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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 (十)  【给定资料】  1.当今中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领域存在不少问题。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建设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这为我们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没有改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我们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既要增强紧迫感,又要长期努力,尤其需要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2.近年来,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新的社会事务和社会问题。例如,在城镇化过程中,外来人口管理、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城郊结合部管理等问题。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征地拆迁、环境和资源保护、安全生产与劳动保护等问题。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就业与失业、企业改革、劳动权益保护、收入分配、市场监管和服务,以及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等多种社会事务。在信息化过程中,出现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管理、食品药品安全管理等社会事务。由于社会结构变动,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和升级,出现了农民工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养老问题、医疗问题、精神文化甚至生理需求满足问题,出现了独生子女问题和老龄化问题,出现了国际交流与合作、信仰多元化、文化传播与文化安全等问题。这些新的社会事务使得社会管理工作量大大增加,社会管理难度加大。这就需要进行全新的各类社会管理制度的科学设计和制度安排,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也应注重连贯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3.制度是要靠执行来落实的。制度名声再响、力度再大,执行力或可操作性不强,不能形成常态、真抓实干,就会形同虚设,或者流于形式。2011年有两部新修订的法规开始在全国正式施行。虽然两部法规与所有民众关系都十分密切,但两部法规的执行力度和引发的关注度却是“一热一冷”。  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施行,我国对醉酒驾车违法行为的处罚从行政处罚上升到更加严厉的刑事处罚。在过去,由于法律法规对酒后驾车的处罚力度不够,再加上一些酒后驾车人员法制意识淡薄,安全意识不强,存在侥幸心理,视交通法规于不顾等原因,导致酒后驾车屡禁不止。酒后驾车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近年来,由于“酒后驾驶”引发的恶性交通事故案件屡屡危害公共安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2009年6月30日,张明宝在南京江宁区醉酒驾车,沿途撞倒9名路人,撞坏6辆轿车,酿成5死4重伤的惨剧,死者中还有一名孕妇。经检测,肇事司机体内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381毫克。同年8月5日晚,黑龙江鸡西市的张喜军酒后驾驶路虎越野车冲进夜市人群,连撞20多人,造成2人死亡,26人受伤。这次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施行后,2011年5月1日凌晨,北京、南京、广州、深圳、重庆、杭州、哈尔滨等地交警部门纷纷设岗,查获多名涉嫌醉酒驾驶者,他们不但被吊销驾驶证,而且被以“危险驾驶罪”起诉,受到刑事处罚。“醉驾入刑”这一新名词开始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在北京被查获的内蒙古司机李俊杰、哈尔滨的司机于洪浩等全国各地因“醉驾入刑”的“第一人”被诸多媒体曝光。“醉驾入刑”提高了司机的违法成本,对涉酒违法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并对危险驾驶人员起到了很强的震慑和警示作用。同时,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等社会力量广泛宣传酒后驾车危害性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开办专项整治宣传节目,引导文明的饮酒文化,并对典型个案进行曝光,再加上公安交警部门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执法力度和刚度极强,效果才如此显著。“醉驾入刑”已经成为约束酒后驾驶的“撒手锏”,所以很多人不敢去触犯酒驾的“高压线”。  4.而同样是在5月1日,新修订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也正式生效,规定28小类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细则中明确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吸烟,并作为单独条款出现,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表明了中国积极履约控烟的决心和对国民健康的重视。但是仔细查看《实施细则》,规定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志,应当开展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并配备专职或兼职人员对吸烟者进行劝阻等。禁烟本是政府的责任,这一规定却将责任转移到了公共场所经营者身上,而他们只是普通公民,根本就没有处罚措施,会有多少人将新《实施细则》放在眼里?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将导致禁烟效果不佳。  如某市曾在2010年实行号称“史上最严”的控烟条例,明确规定餐厅、网吧、公园、游乐场、机场、火车站、体育馆、咖啡厅,以及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办公室等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条例制订之初,某市就确立了由一个机构综合组织协调,包括市卫生局、公安局、教育局、市地铁总公司等在内的15个部门分工负责的管理体制,但是多头管理却陷入了“无人管理”的真空。声势浩大的立法宣传之后,市民既没见到有谁去制止违法吸烟,更没听说有谁因违规而被处罚。有人调侃道,“一支烟”难倒了15个部门。  5.由于近年来我国各地房价上涨过快,中央出台了包括限购在内的住房调控政策。2011年3月18日,我国南方某市住建局发布《关于贯彻国务院房地产调控政策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8月份,再次下发《关于加强销售资料审核严格执行我市住房限购政策的通知》。而在10月12日起放宽限购条件,“已办理房地产权证超过5年(含)的住房产权转移,不纳入限购的范围;允许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增购一套7500元/平方米以下的住房。”但不到12个小时后,该局又在网上通告称:“为进一步征询社会各界意见,并综合评估政策影响,暂缓执行该政策。”限购松绑昙花一现,该市上演的这一出“房产新政闹剧”掀起了轩然大波。出于环保考虑,国务院办公厅曾发出通知,自2008年6月1日起,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限塑令”实施几年来,有顾客说,“我记得以前去超市买东西,那塑料袋子是免费给你的,结果现在塑料袋非但没有禁下来,反倒是开始收费了,去超市购物,两三毛钱的袋子算不得什么。选择购买塑料袋的人很多。”有关调查发现超市里塑料袋用量少了,但连卷袋的使用量猛增,而农贸市场、小商品市场和路边摊,“限塑令”形同虚设,推广效果甚微。日前在一个农贸市场的早市,一卖菜的商贩说,一开始管得很严,后来慢慢地就不怎么管了。  我国南方某县的计划生育工作多年来一直徘徊在全省倒数1~3名的位置。2008年,新一届领导班子走马上任,为了建立政绩,完成好上级政府下达的计划生育任务,甩掉计划生育落后的帽子,采取了一项新的政策措施,即对计划生育实施高额罚款。具体的罚款标准是:超生第二胎罚款2000元,超生第三胎罚款5000元,超生第四胎或更多罚款10000元。县政府希望通过这项措施的实施有效控制县里的生育数量。同时为了解决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经费不足的问题,有效调动基层计划生育人员的工作热情,该政策还做出了罚款提成的相关规定,即罚款所得,村、镇两级各提成30%。这项政策实施两年多后,县政府调查发现,根本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目标,超生问题仍然很严重。许多人宁愿交纳高额罚款也要生育第二胎和第三胎,有些没钱的家庭甚至举债生育也在所不惜。似乎有很多人都觉得,交了罚款就等于购买到了计划生育的指标,就具有了合理合法的权利,不少人甚至在未生育之前就预先把罚金交了上去。  6.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是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在食品的三要素中(安全、营养、食欲),安全是消费者选择食品的首要标准。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出现了食品的安全事件,如英国“疯牛病”和“口蹄疫”事件、比利时“二恶英”事件,国内的“苏丹红”、“毒米”、“毒油”、“孔雀石绿”、“瘦肉精”、“三聚氰胺”等事件。2011年又曝出“过期染色馒头”、“过期面包”,以及面馆的“牛肉膏”添加剂,90分钟让猪肉、鸡肉变牛肉;为保鲜防腐,不良商贩将水银注入刀鱼体内等丑闻,每一条都让人触目惊心。以致有人惊呼,别告诉我什么有问题,什么不能吃了,请告诉我还有什么没有问题,我还能吃什么。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对人们的健康和生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2009年6月1日起实施的《食品安全法》为保障公众食品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食品安全法》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对全国每个地区所特有的食品安全问题做出详细规定,如《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可以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应当参照执行本法有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定的规定,并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目前有些地方和部门立法有两个非常典型的特征:一是对于不能扩大部门利益和权力、却要增强其责任的立法,有关部门往往采取“不作为”的态度将其长期搁置。二是对于能够有效扩张部门权力和利益的,有关部门往往会积极推动立法。而且在立法过程中,表现出极强的“部门本位”和“部门中心”倾向,以部门意志和部门利益来支配立法,将立法视为强化部门权力和利益的有效工具。在部门利益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时,部门“利”字当头,唯部门利益而行,淡化甚至漠视公众利益,将部门利益置于全局利益和公众利益之上。  7.造成我国当前食品领域乱象丛生,安全问题突出的原因还在于:企业违法生产、加工食品现象不容忽视,少数不法企业违法使用食品添加剂和非食品原料生产加工食品,掺假制假,影响恶劣。食品流通环节经营秩序不规范,有些企业在食品收购、储藏和运输过程中过量使用防腐剂、保鲜剂;部分经营者销售假冒伪劣食品、变质食品。还有在农村市场、城乡结合部及校园周边兜售无厂名厂址、无出厂合格证、无保质期的“三无”食品,假冒伪劣食品严重危害城乡居民和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滞后,我国有国家、行业、地方、企业等不同的食品行业标准,数量超过千项,但我国的食品标准,无论与食品安全形势的实际需求,还是与国际食品安全基本标准相比,都还有较大差距。相关职能部门日常监管不到位,目前一些食品的安全事件很少是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的,而多是媒体报道的结果,如染色馒头是央视暗访的结果,“水银刀鱼”是有网友微博直播过程后,媒体跟进调查的。也就是说,食品安全问题患上了严重的“媒体依赖症”。人们难以从食品监管部门那里获取信息,而媒体担负着监督的主要责任,这意味着正常监管制度的失灵。检测水平低,不能满足当前的需要,我国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机构分布在农业部、卫生部、国家质检总局等多个政府部门,多部门从事同一种行为的管理,切入点和管理手段基本相仿,使本来稀缺的资源更加捉襟见肘,影响了食品安全的监督力度和震慑威力。食品安全保障队伍素质有待提高,食品生产、经营与管理机构中懂得食品安全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极其匮乏,食品生产部门、各类农贸市场、食品市场的管理机构中既懂宏观管理又懂专业知识,能为消费者把好食品安全卫生关的技术人员也同样极其匮乏。  8.最近,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整治制售假劣食品药品的“黑作坊”、制售假劣生产生活资料的“黑工厂”、收赃销赃的“黑市场”和涉黄涉赌涉毒的“黑窝点”。公安部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把开展“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作为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一次具体实践,进一步强化基础源头管理和基础安全防范,提高对辖区违法犯罪活动的防范、发现、控制和打击能力。同时要与农业、质检、工商、食药监、卫生、商务、文化、新闻出版、安监、城管等部门密切配合,建立健全合作机制,以达到早发现、早检测、早查处和关口前移、减少危害的目的。要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坚持保护合法、取缔非法、打击违法,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9.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制度是制约人们行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利益矛盾的一些社会公认的规则。对社会管理来说,制度具有长期性、根本性、全局性和稳定性的特征。现代政府需要通过制度的科学设计和有效执行对社会进行管理。政府对各类社会管理制度的科学设计要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让公众参与决策过程,尤其是面对利益分化、阶层多样化等复杂的社会现状,只有公众参与制定公共政策,政策符合大多数公众的民意和利益,制度执行过程才能较为顺畅。  10.燃放烟花爆竹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节日与喜庆的重要内容,但烟花爆竹引起的火灾也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无数伤痛。然而所有人都承认,包括现在主张禁放烟花爆竹的人士也承认,在重大节日,如除夕夜、元宵节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国大地上非常流行的一种习俗。因此,政府在政策制定上,不能单纯的禁止或者开放,如北京市政府从1993年12月1日起,率先实行“禁放令”,规定在城市中心的八个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违者要处以100元到2000元的罚款。此后,全国有280多个城市相继实行了类似的“禁放令”,但效果并不理想,总有一些不甘心的市民偷偷地点花放炮,各地政府部门为了抓这些抗令不遵的人,没少劳神费力。在2005年的除夕夜,北京市一共出动了13万人上街查禁放,真可谓兴师动众。“禁放令”实行以来,全国各地反对的声音也一直没断过,许多人认为,这是传统民俗,不该禁。眼看着为烟花爆竹开禁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不少当初实行了“禁放令”的城市开始逐步解禁。在规定了时间、地点和可以放的爆竹种类之后,把放鞭炮庆新春的乐趣还给了市民。2005年底,北京市在充分听取市民意见后,修改了规定,以“限放令”取代“禁放令”,五环路以内地区可在规定时间内燃放。由于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上的逐步完善,同时,加大执法力度,增派执法力量、延长检查时间,对重要地点和禁放区域加大巡查监控力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1.北京市朝阳区“一网”、“两库”、“三关”社会维稳风险治理经验也值得学习。该体系基本覆盖了基层维稳涉及的范围和环节,从本质来说属于风险管理机制建设的范畴,通过配备机构、配备人员、提升能力三方面来实施,其中关键是机制创新和手段优化。“一网”是情报信息网络,对应的是信息管理。它共有三个层面组成。第一层面是区级,由区维稳办牵头。把控全区情报信息的交流、交换工作,实现情报信息在区级层面上的综合利用和共享,实现全区情报信息资源的纵向统筹。第二层面是区属职能部门和街乡,建立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街乡之间、街乡与街乡之间的沟通机制,实现全区情报信息资源的横向沟通。第三是基础层面,建立覆盖全区各社区、村基层和社会单位的维稳情报信息员队伍,全面掌握各类涉稳信息。  “两库”是基本情况库和应急决策支持库,对应的是知识管理。基本情况库涵盖各类维稳资料及相关知识,为决策提供资料支持。基本情况库包含重点人情况资料库、重点矛盾纠纷库和公共安全基本情况库等3个子库,实现对重点人、重点矛盾纠纷及全区水电气热、交通运输、食品供应、卫生医疗等公共安全相关情况的全面收集、合理分类、动态更新。应急决策支持库以规范化的案例收集和标准化的应急处置为主要内容,为决策提供辅助依据。应急决策支持库以群体性事件决策支持系统、突发公共事件决策支持系统和媒体应对决策支持系统等三个子系统为基础。一方面,分类收集掌握世界范围内已有的各种涉稳事件的典型案例,总结其发生原因、处置过程、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根据案例提炼总结形成针对各类涉稳事件能够采取的若干标准化、规范化的处置办法。  “三关”是情报研判预警关、科学决策关和督察考核关。对应的是绩效管理。情报研判预警关,实现分级评定风险程度、科学研判情报信息、准确分析趋势走向,以目前世界通用的风险等级评定标准为基础,结合对以往涉稳事件情报预警的规律性分析,构建了一套符合区情特点的情报信息风险指标评定标准。科学决策关,实现处置流程标准化、决策机制规范化、体系运行制度化,根据情报研判预警关所确定的风险等级,设计出完善的标准化处置流程,明确不同级别事件的处置责任主体、处置时限、工作标准。督察考核关,实现实绩与政绩挂钩、责任与后果明确、奖励与处罚分明,建立一整套贯彻维稳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的督察机制。一是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对因决策失误、指挥失当、措施不到位、人员不到位等原因造成严重后果的,分门别类明确处罚标准。二是建立绩效考核机制,制定科学完善的绩效考核办法,定期对各部门、各街乡的工作成效进行考核,确保客观公正。  事件情况:高安屯垃圾填埋场是北京市在2002年建成使用的市政工程,占地600亩,周边涉及居民近10万人,设计垃圾处理能力1000吨/日,实际达3400~3700吨/日,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2008年入夏以来,由于填埋垃圾的时间周期和多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填埋场的垃圾异味问题较以往更为严重,周边居民反映强烈。  2008年8月25日,时值北京奥运会刚刚落幕,填埋场附近某小区的业主论坛上,有人发帖号召业主于8月30日上午到小区附近路口集会游行,并组织“万人签名”活动。30日上午,有120余名小区居民在路口聚集,100余人围观。聚集事件发生以后,部分业主在网上炒作,扬言要继续以此方式表示抗议。网络发帖愈演愈烈,每天相关帖子达数百条,在舆论上形成了很大声势。朝阳区迅速成立专项领导小组和现场处置指挥部,依托“一网、两库、三关”体系开展处置工作。  12.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1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问题】  阅读“给定资料”,以“在制度设计中如何体现科学性、有效性”为主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1)参考给定资料,自定角度,自拟题目;  (2)观点明确,联系实际,分析具体,条理清楚,语言流畅;  (3)总字数在800~1000字。

问答题 (五)  【给定资料】  1.近年来,“拆迁”一直是当下事关国计民生的“热点、焦点、痛点”问题;当城市化、现代化席卷而来,拆迁就一刻不止,伴之而来的是无休止的利益纠纷,上访、强拆、自焚,似乎在哪个城市都未能避免。拆迁本来是促进城市发展的必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拆迁是城市发展的必经之路。随着城市的发展,过去的城市布局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现代化城市的发展。除旧革新,让城市功能更加完备、更加顺应人们现代化、快节奏、高速率的生活方式,让百姓生活的幸福指数越来越高,才是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  2.2010年9月10日,宜黄县政府为新客运站建设进行例行的强拆动员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因处置不慎,导致3名被拆迁当事人烧伤,强拆动员工作遂因此停止,被烧伤的当事人在县医院初步救治后,因伤势较重转入省一附医院继续救治。事发的第二天,数张当事人被烧伤的现场照片出现在网络上,很快这些照片及文字报道被众多网站转载,从而引发了全国网民的高度关注。刚开始只是一些非主流网站介入事件的报道,几天之后,主流媒体介入其中,使事件骤然升级,并迅速上升为一起全国关注的公共事件,最终引起了市、省乃至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9月16日,县委主要领导亲赴机场,安抚受伤者家属,劝说其放弃越级上访,就地解决问题。9月17日,被烧伤的当事人之一叶忠诚在医院不治身亡,尸体被运回宜黄。9月17日,事件引发当地政坛地震,8名事件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其中书记、县长被立案调查。9月18日以后,省市相关调查组进驻宜黄对事件进行调查。10月10日,县委书记邱建国、县长苏建国被免去职务。同日,新任领导到岗。对此类事件如此严厉的问责,可以说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  无庸讳言,这一事件对宜黄造成了极大负面影响,县主要领导遭遇舆论的强大压力,众多与城建和招商引资相关的项目被迫停止。县领导的主要精力全部用于处理善后和“灭火”工作,一些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遭遇重挫,全县上下对此事议论纷纷。很多人担心,如果因为这一事件导致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停顿,那么宜黄的发展可能后退五年。  2010年10月12日前,宜黄县政府一位署名慧昌的官员对强拆自焚事件进行分析和梳理提出:“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崭新的中国’,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然伴随着拆迁,但如果把所有“拆”字前面都加上一个“强”字,不仅与事实不符,也无助于将来的城市发展。在为了公共利益、经过合理补偿的前提下,拆迁并无不可。但假如以“没有强拆就没有城市化”来理解“公共利益”,理直气壮地称“谁影响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则显然是对公共利益的藐视。  3.根据现行法律体系。商业开发商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方式只能是通过转让。要么是从国家(即政府)手里,要么是从单位或个人手里。共同的特征都是拿钱买。  国家虽然是国有土地的所有权人,但是土地的使用权一旦被单位或个人取得后,政府非在特定情形下是不能收回的,这个特定情形就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商业开发显然不是公共利益,政府不能强行征收。  公序良俗里有“一女不许配二家”的道德规范,法律上也规定国家不得将同一块土地同时卖给两个人使用。《物权法》第136条规定:“新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权。”即我的房屋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政府不能再将我屋下的这块土地卖给商业开发商。  反过来,商业开发商如果没有和老百姓谈妥,而去搞强制拆迁,政府肯定违法。因为这种情形下,开发商不具备“拆迁人”的资格。这也就是为什么老百姓一告就赢,许许多多的“县太爷”被摘帽子的原因。  4.最近,一些地方上演了几起暴力拆迁悲剧,引发专家学者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质疑,酝酿已久的新拆迁条例修订进程在此背景下加快推进。  《宪法》修正案第22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物权法》第42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问题的关键是,何谓“公共利益”?现行的拆迁条例没有区分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物权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对于什么是公共利益也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立法上的空缺为地方政府通过立法和行政执法的政策再界定过程留下了发挥的空间。于是,一些地方政府披着“公共利益”的华丽外衣,把公共管理商业化,公权服务沦为了为商业开发“保驾护航”的附庸。  【问题】  结合给定资料,围绕“强拆”,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观点鲜明,条理清晰,联系实际,文字表达流畅。1000字左右。

问答题 (四)  【给定资料】  1.据《北京日报》等媒体报道,有京版《廉政准则》之称的《北京市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暂行规定》已于2011年10月正式颁布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参加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述廉时,应向党组织如实报告住房、投资及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等有关事项。  近年来,关于建立健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北京市此举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进步。近期,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爱调研网,对2908人进行的在线调查显示,80.5%的人对北京市的这一规定表示支持。受访者中,政府公务人员占11.9%。  北京市某事业单位员工张鑫(化名)力挺北京市此次廉政新规。“原先大多数规定只要求官员向纪检或者组织部门申报财产,北京这个规定要求官员在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述廉时向党组织报告,这就意味着参加这些活动的一般党员也能知晓官员的财产状况,范围比以前扩大了。”  一名爱调研网网友认为,作为一种新突破,北京市的做法值得肯定,但有些条文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申报的主体不能仅限于一把手,而应扩大到所有公务员;申报的场合不应该只限于党内的民主生活会,而应更加公开。  在民意中国网网友张同冰看来,官员财产申报是一项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制度,它不但有助于反腐倡廉,更有利于加强人民群众对干部的监督,树立官员良好形象。  调查中,92.4%的人认为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其中,64.9%的受访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公务人员受访者中,认为非常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比例(71.4%),要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受访者(64.1%)。  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教授龙太江指出,在抑制腐败方面,官员财产申报被证明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现在社会各界对于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的诉求非常强烈,国家需要尽快推动这一制度的法制化进程,回应公众的诉求。  2.据了解,早在1987年,就有人提出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想法。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之后,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等文件。新疆阿勒泰、江西黎川等地也进行了官员财产申报的实践。然而,时至今日,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法律仍未出台。  王敬波表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关键在于能否打破官员的整体利益。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制,仅仅停留在党内监督或行政系统内部监督远远不够,必须要引入公众力量,进行强有力的社会监督。  孙立平也表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出台,不取决于技术性过程,而是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博弈,取决于社会对既得利益的阻止能力。反腐败必须诉诸于社会,如果没有来自社会力量对权力的监督,反腐目标很难实现。  【问题】  给定资料中介绍了已于2011年10月正式颁布施行的《北京市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暂行规定》,该规定明确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参加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述廉时,应向党组织如实报告住房、投资及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等有关事项。请你以此为话题,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结合“给定资料”,并注意联系当前社会实际和自身体会;  (2)观点明确,内容充实,层次清楚,语言流畅;  (3)不少于1000字。

问答题 (四十二)  【给定资料】  1.6:1和16:1——这是重庆2008与2009两年大学生“村官”的录取比例;72.5%和3.2%——这是重庆基层对农林牧渔专业大学生的需求比例与实际选派到村工作的这些专业大学生比例。  重庆只是缩影。岁末年初,大学生“村官”成为社会热点。这股热,热在国家政策支持,热在新农村建设需要,也热在学生就业意向。这股热,呼唤冷静思考,呼唤供需协调,呼唤扎实推进。重庆市渝北区组织部的赵兵,对于2008年12月13日重庆市在清华大学举行的招聘会记忆深刻:“来的学生很多,北大、清华的都有,还有外地的,我们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  2008年12月31日,重庆市2009年选派大学生“村官”工作结束报名,来自全国各地的40733名大学生报名争夺2500个“村官”名额。  就业压力日趋增大,让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将眼光转向乡村。而重庆统筹城乡改革发展试验区的建设,也增加了毕业生来这里的期望。重庆2008年第一批大学生“村官”的录取比例是6:1,而2009年,这个数字将刷新为16:1。  “我们的计划是力争到2012年,重庆市乡镇干部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人员的占比由25%提高到35%,村‘两委’班子中大学生占到30%以上。”重庆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洪承义说。  至于大学生“村官”到底能给村里带来什么变化,硚田村村主任田川并不确定,只是“觉得肯定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他们懂得多,眼界广,能给村里带来新东西。”  2.大学生“村官”是指政府选聘的专科以上学历应届或者往届优秀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乡镇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或团委书记、副书记等职务的工作者。  1995年,为解决“三农”问题,江苏省率先招聘大学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1999年,浙江省宁波市采用公开招考的方式,推行“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2005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中办发[2005]18号),进一步推动了大学生“村官”工作。  2008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会同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座谈会,部署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决定从2008年开始,用5年的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中组部《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意见(试行)》(组通字[2008]18号)指出,为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和奉献精神,对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的党政干部后备人才,形成来自基层和生产一线的党政干部培养链;引导高校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面向基层就业创业,到经济社会发展最需要的地方施展才华,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提供人才支持和组织保证,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招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  2008年4月至10月,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选聘七八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目前约有30万名大学生活跃在新农村建设第一线,大学生“村官”工作进入到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  3.选聘到村任职的高校毕业生为“村级组织特设岗位”人员,由各省区市提出计划并组织选聘工作。比照公务员管理有关规定,由乡镇党委、政府负责工作管理及考核。县级组织人事部门与毕业生签订聘任合同,明确各自的职责和义务。聘用合同期一般为2~3年,工作期满后,经组织考核合格、本人自愿的,可继续聘任。不再续聘的,引导和鼓励其就业、创业。  对选聘到村任职的高校毕业生,比照本地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后工资水平,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给予一定工作、生活补贴。中央财政按东、中、西部不同地区,人均每年分别按5000元、1万元、1.5万元的标准拨付,并按人均2000元发放一次性安置费,不足部分由地方财政承担。  在村任职2年以上,工作表现良好、考核合格的,报考党政机关公务员和研究生的享受增加分数等优惠政策,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4.2008年10月27日,胡锦涛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十佳大学生村官”的有关汇报材料上作出重要批示,称赞大学生“村官”的创业激情和奉献精神难能可贵。2008年12月22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大学生“村官”代表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他强调,大学生“村官”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党政机关培养和储备来自工农一线后备人才的重要来源。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要切实关心大学生“村官”的成长成才,着力构建大学生“村官”工作的长效机制,努力使大学生“村官”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  5.近段时间以来,“村官”突然火了起来,不仅大学生们争着要当村官,就连不少拥有亿万身家的富豪们也纷纷返乡竞选村官。近日,陕西富豪、民企老总王文选当选韩城市龙门村村委会主任,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在传统社会,拥有权力和财富,植根于土地的乡绅阶层,连接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成员与国家,充当了乡村的治理者。  最早出现“富人村支书”现象的是绍兴县。据绍兴县的一项统计表明,在该县2046名村“两委”委员中,“富人”占总数的20%以上,其中在333名村党支部书记中,私营业主有136名,占40.84%;个体工商户32名,占9.61%。在333名村(居)委员会主任中,私营业主有69名,占20.72%;个体工商户44人,占13.21%。这表明,“富人村支书”“富人村委主任”比例很高。“富人”做“村官”已成为绍兴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绍兴县委组织部调研室主任钟伟告诉记者,绍兴县委组织部曾专门对这一现象进行过调研,发现大部分“富人村官”有责任心、有荣誉感,不仅自己有能力致富,而且还愿意带着大家、帮助大家一起致富,这些“富人村官”有能力、有办法,在村民中有威信。调查发现,虽然“富人村官”的比例逐年上升,但反映村干部的信访量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许多“富人”做村支书的村子,没有发生信访事件。  富人为什么会去做“村官”呢?多数“富人”参选“村官”,是想展示自己的才能,也有富人是真正想带领村民发展经济,为家乡做点事。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富了后,希望在政治上有所追求,给自己挣足“面子”。  对此,市委组织部有关人士对记者说,“富人村官”在村里起到了“双带”作用,他们许多人做“村官”不拿报酬,还为村里垫付费用,特别是他们眼界开阔,有能力为村民做实事,受到群众的好评,当然也有一些对“富人村官”的议论和反映,主要是存在家族利益和私心等问题,也需要引起重视。如何优化村级组织,让村里的“富人”能人更好地带动村民致富,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6.在市场经济下,农村的人才、物质资源和资金都是净流出的情况下,是什么原因让资源流回农村了呢?关注和研究“返乡农民工”现象的南昌市社科联副主席张恒立认为:“叶落总要归根的思想,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往往是一些‘富人’愿意返乡担任村官的考量因素。”以往,“强人治村”是农村发展史上无法被回避的话题。可随着全国各地一批批有成之士入主村庄,“富人治村”的概念开始蔓延。邀请眼界宽、思路活的“富人”返乡治村,这也契合了当前的时代潮流。  “村子里几十年不变,我就想帮着村里做点事,发展当地的特色农业,带领大家一起致富。”作为南昌市返乡农民工村官的一员,2009年,35岁的南昌市湾里区太平乡枫林村村主任凌细清一边开着带有天窗的丰田凯美瑞,一边告诉记者他参选的初衷。他原本是地道的生意人,一年挣得几十万、近百万元,不愁吃穿。村官月薪最多才800元,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返乡之路。  如今,走马上任3个月的凌细清,一边照看着自己在安义的生意,一边在村里任职,两边兼顾。在村里,他按照村支书的设想,继续完善村里的道路。  7.2008年12月9日,陕西省韩城龙门村第七届村委会选举,最终某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文选当选村主任。竞选前王对村民承诺,要在上任前两年每年为每位村民分5000元,第三年分10000元。他在当选后第二日就兑现竞选承诺,个人垫资1300万提前将其3年任期内承诺分给村民的“人头钱”分给各户,全村不论老幼,每人分得2万元。这在韩城乃至渭南引起不小的轰动。  当记者问王文选为什么要竞选“村官”时,王文选给出的解释和竞选时给村民的诺言一样。他说自己生在龙门村长在龙门村,对村子有着深厚的感情。当村主任的目的是想让家乡面貌变得更好,让村民都走上富裕的道路。他认为,要发展经济需要有投入的资本,所以他把钱提前发给大家,让村民“用钱生钱”。  有人认为王文选是看中了村办企业的利润,通过“天价”得到“村官”后为自己牟利,对此王文选笑着说,他的海燕集团2008年产值已达10个亿,上缴税金1.3亿,而且他在龙钢等大企业也有股份。他说,他现在赚到的钱,足够他和家人享用了。而龙门村现有的村办企业,估计年产值加起来也就是1000万~2000万元。  8.新华网合肥2007年9月29日消息,蚌埠市凤阳县辞退两名大学生“村官”引起舆论关注。凤阳县人事局局长高峰拿着一份聘用合同说:“辞退易福的理由只有一条,连续两个月没有到任职的板桥镇陈湾村上班,年度考核不合格。”2006年9月易福等19名大学生被凤阳县聘为“村官”,经过培训,他们到该县几个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任科技副主任。  记者采访易福时,他讲了四条理由:一是工资待遇太低,生活费每个月600元,还需要结婚送礼,河堤集资等,加上日常零用,所剩无几;二是省里选拔时说表现优秀的,选拔为乡镇机关干部,但在凤阳根本没有执行,到现在为止,几乎没人被选拔;三是对我们不重视,我加入到“村官”队伍是想在农村成就一番事业,但是绝大多数时间没人关心,无事可做;四是发展空间太小,我是大学毕业生,一些想法总是与他们格格不入,缺乏共同语言,“壮志难酬”啊!  9.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份调查显示,超过57%的毕业生认为,担任“村官”是自己在就业压力和优惠政策引力下作出的选择。对农村怀有感情、想成就一番事业的占24%,把农村作为磨炼自己舞台的占17%。对于3年届满后的工作去向,40%想考公务员,39%想继续在农村工作,3%想考研。  大学生“村官”网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734名投票者中,21.8%的人表示3年期满后愿意继续留在农村工作;58%的人则决定考公务员进入政府部门。江苏省泗洪县委某副书记说:“有些大学生到村任职只是为以后升迁仕途打基础,把到村任职当成曲线就业的跳板。”  10.日前,湖南临武县政协在专题调研中发现,村干部离村化现象日趋严重,据调查,全县离村村干部多达98人。  近年来,不少地方为了解决村干部队伍素质低下、结构老化、战斗力弱化等实际问题,纷纷把目光投向先富群体,而众多的致富带头人也渴望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因此“富人村官”愈来愈多。致富带头人一旦当选为村干部,就必须及时转变角色,把群众利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切实解决好“自己富”与“带民富”的关系。但是,由于部分“富人村官”参选动机不纯,加之村干部报酬偏低,以及缺乏必要的管理约束机制,他们虽然占据着村干部的岗位,却“身在曹营心在汉”,把主要时间和精力仍放在“自己富”上。  致富带头人是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排头兵,选拔他们当村干部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十分必要。但问题的关键是,从致富带头人到合格的村干部是一个过程,绝不能“一选了之”。对农村广大致富带头人,乡镇党委和有关部门要跟踪观察、培养,加强思想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道德品质和精神境界,引导他们正确认识个人带头致富与群众共同富裕的关系,以先富带后富,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要仔细甄别、严格选拔,把那些既有富民本领又确有富民愿望的经济能人选进村级领导班子。另外,要切实加强村干部队伍的管理,完善监督、考核、制约机制,定期组织群众评议,及时将那些长期离村的村干部“淘汰出局”。  11.“刚开始,我对大学生‘村官’这事接受不了,有抵触,还有点轻视,农村情况复杂,一群毛孩子,干不成啥事。后来看看,大学生‘村官’有人品,有能力,我觉得自己随时有被取代的可能,但这是件好事。”一位村干部对记者这样评价大学生“村官”。  但并不是所有大学生“村官”都能得到认可。记者采访中,一位村民说,大学生“村官”就像庄稼一样,来了一茬又走了一茬,真正在农村扎根的不多。除了上面提到的客观原因外,缺乏准确定位和急功近利等主观因素,也让这些“空降兵”们难以留在农村。  “我们把自己当村官,可他们把我们当大学生”,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的北京市房山区大学生“村官”刘洋对记者说,“大学生,一方面有文化,懂书本知识;另一方面意思,你是学生,你不懂基层”。  安徽省来安县任职的大学生“村官”张琳(征求受访者意见,采用化名)2008年毕业于安庆师范学院。虽是本村人,2008年8月走马上任的她至今仍有不适应,她说,“我把自己当村民,村民把我们当村干,村干把我们当大学生”。虽然当初打定主意要回到村里,但如今,她也不能确定任期满后是否会留在村里。  “如今体验了一年的村官生活,尝过了那份酸苦,我彷徨了,迷惑了。不知道路该走向何方?大学生‘村官’真成了摆设和附属品吗?3年后在基层奋斗过的大学生村干部又要面临失业吗?”河南驻马店大学生“村官”乐倩在其日志中写出了自己的困惑。  12.2009年1月14日,陕西安康学院二年级女学生、19岁的白一彤,高票当选陕西省清涧县高杰村村长,被网民称为“中国基层民主第一人”。  在白一彤当选之前,高杰村的这次换届,已经有过一次候选人提名、三次正式选举,没有一人的票数能够过半。她竟以近98%的得票率,鹤立鸡群。  白一彤的背后,站着她的“显赫”家族。事实上,她的参选,也的确缘自父亲白岩林的一个电话。只有她的户籍在村里,具备候选人资格。  白一彤的爷爷白补厚,曾任县农业局副局长,去世多年,素有官声。大伯部队转业后在榆林公安局工作。二伯现为榆林新恒安集团董事长,在陕北颇具影响力。  高杰村人选择的,是白补厚的子孙一家。他们读了书、挣了钱,有祖辈的清誉,有现实的资源,更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投入。镇上的一位老者说:“若非如此,白一彤在选举现场哪怕是宣读一百条承诺,都没有用。”  2009年1月18日,白一彤站在一群陕北汉子中间安排,拍着大老爷们的肩膀,不时爽朗大笑。白一彤说:“目前村上的账目还没有交。好多人跟我说:‘以前的别管了。’但我的想法是:能调解尽量调解,谁造成的亏空谁补回来。如果抗拒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走法律程序。”大年三十,白一彤用自己的压岁钱购买了大米、面粉、食用油,慰问了村里的孤寡老人等。正月初三,高杰村首届农民运动会如期举行。  为了支持女儿的工作,父亲白岩林把小车长期留在高杰村,助理负责为白一彤处理各种对外事务。还有一个也是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孩日夜陪伴着白一彤,为她提包,给她解闷,照顾她的生活。  选举前发放的宣传单上,白一彤承诺几年内带领父老乡亲做好10件大事,包括建一个综合服务大楼、一所新型合作医疗所、修建一条环山公路等。如今,只有“春节前每户发放1000斤煤”兑现,而恰恰就是这一条承诺的兑现,让她陷入了“贿选”舆论漩涡。之前的修路过程中,曾经砍了别人的枣树,毁了邻村的窑洞,白一彤还与别人发生了肢体冲突。  白一彤希望把废弃的村小学校舍改成老年公寓,却拿不到小学的钥匙。她认为镇上不支持她的工作。镇党委书记惠生礼说,小学校舍的产权构成复杂,至少要与邻近六个村协商才能借用。  当矛盾激化,白一彤曾经给县委组织部长张常青打电话。“她说镇里主要领导不支持她工作,能否调整一下,把另一个乡镇的领导调过来。”张常青说,“我觉得白一彤提出这种要求是很幼稚的,我把她批评了一顿。”  白一彤说:“有时候真想打退堂鼓,哭过很多次。”现在,她会一面笑着说当初被父亲骗了,一面正色道:“我是高杰村人,也是80后的大学生,感谢父老乡亲给我平台,让我为家乡脱贫致富贡献自己的才能。”  13.一些村民说:“有钱了,富人想当官很自然。”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富人跃上农村政治舞台虽有“好处”,可贿选、精力分散等多受诟病。  在村委会换届选举前,送钱送礼拉选票的事情在不少农村都有发生。2008年浙江省第八届村民委员会选举后,各地查出各类违法违纪案件290多起,其中以贿选居多。义乌市就查处了37起破坏选举和贿选案件,10名党员受到党纪处分,90人被行政拘留。  陈建义说,对贿选的界定和查处目前还存在一定难度。“你很难去界定多少钱是贿选,在农村,很多人沾亲带故,人情关系复杂。此外,对贿选来说,守法成本远高于违法成本”。  “老板村官”的精力分散还导致了村干部是不是需要专职化的讨论。温州、台州等地农村还存在村委干部一直在外经商赚钱,村里事务找委托代理人处理的情况。  有关人士认为,由于村委会是自治组织,其核心是“不脱离生产”,因此不可能要求他们像公务员那样限制经商,然而对于村务“委托代理”的现象是不允许的,因为村干部肩负着村民的信任,他们没有权利转嫁这种信任。  村干部处事的动机大多是公益考虑,背后隐忧也不容忽视,一旦“公益冲动”变成违规利己的“私益冲动”,监管就成为一个课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乡镇干部认为,在这些由富人群体组成的村干部团队中,存在利用手中权力进入更高平台、发展更好人脉、进一步谋求或保护自己经济利益的做法,甚至不排除在村集体经济中做手脚、捞好处、发展壮大自己家族势力的行为。  14.在什么人适合当村官的问题上,以一个什么标准衡量村官候选人,仍有许多现实困境。村官要有文化?大学生“村官”来了,大多又是遗憾地走了;村官要有资本?先前的一些富豪村官开着宝马,一路叫嚷着“我就是法!”在此,不禁疑问:富豪村官等于“能人村官”吗?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没有足够资金投入也很难,但问题在于人心被金钱收买后,农村自治又将面临现实困惑,所以“能人村官”不仅是经济能手,更应是“带来一阵文明之风”的村官。一个好村官,不仅要有搞好经济的本领与能力,更要有较高的政治修养与成熟的治理思维。在此,能做一个出色的商人,未必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村官,尽管村官是目前中国“最小的官”。一个优秀的村官也许能够带领村民走上致富之路,但村官也是最受考验的一个“官”。  当然,富豪也好,其他各色人等也罢,只要有能力当好村官,只要民意认可,都应一视同仁。只是“马上能打天下,下马未必能治天下”,所以欢迎富豪村官的同时,也不必拜倒在金钱之下,而应理性地维护本身开始日益完善的村民自治体制。如果富豪村官只善于发挥“经济这一只手”,且对家乡有一种感恩,那么做一个投资者或慈善家也未必不可。  1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通知》要求,规范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提名方式。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候选人由本村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提名产生,候选人的名额应当多于应选名额。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各地要对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的资格条件作出规定,引导村民把办事公道、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热心为村民服务的人提名为候选人。鼓励农村致富能手、复转军人、外出务工经商返乡农民、回乡大中专毕业生、大学生“村官”、县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提前离岗或退休干部职工通过法定程序积极参与选举村民委员会成员的竞争。  规范候选人的竞争行为。村民选举委员会应积极主动、客观公正地向村民介绍正式候选人的情况。有条件的地方,提倡组织候选人同村民见面,介绍治村设想或竞职承诺,回答村民提出的问题,禁止候选人或候选人指使的人私下拉票。要加强对候选人治村设想或竞职承诺的审核把关工作,治村设想或竞职承诺不得有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的内容,不得有侵犯其他村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不得有对竞争对手进行人身攻击的内容。要引导候选人着力围绕发展经济、完善管理、改进服务提出方案和措施,防止出现为当选进行个人捐助村内公益事业财物比拼加码的现象。对候选人承诺捐助村集体的资金或物资,不应由候选人在选举前或选举后私自决定分配方案,而应交由依法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组织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民主讨论决定。  【问题】  认真阅读“给定资料”,请你结合材料中反映的“富人村官”现象,就如何解决农村人才缺乏的问题写一篇800字左右的议论文。  要求:(1)观点正确,中心明确,事实与观点紧密结合。  (2)结构完整,语言流畅。

问答题 (七)  【给定资料】  1.2011年“两会”是为“十二五规划”献计献策的“两会”,网友对“十二五规划”有何期待?调查显示,“收入分配”成为最大的期待,72.2%的受访者希望“十二五规划”更注重这个问题。同样在2010年两会召开前夕,新华网开展了“你最关心的话题”网络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分配不公问题在18个选题中位居第一。两会期间,分配不公问题也是代表委员们讨论的一大热点,成为议案提案涉及最多的问题之一。这从某种程度说明,分配不公问题已引起社会各方面高度关注,广大群众对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缓解目前过大的收入差距充满期待。  收入分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解决好分配不公问题,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任务,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由于分配领域种种不公问题,导致我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行业之间看,垄断行业收入畸高,一些行业凭借国家赋予的垄断地位轻而易举获取高额利润,并将其转化为员工的收入和福利,事实上这些过高收入与员工的劳动贡献和企业的真实业绩并不相符,而为国民经济作出突出贡献的一般竞争性行业职工的收入却存在偏低的现象;从城乡之间看,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2.36:1,扩大到2009年的3.33:1;从区域之间看,东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09年浙江、贵州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4611元、12862.5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0007元、3000余元;从不同群体之间看,高收入阶层财富增长较快,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而另一方面,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超过4000万人,低收入群体还有2.7亿人。  2.对于当前存在的分配不公现象,社会十分关注。这其中有社会历史的原因。分配不公看起来是近些年的事情,但实际上,有些是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问题。另外,由于自然、历史等客观条件形成的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也是造成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有体制改革不到位的原因。我国还处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体制机制还没建立起来,而有些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规则仍然存在,体制的不健全必然造成分配的不公平。也有相关政策不完善的原因,因为分配问题并不单单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也受到很多方面政策的制约。比如,受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政策的限制,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还有分配制度改革滞后的原因。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合理的分配比例关系,没有建立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以确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管理机制、监督机制等还不健全,对分配的调节功能有限,分配的调节和监管不够有效。  3.浙江省社科院的杨建华教授每年在阳光财富观论坛上发布一份有质量的调查报告。2010年的浙江省首份财富观调查报告,让人觉得有点“辣”。2011年,杨建华带来的是《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分配问题调查报告》,同样让台下的观众若有所思。  报告显示,浙江省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611元,比全国平均水平17175元高出7536元,是继2000年以后连续第九年居全国各省区中第一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007元,连续25年位居全国各省区首位。  但这些高平均数是否能代表区域内大部分群众的真正收入水平,“被高平均”部分有多大?收入差距背后的形成机制是什么?杨建华教授带头做的这份调查报告,就试图解答这些提问。该调查是在今年上半年启动的,面向浙江全省不同阶层、社会群体共发放12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152份。  报告中的关键数字令人深思:20%高收入组的个人年收入均值是20%低收入组的17倍;20%低收入组占有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3.5%,而20%高收入组占有的收入达到了总收入的58.7%,七成以上调查者收入在平均线以下,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逐渐明显。  据《青年时报》报道,杭州一户普通的三口之家,妻子张桦就职于自来水公司,丈夫是生物制药公司职员。两口子每月工资收入7500元,仍觉得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小家庭看起来和美,但其实很脆弱。万一夫妻俩中有人生病,这个家就岌岌可危了。  “十一五”以来,杭州的GDP高速增长,为什么像张桦这样杭州市民中的典型中等收入者,似乎并没有分享到增长的好处呢?  专家说,张桦一家的境况,跟社会分配有关系。问题的症结在于,目前杭州的收入分配体系中,政府和企业拿得太多,普通民众拿得太少;而杨建华教授所说的现象,也跟收入分配有关,因为保障性福利是社会的第二次分配。  还有,大量的财富被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牢牢把握住。据统计,“十一五”期间,杭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从2006年的670元提高到了2010年的1100元,增幅为64.2%:而2005年到2009年的人均GDP增幅却达到了100.3%,两者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国有企业掌握了太多资源,但目前只上缴40%的利润。这很容易加大收入差距,非常不利于再分配。”浙江大学经济系教授叶航强调。  多年来,企业也一直没有建立起工资增长机制。“现在很多企业加不加工资,都是老板说了算。”杭州市发改委规划处处长吴九奇坦言。  国内不合理的税制也是造成老百姓收入变相减少的原因之一。目前,国内向企业收取的是营业税和增值税,这两种税存在很大的弊端。不仅逃税空间大,而且只要商家提高物价,很容易就能把税收负担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收入的漏洞拉大了不公平,让消费者收入变相减少了。所以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越来越高,老百姓负担越来越大。”叶航感叹。  4.新时期以来,很多人在改革开放政策的鼓励下,率先富了起来。对他们的合法收入依法予以保护,同时进行必要的调节,这是促进分配公平、缩小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要求加大对高收入者的个税征收力度。将高收入的重要来源——财产转让、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等,纳入个税征管对象。这是通过税收手段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重要举措,对于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将产生积极意义。应该说,“调高”不是简单的“抽肥补瘦”、“劫富济贫”。更不是“均贫富”,而是要通过税收等手段,使高收入群体的一部分财富交给国家,用于二次分配。当前,要进一步完善有关制度和政策,加大调节力度,既充分保护人们劳动创业的积极性、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又有效缓解收入差距过大趋势。  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步伐,进一步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领域,引入竞争。积极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大力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和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鼓励先富起来的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问题】  请围绕“给定资料”的主旨,自选角度,自拟标题,写一篇字数在1000~1200字的文章。

问答题 (八)  【给定资料】  1.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是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建立责任政府,对于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强化政府责任,使权力和责任挂钩;对于摆正政府的角色地位,甘为人民的公仆,切实对人民负责任;对于更好地塑造政府形象,增强政府的权威性,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国公务员队伍是履行政府职能和开展公共行政管理的主体,在社会公共管理领域中负有特殊的职责和使命。他们责任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构建责任政府的进程。责任政府建成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各级公务员能否充分意识到政府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所有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能否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有当广大公务员普遍树立起责任意识,现代责任政府的建设才会有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与持续的动力。我们的公务员队伍总体状况是好的,近年来涌现出众多具有强烈工作责任心和事业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人物。  2.曹道云,中共党员,担任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局长期间,以自身的模范行为和奉献精神,认真践行“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的民政工作宗旨,努力做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感情的贴心人、呼声的代言人、权益的维护人,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破解了一道道工作的难题,实现了一系列突破和创新,带领的团队在民政系统开创了诸多“第一”:设立第一个经常性捐助接收点——曹杨街道“衣被银行”,成立上海第一家“慈善超市”,在大学校园内设立第一家经常性捐助接收点和慈善超市,探索建立“就业与求助双向联动机制”等10项试点工作经验被民政部推广。社区居民亲切地称他“慈善局长”“爱心局长”,他则说“我的人生价值在于多帮助人”。  普陀区曾是产业工人集居地,下岗失业困难人员多、外来困难人员多、60岁以上困难老人多的“三多”现象在普陀区非常突出,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到全区总人口的20%。  2004年,曹道云创新性地提出“政府指导推动、老龄社团运作、社会各方参与、家庭子女关爱、独居老人受益”的工作思路,以老龄社团为载体,全面实施纯老年人家庭“守望工程”。通过一封给独居老人的告知信,一张填有独居老人3位联系人的表格,一份印有应急求助24小时热线的爱心卡,一个随时可点击的独居老人数据库,10家设有义务门诊医院的生命绿色通道,以及全区与独居老人结成对子的志愿者,为独居老人编织起一张无微不至的关爱网。  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曹道云又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全区打造一个“10分钟养老服务圈”,即以区内25个养老机构为“圆心”,以10分钟路程为半径,通过养老机构人力、物力资源输出,为周边居家老人提供日托、送餐、助浴、陪聊等养老服务。2002年起,曹道云与福利院5位孤老结对。逢年过节,他都会送上红包;降温了,他又自掏腰包为老人购买保暖内衣。  曹道云和同事们还开展多次调研,完善“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百姓受益”的慈善事业新思路。最早出现在曹杨街道的“衣被银行”,成为帮困平台和“爱心中转站”,市民可以到这里捐款捐物;困难群众也可以来领取衣被和生活必需品,暂解燃眉之急。在这种模式指导下,普陀区已建立18个经常性社会捐助接收点、13家爱心慈善超市,受助群众达10万余人次。  民政局的工作,得到居民一致好评,在上海市民政系统五年一届的“孺子牛金奖”评选中,曹道云获得唯一金奖,他带领的团队也被评为“上海市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曹道云说:“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我只是在履行我的职责,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3.陈家顺同志也是公务员队伍中的一个楷模。陈家顺担任云南省沾益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沾益县驻浙江义乌劳务工作站站长期间,积极组织家乡农民到浙江义乌等地务工。他心系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全力为农民工排忧解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了摸清农民工工作、吃住、工资待遇、劳动时间等情况,从2007年9月以来,陈家顺深入多家用工企业,以农民工的身份应聘到企业“卧底”打工,同时考察了义乌市及周边县市的678家各类企业,为农民工提供了180多家用工情况良好的企业信息。他还努力为农民工调解各类纠纷,尤其是涉及农民工利益的劳务纠纷,他总是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勇于维权。多年来,共为农民工调解各类纠纷780余起,挽回损失16万余元。在农民工遇到困难时,他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多次协调企业垫付农民工车费、伙食费、医药费等共7万多元。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使他赢得了广大服务对象的好评和社会各界的称赞,被誉为“卧底局长”“民工局长”。  陈家顺同志于2007年被评为曲靖市劳务产业先进工作者;2011年被评为云南省云岭楷模;2012年被曲靖市委授予“公务员楷模”荣誉称号,被云南省委授予“直接联系群众的好干部”荣誉称号。  但也毋庸讳言,我们公务员队伍中也有一些人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缺失,群众观念和事业心不强。有些政府机关以及公务员,嘴里往往只剩下招商引资,为群众办事漫不经心,“漠然置之”,或相互推诿、相互扯皮、能拖就拖。“早早一去,满满的人,排了两小时的队,人家说隔壁才收钱。”说这话的是徐州一位普通市民,他的经历颇具代表性。而办事时遭遇相关部门“踢皮球”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2012年2月29日,徐州市作风办发出首张“问责责任书”,被问责的是云龙区住建局,因在解决骆驼山康馨园居民反映的“地下室归属”等问题上“拖延懈怠、推诿塞责、处置不力”,被诫勉谈话和通报批评。一些社会矛盾高发问题,没有成为地方政府各部门的共识,没有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而是某一两个部门单打独斗。一些地方发生集体上访,机关大院里甚至有少数公务员“看热闹”,议论“今天来的老百姓怎么人数那么少”“怎么这么快这么乖就走了”,等等。不少群众的利益诉求,实际上并不复杂,一些拖上一两年的“难题”,到实地去调研几天就解决了。哪里存在风险因素,群众有哪些合理利益受损,有些基层政府机关领导班子实际上是知道的,但都不把它摆到桌面上。这是因为谁一旦把那层纸捅破,就必须有人承担过失,必须有人出面解决,大家心照不宣,只要没有群众上访的压力,能拖就拖,倾向于把麻烦留给下任。有些基层公务员面对风险因素时,存在着回避矛盾、侥幸过关的心态,以至于小事拖成大事,普通利益诉求酿成群体冲突。一些基层政府领导处理群众利益时,政府决策或措施暂时得不到群众理解时,便使用怪招损招压服群众。如某地修公路要拆迁,一些商铺和农户的补偿迟迟未能谈妥。为了不耽误工期,基层政府部门领导采用“抓小辫子”的办法压服对方,派税务部门上门查账,威胁说“只要查到偷税漏税,坚决依法判刑”;对农民“钉子户”,政府则去查农宅违章建筑,因为农民宅基地建房多多少少在规划报建方面有瑕疵,政府于是勒令“一周之内拆除”。商户和农户不敢再讨价还价,立即老老实实签协议走人,而政府也不再提偷税漏税、违章建筑的事了。用这种“损招”快速平息社会矛盾,表面上事件解决了,实际上群众“口服心不服”,埋下不满情绪,损坏了党和政府形象。有的地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责任心缺失,损害了政府公信力。曾经轰动一时的“华南虎照”事件已经有了官方结论,一位大山深处中的农民主演的闹剧,演变成一起受到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从“华南虎照”事件的过程来看,周正龙伪造虎照后,县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没有到现场查看就写了勘察报告,而分管县长没有进行调查研究就签了字,陕西省林业厅相关机构和领导接到报告后不到现场勘察,不进行认真的专家鉴定,就以省级政府主管部门的名义草率召开新闻发布会予以确认发布,其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可谓大矣。  4.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可能引发各种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因素也随之增加。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而其中一些群体性事件基本上是由各种利益矛盾引发,如果处置不当、处置不公,矛盾冲突极易激化。  2008年7月19日,云南省孟连县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孟连县的橡胶产业是采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胶农负责种植,然后按照签订的销售协议,按协议价格把胶乳卖给橡胶公司。“勐马”和“公信”是孟连县最大的橡胶企业,经历了从乡镇企业到股份合作制企业、私营企业的两次改制,但改制并不彻底,留有产权不清晰、管理不规范、分配不合理的后遗症。2005年以来,橡胶价格大幅攀升,从原来的几千元涨到2.5万元以上,但公司对胶乳收购价格不作调整,橡胶价格飞涨和农特税取消带来的利益被橡胶公司老板独享,引致胶农愤慨。胶农决定中止出售胶乳给公司,自行售给价高的收购者,遭到公司派出的保安阻止,双方多次发生冲突。县乡党委、政府对此简单地以治安案件论处,反复动用警力介入。警察与当地胶农先后多次发生冲突,警察被打、警车被砸的群体性事件在所谓“7·19事件”前已累计发生过7起。  在处理这些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孟连县委、县政府认为,这些事件是农村黑恶势力作怪,要求普洱市调用警力进行打击。2008年3月,普洱市政法委领导专程到省政法委汇报,省政法委领导听了情况后说,要分清矛盾性质,最大限度考虑群众利益,调整利益纠纷,不同意治安整治和抓捕。省政法委派出工作组到孟连调研后认为,当地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群众利益纠纷,再次重申对少数人采取强制措施可能引起群体事件的风险。  2008年6月14日,普洱市公安局又向省公安厅书面请示跨县调动400名警察到孟连,省政法委、公安厅明确否定了这一请求。然而,7月2日的普洱市委常委会依然决定打击孟连农村黑恶势力,跨县调警之事不再向省里报告。11日,市公安局调动的警力向孟连集结。  2008年7月15日,孟连县政府发布治安整治通告,派出工作队,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也限令“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次日,警察强制传唤8名涉案者。17日,一抓捕对象被扣留,引发300名群众围堵工作队,两名工作队员被打伤。市里认为工作队的安全受到威胁,有必要动用警力实施打击,19日凌晨,抓捕行动引发了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2008年7月19日凌晨4时,175名警察从孟连县城出发,星夜奔赴40公里外的勐马镇勐啊村。黎明时分,5名嫌疑人随后被抓捕,受到强制传唤。抓捕行动本来还是顺利的。然而,情况突变,这次抓捕酿成的冲突就此拉开了序幕。  其后,勐啊村数百名村民闻讯而来,他们手持长刀、锄头、铁棒、木棍、弹弓等器械,沿勐马至勐啊公路形成围攻之势,冲击正在孟连农场制胶厂路口执行警戒任务的58名警察。警察奉命迅速组成四层防御队形,并用扩音器喊话试图劝阻村民,但村民们不予理睬,他们从公路正面和左侧山坡分两路袭击警察,挥舞刀棒砍砸过来,突破了警戒线,警察的盾牌、头盔、警棍被刀棍劈开砸裂,多名警察负伤。在对空鸣枪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警察被迫使用防暴枪(内装橡皮子弹)自卫,由于距离太近,有一对父子被防暴枪击中死亡。与此同时,另一路村民纷纷用石块、砖块、弹弓发起攻击,警察对空鸣枪并发射催泪弹驱散了人群。至此,围攻人群逐渐停止攻击,但仍聚集在150米外与警察对峙。村民砍倒树,用树干、石头和人墙切断交通,把警察围困在公路边动弹不得,无法回撤。现场局势一触即发,气氛极度紧张。村民提出必须马上释放被强制传唤的5名嫌疑人。闻讯赶到的普洱市委书记现场劝导情绪激动的村民,并决定放人,缓解对立情绪。傍晚,被围困达11个小时的警察终于得以撤离。  当天先后参与围攻警察的村民达700余人。这起事件造成两名村民死亡,17名村民、41名警察、3名干部受伤,9辆执行任务的汽车被砸坏,102件警械被损毁或丢失。2008年9月4日,云南省委常委会专题听取省委、省政府孟连“7·19”事件调查组情况汇报并对事件作出处理结论。  云南省常委会认为,“孟连事件”表面上是警民冲突,而实质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长期纠纷所引发的一起较为严重的群众性突发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集中表现。事件后果严重、影响恶劣,不仅造成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严重伤害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云南省委常委会还决定,对“孟连事件”定性不准、决策失误、处置不当、用人不当、工作失职的市县党政领导分别给予撤销职务的党纪处分和责令辞职、书面检查的问责;对普洱市、孟连县少数领导干部参与橡胶公司入股、分红,参与胶林买卖、租赁等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由省、市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深查;责成普洱市委、市政府对“孟连事件”中负有责任的孟连县委、县政府和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党政纪处分。  5.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下,强化政府官员的责任,建设责任政府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公共行政改革的趋势之一。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国际公共行政改革潮流的影响下,为了解决政府公务员内部出现的不协调和难以合作,严重影响政府的施政效果以及对社会民众回应性不够,忽视民意表达的诉求等问题,加快责任政府建设的步伐,于2001年4月17日向立法会提出了高官问责的方案,并于同年7月1日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行的“问责制”,为施政带来一个全新的面貌,使行政管理队伍出现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由于问责官员要承担责任,他们就要重视民意,更要体察民情和勇于面对市民公众,以政绩表现赢取市民公众的信任和支持,更能够及时回应市民诉求,建立更有民意基础的政府。二是通过“问责制”使主要官员的权责得到清晰界定,加强了官员责任,为造就一个更加开放、负责和有效的政府奠定了基础。  6.对香港公共行政改革和责任政府构建产生重要影响的问责制,于2003年非典时期在大陆逐步推开,包括前卫生部长、前北京市长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几百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非典危机过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  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官员因涉及“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应引咎辞职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将引咎辞职明确引入问责制度,这其实也是从中共中央文件的层面确立了问责制度,对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7.2003年以来,地方的行政问责制建设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如2003年8月15日长沙市政府率先实施行政问责制,颁布了《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暂行办法》规定,对现任市政府领导,市政府各职能部门、直属机关、派出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和各区、县(市)政府行政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办法》实施以后在长沙市政界引起强烈反响,有些官员感叹:“现在的官越来越不好当了!”但行政问责制的推行,强有力地促进了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增强责任意识,扎扎实实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  8.行政问责制的实施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权力运作基本原则,明确了授权者与被授权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问题,实现了权力与责任的平衡,为民众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的载体。同时,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对中国传统“官本位”政治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增强了官员为官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加大了官员权力消极运作的政治成本,为公平、正义、民主、法治、责任的政治生态环境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  9.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的是,行政问责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还是一个新事物,在实施中必将会遇到一些理论与现实的问题。什么事情应该问责?就目前的个案来看,主要是对一些重大的责任事故或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进行责任追究,而在决策中存在的问题或是公共管理中消极行政现象(行政低效、运行高成本、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却没有具体的规定,使得行政问责制运行的空间较有限,制约了问责制应有功能的发挥。到底由谁来问责?近年来问责的个案中基本上都由上级政府或上级党委对下级政府的主要官员进行责任追究,这种行政问责本身就是体制内官员问责模式,难免有人会质疑它的公正性与科学性。同时,没有发挥权力主体——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主体的监督功能,又因公民参与监督的路径缺失,没有有效发挥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使得这种问责制的启动缺乏应有的、足够的严谨性,影响了问责制的公平公正性。对谁问责?在行政问责的个案中可以看出,由于官员的权利、责任不甚明确,现在问责主要是对政府官员进行责任追究,而对地方党委的官员进行问责较少,因而也就出现了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该问谁的责”,是党委领导还是行政领导?是正职还是副职?是直接管理的官员还是间接管理的官员?(也就是哪个层面的官员应承担责任)。这些问题不解决,问责的作用难以得到更好的发挥。如何去问责?这也是在实施行政问责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何保障问责主体客观公正地去对客体进行责任追究,至今还没有一套完善的规则和程序来遵循。而程序不完善则很难排除在行政问责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在某种情况下问责有可能成为部分别有用心的官员排除异己的工具。现实中行政问责都是由上级领导来启动,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经常是根据事件影响程度的大小决定问责的范围和层次。此外,被引咎辞职或被责令辞职的公务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重新被任用,或以怎样的程序重新被任用,目前还缺乏这方面明确的操作性规定。  10.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进一步走向了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2005年4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领导成员的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作出了原则规定。从最高效力的法律层面确认了当前实施的行政问责制的合法性。200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问责情形、方式、对象、程序等作出了详细规定,《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进一步为问责制确立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规定,促进了问责制或行政问责制的建设和实施,为我国责任政府的建设提供了法制保障。  【问题】  阅读“给定资料”,以“强化公务员责任意识”为主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1)参考“给定资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  (2)观点明确,联系实际,分析具体,条理清楚,语言流畅。  (3)总字数800~1000字。

问答题 (四十四)  【给定资料】  1.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农民工有近两亿,其中早期来到城市打工的一批人已近老年,他们的养老问题,成了很多农民工的“烦心事”。  目前,绝大部分企业都没有为农民工办理养老保险。在浙江打工的阜阳市颍州区大许村的许文超对记者说:“我们在外打工只有能按时拿到钱才是最现实的,什么合同啊、养老啊我们也想,可人家不给你办。”安徽省劳动保障厅劳动监察处处长汪杰说,目前多数企业主在使用农民工时都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更别说为农民工买养老保险了。  按照现行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连续缴费15年以上才能享受。但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很难保证参保的连续性,这造成农民工难以享受到城市的养老保障。在北京务工的张亨和说,他“现在最头疼的是养老保险”,因为农民工很难在一个城市工作15年,如果在一个地方缴纳了养老保险,到下一个城市打工时,由个人缴纳的养老金账户可以随人流动,而由单位缴纳的养老金基本账户是不能转移的,这对农民工和企业来说,都不划算。  张亨和去年为其建筑队的1000多名职工缴纳了30多万元的养老金,可是一旦他和建筑队到另外一个城市打工,这30多万元就打了“水漂”。他认为,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群体的需求,不太合理,应当改革。  许文超说,现在农村人多地少,人均顶多一两亩地,即使是壮劳力完全靠土地也难养活自己,更何况老人呢。而对于靠子女,不少农民工也显得信心不足。  不少农民工告诉记者,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农村家庭的子女也较以往大大减少,这些年轻人成家立业后往往要赡养三四个老人,再加上自己抚养子女,负担也很重,所以靠子女养老也很困难。  在不少农民工看来,趁着“干得动”多攒钱才是解决养老的现实办法。在南京种菜的安徽怀远县村民李琴说:“没钱靠什么养老?即使将来有保险,没有钞票也入不了。”不过,她对靠积蓄养老也不无担忧,“靠打工能攒下几个钱?要是有个大病小灾,这点钱也就搭进去了!”  李琴认为,对于她们这样因为打工而举家过着“人户分离”生活的农民工家庭,无论是户口所在地还是打工所在地推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都很难使她们顺利地获益,“钱还是自己留着花,心里才踏实”。“有交保险的钱自己存起来养老不一样吗?”她表示,要为一份不了解、没看过它究竟有什么好处的保险而把手中的现钱交上去,她“不能接受”。  和李琴同样不相信养老保险政策的农民工还有很多。在南京打工的安徽省来安县相官镇高明村村民张阵鸿说,对农民工来说,看不到现行的养老保险有什么好处,而农村其他的养老院、敬老院等社会养老场所也很落后,因此,他们“普遍感到靠不住。”他认为,农民工养老意识淡漠和农村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是造成农民工普遍不相信社会化养老模式的主要原因。另外,农村关于养老保险知识宣传少,覆盖面窄,也是造成农民工普遍不信任的原因。  来安县相官镇劳动服务站站长孙世厚说,由于缺乏养老保障,一些“老无所养”的农民工不愿意回到农村,而是滞留在城市乞讨、流浪,不仅影响了城市的稳定也危害了社会的和谐。孙世厚认为,在农民工的意识里将自己的养老与儿女绑在了一起,而不会想到依赖政府和社会寻求养老保障。“但农民不会想并不代表政府部门就可以不管,反而更应该为他们做好养老打算。否则,这些在青壮年时期为城市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将不可避免地在老年时期成为社会最贫穷的群体。”  2.一个老旧的小院,七八位老人在晒太阳,还有些老人在房里聊天,陪伴他们的是属于自己的一张床、一个床头柜和一个小衣柜。这是很多乡村敬老院里的典型场景。老人们依靠子女每月交的“托老费”在这里养老,排遣寂寞的方式不多,只能看电视、聊天、打牌。虽然没有亲情,但让老人们知足的是,吃穿不愁,生病时还能有人照顾。  据民政部统计,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去年底已达到1.6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2.5%,其中大约60%以上的老年人口在农村,农村养老需求强烈而迫切。  家庭养老和集体养老,是我国农村现行的主要养老模式。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这两种养老模式都受到了挑战。  养儿防老,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传统的养老观念。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家庭养老实际上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家庭关系是否和睦、子女是否具备供养能力等。若是子女无心赡养或无力赡养,都有可能造成老年人晚景凄凉。近年来,农村家庭规模也在逐渐缩小,大量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家庭的养老功能逐渐弱化。这意味着健康不佳的老年人在经济供养难题之外,还要面临生活不便、照料不够等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敬老院制度”。虽然近年来国家对五保供养投入力度不断加大,集中供养对象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不小的改善,但目前分散供养对象的供养经费主要由县、乡、村承担,保障标准低、资金缺口大、地方财政兜底难等仍是比较普遍的问题。而且根据《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只有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老人,才能享受五保供养,这使得那些子女不愿尽赡养义务、生活困难的老年人处境愈发困窘。  乡镇敬老院正日益成为部分农村老人向往的最后归宿。但是,据民政部统计,全国有养老床位250万张,仅占老年人口的1.5%。相当于中国每1000名老人才有15个养老床位。养老机构数量不足,服务设施较差等原因,会让部分农村老人入住敬老院的向往也成为“奢望”。如何以普惠方式让所有农村老人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成为各方关注热点。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抓紧制定指导性意见,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2009年8月,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正式开始。按照新农保时间表,2009年,新农保在全国10%左右的县(市、区)开展试点,2010年覆盖全国23%的县(市、区),到2020年将实现“新农保”全覆盖。  “新农保”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其中中央财政将对地方进行补助,且会直接补贴到农民头上。在支付结构上,新农保分为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前者由国家财政全部保证支付,这意味着农民60岁以后都将享受国家普惠式的养老金,目前是每人每月55元。我国农村60周岁以上的老年居民已超过1亿,按现在的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即每人每月55元,如果2020年实现全国覆盖,国家财政每年将支付近700亿元资金。农村养老是亿万农民自身面临的现实需求,已成一个社会焦点问题,也是国家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尚没有一种单一的养老方式能全部解决包括物质提供、精神慰藉、日常护理等内容的养老需求。加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农村经济相对落后,这也决定了家庭居家养老仍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作为农村养老的基本方式。因此,专家认为,养老制度设计不能脱离这个实际,应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以实现农村养老的全面覆盖、标准多层次、模式多元化为目标,建立起人性化、制度完善、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体系。  专家建议,在养老事业上,政府、社会、社区、家庭都应真正重视起来,释放更多的人情温暖。公共财政应增加对农民养老保障的投入,加快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农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把符合条件的老人全部纳入保障范围,同时要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落实。整个社会要营造尊老爱老的氛围,农村社区要为留守老人提供生活服务,子女也要切实尽到赡养义务。  事实上,实现“老有所养”还有很重要的配套内容,就是“病有所医”。农民老了最怕得病。要解决农民养老问题,还必须加强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逐步完善农民的医疗保险尤其是重大疾病保险。专家提出,政府可以通过适当加大大病统筹的比例、提高专门针对大病的统筹补贴、加大重大疾病的报销比例等举措,让农村的老年人能看得起病,真正拥有一个幸福健康的晚年。  3.“F县敬老院的老人精神普遍好,大家可以看到个个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容光焕发。我认为这主要得益于该县敬老院建设规模大、档次高、环境美、服务好,管理规范。毫不夸张地说,F县敬老院已成为我市一道亮丽风景线。”日前,市长周以忠在F县召开的全市农村敬老院经验交流会上如是说。  大胆探索创新。F县大部分敬老院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长期实施“一乡一院”的敬老养老模式,敬老院面积小,房屋破旧,同时敬老院的服务员多是乡镇干部兼任,吃财政,服务好坏一个样,造成服务水平低下。为彻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2006年,该县民政局局长李新军带领工作人员对各乡镇敬老院进行走访、调查,提出建设中心敬老院的初步方案。该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无论是财力、物力,还是政策都给予倾斜。目前,该县已建成八里湾和城关两所中心敬老院,杜良中心敬老院即将竣工并将于2008年7月份投入使用,范村中心敬老院正在筹建之中。建成后的中心敬老院由县民政局统一管理.达到了行政管理和业务指导相统一,有效地解决了管理“断层”问题。  注重建管并举。该县把敬老院建设和管理作为民心工程、德政工程来抓,确保敬老院建设水平10年不落后。目前,该县16所敬老院中,省级敬老院5所,市级敬老院7所。为多方筹措资金,该县以县、乡政府投入为主,辅之以上级部门资助和社会力量捐助。2008年年初,县政府在县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挤出130万元作为改扩建敬老院的启动资金。该县成立了中心敬老院管理办公室,下设服务站。为让老人在幽雅的环境中欢度晚年,各敬老院实施管理规范化、医疗专业化、服务人性化,健全完善了生活护理、卫生保健、膳食营养、安全防护等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对敬老院的每一位老人建立了个人健康档案,设置医疗室、医药柜,配备专业的医护人员,为老人定期例行体检,特别对患有慢性病的老人重点看护,使老人小病不出院,大病早预防、早发现。  完善服务功能。该县十分重视丰富提高老人的精神生活,经常开展一些适宜老人的健身比赛、联欢会,既增强老人体质、提高免疫力,又活跃文化生活。与此同时,强化了“两个服务”。一是该县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和一些中小学校经常组织人员到敬老院为老人们洗衣、晒被,帮老人们打扫卫生。县民政局文艺队定期到各乡镇敬老院进行巡回表演。县乡卫生部门定期为老人开展送药义诊活动。二是各中心敬老院工作人员对“五保”老人以“待似父母、情同亲生”的工作理念,真心实意地为“五保”老人搞好服务,使他们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玩得好,安度晚年。  4.上世纪80年代,国家将独生子女政策定为基本国策。30多年过去了,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迈入老年或者即将迈入老年,养老压力正在一步一步逼近他们的生活。他们被形象地称为中年“夹心层”。张玲是典型的“夹心层”,孩子的养育和教育、长辈的养老和医疗已经将她和丈夫压得喘不过气来,到哪里去节省养老的投资呢?  “等我老了,就去养老院。”“老人病倒了,让孩子请假不上班照顾,这样可取吗?”每谈到养老问题,在医院工作的55岁的张志峰就反问老伴。和同事一块探讨养老时,张志峰总想起一则报道:有个独生子,在北京一国企工作,父亲生病住院,母亲在给父亲送饭时摔伤,无奈之下,孝顺的儿子辞职回家照顾父母。妻子不太理解他,和他离婚了。多年后,父亲去世,他和生病的母亲一直艰难度日。  同事也感慨,如果他雇人照顾父母,如果他把父母送到养老院,如果有更完善的养老机制,也许这样的事儿可以避免。  父母生病时,80后独生子女白天忙工作,晚上忙陪护。张志峰深感80后独生子女的压力。他只有一个20多岁的女儿,正在读大学。女儿将来想在哪个城市工作,他打算顺着她的心意。可当他老了,他真要去养老院吗?没法把养老完全寄托在子女身上,不是他们没孝心,实在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养儿防老”是中国人的传统养老观念。但如今到了21世纪,这种养老模式已经不再现实。在“只生一个好”的政策鼓励下,孩子从小是父母和祖父母“手心里的宝”。中国的父母特别心疼孩子,从怀孕开始,到吃奶粉,上托儿所,上小学、初中、高中,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给孩子请昂贵的各类家庭教师时,从不“手软”,全都是倾尽全力。对于一般工薪家庭而言,除了按揭住房还款,孩子就是最大的开支,每月家庭基本开销中一半以上花在孩子身上。  中国夫妇把大半生积累的财富都贡献给了孩子。把孩子养到结婚(25岁至30岁者居多)后,夫妻双方也离退休时间不远。同时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大大延长,社会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剧。如今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膝下都只有一个孩子,靠子女保障自己退休以后的生活,让成年后的子女分担自己的养老压力,可能性已经越来越低。  5.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机制,实现农民的老有所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存在,我国农村的养老方式仍然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以农民子女扶养与农民个人自养相结合的方式为主。随着社会变革进一步加剧,传统养老方式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农村很多地区的老年人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  我国农民的养老保障曾经世代以土地为中心。改革开放推动我国不断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农民拥有土地的数量因此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递减。  人口流动性增强和社会价值观转变,使得更多的农村年轻人到外地独立谋生,以至于不能够切实地承担起扶养老人的责任。越来越多的农民独生子女将形成“四二一”的家庭格局,一对夫妇可能赡养4个老人。农民子女的养老负担逐渐演变成突出的社会问题。目前,农村老年人自养比例逐渐上升。他们年老体衰,生产经营能力很低,导致生活质量不断下降,已经沦为农民群体中的弱势群体。  我国农村已经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农民老年人队伍数量庞大,不仅影响他们自身的生存质量,而且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重大人口因素。  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需要大量的农村人口,特别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农村青年进城务工搞基础建设。而城镇户籍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松动,促进了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村家庭养老提供了经济支持。但是,长期的聚少离多所带来的“空巢家庭”和“代际”分化,造成了农村人口结构老化,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失去了依托。在此情景下,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好转,而是面临着更多的新困境。  在我国农村,赡养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年人,多年来实行的是以五保户和养老院为主要形式的集体养老制度。集体养老的物质基础是农村集体经济的物质丰富和管理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的整体负担,但也削弱了县乡两级的财政实力。村级集体经济趋于瓦解,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又相当有限,致使原来由乡镇统筹和村级集体经济负担的部分五保户和其他一些农村贫困对象失去了救济保障。  从总体上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人口覆盖范围有限,保障水平低。已有的保障措施具有应急性,缺乏制度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相比,与农村居民发展的需要相比,与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在很多地区,多数农民缺少社会保障。部分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生产生活、子女就学等得不到政策扶持。失地农民大量转化为城市贫民,已经影响到城乡社会稳定。  以2000年为例,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的总支出,加拿大为39%,日本为37%,澳大利亚为35%。我国只有10%左右,而这10%也主要用于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仅占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总数的11%;占全国人口20%的城镇居民,却占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总数的89%。城镇社会保障的覆盖率达到91%,而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只有2%。  6.随着社会的变迁、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养老已不再是单一的家庭养老,而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其他养老方式并存。  家庭养老:这是当前我国农村最普遍的养老方式,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据有关资料显示:子女供给占老年人经济来源的比重,城市为16.8%,乡镇为21.0%,农村地区则达到38.1%。农村家庭养老之所以如此重要,其原因在于:第一,我国农村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由于农村地区间发展差异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短时间内不可能在全农村范围内建立、推广养老保险制度,这决定了家庭养老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农村养老的基本方式;第二,农村家庭服务业不发达。即使部分老人拥有数目可观的养老金,但由于疾病缠身、自理能力较差,他们仍然难以安度晚年;第三,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对农村老人生活习惯的感染和影响。“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仍是他们所渴求、向往的,且随着年岁的增加,农村老人抵御生活风险的能力越来越有限,对家庭人员的物质、精神依赖亦会增加。  集体养老: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对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进行赡养的制度。目前我国农村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养老院制度”。集体养老作为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化养老过渡的一种形式,是以集体为单位对老人进行集中供养的养老方式。  尽管集体养老在历史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现在看来,其作用仍然有限。第一,养老对象过窄,集体养老的范围事实上就是对五保户的供养。然而,五保户的供养条件非常苛刻,对于只有女儿的老人一般不予“五保”;第二,没有敬老院的农村地区主要由村组负责对“五保户”实行分散供养。集体养老保障也仅仅停留在维持其温饱;第三,对集体养老认识明显不足。在农村地区,许多符合条件的农民不愿享受“五保户”待遇,他们认为“五保户”这个词带有歧视。只要尚有一点点劳动能力,或者有亲人可以依靠,谁也不愿享受“五保户”的供养。  储蓄养老:是一种最典型的自我养老方式,即老年人依靠日积月累、勤俭节约的积蓄养老,但这种养老方式在农村越来越缺少实用价值。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有限,尽管辛苦劳作和省吃俭用,但盖房、子女教育、医疗等各项开支却很大。到了晚年,其积蓄难以保障养老的基本需求。  专家认为,建立新型农民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应是“低水平、广覆盖、适度保障”。我国农村人口多,经济落后,基础薄弱,国家还没有能力完全包揽农民的养老问题。在农村社会的转型期,一方面要继续巩固农村家庭养老的功能,另一方面应积极探索适合农村地区的社会养老保障之路。  7.农村“空巢老人”增多已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委员们呼吁,首先要提倡符合时代要求的“孝道”,其次要动员社会关注。但最重要的是政府要着力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政府要提倡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保障两种制度并行和尝试新型养老保障制度。A市某区政协委员郑宏生说:“政府应支持和鼓励社会性或个人出资举办不同层次的养老机构。”  农村“空巢老人”的大量出现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现象,表现为经济上的低收入、生活质量上的低层次和心理上的高敏感性。“空巢老人”的这种特殊性表明,要解决上述养老问题,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给予关爱。  A市某区民政局工作人员戴志安介绍,我区60岁以上的老人有75389人,占总人口的15.58%。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农村青壮年劳力的大量外出务工,“空巢”化趋势非常明显。“为此,区民政局在加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发展农村老人自治组织、强化家庭养老功能、建立健全养老补助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戴志安说。我区现有农村敬老院4所,床位850张。2008年白龙桥敬老院扩建了150张床位,2009年罗埠敬老院又计划扩建200张床位。另外依托老年协会、“星光老年之家”等,积极为独居老人提供文体活动场所,鼓励支持独居老人采取多种形式建立相互关爱的小型组织。推行低龄健康老人和高龄、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实行阶梯式“居家养老”服务。  “家庭养老是我们的传统养老模式,在国家还不能拿出更多的经费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之时,家庭养老仍然是老龄农民养老的首选模式。因此,我本人非常赞同这种养老方式。但是要把家庭养老纳入社会管理,区民政局最好能组织一些志愿者关注这些‘空巢老人’,加大对家庭养老的宣传力度,大力表彰养老敬老的先进典型。”听说区民政局一直着手开展这项工作,郑宏生满意地点点头。  据了解,近年来,该区已经为全区百岁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发放不低于200元的高龄补贴。“在全省民政会议上获悉,杭州、嘉兴等经济发达地区已经为70岁上的农村老年人,按照不同的档次发放老年人生活补助金。我区也将积极创造条件,筹措资金着手这一惠民工程,逐步改善农村老年人,特别是‘空巢老人’的生活水平。”戴志安说。当郑宏生得知政府已经关注“空巢老人”问题时,他表示,适当的时候我们也会奉献自己的爱心。每个人都会老,善待老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问题】  针对农村“空巢老人”的问题,参考“给定资料”,结合你的思考,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  (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语言流畅;  (4)总字数800~1000字。

问答题 (六)  【给定资料】  1.全球海洋面积大约3.6亿平方公里,占地球总面积的71%。一般认为海洋资源包括旅游、可再生能源、油气、渔业、港口和海水六大类。根据国务院2003年5月9日颁布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我国有海洋生物两万多种,其中,海洋鱼类3000多种。天然气资源量14万亿立方米,滨海砂矿资源储量31亿吨,海洋可再生能源理论蕴藏量6.3亿千瓦,海洋石油资源量约240亿吨。  国家海洋局某负责同志指出,要看到我国海洋资源这些数字相对于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来说是非常有限的。他说,衡量一个国家的海洋资源优势经常用到三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人均管辖海域面积。从这个指标来看,我国在世界的排名大概是120名左右。第二个指标是海陆面积比。我国这个比值是0.31:1,世界排名大概100多一点。还有一个指标是海岸线的长度和国土面积比。这个比值我国在世界排名90多位。  渤海是我国唯一的半封闭型内海,总面积7.7万平方公里,海岸线3784公里,素有我国“鱼仓”、“盐仓”和“海洋公园”的美誉。渤海是中国北方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命线,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环渤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开发力度加大,渤海的污染日益加剧。  根据某水产研究所的调查,1983年渤海鱼类有63种,2004年只有30种,带鱼、鳓鱼、真鲷、银鲳等几乎绝迹。  2007年,渤海实施监测的100个入海排污口中,有91个排污口超标排污,超标排污所占比例居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之首。调查显示,2003~2007年,渤海全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年均2.25万平方公里,约占总面积的29%。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污染物主要来源于陆源排污、河流输入和海上养殖业。近年来,渤海海域赤潮发生频次和规模逐年上升,2000~2007年,发生赤潮87次,累计赤潮面积2.05万平方公里,赤潮已经成为渤海海域的主要海洋灾害之一。权威部门指出,如果再不采取果断措施,渤海将在十几年后变成“死海”。那时,即使不向渤海排入一滴污水,单靠其与外界水体交换恢复清洁,至少也需要200年。实际上,从世界范围看,海洋及其资源的破坏,波及面相当大,其原因不单是污染,还包括过度捕捞、填海造地、盲目攫取海底能源,等等。海洋的污染将毁灭鱼儿的家园,但让人类不寒而栗的毁灭绝非仅此而已!  2008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08~2020年)》。规划确定了加强重点环节和关键领域保护与防治,建立渤海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系统;面源点源治防联动,建立陆域污染源控制和综合治理系统;全面实施节水治污战略,建立流域水资源和水环境综合管理与整治系统等五大主要建设任务,体现了渤海环境保护任务的综合性、战略性与长期性,并强调在海洋开发过程中,全面推进节水、节能、节地、节材和综合利用,确保引进项目为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和高效益的企业和产品,促进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利用。  2.2009年4月,胡锦涛同志在视察沿海某省时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培育海洋优势产业,打造半岛蓝色经济区”。截至2008年,我国海洋经济生产总值接近3万亿元,占GDP总量的9.87%,并且提供了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岗位。我国沿海已初步形成包括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在内的“三大五小”的经济区域整体布局,为进一步发展海洋经济奠定了坚实基础。据预测,到2010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有可能达到11.11%,2020年将达到15.84%。  与传统海洋经济相比,承载蓝色经济发展的经济区,是以海洋、临港、涉海产业发达为特征,以科学开发海洋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为导向,以区域优势产业为特色,以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为前提,具有较强综合竞争力的经济功能区。根据《实施集中集约用海打造半岛蓝色经济区草案》,蓝色经济区将被打造为黄河流域出海大通道经济引擎、环渤海经济圈南部隆起带、贯通东北老工业基地与长三角经济区的枢纽、中日韩自由贸易先行区。但是,该省目前存在着实施“集中集约用海”的障碍,所谓的“诸侯经济”发展态势明显。沿海各地申请用海项目大都局限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诸侯经济”催生的“诸侯港口、诸侯船厂、诸侯电厂”遍地开花,重复建设及海岸线资源浪费严重,打造半岛蓝色经济区则有望打破这一瓶颈。  该省知名专家W分析:“如果从全国乃至全球发展的大格局上来审视,需要明确一个在国内外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重大战略;放在黄河流域来定位,则需要一个便捷的出海大通道和能带动整个流域发展的龙头。”他认为,“把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成为黄河流域的大港口、大交通、大钢铁、大能源、大电力、大石化、大造船基地,将拉动整个黄河流域社会经济迅猛崛起……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战略定位并非仅仅成为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龙头,要争取把半岛蓝色经济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目前,环渤海地区的天津滨海新区、河北曹妃甸工业区等都已陆续进入国家战略。曹妃甸地处唐山市南部沿海,它依托唐山雄厚的产业基础和京津等大城市的区位、人才优势,发展潜力极大。根据国家批准的《曹妃甸循环经济示范区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其工业区确定的功能定位是:能源、矿石等大宗货物的集疏港、新型工业化基地、商业性能源储备基地和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W呼吁:“我省也必须积极争取国家重大政策支持,为今后的经济发展定位一个高起点。另一方面,环渤海地区的产业集聚能力已经相当高,为我省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机遇。”  有识之士都赞同把原来分散发展的海洋经济区域整合起来,打造一个产业集聚区,最大程度地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在半岛地区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据悉,该省拟打造蓝色经济区主体区“两城七区”,包括两个海上新城以及重化工业集聚区、机械制造业集聚区、海洋装备制造业集聚区、海洋化工业集聚区、海洋高新科技产业集聚区、海洋新能源产业集聚区、石油产业集聚区7个工业区。“两城七区”的功能定位有交集,但主导产业在其原有发展的基础上各有所异,海洋高科技产业在半岛蓝色经济区产业中的比重将得到大幅提高,以实现开发与保护并重的目的。  3.1962年,在“与海争地海让路,向山要粮山听遣”的鼓舞下,南方某市数万士兵、学生大搞围海造田,历时4年。西郊牛田洋筑堤拦海工程全面完成,10多平方公里的大海变成了一个大型军垦农场。1969年7月28日,一场12级台风突袭,数层楼高的海浪涌入海堤,市区平均进水一两米,一艘外轮甚至被从港口抛到了山上。牛田洋军垦农场的海堤被削剩无几,抢险队员们以肉身筑成人堤,欲阻挡滔天巨浪,结果,一眨眼队伍便被冲入海中。30多个小时后,他们耕作的地方成为一片汪洋,553名部队官兵和大学生殉难。一场台风,大海夺回了本就属于它的土地,夺回的速度比数万狂热军民围海造田的速度快了几千倍。“沧海桑田—桑田沧海”一个轮回只有7年!这真是奇迹,一个让人不堪回首的奇迹!  4.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和我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的主张,我国管辖的海域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包括内海、领海、专属经济区等)。我国领海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的全部海域,总面积约38万平方公里。领海内分布着大大小小几千个岛屿,最大的为台湾岛,面积3.578万平方公里;其次是海南岛,面积3.22万平方公里。保护和开发海岛,是树立现代国土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6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海岛保护法(草案)》首次提请审议,10月27日,再次提请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预计该法案于年底出台。  阳光、沙滩、蔚蓝色的海水,珊瑚礁石垒成的渔村,停泊着几艘小渔船的渔港,这里是南海的西岛。2002年以来,南海某市制定与实施了一系列海岛管理制度,涉及海洋海岛开发保护规划的编制、海岛开发项目的审批程序、属地对海岛的有效监控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西岛能出现令人欣喜的现状,正是该市通过尝试一些新的制度和做法,协调了海岛开发和保护关系的结果。  海岛资源具有很大的旅游开发潜力,但又非常脆弱,一旦破坏,恢复非常困难。比如珊瑚礁,它是岛屿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环境有很高的要求,要在清洁且温度适宜的海水中才能生存。珊瑚礁受到污染、破坏,不但岛屿整体环境会恶化,海岛的存亡也会受到威胁。有关专家指出,《海岛保护法(草案)》体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把海岛和海岛周边的环境看做一个整体来保护。这里面既包括陆地,也包括海岸带、珊瑚礁、红树林以及海域,等等。陆地周边的环境对于海岛同样有重要的意义,共同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在海岛资源环境保护的范围和性质上也有了很大的扩充,从岛陆扩展到整个海岛环境及各种资源,从有居民的海岛扩展到无居民海岛,保护的目标更加充实和明确。可以这样说,《海岛保护法(草案)》提供了一种认识海岛价值的新思维,它所产生的社会意义是极为重大与深远的。  【问题】  参考给定资料,围绕“海洋的保护与开发”,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思想深刻,观点明确;  2.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语言畅达;  3.总字数900~1100字。

问答题 (二)  【给定资料】  在当今的国际较量中,一个国家的硬实力不行,可能一打就败,而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不行,则不打自败,这是日前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高层论坛暨《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2010)》新闻发布会上”,专家学者对努力发展当今中国软实力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共同认识。  此次研讨会指出,当下世人对中国文化形象的感知,仍然主要停留在中华民族悠久恢弘的传统文化上,而很多场合我们自己也是习惯于向世人展示中国文化的传统元素。  国外有评论说,“假如中国一直都做类似杂技、书法、太极拳之类的表演——这当然都是非常好的东西,人们很喜欢,可是,把这么有意思的、全面的、复杂的中国,就用杂技和书法来解释是很可笑的”。  而国内一些地方在展示本国文化时,仍然习惯于“选用那些老掉牙的戏剧、文打武斗的功夫和平淡无奇的茶叶,他们还未意识到如何充分利用当代中国的文化先锋”。  实际上,人们更应该看到以简单方式让世人了解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什么的重要性。在现代激烈的文化竞争中,不能仅靠既存的传统,而必须创造传统的新生,否则,只会引来世人以“窥奇式的心态”看待当代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发展,而这显然是可笑的。  人们可以认同蓝皮书观点:“中国要加强与世界的沟通与了解,多谈谈国家的创新、不断涌现的新思想以及应对诸多问题的新举措,这样,效果要比古老传统好得多”。  【问题】  “给定资料”的画线部分写道:“国内一些地方在展示本国文化时,仍然习惯于‘选用那些老掉牙的戏剧、文打武斗的功夫和平淡无奇的茶叶,他们还未意识到如何充分利用当代中国的文化先锋’。”请结合你对这段话的思考,参考给定资料,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  (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语言流畅;  (4)总字数1000字左右。

问答题 (二十六)  【给定资料】  1.美国内科医疗设备的生产商和销售商德普公司(DPC)2005年5月20日宣布,该公司及在中国的独资分公司分别与美国司法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达成协议,同意支付总共约480万美元以解决其违反美国《反海外贿赂法》的问题,其中包括向司法部支付200万美元罚款、上缴证券交易委员会204万美元“非法所得”及75万多美元利息。  据记者了解,DPC的贿赂行为发生在1991年底到2002年12月。为了获得医院的业务订单,天津DPC有限公司在中国的某些医院以现金支付手段向医院的化验员和医师进行贿赂,以此让医院同意使用天津DPC有限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这一行为,是经天津DPC有限公司总经理授权的。美国司法部门认为该行为“涉及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机构批准的医院的受雇人员”,因而已经触犯了《反海外贿赂法》。好处费(委托费)通常是销售额的3%~10%。从1991年末到2002年12月,DPC天津分公司的行贿金额总计达到162.3万美元。同时,DPC从中获益200万美元。  德普公司中国行贿11年却没有执法机构对之处罚。该案最终在海外被发现,说明中国的监管存在巨大的疏漏。  2.清华大学廉政教研室的任建明教授说:“以前,我们重点打击政府公职人员受贿,主要是建立在一个政府公权力相对强势的基础上。在这样的环境下,行贿者很大程度上是被迫行贿,因为不行贿就什么都得不到。”  任建明认为,现在,很多行贿者不再是不得已而行贿,他们是为了获得和自己本身资质不相匹配的利益而行贿。相比较前几年,他们身上的被动色彩已经弱化,更多地有了一种主动色彩,因此,有必要给予这些行贿者更重的打击。  而我国现行《刑法》中,第八章所规定的行贿罪、受贿罪是专门针对政府公务人员的,公司、企业人员行贿受贿罪则规定在第三章内。所遗漏的就是那些既不在政府,又不在公司的人员。比如事业单位人员和社团组织成员。这次修改《刑法》将公司、企业人员行贿受贿罪的主体扩大到其他主体。  3.在2003~2005年几年间,喜之郎原投资部经理周明华借职务之便,在代表喜之郎与世纪证券有限公司协商签订托管1亿元国债和5000万元企业债券合同以及合同到期后收回两笔资产过程中,先后收受世纪证券有限公司好处费共计人民币533.56万元。2006年10月15日,周明华被阳东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  证券行业资深分析师俞志强指出,行业里一种通行做法是,证券公司通过自己的席位代理委托方国债或企业债券,借此“融资”牟利。而周明华之所以舍弃几乎无风险的银行渠道,冒险与证券公司签订大额投资的托管合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能借此获得“好处费”。据周明华在该案1.5亿元投资中,获得533万元左右回扣,推算其回扣在3个点左右。  周明华瞒天过海其实并非滴水不漏。据媒体报道,2004年底喜之郎托管在世纪证券公司的1亿元国债和5000万元企业债券到期,但世纪证券没能如期归还。世纪证券公司通过间接许诺给好处费,延期还款。  2005年2月至5月,周明华利用职务之便,又分别冒用易某、陈某的名义与世纪证券私下签订“合作协议”,先后收受了世纪证券通过易某、陈某账户汇入的大笔好处费。  在一片风平浪静中,周明华贪欲不断膨胀。2005年7月8日,周明华在向公司董事长李永军汇报1亿元国债托管的事情时,才交代了收受世纪证券有限公司送的100万元好处费的事实。“公司的金融投资监管是个盲点,一来自己没有太多该方面的专业知识,二来平时主要精力放在市场上。”广东喜之郎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邬少明这样总结刚刚结案的商业贿赂案。  4.“商业贿赂已经从‘潜规则’变成了广告。”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程宝库说,他经常在收听电台广播时听到这样的广告——先是说某饭店如何的好,然后加上一句:出租车拉客有回报。“这其实就是商业贿赂。”“这场战役很重要,因为它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2006年2月26日,程宝库在电话里向记者强调。  让这位法学学者开始关注商业贿赂的原因,是关于这种行为的一个矛盾:一面是广为人知,一面是案件很少。  据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张忠宇副处长介绍,近五年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犯罪案件逐年上升。但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占同期所有经济犯罪案件立案数的比例却始终非常小,尚不到1%。最高人民法院提供的数据也显示,自2002年以来,人民法院每年审结的商业贿赂案件数量变化不大。上述数据与人们印象中普遍存在的状况严重不符。  然而另外一些数字却正揭示着商业贿赂给经济造成的巨大危害。来自商务部的统计表明,在全国药品行业,仅药品回扣一项,每年就侵吞国家资产约7.72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收入的16%。程宝库对此进行了调查和比较研究。调查结果让他“触目惊心”:几乎每个行业都存在,其中尤以医疗卫生、基建、电信、金融等部门为重。  而比较研究表明,商业贿赂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将会有难以承受的社会后果发生。程宝库举例说,像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其经济从人均收入3000美元到7000美元,一般只用3年左右的时间,最多的用了6~7年。然而像拉美的几个国家在达到3000美元之后,不能上升,反而上下震荡。造成拉美国家如此状况的正是腐化的商业风气,权钱交易的商业贿赂潜规则。“商业贿赂不是要不要治理,而是如何治理的问题。商业贿赂的治理已刻不容缓。”程宝库说。  5.为了配合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使商业贿赂治理工作在法治的轨道内顺利进行,推动治理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成立了治理商业贿赂研究中心。2006年6月6日上午,研究中心在北师大主楼举办第一期治理商业贿赂专题论坛。  左坚卫副教授认为,商业贿赂“一对一”的行为特点以及行贿受贿双方结成利益共同体的现实,决定了查处商业贿赂的难度较大,犯罪黑数较高。因此,治理商业贿赂的重点不宜放在惩办已经发生的违法犯罪活动上,而应当防患于未然,从源头上减少商业贿赂发生的机会。赵秉志教授说,商业行贿犯罪所涉及的《刑法典》第164条规定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第389条第1款规定的行贿罪,第391条规定的对单位行贿罪,以及第393条规定的第一种单位行贿罪,都以行为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成立要件。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谋取不正当利益存在分歧,同时,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设置使惩治行贿犯罪陷入了某些困境。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作为行贿犯罪构成要件的“谋取不正当利益”。  6.创立于1977年的上海世迅网络主业为综合网络布线系统、IT基建工程等IT业务。该公司在行业内并没有什么名气,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并不了解该公司。但是,就是这样一家公司,通过行贿的手段,拿下了包括麦肯锡上海公司在内的众多跨国公司的项目。该公司总经理王军和项目部经理吴仁从2005年底到2006年初,在承建工程项目中,向麦肯锡公司电脑部主管汪依群和员工沈通分别行贿15万元和30万元。  在麦肯锡公司内部,作为电脑部主管的汪依群和员工沈通并不起眼。但知情人说:“这样的人就是爷,因为他负责工程的招标。”在这个过程中,“索取回扣已经成为一种惯例。”知情人说,在数年前,由于行业整体利润比较高,其回扣的比例一度高达整个项目的15%以上,但是这两年随着行业整体利润的下滑,回扣的比例已经控制在8%左右。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行业里面的规则一般是提高项目的报价,在这个过程中甚至会碰到一些电脑部门的主管要求对方提高报价,然后再将提高的部分私下返还给这些电脑部主管。  “送了45万,应该是将项目本身的报价提高了很多”,知情人分析说,如果只是单纯的网络铺设和维护工程,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利润用来行贿。  7.最新一期香港《经济导报》载文指出,中国社会转型期反腐败呈现新特点,反腐败的重点从反权力腐败转到了反商业贿赂。  从现实情况看,在当前,中国商业贿赂案件又出现了高发态势,并与传统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形成交织状况,犯罪领域在重点行业突现的同时,开始呈现普遍化的发展态势。贿赂手段的多样化和行为方式的连续性、隐蔽性及关联性,都表明治理此类违法犯罪活动的形势更为严峻。  商业贿赂,是一种以获得商业交易机会为目的,在交易之外以回扣、促销费、宣传费、劳务费、报销各种费用、提供境内外旅游等名义,直接或间接给付或收受现金、实物和其他利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商业贿赂实质上收买的是“权力”。商业贿赂的“重灾区”个个都是权力垄断部门和经济决策部门。可以说,哪里涉及商业审批,哪里就有商业受贿的“机会”;哪里有购销权,哪里就有商业受贿的可能。  治理商业贿赂遭遇“界定难”和“治理难”,与法律、制度不完善有关,更与商业贿赂无处不在的“收买”有关。商业贿赂“收买”了法律在公民心中的威严,“收买”了企业依法经营、公平竞争的规则,使越来越多的企业无心靠产品质量、价格、服务胜出,而是致力发展“关系网经济”。信仰“关系”胜过信仰“规则”,对于正在建设的法治社会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力“腐蚀剂”。  8.9月4日下午,重庆市工商局的通报称,2005年1月至2006年6月,华润蓝剑为占领重庆啤酒市场,与重庆市23个区市县、3000多户餐饮店等终端销售商协议合作,通过给付380多万元各种形式的“促销费”,销售啤酒500多万件,涉及金额达1亿多元。此案是自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以来,重庆市工商局查处的涉案区域最广、涉案金额最大的案件。  处于“被动地位”的华润雪花,立刻在次日,即5日下午发表公开声明,称重庆工商局有关查扣啤酒的行为,是打着“反商业贿赂”的幌子,行地方保护之实。“别人都这么做,你不这么做,怎么卖啤酒?”侯孝海认为,重庆的销售方式是“行业惯例”,不仅存在于华润一家,全国很多地区、很多啤酒商、饮料商都在采用。  在关于此案的种种争议中,给餐饮店等终端销售商“好处费”到底是“行业惯例”还是“商业贿赂”始终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我不能说所有的啤酒商都会采取这种销售手段,但可以肯定的是,有很大一部分企业是这样做的”。9月8日,中国酿酒协会啤酒分会秘书长杜绿君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言,给终端“好处费”的现象由来已久,也一直是酒类行业面临的一大困惑。而且不仅是啤酒、白酒、红酒,甚至很多饮料的销售,也存在类似现象。  9.2006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商业贿赂真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在一些地方的经济活动中,说起治理商业贿赂,许多人却不以为然,甚至找出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为商业贿赂辩护,商业贿赂成了闻着臭、吃着香的“臭豆腐”。有人认为:“商业贿赂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治理商业贿赂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也有人认为:“商业贿赂都是行贿人自己送上门的,推不掉,躲不开。”还有人认为:“商业贿赂牵扯面大,查起来不容易。”一件本来十分得民心的好事,为何竟然引来非议?老实说,持有这种非议的人,心里也明镜似的,清清楚楚知道商业贿赂是一种犯罪活动。他们这样说,不过是为了混淆视听,浑水摸鱼。同时也提醒我们:治理商业贿赂这件事并不简单,需要我们想办法、下工夫、动真格。  10.2006年11月,重庆市沙坪坝区法院宣判了重庆市胸科医院正副院长收取医疗器械销售商回扣的案件,宣判当天,来自全市卫生系统自发参加旁听的900多人将审判大厅围了个水泄不通。重庆市卫生主管部门有关人士向记者透露:“这宗案件中,最先是副院长被抓,其接受调查时为争取自首,又将院长供了出来。这家医院的医生,尤其是其他大小领导都担心他们为争取立功,将事情全盘说出,而将自己卷进去。更关键的是,现在法律对收受回扣的认定标准还不明确,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违不违法,会不会被起诉。”  “这个案子全系统的人都知道,大家都把它作为一把尺子来度量自己的行为是否已经构成犯罪。”重庆某小医院的医生朱勤(化名)告诉记者,“由于医院的效益不好,每月从医院领到的全部收入不到1000元,回扣历来都是我们收入的主要部分,大概每月能有几百元左右。”她所在的科室一直都在用这些钱给医生发奖金福利,一旦一人受查,必然整个科室甚至整个医院都难逃追查。山东一家医院的纪检书记更是直言不讳:“如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和政策治理商业贿赂,那医院全都别干了!医药购销领域内的反商业贿赂,打击面较大。”  作为医药销售代表,李先生深谙反商业贿赂对于自己的利害关系,但他认为,商业贿赂一时还难以禁绝。如果还是沿用旧的医疗及医药流通体制,那么打击商业贿赂一旦真的发挥效用,对整个医药销售行业的打击是致命的,“因为在目前的状况下,这个行业还没有学会不贿赂怎么生存,不给回扣一个药厂就要死掉”。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教授也认为,目前商业贿赂专项整治工作只注重对个体贿赂活动的打击,而忽视了对滋生贿赂的土壤进行整治,那么商业贿赂绝不可能得到根治。  11.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组长何勇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商业贿赂涉及面确实很广,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情况非常复杂。有些领域和行业的问题相当普遍,在一个单位内就涉及多个岗位、多个部门、多个层次的人员。处理这些问题必须严格依法办事,正确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要区分正常的商业交往与不正当交易行为的政策界限,又要区分违纪违规行为与违法犯罪的界限,做到宽严相济,区别对待。既不能降低要求,走过场;也不能脱离轨道,搞群众运动。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违法犯罪分子发现一个查处一个,绝不手软。工作中还要讲究策略,正确运用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对于在自查自纠中主动向单位、行业主管(监管)部门讲清问题,或者积极检举揭发商业贿赂和其他犯罪,有立功表现的,应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故意隐瞒事实、毁灭证据等妄图对抗侦查、逃避法律追究的,要依法从严惩治,特别是对于顶风作案的,必须坚决严厉打击;对于在一些领域和行业中带有一定普遍性、涉案人员众多的案件,要充分考虑办案的政治影响和社会效果,坚持打击少数,教育和警示大多数。  【问题】  以“从‘行业惯例’说到商业贿赂的惩治”为题,结合给定资料,写一篇议论性文章,篇幅不少于1000字。  要求:结合材料,观点鲜明,结构紧凑,语言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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