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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 (三十九)  【给定资料】   1.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网友颇受关注,因为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由此而引发部分网友对中国红十字会的非议。博主“郭美美Baby”年仅20岁,在微博上多次发布其豪宅、名车、名包等照片,2011年6月20日被网友发现,被指炫富。“红十字会”的“经理”身家居然如此富有,不由得让众多网友起了猜疑,“我们捐给红十字会的钱到哪儿去了?”   在漫天的质疑声中,“郭美美Baby”曾发布一条微博称其“所在的公司是与红十字会有合作关系简称红十字商会,我们负责与人身保险或医疗器械等签广告合约,将广告放在红十字会免费为老百姓服务的医疗车上。之前也许是名称的缩写造成大家误会。”   之后,“郭美美Baby”将上条微博删除,又发表一条微博解释,“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商会根本就是两个不同性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揪着红十字这三个字不放过呢,这跟人同姓或者同名是一个性质。”但随后这条微博也被删除。   一个20岁的女子在网络上招摇,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本身不算个事,但它提供了公众对中国慈善事业进行审视的机会。红十字会理应跳出表面纠缠,趁此机会,反思自己的公信力为什么受到如此严峻的质疑。连《人民日报》也接连发出警告,指出“公众的善心伤不起”“没有透明就没有慈善事业”。公信力是慈善机构的生命,对慈善机构而言,“公信力伤不起”。   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官办慈善机构,在各行政区设立红十字分会,形成上下级关系。其他民办慈善,则难于以慈善的名义在民政部门登记,一旦募捐,即告违法。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红十字总会却有权“批准”设立“商业红十字会”和“铁路红十字会”,两会分别属于“商业联合会”和“铁道部”主管。这两个部门何德何能?事实上,公众对它们的慈善运作情况几乎毫无所知,不质疑它才是怪事。   更怪的是,这两个红十字会中,至少“商业红十字会”成立10年来没有获得民政部门批准,不具法人资格,但这也不影响它作为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分会和下级“开展慈善事业”。   这就是中国慈善机构的扭曲。官办慈善机构的所有问题,都源自不够公开透明,没有充分的竞争存优汰劣。质疑声浪滔天,为什么还能勉强维持?因为它由官方机构垄断操办,回不回应,回应到什么程度,全视他们自己意愿而定,千万公众发力,却照样很难促动“有关机构”启动实质调查。官方机构把慈善机构的信用和自己绑定,彼此背书,其结果是形成慈善机构官僚化的怪胎,越来越不透明、不高效,直到失去公信力。   2.在北京一些酒店、超市的角落里,常能见到一种“功能三合一”的白色两米高“红十字会宣传募捐箱”。箱子的上半部分是广告显示屏,中间是个“红十字”募捐箱,最下面是电动擦鞋机。   2011年7月4日,《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皇家大饭店”就见到这样一个箱子,擦鞋机还在工作,广告屏还亮着,但箱体上的客服热线(手机)已处于关机状态。   继天略集团、王鼎公司、中谋智国、中红博爱等多家商业系统成为红十字会关联企业之后,这种箱体的出品和运营维护商——心动中基(北京)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最近也成了红十字会风波的一部分。这些风波指向的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公益慈善事业与商业世界的交集。   这些与红十字会合作的公司创造了一种极为相似的商业模式:以红十字分会或直属基金的形式挂靠红会,利用红十字标识和名义开展商业营利活动;或由一个项目创意发起成立一家公司,拉来社会资金,开展营利活动。虽然这些项目的具体形式不同,却基本以广告模式为主。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红会下属分会及基金会过度涉足商业运作,既违反了红十字标识和知识产权不能被用于商业营利的基本原则,也为打着公益慈善旗号牟私利的人开辟了打擦边球的空间。   但王鼎公司创始人认为:在博爱小站、博爱小窗等项目中,红十字会、商红会等付出的是政策资源,投资方付出的是资本资源,王鼎公司付出的是智慧资源。天略集团董事长也称,红十字会的资源属于全社会,就该充分利用。   3.20岁的“红十字商业总经理”郭美美在6月20日发布的一条微博,成为了这场风波的起点,而眼下,心动中基的总经理张某被网民冠以“第二个郭美美”。6月30日,她被指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募捐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在外办了两家公司——心动传媒和中基文化。   《南方周末》当天登录心动中基官方网站(www.icaremedia.com),见其公司简介称,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由中国红十字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三大公益慈善组织全力支持,以“打造中国第一公益传媒”为使命。但事发后,该公司官网域名已无法访问。张某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是域名管理商方面的原因。   中国红十字总会秘书长王汝鹏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张某是中基(北京)文化传播公司的总经理,2006年红十字总会委托该公司承办“红十字公益广告募捐箱”项目,她是该项目办公室的负责人。公开信息显示,张某还是红十字世博温暖基金副主任、红十字传播基金副秘书长、“蒲公英爱心行动”负责人。   工商资料显示,心动中基的前身为中基希望(北京)传媒广告有限公司,2006年底,该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加入“销售机器设备”业务项,此应为运作上述公益广告募捐箱项目的开端。该公司原计划在全国50余座大城市投放3万台募捐箱,建立每天覆盖过亿人次的大型公益传媒网络。但这需要一大笔钱,一位心动中基前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家广告公司2008年业务一度高速扩张,曾吸引风险投资机构前来考察谈判投资事宜。   当时,分众传媒的成功使户外广告商的价值凸显,而心动中基的商业模式则更具诱惑力。   公益慈善理念在全社会的普及,使其广告曝光率得以保证,尤其在汶川地震之后,“捐款率非常高,募捐箱里面钱都塞满了。”中基前员工回忆说。   王汝鹏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中基公司无权开启募捐箱,募捐箱钥匙及捐款收取全部由公益组织统一管理、全权负责。为了项目能长期持续的发展,三家公益组织均同意,在募捐箱免费向公益组织提供部分广告版面的条件下,其他画面可以用于发布合法的公益或商业广告。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明确规定,“红十字标志不得用于商标或者商业性广告”。   更重要的是,公益与广告之间的模糊界限可能孕育着潜在的灰色利益输送。心动中基前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公司广告销售代表说服客户投放广告的一个条件是,广告款发票可开“红十字会”的抬头。这意味着客户的商业广告支出行为可以取得公益性捐赠支出凭证,根据现行税收法律法规,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准予扣除(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的12%)。但既然广告款没有流入红十字会的账户,其实并不应开具公益性捐赠支出发票。而张某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绝不存在上述开“红十字会”抬头发票的情况。   4.郭美美事件恐带来行业危机。“之前公众对慈善公益组织的质疑声就不断,现在影响的是一大片。”作为民间公益组织广东汉达康复协会秘书长,陈志强对于郭美美事件的影响深有体会,他认为这次事件影响的不仅仅是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也让本来就很脆弱的民间草根公益组织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曲栋也认为,郭美美事件不能简单地定义为一起危机公关事件,其中反映出的监管体制问题触及整个公益慈善事业的立身之本。   “大陆的慈善公益组织长期缺乏监管,加上信息不透明,完全靠慈善组织的自律、善款的合理使用。前不久的上海红十字会天价餐饮发票事件到现在的郭美美事件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曲栋所担忧的是,如果监管继续缺位,信息继续不透明,类似的事情还会曝出,甚至会酝酿成一种行业的危机。   曲栋提出,郭美美事件带来的警示应该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我国目前公益慈善的发展很快,但是法律却相对滞后。尤其是像红十字会这样的大型公益组织拥有很多的资源,如果缺乏外界的监督,问题将非常严重。而一些小的慈善团体,也开始出现问题了。一定要趁我国还在慈善事业的初期,将各种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促使整个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   如何从根本上化危机为转机,重塑慈善事业的公信力?在曲栋看来,关键还在于推动我国慈善法的出台。   据曲栋介绍,现有的法律只有《社团登记管理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三个管理条例和《捐赠法》。   “前面的三个管理条例仅仅是明确了慈善机构、基金会合法登记的程序要求。而《捐赠法》虽然有别于其他规定公益组织行为的法律,但其所规定的则较为宽泛。”曲栋分析,以上列举的相关法律存在主体不清、责任不明,存在许多隐患。目前缺乏的是《慈善法》《公益组织法》等实体法律去明确责任主体,规定捐款人和慈善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前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曾多次在公开场合透露我国的《慈善法》已由民政部送达国务院,法律的起草工作进入重要阶段。但曲栋认为,中国的慈善法迟迟未能出台,在于政府的公益慈善思路还不够明确,涉及很多复杂的体制问题。   业内期待广东省在慈善立法方面做出先行尝试,曲栋说,广东省民政厅在2011年3月份曾公开表示本省慈善条例有望今年下半年出台。“相信该慈善条例将超越现有的法律约束,不仅规范慈善公益组织的权利和义务,也赋予慈善组织更多的空间和自由。”   5.新近出炉的“中国首善”曹德旺,与此前多次荣膺“首善”名号的话题人物陈光标,是当下中国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的两个典型案例。曹德旺认为企业家与慈善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企业家首先要用心地把企业做好,而慈善家是把自己用不完的闲钱捐出去给需要的人。”“曹德旺式”慈善是一种以企业经营状况为基础的“造血式慈善”。   年过六旬的闽籍侨商曹德旺是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福耀玻璃集团占据中国汽车玻璃71%的市场份额,并且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承担了宾利、奔驰、宝马、奥迪等知名豪车品牌的配套供应。作为一家成功的企业,福耀玻璃实现了其为社会创造财富,贡献税收,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责任。   2011年4月,曹德旺将其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3亿股份捐赠给了河仁基金,开创了企业家股权捐赠模式。福耀玻璃在过去20年中,做到了30%的复合增长率。这种捐赠模式令慈善基金可以分享企业的成长,令企业的经营状况直接与慈善挂钩,更坚定了其“造血式慈善”模式。   前“首善”陈光标的行善轨迹,一路秉持着高调。陈光标曾多次在捐赠时大秀“人民币墙”“钱山”等。日本地震后,陈光标火速赴日捐款,并在微博中称:“学生们在募捐,我给每个募捐箱都捐上1万日元和100元人民币,并附上一张名片。”这种“捐款附名片”的做法将其“高调”与争议推向了极致。   而陈光标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自创立第二年以来至2009年,连续6年亏损,且2009年该公司总资产为1.05亿元,负债高达9969万元,负债率近95%。陈光标曾表示,因平时将70%的精力放在慈善方面,公司才陷入困境。“照现在的积蓄,还可维持2年。”陈光标高调的行事风格虽伴随着争议,但不能改变其捐款的事实。慈善捐款本来就是一种捐款人权利,以何种形式捐款,捐多少,捐款的动机如何,都是捐赠者的自由。但“陈光标式”慈善始终都是一种“输血式”的慈善,且陈光标对慈善事业中的个人表演过度投入,无暇关注企业经营,令企业陷入窘困,没有尽到作为一个企业家应尽的社会责任。   6.除了“中国首善”的新称号外,曹德旺还曾有另外一个响亮的称号,那就是“最苛刻的捐赠者”,2010年5月,曹德旺以个人名义向西南五省区受灾群众捐款2亿元,并向合同的执行方——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出苛刻的条件:半年内必须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差错率不得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3%。   由于中国需要捐赠的地区、人口众多且分布广泛,企业家也受自身事业与时间的限制,慈善事业不可能完全绕过慈善组织。但中国慈善组织普遍存在着信息不透明、收取过高管理费的现象,法规的缺失也使慈善组织的行为缺乏监督与管理。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9条中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这一规定间接促成了慈善组织提取10%管理费的“行规”。   慈善事业是捐款人权利,慈善组织有义务按照捐款人的意愿使用善款。在曹德旺的“苛求”之下,中国扶贫基金会最终按照其要求完成了善款的发放,这一模式推广开来,将有助于中国慈善组织提高运作效率,推动行业整体进步。   对于中国慈善组织的弊端,陈光标也是认同的,但是他选择的方式是绕过慈善组织,直接与受捐人对接。陈光标曾一再表示,其高调募捐,直接把钱派发给穷人,就是因为目前韵慈善制度不健全,慈善组织信息不能公开透明。   据媒体报道,陈光标近年来的高调慈善行为为他的公司带来了不少生意机会,像迎国庆60周年长安街拓宽改造拆除工程、商务部老办公大楼拆迁、奥运会结束建筑物辅助拆除工程、央视过火楼金属幕墙拆卸等官方拆迁工程。因为陈光标一贯的高调行事风格,令各界质疑他行善的动机。   对于企业家行善,其动机如何大可不必考虑。曹德旺本人也曾对媒体称,“应该体谅陈光标。”此外,部分媒体此前对陈光标的报道也只是质疑其在慈善捐赠中的诚信问题,并没有否认其慈善捐款的积极意义。但无论如何,陈式慈善有着太多个人、戏剧色彩,对于中国慈善制度的建设并无多大推进作用。   企业家的首要社会责任是经营好企业,为员工、股东创造价值,其次才是从事慈善等活动。相对于“陈光标式”高调慈善、现金慈善,“曹德旺式”苛刻慈善更能激发企业的“造血”功能,且有利于推动慈善组织高效运作,是中国目前需要的慈善模式。   【问题】   联系对比“给定资料5、6”中提到的“曹德旺式”慈善和“陈光标式”慈善,你赞同哪一种形式?并分析指出你赞同的原因。   要求:分析合理,表意清楚,逻辑严谨。字数在400字以内。

问答题 (十六)  【给定资料】   1.2006年3月,成都市温江区制订了《关于鼓励农民向城镇和规划聚居区集中的意见(试行)》和《关于放弃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参加社会保险实施细则(试行)》文件,该市农民变市民的“三保障、两放弃”试点工作正在启动。   所谓三保障是指:农民变市民需要三个保障条件,一是能够在城市的二、三产业就业:二是在城市拥有自己的住宅。家属能够在城市居住;三是能够享受城市居民享受的社会公共服务。所谓两放弃是指:农民自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可在城区集中安排居住,并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的社保待遇。   “三保障”和“两放弃”互为条件,农民有了“三保障”,必须“两放弃”;要农民“两放弃”,就必须给农民以“三保障”。这里,农民变市民实际上是一种物质和身份的变换,即农民以承包土地换城市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以宅基地换城市的住宅。   试点过程中,共有4700多户农民报名参加,这一数额远远超出了预计。   为此。温江区农村发展局制定了两个“限制调价”。   其一,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必须达到5000元以上,其中80%以上来自非农产业。这样,他们自愿“两放弃”后,能够承受城镇居民社保的缴费水平。   其二,在如下区域内居住的农民优先考虑:城区规划的优先发展区、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即将延伸的区域,在“拆院并院”过程中整体成片集中区。   2.2007年10月1日起,浙江嘉兴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正式实施。该办法共有以下几点特色:   一、《暂行办法》设计的是一个“低门槛”。农民、城镇居民中未参与保险的,以及非本市户籍但已经取得暂住证的外来人员,年满16周岁至60周岁,都可以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因此,嘉兴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的地方城市。   二、《暂行办法》得到政府财政支持,市政府每年财政补贴达3.6亿元。   三、《暂行办法》特设了多种缴费基数,城乡居民可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参保,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政府补助的力度加大,这与一些地方实行城乡居民参保以“个人交纳为主”形成了鲜明对比。   3.2008年,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在杭州、嘉兴、义乌、温州、台州等地建立省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的决策部署。明确要求嘉兴加快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以“两分两换”为特点的改革措施开始实施。所谓“两分两换”就是把宅基地和承包地分开,搬迁和土地流转分开;以宅基地置换城镇房产,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嘉兴市委书记陈德荣指出,我们推行“两分两换”的出发点是集约,节约利用土地。拓展发展空间,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但是农民群众对这项改革的理解接受程度如何,需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民意,以依法、有偿、自愿为原则,有序推进。   嘉兴的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有50%以上的农民住在农村,一方面占用了大量非农建设用地,同时由于分散居住。各项城市基础设施很难向这部分农村居民覆盖。在“两分两换”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嘉兴市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充分尊重农民意愿。靠近城市周边的地区,进行集中的公寓再安置;有些则根据情况一地集中迁建;一些较偏远的地区,需要翻建的,可以通过政策引导,集中到市镇上来。原则上不同区域实施不同的政策。嘉兴的目标是,力争到2012年,嘉兴市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民。实现向城镇和中心村聚集,流转土地面积100万亩以上,50%左右的农民实现规模化集约经营。   4.近几年,江苏昆山市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国际化“三化”发展均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通过工业反哺农业,昆山现代化的规模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也名列苏州市前茅。   在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方面,昆山市对农民流转土地按市、区(镇)两级财政每年每亩补贴400元,预计今年补助金额超过8000万元。目前,昆山流转入股土地面积20.59万亩,占现有耕地面积的81.8%。先后组建了123家土地股份合作社和1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2009年。昆山城乡一体化的低保标准提高到了每月410元。   花桥经济开发区、张浦镇、巴城镇、千灯镇是试点先导区,目前,各镇正结合各自实际制订三年实施计划。例如,花桥即将开工建设两大农民集中居民区,8000多户农户中将完成拆迁7000多户;千灯镇已完成半数农户的拆迁安居,近3万亩农田已流转99.7%,农民保底租金收入每亩每年600元。巴城镇56%的农户已集中居住,8.2万亩基本农田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大舞台。   苏州市委书记徐建明强调指出,昆山市“三化”发展充分,要大胆创新谋求更大突破。要在制度上创新,探索各种有效的改革措施;在体制机制上创新,搭建平台,实现市场化运作;同时要尝试推进区镇合一,打破地域和行政界限。   【问题】   试分析“给定资料1~4”对加快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建设提供了哪些重要启示。   要求:观点明确,分析恰当,条理清楚,不超过350字。

问答题 (二十七)  【给定资料】   1.牛肉面俗称“牛肉拉面”,是兰州餐饮业的一张名片。黄河岸边的古城兰州,牛肉面馆遍布每个街巷。   2007年6月16日,兰州市西固区市民首先发现,他们钟爱的“牛大碗”竞一夜之间上涨0.5元,小碗牛肉面由原来2.3元上涨到2.8元,大碗由原来2.5元上涨到3元。有市民惊呼:吃不起牛肉面了!   6月26日,兰州市物价局联合兰州市工商局、质监局、卫生局和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出台《关于规范兰州市牛肉面行业价格行为的通知》,决定对兰州市780余家牛肉面馆按特级、一级、二级、普通级四个级别进行分等定级,实行优质定价,并限制每个级别的最高价。其中规定普通级牛肉面馆大碗牛肉面不得超过2.5元,小碗不得超过2.3元;通知还说,凡不按规定报批登记的牛肉面馆,一律执行普通级的规定价格,违者按《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进行处罚。   限价令一出,舆论哗然。“限价违背市场经济规律”“限回了计划经济时代”等言论把兰州市物价局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兰州市物价局局长徐希望7月9日接受记者专访时坦言,自己好比是在“走钢丝”:管吧,频频遭受非议;不管吧,职责所在,良心难安,还容易被市政府纳入“不作为”的对象。他介绍说,牛肉面涨价后,群众意见非常强烈,一天80多个投诉电话,还有转办的市长专线,不断有群众信访。一位老者甚至把电话打到了他们办公室,质问他:“牛肉面反反复复涨价,你们还管不管?”另外,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07年4月刚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生价格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价格主管部门把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价格利益问题作为工作的重点,进一步加大民生价格监管工作力度。可是早在2001年,物价局就曾明确表示过,政府已经对牛肉面的价格取消控制,实行市场调节价,价格高低由店家根据成本自行确定。这样一来,物价局就感到非常为难,最后“动真格的,解决百姓关心的牛肉面价格问题”,却“没想到招来这么多的议论”。   2.一碗牛肉面到底能赚多少?兰州市物价局于7月11日委托市工农业产品成本调查队,选取全市近800家拉面店中的12家,对它们进行生产成本测算。在他们认为科学的数字中,大碗面成本为2.19元。其中包括0.44元的面粉,0.46元的牛肉,还有燃料、水电、工资、税金、房租等等。于是,2.5元的牛肉面政府估计出的利润空间为每碗3角钱。根据估算,一家小店每天可以用掉3袋面粉,卖掉一袋半面粉做的面条时,就能收回一天成本了。这个数字远远低于猜测中所说的40%,却仍然高于牛肉面“业内人士”承认的利润。   马俊礼经营着兰州西固区的一家牛肉面馆,每天凌晨4点半,他就要早早从家里来到面馆。切肉,配好调味的蒜苗、香菜,和面,揉面,打扫卫生,是员工们上班前必须准备好的工作。马俊礼告诉记者,做牛肉面是一个手工活,也是一个体力活,一碗牛肉面的出锅要经过十几道工序,而这些工序都要手工一步一步地操作。为此,店里现在聘了16位员工,这要比一般经营早点的饭店多得多。牛肉面限价规定让他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压力。他说:“两块五我们没法做。”   马俊礼对近两年牛肉面原料的涨价情况进行了这样的描述:牛肉由原来的6.8元一斤涨到了现在的10元,面粉由原来的每袋75元涨到了现在的81元,拉面工的工资则由原来的1000元涨到了现在的1300元,每年的税收也由976元涨到了每年的1445元。让马俊礼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做牛肉面的面、肉、油等原材料的价格在上涨,而牛肉面却一定要进行限价。   3.从2.5元涨到3元,从天天吃到吃不起,市民们到底能承受多少钱的面?一位关注此事的人士为我们提供了一份2001年针对兰州牛肉面的市场调查。   每天,兰州城区的200万市民中,有36.55%的人愿意去占总数5%的优质面馆吃面,在那里,牛肉面价格早就提高到了3元,最贵的拉面卖到了25元,但去的人还是不少。另外,早在6年前,愿意拿出3元吃正餐的市民,就达到了市民总数的55%,根据调查,这些市民并不在乎牛肉面价格上涨到3元。   家住兰州市西固区的张奎生,是兰州市机械化公司的退休工人,每天早上,夫妇俩晨练回来,都要在当地的拉面馆吃碗牛肉面。张奎生告诉记者说,对于上涨的5角钱,虽然一些人不以为然,但对于他们退休人员来说,经济上还是感到了压力。张奎生夫妻俩的退休金只有1500元左右,生活上并不富裕,这次牛肉面的涨价,也让他俩每天一碗牛肉面的习惯发生了一些变化。   记者了解到,如果牛肉面的价格真的进行了限制,一些市民又会产生另外的一种担心。   兰州市民A:“质量肯定差,没有问题,为什么,这啥东西都有个成本问题的嘛,多少年前是两块五,现在肉价是多少钱了!”   兰州市民B:“兰州的牛肉面还是可以的东西,你总不能硬压下来。以后,最后就是味精汤,不给你拿大骨头熬,你肯定就不行嘛。”   兰州市民C:“你搞市场经济就要以市场决定物价的高低,有些东西涨价,它牛肉面馆也控制不住牛肉别涨价,能控制住吗?”   4.牛肉面价格究竟是该政府管,还是让市场说了算?兰州的牛肉面经营者和当地物价部门之间,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物价部门认为,牛肉面涨价背后有经营者联手串通的嫌疑,违反物价法规。而经营者认为,涨价是否合理最后还得看消费者的态度,物价部门管得有点太宽了。   老板M经营的面馆,地处繁华的十字路口,由于口味好,虽然价格由原来的2.5元涨成了3元,但前来吃牛肉面的顾客还是排起了长队,每天从早上开门,到下午关门,一直是顾客盈门,络绎不绝。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离他不远的一家牛肉面馆,价格虽然由原来的3元一碗,降到了现在的2元5角,顾客还是不见增加。   面馆老板W:“你看,我们这附近50米之内,有好多家牛肉面馆,他可以选择三块的,也可以选择两块五的,附近有卖豆浆油条包子的,做得不好你卖多少钱没人来吃,人家做得好的,排着大队去吃,是不是?这个是自由,老百姓自由去选择,这个是比较合理的。”   面馆老板Z:“分等定级下来也不合理,我们这条街上比如有三个面馆,你比如给我定了个特级,让我卖八块或者卖五块,顾客不买这个账,你给我定了八块又能怎么样!我们开门做生意,是顾客选择我们,不是我们选择顾客。”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包国宪教授认为,兰州市物价局的初衷是好的,但方式方法不妥,它的决定已经越出了政府履行职能的边界,政府应该管质量、管环境、管培训、管信息披露、管产业的规划。他建议,公共政策的制定出台,要建立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要界定哪些是政府可为的,哪些是不可为的。   5.自“限价令”发出后,其合法性一直未得到公众的认可。   有关人士指出:首先,按照我国《价格法》的规定,“政府指导价的定价权限和具体适用范围,以中央和地方的定价目录为依据”。但目录中没有牛肉面的名字,这意味着牛肉面的价格不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其次,如果牛肉面要进入政府定价目录,则必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按照中央定价目录规定的定价权限和具体适用范围制定,经本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报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审定后公布。”显然,牛肉面能否进入政府定价目录,也应该由甘肃省政府的有关部门上报国务院。再次,如果被列入政府定价目录,在具体制定政府指导价时,还应当事先召开听证会,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但兰州牛肉面限价令制定过程中并没有经过上述程序。   “显然,兰州市物价局没有发布牛肉面限价令的合法权限,属于无故插手。”有关人士说。   就兰州市物价局发布牛肉面限价令一事,记者采访了当地政府的上一级物价管理部门——甘肃省物价局,但省物价局拒绝就此事表态。   值得注意的是:兰州市工商局曾是与兰州市物价局联合发出“限价令”的政府部门之一,但兰州市工商局的有关人士曾透露说:“虽然当时签了文件,但我们对限价令并没有完全认同。”   6.记者:“针对兰州市牛肉面价格上涨的这种问题,兰州市政府采取了一种限价的手段,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经济学家刘福垣:“我们现在市场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中期阶段,市场机制要求的是产品要按照价值规律正常的调整,而政府限价这还是恢复到计划经济的手段,它不利于市场主体的成熟,也不利于市场结构的调整。所以我认为它这个做法是好心办了错事。”   记者:“可是像兰州当地老百姓也说兰州牛肉面如果价格上涨的话,对他们来讲也确实是一种负担。”   经济学家刘福垣:“作为一个消费者,他永远希望东西越便宜越好,作为一个生产者,他希望他的东西越贵越好。这都是市场的问题,政府不能说老百姓要求降,你就强迫生产者降,这两者之间要靠市场的力量来平衡,而不能听大家的,包括我们每个人在内。我去吃面,我也希望面是便宜的,但是希望和事实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是另外一回事情。既然我们现在搞了市场经济,就应该要无形的手去调整,政府来打这个官司,当这个裁判员。这样你迎合了一方,就要损伤另一方。你要想牛肉面便宜,那就要等将来牛肉面生产的价格贵了以后,生产的厂商多了,牛肉面的饭馆多了,叫他们去竞争,他们会把牛肉面的价格竞争下来。而现在实际上是吃牛肉面的人在竞争,那只能把它竞争贵,政府管也管不了。   7.2007年12月4日新浪网报道:入冬以来,兰州市的牛肉面悄悄集体涨价至每碗3元,突破了今年6月当地物价部门2.5元的“限价令”。   根据甘肃省物价局的监测,从10月底开始,甘肃全省面粉价格开始波动,11月22日全省平均特一面粉价格为每公斤2.54元,较月初上涨7.62%,较上年同期上涨14.41%。食用植物油价格一直处于小幅波动中,11月22日全省平均散装菜子油价格为每公斤12.52元,桶装菜子油价格为每桶63.122元,较月初分别上涨14.23%和7.44%,较上年同期价格分别上涨60.10%和42.77%。部分接受记者采访的市民表示,现在面粉、油价格上涨大家都了解,因此牛肉面馆现在涨价在情理之中。   部分牛肉面馆老板表示,兰州物价局等部门在制定“限价令”时,明确提出在原料价格变动后可以适当调整价格。但政府的价格调整明显滞后于市场价格的变化,因此他们采取自行调价的措施也是适应市场价格变化的自主行为。   兰州市物价局副局长李发庭表示,目前,物价部门已经将牛肉面价格的调整权完全“归还”市场。牛肉面馆可以根据原料的变化适当调整价格。   8.2008年1月3日中国法院网、人民网、央视国际网联合推出2007年中国十大法制新闻,其中第九大新闻是“兰州物价部门对牛肉面限价引发争议”。其人选理由为:漩涡中的兰州市物价局坚持认为“牛肉面的价格就是兰州人心目中最重要的民生价格”,但是此举似乎并没有讨到百姓的好。许多市民认为,现在面价、油价都涨了,牛肉面涨价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市民也表示,对牛肉面涨价五角也不会打举报电话。消费者追求的是物美价廉,经营者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而政府则是一手牵两家。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用限价破解民生困局,不能治本,尴尬的限价令就是佐证。   【问题】   如果你是一位物价局的公务人员,你认为应当从兰州牛肉面限价事件中吸取哪些教训?

问答题 (十)  【给定资料】   东莞在解放初期,属东江行政区管辖,1988年升格为地级市。当时,在成本上升的不断挤压下,香港繁荣了几十年的出口加工业迫切需要转移,一线之隔的广东成为首选。改革开放初期,广东采取简政放权措施,吸引外资的审查权下放给各个地级市,东莞则进一步把招商引资权下放到乡镇。凭借地缘优势、全国各地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外资提供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东莞迅速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农业县发展成为闻名国际的世界工厂。有个说法令东莞人自得不已,“不管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下订单,都在东莞制造”。2007年,东莞的GDP达到了创纪录的3151亿元。东莞的经济奇迹,是中国近30年经济奇迹的典型代表。   其实2004年后,东莞已面临巨大危机。先是“民工荒”,接着是人民币不断升值、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等因素,增加了加工成本。由于村自为战,东莞土地的利用效率越来越低,却无法整合,电和水的资源也很紧张,电厂污染也很厉害。在这一系列因素影响下,2007年,东莞出现了让人担忧的企业迁厂或倒闭现象。有关部门估计,倒闭、迁移或不辞而别的企业大概占总数的10%到20%。   种种迹象表明,“东莞模式”已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但如何实现转型,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路径。低水平的劳动力、旧产业离开东莞,高层次的劳动力、新产业从何而来?   有人认为,外资企业,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的技术水平比较高,他们会成为东莞转型的推动者。但也有人尖锐指出,外资企业是逐利而动的,哪里有利可图就到哪里去,不大可能费心费力地参与自主创新。只有培养一批扎根本土的当地企业,才更有可能和本地经济同甘共苦。港资企业没有转型的历史,只会搬迁或倒闭;台资企业的设计、研发都在台湾地区,大陆只是制造部门而已。   某专家认为,东莞为了产业转型不断探索而仍不得其门而入,全国其他地方的“东莞化”却如火如荼地进行。长三角地区被人津津乐道的“昆山模式”,其实和“东莞模式”并无本质差别,只是引进的制造业相对环保、高端而已。其他地方,包括武汉、成都、重庆、天津这些城市的新特区,也不乏类似“东莞化”的克隆者。内地省区提出“欢迎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之类口号,实非明智的选择。   【问题】   “给定资料”对内地省区“欢迎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口号提出质疑。请对此进行分析,谈谈你的见解。   要求:观点明确,分析恰当,条理清楚,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九)  【给定资料】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城市化、工业化发展,造成农村就读学龄人口减少。村办小学布点分散,班额小,教育资源浪费严重,教师素质参差不齐,教育质量堪忧,教育经费紧缺,软硬件设施差等问题明显。   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正式出台。文件规定:凡是10人以下的乡村小学、教学点,一律予以撤销或合并,农村教育管理体制由原来的“三级办学两级管理”,即县、乡、村办学,县、乡两级管理,改为以县为主。当时,这一消息曾让多年研究农村教育的一些专家学者兴奋不已。他们评价这是“第一次将农村教育纳入国民财政保障体系”。   随后,农村“撤点并校”工作在中国大地快步推进。以广东省为例,2009年化州市撤并教学点105个,2008年撤并小学207所、初中9所,两年共撤112所,撤并的比例为42.3%;四会中小学数目从2001年撤并前的175所减少到目前的125所,撤并比例为28.6%。   大力度的撤并“麻雀校”和集中办学使当地农村教育出现新亮点。如:显著扩大了学校的服务半径和服务人口,一定程度上集中了优质资源,教育质量有了保证,特别是寄宿制对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儿童的积极作用突出。   但这个“撤点并校”的改革在8年的推行过程中,一系列“尴尬”也逐渐暴露出来。近日,某省社科院“农村改革背景下贫困山区基础教育需求与评估”课题组发布科研报告,详细分析了偏远地区实施撤点并校的利与弊。   课题组在陕南调查时发现,撤点并校后,六七岁的孩子为了上学,每天都要走几十里的山路,早晨四五点钟就要起床,晚上十来点才能回到家里,每天在路上耗费的时间最多的超过4个小时。   在岚皋县东坪乡中心小学,课题组访问了23个学生,其中9个学生在上学路上被狗咬过,大多数学生被蚂蟥和马蜂蜇过,有的学生还被山上掉下来的石头砸伤过。   有的地方寄宿制学校建设滞后,学生食宿条件较差、生活费用超出当地大众的承受能力,增加了农民负担,有的地方对布局调整后的学校处置不善,造成原有教育资源的浪费和流失等。   教育部在回复部分网友反映的布局调整导致部分学生上学难的问题时强调,今后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要按照实事求是、稳步推进、方便就学的原则实施,农村小学和教学点的调整,要在保证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进行,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须保留必要的小学和教学点,防止因过度调整造成学生失学、辍学和上学难问题。这个被网友解读为,国家叫停“强行撤并”。   某文化研究机构的郑教授对此发表意见说,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暴露了太多的问题,早该到了打住的时候了,撤点并校名义上是想让农村中小学生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听起来挺美,实则是在施行了义务教育免收学费之后,以县为主的财政制度让不少地方政府为了减轻负担而出的一个“馊主意”。通过学校大合并可以减轻财政压力,但却毁了农村的教育,把学生都集中在几个学校,也可以搞一些形象工程,看着好看。这些撤点并校大跃进,除造成上述严重后果外,还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学校的存在不仅仅是学校,它还承担起文化传播的责任,是知识中心,不分青红皂白地给并了撤了,等于把文化中心给灭亡了,农村就真成了文化沙漠了。   【问题】   给定资料中,有人认为“撤点并校”是一个“馊主意”,是“形象工程”。此项改革也被教育部“叫停”。请你对此事进行分析,谈谈你的见解。   要求:观点明确,分析恰当,条理清楚,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三十八)  【给定资料】   一段时间以来,与官员有关的各类“门事件”频繁发生、各种“雷语”层出不穷,涉及领导干部的“花边”新闻甚至比娱乐八卦更加吸引大众眼球,严重丑化了公众对官员群体的认知,极大地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公权力的信任度。从那些深陷舆论漩涡的官员身上,我们看到了“官德”缺失所结出的“恶果”。   所谓“官德”,乃是为官者的职业道德,是官员的从政之本、用权之道。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干部掌管着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的权力,地位特殊,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其言行举止具有放大效应和示范效应,对社会价值取向、社会公德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其“官德”如何直接影响到社会和谐、百姓福祸。这也是古人所说的“治大国者先治吏”“吏治则国治”的深刻内涵。   令人痛心的是,当前官员“官德”缺失现象日益凸显。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官德”缺失已成为腐败屡禁不止的重要诱因,不断突破老百姓心理承受的底线,令人忍无可忍。《荀子》有云:“德不称位,能不称宫,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因此,对部分官员的“官德”失范行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深入探究其成因,对症下药,铲除其滋生的土壤、泛滥的温床。   【问题】   请翻译“给定资料”中画线的句子,并简要概述这句话给你的启示。   要求:准确、简明。不超过150字。

问答题 (四十四)  【给定资料】   虽然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全免,但家长们仍要面对名目繁多的“费”,如补课费、择校费、赞助费等。教育支出因此成为多数家庭一个沉重的负担。   2012年,简女士的女儿考上荆州一所省示范高中的三限生,2万多元的择校费对一个工薪家庭来说是一笔大开支。为了鼓励女儿上进,简女士想出了记账的法子。择校费、学费、住宿及每月生活费、各类学习用品,女儿花的每一笔钱,简女士都一一记录在账本上。女儿上高中半年,各类支出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3.5万元。每次,简女士总是当着女儿的面记账,并随口说,“现在给你花的,将来都要还给我”,女儿每次都默不作声。考试失利后,女儿将自己反锁在寝室里大哭大叫:“将来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欠妈妈的钱还不了又怎么办?”简女士没想到,原本想勉励孩子勤奋读书的记账法,却适得其反,让女儿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压力,最终导致母女矛盾激化。   简女士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很多家长坦承也曾给孩子记过账。家长们反映,现在家庭教育支出的负担越来越重,为支付孩子上学的费用,家长承受的压力不比孩子小。   心理咨询师尹邓安教授说:“应试教育制度是导致这类问题的根源。一切为了考试,分数决定一切,家长认为只要孩子能上好大学、出人头地,为此付出再多也值。”   应试制度下,成绩成为家长关注的唯一问题,随着家长对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高投入高回报”等功利性的教育观念就越来越深人人心,孩子负担增大的同时,家庭经济负担也越来越重。   相关调查结果显示,现阶段,基础性教育支出平均仅占家庭教育总支出的l9.8%,这也就是说,城市家庭的教育支出大多数花在了课外辅导、择校等方面。因而城市家庭的课外培训或辅导、买学区房、择校等选择性教育支出与扩展性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家庭教育支出的主要负担。父母又将这一负担转嫁到子女头上,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让当下的教育方式陷入“高投入,低回报”的怪圈。   【问题】   “给定资料”画线部分写道:“父母又将这一负担转嫁到子女头上,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让当下的教育方式陷入‘高投入,低回报’的怪圈。”请解释“恶性循环”的含义,并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要求:全面,简明。不超过250字。

问答题 (十四)  【给定资料】   1.清冷的秋雨中,S省L县某村被笼罩在一种深深的寂静之中,散建于山间、坡上的一些农家窑洞,有的已经破落坍塌。洞前的院落有的已被种满了作物,作物的生机和村庄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村里的刘书记说,现在长住村里的有60多人,其中20多位是65岁以上的老人。“年轻人只有过年过节才回来,也只有那时候村里才热闹点,平时都是冷冷清清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见。”   由于年轻人大都出去了,村里的公益事业很难开展,比如想搞道路硬化、亮化工程,基本找不到劳力。刘书记说:“我们也想给村里干点儿实事,但老年人思想转变不过来,还有人说自己是快要死的人了,折腾那些事干什么。发动不起来,出工不愿意,出钱更不行。”   Y村是S省新农村建设试点村。记者看到,村户间的道路都已硬化,道旁绿树成荫,广场上,篮球架、大戏台等文体设施一应俱全;学校、卫生室、便民店等公共设施齐全。然而,即便已是上午10点左右,除了几个上学的孩子、出门溜达的老人以及在便民店前下象棋的几位村民,偌大的村子里再也看不见其他人。一个村干部说,平常留守在家的主要是小孩和60岁以上的老人。“新农村建设起步了,可村里人太少了。”72岁的村民高老太对记者说,孩子们出去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过上更好的生活,也是为了让他们的孩子上更好的学校、有更好的前途,作为老人也支持。这些年农村发展得挺好,老人们在家生活也很方便,只是想到将来还是有些担心。“现在还能相互照顾,年龄再大点就不行了。孩子在外挣钱,不可能回来照顾我们,村里乡里又没有养老院,到时候怎么办呢?”   “村里人外出打工,确实比在家里赚得多,但也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再那么融洽了。”村民老张说,以前每到农忙时节,四邻八舍都会互相帮忙。主家称肉打酒,忙完了农活,大伙聚在一起吃顿饭、喝几杯酒,气氛很融洽、很快乐。“现在不同了,邻里间互相帮忙的少了,耕田、打药、插秧都得请人、雇工,一个工50多块钱。”   记者在好几个省的农村采访时,都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双重冲击下,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正在“陌生化”。   一些基层干部告诉记者,在来自城市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浸染下,传统乡村那种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纯朴乡风正逐渐消逝,农民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正在向城市急剧靠拢。   “如今的人情关系、社会关系、代际关系等都有点变味儿了。”某镇政协联工委主任说,现在要组织村民开个会很难,大家都忙着办自己的事,人都凑不拢。有时乡里组织村民们开个会,没有“误餐费”,好多人都不愿意来。   2.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下午,江苏某县54岁的村支书老胡有那么点“小郁闷”。村里修公路,工程队的人不小心将沿线村民家种的一小片黄豆毁坏了,双方闹起来,老胡到现场做了半天工作,嘴都说干了,到傍晚才勉强调解好纠纷。   “这种小矛盾在以往,村干部一句话就搞定了,现在居然要费那么大劲。”老胡的情绪一时难以平复,边说边摇头,“你说这修公路也是为了村民出行方便,村里为了争取镇上支持不知费了多少心思,可到头来还得求着村民!”   老胡这个村是一个有5000多人的农业村,这几年道路建设跟不上需求,村民提出要修几条路。村里没钱,让村民集资很多人又不肯;村两委打了很长时间报告,好不容易才得到镇里的扶持。可自从今年7月道路开工,老胡和其他5名村干部就没少“求人”——修路涉及农户拆迁,一些农户提出就是给补偿也不愿意拆,因为房子拆了不方便。结果,到现在工程一直是断断续续的。   山东某县Q村高支书谈起村里的情况,多少有点无奈,“现在农村不好管了,各家过各家的日子。村里5个干部,整天忙着治安维护和矛盾调解,再就是村民看病、孩子上学等事情,事情办不好村民会有意见,所以只能尽量争取让大家满意。”住在村东头的村民谢大嫂说,她平常极少去村部,“就算有非常重要的事,也是路过村支书家时,顺道过去说一声就行了,平时都不打什么交道。”   取消农业税,无疑是中国农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新,它不仅减轻了广大农民的负担,而且使农村社会生态发生悄然变化。但伴随着“催粮要款”时代的远去,村干部的权威也面临挑战。在南京市江宁区某村,村委会王主任向记者讲述了他当村干部16年的感受。   “现在与过去不同了,集中村民办个事真不容易,有时候还真得求着他们。大到修桥修路,小到清理垃圾,都要给点报酬。”王主任说,去年9月开工的长江引水工程,要求全村每6户一个水表,放置水表的池子要安置在其中一户人家的房子边。结果有两三户不同意安置,村干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找来与这几户人家关系好的人做工作,最后才办成。   3.沈某是A市A村农民,过去全家依靠2亩多耕地维持生计。5年前,当地政府引进一家企业,以每亩1万元的价格征走了他家1亩多土地。前年,随着工业园区的扩展,又一家企业进驻村庄,他家剩余的耕地也以每亩1.28万元的价格被全部征走。如今,全家8口人虽然都是农村户口,居住在村庄里,却已身无寸地。   “两三万元的征地款,只够一家人一两年的生活。政府虽然帮助买了保险,但标准很低,男的年满60岁、女的年满55岁才能领取每月100元的养老金。现在物价越来越高,这么低的养老金以后日子怎么过啊!”沈某说这番话时,脸上挂着几分忧郁。失去土地以后,沈某的孩子们外出打工,他夫妻二人只能赋闲在家,守着村中的房屋。“我们说是农民,没地;说是工人,没岗。现在是农不农,工不工。”   中部地区某县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当地一家矿山企业每年缴纳的税收多达2亿元,一度占到全县财政收入的四成,企业还为当地解决了数十人就业,不少村民也因矿而富。说起矿产资源开发带来的收益,地方政府领导如数家珍。不过记者在现场采访时看到,运矿的卡车从村里经过时尘土飞扬,沿街两边房屋都积满了黄土,村里的道路也被压得崎岖不平。   由于这一矿山的尾砂坝存在安全隐患,从去年年初开始,当地政府决定对坝下的200多名村民予以移民搬迁,尽管事前地方政府做了细致的工作,但村民对搬迁安置存在不同看法,怨言纷纷。   一些村民说,企业开采矿山赚了个盆满钵满,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有的人靠着矿山也发了财,可我们这些村民并没有真正得到实惠。相反,我们的稻田、生活用水被污染了,路被压坏了,最后还闹得要背井离乡,这事搁谁身上心里都不好受啊!   【问题】   分析“给定资料2”,请你指出导致村干部“求人办事”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要求:准确、具体。不超过200字。

问答题 (十八)  【给定资料】   云南大学E教授说:“怒江中下游水电开发的确不是解决当地群众贫困和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但是,怒江州可供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十分有限,怒江地区生存条件的恶劣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水电开发,至少是迄今为止一条可实现的对怒江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途径。”   某经济研究所F所长认为,只有开发怒江才能有资金进行生态移民,也才有可能使植被不再被当地百姓出于生存需要而破坏,怒江水电建设完全符合循环经济的要求。上海某大学地理研究所G所长指出:“美国人民把搁浅的鲸鱼推入大海,这值得赞扬;鲸鱼被非洲难民捕食,这也应赞扬,因为它救活了一群人。”   云南省政府某研究室H主任说,滇西北的怒江地区经济发展缓慢,至今仍是云南乃至全国最贫困的地区。该地区72万亩耕地大部分是挂在陡坡上的“大字报”地,每亩地的产值回报仅33元,10亩地养活不了1口人,全州唯一支撑地方经济的森工产业也在环保工程实施后退出了历史舞台。   中科院I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怒江建水电站能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老百姓的贫困不可能靠国家救济鲤决,库区5万移民的代价还是比较低的。从发电角度说,怒江的装机容量可以   达到2100多万千瓦,超过长江三峡1800多万千瓦的装机容量,而怒江的投资只有长江三峡的一半。因为怒江的地理条件好,可以用较小的投资产生较大的回报。I院士强调指出:“2100多万千瓦不是小量。”他还认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应该是优先发展的地方,这里发展水电,一部分输出华东、华中,一部分可输出缅甸,从国际形势看:有其战略意义。   【问题】   给定资料引用了上海某研究所G所长的话:“美国人把搁浅的鲸鱼推入大海,这值得赞扬;鲸鱼被非洲难民捕食,这也应赞扬,因为它救活了一群人”,请说明这表达了G所长怎样的观点。   要求:简明、准确地阐释观点,不超过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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