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 （五）　　【给定资料】 　　资料1 　　一个问题总横在他们的脑子里，是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在老家当死咸鱼呢？ 　　在他们对城市做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在国贸打车，黑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走不走？他非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一个地方，但他怕那个“县”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生在江苏一个县城，来北京工作了五年，月收入过万，两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的存款一路贬值，时至今日，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无车无房无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水，甚至呼吸空气，日常生活的一纤一毫，都让这个“80后”男人疲惫不堪，“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口数里，有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人生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走。 　　还有“蚁族”，大学扩招后数量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两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决不能没有网络。如果在大城市打拼五年，没有实现梦想，他们大部分会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据估计，北京地区至少还有这样的十五万“蚁族”。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人口到“服务”外省人的华丽转身，而这管控的态势，随着1800万人口上限提前十年到来，愈发严峻了。2011年年初，一连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税满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有专家呼吁年轻人不要扎堆“北上广”，像是冥冥中四十多年前一个声音在感召：“去农村吧，去基层吧，广阔天地，大有所为。” 　　很多次，刘寅假设人生三种曲径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滞留北京，继续苦哈哈的生活，能认识更多人，获得更多学习机会； 　　其二，回归南京准一线的市井，买车买房，吃吃喝喝，心宽体胖； 　　其三，回县城找块地，养鸭子喂猪，彻底的田园牧歌。 　　刘寅的下一站在哪里呢？ 　　上个月，刘寅看了部叫《白蛇传说》的片子，里边一个角色最能诠释他对京城的感触，那是一个小和尚，叫“能忍”，忍到最后，结果还是变蝙蝠妖了。 　　相比小城市而言，大城市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廉洁高效的政务部门，更现代、更有质感的生活细节。这也就是念叨了几年，刘寅始终还没有离开北京的原因。关于人生假想种种，始终停留在浮着白沫的自来水、挤不上去的地铁、买不起的房子和无限虚掷的时间成本里。眼看着，孩子就要出生，他还在艰难地为去留做决定。11月4日，他做了个梦，他出国了，天上有一条金灿灿的中国龙在飞，正欢喜呢，一泡尿把他给憋醒了。一醒来就看见窗外灰蒙蒙的，没有远处和阳光，心忽然沉了沉。 　　资料2 　　2010年年底，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两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楼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的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待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在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2011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人生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有了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资料3 　　促使李涵最终逃离上海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个房间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离开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上海火车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行李箱，周围都是说着河南话的人。”李涵说，当时她心中只有一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上海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上海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干什么？“其实不止那一件事情，我觉得周围人的思维和我也不一样，一到周末去参加同学聚会，感觉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就是不在一个圈子里的感觉。另外我大学读的是传播学，做广告策划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是做了一个办事员，不能说低就了，就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李涵也试图努力过，在单位有文化活动的时候，她总想露上一手，写出个漂亮的策划案，“但根本行不通，领导才不管你什么策划案呢，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 　　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上海，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有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上海，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 　　资料4 　　别人看来，北京的这些年里，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们眼里，也许是小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大叔聊人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亚独裁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回到小城市，年轻人们忙着老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一线城市看齐。 　　刘沛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在北京待了七八年后，回到老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工人，给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名牌大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的高调，背地里说：“北广毕业的又咋样，还不是跟初中生一样在扛摄影机。”地方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被禁止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 　　身边人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又堵车了，话语里带几分家乡经济蒸蒸日上、迈入“堵城”的自豪感。刘沛骑自行车上班，别人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沛说：“骑车15分钟就到，买车干吗？” 　　“装了windows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98的了。”刘沛很是水土不服。 　　为了增强他的归属感，有人给他介绍了一桩亲事，对象是某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娘，你的人生少奋斗二十年！”刘沛许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个科级以上中青年干部结婚，从此安下心来。刘沛鼓着勇气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刘沛在成都的生活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子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资料5 　　“逃离”广州对刘梅来说，无奈的成分小一些，更多的是一种不被认同感，“当时经济压力其实也有，但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平衡，我在广州能得到什么，耳边是听不太懂的粤语，亲人又那么遥远，照顾不过来；而回到重庆这些似乎都能得到解决。” 　　仔细盘算了一下，刘梅一年前从广州回到了重庆万州，“身为重庆人，总觉得回到家应该大有用武之地。”在广州的时候，刘梅在一家大公司的大客户部工作，主要服务一些重要客户，“给他们做活动，写文案。” 　　然而在重庆万州工作了不到一年，刘梅感到种种不适应，“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案子，在重庆万州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文案写得不行，这单子咱也能签下来；还有一次，我和另一家公司比文案，我的案子应该是一流的，但是没想到，那客户还是签了那家公司，后来才知道对手有熟人关系，并送了礼。” 　　回到重庆万州的刘梅深刻感觉到“人生地不熟”，“这是我的家乡吗？我为什么一点优势都没有呢？”更让刘梅痛苦的是这样一次经历——有一次她好不容易签下一国际客户，当时要给这家公司做一个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但是隆重出场身着晚礼服的她发现，“就我一个人身着晚礼服，像个什么似的，其他人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人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有的人带了孩子，孩子在现场大呼小叫，让客户很不满意。” 　　刘梅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己要求过高？“从广州回重庆，真的是怀着抱负的，要做点事情给家乡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刘梅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任何东西，又回了广州，“现在想开了，广州虽然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但是我应该适应这里，应该把这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也许我还会回到重庆的，但不是现在。” 　　资料6 　　2011年10月，某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内容如下： 　　“逃离”一直在继续，就如涌入从未停止。“北上广”的繁华与耀眼之下，各色人物有着异样的命运。成功者如鱼得水，享受着城市文明的不尽福祉；失败者穷困潦倒，品尝着冰冷都市的残酷无情。更多的人居于二者之间，谈不上失败，亦难言成功；虽不算困窘，也不见腾达之希望。他们，对于大城市有着复杂的情感，留下无望、弃之不甘。最终，这群人开始分化，有的固执坚守，有的识趣逃离。之于前者，往往难逃蚁族、房奴、孩奴的宿命；之于后者，仿佛不远处有了可期的美好前景。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从来不是温情脉脉之所。与钢铁丛林相契合，其间多奉行优胜劣汰的法则。若要立足，一番打拼在所难免。这个时代，大城市生存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一方面，随着数十年的城市化扩张，“北上广”发展空间日趋饱和，人才吸纳能力并没有预期中那么强大；另一方面，随着高校扩招，大量毕业生滞留“北上广”，无论是人才结构，还是绝对数量，高校毕业生都与产业需要不甚合拍。 　　没有哪个城市可以无限扩张，从世界经验看，一定时期逆城市化进程必将出现。今天的“北上广”，已经处于饱和边缘。恰如一辆拥挤不堪的公交车，虽仍在蹒跚前行，却早已载不起更多人的寻梦旅程。继续涌入，或许并非最优选择。除非你有足够的能力与机会，自信能在一场惨烈的淘汰赛中笑到最后。 　　如今，我们把目光投诸“逃离北上广”的那群人。其后的动因显而易见，合理性也毋庸置疑。无论专家还是市民，都对这种趋向表示认可。言语间，“选择离开”大有化身为理性回归、民智成熟的同义词之势。在公众的朴素期待中，“逃离”不失为个人与大城市双赢之举。就这样，“无奈放弃”被美其名曰“理性选择”——“逃离”不再是失败，而是审时度势的观念升华。 　　此等说辞固然冠冕堂皇，实际上却陷入了预设的陷阱。对大城市的迷恋，真的只是基于观念？甚至，“北上广”的拥挤效应，真的可以归因于“大城市崇拜”？须知，从来没有人天然偏爱冷酷、杂乱与拥挤。所谓年轻一代的大城市情结，不过是个伪命题。考虑到资源分配倾斜到无以复加之地步，谁不想留下分羹一杯呢？ 　　另一层面，需要反思大城市存在着怎样的淘汰机制。是基于能力的遴选，还是基于家世的纳斥？现实中，上述两者并存，且很多时候后者重于前者。正因为如此，“逃离北上广”并不那么令人欣喜。要知道，离开的可能恰是事实上的精英。首先要有公平的竞争，其后才有“合理的离开”。若竞争不公平，则“逃离者”必会带走创造力。最终，一个城市的运转效率将被拖累。 　　资料7 　　“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现象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就“年轻人是否应该逃离北上广”问题，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不需要逃离。但国家应该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应该在中小城市部署一些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不能把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搞成“大而全”的经济体。“蜗居”和“蚁族”现象的原因是大学生工资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劳动力市场不均衡的问题。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太强、劳动时间太长，出现了马克思讲过的那种“恶性循环”，加剧了失业问题。政府应严格实行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坚决处罚过度盘剥劳动者的不法商人。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我认为逃离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大学生蚁族的出现，一是由于我们的大学教育不仅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且还无目的的扩招。二是因为当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还是简单加工，服务业不够发达。现在的蚁族，大部分都是地方院校毕业生。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无效的，因此只能从事低工资的工作。他们之所以集中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他们才能找到一份工作。如果在其他地方，连这样的工作都难找。越是不发达地区，工作机会越少，市场性的工作工资越低，而铁饭碗则被权势家族垄断。 　　秋风（知名独立学者）：谁有资格让他们离开？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生活、工作、定居的地方的自由。再者说了，逃到哪儿？如果北上广都找不到机会，那其他地方就更没有机会。大学生们之所以在毕业之后，聚集在“北上广”，是因为这里的机会相对来说还多一些，因为在这里，蛮横的权力似乎被庞大的人口稀释了，而到了地方上，那里的权力更为霸道，权力和财富在极少数寡头内部世袭，庶民子弟基本上没有任何上升空间。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在哪里发展是个人的选择，年轻人喜欢在大城市接受挑战也无可置疑。不过，这需要这代人做好充足的准备。不过这个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目前一些资源过于集中在个别城市，现在中央提出了新的城镇化路线，要发展中小城镇，我想这会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这也是一个自愿选择，但是制度还是会影响选择。一方面，青年大学生如果想留在“北上广”，就要做好长期当“房奴”的准备。这不止是在中国如此，在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纽约、东京、首尔的房价要比目前京沪还高许多倍，所以青年应该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中国的资源不要过分集中在京沪等大城市，尤其不要通过国家控制农产品价格、控制农业地区的工商业建设、控制民营企业信贷、区别对待城乡福利和医保等强制性措施人为加大地区差异。让中国各地通过自由和自主发展产生更多的北京、上海、广州，为不同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更平等的资源、机会、希望乃至梦想，才能分散“北上广”的人口和就业压力，延缓这些中心地区的房价上涨。 　　刘瑜（剑桥大学讲师、哈佛大学博士后）：我觉得那些已经在“北上广”有稳定工作、住房的人轻轻松松地说“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出生晚了几年，结果位子、机会都给“50后”“60后”“70后”给占了，哪怕他们在才智方面并不比这些人差。不过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机会和位子并不是恒定的，转型社会更是如此，年轻人慢慢来也能干好。如果我现在大学毕业，是不会为了留在北京而留在北京的，假如在北京待了几年，事业毫无起色，不妨考虑去外地。以中国的规模与人口，“小型版”的“北上广”完全可能——或者说正在——在“北上广”之外出现。按照中国城市化的进度，目前中国不到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离发达国家80%、90%以上人口城市化的比例还很远，二线或三线城市还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问题】 　　“给定资料1”提到当代许多年轻人的生存困境：“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请根据全部给定资料，提出突破这一困境的应对之策。 　　要求：条理清楚，所提对策具体、有针对性，不超过500字。

问答题 （十九）　　【给定资料】 　　2010年9月8日，《法制日报》记者、湖南经济电视台记者一起到H部门就黑心棉、金浩茶油被传含致癌物质“苯并芘”超标6倍的问题进行采访，但H部门当时未作出任何回应，采访的记者也被“采访审批制”挡在了门外。 　　法律界人士纷纷表示，媒体监督政府无须“预约”。H部门设置“审批”制度来应对媒体采访，这种做法是否合适？社会各界意见不一。 　　“采访还须领导层层审批，这种规定非常可笑。”《法制日报》记者在与其他媒体记者交流时发现，对于H部门设置的采访审批制度，众多媒体记者都持反对态度。 　　“一些突发事件是不能预见的，如果突发事件都需要审批才能够采访，信息就被延迟了，对公众知情权是一种损害。”供职于湖南省某都市报的记者小蒋说。 　　记者小蒋认为，H部门的这种做法是对新闻采访自由的限制。这项规定使质监部门便于掩盖一些他们做得不妥的事情。某些涉及国家和公众利益的问题、公共安全的情况需要湖南省质监局统一部署再发布消息，是应该的。但是，为了维护某部分机构或个人的利益，把针对特殊情况的做法普遍化，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记者张伟认为，政府部门都有义务接受群众和舆论的监督，这种监督只要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就无可非议，是无须预约的。 　　2012年4月份，“湘潭神女”“山西女商人变身副县长”等另类的“政治明星”成为网络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90后副局长”事件经网络发现，记者深入采访，报道事实真相。M部门面对突发事件快速回应，表明立场。从任前公示发布至湘潭市官方宣布该提拔任用违规总共历经两天，M部门的快速回应防止了负面舆情的继续发酵。 　　事件曝光后，M部门借助新浪认证微博对此事进行回应，称对王茜“暂缓任用”，此回应引起网友质疑和不满。同时，网友爆料称“王茜之父是某市发改委原主任”，王茜被贴上“官二代”标签。当地官方28日公布调查结果，将王茜之父免职，对该地区委书记立案调查。M部门借助媒体材料，在10多天时间里，理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作出了撤销对王茜拟任该地区发改局副局长职务的决定，同时对相关责任人依纪依规进行了处理，惩处的人数之多、处罚的力度之大、追究的时间之快，显示出政府与媒体的良好互动。 　　从处理的内容来看，首先，对王茜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进行了详细说明，做到了公开透明，显示出调查工作的缜密细致。从对有关人员的处理上可以看出，当地官方对此事的查处和关注力度较大，对一些之前未被网友关注的嫌疑官员也依照调查结果及有关规定进行了处理。由于被处理人员涉及不同地市、不同部门，因而该处理决定以M省部、地、市的名义分别作出，但统一公示，避免了媒体和网民分别查找的烦琐，体现了有关部门的诚意。同时，该处理报告省去了有关处理决定的具体纪律条款及处理经过，直接公示处理结果。 　　从处理结果的传播方式来看，此次处理结果通过新华社、红网、华声在线等媒体发出，充分考虑了网络媒体传播的广泛性。这样的方式，更容易满足网友的信息需求。 　　【问题】 　　“给定资料”中，H、M两部门在对待媒体采访方式上存在明显的差别，比较分析二者做法的不同及其影响。 　　要求：分析深刻，条理清晰。不超过400字。

问答题 （十五）　　【给定资料】 　　资料1 　　巴黎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下水道系统。这个处在城市地面以下50米的世界，从1850年开始修建，前后花了一个多世纪才完工。 　　1851年，工程师欧仁尼·贝尔格兰为巴黎下水道系统的发展、清除和维修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技术。他发明了清除下水道垃圾和沉沙的机械，利用流水的冲刷效应将垃圾集中到定点以便清除；在小下水道中，他还设计了蓄水池，以增强冲刷力，避免下水道堵塞。到了1878年，巴黎已经拥有长达600公里的下水道网。 　　一战以后，城市人口增长对城市的“消化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于是，巴黎的工程师们又开始新一轮扩容改造工程：修建4条直径为4米、总长为34公里的排水渠，以便通过净化站对废水进行处理，处理过的水一部分排到郊外或流入塞纳河；另一部分则通过非饮用水管道循环使用，洗刷城市街面。二战结束后，巴黎市政府又进一步扩建了这一系统，使每家每户的厕所都直接与其相连。到1999年，巴黎完成了对城市废水和雨水的100%完全处理。 　　经过不断完善，今天的巴黎下水道总长2347公里，约2.6万个下水道盖、6000多个地下蓄水池。清淤系统配备了电脑控制，还有专门针对雨季塞纳河水的“涨水站”以及安全阀，以及用于下大雨时保证排水效果的路边下水道等。每天，超过1.5万立方米的城市污水都通过这条古老的下水道排出市区。有意思的是，巴黎下水道还是一处观光旅游点，1867年巴黎承办世博会期间就开始向游客开放，陆续有外国元首来这座地下迷宫取经。位于塞纳河阿尔玛桥畔的巴黎下水道博物馆，如今每年客流量超过10万人。 　　巴黎有1300多名专业工人来维护下水道，包括清扫坑道、修理管道，寻找、抢救掉进或迷失在下水道中的人，用水淹的方式灭鼠，监管净化站等，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寻找各类遗失物品，包括犯罪凶器和人们不小心掉落在排水道里的贵重物品。据说，每年工作人员都会接到大约3000个这类求助电话，而寻找到失物的几率高达80%。 　　这样的市政工程，虽然初期投资巨大，后期使用过程中却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百年工程，惠及今日。在多雨季节，巴黎人畅行无阻，地铁通道上不会挂“瀑布”，车子也不会变成“潜水艇”。 　　资料2 　　1964年4月，日本成立了“下水道协会”，主旨是对下水道系统作全面评估，统一下水道建设以及排污标准，将老化的管道更新换代。1970年，日本召开“公害国会”，会上政府大幅修改了《下水道法》，明确规定了下水道建设目的，并决定每年投入大量国家预算用作污水收集和处理的建设及运营。日本首都东京的地下排水标准是“五至十年一遇”，最大的下水道直径在12米左右。 　　东京的雨水有两种渠道可以疏通：靠近河渠地域的雨水一般会通过各种建筑的排水管，以及路边的排水口直接流入雨水蓄积排放管道，最终通过大支流排入大海；其余地域的雨水，会随着每栋建筑的排水系统进入公共排雨管，再随下水道系统的净水排放管道流入公共水域。东京下水道的每一个检查井都有一个8位数编号，知道编号就能便于维修人员迅速定位。 　　为了保证排水道的畅通，东京下水道局规定，一些不溶于水的洗手间垃圾不允许直接排到下水道，而要先通过垃圾分类系统进行处理。此外，烹饪产生的油污也不允许直接导入下水道中，因为油污除了会造成邻近的下水道口恶臭外，还会腐蚀排水管道。下水道局甚至配备了专门介绍健康料理的网页和教室，向市民介绍少油、健康的食谱。 　　资料3 　　美国在城市防涝方面采取立法与工程举措并重的手段。 　　美国早已有强制性防城市内涝的法律，其多个州均立法规定，城市新开发区域必须实行强制的“就地滞洪蓄水”，并制定了详尽的城市内涝防范、治理措施以及问责手段。如科罗拉多州、佛罗里达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分别制定了《雨水利用条例》。这些条例规定新开发区的暴雨洪水洪峰流量不能超过开发前的水平，所有新开发区必须实行强制的“就地滞洪蓄水”。以芝加哥为代表，美国鼓励兴建地下隧道蓄水系统，以解决城市防洪和雨水利用问题。其他很多城市还建立了屋顶蓄水和由入渗池、井、草地、透水地面组成的地表回灌系统。 　　荷兰鹿特丹市位于海平面以下，经常面临海水倒灌的威胁，同时城区洼地众多，排涝压力颇大。为有效应对这种情况，鹿特丹开创了其独有的“水广场”防涝及雨水利用系统。水广场顺地势而建，由形状、大小和高度各不相同的水池组成，水池间有渠相连。平时是市民娱乐休闲的广场；暴雨来临，就变成一个防涝系统。由于雨水流向地势更低洼的水广场，街道上就不会有积水。所有水池布成一张循环网络，雨量大时，从大水池中分流到沟渠，雨量小时，水又回流入大水池。雨水不仅可在水池间循环流动，还能被抽取储存为淡水资源。 　　荷兰气候环境保护署专家阿瑙德·莫伦纳称，为有效疏解剧增的地表水，鹿特丹结合都市空间开发大量空旷广场、人行道与停车场空间，这些地方平时为公用设施，大雨到来时就变成储水空间，这就是其独特的“水广场”概念的由来。除上述国家以外，英国、丹麦、新加坡以及印度等国家在城市防涝方面也都以注重雨水的有效收集和利用而成为可资借鉴的目标。 　　资料4 　　前几年广东、广西等国内城市出现强降雨导致主城区被淹后，很多人提及了另一个城市青岛，尽管也是雨水频袭，却几乎没有内涝。而它的地下排水系统，是100多年前德国人占领青岛时修建的，共铺设雨水管道29.97公里，污水管道41.07公里，雨污合流管道9.28公里，总长度约为80公里。 　　青岛的德建排水管道从横断面来看，高约80厘米，上半部分呈半圆形，直径较大，简单地以水泥抹面，能在水量比较大的时候确保过水面积。下半部分呈“V”字形，约1/2高度的部分贴了白色瓷瓦，确保了污水在流量比较小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比较高的流速，光滑的瓷瓦能确保污物垃圾不会被毛刺挂住，减少了堵塞冒溢的可能。上大下小的蛋形结构，还可以让管道拥有尽可能大的承压能力。 　　德国人从1899年开始在青岛铺设的地下管网，至1905年青岛市欧人居住区排水管道铺设已具规模，并最早实现雨污分流。排水管道中的雨水斗带有反水阀，这样一来雨水冲刷的脏物只能进入雨水斗，而不会进入管道，因此不会造成管道堵塞——管道堵塞越少，排水井冒溢就越少——脏物也便于清理。德式管网不仅设计细致，管材质量也好。雨、污水井盖不仅有符号表明，还有大小之分。直到今天，黑色的管道井盖依然铮亮，没一点锈迹。 　　而地处章、贡两江交汇之处的赣州在辖区内降水近百毫米时，市区也没有出现明显内涝。这是因为赣州有一套先进而科学的城市排水系统。而这一套先进的城市排水系统却是建造于几百年之前的北宋人刘彝之手。赣州的这套排水系统沿用古名叫“福寿沟”，全长12.6公里，直到今天，福寿沟仍承载着赣州近10万旧城区居民的排污功能。 　　福寿沟呈砖拱结构，沟顶分布着铜钱状的排水孔。据测量，现存排水孔最大处宽1米、深1.6米；最小处宽、深各0.6米，与志书上记载基本一致。福寿沟利用城市地形的高差，采用自然流向的办法，使城市的雨水、污水自然排入江中。逢雨季，江水上涨超过出水口，也会出现江水倒灌入城的情况。于是，刘彝又根据水力学原理，在出水口处，“造水窗十二，视水消长而后闭之，水患顿息”。同时，还将福寿沟与城内的水塘相连，起到发挥调蓄的作用。水塘增加了城市暴雨时的雨水调节容量，以此减少街道淹没的面积和时间。 　　专家评价，以现在集水区域人口的雨水和污水处理量，即使再增加三四倍流量都可以应付，也不会发生内涝，“古人的前瞻性真令人赞叹”。 　　资料5 　　曾有学者呼吁政府和公众应重视排水管网事业，“现在总有人说巴黎模式好，说德国人在青岛修的排水系统好，那是因为人家城市设计建设的理念就是百年大计”，“如果说当时我们的经济条件有限，那么我们现在经济发达，技术也不落后，我们有必要给百年以后的城市留点什么”。应对城市内涝，除了运用工程的一只手，还要把生态的一只手加上去。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广州市规划院前总规划师袁奇峰说：“现在的异常天气越来越多，所以城市的应对方案应该更加高明。”所谓生态的手，是目前国际城市的普遍做法，即在城市中融入生态基础设施，用来应对突变和突发的情况，弹性非常好，原理类似于管理水库。 　　以往，农田、绿地有滞水和蓄水的功能，雨水落地后通过土壤的吸收、蒸发或通过地下水进入河流。但随着城市硬质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大量绿地、湿地、水塘消失了，雨水难以自行排除，90%的雨水要靠排水管网排走。 　　而生态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雨水自排的过程。袁奇峰举例，比如在蓄水池的旁边配上一个备用的排水站，没有必要把管子修得很粗，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解决问题，投资比管网改造要少得多。或者是在设计城市景观的时候，加入这些生态基础设施的考虑，增加公园等绿地的滞水蓄水功能。 　　“我们目前最需要做的是一整套生态基础设施的研究及建设，为城市配备一套防灾减灾的防护体系。”袁奇峰说，相比对排水管网的大修大调，这才是高明的做法。 　　鉴于此前教训，广州已经在生态基础设施方面有所行动。近日，华南理工大学一位给排水专家透露，广州将很快出台《广州雨水规划（2008～2020年）》，将“增加绿地，减少雨水径流”写入规划，未来在人行道、广场等地区要采用透水砖，屋面人工湿地使雨水回用，例如选择滞洪区、低洼地做蓄水景观。同时，广州的排水系统防洪排涝标准也有待完善，并争取提到五年一遇的标准。 　　【问题】 　　根据“给定资料1～5”提到的外国以及我国部分城市先进的排水经验，请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排水治理的具体措施。 　　要求：措施得当，具有针对性，分条作答，300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