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 （九）　　【给定资料】　　1．气候与人类息息相关。18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进入21世纪，变暖的趋势还在加剧。全球变暖对人类的不利影响日益显现，如海平面上升、生态环境恶化、台风肆虐、热浪频袭、干旱洪涝此起彼伏，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等等，其中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尤为严重。这是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一大挑战，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各国的利益，还关系到世界的公平和正义，因此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科学研究显示，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特征，非一地或一国之问题，也非单纯的气候问题或环境问题。气候变化无国界。面对全球变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凭借一己之力予以应对。国际合作、携手应对才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唯一可行途径。　　2．昔日以“山清、水秀”而被世人美誉为“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山与水紧密相连、缺一不可；而如今，一场60年不遇的大旱彻底摧毁了桂林的“秀水”，只留下群山在远处孤寂的身影。记者赶赴桂林实地调查，所到之处触目惊心，桂林昔日绝美的秀水美景，已被干旱摧毁殆尽。　　来到漓江，让人心痛不已：往两边看，偌大的漓江似乎变成了一条小溪，大部分河床已经裸露了出来，引得许多孩童在上面捡石子；往下看，漓江水底的石子清晰可见，来回穿梭的游船不时地拐弯以避开浅滩。在漓江天湖码头，一根硕大的防洪警戒柱“孤独”地矗立在江岸上，失去了江水的相伴，柱子底部已经裸露出来，沿着防洪柱往漓江里面走上几十米才能到水边。“江水每年都会到红色警戒线那个位置，”桂林市民杨代胜指着防洪柱向记者嚷嚷说，“你看看现在江水在哪里？与洪水期时比，江水少了90%以上。”　　“我在这条江里开了46年的船，从没见过水这么浅，”年近60、在龙船坪码头开船的李黄财喋喋不休地发起牢骚来。“往年这个时候都已经开始涨潮了，”李黄财说，“漓江水深至少都有1米多，你看看现在，许多河段只有60厘米深了。我的船小，吃水才40厘米，所以还能开，如果水位继续下降的话，估计也要搁浅了。”记者走上游船二层甲板，只见漓江河道中间已完全裸露出来，因水太浅，游船像在江底石子上踟蹰滑行。　　3．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受严重旱情影响，西南地区因灾致贫、因灾返贫人数有较大幅度增加，扶贫形势严峻。　　西南五省区市干旱导致的经济损失数据仍在继续上升。据中国扶贫基金会最新的报告披露，大旱导致西南五省区市除四川之外，至少有218万人返贫，经济损失超350亿元。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说道：西南地区个别地区的旱情直到今天仍没有完全解除。近段时间又遭遇洪涝灾害，雪上加霜，给西南地区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造成了巨大损失，扶贫形势变得十分严峻。　　因旱返贫的绝大部分是山区的农业人口。以云南为例，秋冬季节的干旱，导致云南小春作物大面积绝收，对当地人而言，可能会影响到他们15%的年收入。因此除了两百多万人因旱返贫，还有一千六百多万人贫困程度加深。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指出：云南渔业、农业损失共计170亿元，贵州是132亿，这个损失是（根据贫困人口数）可以算出来的，像云南人均减少收入676元，它就导致了有一百万人返到贫困线下，就导致贫困人口从五百多万上升到了六百多万。　　据了解，中国扶贫基金会将与各省扶贫办搭建联合执行团队，将捐助的扶贫善款利用好，帮助因灾返贫农户渡过难关、恢复生计。　　4．进入2010年7月以来，东北地区降雨过程频繁，在东北地区上空，仿佛修建了一座大喷泉，不断向地面喷洒雨水。在持续一个多月的暴雨攻势下，东北多个地区降雨突破历史极值，气象纪录纷纷被刷新。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许映龙告诉记者，就在今年5月，厄尔尼诺才刚刚把影响气候的指挥棒正式交给拉尼娜。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拉尼娜现象将对全球气候造成影响。　　7月1日至8月4日，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三成至一倍。7月19日至22日，辽宁铁岭大部、新民、新宾、台安等地的降水量甚至比常年偏多1～2.3倍；7月30日至8月1日，新宾降雨量达到122毫米，为历史同期第二多值；8月4日至6日，辽宁平均降水量达到了72毫米，创造了1951年以来的极值。辽宁7月至今的降雨量已经达到317毫米，接近于辽宁全年降水量的一半（辽宁全年降水量为647.8毫米）。　　从7月19日至8月6日，辽宁先后经历了三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分别为7月19日至22日，7月30日至8月1日，8月4日至6日）。从北向南、自西向东，三次大暴雨的袭击范围，几乎涵盖了辽宁全境。不管是全省平均降雨强度，还是部分地区的累积降雨强度，都创造了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　　通常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年份，辽宁夏季一般气温偏低，降水接近正常值或者偏少；而拉尼娜现象发生的年份，气候影响与厄尔尼诺大致相反：拉尼娜出现时，容易导致夏季气温偏高，降水比常年偏多。　　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而又长期的任务，事关人类生存环境和各国发展前途，需要各国进行不懈努力。　　我国已经制定和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全国各地也纷纷出台了具体实施方案。辽宁已将转变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强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写入实施方案，相信以上举措将对改善气候环境、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气候危机，起到积极的预防作用。　　5．2010年8月7日晚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城突降暴雨，持续40多分钟，暴雨引发北山两条沟系特大山洪泥石流。当地群众告诉记者，北山上突发洪水，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就把沿着排洪沟两边修建的3个村庄的数百间房屋冲毁。　　2010年8月8日下午，舟曲县城里最靠近北山的村子——月圆村（受灾最为严重的村庄），基本上找不到完整的房屋。而在排洪沟的两侧，大部分的房屋要么被冲毁，要么被泡在水中，舟曲县城关一小在经过泥石流之后，只剩下了一栋教学楼，其余的教室和操场全部被冲毁；而城关镇政府的办公楼则被完全夷为平地。　　泥石流灾害经过的是当地最为繁华、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截至21日，在舟曲“8·8”特大泥石流灾害中，遇难1434人，失踪331人，累计门诊治疗人数2062人。　　6．当巴基斯坦遭遇百年不遇的洪灾时，几千公里外的俄罗斯正在熊熊燃烧。联合国机构世界气象组织（WMO）专家称，俄罗斯的热浪和林火与巴基斯坦的世纪洪灾间存在着必然的关联。　　该组织提出的一份报告中也提到了我国舟曲的泥石流灾难和全球其他诸多地区的异常天气，如南撒哈拉的严重干旱以及格陵兰岛彼德曼冰川出现大面积崩塌等气候事件。世界气象组织称这一系列极端天气现象的“严重程度、持续时间和波及面积”超过历史上最严重的极端气候事件，同时警告未来会出现更多极端气候事件。　　虽然这些热浪、洪灾、泥石流和冰川坍塌看上去都天各一方，遥遥相隔，但很多科学家都坚信，在2010年这个多灾多难的夏天，这些极端气候现象之间并非毫不相干，也许一切都不是纯属巧合。　　世界气象组织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负责人阿斯拉尔（Ghassem Asrar）肯定地说，至少巴基斯坦大水和俄罗斯大火之间存在关联。　　阿斯拉尔援引世界气象组织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说，这种关联主要是全球大气变率发生改变。简单地说，就是大气层的气流发生了变化，受到“封锁”和转移，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大量降水和异常高温。　　不管同时发生在俄罗斯和亚洲国家的极端气候事件之间是否存在着某个气象学上的明确因果关系，但有一点是得到科学家公认的，即这种极端天气现象发生的范围、频率、强度都有攀升态势。　　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的基尔特·简·凡·奥德博朗最近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今年夏天与过去60年相比显示，俄罗斯大部分地区在经历着400年一遇的气温。有些地方甚至是千年难遇的高温。而巴基斯坦此次洪涝灾害也突破了80年来最严重气候灾害的纪录。　　除了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的“水深火热”之外，芬兰也出现罕见高温，科威特被热浪席卷，南撒哈拉非洲地区严重干旱，波兰和德国东部发生洪水，中国甘肃、四川和云南均出现泥石流和山体滑坡。　　正如科学家们担忧的，这个令人忧伤的夏天给人最重要的启示是，随着全球变暖趋势继续，未来重复出现这种情况的次数将会越来越频繁，世界上的各种大雨大雪等极端天气都在比过去50年更常见。世界看上去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　　7．在南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来自Betio村的Pita Meanke站在一棵树旁，那次巨大的浪潮，冲垮了防波堤，摧毁了他的家。　　“马尔代夫只是其中一个小国。我们没有能力改变世事。但在这里作的决定，将会对我的人民有莫大影响，更会改变世界历史。”这是H.E.Maumoon Abdul Gayoom（马尔代夫）于日本京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国会议上所作的声明。　　并不是只有岛国才需要担心海平面上升的问题。全球有超过70%的人生活在沿岸平原；全球前15大城市中，有11个处于沿海或位于河口。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排放情景特别报告》（SRES）估计，从1990年到21世纪80年代，全球海平面将平均上升22到34厘米。　　近3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总体上升了90毫米，比全球平均速度更快。　　值得留意的是，海平面不是全球一致地变更。不同的地区的海平面变化，会因海水环流或风压而有所不同。所以评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时，亦需要留意暴风浪以及大潮所带来的影响。　　就算是轻微的海平面上升，也会带来严重破坏。例如，沿海地区洪水泛滥及严重破坏、侵蚀海岸线、海水污染淡水、沿海湿地及岛屿洪水泛滥、河口盐度上升，一些低洼沿海城市及村落均会受影响。一些对岛屿以及沿海地区人口尤其重要的资源，如沙滩、淡水、渔业、珊瑚礁、环礁、野生生物栖息地均会受到威胁。面临洪灾、海水入侵、土地侵蚀流失、强热带风暴的威胁，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沿海、沿河城市群是最脆弱的地区。　　8．极端气候事件，这种被定义为“一个地点或地区发生‘概率较小’的天气气候现象”为何频频出现？在过去一个世纪，特别是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全球陆地或特定区域的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是否发生了显著的趋势性变化？原因是什么？中国又该如何应对这种挑战？　　9月7日至8日在京举行的“21世纪论坛”2010年会议上，频发的极端气候事件成为与会多国专家学者关注、讨论的焦点。中国气象局气候研究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任国玉称，目前多数研究显示，过去半个多世纪全球陆地上极端冷（如低温、寒潮、霜冻等）事件发生频率一般明显减少，而极端暖（如高温、热浪、暖日等）事件发生频率一般显著增多。北半球大陆中高纬度多数地区强降水事件发生频率明显增加。中低纬度地区夏季的极端干旱事件增多。　　对于气候变暖的原因，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认为，人类活动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使温室效应加剧，气候变暖。非政府间国际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则认为，是自然原因，如太阳活动造成了气候变化。　　9．目前的气候变化，全球科学家的共识是：有90%以上的可能是人类自己的责任，人类今日所作的决定和选择，会影响气候变化的走向。今日，地球比过去两千年都要热。如果情况持续恶化，于本世纪末，地球气温将攀升至二百万年来的最高位。　　过去一百多年间，人类一直依赖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来提供生产生活所需的能源，燃烧这些化石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是使得温室效应增强、进而引发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还有约1/5的温室气体是由于破坏森林、减少了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而产生的。另外，一些特别的工业过程、农业畜牧业也会有少许温室气体排放。　　在中国，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中占主导地位。1979年至2005年，煤炭资源消费在总能源消费中的平均比重为72.4%。在各种能源消费量的相对变化上，虽然煤炭占总能源消费量的比重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但其绝对消费量却在不断上升。目前，煤炭消费占约67%，加之中国能源效率并不高，如此高度依靠煤炭发展是不可持续的，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变暖问题，人们只有一个选择；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10．喜马拉雅山冰川正在因全球变暖而急剧“消瘦”。2007年4月，绿色和平考察队在喜马拉雅山拍摄了冰川消融的严峻状况，情况十分危急。冰川是地球上最大的淡水水库。资料表明，全球冰川正在因全球变暖而以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速度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地区融化着，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冰川更呈现出加速融化的趋势，冰川融化和退缩的速度不断加快，意味着数以百万的人口将面临着洪水、干旱以及饮用水减少的威胁。被称为“亚洲水塔”的青藏高原冰川是中国乃至亚洲许多主要江河的源头，数亿人的用水问题也与之息息相关。而人类大量燃烧化石燃料导致的全球变暖，使冰川加速退缩。喜马拉雅冰川的消融比世界任何地区都快，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根据目前的全球变暖趋势，不到30年，80%面积的喜马拉雅冰川将消融殆尽。这对于中国本来就日益严峻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无疑是雪上加霜。　　因为全球变暖带来干旱、缺水、海平面上升、洪水泛滥、热浪及气温剧变，这些都会使世界各地的粮食生产受到破坏。亚洲大部分地区及美国的谷物带地区，将会变得干旱。在一些干旱农业地区，如非洲撒哈拉沙漠地区，只要全球变暖带来轻微的气温上升，粮食生产量都将会大大减少。　　全球变暖的细微改变，对粮食生产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稻米对温度剧变的敏感性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国际稻米研究所的研究显示，若晚间最低气温每上升1摄氏度（华氏1.8度），稻米收成便会减少10%。值得警惕的是，稻米是全球过半人口的主要粮食，所以全球变暖的轻微的变化可带来深远的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导致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高温、干旱、虫害等因素都可能造成粮食减产。如果不采取措施，预计到2030年，中国种植业生产能力在总体上可能会下降5%至1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农业作物均以下降为主，到21世纪后半期，产量最多可下降37%。同时全球变暖会对农作物品质产生影响，如大豆、冬小麦和玉米等。　　全球变暖，气温升高还会导致农业病、虫、草害的发生区域扩大，危害时间延长，作物受害程度加重，从而增加农业和除草剂的施用量。此外，全球变暖会加剧农业水资源的不稳定性与供需矛盾。总之，全球变暖将严重影响中国长期的粮食安全。　　1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指出，“地球上大部分的濒临绝种生物——大约25%的哺乳类动物以及12%的雀鸟有可能于几十年内绝种。这是由于气候变化，影响到它们所栖息的树林、湿地及牧场，而人类发展亦阻碍了它们移居到其他地方。”　　每个物种皆有其独特的生态位置，有些生物会有较强的适应力，或者说“能屈能伸”。例如，老鼠和狗能在很艰难的环境里生存，但考拉却只能在有桉树的地方生活。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气温、降雨量及海平面上升，摧毁了一些生物的栖息地，而破坏的速度比生物移居的速度还要快。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未来六七十年内，气候变化会导致大量的物种灭绝。现在已经可以确信一些蛙类的灭绝与气候变化有关，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气候变化导致的物种灭绝风险将会比地球历史上5次严重的物种灭绝还要规模大。而唯一的预防方法，便是于未来几十年内迅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拯救生物的时间所剩不多。　　【问题】　　围绕给定资料主旨，联系实际，以“‘后天’的拷问”为题，自选角度，写一篇文章。　　要求：中心明确，事实与观点紧密结合，语言畅达，条理清楚。1000字左右。

问答题 （四十七）　　【给定资料】　　1．美国内科医疗设备的生产商和销售商德普公司（DPC）2005年5月20日宣布，该公司及在中国的独资分公司分别与美国司法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达成协议，同意支付总共约480万美元以解决其违反美国《反海外贿赂法》的问题，其中包括向司法部支付200万美元罚款、上缴证券交易委员会204万美元“非法所得”及75万多美元利息。　　据记者了解，DPC的贿赂行为发生在1991年底到2002年12月。为了获得医院的业务订单，天津DPC有限公司在中国的某些医院以现金支付手段向医院的化验员和医师进行贿赂，以此让医院同意使用天津DPC有限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这一行为，是经天津DPC有限公司总经理授权的。美国司法部门认为该行为“涉及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机构批准的医院的受雇人员”，因而已经触犯了《反海外贿赂法》。好处费（委托费）通常是销售额的3%～10%。从1991年末到2002年12月，DPC天津分公司的行贿金额总计达到162.3万美元。同时，DPC从中获益200万美元。　　德普公司中国行贿11年却没有执法机构对之处罚。该案最终在海外被发现，说明中国的监管存在巨大的疏漏。　　2．清华大学廉政教研室的任建明教授说：“以前，我们重点打击政府公职人员受贿，主要是建立在一个政府公权力相对强势的基础上。在这样的环境下，行贿者很大程度上是被迫行贿，因为不行贿就什么都得不到。”　　任建明认为，现在，很多行贿者不再是不得已而行贿，他们是为了获得和自己本身资质不相匹配的利益而行贿。相比较前几年，他们身上的被动色彩已经弱化，更多地有了一种主动色彩，因此，有必要给予这些行贿者更重的打击。　　而我国现行《刑法》中，第八章所规定的行贿罪、受贿罪是专门针对政府公务人员的，公司、企业人员行贿受贿罪则规定在第三章内。所遗漏的就是那些既不在政府，又不在公司的人员。比如事业单位人员和社团组织成员。这次修改《刑法》将公司、企业人员行贿受贿罪的主体扩大到其他主体。　　3．在2003～2005年几年间，喜之郎原投资部经理周明华借职务之便，在代表喜之郎与世纪证券有限公司协商签订托管1亿元国债和5000万元企业债券合同以及合同到期后收回两笔资产过程中，先后收受世纪证券有限公司好处费共计人民币533.56万元。2006年10月15日，周明华被阳东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　　证券行业资深分析师俞志强指出，行业里一种通行做法是，证券公司通过自己的席位代理委托方国债或企业债券，借此“融资”牟利。而周明华之所以舍弃几乎无风险的银行渠道，冒险与证券公司签订大额投资的托管合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能借此获得“好处费”。据周明华在该案1.5亿元投资中，获得533万元左右回扣，推算其回扣在3个点左右。　　周明华瞒天过海其实并非滴水不漏。据媒体报道，2004年底喜之郎托管在世纪证券公司的1亿元国债和5000万元企业债券到期，但世纪证券没能如期归还。世纪证券公司通过间接许诺给好处费，延期还款。　　2005年2月至5月，周明华利用职务之便，又分别冒用易某、陈某的名义与世纪证券私下签订“合作协议”，先后收受了世纪证券通过易某、陈某账户汇入的大笔好处费。　　在一片风平浪静中，周明华贪欲不断膨胀。2005年7月8日，周明华在向公司董事长李永军汇报1亿元国债托管的事情时，才交代了收受世纪证券有限公司送的100万元好处费的事实。“公司的金融投资监管是个盲点，一来自己没有太多该方面的专业知识，二来平时主要精力放在市场上。”广东喜之郎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邬少明这样总结刚刚结案的商业贿赂案。　　4．“商业贿赂已经从‘潜规则’变成了广告。”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程宝库说，他经常在收听电台广播时听到这样的广告——先是说某饭店如何的好，然后加上一句：出租车拉客有回报。“这其实就是商业贿赂。”“这场战役很重要，因为它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2006年2月26日，程宝库在电话里向记者强调。　　让这位法学学者开始关注商业贿赂的原因，是关于这种行为的一个矛盾：一面是广为人知，一面是案件很少。　　据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张忠宇副处长介绍，近五年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犯罪案件逐年上升。但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占同期所有经济犯罪案件立案数的比例却始终非常小，尚不到1%。最高人民法院提供的数据也显示，自2002年以来，人民法院每年审结的商业贿赂案件数量变化不大。上述数据与人们印象中普遍存在的状况严重不符。　　然而另外一些数字却正揭示着商业贿赂给经济造成的巨大危害。来自商务部的统计表明，在全国药品行业，仅药品回扣一项，每年就侵吞国家资产约7.72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收入的16%。程宝库对此进行了调查和比较研究。调查结果让他“触目惊心”：几乎每个行业都存在，其中尤以医疗卫生、基建、电信、金融等部门为重。　　而比较研究表明，商业贿赂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将会有难以承受的社会后果发生。程宝库举例说，像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其经济从人均收入3000美元到7000美元，一般只用3年左右的时间，最多的用了6～7年。然而像拉美的几个国家在达到3000美元之后，不能上升，反而上下震荡。造成拉美国家如此状况的正是腐化的商业风气，权钱交易的商业贿赂潜规则。“商业贿赂不是要不要治理，而是如何治理的问题。商业贿赂的治理已刻不容缓。”程宝库说。　　5．为了配合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使商业贿赂治理工作在法治的轨道内顺利进行，推动治理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成立了治理商业贿赂研究中心。2006年6月6日上午，研究中心在北师大主楼举办第一期治理商业贿赂专题论坛。　　左坚卫副教授认为，商业贿赂“一对一”的行为特点以及行贿受贿双方结成利益共同体的现实，决定了查处商业贿赂的难度较大，犯罪黑数较高。因此，治理商业贿赂的重点不宜放在惩办已经发生的违法犯罪活动上，而应当防患于未然，从源头上减少商业贿赂发生的机会。赵秉志教授说，商业行贿犯罪所涉及的《刑法典》第164条规定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第389条第1款规定的行贿罪，第391条规定的对单位行贿罪，以及第393条规定的第一种单位行贿罪，都以行为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成立要件。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谋取不正当利益存在分歧，同时，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设置使惩治行贿犯罪陷入了某些困境。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作为行贿犯罪构成要件的“谋取不正当利益”。　　6．创立于1977年的上海世迅网络主业为综合网络布线系统、IT基建工程等IT业务。该公司在行业内并没有什么名气，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并不了解该公司。但是，就是这样一家公司，通过行贿的手段，拿下了包括麦肯锡上海公司在内的众多跨国公司的项目。该公司总经理王军和项目部经理吴仁从2005年底到2006年初，在承建工程项目中，向麦肯锡公司电脑部主管汪依群和员工沈通分别行贿15万元和30万元。　　在麦肯锡公司内部，作为电脑部主管的汪依群和员工沈通并不起眼。但知情人说：“这样的人就是爷，因为他负责工程的招标。”在这个过程中，“索取回扣已经成为一种惯例。”知情人说，在数年前，由于行业整体利润比较高，其回扣的比例一度高达整个项目的15%以上，但是这两年随着行业整体利润的下滑，回扣的比例已经控制在8%左右。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行业里面的规则一般是提高项目的报价，在这个过程中甚至会碰到一些电脑部门的主管要求对方提高报价，然后再将提高的部分私下返还给这些电脑部主管。　　“送了45万，应该是将项目本身的报价提高了很多”，知情人分析说，如果只是单纯的网络铺设和维护工程，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利润用来行贿。　　7．最新一期香港《经济导报》载文指出，中国社会转型期反腐败呈现新特点，反腐败的重点从反权力腐败转到了反商业贿赂。　　从现实情况看，在当前，中国商业贿赂案件又出现了高发态势，并与传统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形成交织状况，犯罪领域在重点行业突现的同时，开始呈现普遍化的发展态势。贿赂手段的多样化和行为方式的连续性、隐蔽性及关联性，都表明治理此类违法犯罪活动的形势更为严峻。　　商业贿赂，是一种以获得商业交易机会为目的，在交易之外以回扣、促销费、宣传费、劳务费、报销各种费用、提供境内外旅游等名义，直接或间接给付或收受现金、实物和其他利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商业贿赂实质上收买的是“权力”。商业贿赂的“重灾区”个个都是权力垄断部门和经济决策部门。可以说，哪里涉及商业审批，哪里就有商业受贿的“机会”；哪里有购销权，哪里就有商业受贿的可能。　　治理商业贿赂遭遇“界定难”和“治理难”，与法律、制度不完善有关，更与商业贿赂无处不在的“收买”有关。商业贿赂“收买”了法律在公民心中的威严，“收买”了企业依法经营、公平竞争的规则，使越来越多的企业无心靠产品质量、价格、服务胜出，而是致力发展“关系网经济”。信仰“关系”胜过信仰“规则”，对于正在建设的法治社会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力“腐蚀剂”。　　8．9月4日下午，重庆市工商局的通报称，2005年1月至2006年6月，华润蓝剑为占领重庆啤酒市场，与重庆市23个区市县、3000多户餐饮店等终端销售商协议合作，通过给付380多万元各种形式的“促销费”，销售啤酒500多万件，涉及金额达1亿多元。此案是自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以来，重庆市工商局查处的涉案区域最广、涉案金额最大的案件。　　处于“被动地位”的华润雪花，立刻在次日，即5日下午发表公开声明，称重庆工商局有关查扣啤酒的行为，是打着“反商业贿赂”的幌子，行地方保护之实。“别人都这么做，你不这么做，怎么卖啤酒？”侯孝海认为，重庆的销售方式是“行业惯例”，不仅存在于华润一家，全国很多地区、很多啤酒商、饮料商都在采用。　　在关于此案的种种争议中，给餐饮店等终端销售商“好处费”到底是“行业惯例”还是“商业贿赂”始终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我不能说所有的啤酒商都会采取这种销售手段，但可以肯定的是，有很大一部分企业是这样做的”。9月8日，中国酿酒协会啤酒分会秘书长杜绿君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言，给终端“好处费”的现象由来已久，也一直是酒类行业面临的一大困惑。而且不仅是啤酒、白酒、红酒，甚至很多饮料的销售，也存在类似现象。　　9．2006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商业贿赂真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在一些地方的经济活动中，说起治理商业贿赂，许多人却不以为然，甚至找出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为商业贿赂辩护，商业贿赂成了闻着臭、吃着香的“臭豆腐”。有人认为：“商业贿赂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治理商业贿赂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也有人认为：“商业贿赂都是行贿人自己送上门的，推不掉，躲不开。”还有人认为：“商业贿赂牵扯面大，查起来不容易。”一件本来十分得民心的好事，为何竟然引来非议？老实说，持有这种非议的人，心里也明镜似的，清清楚楚知道商业贿赂是一种犯罪活动。他们这样说，不过是为了混淆视听，浑水摸鱼。同时也提醒我们：治理商业贿赂这件事并不简单，需要我们想办法、下工夫、动真格。　　10．2006年11月，重庆市沙坪坝区法院宣判了重庆市胸科医院正副院长收取医疗器械销售商回扣的案件，宣判当天，来自全市卫生系统自发参加旁听的900多人将审判大厅围了个水泄不通。重庆市卫生主管部门有关人士向记者透露：“这宗案件中，最先是副院长被抓，其接受调查时为争取自首，又将院长供了出来。这家医院的医生，尤其是其他大小领导都担心他们为争取立功，将事情全盘说出，而将自己卷进去。更关键的是，现在法律对收受回扣的认定标准还不明确，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违不违法，会不会被起诉。”　　“这个案子全系统的人都知道，大家都把它作为一把尺子来度量自己的行为是否已经构成犯罪。”重庆某小医院的医生朱勤（化名）告诉记者，“由于医院的效益不好，每月从医院领到的全部收入不到1000元，回扣历来都是我们收入的主要部分，大概每月能有几百元左右。”她所在的科室一直都在用这些钱给医生发奖金福利，一旦一人受查，必然整个科室甚至整个医院都难逃追查。山东一家医院的纪检书记更是直言不讳：“如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和政策治理商业贿赂，那医院全都别干了！医药购销领域内的反商业贿赂，打击面较大。”　　作为医药销售代表，李先生深谙反商业贿赂对于自己的利害关系，但他认为，商业贿赂一时还难以禁绝。如果还是沿用旧的医疗及医药流通体制，那么打击商业贿赂一旦真的发挥效用，对整个医药销售行业的打击是致命的，“因为在目前的状况下，这个行业还没有学会不贿赂怎么生存，不给回扣一个药厂就要死掉”。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教授也认为，目前商业贿赂专项整治工作只注重对个体贿赂活动的打击，而忽视了对滋生贿赂的土壤进行整治，那么商业贿赂绝不可能得到根治。　　11．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组长何勇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商业贿赂涉及面确实很广，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情况非常复杂。有些领域和行业的问题相当普遍，在一个单位内就涉及多个岗位、多个部门、多个层次的人员。处理这些问题必须严格依法办事，正确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要区分正常的商业交往与不正当交易行为的政策界限，又要区分违纪违规行为与违法犯罪的界限，做到宽严相济，区别对待。既不能降低要求，走过场；也不能脱离轨道，搞群众运动。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违法犯罪分子发现一个查处一个，绝不手软。工作中还要讲究策略，正确运用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对于在自查自纠中主动向单位、行业主管（监管）部门讲清问题，或者积极检举揭发商业贿赂和其他犯罪，有立功表现的，应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故意隐瞒事实、毁灭证据等妄图对抗侦查、逃避法律追究的，要依法从严惩治，特别是对于顶风作案的，必须坚决严厉打击；对于在一些领域和行业中带有一定普遍性、涉案人员众多的案件，要充分考虑办案的政治影响和社会效果，坚持打击少数，教育和警示大多数。　　【问题】　　以“从‘行业惯例’说到商业贿赂的惩治”为题，结合给定资料，写一篇议论性文章，篇幅不少于1000字。　　要求：结合材料，观点鲜明，结构紧凑，语言通顺。

问答题 （十九）　　【给定资料】　　1．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是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建立责任政府，对于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强化政府责任，使权力和责任挂钩；对于摆正政府的角色地位，甘为人民的公仆，切实对人民负责任；对于更好地塑造政府形象，增强政府的权威性，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国公务员队伍是履行政府职能和开展公共行政管理的主体，在社会公共管理领域中负有特殊的职责和使命。他们责任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构建责任政府的进程。责任政府建成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各级公务员能否充分意识到政府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所有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能否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有当广大公务员普遍树立起责任意识，现代责任政府的建设才会有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与持续的动力。我们的公务员队伍总体状况是好的，近年来涌现出众多具有强烈工作责任心和事业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人物。　　2．曹道云，中共党员，担任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局长期间，以自身的模范行为和奉献精神，认真践行“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的民政工作宗旨，努力做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感情的贴心人、呼声的代言人、权益的维护人，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破解了一道道工作的难题，实现了一系列突破和创新，带领的团队在民政系统开创了诸多“第一”：设立第一个经常性捐助接收点——曹杨街道“衣被银行”，成立上海第一家“慈善超市”，在大学校园内设立第一家经常性捐助接收点和慈善超市，探索建立“就业与求助双向联动机制”等10项试点工作经验被民政部推广。社区居民亲切地称他“慈善局长”“爱心局长”，他则说“我的人生价值在于多帮助人”。　　普陀区曾是产业工人集居地，下岗失业困难人员多、外来困难人员多、60岁以上困难老人多的“三多”现象在普陀区非常突出，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到全区总人口的20%。　　2004年，曹道云创新性地提出“政府指导推动、老龄社团运作、社会各方参与、家庭子女关爱、独居老人受益”的工作思路，以老龄社团为载体，全面实施纯老年人家庭“守望工程”。通过一封给独居老人的告知信，一张填有独居老人3位联系人的表格，一份印有应急求助24小时热线的爱心卡，一个随时可点击的独居老人数据库，10家设有义务门诊医院的生命绿色通道，以及全区与独居老人结成对子的志愿者，为独居老人编织起一张无微不至的关爱网。　　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曹道云又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全区打造一个“10分钟养老服务圈”，即以区内25个养老机构为“圆心”，以10分钟路程为半径，通过养老机构人力、物力资源输出，为周边居家老人提供日托、送餐、助浴、陪聊等养老服务。2002年起，曹道云与福利院5位孤老结对。逢年过节，他都会送上红包；降温了，他又自掏腰包为老人购买保暖内衣。　　曹道云和同事们还开展多次调研，完善“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百姓受益”的慈善事业新思路。最早出现在曹杨街道的“衣被银行”，成为帮困平台和“爱心中转站”：市民可以到这里捐款捐物；困难群众也可以来领取衣被和生活必需品，暂解燃眉之急。在这种模式指导下，普陀区已建立18个经常性社会捐助接收点、13家爱心慈善超市，受助群众达10万余人次。　　民政局的工作，得到居民一致好评，在上海市民政系统五年一届的“孺子牛金奖”评选中，曹道云获得唯一金奖，他带领的团队也被评为“上海市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曹道云说：“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我只是在履行我的职责，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3．陈家顺同志也是公务员队伍中的一个楷模。陈家顺担任云南省沾益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沾益县驻浙江义乌劳务工作站站长期间，积极组织家乡农民到浙江义乌等地务工。他心系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全力为农民工排忧解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了摸清农民工工作、吃住、工资待遇、劳动时间等情况，从2007年9月以来，陈家顺深入多家用工企业，以农民工的身份应聘到企业“卧底”打工，同时考察了义乌市及周边县市的678家各类企业，为农民工提供了180多家用工情况良好的企业信息。他还努力为农民工调解各类纠纷，尤其是涉及农民工利益的劳务纠纷，他总是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勇于维权。多年来，共为农民工调解各类纠纷780余起，挽回损失16万余元。在农民工遇到困难时，他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多次协调企业垫付农民工车费、伙食费、医药费等共7万多元。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使他赢得了广大服务对象的好评和社会各界的称赞，被誉为“卧底局长”“民工局长”。　　陈家顺同志于2007年被评为曲靖市劳务产业先进工作者；2011年被评为云南省云岭楷模；2012年被曲靖市委授予“公务员楷模”荣誉称号，被云南省委授予“直接联系群众的好干部”荣誉称号。　　但也毋庸讳言，我们公务员队伍中也有一些人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缺失，群众观念和事业心不强。有些政府机关以及公务员，嘴里往往只剩下招商引资，为群众办事漫不经心，“漠然置之”，或相互推诿、相互扯皮、能拖就拖。“早早一去，满满的人，排了两小时的队，人家说隔壁才收钱。”说这话的是徐州一位普通市民，他的经历颇具代表性。而办事时遭遇相关部门“踢皮球”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2012年2月29日，徐州市作风办发出首张“问责责任书”，被问责的是云龙区住建局，因在解决骆驼山康馨园居民反映的“地下室归属”等问题上“拖延懈怠、推诿塞责、处置不力”，被诫勉谈话和通报批评。一些社会矛盾高发问题，没有成为地方政府各部门的共识，没有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而是某一两个部门单打独斗。一些地方发生集体上访，机关大院里甚至有少数公务员“看热闹”，议论“今天来的老百姓怎么人数那么少”“怎么这么快这么乖就走了”，等等。不少群众的利益诉求，实际上并不复杂，一些拖上一两年的“难题”，到实地去调研几天就解决了。哪里存在风险因素，群众有哪些合理利益受损，有些基层政府机关领导班子实际上是知道的，但都不把它摆到桌面上。这是因为谁一旦把那层纸捅破，就必须有人承担过失，必须有人出面解决，大家心照不宣，只要没有群众上访的压力，能拖就拖，倾向于把麻烦留给下任。有些基层公务员面对风险因素时，存在着回避矛盾、侥幸过关的心态，以至于小事拖成大事，普通利益诉求酿成群体冲突。一些基层政府领导处理群众利益时，政府决策或措施暂时得不到群众理解时，便使用怪招损招压服群众。如某地修公路要拆迁，一些商铺和农户的补偿迟迟未能谈妥。为了不耽误工期，基层政府部门领导采用“抓小辫子”的办法压服对方，派税务部门上门查账，威胁说“只要查到偷税漏税，坚决依法判刑”；对农民“钉子户”，政府则去查农宅违章建筑，因为农民宅基地建房多多少少在规划报建方面有瑕疵，政府于是勒令“一周之内拆除”。商户和农户不敢再讨价还价，立即老老实实签协议走人，而政府也不再提偷税漏税、违章建筑的事了。用这种“损招”快速平息社会矛盾，表面上事件解决了，实际上群众“口服心不服”，埋下不满情绪，损坏了党和政府形象。有的地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责任心缺失，损害了政府公信力。曾经轰动一时的“华南虎照”事件已经有了官方结论，一位大山深处中的农民主演的闹剧，演变成一起受到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从“华南虎照”事件的过程来看，周正龙伪造虎照后，县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没有到现场查看就写了勘察报告，而分管县长没有进行调查研究就签了字，陕西省林业厅相关机构和领导接到报告后不到现场勘察，不进行认真的专家鉴定，就以省级政府主管部门的名义草率召开新闻发布会予以确认发布，其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可谓大矣。　　4．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可能引发各种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因素也随之增加。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而其中一些群体性事件基本上是由各种利益矛盾引发，如果处置不当、处置不公，矛盾冲突极易激化。　　2008年7月19日，云南省孟连县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孟连县的橡胶产业是采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胶农负责种植，然后按照签订的销售协议，按协议价格把胶乳卖给橡胶公司。“勐马”和“公信”是孟连县最大的橡胶企业，经历了从乡镇企业到股份合作制企业、私营企业的两次改制，但改制并不彻底，留有产权不清晰、管理不规范、分配不合理的后遗症。2005年以来，橡胶价格大幅攀升，从原来的几千元涨到2.5万元以上，但公司对胶乳收购价格不作调整，橡胶价格飞涨和农特税取消带来的利益被橡胶公司老板独享，引致胶农愤慨。胶农决定中止出售胶乳给公司，自行售给价高的收购者，遭到公司派出的保安阻止，双方多次发生冲突。县乡党委、政府对此简单地以治安案件论处，反复动用警力介入。警察与当地胶农先后多次发生冲突，警察被打、警车被砸的群体性事件在所谓“7·19事件”前已累计发生过7起。　　在处理这些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孟连县委、县政府认为，这些事件是农村黑恶势力作怪，要求普洱市调用警力进行打击。2008年3月，普洱市政法委领导专程到省政法委汇报，省政法委领导听了情况后说，要分清矛盾性质，最大限度考虑群众利益，调整利益纠纷，不同意治安整治和抓捕。省政法委派出工作组到孟连调研后认为，当地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群众利益纠纷，再次重申对少数人采取强制措施可能引起群体事件的风险。　　2008年6月14日，普洱市公安局又向省公安厅书面请示跨县调动400名警察到孟连，省政法委、公安厅明确否定了这一请求。然而，7月2日的普洱市委常委会依然决定打击孟连农村黑恶势力，跨县调警之事不再向省里报告。11日，市公安局调动的警力向孟连集结。　　2008年7月15日，孟连县政府发布治安整治通告，派出工作队，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也限令“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次日，警察强制传唤8名涉案者。17日，一抓捕对象被扣留，引发300名群众围堵工作队，两名工作队员被打伤。市里认为工作队的安全受到威胁，有必要动用警力实施打击，19日凌晨，抓捕行动引发了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2008年7月19日凌晨4时，175名警察从孟连县城出发，星夜奔赴40公里外的勐马镇勐啊村。黎明时分，5名嫌疑人随后被抓捕，受到强制传唤。抓捕行动本来还是顺利的。然而，情况突变，这次抓捕酿成的冲突就此拉开了序幕。　　其后，勐啊村数百名村民闻讯而来，他们手持长刀、锄头、铁棒、木棍、弹弓等器械，沿勐马至勐啊公路形成围攻之势，冲击正在孟连农场制胶厂路口执行警戒任务的58名警察。警察奉命迅速组成四层防御队形，并用扩音器喊话试图劝阻村民，但村民们不予理睬，他们从公路正面和左侧山坡分两路袭击警察，挥舞刀棒砍砸过来，突破了警戒线，警察的盾牌、头盔、警棍被刀棍劈开砸裂，多名警察负伤。在对空鸣枪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警察被迫使用防暴枪（内装橡皮子弹）自卫，由于距离太近，有一对父子被防暴枪击中死亡。与此同时，另一路村民纷纷用石块、砖块、弹弓发起攻击，警察对空鸣枪并发射催泪弹驱散了人群。至此，围攻人群逐渐停止攻击，但仍聚集在150米外与警察对峙。村民砍倒树，用树干、石头和人墙切断交通，把警察围困在公路边动弹不得，无法回撤。现场局势一触即发，气氛极度紧张。村民提出必须马上释放被强制传唤的5名嫌疑人。闻讯赶到的普洱市委书记现场劝导情绪激动的村民，并决定放人，缓解对立情绪。傍晚，被围困达11个小时的警察终于得以撤离。　　当天先后参与围攻警察的村民达700余人。这起事件造成两名村民死亡，17名村民、41名警察、3名干部受伤，9辆执行任务的汽车被砸坏，102件警械被损毁或丢失。2008年9月4日，云南省委常委会专题听取省委、省政府孟连“7·19”事件调查组情况汇报并对事件作出处理结论。　　云南省常委会认为，“孟连事件”表面上是警民冲突，而实质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长期纠纷所引发的一起较为严重的群众性突发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集中表现。事件后果严重、影响恶劣，不仅造成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严重伤害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云南省委常委会还决定，对“孟连事件”定性不准、决策失误、处置不当、用人不当、工作失职的市县党政领导分别给予撤销职务的党纪处分和责令辞职、书面检查的问责；对普洱市、孟连县少数领导干部参与橡胶公司入股、分红，参与胶林买卖、租赁等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由省、市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深查；责成普洱市委、市政府对“孟连事件”中负有责任的孟连县委、县政府和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党政纪处分。　　5．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下，强化政府官员的责任，建设责任政府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公共行政改革的趋势之一。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国际公共行政改革潮流的影响下，为了解决政府公务员内部出现的不协调和难以合作，严重影响政府的施政效果以及对社会民众回应性不够，忽视民意表达的诉求等问题，加快责任政府建设的步伐，于2001年4月17日向立法会提出了高官问责的方案，并于同年7月1日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行的“问责制”，为施政带来一个全新的面貌，使行政管理队伍出现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由于问责官员要承担责任，他们就要重视民意，更要体察民情和勇于面对市民公众，以政绩表现赢取市民公众的信任和支持，更能够及时回应市民诉求，建立更有民意基础的政府。二是通过“问责制”使主要官员的权责得到清晰界定，加强了官员责任，为造就一个更加开放、负责和有效的政府奠定了基础。　　6．对香港公共行政改革和责任政府构建产生重要影响的问责制，于2003年非典时期在大陆逐步推开，包括前卫生部长、前北京市长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几百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非典危机过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　　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官员因涉及“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应引咎辞职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将引咎辞职明确引入问责制度，这其实也是从中共中央文件的层面确立了问责制度，对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7．2003年以来，地方的行政问责制建设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如2003年8月15日长沙市政府率先实施行政问责制，颁布了《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暂行办法》规定，对现任市政府领导，市政府各职能部门、直属机关、派出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和各区、县（市）政府行政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办法》实施以后在长沙市政界引起强烈反响，有些官员感叹：“现在的官越来越不好当了！”但行政问责制的推行，强有力地促进了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增强责任意识，扎扎实实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　　8．行政问责制的实施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权力运作基本原则，明确了授权者与被授权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问题，实现了权力与责任的平衡，为民众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的载体。同时，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对中国传统“官本位”政治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增强了官员为官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加大了官员权力消极运作的政治成本，为公平、正义、民主、法治、责任的政治生态环境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　　9．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的是，行政问责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还是一个新事物，在实施中必将会遇到一些理论与现实的问题。什么事情应该问责？就目前的个案来看，主要是对一些重大的责任事故或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进行责任追究，而在决策中存在的问题或是公共管理中消极行政现象（行政低效、运行高成本、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却没有具体的规定，使得行政问责制运行的空间较有限，制约了问责制应有功能的发挥。到底由谁来问责？近年来问责的个案中基本上都由上级政府或上级党委对下级政府的主要官员进行责任追究，这种行政问责本身就是体制内官员问责模式，难免有人会质疑它的公正性与科学性。同时，没有发挥权力主体——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主体的监督功能，又因公民参与监督的路径缺失，没有有效发挥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使得这种问责制的启动缺乏应有的、足够的严谨性，影响了问责制的公平公正性。对谁问责？在行政问责的个案中可以看出，由于官员的权利、责任不甚明确，现在问责主要是对政府官员进行责任追究，而对地方党委的官员进行问责较少，因而也就出现了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该问谁的责”，是党委领导还是行政领导？是正职还是副职？是直接管理的官员还是间接管理的官员？（也就是哪个层面的官员应承担责任）。这些问题不解决，问责的作用难以得到更好的发挥。如何去问责？这也是在实施行政问责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何保障问责主体客观公正地去对客体进行责任追究，至今还没有一套完善的规则和程序来遵循。而程序不完善则很难排除在行政问责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在某种情况下问责有可能成为部分别有用心的官员排除异己的工具。现实中行政问责都是由上级领导来启动，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经常是根据事件影响程度的大小决定问责的范围和层次。此外，被引咎辞职或被责令辞职的公务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重新被任用，或以怎样的程序重新被任用，目前还缺乏这方面明确的操作性规定。　　10．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进一步走向了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2005年4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领导成员的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作出了原则规定。从最高效力的法律层面确认了当前实施的行政问责制的合法性。200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问责情形、方式、对象、程序等作出了详细规定，《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进一步为问责制确立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规定，促进了问责制或行政问责制的建设和实施，为我国责任政府的建设提供了法制保障。　　【问题】　　阅读“给定资料”，以“强化公务员责任意识”为主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参考“给定资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　　（2）观点明确，联系实际，分析具体，条理清楚，语言流畅。　　（3）总字数800～1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