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 （三）　　【给定资料】 　　2010年7月，某网站设置了“你会配合普查员进行人口登记吗”的问卷调查，选择“会”的只有4.3%，选择“不会”的占14.9%，选择“看情况而定”的占42.1%。其实，民众有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某先生曾在一家中介机构留下个人信息，于是各种各样的莫名其妙的买房、卖房信息便源源不断发到他的手机上，甚至银行账户、股票账户等私密性极强的信息也在网络上被公开出售……有专家指出，人口普查受阻的背后是一种不容低估的信任危机。 　　某市人口普查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在同城多处购房，甚至多城购房的情况已很普遍。‘人户分离’现象非常多，这就需要自住户准备好自己家人的证件，普查员上门时直接登记就行了，省时省力；如果是租住户，最好提供一下房东的相关信息或联系方式。”另外，本次普查要求尽量入户登记，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小区都出现了入户难的问题。 　　一天上午，记者跟随某社区普查员小袁来到普查小区。在某单元的一住户门前，上前敲门，敲了许久，一直无人应答。“可能是没人在家吧！”小袁一边说着，一边想迈步离开，这时门“吱”的一声打开了，一个睡眼朦胧的男子伸出头来问：“什么事？”小袁把挂在胸前的普查员证一亮，礼貌地说：“先生，您好，我们是社区居委会的，现在入户进行人口普查，麻烦您出示一下您家的户口簿。”或许是不满美梦被人惊扰，对方不耐烦地说道：“我的户口簿，被我妈带出国了，你们要找，就到美国找我妈去吧！”说完就把门关上了。 　　该市人口普查办公室为做好普查工作推出了许多举措。2010年8月，市人口普查办公室要求各区人口普查办携街道、居委会普查人员，在试点小区门口摆设展台，集中悬挂横幅，并给每户居民发放了《致小区居民的一封信》，就入户登记问题做介绍。区人口普查办公室工作人员除做好当天的宣传外，还将担负试点小区人户普查的10名普查员的照片张贴在小区门口。该市人口普查办公室，以《全国人口普查条例》为依据设计制作了该市人口普查《保密承诺书》，对个人信息，如住址、婚姻状况、住房状况、联系电话等做出依法保密的承诺。普查员入户时与普查对象现场签订《保密承诺书》，并留下监督举报电话，确保普查对象的个人隐私不被泄露。 　　【问题】 　　给定资料提到了某市在人口普查工作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假定你是一名普查员，请你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措施。 　　要求：问题明确；措施得当，具有针对性；分条作答，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六）　　【给定资料】 　　资料1 　　2011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发布了《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1》。报告披露，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0～18岁儿童总数是2.78亿人。中国弱势儿童群体数量中，孤儿人数从2005年的57.4万上升至2010年的71.2万，五年间增长约24%。0～17岁的各类残疾儿童共504.3万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估计2010年底，约有49.6万～89.4万儿童受艾滋病影响。 　　G市较早便在各区（县）分别组建了一只专门的搜救队伍，对流浪未成年人及街头生活无着流浪人员进行拉网式摸底排查。小贵就是2012年12月的排查中被救助的儿童之一。父母离婚后，由于没有人愿意收养，他已经流浪了一年。由于小贵不是本地人，G市救助站要将小贵送到户籍所在地救助站。据小贵回忆，救助站的人把他送上回家的车，留下他一个人回家。家中已经没有人，房子破败、落满灰尘、也没有吃的。当天，小贵就一个人爬上一个大货车来到G市流浪。记者采访了解到，像小贵这样反复流浪的儿童不在少数。自2012年1月至11月底，G市“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共救助流浪未成人797人次，而由亲属接回的只有203人，只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尽管一些孩子反复说自己“我没人要了”“我是孤儿”……但救助站不是儿童福利院，对救助站来说，他们只想将这些“幼无所依”的儿童尽快送回“家”。一名工作人员说，有的孩子甚至一年就送过七八次。“救助站只是临时救助的地方，但同时，按政策也无法认定他的孤儿身份，福利院没法收养，”救助站副站长杨学萍说，再过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合法监护人来认领，G市救助站只能再次把他送回原籍。 　　江苏沭阳县儿童福利院，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正在给近20名孤弃儿童上音乐课。一个名叫小明的男孩，随音乐点头，天真且开心地挥舞着手臂。尽管还不到两周岁，他却已经有坎坷的人生经历——两年里，被遗弃、被寄养，再到被养父放弃。沭阳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回忆说，2011年春，男婴出生不久即被遗弃，由于无法查找到他的父母，只得经公安机关办理手续，送到县儿童福利院，随后的一年多时间在儿童福利院度过。2012年年中，一位家住沭阳乡下的盲人强烈要求收养这个孩子。然而，作为一名单身盲人推拿师，身体和经济状况并不符合收养的相关条件，福利院考虑到由家庭抚养，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的成长，几经思量，按照相关要求，将男孩寄养给这位盲人。“没想到的是，不到半年，寄养人就将孩子送了回来，原来是知道孩子目光呆滞、反应迟钝，而且随着他渐渐长大，这些症状愈加明显，担心孩子不正常。”沭阳县民政局社会事务和社会福利科工作人员说。 　　事实上，有着类似“坎坷经历”的孤儿远远不止一个。“健康的孩子在儿童福利院里几乎见不到，那些患有先天性疾病和残疾的孩子被遗弃的可能性较大，一般也难以得到家庭收养。”沭阳县民政局副局长仲其清说。“这些孤儿已经经历了被自己的生身父母第一次抛弃，不应该再被社会第二次抛弃。”仲其清说，政府有责任对儿童福利机构的运行实行“兜底政策”，尽量为这些孤弃儿童提供医疗、教育及就业的机会。目前对此的重视和投入程度还远远不够。 　　资料2 　　2013年1月4日上午8时30分左右，河南兰考县城关镇一居民楼发生火灾事故，“爱心妈妈”袁厉害收养的孩童中7人不幸丧生。事故发生后，袁厉害因为非法收养弃婴，已经被公安机关带走。 　　袁厉害是兰考县的一名村妇，从1987年收养第一名兔唇男婴开始，至今20多年收养的弃婴已超过百名。其中年龄大的已经工作结婚离开，年龄小的只有几个月。在公众的眼中看来，袁厉害称得上是一个好人，一个执著地收养弃婴，并几乎以一己之力养活他们的好人。虽然她给孩子们提供的生活条件称不上太好，但至少可以让他们解决基本的温饱，并在心理上感受到“家”的温暖。但是，一个仅凭一己之力办起来的“孤儿院”，终究会有维持不下去的那一天，命运通过这样一次惨痛的意外终止了袁厉害的善举。为什么好人会好得如此艰难，为什么好人在意外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呢？与袁厉害类似的民间慈善除了灰色地存在或被取缔，就没有第三种存在方式吗？ 　　我国法律对收养条件与程序限制较多，办理合法的收养手续困难重重。据民政部1月9日公布的数据，我国现有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即“孤儿”）61.5万名。其中，民政部门的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有10.9万名，其他途径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名。这是客观事实，于是，像袁厉害这样的“不合格”收养人很普遍。对此，政府的常规做法，一是规范引导，二是提供可能的帮扶。 　　兰考县救助站站长聂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通常情况下，合法的民间收养行为是社会救助的有益补充，对于类似草根慈善行为国家一直持鼓励态度。不过，要获取一份孤儿生活补助并不是易事。W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曾称，现在相关的民政机构对孤儿的界定非常严，不利于弃婴获取补贴及资助。 　　以H省L市为例，当地民政部门规定，社会散居孤儿申请孤儿基本生活费，必须由孤儿监护人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并填写H省儿童福利证申请表一式两份。 　　申请时，还应出具孤儿父母死亡证明或人民法院宣告孤儿父母死亡或失踪的证明等多种资料，待县级民政部门审批后，将信息及时录入“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并对批准认定人员发给全省统一印制的儿童福利证，持证人员才可从民政部门每月领取孤儿基本生活费。一旦缺乏监护人，或者当地相关部门不主动作为，孤儿便无法获得身份认定。 　　有研究人员称，目前，中国对家庭寄养福利项目的资金主要来源是税收，还未能形成高效筹集资金的组织，比如西方普遍的红十字慈善会。这不但加大了政府的预算支出，而且，通常政府的拨款要经过条条审核，使得资金下拨时间过长，不利于解决福利事业的燃眉之急。 　　资料3 　　2012年1月19日，王家玉带着他的“孩子”们搬离了他守护了18年的院子，这个院子曾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民间孤儿院所在，位于国家级贫困县安徽省颍上县西三十铺镇的王家玉孤残儿童福利院就此终结了它的“民间”身份。 　　事实上，2011年10月开始，王家玉的儿童福利院就正式被纳入国家福利院体系，只是“新居”的搬迁刚刚完成。“没搬进来前，我老是惦记着，睡不好觉，昨晚睡得特别好。”搬了新家后，王家玉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1994年春天，王家玉从街上领回了一个饿得奄奄一息的流浪孩子。不成想，他后来又领回了第二个、第三个……甚至许多外省的孤残儿童也来到这里。 　　18年过去了，现年72岁的“父亲”王家玉抚养大了500多个孩子，如今还有200多人需要他的照料。 　　然而，资金匮乏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王家玉，“还是要靠社会上好心人士的捐助，但这方面捐助并不稳定。”他说。 　　孩子们没户口，入学、就业有困难；七成以上孤儿是残疾或重病，护理医疗支出大；护理人员年纪大，没有专业资质……各种烦恼让王家玉寝食难安。 　　但是，2010年，颍上县申请到了国家民生工程社会儿童福利中心建设项目的一笔资金。颍上县决定在西三十铺镇化桥村修建一所社会儿童福利院接管王家玉孤儿院，县民政局成为新福利院的主管单位。 　　占地40亩左右的新福利院总投资660多万元，面积是原来孤儿院的5倍。游戏活动室、图书室宽敞明亮，干净整洁的餐厅带有一人多高的碗筷消毒柜，还有孤独症康复室、智障儿童康复室、脑瘫儿童康复室、语言训练室、感觉统合训练室…… 　　每个卧室都带有独立卫生间和阳台，上学的大孩子每两三人一个房间，而学龄前的孩子则每四五人一个房间。 　　被民政局接管后，2011年9月，原孤儿院中所有孩子都办理了户口。而次月“转公”后，未满18周岁的孤儿可以享受到由政府、省级和地方三级财政配给的每人每月100元补助，之前每个月的最低生活补助由颍上县政府照常发放。院里原有的工作人员，颍上县民政局也会继续聘用，并进一步补充有资质的专业护理人员。 　　王家玉也被聘为颍上县社会儿童福利院的名誉院长，可以和孩子们住在一起。“我走不开、也不想走，我会跟孩子们到最后一天。”王家玉说。 　　【问题】 　　“给定资料1～3”中反映了我国孤儿救助方面存在的问题，假定你是一名人大代表，请提交一份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建议。 　　要求：条理清楚，所提建议具体、有针对性，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八）　　【给定资料】 　　资料1 　　迄今为止，完全意义上的中国红色动画电影有五部——《红军桥》（1964）、《小号手》（1973）、《小兵张嘎》（2005）、《闪闪的红星》（2007）、《西柏坡》（2011）。在计划经济时代，《红军桥》和《小号手》作为中国动画辉煌时期的短片，其“政治正确”也就是能被“统购统销”的保证，可谓市场无虞。但近几年，国内电影市场如火如荼，中国动画却总体不振，而三部红色动画长片也遭遇市场之殇。 　　《小兵张嘎》创作历时6年，近10个省市的动画公司、约600人参与制作，在剧组资金最紧张的时候，北京市委宣传部、电影局等单位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声音合成期间，于蓝、郑洞天、姜昆、李琦等演艺界名人纷纷义务配音，不取分文。影片投资1200万，导演孙立军希望可以做到两个亿的产业回报。但无论各方如何慷慨相助，这部不遵从“市场规则”的影片不得不处于一种“雪藏”的状态，尽管导演认为“老少咸宜”，可以“三代人一起看”，但发行部门给投资商的论证中说：“这个动画片不可能收回成本。”至今无缘影院。 　　《西柏坡》是广电总局纪念建党90周年唯一一部献礼动画片，影片宣传词说：“在国外动画电影大片《功夫熊猫》等充斥着中国市场的时候，《西柏坡》用动漫的形式为大人和孩子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让儿童更多地了解党史以及西柏坡在党及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是一次将红色文化教育、红色旅游经济与新的传播方式融合的大胆尝试。”但《西柏坡》却“生不逢时”，上映时“无奈”被《功夫熊猫2》《加勒比海盗4》及《速度与激情5》等众多好莱坞大片“围追堵截”，主要是以学校包场为主，票房很不理想。因为市场的落败，这部兼有政治使命和振兴地方经济使命的动画，最终成了投资方的一厢情愿。 　　资料2 　　当年《建国大业》开拍时共有170多位明星接力演出，创下4亿多元票房，为主旋律电影树立了一个标杆。暑期档前期韩三平又把这种模式复制到了《建党伟业》，明星人数也达到100多人，票房也达到2亿多元。这种营销模式成为了主旋律影片的一大参考。 　　但大制作的主旋律影片在经历了《建国大业》4亿多元的疯狂、《建党伟业》2亿多元的辉煌后，为什么到了《辛亥革命》却遭遇票房仅5000万元？成龙主演并担任总导演，导演是拍过《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等著名电视剧的张黎，赵文瑄、孙淳、李冰冰等联袂主演，《辛亥革命》主创阵容着实不弱。虽然没有上百个明星，但这些演员每个都是实力派。上亿的投资仅换回一半的票房，这一票房滑铁卢让人费解。 　　其实，大制作的主旋律电影的全明星组合模式，早在《建党伟业》上映之时业内就有专家提出担心。一影评人表示：我不反对主旋律影片商业化，甚至都敢于认同其走青春偶像剧的路子，毕竟它消解了以往主旋律电影脸谱化的枯燥与沉重，最大限度地拥抱了观众，回归了电影应该有的价值魅力。但是，我对《建国大业》式主旋律电影到底能走多远还是充满担忧。从《建国大业》到《建党伟业》，运作模式太过单一，无非是明星大腕撑场、攒故事，吸引好奇的观众掏钱到电影院去“数星星”。但好事不过三，若等到下一个大制作还来反复这种游戏的时候，观众会不会感到腻味？ 　　从《建国大业》到《建党伟业》的票房缩水就可见一斑，而《辛亥革命》的票房跳水，是市场在警告中国电影人，不可再用这种游戏模式来玩火。 　　【问题】 　　根据“给定资料1、2”，结合实际谈谈“红色”题材产品如何才能走出低谷。 　　要求：分析深入，条理清晰，观点明确，字数不超过25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