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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题 下列哪项文学作品的作者均为同一国籍?(  )

A

《红字》《致海伦》《最后的莫希干人》

B

《麦琪的礼物》《爱的教育》《静静的顿河》

C

《呼啸山庄》《海上劳工》《茶花女》

D

《人间喜剧》《雾都孤儿》《秃头歌女》

问答题 (二十四)  【给定资料】  1.“大学生村官”是指政府选聘的专科以上学历应届或者往届优秀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乡镇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或团委书记、副书记等职务的工作者。1995年,为解决“三农”问题,江苏省率先招聘大学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1999年,浙江省宁波市采用公开招考的方式,推行“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2005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中办发[2005]18号),进一步推动了“大学生村官”工作。  2008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会同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座谈会,部署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决定从2008年开始,用5年的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中组部《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意见(试行)》(组通字[2008318]号)指出,为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和奉献精神,对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的党政干部后备人才,形成来自基层和生产一线的党政干部培养链;引导高校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面向基层就业转变,到经济社会发展最需要的地方施展才华,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提供人才支持和组织保证,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招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  2008年4月至10月,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选聘七八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目前约有30万名大学生活跃在新农村建设第一线,“大学生村官”工作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时期。  2.选聘到村任职的高校毕业生为“村级组织特设岗位”人员,由各省区市提出计划并组织选聘工作。比照公务员管理有关规定,由乡镇党委、政府负责工作管理及考核。县级组织人事部门与毕业生签订聘任合同,明确各自的职责和义务。聘用合同期一般为2~3年,工作期满后,经组织考核合格、本人自愿的,可继续聘任。不再续聘的,引导和鼓励其就业、创业。  对选聘到村任职的高校毕业生,比照本地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后工资水平,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给予一定工作、生活补贴,中央财政按东、中、西部不同地区,人均每年分别按5000元、1万元、1.5万元的标准拨付,并按人均2000元发放一次性安置费,不足部分由地方财政承担。  在村任职2年以上,工作表现良好、考核合格的,报考党政机关公务员和研究生的享受增加分数等优惠政策,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3.2008年10月28日,由共青团中央、《中国大学生就业》杂志社、中青网组织评选的首届“中国十佳大学生村官”颁奖典礼在清华大学举行,周倍良等10人获首届“中国十佳大学生村官”荣誉称号。  周倍良,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2006年7月,到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坝房子村任党支部书记助理兼团支部书记。他根据农村和农民的实际需要,发挥专业特长,用法律和科学文化知识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建设,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引导农民树立新风气、新风尚,赢得了当地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被誉为“农民律师”、“普法村官”。  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柳波放弃了城市的优越生活,于2006年7月任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城关乡老韩陵村村党支部书记。他根据本村的实际情况,运用所学知识,在田间地头向农民讲授知识、传授技术;他带领村民打机井,彻底解决了旱天浇地问题;他建起板材加工厂,安排村里的剩余劳动力,使农民走上了致富道路,被称为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  文国云,毕业于西南石油大学。通过四川省“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考试被选聘到内江市威远县铺子湾镇双岭村任党支部副书记。经过基层磨练、提高了自身素质能力,完成了《威远县清溪河水污染治理的意见和建议》、《推进农村妇女事业发展问题探讨》等课题。他创建的困难村民帮扶项目——同心帮扶基金,改善了群众生活,由于效果显著,在全县得到推广。河南农业大学毕业生介同彬2002年投身当地“大学生村官”计划,担任淇县原庄村党支部副书记。他从“两委”班子建设入手,推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给村委会工作注入了活力。“村官”生涯使他积累了实践经验,为创业奠定了基础。他依托自己创办的兴和畜牧开发有限公司,带领群众养猪致富;他建起了无公害蔬菜种植基地,使村民找到了致富门路。他先后荣获“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十大杰出青年农民”“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称号。  4.2008年3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中国农业大学、人民大学、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有关学者、专家深入9个省市区对“大学生村官”的调查报告。在调查中,90%以上村民对“大学生村官”抱有较高的期望,期望大学生能给新农村建设带来积极的影响;多数村民对大学生村官计划表示赞成,对大学生在农村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但是,个别大学生村官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有的刚下去时热情很高、信心很足,但一段时间下来,却发现条件艰苦,所学专业很难派上用场,工作起来没了信心和动力。个别地方“大学生村官”流失现象比较严重。  新华网合肥2007年9月29日消息,蚌埠市凤阳县辞退两名“大学生村官”引起舆论关注。凤阳县人事局局长高峰拿着一份聘用合同说:“辞退易福的理由只有一条,连续两个月没有到任职的板桥镇陈湾村上班,年度考核不合格。”2006年9月易福等19名大学生被凤阳县聘为“村官”,经过培训,他们到该县几个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任科技副主任。  记者采访易福时,他讲了四条理由:一是工资待遇太低,生活费每个月600元,还需要结婚送礼,河堤集资等,加上日常零用,所剩无几;二是省里选拔时说表现优秀的,选拔为乡镇机关干部,但在凤阳根本没有执行,到现在为止,几乎没人被选拔;三是对我们不重视,我加入到“村官”队伍是想在农村成就一番事业,但是绝大多数时间没人关心,无事可做;四是发展空间太小,我是大学毕业生,一些想法总是与他们格格不入,缺乏共同语言,“壮志难酬”啊。  5.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份调查显示,超过57%的毕业生认为,担任“村官”是自己在就业压力和优惠政策引力下做出的选择。对农村怀有感情、想成就一番事业的占24%,把农村作为磨练自己舞台的占17%。对于3年届满后的工作趋向,40%想考公务员,39%继续在农村工作,3%想考研。  “大学生村官”网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734名投票者中,21.8%的人表示三年期满后愿意继续留在农村工作;58%的人则决定考公务员进入政府部门。江苏省泗洪县委某副书记说:“有些大学生到村任职只是为以后升迁仕途打基础,把到村任职当成曲线就业的跳板。”  6.新华网2008年4月14日报道,记者近期在安徽农村采访时发现,选派大学生到村任职工作目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这些大学生在农村做村官不知道该干啥。农民各自为政,公共物品匮乏,大学生感到无事可干或者无钱干事。二是大学生普遍感觉能力缺乏。农民普遍期待大学生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资金、农技、信息、市场方面的服务,遗憾的是大学生一般并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由于缺少必要的配套技能培训,让这些大学生经常心有余而力不足。三是对大学生定位不明确。大学生在农村会发现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组织文化活动、开办夜校等等。但当地干部的主要思路是引进技术、发展经济,大学生们的一些想法往往被村干部简单否定了,使得大学生很郁闷。四是大学生到村后有的处于放任状态。有的下去后没有人管、没有人问,有问题也不知道找谁解决。  有专家认为,做好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工作,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思想“稳定”问题。当村官既不是做秀,更不是镀金。虽然“村官”是培养干部的一条途径,但并不保证将来个个都能当大官。这就要求“大学生村官”要有长期当好“村官”的思想准备,否则一旦遇到困难或挫折,便产生打退堂鼓的思想。二是工作“深入”问题。农村是社会生产第一线,工作内容极为丰富,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看你是不是真心钻进去,肯不肯培养对农村和农民的感情,把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用于农村社会实践活动。三是方法“科学”问题。社会本身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矛盾体,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只要紧紧依靠广大农民群众,正视矛盾,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四是能力“提高”问题。人的知识一是来自书本知识,二是来自实践,只有将理论与实践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才能转换成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动力。只有干,才能获得,干得越多,才能干得越好。  7.2008年10月27日,胡锦涛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十佳大学生村官”的有关汇报材料上作出重要批示,称赞“大学生村官”的创业激情和奉献精神难能可贵。2008年12月22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大学生村官”代表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他强调,“大学生村官”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党政机关培养和储备来自工农一线后备人才的重要来源。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要切实关心“大学生村官”的成长成才,着力构建“大学生村官”工作的长效机制,努力使“大学生村官”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  【问题】  结合给定资料内容,以“历练与使命”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观点鲜明,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语言简洁流畅。字数800~1000字。

问答题 (十七)  【给定资料】  1.近年来,无照摊贩或无辜市民因各地城管暴力执法而致死致伤的社会新闻可谓层出不穷。日前,一位名叫赵阳的基层城管人员在网上曝光了由北京市城管局编著的《城管执法操作实务》一书,其摘录部分指导城管人员在“反暴力抗法”时可以采取各种暴力手段,而且应该达到“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的“良好效果”,城管人员在这种“以暴易暴”的执法过程中“应达到忘我的状态,成为一名坚决维护城市管理法规尊严的坚定的执法者”。这本让广大网民震惊的“培训教材”随即再度点燃了“城管暴力”这个热点话题。  2009年4月23日,《南方都市报》曾就此发表题为“城管执法操作不应含有暴力内容”的社论,文内首先指斥《城管执法操作实务》是一本“带着敌意和暴力倾向的书”,并据此认定,“城管对穷弱摊贩施行暴力的行为,已经不是城管队员的个人行为,不是在暴力抗法行为面前的无奈之举,而是城管部门授意的正当行为。这也是民众感到难以接受的关键所在”。该社论认为,“如果城管部门不主动解决暴力执法的问题,那么城管与摊贩的矛盾只会加深,暴力只会更加频繁,甚至引发城管与社会普通民众之间的冲突”。  2.韩先生是郑州市一律师事务所律师。2010年8月18日上午10时,他沿中原路向西行至京广路东北侧郑州新东方学校门前时,看到二三十人戴着印有“城管”和“执法”字样的红袖章,围在一商店门前。其中,一人手持带铁钩的木棍,正在捣毁店前的广告牌,而牌下则站着数十人,稍有不慎,就会脱落伤人。  韩先生感觉这样太危险,随口说了一句:“不是提倡人性化执法吗?完全能够手工摘取的广告牌,何必要破坏性拆除。”韩先生刚说完,一个戴红袖章的男子扫视了他一眼说:“你知道啥叫人性化执法?这事和你有啥关系?”韩先生刚要争辩,该男子突然用手卡住他的脖子。随后十多个男子不容分说,冲上来挥拳砸向韩先生。韩先生挣扎着逃到现场的一名警察面前,但对方追着继续施暴,直到将韩打倒在地。后在围观群众的指责声中,打人者才逃离现场。  3.早前,一位城管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城管的职能涉及市容环卫、规划管理、交通秩序、工商管理、市政管理、公用事业管理等十几个方面,统算起来不下100项具体内容。  “权限界定本身就复杂混乱。而执法的依据,又散布在20多部各种法律和法规之中。由于城管执法的复杂性,目前没有一部全国性的城管法规,少数省市近年来出台了相关法规,但其科学性、认同度、有效性还有待实践检验。”这位局长说。  显然,在城管执法的许多领域,权属多头,但出现问题时总把城管推上第一线。使得城管经常站在公众和舆论指责的风口浪尖。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董克明表示,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加速期,城管执法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现阶段,城管执法目标需要考虑:我们是仅仅要一个简单干净的城市,还是要一个生动丰富的城市?他说,从现实情况看,没有一个国家能彻底取消小商小贩,因此,让“地摊经济”在城市中有序经营,既需要提高管理水平,更需要提供有效服务。  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等专家表示,“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以及“公众城管”等新理念,应是城管改革的方向。今后“执法型城管”必须向“服务型城管”转变,坚决杜绝粗暴执法行为。  4.一些行政学专家甚至表示,城管事件频发,从本质上说暴露了城管部门的定位不清。“目前的城管职能设置与城市发展现状明显脱节。”  据调查,目前城管都是地方性的执法机构,大多数城管人员不在公务员编制之内,一般还聘有部分“协管员”,而政府下拨的办公经费有限,城管人员普遍感到待遇低、晋级难,工作缺乏成就感,积极性不高。加之现有城管人员选拔、录用、激励和培训机制不完善,并且这些机制的执行不规范和城管队伍管理混乱,使得许多素质低下的人员利用制度的漏洞和“走后门”的非正当途径混入城管队伍。迫于考核压力,城管人员往往陷入被动执法,工作容易简单粗暴。  据了解,目前许多城市对基层城管人员的考核,往往由市级城管执法局和城市管理办公室联合进行。实行“一天一督察,一周一考核,一月一小结”的制度,考核结果,与职级升迁、工资待遇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扭曲的“城管心态”,导致城管执法困难重重,形成与流动摊贩、小门店打城市“游击战”的态势。  5.2006年6月,温家宝总理在洛阳市农村考察期间,询问农民有什么意见和要求,一位农村妇女直言不讳地告诉总理,桃子成熟了不能进城卖是最大的苦恼。对此,温总理说,“城市管理要搞,也要让农民进城卖桃。”  让农民进城卖桃,需要城市管理理念定位更加准确。至少在今后20年,中国还将是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农村居民以各种方式进入城市,将是分享社会发展、城市发展成果的重要方式。而目前的城市管理中,越来越“洋”的追求,越来越“高”的标准,越来越“简单化”的管理方式,筑起了农村居民进城的高门槛,并不能说是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选择。  有专家指出,从全社会分享改革成果的角度分析,“无照商贩”等的存在有着一定的合理性。  首先,无照商贩是制度成本过高的一种反映。一方面,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初期,由于技能、知识缺乏,对城市环境不适应等原因,还只能在简单服务业中寻找生存机会。而当前城市管理中种种“税、费、照”成本太高,成为他们暂时难以逾越的门槛,只有“无照经营”,才能获得养家糊口的微薄收入。  其次,无照商贩、“黑车”司机等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有着一定的市场需求。无照小商贩之所以能够在闹市、街区有广阔的市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许多城市社区、街道生活服务设施严重不足,市民极不方便。因为城市也是多元的,城市人群也需要不同层次、不同时间的、多元化的服务,小贩及从事其他服务业的外来人员,实际上方便了市民,满足了部分群体的生活需求。  第三,有专家指出,作为城市边缘群体的外来人口,虽然大多在城里处于社会下层,但其处境仍然明显比在原籍时要好,同时他们在城里立足未稳,处于创业状态,更需要社会安定并希望现存秩序能容纳他们。但现在的城市管理理念中恰恰缺乏这样一种秩序安排。  “无照商贩”的存在有其特定的理由,但实践中我们常常看到的却是简单化、一刀切的城市管理方式,使得城市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激化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6.2010年8月17日晚,大学生城管开先崎和同事史健在火车站广场值班。他们是合肥市新站区城管局的队员,工作的内容就是劝阻摊贩不要在广场上摆摊。可这一晚,开先崎遭到了五六个摊贩的围殴。  8月17日晚上8点半左右,开先崎和史健正在广场上巡逻,途中遇到一男子,正推着一台冰柜,准备去广场叫卖冷饮,“这是不规范经营”,两人走过去劝阻“冰柜男”,“冰柜男”猛地推着冰柜朝开先崎撞过去,一下把开先崎撞翻在地,并吼了一句,“看你还敢拦我!”说话间,“冰柜男”掏出电话,说了几句话。几分钟后,四五个男子从广场四周跑过来,将开先崎围起来打。其间,史健奋力拉架,对方掉转拳头,将他的对讲机扔到地上,过了一会儿才骂骂咧咧地跑走。  不久后,开先崎被120送到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急救。新站区城管指挥中心负责人李业青告诉记者,摊贩出拳很重,开先崎可能有轻微脑震荡。开先崎是2010年新招聘的大学生城管,上岗才4个月。  从2009年合肥市招聘大学生城管以来,开先崎是首个遭遇暴力抗法的。躺在病床上的开先崎说,他不要这个“第一”,也不愿再看到类似的“第二”。  7.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中,连云港市开发区开展了占道经营集中整治行动。快餐店常年在云和路占道经营,影响交通和市容,开发区城管执法人员多次对其进行耐心的劝导,但该店主根本不服从管理,继续占道经营。在此次集中整治行动中,该店主仍不听从劝导,城管队员只好对其物品进行暂扣,店主情绪激动上前争抢,并对城管执法人员进行辱骂,在争执中用啤酒瓶碎片将一名城管队长的手臂刺伤,阻碍城管正常执法,随后,肇事者被公安机关依法带离现场。  据开发区城管大队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当日下午,经过与该店主耐心交流,该店主认识到自己占道经营属于违章行为,阻碍城管执法更是违法行为,对自己的冲动行为非常后悔,并表示愿意接受处罚。  8.城管的执法对象——无照商贩、黑车司机等,大部分是外来人员、下岗职工。他们一般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得不到社会保障机制的救济,做点小生意、小经营,便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饭碗”,甚至全家老小都要靠其生活。一方面,他们没有刑事犯罪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面,他们又都是小本经营,经济承受能力差。城管要取缔、没收、罚款,相当于断了他们生计,因此在极端时候就可能“拼命保饭碗”。在当前的城市管理理念下,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随时都有激化的可能。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或占人情,或占法理,都有着难以妥协的理由。  一方面,从被管理者的角度来讲,生存是第一位的。这些人多半是外来人员、下岗职工,他们得不到社会保障机制的救济,同时又没有能力走进正规的经营场所,为了谋生,只能作无照商贩,靠做点小生意来维持生计。  另一方面,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依法办事是其职责所在,也是维持城市环境与秩序的基础。在目前的管理模式下,各个城市中“城管”管辖区域内无照商贩、“黑车”等非法经营的行为是否得到了有效治理,将直接决定上级对他们的考核,也影响到他们的“饭碗”能否端稳。  城管部门最重要的工作是行政执法,它是城市管理系统基础的基础,如果少了它,就会少了最基层的一个层面。诸如小商贩漫天叫喊的噪声污染、到处流窜的“黑车”、邻里之间的矛盾和人际间的对抗、横卧街头的乞丐、小商品广告等,无不在影响着城市的形象。可以说,今天的城市管理离不开城管人员。  但是,城管的执法对象是弱势群体,也是社会普遍同情的群体。现在城管单一的执法形式,已严重触发了弱势群体的情绪,间接地引发了动荡的因素,这与建立和谐社会是相违背的。面对政府和群众都对城管工作不满意的情况,城管部门已处于进退两难的十字路口。  9.城市要清洁,民众要生存,如何解决其中的矛盾冲突,考验着政府的管理智慧。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则是——权力尊重权利。城市当然需要畅通的交通、整洁的街道,但当这种需要与部分公众尤其是弱势者的基本权利、生存需要发生冲突时,权力应该对权利保持最大限度的敬畏和尊重。其实,城管目前角色的尴尬,说到底就是公权与私权的博弈。在以往“公权至上”的背景下,城管工作要顺当得多,但在私权得到诸多法律保护的今天,私权与公权的博弈就不可避免。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对私权认识上的偏差,一些人就产生了“私权至上”的念头,导致一些社会的正常管理也面临挑战。  事实上,要把一个城市动辄几万、几十万的“无证商贩”全给“管”好了、“规范”好了,绝不是靠简单化的取缔政策能解决得了的。无论多么发达的城市,在规划之初,就该留出足够的空间,给小商小贩以低门槛、高效率的经营场所,才能解决市容整洁与实现生存这一看似矛盾的需要,一个城市才能既有“里子”,又有“面子”。  浙江义乌的实践已经说明了这一道理。义乌为进城流动卖菜的农民设立了一个1320平方米的“专卖区”,每位农民最多只需交当日销售额的1%作为管理费,就能进行提篮小卖的免费交易,现在每天能吸引3000多名农民进场,交易量达2000多吨。  “不怕被人赶,也不怕晒太阳。交一元钱,我就可以在这里卖上一整天了。”“关键是在这里卖得快。十来担瓜,我挑着在街上要卖几天。一元钱的管理费,比买瓶矿泉水喝还便宜呢。”菜农的感叹中,透着无比的欣喜。  城市管理,其主旨不是限制和取消,而是使公民的活动有序化和不损害他人、社会。如小摊贩占道影响交通,就可以让他们到不影响交通的地方,或政府提供有关场所;小摊贩不合卫生标准,就应按卫生标准加强检查;小摊贩搞欺诈,卖假冒伪劣商品,就应加强质量检查等。  10.城管队的大门,曾是无证摆摊者最不敢来的地方。7月14日晚8点左右,20多名无证摆摊者被邀请到了虹口区城管队的会议室。参加会议的还有工商、药监、公安、环保、市容等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  “今天这个会,大家都把想法拿出来交流一下,一来是宣传政策,二来也想听听你们的心声。”夜排档整治机动队队长王文达的开场白简单明了。才到上海三个星期的曹磊马上站起来说:“我家的几亩田都被淹了,我上有两位老人,下有两个孩子,一无技术二无文凭,就是做点小生意,搞不懂为什么要被你们抓来抓去的。”40多岁的林小风也站起来说:“我们从事的是饮食行业,民以食为天,有需求就有市场。我们知道摆排档会影响市容,但是污染和噪音也不是很大啊!”  “说是便民排档,满足群众需要,你们考虑过卫生保证吗?在座的谁有健康合格证?”听罢摊贩诉苦,工商执法队队长李建纲忍不住开口,“你们说的概括起来就是合情合理,但不要忘记更要合法。谋生之道不能与城市发展格格不入。”虹口公安分局提篮桥派出所副所长史徐民针对无证摊贩阻碍执法,雇“线人”通风报信,甚至殴打城管队员的行为展开法制教育。  城管队大队长陈乐喜的发言则掏了心窝子:“看到你们东躲西藏,我心里不是滋味。上海是个法治社会,近年来排档越来越少,你们相不相信有一天会全部消失?”他把目光转向曹磊:“小伙子我劝你,装潢、厨师、洗碗工,干什么不好?无证摆摊这一行长不了。”也许没想到陈大队长会将“矛头”指向自己,曹磊露出了羞涩的笑容。  11.8个小摊贩,投票选出小组长,有人监督卫生,有人维护秩序,分工有序,秩序井然,“大盖帽”顿时闲了下来。镇江市中山桥西北侧的义士路上,马路摊点的“民主自治”试点进行得有声有色。  试点一个月,效果竟然出奇的好。小贩自治组组长黄XX说,作为小组长,她的主要任务是内部协调,上传下达。现在大家规规矩矩,既用不着起大早赶过来抢位子,也不会跟城管队员发生摩擦。上家泼了脏水扔了垃圾,下家就会提醒清扫,下家有了生意忙不过来,上家就在旁边搭把手。  镇江城管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华炯把“民主自治”的好处归纳为“一箭三雕”:秩序规范了,市容整洁了,关系和谐了。“最主要的一点,城管队员的工作模式和内涵发生了变化——实行自治之后,城管队员的功能从原来的执法为主转变为现在的协调为主,有什么问题,聚在一起开个会,提个醒就行了。现在城管队员在与不在,现场的秩序、卫生都差不多!”华炯说,城管队员行政执法,如同行走在风口浪尖。不管理是失职,管了吧,和摊主的矛盾就会很尖锐。现在矛盾解决了,大盖帽也可以“隐身”了。市城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民主自治”这一做法将在该市800多户占道经营者中逐步推开。  社会学者周大卫认为,当尊重民生成为政府和民间的共识时,全国各地曾经固守己见的城市管理者们会慢慢变得宽容,他们试图以更理性务实的方式去创造城市的和谐,转“堵”为“疏”、“有限开禁”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仿效者。但是他同时指出,开禁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只有对马路摊点进行有序管理,他们在方便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同时,才不至于扰乱老百姓的生活。  12.2008年3月19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政府举行了“城管工作进万家”暨“城市管理公众参与日”启动仪式。这标志着城管工作“进社区、进企业、进商户、进工地、进校园、进乡镇”的活动在南宁全面展开。同时,3月19日被确定为南宁市“城市管理公众参与日”,这在全国尚属首例。  13.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五花八门的小摊贩已经成为街头一景。白宫旁、要道边,都可见排成一排的厢式车,支开一边车厢,挑起遮阳板,就成一个小卖铺,有卖箱包、文化衫的,也有卖咖啡和面包的。作为华盛顿街景的点缀,小摊贩已成为游客的一种记忆。如何管理小商贩,对市政府来说,则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实名申请手续简便;摊位数量地点有规定;对待小摊贩政策有优惠,执法严谨态度温和;媒体理解非法摊贩;做摊贩也要有底线:不能妨碍交通,不能影响别人。白宫附近也有摆摊卖衣服的,一有活动,美国街头出来卖纪念品的就不少。  在韩国,小摊点被称为“道路文化”。很多摊主将小卡车改造成“包装马车”,出售各种寿司、日用品、服装等。首尔的主要街道上,越是繁华的地段,你越能看到众多的摊点。这些摊贩有自己的行业协会——“摊店业主联合会”,协会在政府与摊贩之间的沟通、维护摊贩的合法权益和实行摊贩自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韩国政府对摆摊的地点、营业时间、经营范围也有严格的限制。首尔市政方面在相关的街道地段设立临时性棚屋,引导摊贩合法化经营,其中食品摊要有健康证明。除了合法的固定摊点之外,首尔还有非法的流动摊贩,而且为数不少,但很少看见被警察清理。人性化管理也有前提,摊贩赚钱不能不顾起码的社会秩序。  在法国巴黎,早市与跳蚤市场成了法国路边摊的主要形式,非法摊贩并不多见。在依法管理的同时,更注重提供公共服务是巴黎市政府治理路边摊的核心策略。巴黎“早市”文化由来已久且经久不衰。每个早市上的摊位和每周营业的时间是固定的,早市上的商贩都是拥有专门执照的流动商贩,要想在某个早市上拥有固定摊位,流动商贩必须向早市所在市政府提交申请,然后等待批复。早市的摊位通常是在前一天临时搭建而成,第二天中午早市结束后,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前来拆除摊位、打扫卫生。  跳蚤市场是法国的另一大特色。巴黎对跳蚤市场的管理方法是,将巴黎市区接近环城路的各个城门附近的街道,在一周时间内分别辟为举办跳蚤市场的地点,相关的交通管制提前公布于众,并成为一项制度。如果是周末举办这类跳蚤市场,警察和消防队都会被派来维持秩序。要是摊贩造成扰民、阻塞交通,有关部门就会修改相关的摆摊地点和时间。巴黎有关市政和市场的法律条款有很多,在具体的执法管理上,巴黎警察基本上是采取比较灵活的办法。针对乱摆摊的行为,巴黎警察虽然比较严格,但一般也只是将人带走,却不没收财物。  14.“我从此可以告别东躲西藏的日子了。过去在路边摆摊,最怕看见城管,现在有了固定的地点,再也不用晚上做梦都梦到逃跑了。”如今,在三乡市场一带路边摆卖水果的流动小贩陈阿姨,见到城管执法人员再也不怕了,因为她的摊档有了一个临时的“家”。三乡镇在开展“美城行动”中,发现很多流动摊贩因为各种客观原因,无法进驻市场,为了帮助他们解决生计,相关部门设立了临时固定摊位,解决了16位流动小商贩的摊位问题。  日前,记者来到三乡市场,了解临时摊位经营的情况。记者看到临时固定摊位就在该市场一边的空地上,用黄线划定,可以容纳一辆人力三轮车,摊位两边是通道。  和其他临时摊位的小贩一样,陈阿姨从8月11日开始在这里“安家落户”。她原来在三乡市场一带路边摆摊专卖水果,过去她老是担心被城管的人赶,现在有了固定地点,可全副身心用在经营上,心里踏实多了。现在,他们与城管相处得很和谐。  三乡城管执法分局局长马国允告诉记者,根据“以人为本,疏堵结合”的城市管理原则,在开展“美城行动”过程中,创新城市管理模式,在不影响居民生活、不影响市容景观、不影响交通的前提条件下,设法设立了临时固定摊位。  据了解,三乡城管执法分局在执法过程中,一直关注在三乡市场一带卖水果的流动小商贩。他们了解到当中大多数人是因生活困难而成为了流动小贩,有的小贩卖水果有七八年之久,许多居民都乐意光顾。“临时固定摊位的设立,主要是和无照流动摊位区分开,针对某些生活有困难、确实需要摆摊的流动小商贩设置。我们最终选定16位卖水果的流动小贩入场经营。”马国允说,“这样一来,可以达到城市管理的目的,解决部分困难人员的生活问题。”  据悉,进入临时固定摊位经营的流动小贩,接受三乡城管执法分局和三乡市场管理处的管理,每月收取管理、卫生等各种费用共250元。“我们本来就在三乡市场一带卖水果,进场经营后,生意比较稳定。”陈阿姨告诉记者,进场经营后,他们就不再是流动小贩了,都很自觉地自备垃圾收纳容器,维护周边环境卫生。  【问题】  根据给定资料,以“文明执法,让城市生活更美好”为题目,自选角度,写一篇1000字左右的议论文。  要求:内容充实,观点鲜明,说理充分,结构完整。

问答题 (八)  【给定资料】  1.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是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建立责任政府,对于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强化政府责任,使权力和责任挂钩;对于摆正政府的角色地位,甘为人民的公仆,切实对人民负责任;对于更好地塑造政府形象,增强政府的权威性,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国公务员队伍是履行政府职能和开展公共行政管理的主体,在社会公共管理领域中负有特殊的职责和使命。他们责任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构建责任政府的进程。责任政府建成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各级公务员能否充分意识到政府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所有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能否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有当广大公务员普遍树立起责任意识,现代责任政府的建设才会有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与持续的动力。我们的公务员队伍总体状况是好的,近年来涌现出众多具有强烈工作责任心和事业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人物。  2.曹道云,中共党员,担任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局长期间,以自身的模范行为和奉献精神,认真践行“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的民政工作宗旨,努力做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感情的贴心人、呼声的代言人、权益的维护人,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破解了一道道工作的难题,实现了一系列突破和创新,带领的团队在民政系统开创了诸多“第一”:设立第一个经常性捐助接收点——曹杨街道“衣被银行”,成立上海第一家“慈善超市”,在大学校园内设立第一家经常性捐助接收点和慈善超市,探索建立“就业与求助双向联动机制”等10项试点工作经验被民政部推广。社区居民亲切地称他“慈善局长”“爱心局长”,他则说“我的人生价值在于多帮助人”。  普陀区曾是产业工人集居地,下岗失业困难人员多、外来困难人员多、60岁以上困难老人多的“三多”现象在普陀区非常突出,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到全区总人口的20%。  2004年,曹道云创新性地提出“政府指导推动、老龄社团运作、社会各方参与、家庭子女关爱、独居老人受益”的工作思路,以老龄社团为载体,全面实施纯老年人家庭“守望工程”。通过一封给独居老人的告知信,一张填有独居老人3位联系人的表格,一份印有应急求助24小时热线的爱心卡,一个随时可点击的独居老人数据库,10家设有义务门诊医院的生命绿色通道,以及全区与独居老人结成对子的志愿者,为独居老人编织起一张无微不至的关爱网。  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曹道云又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全区打造一个“10分钟养老服务圈”,即以区内25个养老机构为“圆心”,以10分钟路程为半径,通过养老机构人力、物力资源输出,为周边居家老人提供日托、送餐、助浴、陪聊等养老服务。2002年起,曹道云与福利院5位孤老结对。逢年过节,他都会送上红包;降温了,他又自掏腰包为老人购买保暖内衣。  曹道云和同事们还开展多次调研,完善“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百姓受益”的慈善事业新思路。最早出现在曹杨街道的“衣被银行”,成为帮困平台和“爱心中转站”,市民可以到这里捐款捐物;困难群众也可以来领取衣被和生活必需品,暂解燃眉之急。在这种模式指导下,普陀区已建立18个经常性社会捐助接收点、13家爱心慈善超市,受助群众达10万余人次。  民政局的工作,得到居民一致好评,在上海市民政系统五年一届的“孺子牛金奖”评选中,曹道云获得唯一金奖,他带领的团队也被评为“上海市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曹道云说:“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我只是在履行我的职责,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3.陈家顺同志也是公务员队伍中的一个楷模。陈家顺担任云南省沾益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沾益县驻浙江义乌劳务工作站站长期间,积极组织家乡农民到浙江义乌等地务工。他心系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全力为农民工排忧解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了摸清农民工工作、吃住、工资待遇、劳动时间等情况,从2007年9月以来,陈家顺深入多家用工企业,以农民工的身份应聘到企业“卧底”打工,同时考察了义乌市及周边县市的678家各类企业,为农民工提供了180多家用工情况良好的企业信息。他还努力为农民工调解各类纠纷,尤其是涉及农民工利益的劳务纠纷,他总是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勇于维权。多年来,共为农民工调解各类纠纷780余起,挽回损失16万余元。在农民工遇到困难时,他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多次协调企业垫付农民工车费、伙食费、医药费等共7万多元。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使他赢得了广大服务对象的好评和社会各界的称赞,被誉为“卧底局长”“民工局长”。  陈家顺同志于2007年被评为曲靖市劳务产业先进工作者;2011年被评为云南省云岭楷模;2012年被曲靖市委授予“公务员楷模”荣誉称号,被云南省委授予“直接联系群众的好干部”荣誉称号。  但也毋庸讳言,我们公务员队伍中也有一些人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缺失,群众观念和事业心不强。有些政府机关以及公务员,嘴里往往只剩下招商引资,为群众办事漫不经心,“漠然置之”,或相互推诿、相互扯皮、能拖就拖。“早早一去,满满的人,排了两小时的队,人家说隔壁才收钱。”说这话的是徐州一位普通市民,他的经历颇具代表性。而办事时遭遇相关部门“踢皮球”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2012年2月29日,徐州市作风办发出首张“问责责任书”,被问责的是云龙区住建局,因在解决骆驼山康馨园居民反映的“地下室归属”等问题上“拖延懈怠、推诿塞责、处置不力”,被诫勉谈话和通报批评。一些社会矛盾高发问题,没有成为地方政府各部门的共识,没有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而是某一两个部门单打独斗。一些地方发生集体上访,机关大院里甚至有少数公务员“看热闹”,议论“今天来的老百姓怎么人数那么少”“怎么这么快这么乖就走了”,等等。不少群众的利益诉求,实际上并不复杂,一些拖上一两年的“难题”,到实地去调研几天就解决了。哪里存在风险因素,群众有哪些合理利益受损,有些基层政府机关领导班子实际上是知道的,但都不把它摆到桌面上。这是因为谁一旦把那层纸捅破,就必须有人承担过失,必须有人出面解决,大家心照不宣,只要没有群众上访的压力,能拖就拖,倾向于把麻烦留给下任。有些基层公务员面对风险因素时,存在着回避矛盾、侥幸过关的心态,以至于小事拖成大事,普通利益诉求酿成群体冲突。一些基层政府领导处理群众利益时,政府决策或措施暂时得不到群众理解时,便使用怪招损招压服群众。如某地修公路要拆迁,一些商铺和农户的补偿迟迟未能谈妥。为了不耽误工期,基层政府部门领导采用“抓小辫子”的办法压服对方,派税务部门上门查账,威胁说“只要查到偷税漏税,坚决依法判刑”;对农民“钉子户”,政府则去查农宅违章建筑,因为农民宅基地建房多多少少在规划报建方面有瑕疵,政府于是勒令“一周之内拆除”。商户和农户不敢再讨价还价,立即老老实实签协议走人,而政府也不再提偷税漏税、违章建筑的事了。用这种“损招”快速平息社会矛盾,表面上事件解决了,实际上群众“口服心不服”,埋下不满情绪,损坏了党和政府形象。有的地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责任心缺失,损害了政府公信力。曾经轰动一时的“华南虎照”事件已经有了官方结论,一位大山深处中的农民主演的闹剧,演变成一起受到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从“华南虎照”事件的过程来看,周正龙伪造虎照后,县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没有到现场查看就写了勘察报告,而分管县长没有进行调查研究就签了字,陕西省林业厅相关机构和领导接到报告后不到现场勘察,不进行认真的专家鉴定,就以省级政府主管部门的名义草率召开新闻发布会予以确认发布,其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可谓大矣。  4.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可能引发各种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因素也随之增加。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而其中一些群体性事件基本上是由各种利益矛盾引发,如果处置不当、处置不公,矛盾冲突极易激化。  2008年7月19日,云南省孟连县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孟连县的橡胶产业是采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胶农负责种植,然后按照签订的销售协议,按协议价格把胶乳卖给橡胶公司。“勐马”和“公信”是孟连县最大的橡胶企业,经历了从乡镇企业到股份合作制企业、私营企业的两次改制,但改制并不彻底,留有产权不清晰、管理不规范、分配不合理的后遗症。2005年以来,橡胶价格大幅攀升,从原来的几千元涨到2.5万元以上,但公司对胶乳收购价格不作调整,橡胶价格飞涨和农特税取消带来的利益被橡胶公司老板独享,引致胶农愤慨。胶农决定中止出售胶乳给公司,自行售给价高的收购者,遭到公司派出的保安阻止,双方多次发生冲突。县乡党委、政府对此简单地以治安案件论处,反复动用警力介入。警察与当地胶农先后多次发生冲突,警察被打、警车被砸的群体性事件在所谓“7·19事件”前已累计发生过7起。  在处理这些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孟连县委、县政府认为,这些事件是农村黑恶势力作怪,要求普洱市调用警力进行打击。2008年3月,普洱市政法委领导专程到省政法委汇报,省政法委领导听了情况后说,要分清矛盾性质,最大限度考虑群众利益,调整利益纠纷,不同意治安整治和抓捕。省政法委派出工作组到孟连调研后认为,当地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群众利益纠纷,再次重申对少数人采取强制措施可能引起群体事件的风险。  2008年6月14日,普洱市公安局又向省公安厅书面请示跨县调动400名警察到孟连,省政法委、公安厅明确否定了这一请求。然而,7月2日的普洱市委常委会依然决定打击孟连农村黑恶势力,跨县调警之事不再向省里报告。11日,市公安局调动的警力向孟连集结。  2008年7月15日,孟连县政府发布治安整治通告,派出工作队,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也限令“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次日,警察强制传唤8名涉案者。17日,一抓捕对象被扣留,引发300名群众围堵工作队,两名工作队员被打伤。市里认为工作队的安全受到威胁,有必要动用警力实施打击,19日凌晨,抓捕行动引发了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2008年7月19日凌晨4时,175名警察从孟连县城出发,星夜奔赴40公里外的勐马镇勐啊村。黎明时分,5名嫌疑人随后被抓捕,受到强制传唤。抓捕行动本来还是顺利的。然而,情况突变,这次抓捕酿成的冲突就此拉开了序幕。  其后,勐啊村数百名村民闻讯而来,他们手持长刀、锄头、铁棒、木棍、弹弓等器械,沿勐马至勐啊公路形成围攻之势,冲击正在孟连农场制胶厂路口执行警戒任务的58名警察。警察奉命迅速组成四层防御队形,并用扩音器喊话试图劝阻村民,但村民们不予理睬,他们从公路正面和左侧山坡分两路袭击警察,挥舞刀棒砍砸过来,突破了警戒线,警察的盾牌、头盔、警棍被刀棍劈开砸裂,多名警察负伤。在对空鸣枪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警察被迫使用防暴枪(内装橡皮子弹)自卫,由于距离太近,有一对父子被防暴枪击中死亡。与此同时,另一路村民纷纷用石块、砖块、弹弓发起攻击,警察对空鸣枪并发射催泪弹驱散了人群。至此,围攻人群逐渐停止攻击,但仍聚集在150米外与警察对峙。村民砍倒树,用树干、石头和人墙切断交通,把警察围困在公路边动弹不得,无法回撤。现场局势一触即发,气氛极度紧张。村民提出必须马上释放被强制传唤的5名嫌疑人。闻讯赶到的普洱市委书记现场劝导情绪激动的村民,并决定放人,缓解对立情绪。傍晚,被围困达11个小时的警察终于得以撤离。  当天先后参与围攻警察的村民达700余人。这起事件造成两名村民死亡,17名村民、41名警察、3名干部受伤,9辆执行任务的汽车被砸坏,102件警械被损毁或丢失。2008年9月4日,云南省委常委会专题听取省委、省政府孟连“7·19”事件调查组情况汇报并对事件作出处理结论。  云南省常委会认为,“孟连事件”表面上是警民冲突,而实质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长期纠纷所引发的一起较为严重的群众性突发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集中表现。事件后果严重、影响恶劣,不仅造成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严重伤害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云南省委常委会还决定,对“孟连事件”定性不准、决策失误、处置不当、用人不当、工作失职的市县党政领导分别给予撤销职务的党纪处分和责令辞职、书面检查的问责;对普洱市、孟连县少数领导干部参与橡胶公司入股、分红,参与胶林买卖、租赁等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由省、市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深查;责成普洱市委、市政府对“孟连事件”中负有责任的孟连县委、县政府和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党政纪处分。  5.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下,强化政府官员的责任,建设责任政府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公共行政改革的趋势之一。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国际公共行政改革潮流的影响下,为了解决政府公务员内部出现的不协调和难以合作,严重影响政府的施政效果以及对社会民众回应性不够,忽视民意表达的诉求等问题,加快责任政府建设的步伐,于2001年4月17日向立法会提出了高官问责的方案,并于同年7月1日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行的“问责制”,为施政带来一个全新的面貌,使行政管理队伍出现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由于问责官员要承担责任,他们就要重视民意,更要体察民情和勇于面对市民公众,以政绩表现赢取市民公众的信任和支持,更能够及时回应市民诉求,建立更有民意基础的政府。二是通过“问责制”使主要官员的权责得到清晰界定,加强了官员责任,为造就一个更加开放、负责和有效的政府奠定了基础。  6.对香港公共行政改革和责任政府构建产生重要影响的问责制,于2003年非典时期在大陆逐步推开,包括前卫生部长、前北京市长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几百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非典危机过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  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官员因涉及“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应引咎辞职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将引咎辞职明确引入问责制度,这其实也是从中共中央文件的层面确立了问责制度,对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7.2003年以来,地方的行政问责制建设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如2003年8月15日长沙市政府率先实施行政问责制,颁布了《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暂行办法》规定,对现任市政府领导,市政府各职能部门、直属机关、派出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和各区、县(市)政府行政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办法》实施以后在长沙市政界引起强烈反响,有些官员感叹:“现在的官越来越不好当了!”但行政问责制的推行,强有力地促进了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增强责任意识,扎扎实实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  8.行政问责制的实施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权力运作基本原则,明确了授权者与被授权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问题,实现了权力与责任的平衡,为民众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的载体。同时,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对中国传统“官本位”政治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增强了官员为官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加大了官员权力消极运作的政治成本,为公平、正义、民主、法治、责任的政治生态环境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  9.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的是,行政问责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还是一个新事物,在实施中必将会遇到一些理论与现实的问题。什么事情应该问责?就目前的个案来看,主要是对一些重大的责任事故或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进行责任追究,而在决策中存在的问题或是公共管理中消极行政现象(行政低效、运行高成本、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却没有具体的规定,使得行政问责制运行的空间较有限,制约了问责制应有功能的发挥。到底由谁来问责?近年来问责的个案中基本上都由上级政府或上级党委对下级政府的主要官员进行责任追究,这种行政问责本身就是体制内官员问责模式,难免有人会质疑它的公正性与科学性。同时,没有发挥权力主体——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主体的监督功能,又因公民参与监督的路径缺失,没有有效发挥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使得这种问责制的启动缺乏应有的、足够的严谨性,影响了问责制的公平公正性。对谁问责?在行政问责的个案中可以看出,由于官员的权利、责任不甚明确,现在问责主要是对政府官员进行责任追究,而对地方党委的官员进行问责较少,因而也就出现了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该问谁的责”,是党委领导还是行政领导?是正职还是副职?是直接管理的官员还是间接管理的官员?(也就是哪个层面的官员应承担责任)。这些问题不解决,问责的作用难以得到更好的发挥。如何去问责?这也是在实施行政问责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何保障问责主体客观公正地去对客体进行责任追究,至今还没有一套完善的规则和程序来遵循。而程序不完善则很难排除在行政问责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在某种情况下问责有可能成为部分别有用心的官员排除异己的工具。现实中行政问责都是由上级领导来启动,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经常是根据事件影响程度的大小决定问责的范围和层次。此外,被引咎辞职或被责令辞职的公务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重新被任用,或以怎样的程序重新被任用,目前还缺乏这方面明确的操作性规定。  10.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进一步走向了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2005年4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领导成员的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作出了原则规定。从最高效力的法律层面确认了当前实施的行政问责制的合法性。200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问责情形、方式、对象、程序等作出了详细规定,《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进一步为问责制确立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规定,促进了问责制或行政问责制的建设和实施,为我国责任政府的建设提供了法制保障。  【问题】  阅读“给定资料”,以“强化公务员责任意识”为主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1)参考“给定资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  (2)观点明确,联系实际,分析具体,条理清楚,语言流畅。  (3)总字数800~1000字。

单选题 以下哪部是我国古代的地理学巨著?(  )

A

《太平广记》

B

《梦溪笔谈》

C

《天工开物》

D

《水经注》

单选题 被誉为“20世纪最惊人的古生物发现之一”,成功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并填补了中国化石类自然遗产空白的遗址是(  )。

A

元谋人遗址

B

澄江化石遗址

C

古脊椎动物群化石遗址

D

蓝田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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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