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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公考类 | 地方公务员

单选题 产生“寻租”的根源在于(  )。

A

经济不发达

B

监督体制不完善

C

部分官僚的素质太差

D

政府干预过多

单选题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必须保持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就当前我国面临的情况来看,要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必须依靠(  )。

A

企业增加产品数量

B

国家增加对企业的投资

C

扩大生产规模

D

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单选题 当经济发展中出现有效需求不足时,需要(  ),以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

A

增发国债,增加税收,增加转移支付

B

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C

在公开市场上卖出有价证券

D

提高再贴现率

单选题 下列对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认识正确的是(  )。

A

CPI反映一定时期内居民所购生活消费品的价格程度的绝对数

B

CPI用来分析消费品非零售价对居民生活费用支出的影响程度

C

CPI反映居民所购生活消费品的价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

D

CPI是采用指数商品加权平均的方法算出来的

单选题 我国政府预算体系的最高层次是(  )。

A

中央预算

B

地方预算

C

部门预算

D

单位预算

单选题 下列不属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措施是(  )。

A

发行央行票据

B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C

买进政府债券

D

提高再贴现率

问答题 (四十五)  【给定资料】  1.2010年6月12日,关于公租房的话题一下子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当日,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七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全国公共租赁住房工作会议同期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坚持以人为本,立足国情,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推动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以适应群众基本住房需求。  2.在2009年3月11日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对既买不起经济适用房又不够廉租房条件的“夹心层”,政府又如何解决?住建部副部长齐骥给出的回答是:要加快公共租赁房的建设。公共租赁房归政府或公共机构所有,用低于市场价或承租者能承受的价格向新就业职工出租。这场对话是第一次将“夹心层”的苦涩如此高规格地展示于公共视野之中,也第一次给出了清晰的解决路径。  公共租赁住房是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法。“近年来,随着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力度的逐步加大,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但是,由于有的地区住房保障政策覆盖范围比较小,部分大中城市商品住房价格较高、上涨过快、可供出租的小户型住房供应不足等原因,一些中等偏下收入的住房困难家庭无力通过市场租赁或购买住房的问题比较突出。同时,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新职工的阶段性住房支付能力不足的矛盾日益显现,外来务工人员居住条件也亟须改善”,七部委《指导意见》中指出。  3.从2009年开始,为解决城市“夹心层”的居住问题,各地开始研究中低收入者的租房市场,以期待其和经济适用房、中低价商品房、廉租房一起,支撑起住房保障体系的庞大需求。这也成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维护和谐稳定的重要制度性安排。  “除了白领公寓这样为中等收入者提供的租房途径外,公租房是第一个对外来人口开放的保障房类型,区别于针对本地居民的经济房和廉租房。这大大扩展了廉租房的租住对象范围。”有关专家表示。  大力发展公租房的另一原因是目前保障体制中产品类型的局限性。记者在采访广东、上海等地市场时都被告知,经济适用房除了销售体制尚不完善外,还有市场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比如一旦遭遇宏观调控,普通商品房价格很可能与周边经济适用房价格相当,这导致经济适用房没有竞争优势而出现滞销。同时,廉租房又因为受益面过窄根本无法满足外来人口的住房保障需求,要令70%的城市人口“住有所居”,保障体制还需要大踏步地完善。  4.太原宜居房地产研究所对80后大学毕业生安居问题做过一个调查。“80后有强烈的购房愿望,但是在资金方面的困难确实比较大。”太原宜居房地产研究所的所长李峰总结了调查结果。  他说,关于这些大学毕业生的购房问题,与其家境有很大的关系。家境好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根本不考虑购房问题,而是由他的家庭来考虑解决这一问题。面临住房困难的是家境一般、工作单位普通的大学毕业生。“保守说,他们的个人年收入在3万至5万,根本没有能力购房。”  但是,他们要结婚成家需要住房,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他们也想购买经济适用房,但不够条件无法申请,而购买商品房价格又太高。  “目前,这部分大学毕业生只能寄希望购买一套中小型的住房。”李峰说,“他们对房子的要求不是很高,更注重区域,往往会选择距离具体工作地点近的地方,不会刻意追求发展好的地带。至于房子的面积,倾向于80~100平方米的中小户型,总价在50万以内。”  事实上,他们的这个愿望也很难满足,因为,现在的房子越盖越大,虽然对在建楼盘的中小型户型比例,政府出台了必须保证70%的要求,但是房地产商出于市场需求以及利益的驱动,不愿意建设小户型住房,能保证30%的中小型户型需求就不错了。  2010年,“建设公共租赁住房”这一政策,无疑是一个极好的过渡。李峰说,直到目前,太原还没有公共租赁住房。  李峰补充说,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面对这个庞大的群体,即使是太原开建公共租赁住房,也必须是达到一定的量,才能真正满足这部分群体的需求。  5.重庆市官方宣布,当地公租房申请于2011年2月12日开始,2011年将推出1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接受申请,这一面积约相当于2010年重庆主城区商品房销售面积的一半。  重庆公租房探索的硕果已经结出,从竣工面积看,远超过2010年宣布的数字。  目前国内房屋供给主要由市场提供的体系将在重庆率先被打破。住房本身具有保障性和商品性的双重属性,完全由政府保障或完全由市场供给的“单轨制”都存在不足。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此前也表示,住房双轨制是必然的。  其实,住房保障问题,大家并不陌生。问题在于,在现有税制以及地方对卖地收入的依赖下,地方对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缺乏积极性。  重庆的公租房探索,重申并切实履行了政府责任,为保障性住房建设提速进行了可贵的探路,尤其是重庆公租房申请对象可以不受户籍限制,这种锐意探索精神,在当下显得十分可贵,令人欣喜。  6.2007年,有关部门就公共租赁房开始调研时,一个重要背景是希望通过公共租赁房“探索解决大学毕业生等新就业人员的住房问题”。“新就业人员的住房问题是各国都面临的一个难题。他们虽然不属于低收入群体,但刚刚就业,积蓄少,存在阶段性的住房困难。”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表示,政府有责任支持他们解决住房问题,公共租赁房就是很好的方式。  常州规定,可以申请公共租赁房的新就业人员必须具备“大专以上学历、毕业不满5年、已签订劳动合同、在该市市区没有房产”等条件。同时,为了便于审核,必须由新就业人员所在单位统一向房管部门申请,不接受个人申请。  “政府为这一群体提供公共租赁房,客观上为企业减轻了负担,留住了人才。”常州市房管局局长朱建文说,目前只接受销售额500万元以上的企业提出申请,对“新就业人员”的认定标准还比较高,将来要探索与企业合作,引入企业的资金和土地,共同建设房源。  在企业和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工业园区,“政企合建”的模式已经开始落地。目前北京市已经在亦庄开发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和顺义机场园区进行规划,通过政府与园区合作的方式,集中为他们提供公共住房。  在北京、上海等大学毕业生、外来务工人员数量众多的城市,多数新就业人员并非本地户籍人口。然而,受保障能力和管理水平所限,多数城市的公共租赁房仍然只保障本地户籍人口。“北京在制度设计的时候还是有户籍门槛的。”北京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副主任程建华说,“现在北京有户籍人口1300万人,外来人口居住半年以上的有450万,以目前的建设规模,很难放开,资格认定也有困难。”  能否突破户籍这道“门槛”,成为公共租赁房实现“全兼容”的一个难题。  “由于目前公共租赁房资源不够,无论是低收入家庭还是新就业人员,保障的门槛还是比较高,房源布局也不够合理。”朱建文说,“因此,当务之急还是加快建设,多筹集房源。”  7.2008年第一次保障性住房申请终审后,公共租赁住房遭到冷遇,申请租住公共租赁住房的低收入家庭寥寥无几,造成大量房源空置。为减少空置和浪费,南山区在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于2009年第4季度将西丽文光村180套公共租赁住房退回,留下10套;将桃苑小区74套退回,留下91套。至此,490套公共租赁住房中,有254套被退回,剩余236套。  面向低收入困难群体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以保本微利为原则,按同区域同类住房市场指导租金标准的一定比例下浮。目前,南山区推出的公共租赁住房每套面积从20多平方米至50多平方米不等,每平方米租金在16元至18元,远远低于市场价。  如此低廉的价格缘何遭到冷遇?一位不愿显名的政府官员给出了答案:主要原因是市民传统观念作怪,低收入家庭在申请保障房时有购置自有产权住房的传统观念,因此,绝大多数人选择申请购买保障房,只有部分低收入家庭实在买不起保障房才选择公共租赁住房。  8.从宏观政策上来看,中国的保障性住房政策已经悄然转向,2011年起,从中央到地方,公租房建设已经成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主力。北京市就确定了在“十二五”期间将公租房在保障房中的占比提高到60%的目标。  然而,面对公租房的大力推进,各地都无一例外地遇到了政府用于建设的财政资金短缺的难题,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因为资金瓶颈,公租房建设推进缓慢。  在江苏省2011年的“两会”上,江苏省政协委员、连云港市政协副主席赵波就指出,在苏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筹不到资金,推广建设公租房比较困难。  赵波:“苏南各个城市,包括全国的各大城市都已经在公租房建设上迈出了非常好的一步,但是作为我们苏北,尤其是我们连云港市,这方面的工作还刚刚起步,这里面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资金的筹集。”  赵波告诉记者,他在调研中发现,江苏省目前已经完工或在建的公租房项目大多集中在苏南地区。而在苏北,一方面公租房建设资金需求量大,另一方面政府自身经济拮据,缺乏推行公租房建设的动力。  赵波:“公租房一次性投入非常高,回收的周期比较长,对资金的要求比较高。政府对这块压力是比较大的。”  对此,赵波建议,可以将原有的直管房等房地产资源作为融资平台,向社会融资建设公租房。同时,也可以鼓励企业参与进来。  赵波:“各类的企业,希望它们呢,从保障改善民生这块入手,作出自己的贡献和努力。像那些大的集团,它们也有自己的宿舍,可以作为公租房房源的一部分,来参与公租房的建设。”然而,正像赵波所说,公租房一次性投入大,回收周期长,这对于追求短期获得最大利润的社会资金来说,无疑缺乏吸引力。那么,如何让社会资金不只做“公益”,也能从公租房建设中获益呢?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住宅与房地产业研究处副处长文林峰说:“现在来看还是缺乏对社会资金的鼓励政策,其实手段有很多,比如贷款贴息、税收优惠、投资返点等。已经在开始调研,各地也有一些探索。”  9.北京市住建委于2010年7月29日发布消息,北控集团、市公安局、丰台区黄土岗这3个公租房项目已于近日开工,将分别提供4176套、2074套、1200套公租房,3个项目初步测算的成本租金也将一起公布。3个项目中,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租项目建成后由北控集团持有管理,面向社会公开配租,本单位符合条件的职工可以优先配租。北京市公安局公租房项目的建设、持有主体为北京市公安局机关服务中心,资金将通过公积金贷款解决,建成后将优先配租给市公安局符合条件的无房干警家庭。  在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中,公共租赁房是一种新品种。虽然媒体鼓噪得非常厉害,政府也逐渐把它作为住房保障的一个主要形式,但一直没有形成规模,真正住进公租房的老百姓更是鲜有耳闻。而这3个公租房项目的开工,意味着北京的公租房已经进入了一个规模化建设的时代。但看到这个消息,可能没有多少无房家庭会感到高兴,因为3个项目中至少有2个都有了“优先”对象,非“本单位职工”和非“干警”家庭并没有多少机会。  10.为了推动包括公租房在内的保障房体系建设,浦东成立了以区长姜梁为组长的保障房建设推进小组,三位副组长由副区长担任,相关委办领导担任组员。  浦东建设交通委员会分管领导向本报透露,浦东将主要从三大渠道筹建公租房房源。首先是运用各个园区范围内的工业用地厂房改扩建,原来园区内废弃的工业厂房都很多,国家现在出了政策,可以运用于公租房建设,用于解决蓝领工人的居住问题。其次,一些沿街沿镇的废弃仓库,通过改造后亦可成为公租房的房源。此外,上海目前允许农村的村集体用地暂用于公租房的建设,此渠道亦可为浦东筹措不少的房源。并且这些房子也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提供给边郊蓝领工人等使用。除了以上三大渠道之外,还有第四个渠道,是新区政府在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适当兴建一些面向大学毕业生等人才的公租房小区,面积不大但相对集中。这些小区属于周转性质,合同工作6年者即可申请入住,租金略低于市场的平均价格。  11.在住房体系中,商品房的建设资金由市场解决,政府通过收取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费进行公共设施配套建设。经济适用房等传统的保障房虽然没有土地出让金,但是通过销售,基本成本都能收回。而公租房只有租金收入,租金还是由政府进行补贴的,肯定收不回成本。如此巨额的投入如何解决呢?  资金的问题是公租房能否推广的关键。这个问题不解决,公租房只能在“争议”“讨论”中成为“画饼”。  杭州公共租赁房建设实行“政府主导、公司运作”模式。市政府组建了杭州市租赁房建设管理中心,既从现有住房中挖潜,也进行新的开发。目前的“公租房”现房主要来自于在存量经济适用房等房源中安排,已有1000多套。政府还在拍卖楼面地价已达每平方米一万多元的田园地块划拨了200多亩地,于2009年年底开工建设,预计可建成4000多套公共租赁房。  12.数据显示:目前,上海市户籍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比例大体为2:1,外来人口总数近700万人。这700万人中,尤其是外籍来沪人员,大多选择租赁房屋。1月5日备受关注的上海市公租房实施细则公布:明确公租房租金应略低于市场租金。  “公租房租金跟着市场跑,一旦租房市场大热,哄抬租金将不可避免,那公租房价格无异于‘被涨’。”民建市委调研部副部长陈海林表示,公租房的租金价格应成为“标杆”,发挥引领作用。不过,要达到上述目标,目前本市的租房体系尚存在一些问题。如政府投资的公益性租赁房占比太低,无法体现政府对住房需求的宏观引导和基本保障功能。在住房供应市场化以后,除原有的老公房外,几乎没有新增的用于租赁的公益性住房,大量的保障性住房,如经适房主要用于出售。此外,政府的住房补贴、个人公积金、各种银行、保险产品,无法直接用于住房租赁。  要解决上述问题,民建市委的这份党派提案建议,必须增大政府主导的公租房数量,适度建立不同人群的梯度租房体系。已经建造而尚未出售和即将建造的保障性住房,应大部分用于出租,并建立规范的示范性租赁房源信息平台。在公民诚信体系内应建立住房租赁市场诚信记录子系统。“一旦发生哄抬租金,房屋出租方和市场中介将被记入‘黑名单’。”  13.韩国的公共租赁住房,是由国家或地方政府投入政府预算建设的,或者通过“国民住宅基金”的支援而建设的租赁住房。按照公共租赁住房概念,韩国政府采用了“永久租赁房”“公共租赁房”和“国民租赁房”等措施。首先,针对不同的社会阶层,韩国分别提供非营利性和微利性的住房支持,对不同阶层实施不同的公共住房政策;其次,公共住房建设标准严格控制面积,全部在85平方米以下;再次,制定了相关法律提供立法保障,先后制定了如《住宅供应法》《租赁住宅建设促进法》等;最后,韩国政府强化了在住房金融、宅地供给和有关租税的优惠。新加坡之所以在短短数十年内成功地解决了住房短缺的问题,并且完成了住房由量到质的提升,主要归功于新加坡以住房公积金制度和“居者有其屋”计划为两大支柱的福利型住房制度。  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一是制定长远规划,政府出资建房。1960年新加坡成立了房屋发展局,专门负责住宅建设的计划安排、施工建设和使用管理。在其主持下,新加坡每5年制定一个建屋计划。为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新加坡政府除了专门拨出国有土地和适当征用私人土地以供房屋发展局建房之用外,还以提供低息贷款的形式,给予房屋发展局资金支持。二是实行住房公积金保障制度。允许动用公积金存款作为购房的首期付款,不足部分由每月交纳的公积金分期支付。该规定只用于最低收入家庭,对解决住房筹资问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组屋”政策:“组屋”是由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承担建筑的楼房。建屋发展局的规定只让新加坡公民购买新组屋,而永久居民则只可以在二手转卖市场上购入组屋。在组屋购入后,一般必须在屋主住满五年后才可转卖。建屋发展局规定一个完整的家庭只能同时拥有一间政府组屋。新加坡的组屋政策覆盖了85%的居民。  【问题】  根据“给定资料”,就“如何发展公租房建设”提出你的建议,以供领导决策时参考。  要求:紧扣资料,针对性强,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不超过250字。

问答题 (二十)  【给定资料】  1.2011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发布了《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1》。报告披露,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0~18岁儿童总数是2.78亿人。中国弱势儿童群体数量中,孤儿人数从2005年的57.4万上升至2010年的71.2万,五年间增长约24%。0~17岁的各类残疾儿童共504.3万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估计2010年底,约有49.6万~89.4万儿童受艾滋病影响。  G市较早便在各区(县)分别组建了一只专门的搜救队伍,对流浪未成年人及街头生活无着流浪人员进行拉网式摸底排查。小贵就是2012年12月的排查中被救助的儿童之一。父母离婚后,由于没有人愿意收养,他已经流浪了一年。由于小贵不是本地人,G市救助站要将小贵送到户籍所在地救助站。据小贵回忆,救助站的人把他送上回家的车,留下他一个人回家。家中已经没有人,房子破败、落满灰尘、也没有吃的。当天,小贵就一个人爬上一个大货车来到G市流浪。记者采访了解到,像小贵这样反复流浪的儿童不在少数。自2012年1月至11月底,G市“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共救助流浪未成人797人次,而由亲属接回的只有203人,只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尽管一些孩子反复说自己“我没人要了”“我是孤儿”……但救助站不是儿童福利院,对救助站来说,他们只想将这些“幼无所依”的儿童尽快送回“家”。一名工作人员说,有的孩子甚至一年就送过七八次。“救助站只是临时救助的地方,但同时,按政策也无法认定他的孤儿身份,福利院没法收养,”救助站副站长杨学萍说,再过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合法监护人来认领,G市救助站只能再次把他送回原籍。  江苏沭阳县儿童福利院,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正在给近20名孤弃儿童上音乐课。一个名叫小明的男孩,随音乐点头,天真且开心地挥舞着手臂。尽管还不到两周岁,他却已经有坎坷的人生经历——两年里,被遗弃、被寄养,再到被养父放弃。沭阳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回忆说,2011年春,男婴出生不久即被遗弃,由于无法查找到他的父母,只得经公安机关办理手续,送到县儿童福利院,随后的一年多时间在儿童福利院度过。2012年年中,一位家住沭阳乡下的盲人强烈要求收养这个孩子。然而,作为一名单身盲人推拿师,身体和经济状况并不符合收养的相关条件,福利院考虑到由家庭抚养,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的成长,几经思量,按照相关要求,将男孩寄养给这位盲人。“没想到的是,不到半年,寄养人就将孩子送了回来,原来是知道孩子目光呆滞、反应迟钝,而且随着他渐渐长大,这些症状愈加明显,担心孩子不正常。”沭阳县民政局社会事务和社会福利科工作人员说。  事实上,有着类似“坎坷经历”的孤儿远远不止一个。“健康的孩子在儿童福利院里几乎见不到,那些患有先天性疾病和残疾的孩子被遗弃的可能性较大,一般也难以得到家庭收养。”沭阳县民政局副局长仲其清说。“这些孤儿已经经历了被自己的生身父母第一次抛弃,不应该再被社会第二次抛弃。”仲其清说,政府有责任对儿童福利机构的运行实行“兜底政策”,尽量为这些孤弃儿童提供医疗、教育及就业的机会。目前对此的重视和投入程度还远远不够。  2.2013年1月4日上午8时30分左右,河南兰考县城关镇一居民楼发生火灾事故,“爱心妈妈”袁厉害收养的孩童中7人不幸丧生。事故发生后,袁厉害因为非法收养弃婴,已经被公安机关带走。  袁厉害是兰考县的一名村妇,从1987年收养第一名兔唇男婴开始,至今20多年收养的弃婴已超过百名。其中年龄大的已经工作结婚离开,年龄小的只有几个月。在公众的眼中看来,袁厉害称得上是一个好人,一个执著地收养弃婴,并几乎以一己之力养活他们的好人。虽然她给孩子们提供的生活条件称不上太好,但至少可以让他们解决基本的温饱,并在心理上感受到“家”的温暖。但是,一个仅凭一己之力办起来的“孤儿院”,终究会有维持不下去的那一天,命运通过这样一次惨痛的意外终止了袁厉害的善举。为什么好人会好得如此艰难,为什么好人在意外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呢?与袁厉害类似的民间慈善除了灰色地存在或被取缔,就没有第三种存在方式吗?  我国法律对收养条件与程序限制较多,办理合法的收养手续困难重重。据民政部1月9日公布的数据,我国现有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即“孤儿”)61.5万名。其中,民政部门的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有10.9万名,其他途径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名。这是客观事实。于是,像袁厉害这样的“不合格”收养人很普遍。对此,政府的常规做法,一是规范引导,二是提供可能的帮扶。  兰考县救助站站长聂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通常情况下,合法的民间收养行为是社会救助的有益补充,对于类似草根慈善行为国家一直持鼓励态度。不过,要获取一份孤儿生活补助并不是易事。W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曾称,现在相关的民政机构对孤儿的界定非常严,不利于弃婴获取补贴及资助。  以H省L市为例,当地民政部门规定,社会散居孤儿申请孤儿基本生活费,必须由孤儿监护人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并填写H省儿童福利证申请表一式两份。  申请时,还应出具孤儿父母死亡证明或人民法院宣告孤儿父母死亡或失踪的证明等多种资料,待县级民政部门审批后,将信息及时录入“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并对批准认定人员发给全省统一印制的儿童福利证,持证人员才可从民政部门每月领取孤儿基本生活费。一旦缺乏监护人,或者当地相关部门不主动作为,孤儿便无法获得身份认定。  有研究人员称,目前,中国对家庭寄养福利项目的资金主要来源是税收,还未能形成高效筹集资金的组织,比如西方普遍的红十字慈善会。这不但加大了政府的预算支出,而且,通常政府的拨款要经过条条审核,使得资金下拨时间过长,不利于解决福利事业的燃眉之急。  3.2012年1月19日,王家玉带着他的“孩子”们搬离了他守护了18年的院子,这个院子曾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民间孤儿院所在,位于国家级贫困县安徽省颍上县西三十铺镇的王家玉孤残儿童福利院就此终结了它的“民间”身份。  事实上,2011年10月开始,王家玉的儿童福利院就正式被纳入国家福利院体系,只是“新居”的搬迁刚刚完成。“没搬进来前,我老是惦记着,睡不好觉。昨晚睡得特别好。”搬了新家后,王家玉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1994年春天,王家玉从街上领回了一个饿得奄奄一息的流浪孩子。不成想,他后来又领回了第二个、第三个……甚至许多外省的孤残儿童也来到这里。  18年过去了,现年72岁的“父亲”王家玉抚养大了500多个孩子,如今还有200多人需要他的照料。  然而,资金匮乏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王家玉,“还是要靠社会上好心人士的捐助,但这方面捐助并不稳定。”他说。  孩子们没户口,入学、就业有困难;七成以上孤儿是残疾或重病,护理医疗支出大;护理人员年纪大,没有专业资质……各种烦恼让王家玉寝食难安。  但是,2010年,颍上县申请到了国家民生工程社会儿童福利中心建设项目的一笔资金。颍上县决定在西三十铺镇化桥村修建一所社会儿童福利院接管王家玉孤儿院,县民政局成为新福利院的主管单位。  占地40亩左右的新福利院总投资660多万元,面积是原来孤儿院的5倍。游戏活动室、图书室宽敞明亮,干净整洁的餐厅带有一人多高的碗筷消毒柜,还有孤独症康复室、智障儿童康复室、脑瘫儿童康复室、语言训练室、感觉统合训练室……  每个卧室都带有独立卫生间和阳台,上学的大孩子每两三人一个房间,而学龄前的孩子则每四五人一个房间。  被民政局接管后,2011年9月,原孤儿院中所有孩子都办理了户口。而次月“转公”后,未满18周岁的孤儿可以享受到由政府、省级和地方三级财政配给的每人每月100元补助,之前每个月的最低生活补助由颍上县政府照常发放。院里原有的工作人员,颍上县民政局也会继续聘用,并进一步补充有资质的专业护理人员。  王家玉也被聘为颍上县社会儿童福利院的名誉院长,可以和孩子们住在一起。“我走不开、也不想走,我会跟孩子们到最后一天。”王家玉说。  【问题】  “给定资料1~3”中反映了我国孤儿救助方面存在的问题,假定你是一名人大代表,请提交一份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建议。  要求:条理清楚,所提建议具体、有针对性,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三十三)  【给定资料】  1.2004年,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经市编办批准,正式成为全额拨款的正处级事业单位。据该中心杜主任介绍,他们救助的儿童约70%是乞讨儿童,10%是盲目进京打工的,10%是由于身体、智力有缺陷而被抛弃的,10%是和家里怄气临时出走的。  杜主任表示,由于中心的软件、硬件设施功能还达不到要求,有一部分智障孩子进不来。目前这些孩子被安置在北郊的一家托管医院。“其实这类孩子属于救助的范围,但我们目前的能力确实达不到。”  杜主任给记者讲了两件事情:去年,吉林一个离家出走的女孩被长春救助站发现。女孩对工作人员说,自己是北京怀柔人,被拐卖到了东北。长春警方立即与北京怀柔警方核实,但查来查去没有结果。后来,长春救助站在当地发出一个寻亲公告,女孩的父亲看到公告后来到救助站。这时,救助站工作人员才知道,她家就在长春附近,这个女孩一直在编故事、说谎话。另一件是一个叫王迈的14岁聋哑女孩,上学途中被拐骗,在翠微大厦偷包当场被抓。因为她是未成年人,被送到救助站。“聋哑孩子本来就倔强,她不愿待在救助站里,晚上一直哭喊,还用头撞墙,闹得整个屋子的孩子都不能休息。折腾了一个星期,有一天上厕所时她翻墙跑了,后来又被巡警送了回来。”为了能弄清这个孩子的家庭住址,救助站专门从北京聋哑协会请人与小女孩交流,但也没打听出孩子的家庭住址。她只知道爸爸的名字,住在渠县,但不知道自己是哪个省的。救助站根据这条线索在全国找渠县,最后找到四川渠县的公安机关,排查了几个同名同姓的人后,才找到女孩的父亲。  流浪儿童被救助后,对他们应进行怎样的教育?北京市救助管理事务中心李主任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未成年人的救助尚属于新的工作领域,一切规律性的工作都正在摸索中,目前,他们对受助的儿童主要进行心理矫正,同时尽可能使其学习一些知识和技能。  2.苏州市救助管理站朱站长说,由于家庭变故,如父母离异、父母被判刑,或是隔代教养等原因,不少流浪儿童从小就得不到家庭的温暖,缺少关爱,性格悲观冷漠、孤僻。在接受救助后,有的不愿重返家庭,有的则经常哭闹或损坏公共物品,这耗费了工作人员很多的精力,给开展新的救助工作增加了难度。朱站长指出,多数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主要依照《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和相关实施细则给流浪未成年人提供相应的服务,如住所、食物、医疗等,以生活救助、物质救助为主。  他强调,救助保护中心对流浪未成年人开展的非正规教育,往往忽视未成年人年龄的阶段性特征,极大地限制了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流浪未成年人群体的认知结构、辨认能力和生活经历存在较大的差别,这就需要根据他们的年龄特征和个体差异设置不同的课程,开展针对性教育。  朱站长还说,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是新设立的机构,对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管理可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工作理念与具体实践不同于收容遣送时期,但一些老员工思想停留于收容遣送时期,仍按原有工作方式行事,缺乏对救助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学习与钻研,对流浪未成年人尤其是痴、呆、傻未成年人有厌恶、嫌弃情绪。在部分地区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与岗位职责匹配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学专业、法律专业、心理专业、网络信息专业等人才资源不足。救助保护中心的长效学习机制和科学的岗位考核机制有待建立和完善。  【问题】  针对“给定资料1、2”所反映的问题,请你就流浪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如何更好地开展救助保护工作提出可行性建议。  要求:问题定位准确,措施具体可行,不超过500字。

单选题 总供给问题可以归结为(  )。

A

生产问题

B

投资问题

C

就业问题

D

消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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