据表示不解,2009年7月29日,一位网友在B网站的博客上,发明了一个“被增长”的新词。所谓“被增长”,也就是说实际没有增长,但在统计数据中却增长了,使我们都被统计数字“幸福”地笼罩着。这一感受得到了绝大多数人们的赞同,同时也得到了央行最新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的印证。一些政协委员表示,“被增长”虽然是对统计数据真实性的质疑,但其背后,却是公众对工资收入增长缓慢、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不满。  2009年2月,江苏省对C市辖下各县市的小康达标情况进行随机电话民意调查。当地政府要求受访群众熟记事先统一下发的标准答案,如“家庭人均年收入”农村居民必须回答“8500元”,城镇居民必须回答“16500元”;“是否参加社会保险或保障”必须回答“参加了”;“对住房、道路、居住环境是否满足”必须回答“满意”。于是,那些原本在小康达标水平之下的群众,一夜之间就“被小康”了。小康本来有明确的指标,白纸黑字,糊弄不了人。但在“政绩”的强大压力下,官员没有创造不了的奇迹。为了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可,很多为官者都有着强烈的政绩意识。当他们把政绩当成一种邀功请赏的筹码,试图借此作为谋求升迁高位的敲门砖时,他们就会打造出“异味”的“政绩工程”。  2009年7月,全国6个城市参加了为期两周的“城市开心指数测试”,市民通过拍打公交站点的“笑脸”或“哭脸”装置,表达自己当时的心情。最后北京以0.5个百分点的优势超越上海,摘得中国“最开心城市”的桂冠。这样的测试和统计方法没有多少科学性可言。一个城市的人群是否开心,取决于经济收入是否有保障,取决于文化生活是否有质量,取决于民主是否充分、法制是否健全,取决于是否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这一切没有落实之前,所谓的“开心”“幸福”“和谐”,都只是强行戴在民众头上、遮住他们耳目的大帽子。  “被小康”“被开心”说法的出现,表明在不少地方、不少部门,片面追求所谓政绩成为工作的主要动机,而政绩又异化成了一种邀功请赏的筹码,为自己保住位子或者升迁铺平道路。于是,为了表面上的光鲜,已然浑然不睬客观事实,甚至不惜明目张胆地进行欺诈。收入“被增长”、生活“被小康”、心情“被开心”之后,百姓看上去更“富裕”、更“幸福”了,但那些冷冰冰的数字、指标,因为完全缺失百姓充满温暖的切身体验而变成了自欺欺人的把戏,其所造成的危害就远远不止从炮制者的津津乐道沦为民间的笑柄那么简单。令我们国土上本已不堪一击的“诚信”二字雪上加霜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令干群关系、官民关系更加疏远乃至恶化,是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不过,如果能抱持一种积极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就会发现,无论上述数据以及各种“被××”,是否真实,值得肯定的是,公民对政府的数据或者说辞保持一种怀疑和求证的精神,这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最宝贵的成长。理性的国民不会否定一切,但也断不可缺少一点怀疑精神。这种怀疑精神,即是扶正公权力、防范各种潜在危险的动力之源。社会的变化,体现在言语的变化,言语不仅承载着思想和观念,还体现了时代格局。“被××”的流行,既见证了现实但也存在着诸多无奈,同时又表明公民权利的觉醒。而且,正是后者在一点一滴地促成前者的改变。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看,“被”字被高标,更意味着有怀疑精神与权利意识的公民,正在成为这个社会的主人翁。而这一切,正是这个社会的希望所在。  4.“Suicide”(自杀)本是一个不及物动词,然而它却有个不合语法常规的用法——Suicided(被自杀)。一个人“被自杀”,却没有施动者出现,仿佛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深不可测的力量。1982年6月,意大利某银行行长被发现吊死在伦敦的桥下。所有证据都表明他是自杀,但外界却流传着关于他“被自杀”的阴谋,此案纠缠警方很多年,至今迷雾重重。2008年3月,曾多次进京举报D市某区区委书记张某某违法占用耕地、修建豪华办公楼“白宫”等问题的举报人李某某,在监狱医院内死亡。检察机关出具的调查结果显示,李属于自缢身亡,但其家属不认可李自杀的结论,认为死亡原因蹊跷。2009年6月,该区委书记张某某以涉嫌报复陷害罪、受贿罪被提起公诉。一个没有自杀动机的人,突然因某种变故而死亡;死亡现场呈现自杀的迹象,让局外人百思不得其解,又无直接证据证明是被杀。尽管权威部门和家属对死因各执一词,但不论死者是否为自杀,权力的膨胀与滥用其实是致其死亡的主要原因。只要强权不受监督、令弱者无力对抗,类似的疑案就不断上演。  2008年12月,E报记者在F省采访时神秘失踪,家人报警求助,F省警方立案调查,初步认定为“失踪”,并声称“人命关天,我们会全力查明真相”。14天后,家人却接到G省警方电话,被告知该记者涉嫌受贿被刑拘。随后,F省警方表示他们事前就已经知道情况。刑事拘留本是刑事侦查程序中常用的强制措施,警方对刑拘者需在24小时内履行告知义务,这是一般原则。警方以“有碍侦查”为由的“不告知”不只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也侵犯了当事人家属及其所在单位的知情权。没有程序就没有正义,“不告知”把刑拘变成了失踪,利用公权力愚弄和恐吓了民众,不但令民众对公权力失去信任,也令法制建设遭到破坏。  5.1998年2月15日,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赵作亮到公安机关报案,称其叔父赵振晌已失踪4个多月,怀疑被同村的赵作海杀害,公安机关当年进行了相关调查。1999年5月8日,赵楼村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无名尸体,公安机关遂把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于5月9日刑拘。在作了9次有罪供述后,赵作海被审判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10年4月30日,“被害人”赵振晌回到赵楼村。5月9日,“杀害”同村人且在监狱已服刑10多年的赵作海,因赵振晌的突然回家,被宣告无罪释放,河南省有关方面同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5月13日,河南省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给予赵作海国家赔偿及生活困难补助共计65万元,由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宋海萍院长亲手交付给了赵作海。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曾表示,出现这样的判决,3家办案机关都是有责任的,是没有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也没有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张立勇说,做错了事情就要承担责任。目前,河南省高院纪检、监察部门已经立案调查,对不负责任的审判人员追究责任。近日,记者从河南省商丘市公安局了解到,经过30天的侦查,当年导致赵作海被判刑的商丘柘城“1999·5·8”杀人碎尸案成功告破,该案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及涉嫌包庇人员全部到案。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给我们敲响一记警钟:“被”什么千万不能“被杀人”。  6.为了确保我国耕地红线,引导地方政府节约用地,国土部2008年正式颁布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将农村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直接挂钩,若农村整理复垦建设用地增加了耕地,城镇可对应增加相应面积建设用地——是谓“增减挂钩”。但旨在节约土地的“增减挂钩”机制,很快变了味,成为各地搞土地财政的利器。山东H市土地储备中心主任称,将农民全部集中居住后,保守估计,将腾出8万亩旧宅基地,可以复垦为耕地。每年复垦一部分换来新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由此每年的土地收益有两三亿元。于是,一场农民“被上楼”运动在各地应运而生:无数的村庄正在“被消失”,无数的农民失去庭院,农民“被”住进集中建设的楼房。在“被上楼”运动中,一幕幕惊人的剥夺、浪费和暴力正在进行中。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某某指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在这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被上楼”行动中,山东H市宣布取消在域内所有行政村建制,生生造出208个“万人村”;曾被评为G省生态文明村的I村,如今已拆成一片废墟,刚修好的“村村通”水泥路被铲平;J省某市K村被整体拆迁,但农民公寓还要村民补差价购买。在许多地方,这场打着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小城镇化等名头的“消灭农村”运动的目的很明确:增加建设用地,扩大土地财政。这场“被上楼”运动的本质在于,地方政府基于土地财政的考虑,间接地剥夺了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其中的收益进入了地方财政的腰包。宅基地使用权虽然不是所有权,却是农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宪法》第十条、《土地管理法》第八条都明文规定:宅基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村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城市居民的房屋所有权一样,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如今,村民的宅基地也开始遭到了公权的侵害。对此,有专家指出,盲目强迫农民上楼并大规模取消自然村,不仅与法治精神相违背,也会对农村社会产生巨大负面影响。  7.据媒体报道,重庆市M县有学生家长反映,孩子读小学要交9000元“教师节慰问金”。学生家长反映至县教委后,被告知“要退钱就必须退人”。该县教育局局长接受采访时称,此费系家长“自愿”缴纳。有专家在《潜规则》里提出过“合法伤害权”的概念,即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合法地伤害无力反抗的人。掌握权力的教育部门制定规则,为子女前途着想的家长只能任由宰割,名为自愿,实为胁迫,因为一旦你不想“自愿”做什么,就什么也不能做。  汶川地震后,一些单位或组织强迫个人捐款,以至出现个人重复“捐款”。某高校王教授赞同震后每个人都必须被强制捐款:“很多人是把捐款当成善行,没有理解成责任和义务。”“在非常时刻,为国家做贡献更是一种责任,而不仅仅是善行,不捐献是不履行责任和义务。”捐款不是收税,没有国家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公民也没有法定的义务,捐与不捐、捐多捐少都是公民的自由。但在政治化思维下,捐款变质为“工作表现”“政治素质”,于是爱心奉献成了道德勒索。“被捐款”的背后体现出依法行政的不足,更是对私有财产的变相侵犯。  8.一进入8月,很多公司员工休年假的高峰期就到了。但有网友爆料,真实情况是,虽然不少公司都有年休假,可不少人有假却不能休。于是,网络上继“被就业”“被增长”之后,又出现了华丽的说法——“被全勤”。某网站近日也做起了“被全勤”现象调查。数据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网友没有享受过带薪年假。这种逼你拿全勤奖的公司,实在是让人“受宠若惊”。有网友质疑,既然劳动法白纸黑字规定了员工休带薪年假的权利,为何用人单位却敢于屡屡不兑现,屡屡让自己的员工“被全勤”?他们违规以后为何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9.万众瞩目的武广高铁宣布于2009年12月26日投入运营,武广高铁开通运营后,开行世界上最先进的国产时速350公里“和谐号”高速动车组,武汉至广州实现3小时到达,标志着我国高速铁路发展进入新阶段,然而随之公布的全程最低票价490元,并停运多列武汉和广州之间的普通列车,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热议,部分网友表示接受不了如此高的票价,并认为“被高速”了。  10.从2005年和王菲在乌鲁木齐领证结婚开始,5年的时间里,媒体以每年至少一季的速度替他们的婚姻下判决书:王菲、李亚鹏要离婚了。2006年,因王菲和李亚鹏爱女患有先天性唇腭裂,香港媒体关于两人为此大吵大闹、感情不和的消息甚嚣尘上;2007年,台湾某周刊封面刊登李亚鹏和苗圃牵手的照片,直指李亚鹏和王菲的婚姻出现问题;2008年,香港媒体爆出王菲怀孕流产,并称两人因此吵到要分手;2009年底,有媒体拍到李亚鹏与一神秘女子同行前往上海,一起入住五星级酒店,事后有报道称,王菲暴怒与李亚鹏大吵一顿,婚姻再次亮起红灯。虽然每一次“被离婚”之后,李亚鹏和王菲都会恩爱亮相,令流言不攻自破,但每一季的离婚新闻还是乐此不疲地准时来到。  11.L大学董教授指出:“滥用公权和信息不透明,是一系列‘被’事件发生的祸首。”全国政协委员、西南M大学文学院刘院长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这种说法荒诞但值得思考,“‘被时代’传播的是信任危机,如果不及时进行整治,将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严重损害。”每一个‘被’故事的发生,无不与利益紧密挂钩。”刘院长认为,“被时代”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是政府信息与群众感受不一样的现实反映,实质就是公信力降低的体现。虚假的就业率、不真实的数据发布、工资的虚假增长等,折射出的是政府信任危机,如何挽回公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感,已经不容回避。为了完成各种形式的指标,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在“制造繁荣”,“制造和谐”。老百姓已经很不愿意生活在一个“被繁荣”“被和谐”的社会中。必须建立法规,让“被事件”制造者为自己的行为埋单,还公信于社会。  12.2010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标题《江苏给力“文化强省”》让不少人有些“意外”。有网友将这一标题截图发布在微博上后,网友纷纷大呼“标题给力”。一向严肃严谨的《人民日报》用了一个如此“潮”的标题,引发热议也不奇怪,但火到这个程度倒真有点出乎意料。作为网络语言,“给力”意思类似于“牛”“很棒”“酷”,常作感叹词用。不管“给力”用得到底对不对,《人民日报》取这么一个标题,至少说明大家看到了贴近民心的话;也说明如果主流媒体对网络民意做出及时的认可和回应,是会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的。“给力”如今的大热与“被字句”大热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其实反映的是社会公众的一种期待和诉求。“给力”有多热就说明平时“不给力”的事有多少。如果在“被时代”,公众希望有一种力量能改变普通百姓“被动性”的命运,将他们从无力感中解脱出来,那么在“给力”横空出世以后,公众更希望,不管是在哪个领域,都能让他们看到“给力”这样一种积极乐观的处事态度。  【问题】  根据资料内容,结合我国实际,以“从‘被××’的流行到‘给力’的大热”为副标题,自选角度,自拟标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观点正确,主题鲜明,分析合理;  (2)论述深刻,语言流畅;  (3)800~1000字。

问答题 (二十九)  【给定资料】  1.一段时间以来,与官员有关的各类“门事件”频繁发生、各种“雷语”层出不穷,涉及领导干部的“花边”新闻甚至比娱乐八卦更加吸引大众眼球,严重丑化了公众对官员群体的认知,极大地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公权力的信任度。从那些深陷舆论漩涡的官员身上,我们看到了“官德”缺失所结出的“恶果”。  所谓“官德”,乃是为官者的职业道德,是官员的从政之本、用权之道。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干部掌管着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的权力,地位特殊,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其言行举止具有放大效应和示范效应,对社会价值取向、社会公德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其“官德”如何直接影响到社会和谐、百姓福祸。这也是古人所说的“治大国者先治吏”“吏治则国治”的深刻内涵。  令人痛心的是,当前官员“官德”缺失现象日益凸显。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官德”缺失已成为腐败屡禁不止的重要诱因,不断突破老百姓心理承受的底线,令人忍无可忍。《荀子》有云:“德不称位,能不称宫,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因此,对部分官员的“官德”失范行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深入探究其成因,对症下药,铲除其滋生的土壤、泛滥的温床。  2.有关数据统计表明,自2000年底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组织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而据最高检公开发布的2005、2007、  2009、2010、2011年五年的数据显示,中国这五年共缴获赃款赃物金额达到541.9亿元。  如今,官德不彰、权力失范的问题颇为突出,媒体曝光的形形色色缺德官员的各色“事迹”,令人揪心,刺激着社会的敏感神经。有的官员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有的官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有的官员生活腐化、情趣低俗,有的官员吃拿卡要、与民争利……  下面是2012年的一些事件:  5月底,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因存在滥用职权、收受他人巨额贿赂、道德败坏等严重违纪问题被开除党籍。  6月下旬,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因严重违纪被“双开”。经查,黄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且道德败坏。  7月初,吉林省原副省长田学仁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经查,田学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收受礼金。  这些落马的高官,都可谓能力不凡,但都是在官德上出了问题、栽了跟头。我们不禁会问,我们的官员到底怎么了?  3.2011年10月,S市光明新区一名廖姓公务员进入公众视野。廖某是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受过高等教育,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殴打年近六旬的老父老母,并且两人还是特意从湖南老家来S市帮忙照顾孙子的。  有媒体报道,廖某是S市光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发展改革科公务员,2010年参加S市公开招聘聘任制公务员考试,来到光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并于2011年4月份入职。  2011年1月廖某的儿子出世,其母亲廖某莲在4月15日来到S市照顾孙子。据廖某莲说,从4月15日到8月26日,她被打了七次,多次被儿子甩耳光,起因都是一些小事。后来,廖某莲确实被打得受不了了,下决心要和儿子断绝母子关系,并搬到宝安区的女儿家中。之后,一直在湖南老家开小店的廖某光被儿子叫到S市,代替老伴照顾孙子。24日早晨,廖某要去S市委党校学习,廖某光要求儿子修复与母亲的关系,不料双方言语一激动,儿子直接动手打老爸。在那次冲突中,廖某光的上衣被撕扯烂掉,左肩膀也被儿子咬得鲜血直流……  顿时,因打骂父母而站在舆论风口浪尖的廖某引来了网络如潮水般的声讨与责骂。诚然,在我们这个具有优良孝顺传统美德并以“百善孝为先”为自豪的国度里,我们很难容忍“逆子”行为,甚至容不得一粒沙子。更何况,这是我们感到震惊的打骂,且有血淋淋的镜头。  4.由于官员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特殊、身份特殊,其官德缺失就会在思想上、作风上都导致腐败,其危害不可估量。无数事实早已反复证明,官德是官员腐败的第一道防线,官德缺失往往是官员腐败的第一道溃口。  众所周知,我们党的干部的选拔任用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五德”并提,彰显了官德修养的时代意义与时代要求。事实上,很多官员出问题,不是出在能力上,而是出在官德上。  从历史上看,官德水平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政权的兴衰成败。表面上,官德只是官员个人修养层面上的道德问题,实质上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权力的监督问题,是法治缺位问题。事实上,当下官德不彰、权力失范,其背后是权力制衡机制的严重缺失。正如学者哈耶克所说,“制度决定官员的变形与扭曲”。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无德官员不敢轻易作恶;而一个坏的制度,却能让天使变成魔鬼,将人性的恶无限放大。  作为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理应是道德的楷模,官员的官德理应比一般群众的道德水准更高。官德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官德影响民德,影响社会风气。官德水准提高了,群众的道德水准随之也会提高,社会风气因此得以净化,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因此得以提升。官德良好,社会才能风清气正;反之,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德不良,上行下效,殃及整个社会的风气。  5.2012年6月,我国首部以官德为主题的丛书《中国古今官德研究》在北京面世。而在此前,中国行政伦理研究会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教授王伟等人编著的《公务员道德读本》等也引人关注。官德系列书籍的出版引发了人们对于公务员道德考核问题的思考。  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我们形成了从德、能、勤、绩、廉方面对干部进行考核评价的制度体系,但对于干部的德,缺乏专门的考评,且考评内容较笼统、抽象、概念化。  为此,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在积极探索干部德考制度化问题。如重庆、河北保定、山东济南、甘肃陇西等地都先后出台过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或意见,在干部考察中细化干部德的评价指标。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干部进行道德评价在理论上是可行的。”王伟教授认为,道德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可以进行评价,道德评价是整个道德建设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但是,道德评价机制跟一般的绩效评估有很大的区别,有其自身的特点。“将公务员道德评价指标进行量化,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公务员道德也绝不是简单地一评就能评出来的。”王伟表示。  综观各地关于官德考核的标准,有的地方干部官德考评办法一出台便引起很多争议。  2010年,江西萍乡出台领导干部选拔办法,将生活方式不健康、不孝敬父母等列为一票否决事项。同年,湖南邵阳则出台规定强调提拔干部需要家庭出具道德鉴定书。  四川省彭山县委2012年2月出台《科级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试行)》,规定提拔干部先征求其父母、邻居甚至小区物业的意见。当时,彭山县有5名干部通过此项考核,但5人均在家庭美德方面被扣分,其中一名干部因不爱做家务被扣两分,导致其总分最低。考察组一名成员表示:“我们向他家人了解情况时,他妻子说,他在家很少做家务,比较懒。我们向家里其他人证实后,对他扣两分并归档。”  “这里有一个误区。一说考官德,就把领导干部在家里孝敬不孝敬父母、尊敬不尊敬老人等纳入考评范围,但这不是官德考核的主体指标。”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教授认为。一个干部私德好并不一定说明他官德好。在毛昭晖看来,官德考核除了基本素质的考量外,其主体指标要看干部在关键时刻、重大事件中的表现,而不是把官德考核简单化、随意化。  德是人的一种内在本质,很难通过直观的形式去了解和把握。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要将官德考核真正落到实处,的确还面临着许多困难。现在很多地方的一些考核标准主观随意性很大,得出的结论未必客观真实。在这些地方干部道德考核的设计中,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回避——官德考评的得分越高是否就意味着官员的德行越好?“比如,一个官员的考评分数为91分,另一个为90分,这是否就意味着前者比后者的官德要好?是否在干部的任用等问题上,前者就享有优先权?”湖南城市学院院长李建华教授指出,“如果是的话,这就意味着领导干部的官德水平高低可以通过一个数字来体现,这无疑是将官德问题简单化。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官德考核指标体系建立的意义又在何处?”  6.中国历代都十分重视官吏的道德品质。早在夏朝就有所谓“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政治清廉思想(《尚书·尧典》)。西周时,更是接受了夏商两代后期由于官吏失德而毁政亡国的教训,在选拔官吏时特别强调道德品行,以“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作为选拔官吏的法定标准。  秦朝的职官管理制度也十分注重官吏的道德素质,并用法的方式将官德制度化。1975年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是学界认为的我国最早的成文行政法。其中的“为吏之道”提出吏有五善,吏有五失。这五善、五失虽然不能说是最完备的官员行为规范,却是由官方确立的最早的为官之道。它明确地提出了官员必备的思想品格和道德修养。  汉朝伴随着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礼义道德教化被置于治国的首位。汉朝选官的主要途径为察举制,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四科取士”为:“一日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日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日明达法令……四日刚毅多略……”“光禄四行”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后汉书·百官志》)。可以看出,汉朝选官是按德、才、能的顺序进行素质考察的。  唐朝统治者在“明刑弼教”思想的指导下,更加重视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从官员的选任到考绩到监察,每一个环节都高度强调道德状况。唐朝对官吏的考绩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所谓“四善”专指品德,“一日德义有闻,二日清慎明著,三日公平可称,四日恪勤匪懈”。唐玄宗时制定的监察法规——《六察法》的第一察便是“察官人善恶”,从对职官的选任、考核和监察的法定标准的顺序看,都是道德品行排首位,才能、政绩是次位的。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各朝在职官管理制度方面对官员的德行要求与唐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7.尽管对官德的考核存在一定难度,但近年来也不乏积极的探索。  在江苏省淮安市县(区)人大、政府、政协换届考察工作开始之后,一张关于干部德的反向测评表登场,令人耳目一新。  据了解,在反向测评表中,围绕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5个方面,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把干部群众关注度高、社会负面影响大、媒体曝光频繁的热点话题,进行了全面梳理汇总,最后形成了12条形象直观的反向测评内容。比如,“说话做事水分大,作风浮躁,欺上瞒下、好大喜功,喜欢大吹大擂、搞形象工程”“原则性差,经常说情打招呼,遇到矛盾绕着走、和稀泥,充当老好人”,这两类干部“缺德”表现在反向测评表中归为“职业道德”一栏。  此外,这次反向测评的应用范围较广,先是召开换届述职测评大会,在现任领导班子成员述职后,组织县(区)正科级以上干部进行反向测评;再由县(区)机关中层干部、乡镇普通干部代表、社区居民代表、“两代表一委员”等人员,对干部德的情况再次进行反向测评;对拟提拔进班子的差额考察人选,还到其所在单位进行反向测评。据统计,本次换届考察中,当地8个县(区)共有5200多名干部群众参与了干部德的考核评价。  8.“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既有可能维护整体利益,也有可能以权谋私,单纯地强调道德自觉,显然不足以保证公职人员能秉公办事,反而放松了对公职人员应有的、必要的监督。另一方面,官德建设过分依赖软性的道德调节,而忽视制度的刚性制约。”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湖南城市学院院长李建华说,对公职人员道德水平的提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个部门、哪个公职人员出了问题,才引起领导重视,又开始新一轮整顿教育活动,浪费大量社会资源,也使公职人员们陷入事务性工作中,影响机关效能、作风建设。  李建华说,传统的官德建设总是强调“内省”“慎独”,把官德建设完全建立在内心自觉和内省的基础上,这些做法尽管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实际效果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触动公职人员,提升其道德境界。  “建立一套制度化、体系化、可操作的官德评价指标体系,首先要推进行政道德建设的法制化、制度化。法制化反映了用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力量加强官德建设的思路。”李建华说,“其次,道德法规的内容要具体详细,操作性强。包括限制接受礼品的规定、限制政府公职人员兼职的规定、严禁假公济私和铺张浪费的规定、限制工资以外收入的规定、对政府公职人员离职后利用原职位的影响获得不正当利益的限制规定,对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进行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等活动的过程中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的规定,违反规定将受到什么惩处等都要作严格的规定,避免对官德的要求过于笼统和空泛。同时,要建立完善的道德监督、惩戒机构与机制。”  9.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逐步出现了执掌公权力的人的道德问题,因此美国率先发起了针对公务员道德的立法,法国、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随后跟进。事实上美国设立《政府道德法》也就30多年,主要是通过国会立法、总统命令的形式出现。  瑞士的公务员不得兼营副业与工商业,其家属也不得开办饭馆、咖啡厅等行业,否则公务员必须辞职;如果公务员在营利性公司中兼职时,必须取得联邦委员会的特别批准。  对于美国高官而言,不提交财产申报,就不能担任政府公职。如果不及时申报或提供虚假信息,还将面临政府部门的纪律处罚,并可能招致司法起诉。  10.要做官,先做人;要立业,先立德。为官者“头顶三尺”是法律,脚下支撑是官德。为官如果没有良好的官德,就不可能廉洁自律;没有一流的人品作底子,从政就会栽跟头。这不仅是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的道理,也是党中央一再要求选拔任用领导干部要正确把握德与才的辩证关系,认真落实“以德为先”的具体体现。既注重“考能”更重视“考德”,真正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看清人、识准人,才能选好人、用对人。深入甄别、准确鉴定干部德才表现,是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的前提。干部提拔前,必须多方面了解、多渠道考察、多侧面审视,全面准确掌握干部情况。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指出,现在干部出问题,多数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人民群众对干部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德”上。李源潮部长同时还指出,领导干部要有敬畏历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的敬畏之心。约束官员之“德”,就是让他们有所敬畏,而不是为所欲为。约束官员之“德”,不全在所谓政绩指标,而在于“公开监督”,在于“群众满意度”。  【问题】  请结合给定资料,以“为官之德”为主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有思想性;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语言流畅,总字数800~1000字。

问答题 (二十八)  【给定资料】  1.一个问题总横在他们的脑子里,是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在老家当死咸鱼呢?  在他们对城市作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在国贸打车,黑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走不走?他非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一个地方,但他怕那个“县”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生在江苏一个县城,来北京工作了五年,月收入过万,两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的存款一路贬值,时至今日,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无车无房无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水,甚至呼吸空气,日常生活的一纤一毫,都让这个80后男人疲惫不堪,“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口数里,有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人生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走。  还有“蚁族”,大学扩招后数量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两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决不能没有网络。如果在大城市打拼五年,没有实现梦想,他们大部分会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据估计,北京地区至少还有这样的十五万“蚁族”。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人口到“服务”外省人的华丽转身,而这管控的态势,随着1800万人口上限提前十年到来,愈发严峻了。2011年年初,一连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税满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有专家呼吁年轻人不要扎堆“北上广”,像是冥冥中四十多年前一个声音在感召,“去农村吧,去基层吧,广阔天地,大有所为。”  很多次,刘寅假设人生三种曲径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滞留北京,继续苦哈哈的生活,能认识更多人,获得更多学习机会;  其二,回归南京准一线的市井,买车买房,吃吃喝喝,心宽体胖;  其三,回县城找块地,养鸭子喂猪,彻底的田园牧歌。  刘寅的下一站在哪里呢?  上个月,刘寅看了部叫《白蛇传说》的片子,里边一个角色最能诠释他对京城的感触,那是一个小和尚,叫“能忍”,忍到最后,结果还是变蝙蝠妖了。  相比小城市而言,大城市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廉洁高效的政务部门,更现代、更有质感的生活细节。这也就是念叨了几年,刘寅始终还没有离开北京的原因。关于人生假想种种,始终停留在浮着白沫的自来水、挤不上去的地铁、买不起的房子和无限虚掷的时间成本里。眼看着,孩子就要出生,他还在艰难地为去留做决定。11月4日,他做了个梦,他出国了,天上有一条金灿灿的中国龙在飞,正欢喜呢,一泡尿把他给憋醒了。一醒来就看见窗外灰蒙蒙的,没有远处和阳光,心忽然沉了沉。  2.2010年年底,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两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楼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的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待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在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2011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人生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有了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3.促使李涵最终逃离上海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个房间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离开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上海火车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行李箱,周围都是说着河南话的人。”李涵说,当时她心中只有一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上海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地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上海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干什么?“其实不止那一件事情,我觉得周围人的思维和我也不一样,一到周末去参加同学聚会,感觉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就是不在一个圈子里的感觉。另外我大学读的是传播学,做广告策划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是做了一个办事员,不能说低就了,就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李涵也试图努力过,在单位有文化活动的时候,她总想露上一手,写出个漂亮的策划案,“但根本行不通,领导才不管你什么策划案呢,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  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上海,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有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上海,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  4.别人看来,北京的这些年里,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们眼里,也许是小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大叔聊人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亚独裁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回到小城市,年轻人们忙着老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一线城市看齐。  刘沛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在北京待了七八年后,回到老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工人,给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名牌大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的高调,背地里说:“北广毕业的又咋样,还不是跟初中生一样在扛摄影机。”地方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被禁止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  身边人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又堵车了,话语里带几分家乡经济蒸蒸日上、迈入“堵城”的自豪感。刘沛骑自行车上班,别人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沛说:“骑车15分钟就到,买车干嘛?”  “装了windows 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 98的了。”刘沛很是水土不服。  为了增强他的归属感,有人给他介绍了一桩亲事,对象是某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娘,你的人生少奋斗二十年!”刘沛许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个科级以上中青年干部结婚,从此安下心来。刘沛鼓着勇气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刘沛在成都的生活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子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5.“逃离”广州对刘梅来说,无奈的成分小一些,更多的是一种不被认同感,“当时经济压力其实也有,但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平衡,我在广州能得到什么,耳边是听不太懂的粤语,亲人又那么遥远,照顾不过来;而回到重庆这些似乎都能得到解决。”  仔细盘算了一下,刘梅一年前从广州回到了重庆万州,“身为重庆人,总觉得回到家应该大有用武之地。”在广州的时候,刘梅在一家大公司的大客户部工作,主要服务一些重要客户,“给他们做活动,写文案。”  然而在重庆万州工作了不到一年,刘梅感到种种不适应,“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案子,在重庆万州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文案写得不行,这单子咱也能签下来;还有一次,我和另一家公司比文案,我的案子应该是一流的,但是没想到,那客户还是签了那家公司,后来才知道对手有熟人关系,并送了礼。”  回到重庆万州的刘梅深刻感觉到“人生地不熟”,“这是我的家乡吗?我为什么一点优势都没有呢?”更让刘梅痛苦的是这样一次经历——有一次她好不容易签下一国际客户,当时要给这家公司做一个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但是隆重出场身着晚礼服的她发现,“就我一个人身着晚礼服,像个什么似的,其他人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人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有的人带了孩子,孩子在现场大呼小叫,让客户很不满意。”  刘梅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己要求过高?“从广州回重庆,真的是怀着抱负的,要做点事情给家乡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刘梅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任何东西,又回了广州,“现在想开了,广州虽然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但是我应该适应这里,应该把这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也许我还会回到重庆的,但不是现在。”  6.2011年10月,某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内容如下:  “逃离”一直在继续,就如涌入从未停止。“北上广”的繁华与耀眼之下,各色人物有着异样的命运。成功者如鱼得水,享受着城市文明的不尽福祉;失败者穷困潦倒,品尝着冰冷都市的残酷无情。更多的人居于二者之间,谈不上失败,亦难言成功;虽不算困窘,也不见腾达之希望。他们,对于大城市有着复杂的情感,留下无望、弃之不甘。最终,这群人开始分化,有的固执坚守,有的识趣逃离。之于前者,往往难逃蚁族、房奴、孩奴的宿命;之于后者,仿佛不远处有了可期的美好前景。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从来不是温情脉脉之所。与钢铁丛林相契合,其间多奉行优胜劣汰的法则。若要立足,一番打拼在所难免。这个时代,大城市生存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一方面,随着数十年的城市化扩张,“北上广”发展空间日趋饱和,人才吸纳能力并没有预期中那么强大;另一方面,随着高校扩招,大量毕业生滞留“北上广”,无论是人才结构,还是绝对数量,高校毕业生都与产业需要不甚合拍。  没有哪个城市可以无限扩张,从世界经验看,一定时期逆城市化进程必将出现。今天的“北上广”,已经处于饱和边缘。恰如一辆拥挤不堪的公交车,虽仍在蹒跚前行,却早已载不起更多人的寻梦旅程。继续涌入,或许并非最优选择。除非你有足够的能力与机会,自信能在一场惨烈的淘汰赛中笑到最后。  如今,我们把目光投诸“逃离北上广”的那群人。其后的动因显而易见,合理性也毋庸置疑。无论专家还是市民,都对这种趋向表示认可。言语间,“选择离开”大有化身为理性回归、民智成熟的同义词之势。在公众的朴素期待中,“逃离”不失为个人与大城市双赢之举。就这样,“无奈放弃”被美其名曰“理性选择”——“逃离”不再是失败,而是审时度势的观念升华。  此等说辞固然冠冕堂皇,实际上却陷入了预设的陷阱。对大城市的迷恋,真的只是基于观念?甚至,“北上广”的拥挤效应,真的可以归因于“大城市崇拜”?须知,从来没有人天然偏爱冷酷、杂乱与拥挤。所谓年轻一代的大城市情结,不过是个伪命题。考虑到资源分配倾斜到无以复加之地步,谁不想留下分羹一杯呢?  另一层面,需要反思大城市存在着怎样的淘汰机制。是基于能力的遴选,还是基于家世的纳斥?现实中,上述两者并存,且很多时候后者重于前者。正因为如此,“逃离北上广”并不那么令人欣喜。要知道,离开的可能恰是事实上的精英。首先要有公平的竞争,其后才有“合理的离开”。若竞争不公平,则“逃离者”必会带走创造力。最终,一个城市的运转效率将被拖累。  7.“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现象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就“年轻人是否应该逃离北上广”问题,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不需要逃离。但国家应该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应该在中小城市部署一些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不能把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搞成“大而全”的经济体。“蜗居”和“蚁族”现象的原因是大学生工资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劳动力市场不均衡的问题。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太强、劳动时间太长,出现了马克思讲过的那种“恶性循环”,加剧了失业问题。政府应严格实行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坚决处罚过度盘剥劳动者的不法商人。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我认为逃离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大学生蚁族的出现,一是由于我们的大学教育不仅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且还无目的的扩招。二是因为当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还是简单加工,服务业不够发达。现在的蚁族,大部分都是地方院校毕业生。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无效的。因此只能从事低工资的工作。他们之所以集中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他们才能找到一份工作。如果在其他地方,连这样的工作都难找。越是不发达地区,工作机会越少,市场性的工作工资越低,而铁饭碗则被权势家族垄断。  秋风(知名独立学者):谁有资格让他们离开?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生活、工作、定居的地方的自由。再者说了,逃到哪儿?如果北上广都找不到机会,那其他地方就更没有机会。大学生们之所以在毕业之后,聚集在“北上广”,是因为这里的机会相对来说还多一些,因为在这里,蛮横的权力似乎被庞大的人口稀释了,而到了地方上,那里的权力更为霸道,权力和财富在极少数寡头内部世袭,庶民子弟基本上没有任何上升空间。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在哪里发展是个人的选择,年轻人喜欢在大城市接受挑战也无可置疑。不过,这需要这代人做好充足的准备。不过这个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目前一些资源过于集中在个别城市,现在中央提出了新的城镇化路线,要发展中小城镇,我想这会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这也是一个自愿选择,但是制度还是会影响选择。一方面,青年大学生如果想留在“北上广”,就要做好长期当“房奴”的准备。这不止是在中国如此,在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纽约、东京、首尔的房价要比目前京沪还高许多倍,所以青年应该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中国的资源不要过分集中在京沪等大城市,尤其不要通过国家控制农产品价格、控制农业地区的工商业建设、控制民营企业信贷、区别对待城乡福利和医保等强制性措施人为加大地区差异。让中国各地通过自由和自主发展产生更多的北京、上海、广州,为不同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更平等的资源、机会、希望乃至梦想,才能分散“北上广”的人口和就业压力,延缓这些中心地区的房价上涨。  刘瑜(剑桥大学讲师、哈佛大学博士后):我觉得那些已经在“北上广”有稳定工作、住房的人轻轻松松地说“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出生晚了几年,结果位子、机会都给“50后”“60后”“70后”给占了,哪怕他们在才智方面并不比这些人差。不过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机会和位子并不是恒定的,转型社会更是如此,年轻人慢慢来也能干好。如果我现在大学毕业,是不会为了留在北京而留在北京的,假如在北京待了几年,事业毫无起色,不妨考虑去外地。以中国的规模与人口,“小型版”的“北上广”完全可能——或者说正在——在“北上广”之外出现。按照中国城市化的进度,目前中国不到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离发达国家80%、90%以上人口城市化的比例还很远,二线或三线城市还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问题】  参考“给定资料”,结合你对“给定资料”的理解,以“北上广”逃离还是逃回”为话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观点鲜明,论述深刻;  (2)联系实际;  (3)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800~1000字。

问答题 (十五)  【给定资料】  1.为全面加强公职人员工作作风建设,进一步提高工作效能,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河南省安阳市实行公职人员工作作风预警制度。  公职人员工作作风预警制度是公职人员在履行职能中,存在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行为,但不足以实施党政纪处分而预先发出警告,是预防和制止干部发生更严重违反党政纪律行为的工作制度。  该制度规定,给予工作作风预警,以《安阳市公职人员工作作风预警通知书》的形式,按照管理权限,由市、县(市)区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对被预警对象的监督和管理权限负责组织实施。上级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可直接对应由下级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作风预警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实施工作作风预警。  该制度规定,工作作风预警通知书一式3份,一份送达预警对象,一份送其主管部门,一份纪检监察机关备案。根据性质和程度,工作作风预警分为三级,实行梯次预警。年内首次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的,实施黄色预警;年内二次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的,实施橙色预警;年内三次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的,实施红色预警。本年度被黄色、橙色预警而未达到红色预警的,被预警次数顺延,实行累计。  该制度规定了预警追究机制。被给予黄色预警的个人每季度、被给予橙色预警的个人每半年在全市通报;被给予红色预警的个人,评定为全市工作作风“最差公职人员”,每年在全市通报,所在单位要视其情节轻重,按照管理权限,依照有关规定,做出相应处理。单位处理意见报经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后实施;单位一年内被红色预警2人(含2人)以上的,对其所在单位全市通报,并追究单位有关领导的责任。  2.记者从重庆市奉节县相关部门了解到,奉节县委、县政府决定于2008年10月17日召开全县重大项目暨乡镇“10+1”工程建设大会,对全县城乡统筹工作作具体部署。会前数日,县委、县政府办公室联名给80多个县级部门、30多个乡镇下发通知,要求“一把手”参加。  会议当天,县党史办、县志办、银监办、法制办4家单位缺席,县教委、经委、科委等21家单位“一把手”用“替身”参会。随后,奉节县委办公室向各乡镇、县级部门发出通报,对缺席的25个部门“一把手”提出严肃批评,责令他们在电视上对全县群众作检讨。  随后在10月18日、20日晚的奉节综合新闻节目中,25位缺席的部门一把手,分别在电视上向全县人民作了公开检讨。  记者在采访奉节县这场肃吏风暴时,来到了奉节县民政局。当记者走到该局五楼503室时,只见门开着一条20余厘米宽的缝隙,里面一位官员一边和一名来访者谈话,一边正聚精会神地打着网络游戏“斗地主”。  记者随即拍下了这一让人感到震惊的镜头。当来访者走后,这位官员在网上“斗地主”的兴趣依然很浓,全然没有注意到记者正在拍照片。  当记者拍完照片敲门走进这位官员的办公室,询问其局长办公室在哪里时,这位官员回头指了一下“就在旁边的办公室”后,又专心地打起网络地主来。  记者随即来到501室——副局长办公室。当记者将拍到的照片出示给这位副局长时,这位副局长称,打地主的是该局纪检组长,叫陈××。  这位副局长同时称,此时是工间操时间,打牌也没什么。但这位副局长却坚持让记者把照片删除,声称:“怕传出去对局里影响不好。”  当记者随后采访纪检组长陈××时,陈××称,从10:00到10:40是全县的工间操时间,他是在做完两套工间操后,看还有5分钟,才在网上斗起了地主。他同时称,工间操时间“斗地主”没有违反规定,是允许的。  在25位部门“一把手”因缺席会议,被县委、县政府责令在县电视台向全县人民作公开检讨的第二天,县民政局纪检组长竟然在上班时间网上“斗地主”,这种做法真如那位副局长和当事人所称“是允许”的吗?  为此,记者于当天下午采访了奉节县委监督室副主任陈姚平、县委办主任罗启辉的秘书金礼德、县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监督科等相关领导。  据县委办公室的人员称,上班时间网上“斗地主”肯定是违规的,也是绝不允许的。这位工作人员称,该县的工间操时间是从11月16日开始,目前尚未执行。  奉节县委监督室副主任陈姚平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上班时间网上“斗地主”肯定是不允许的,更是违规的。县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监督科一位姓毛的工作人员称,纪检组长上班“斗地主”,肯定是违规的,如果一旦查明属实,将作出严肃处理。  3.工作尽职尽责,本是一个普通公民的义务,摒弃游戏作风、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去,这是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工作人员起码的道德底线与分内职责,也是劳动纪律的基本要求。  但长期以来,一些机关玩乐成风却成了久治难愈的“顽症”。前有奉节民政局纪检组长上班时间网上“斗地主”,现又有重庆渝北双凤桥街道办职工上班打麻将,足见一些机关公职人员工作作风散漫的现象已十分严重。这样的“公仆”,怎可期待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纪对机关工作人员作风有明确的要求,群众舆论对人民公仆的作风充满期待。但为何这种上班打牌、玩游戏的现象一直没彻底改变呢?  其实,对照法律和单位规章制度,只要认真执行,克服这种怪现象并非难事。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精简臃肿的机构,改变人浮于事的工作局面;如何让正确的执政理念、服务理念深入机关事业单位和每位工作人员的心,让法律、制度硬起来?如果机构、人员配置合理,公务员工作量饱满,领导作出了表率,问责动了真格,掀掉玩游戏官员的官帽,看以后谁还敢上班不干正事?  应该说,“机关病”缘于“机制病”,对此,不能光靠下级行政员工的公务操守与官德自觉,也不能光靠上级督导官员的个人意志与铁腕手段。最根本的,还是要依照现代政治责任理念建立问责制度。让问责机制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让太平官、无能官、懒汉官根本混不下去。  4.2009年7月28日下午,网友在大河论坛发帖,痛斥淮阳赏荷月期间,当地交警乱收费,车主被逼当街下跪一事。淮阳县公安局于29日凌晨2点55分通过大河论坛,就网友反映的问题进行了回复——目前纪委和督察人员已成立调查组介入调查,当事“执勤人员”已停止工作。  7月18日,荷花节开幕当天,节前淮阳交通巡警确保荷花节期间仪容整齐、文明执勤等掷地有声的社会承诺还言犹在耳,但记者在淮阳街头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参加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刚一通过,主要路口的交警有的不见了踪影,有的缩进了路边的警车当中,对街头混乱的交通秩序熟视无睹。  当天晚上,在淮阳县城最繁华的区域,几名民警坐在警车中闲聊,舒服不过倒着,一位民警干脆脱掉鞋子,把脚架在了前排的座位上,躺倒在座椅上。  7月19日,在淮阳县城北关汽车站对面的一幕更是让记者气愤不已。一位骑车拉炭的人被三个既没有肩章、又无警号的所谓民警以查车的名义拦下,车主在下跪未果的情况下,买烟交钱才要回被扣的车辆。记者通过对周边商户的调查询问得知:这三个所谓的民警每天都在这里查车,被查扣车辆的车主可通过一个跟三人关系不一般的中间人老金,给老金一定数量的手续费,然后由老金协调给三人一些费用便可解决。  站在淮阳街头,淮阳城区随处可见无运营资格的面包车,随便用纸板写上“上车一元”的标志就融入了运营车辆的车流,狭窄的街道上触目可及的是乱停乱放的车辆和红绿灯下混乱的交通秩序,这丑陋的一切与美丽的荷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目睹此状,真不知道欲以荷花为媒,把淮阳打造成旅游名城的领导者如何感想?  5.据海口市琼山区委常委、纪委书记黄茂兴介绍,2009年7月6日上午,海口琼山区城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某与另外7名队员,从6点30分开始上路执法,在大园路一带对占道经营进行治理。此间,王某一朋友打来电话称给其送结婚请帖,王某表示正在上班,晚一点联系。上午近10点左右,当班工作结束后,王某与7名队员一行8人来到府城某茶艺馆喝茶,并与朋友约定取喜帖。督察组在府城大园路检查时发现,王某和队员离开工作岗位,穿着制服到茶店喝茶,立即对此展开了调查。  黄茂兴表示,虽然王某与其队员是在当班工作完成后到茶馆的,但仍属在法定的正常上班时间内擅离工作岗位,不认真履行职责,而且还穿着制服进入茶馆,他们的行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依据《琼山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奖惩办法(试行)》等规定,决定给予王某行政警告处分,并停职检查、通报批评。  同时,与王某一起在法定正常上班时间擅离工作岗位的黄某、李某、潘某、吴某、梁某、郑某、劳某等7人,也被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6.辽宁省丹东市电视台“马上就办”专栏组接到的群众咨询与投诉主要集中在相关部门对解决群众投诉的效率低及办事拖拉、三产扰民问题、部分区段的环境差问题和个别居民小区的设施得不到及时维护等问题上。  有市民投诉:“现在有些部门的办事效率太低下了!”他们已就楼下门市私拆乱改投诉几个月了,执法部门也来现场察看过,至今也没给这种违法违章行为作出认定与处理,一打电话就是“正在研究、调查”,结果楼下门市从容弄虚作假,相继骗取了环保与工商部门的许可与证照。7月底,记者曾就丹东市振业区山上街人防路17号楼的楼院地面低、雨天积水难行问题向相关管理部门作了反映,接待人员答应联系物业并去现场查看,并于一周内给“马上就办”回复,可是记者等了多日也没听到回复,再次打电话咨询得知:人还没去呢。怪不得老百姓对有些部门的办事效率不满意。  7.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任务异常繁重。与此同时,一场来势迅猛的“问责风暴”让河北省的干部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谁阻挡了河北事业发展,谁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过不去,我们就让他过不去,就调整他的位置、摘去他的‘帽子’。”2009年2月13日,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以这样语惊四座的一席话,拉开了河北省“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的序幕。  5个多月后,一组数据为张云川的“狠话”做了注脚:由于不作为、乱作为,河北共有1000多名机关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  河北省省委书记坦言:“我知道整顿干部作风就像捅了马蜂窝。但是,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这个丑必须要揭。”  “一些重要部门和关键岗位的少数公务员,依仗职权吃拿卡要,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在河北省“干部作风建设年”动员大会上,张云川大声痛斥少数干部权欲重、效率低、乱作为,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光有“唱功”没有“做功”,热衷于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对上汇报“一枝花”、实际工作“豆腐渣”,甚至搞假大空、玩数字游戏。极少数机关干部无视工作纪律,竟然在上班时间擅离职守、打牌赌博,上网打游戏、炒股等。  “我觉得心头一震,觉得这番话点到了许多干部的痛处。”回忆起当时参加会议的情景,河北省委办公厅干部解智峰说。  也有人担心:行政审批过多过滥、办事效能低、服务差,几乎是所有机关的“通病”,并非河北独有。这样“高调”地自揭家丑,会不会影响自身的声誉?  “我知道整顿干部作风就像捅了马蜂窝,非常艰巨棘手。”张云川坦言,“我也曾考虑,如果把问题捅出来,国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听后会不会害怕,河北的声誉和发展环境会不会受到影响。但是,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调查发现,在河北,办理一个房地产项目手续竟要盖166枚公章,交54项费用。张云川痛心地说:“在这样的环境下,除非是来挖金子,谁还敢到河北投资,谁会到河北投资?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这个丑必须要揭。”  8.记者从海南省纪委获悉,乐东县在对机关和行业纪律作风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通报中指出,一些干部职工有上班迟到、早退现象;存在干部职工上班时间到酒店、茶楼用早餐、喝茶,甚至打牌、打麻将的现象。  据了解,乐东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县委督察室和县直属单位工委抽调有关人员组成的检查组利用一个月时间深入全县11个镇(包括七所八站)和80个机关单位,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明察暗访的方式,围绕着干部作风和部门纪律作风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的情况进行通报。  通报指出,大多数单位工作开展比较正常,上班秩序井然,不少单位还确定了值班领导。  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有:部分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上班不佩戴工作卡;部分机关单位不健全考勤制度;存在干部职工上班迟到、早退现象;存在干部职工上班时间到酒店、茶楼用早餐、喝茶,甚至是打牌、打麻将的现象;存在周末提前离岗的情况,尤为突出的是星期五下午不同程度地存在早退现象;存在干部职工因私事擅自离岗不请假不报告的情况;行政不作为的情况依然存在;有关单位存在没有及时转送、交办信访件的情况等。  通报认为,有些职能部门、窗口单位工作效率上不去,一个重要原因是领导和干部工作作风存在问题,有些问题和矛盾是可以在基层甚至是萌芽状态就得到解决的,但个别单位敷衍应付、推卸责任或是把责任上交,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群众多次上访。  9.2009年8月26日,湖北省宜城市委四届七次全会下发《关于实施八项制度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的决定》,在全市干部中实施政策业务考试制度、绩效督察制度、述勤述廉制度、民主评议制度、纪律抽查制度、书记谈话制度、干部作风评价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八项制度,着力解决当前干部队伍作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以过硬的作风营造更优的发展环境,凝聚更强的发展动力,推动跨越式发展目标的实现。  2009年初,宜城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三年地区生产总值翻一番、四年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翻一番、奋力冲刺全省综合经济实力20强”的科学发展奋斗目标。  “目标一旦确定,关键在落实,核心靠干部。”宜城市委书记朱慧说,干部作风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环境的优劣、党群关系的亲疏、招商引资及项目建设的进度……  通过问卷调查、基层调研、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该市认真收集梳理出了在党员干部中存在的思想解放不够、学风不实、能力不强、办事拖拉、组织纪律观念淡薄等问题。  “干部作风体现党的宗旨,关系党的形象,事关事业成败!”朱慧深有感触地说,目前干部作风总体是好的,但在个别部门和部分干部中仍存在办法少、玩性大、拖劲大、眼眶大、标准低、借口多、自律差等严重影响队伍形象、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为确保作风建设动真格、见真效,宜城在出台“八项制度”时,充分考虑了其可操作性,着重突出了问责制,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干部作风评价制度”。该项制度要求纪检监察部门全面系统地掌握和分析干部作风状况,根据干部学习和考试平均成绩,述职述廉和民主测评结果,群众反映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来信来访数量,纪律抽查结果,绩效督察结果,警示谈话和信访约谈次数,完成急、难、险、重工作任务及在处理突发事件时的表现情况,所在单位集体和个人获奖情况,责任追究问责情况等九个方面对干部作风作出定量及定性的客观评价。在对干部评先表彰、奖励、提拔和重用之前,纪检监察部门须对干部作风进行评价并形成书面意见,供常委会决策参考,同时建立干部作风档案予以记载。  干部作风评价制度还规定,对以上九个方面定量评价有突出问题或因个人作风不实导致发生群体性事件,因本部门的拖拉影响重大工作进展,因工作不力未按时保质完成工作目标,为了小团体或个人利益严重污染经济发展环境,因个人作风问题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或严重社会影响的,一律定性为“作风差”的干部。被定性为“作风差”的干部,除公开通报批评外,责令辞职。  宜城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孙纯科介绍,在责任追究上,凡违反八项制度的,分别给予通报批评,诫勉,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处理。构成违纪违法的,同时追究其纪律和法律责任。  其中,对政策业务知识考试连续两次统考不及格或抽考一次不及格的,给予通报批评;在绩效督察中,对发现违反限时办结规定、2次挂牌督办、未完成绩效工作目标且考核排名居末位的,分别给予通报批评、诫勉半年、诫勉一年处理;在述职述廉测评中一次不合格、连续2次不合格的分别给予通报批评、引咎辞职处理;对在纪律抽查中,一年内2次或3次以上缺岗的分别给予通报批评、诫勉处理;对经书记谈话教育后,没有认真预防或纠正问题,出现类似问题进行第二次谈话的,给予通报批评。  10.2009年4月,湖北孝昌县根据该县出台的《孝昌县无为问责办法(试行)》,对15名无为干部实行了问责:诫勉谈话7人、通报批评4人,调整工作岗位3人、免职1人。  《办法》规定了以下八种情形应追究干部的无为责任: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岗位职责的;没有完成责任目标和指定任务的;办事拖拉、效率低下的;不改选承诺、推诿扯皮的;不思进取、消极懒散的;精神不振、作风疲沓的;服务意识淡薄、作风粗暴的;监管、处置不力,办事不公的;等等。《办法》规定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进行初步核查:个人或组织有事实依据的举报、投诉;上级领导的批示、指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名提出的建议;执法监督机关提出的建议;新闻媒体曝光的重要问题;工作检查中发现的重要问题;各种评议、测评、考核结果及其他信息反映的重要问题。经初步核查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的,启动问责程序。纪委和组织部成立调查组,在30日内完成调查工作,形成书面调查报告,由无为问责协调领导小组作出无为问责的决定。  根据《办法》的意见,每半年要对工作进行检查核评,对查实无为的官员进行问责。从6月下旬开始,县纪委和县委组织部联合进行了核查,全县共查处干部无为案件12起,对15名干部实施了问责处理。这对无为官员本人是教育,对其他一些干部也有很大触动,有助于解决干部队伍中懒散惰性、怕吃苦、思想僵化、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等问题,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和良好的社会效果。  【问题】  根据给定资料,联系实际,以“加强机关作风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论证恰当,语言流畅,字数在1000字左右。

问答题 (十四)  【给定资料】  1.2011年11月7日,G省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G省住房保障专项报告,指出民众住房焦虑已显现。26~60岁的受访民众中,76%的人不接受当前的高房价,想购买商品房者仅为1.2%。此外,不同地区、城市,不同收入、年龄人群的受访者均对保障房都有较高需求,52%受访者表示“需要”政府提供住房保障,而受访者中已住上保障房的仅为1.4%。  住房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1933年的《雅典宪章》将居住列为城市的首要功能。城市住房问题,特别是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是与城市化和工业化相伴生的必然现象。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无一例外地面临着住房问题,我国将解决住房问题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出台了各种政策措施予以应对。  7月的一个下午,在陕西西安市泰和居保障房小区一套50平方米的廉租房里,煤气灶上正煮着粥。54岁的申裕民和爱人苏尔丽去年5月搬进这套廉租房,结束了结婚30年来在城中村租房的漂泊生活。他们在墙上贴了漂亮的壁纸,挂上几幅漂亮的图片,屋子显得整洁、温馨。  “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申裕民说,自从上世纪90年代夫妻俩双双从企业下岗后,生活一直很困难。搬进这套房子,每个月只要付几十元租金,第一次让他们觉得生活又有了盼头。苏尔丽则说:“儿子也长大了,哪天领着女朋友回来,家里也像样些。尽管现在经济上仍然有压力,但住得安稳了,心情比原来好多了。”  多年以来,家住门头沟的潘玉林每到下雨天都会提心吊胆。他告诉记者,下雨时,棚户区的土坯房没有几个不漏的,能做的就只有想尽办法“治水”,“用盆接,用黄土泥堵上,或者买油毡铺在房顶。”不过现在,坐在三室一厅的新房中,即便是遇到7月21日这样的强降雨,潘玉林也能淡定地泡上一杯茶,“现在痛快了,特高兴,到了享福的时候。”  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2年间,全国累计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和各类棚户区改造住房接近3000万套,基本建成约1700万套。逾2600万户城镇家庭住上了新房,近1亿人口的住房条件得到改善。2008年当年,中央对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是197亿元人民币,到2012年补助资金规模已扩大近10倍达1900亿元。最近5年,是中国历史上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规模最大、成效最明显的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之所以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最基本的经验就是“把保障性住房作为一项重要的事关百姓福祉的公共物品纳入政府的职能范围,而不是简单地推给市场”。  2.林栋,80后青年人。2008年,林栋的两口之家即将迎来小生命,没房的烦恼困扰着这个家。此时,他们租住在单位附近。  林栋虽工作了近10年,但每月工资仅两三千元,两口之家一年收入8万出头。  “我们(收入)超过了经适房标准,只能去买商品房。”但探访一遭后,他失望了。“跑了周边10多个楼盘,有新房也有二手房,比如上地佳园、清上园。进售楼处一问,每平方米要两万元,我马上就出来了。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买商品房,每月工资连还贷都悬,肯定买不起啊。孩子临近出世,心情特别着急。”林栋说。  “经适房和限价房,准入条件中都有年龄限制,须年满29岁。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刚就业的人群,他们的住房问题怎么解决?再有,之前的三种保障房,都侧重于本市户籍,但一些在当地长期工作的外地人,也要解决住的问题。”B市住建委委员、市住保办常务副主任邹劲松说。高房价的“挤出效应”日趋明显。部分青年人才因住房问题而人心不定,因房思迁。据调研和问卷统计显示,某市外来打工人群中有14%因房价或房租过高而打算离开,问题是严峻的。  买不起商品房,住不进廉租房、经适房,这一类人群多为中等收入群体,被称为城市中的住房“夹心层”。由于房价的快速上涨,结构性矛盾突出,不同收入群体的住房消费出现分化,高收入和低收入两端人群分别通过市场购房和政策保障两条渠道解决住房问题,而中等收入中的部分群体由于难以承受高企的房价,也不会被纳入廉租房、经适房的政策范围,其自住和改善需求被极大抑制,这一社会群体的住房矛盾凸显出来。  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说,做好住房保障工作,既不可能全部依靠市场,也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只能是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做到“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持、高端有调控”,分类解决不同层次的居民住房需求问题。  3.一方面,是众多的低收人群体无法享受到住房保障,另一方面,保障房资格造假、骗购骗租分配乱象又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2012年12月26号,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说:一个户口在上海市松江区的90后女孩,在郑州一个经济适用房小区内拥有11套经适房房产,其中最大的一套为258平方米。据称,这个女孩是郑州市房管局某官员的直系亲属。此微博一经发布,立即被大量转发和评论,这位拥有11套住房的女孩被网友们戏称为“房妹”。  在S市,普通居民与公务员、事业单位以及高校等单位人员存在不同的保障房申请渠道,当地社会普通居民、公务人员、S大学教师的保障房名额比例是大约9:7:4。公务人员申请保障房公示时间是10天,社会申请的公示时间为15天,公务员可以领先普通居民半个身位,更早进人轮候序列。普通居民需要两人或者两人以上的户籍在S市,且需满三年,而公务员只需一人户籍在S市。  4.S市深云村村民张克学为房子的事急白了头。两年前,张克学拿到了深云村经适房小区12栋B座12C的钥匙,但因为楼板渗水、墙体开裂等原因,新房一直没有装修。2012年5月4日,本是入住两年整的日子,新房还是两年前的毛坯房。“好不容易买到一套经适房,原本是件开心事,但房子开裂,反而搞得心烦气躁。”张克学一脸无奈。在深云村小区首批683户经适房业主中,由于建筑裂缝至今未装修入住的,远不止张克学一家。  丁家庄保障房位于栖霞区迈皋桥街道迈皋桥创业园内,小区一位居民张大爷说:“这一带没什么卖东西的商店,都是企业。如果想购物的话,可以选择去兴卫村,或者去尧化门。但这些地方都太远了,如果走路的话,至少要半个小时吧。”  目前丁家庄保障房内只有311路一条公交车直达,而车站与楼盘相隔也有1000米左右。311路的发车频率较慢,最短的需要15分钟左右,运营时间也只到晚上8点左右,这样的运力还远不能满足入住后居民的日常出行。  除了公交班次较少外,从这里去往主城花费的时间也比较长。如果从迈皋桥地铁站出发,至少需要换乘2次公交才可直接到达项目地址,大约需耗时1小时左右。如果选择不换乘,可以在迈皋桥地铁站乘坐73路前往兴卫村站下,但接下来还得步行大约40分钟才可到达目的地。  在成都市保障房小区皇经嘉苑,管理者专门为爱打麻将的居民免费开辟了一间活动室。正在和邻居打麻将的杨亚义大姐说,小区不仅干净,物业24小时的服务也格外贴心,尤其是提供这间麻将室给大家娱乐,不仅方便,还拉近了邻里关系。  在这个看上去和普通商品房小区并无区别的保障房社区,不仅有物业周到又便宜的服务,还专门开设了这样的活动室。活动室的隔壁,是被称为“益多之家”的保障房社区公益机构,专门为保障房小区提供物业管理之外的公共服务,志愿者在这里为社区居民提供老年人照顾、就业服务、残疾人服务等。对于低收入家庭、独居老人和残疾人较多的保障房社区来说,这样周到的公益服务显得尤为重要。  5.刘大娘的警惕源于几天前的一条新闻——有关部门近期将严查保障房租赁现象。但她还是透露:小区一位住户搬家了,委托她帮忙留意招租。那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50多平方米,相价约3000元/月。  类似石景嘉园小区暗地出租经济适用房的情况并不鲜见,在本刊记者采访中,多位受访者坦言,其所居住的经济适用房都或多或少存在对外租赁现象,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前,需要进一步明晰住房保障的目的,区分两类不同的受保障群体,一类是收入增长潜力较大的,尤以刚毕业的青年人为主,政府对其在住房方面只需给予临时性帮助,如公租房和货币化补贴;另一类是收入没有可能大幅改善的,尤其是上年纪的五保户、低保户,政府则有义务将其住房需求背负起来,以经适房和廉租房方式予以保障。  退出机制已经成为各地房管部门探索住房保障制度的一个新方向。2011年12月1日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公租房新规中明确,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期限由双方约定,一般为3年,最长不超过5年。这一内容为租赁对象在适当条件下退出提供了政策支持。  成都市则是通过建立“梯度退出”机制来破解这一个难题。成都市住房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张宏介绍说,当廉租户条件改善后,可将其转换为公租房,降低补贴标准。而对于租住廉租房的群众,当其不再符合廉租保障条件、但仍符合购买经济适用房条件的,也可允许其将房屋按照经济适用房购买。  6.我国的现行住房保障政策都是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发布的,尽管有一定效力,但未形成法律制度上的约束。英国、德国的住宅法律明确规定,居住权是公民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公民的基本居住条件是国家、政府职能的基本体现。此外,相当多的国家包括西班牙、荷兰、葡萄牙、法国、瑞典等国,都明确把公民享有住房的权利写入本国宪法。  有关专家表示,发挥、提升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的领导力和执行力,必须跳出保障性住房政策本身,从立法、规划与体制层面加以突破。应将住房保障工作纳入目标管理,尽快制定专门的住宅法和住房保障法,从立法层面对住房保障的实施计划、惠及对象、供应标准、资金运作方式、运作机构、保障措施等进行法律界定。  政府是保障性住房制度的执行主体,实行住房保障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尽管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已纳入地方政府的目标责任制管理,但现实情况是,一些地方政府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的用于廉租房建设的资金比例明显低于中央规定的比例;部分城市对保障性住房建设采取消极对待,或作为政府形象工程来执行,从经济学角度,根本原因在于激励和惩罚机制的缺位。有必要把保障性住房建设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和保障、改善民生的重点工作,列入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各级政府的绩效考核程序。  7.近些年,T市与国内其他大中城市一样,房地产市场火暴,商品房价格节节攀升。为了满足中低收入阶层居住需求,T市在保障性住房供给方面形成了很有特色的政策体系进行了大量的尝试。  2009年,T市开展了市内六区、环城四区非拆迁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需求情况调查,覆盖10区94个街道和1207个住宅小区、1.2万户家庭,T市根据住房保障对象的收入水平及需求情况,将保障对象分为最低收入、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及危陋房屋拆迁改造五个层面的住房困难家庭,并根据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对保障对象的住房需求进行了细分,并针对不同的住房需求提供不同的住房政策。  在T市,除实物配租外,还有廉租住房租房补贴。2008年,廉租住房租房补贴范围由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低于7.5平方米的低保和优抚家庭扩大到人均月收入低于600元的低收入家庭。2009年,低收入标准由人均月收入低于600元提高到800元,住房困难标准由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低于7.5平方米提高到9平方米,在保障范围和标准上与上海持平,高于北京、重庆。推出了经济租赁房,重点解决拆迁中既不符合廉租住房实物配租条件,又无力购买定向销售经济适用住房的低收入家庭过渡性安置。  T市的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享受土地划拨、减免配套费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政府优惠政策,以此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建设、销售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另一方面政府通过行使定价权、监督权可以保障这类保障性住房的价格和质量,使其不偏离住房保障制度的目标。  但是,廉租房、公共租赁房、经济租赁房项目基本没有利润可言,民间资本没有吸引力,T市就选择利用各种融资工具或政策工具吸引民间资本间接参与保障性住房供给。  T市保障性住房投资基金是国内首只保障性住房专项投资基金,该基金通过“政府、企业、投资者”三方合作的方式发起,即由T集团发起、T市房地局与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合作。目前该基金首期已募集完毕,首个限价商品房项目已经售罄。  2009年4月,T市政府组建了T市保障住房建设投资公司,成为全国首家专项投资危陋房屋拆迁和保障住房建设的公司,按照政府主导、专项投资、封闭运作的要求,严格资金监管,加强风险防范,该公司作为融资平台,已经与15家银行参与的银团签订了200亿元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合同,可投资拆迁危陋房屋157万平方米4万余户。目前已投资多个项目,拆迁量占T市全年市区危陋房屋拆迁总量的52%。此外,T市还通过发起保障性住房投资基金、发行保障性住房信托投资基金等多种方式吸纳民间资本。  8.据权威部门测算显示,2010年新增的75亿元廉租房建设投资及其所带动的地方和社会投资,可以拉动钢材消费量65万吨,水泥消费量50万吨。同时,此次国家还安排了1.7亿元中央投资用于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这可以拉动铸铁消费量两万吨,钢材消费量10万吨,水泥消费量30万吨。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指出:“5年来大规模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推进,为稳定房价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房价的高低,从根本上由市场供求决定。因此,在控制需求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增加供给,特别是增加与中低收入阶层密切相关的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在保障房之外,新增商品房也为改善城镇居民的居住条件提供了重要基础。数据显示,过去5年,中国新增商品住房达33亿平方米,3000万套以上,占1998年实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商品住房供应总量的50%。  在供需两端共同发力的情况下,多数城市房价涨幅已明显回落,部分城市房价开始松动。随着保障房建设继续提速和房地产市场总体稳定态势的延续,中国居民“住有所居”的梦想在未来有望更上层楼。  9.从1994年我国实行住房改革以来,我国保障房政策经历了“提出”“确立”“缺位”“回归”“加大”的曲折发展历程。自2008年起,中央政府加大对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年初即制定明确的全年建设计划,且每年都比前一年有大幅提升。2010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江苏省常州市主持召开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工作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以更大的决心更有力的措施,加快把保障性住房重大民生工程建设好,使人民群众住有所居、安居乐业。  【问题】  我国保障房建设事业发展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请结合“给定材料”,为A市政部门起草一份推进保障房建设事业改革方案的要点。  要求:  (1)准确全面,条理清楚,有针对性;  (2)表达简明扼要,不要求格式,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十三)  【给定资料】  1.深圳聚成企业管理顾问公司董事长刘松琳昨天通过微博爆料称,其一位朋友近日在LV店花8000多元购买了一件衬衣,但第一次还只穿了几小时,没有洗,就发现破了一个洞。更郁闷的是,他发现在衬衣其他完好部位用手轻轻一撕也会导致裂开。随后,其朋友前往购买店铺进行交涉,发现还在架上销售的同款衬衣也存在同样情况。对此,LV店员称是“特别工艺”,建议换产品来解决问题。  刘松琳的微博同时上传了一张动态图片。从图片上看,其朋友购买的是一件红蓝格纹的长袖衬衣。用双手拉扯衣服完整部位,衬衣马上就撕开了一个口子,裂口大小接近一个格子的长度。  刘松琳甚至还在微博中调侃了自己体验“撕裂”LV衬衣的感受,“一开始很忐忑,毕竟人家花8000多元买的穿了几小时的衣服,当小心翼翼、轻柔地撕开那刹那真有初吻般的感觉。”他还表示,用几乎同样的方式和力度扯,衬衣甚至还没有A4纸结实。  记者联系刘松琳获悉,其朋友的衬衣购买于华润万象城LV专卖店。记者希望采访刘松琳的朋友,他询问了其朋友的意见,称暂不方便接受采访。  记者随后致电该店铺,向店员了解交涉情况及处理结果。LV接电话的客服人员向记者证实,确有一位先生购买了这样一件衬衣,事情正在处理过程中,但拒绝透露任何详细情况。要求留下记者的单位、姓名、联系方式等信息,并表示将由相应的公关部门主动与记者联系,解释事情过程。  记者于2012年3月13日中午致电LV中国区公关部相关负责人谭先生,他表示已获悉这一情况,公司方面也已经与客人进行了交流。但事情的解决还需经过公司的相应流程。至于衣服是否存在质量问题,谭先生仅表示,LV已就此向巴黎的质量检测部门进行咨询,将征询其专业意见。他一直强调,“可以确定,LV最终一定会给客人一个满意的答复”。  13日下午,记者也来到华润万象城LV专卖店,发现在一楼男装部的货架上,已经没有微博爆料中“一撕即烂”的格纹长袖衬衣,只有两款类似款式的短袖衬衣和花格风衣。LV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款式的衬衣属于fashion  show产品,是今年的新款。其中,长袖衬衣的售价为8790元。  记者询问同款式长袖衬衣为何没有在货架上销售?“我们没有这个货了。”店员回答说。记者随后再三询问该款何时到货,为何缺货等问题,这位店员的回答是:“我们没有这个货了”,言语十分谨慎。不过,该店员也热情地要求留下记者的联系方式,以便有货时通知。  而刘松琳13日下午发出微博称,其朋友透露,该款衬衣已经“返厂”了。  花8000元买了件“一撕就烂”的衬衣,这样的消费经历也在微博上引发“网友”围观,并纷纷留言评论。一些网友指出,包括LV在内的奢侈品牌,在国内已多次曝出产品质量问题。这些产品价格高昂,质量本应是绝对过硬,但现状却与消费者的看法背道而驰,这着实让人为大牌的未来发展担忧。网友“grace_n_liang”即表示,“LV名牌都不堪一击,让消费者的信任、信心从何谈起?品牌忠诚度都是浮云!”  更多的网友则针对店员“特殊工艺”的解释给予抨击。“毛毛AJL佳”表示,“大牌纯粹只是卖名声,不敢祈求质量……买到质量差的‘真货’只能‘自认倒霉’,就算投诉,商家也会以各种说辞来推搪”,奢侈大牌的售后服务让人伤不起。  网友“熊猫武装”则呼吁“请质检和工商部门加强对进口,特别是进口奢侈品加强监察和处罚力度!”以抵制奢侈品牌销售价高质低的产品,维护消费者权益。  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已届19年,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依然还会面临投诉无门、诉讼无果、索赔无力的尴尬境地。正值舞象之年的消法需要拿出真正有效的措施,展示法律维权的利齿,而非惯常的小修小补。  1993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称消法)正式出台,这是我国第一次以立法形式全面确认消费者的权利。这部法规明文规定:“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  在这部法规中,消费者的隐私权、选择权、知情权、人格尊严等都被纳入了法律保护的范畴。  时过境迁,面对新的社会环境,这部曾经启蒙了中国消费者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的法律在履行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使命时,已有些力不从心。这就使得消费者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却发现手中的护身武器已锈迹斑斑、迟钝不堪。且不说受到侵害难免,就连如何讨回公道心中都没有底儿。  针对在新形势下消法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和人们在利用消法维权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困惑,记者采访了民商法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刘俊海研究员。他认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的领域也在不断地扩大,新型的消费方式在不断地产生,人们已从简单的生存型消费过渡到发展型、享受型,甚至是奢侈型的消费,文化、娱乐、美容、健身等消费支出占人们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然而在这个时候却出现了消法适用范围缩小的趋势,一些行业为了回避消法的监督,试图以“特殊”为名,把自己划在消法的调整范围之外,这是很不正常的,消法的适用范围应该随着消费领域的扩大而不断扩大,它应该可以调整所有消费领域中的行为。消法是一个基本法,它是调整经营者与非经营者之间关系的法律,其他的相关法律法规是对它的补充,因此不存在消法的规定不适用的问题。  3.“一年多来,电子商务的发展可谓风生水起,网络购物更是呈破竹之势。网购、团购成为消费者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也使得随之而来的电子商务投诉愈演愈烈。”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  “网购商品的价格虽然比实体店便宜,难道就意味着服务也要打折吗?”这是微博中消费者热议的话题之一。对消费者来说,希望购买商品时得到同样的服务。但面对日益壮大的网购行业,电商们却显得力不从心。  近日,京东商城与奢侈品牌施华洛世奇就因商品授权问题产生纠纷,其结果是直接导致部分消费者无法获得正常的服务。  施华洛世奇(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对外宣称:“公司目前为止也没有在中国地区内授权任何网站销售施华洛世奇的产品。”并表示,对于网上一切侵权或非法销售施华洛世奇产品的行为,会考虑采取相应的法律行动。  面对线下品牌商的“发难”,京东商城强势回应,京东商城网站及旗下360top网站上所销售的奢侈品均来自正规渠道,供应商及品牌厂商均具备合法资质,商品手续完备并带有正规商业发票。  与此同时,施华洛世奇相关负责人宣布,施华洛世奇的中国产品保修只面向拥有产品保修卡和销售小票,并且是在实体店购买的产品。这意味着,在网上购买的施华洛世奇产品无法在实体店获得保修服务。而电商方面却丝毫不为所动。包括京东商城、淘宝在内的国内主流电商平台仍在打折销售施华洛世奇产品。  事实上,京东之所以有恃无恐,正是因为现行法规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网络销售的正牌产品遇到问题时,电子商务销售者该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一方面奢侈品品牌在极力保持其高端的形象;另一方面电商却打破了其品牌原有的价格神话,持续打低价,占据了有利的价格优势。因此,奢侈品牌才与电子商务频频交火,而在双方互不退让的交锋中,通过网络平台购物的消费者,却成了被殃及的对象。  “最近几年,像京东一样B2C类型的商城,本身即是交易平台又是商品卖家,受到网购消费者投诉比较多。如果京东商城等电商企业出现假冒产品,消费者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但销售正品,却因与线下品牌商的矛盾而造成消费者权益损失,却很难在法律上找到依据。”阿拉木斯对记者说。  同时,电商与消费者在网络交易中地位不平等,导致电商诚信缺失的现象,也让消费者颇有微词。如何让自身权益得到电商的重视成了消费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在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委员赵占领看来,主要是因为商家的违法成本过低造成的。与商家所获得的利益相比,对消费者的赔偿根本无足轻重,起不到惩罚违规商家的作用。而多数消费者出于种种考虑,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并没有积极采取法律手段维权,间接导致电商违规的变本加厉。  “如果能增强网购违规打击力度,让消费者通过集体起诉获得相应赔偿,而且赔偿能通过法院强制执行等手段得以保证,才能让电商意识到违反诚信原则的风险与成本在增加,单方面撤销订单等行为,不仅会导致经济损失,也会造成商家信誉度和口碑的下滑。”赵占领说。  北京市律师协会信息网络与电子商务专业委员会主任李德成也对记者表示,要想解决电商企业在网购中诚信缺失的问题,不仅需要加强对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建立相应的信用约束机制;更需要细化现有的法律法规,出台操作性强的行业规定,可以考虑将企业的信用评级与可享受到的政策优惠挂钩,让电商真实感受到缺失诚信带来的负担。  4.不可否认,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国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维权成效不断显现。据全国各级消协组织最新统计显示,2011年,我国各级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60万件,同比下降8.9%,解决57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8亿元,同比上升19.1%。  但是,另外一个事实是:2011年一家网站调查显示,63.817%的接受调查者面对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选择了“默默忍受”,成为“沉默的羔羊”。  5月底的一个周末,夜幕降临之后,记者来到长春市人民大街上的一家电影院。买票入场后记者发现,影院内已是座无虚席。在电影放映的1个多小时里,影片数次被人为中断,插播进影院的新片放映广告。影院的这种做法引起观众的不满,一些人找到值班经理反映情况。然而,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观众们并没有向消费者协会或文化部门投诉,而是自认倒霉地气愤离去。  记者的朋友杜先生在长春市宽城区某科技城购买了一套电视连续剧《闯关东》DVD光盘。回到家中观看时,发现有两张光盘出现卡碟现象,无法观看。记者了解此事后让他去退掉光盘,杜先生却说:“百八十元钱的东西,犯不上过去费口舌,算了,我认倒霉了。”事后记者了解,杜先生购买光盘时,没有向商家索要发票。  高校的大学生是文化消费的主要人群之一,他们在文化消费中遇到侵权后为何不向消协投诉呢?日前,记者找到了答案。  近期,有多所高校的学生主动来到吉林省消协,请消协的工作人员到校园内进行消保维权知识讲座。在吉林省消协投诉部办公室内,吉林大学资料学院一位大二女生告诉消协工作人员:“说出来可能你不相信,我们班的很多同学不知道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知道‘3·15’是什么日子,还有的同学买到假冒伪劣商品后不知道该向谁投诉。”另一位男同学王某说:“大学里老师不讲有关消费维权的知识,也难以买到这方面的书籍,因此,同学们的维权观念比较淡薄,购买商品时不知道索要发票。即使有的商家主动给了消费凭证,也不知道很好地保存。”  日前,在长春市文化广场、重庆路等地段,记者就“在文化消费遭侵权时是否会选择投诉维权”这一话题,随机采访了30位市民,有24人表示不会到消协投诉,原因是“太麻烦”;有4人担心投诉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有两人表示想到过要投诉,但不清楚维权时应该找文化部门还是找消协。令人担忧的是,大多数消费者表示,在文化消费时没有索要发票的习惯。  5.检测眼镜要上千元,木质家具检测质量问题得先锯下一块……近两年来,人们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但是维权成本过高,却让维权路举步维艰,几十元买的东西,检测费用动辄上千乃至近万,成了维权路上的一只“拦路虎”。  沈阳市市民张女士来到某报“3·15”维权大会,“我在铁西一家眼镜连锁店给孩子配了副近视镜,考虑到孩子眼睛近视度数较高,就选了相对较好的双非双抗超薄镜片。刚好商家在搞活动,眼镜片和眼镜框都可以打8折,眼镜片是‘舒曼双非’,原价1080元,打折后864元,眼镜框也由395元打折到316元。”张女士说,一副眼镜配下来花了1180元,可拿到手孩子却说镜片并不超薄,舒适度也和以前二三百元的眼镜没什么区别。  张女士立刻回忆起来,当时挑选完镜片,眼镜店的工作人员就直接拿到后台,至于最后自己拿到手的眼镜镜片是不是最初选的,的确让人有些怀疑。“不是有过眼镜片在打磨过程中被调包的报道吗?他们给你出示的是一种样式,而真正给你打磨时大多都在打磨室里,我们一般看不到,这就很有可能调包。”再看一下手中的收据,上面只写着“数膜”。  “我想知道这眼镜上眼镜片是不是自己选定的,可只有通过专业部门检测才能得出结论,一问检测费用单项还要两三百元,瞳距、折射、色彩等全下来要1000多元。”张女士说,如果一二百元还能承受,如果检测费已超过眼镜的价格,那就得不偿失了。  根据一项调查显示,遇到消费纠纷,会采取措施的消费者比例为58.5%,有超过四成的消费者未采取过任何措施。这说明,有相当一部分消费者在遭受了不合理的对待后采取了冷淡的态度。这其中有50%的群体是因为维权耗费时间、金钱,导致维权成本太高而放弃了权利。消费者最担心的是在已经遭受了不公待遇后,纠正这种不公待遇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权衡,放弃了权利。这也反映出“维权成本”是当前维权行为中最大的障碍。  此外,“不看好结果”与“维权程序太复杂、麻烦”分别获得了17.5%和17.1%的选择比例。“不看好结果”反映的是维权的信心,而“维权程序太复杂、麻烦”反映的同样是维权成本。此外,“不清楚维权方式”和“维权举证困难”的选择率分别是7.4%和5.8%,这两点反映的是维权手段的缺失。维权成本、维权信心、维权手段分别是消费者维权中顾忌的三大因素。  记者随机采访了30名市民,他们对于付出这么大精力去争取赔偿的做法并不认可。“为了一点小事就上法庭,感觉像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还不够麻烦的呢。”市民刘先生说,“这种事情一般不会碰上,如果碰上了就自认倒霉。”孙女士则说:“出现纠纷费劲巴力地检测,证实了产品确实存在问题,厂家也承认了产品不合格,但多数也只能换货或退货,没有赔偿。即便花钱请律师与厂家对簿公堂,官司赢了,也只能获得商品的双倍赔偿。”  6.2012年5月1日凌晨,郑州至乌鲁木齐HU7816航班因天气原因延误,乘客朱某因不满航空公司安排,一时情绪激动,将一铁制隔离墩砸进柜台,并跳上售票柜台以暴力方式将某航空公司柜台的广告牌损坏,造成该航空公司柜台无法正常营运。机场公安机关首次依据《扰乱机场秩序》依法对“暴力维权”的朱某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面对航班延误,乘客如何正确维护自身权益?航班延误赔偿又存在哪些缺陷?  遭遇航班延误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的家常便饭。中国消费者协会联手民航局运输司公布的2011年航空服务消费者调查报告显示,有超过七成的消费者遭遇过航班延误。对此,郑州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机场除了在值机区域、登机口利用航显、广播、告示牌等方式向旅客告知有关航班延误信息外,还计划通过网站、电话、短信、服务热线等手段通知旅客。根据民航规定,航班因天气原因造成延误,航空公司是免责的,郑州机场公安提醒广大旅客,因航班延误维权,维权方式要得当,合理合法,切忌“过度维权”。  据了解,2004年中国民航总局出台的《对国内航空公司因自身原因造成航班延误给予旅客经济补偿的指导意见(试行)》规定,航空公司因自身原因造成航班延误,应根据航班延误4小时(含)以上不超过8小时、延误8小时(含)以上不同延误时间的实际情况,对旅客进行经济补偿。  一个“实际情况”使得各航空公司对赔不赔、赔多少都分别制定了各自的标准,造成航班延误的赔偿很难有统一标准去参照。“目前我们缺少获知信息的平台,发生纠纷后若让消费者举证很困难。”郑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徐苏建议,可以先由一个不属于任何航空公司的第三方机构设立一个信息查询的平台,第一时间告诉消费者航班延误的原因、时间等信息,从而保障消费者做出选择的权利。  7.你是怎么看消协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在相关政府部门那里,记者却碰了个软钉子。  政府部门:消协管不了我们  两家都曾因涨价问题收到过消协发的质询函的政府部门,像商量好的一样,工作人员没有人愿意给一个明确的答复。  私下,一位工作人员说,作为消费者,她本人非常尊重消协的工作,但是作为政府的工作人员,她只能听上级的,消协不是行政机关,“它发的东西管不了我们”。  一位政府部门的干部认为,消协就是工商局接待投诉的部门。问他消协的哪一项工作让他印象很深,他想了好半天,“好像没有”。说着,他自己乐了,“我倒是知道有一位中消协的领导买房时碰到霸王合同去找开发商,开发商连他都不理呢”。  厂家:纠纷自己能解决,用不着消协  北京梅塞德斯-奔驰汽车有限公司一位销售部经理说,我们和用户之间的纠纷都能协商解决,一般用不着消协。  北京一家与消协发生过不愉快的装饰公司的负责人说,“虽然和消协发生过不愉快,我们也不敢说消协的坏话,我想多数厂家都如此,没事得罪消协干什么。”  消费者:消协总的来说还行,就是有时有点软  “消协,就是教人怎么维护消费权利的组织嘛。”出租司机张先富边开车边解释,“每年‘3·15’都上街摆摊咨询,发些宣传资料什么的。”  几天前刚刚通过消协解决完与商家纠纷的刘女士特别感谢消协:“消协就是我的靠山。”刘女士说,她自己跟商家交涉时,对方态度特别强硬,消协的人一去,对方就老实多了。后来,不但给退了货,还上门赔礼道歉了呢。  买了一套劣质家具要求退货和赔偿的孙大爷说,消协的工作人员不知找了那个家具厂多少次,人家根本不当回事。“要是再多给消协点权利,让厂家怕它那就更好了。”  【问题】  结合给定资料,以“促进和谐消费”为主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中心论点明确,有思想高度;  (2)内容充实,有说服力;  (3)语言流畅,10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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