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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 (二)  【给定资料】   如果地铁站台或者行驶中的地铁列车失火了,大量乘客如何有效疏散?如果12级台风登陆上海,那些高层建筑上的玻璃幕墙顶得住吗?……这一个个“如果”,都是上海某大学防灾救灾研究所的一个个科研课题。   上海某报记者报道:最近在全市开展的“我为城市安全献一计”活动,引起了研究所专家们的密切关注。一方面,他们为市民居安思危意识的增强和诸多防灾好点子欣喜;另一方面,专家们很想提醒:“防灾不能只考虑技术手段——给城市打造‘金刚罩’,更得在‘人防’上多下工夫,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大有改进和提升的空间。”   “城市公共交通若都能配备全程监控,运行和安全系数就更高了”;“上海越江隧道已经有10多条,针对可能遭遇淹水事故的危险,不妨装上安全阀门,需要时可用来挡水”;“预防高楼玻璃幕墙掉落,应该对建筑做整体风洞试验”……这些意在为城市套上一个水火不侵“金刚罩”的设想,很有道理,提出这些建议的专家中不乏院士。   “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一座城市不可能为了防范一些小概率的灾害事故,不计代价地增添防灾设施。”该研究所专门研究城市地下建筑安全与灾害的H博士。对地铁渗水和隧道渗水实地考察过多次,他对于一些学者提出为越江隧道增设“挡水阀门”的建议,并不完全认同。他说,“据我了解,国内有个别隧道安装过这样的阀门,但可以想象,常年用不上;后来有一次搞演习时决定用一下,却发现阀门由于年久失修,机械失灵,根本没法动。”   H博士想用这个案例说明两个道理:第一,为了小概率事故而砸重金设防,心理安慰作用远远大于实际作用,要不要这么做,应全面考量;第二,如果装备上了,则怎样保养维护,工作人员能不能熟练操作,都是必须重视的“人防”环节,否则,当有朝一日预想中的特大灾害真的发生,“金刚罩”极有可能派不上用场。   “防灾设施,从理论上说总是不足的,因为它们应对的往往是适当程度的、发生概率较高的灾害事故。”研究火灾防范的C研究员力挺H博士的观点。这位研究员对轨道交通实地考察过多次,他关注的焦点是地铁站点和车厢里的消防设施。他注意到,站台和车厢里的屏幕会经常播放视频,告诉市民一旦发生火灾险情如何紧急疏散,强调必须做到的一些要领。   当被问道“地铁里有没有专门的消防逃生通道”的问题时,C研究员回答:上海地铁的逃生通道,其实就是我们平时上上下下的那些楼梯,并没有其他特殊通道。他说:一旦有险情发生,要减少人员伤亡,最关键的是工作人员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有序地疏散人群,工作人员需要定期演练;我们现在似乎更看重灭火器数量够不够,是不是放在容易找到的地方,但险情出现时现场肯定乱,工作人员能不能及时顺利地拿到灭火器?会不会熟练使用?这些都是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或许有乘客就在灭火器旁边,但又有几个人会用?   “老实说,怎么用灭火器,我还真不知道。”说这话的,是另一位年轻的研究员Y博士。防灾专家也不会用灭火器?她坦率承认,并随即以此为例指出了城市公众教育的许多薄弱环节。   “无论社区里的大爷大妈,还是写字楼里的白领,防灾知识都是从小册子、展板、讲座或者网络上看来的。且不说所知有限,即使认为不少人一无所知,也并不为过。而且就算有人并非一无所知,也未必有用,因为没有转化为能力。”Y博士说,汶川大地震、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发生后,很多单位都搞过安全演练,可很大程度上是“演戏”。大楼里有消防箱,但如何打开?消防箱里有灭火器,但如何操作?应急避难场所在哪里,怎样利用?这些关键的内容,演练过吗?再说,演练一次肯定不行,就算学到点东西,很快便会淡忘,必须定期训练。日本人应付地震有一套,那是在定期、再三的演练中练出来的。   在这些专家看来,“人防”的漏洞和缺陷,远比“技防”不足更可怕。   专门研究风灾防控的Y博士曾多次去浦东陆家嘴,这一地区有几十栋玻璃幕墙大楼,且不止一次发生过玻璃掉落事故。这些玻璃幕墙建筑能不能抵抗12级以上大风,这正是她的科研课题。她告诉记者,大风常被认为是玻璃幕墙掉落的“元凶”,但实际上,在建筑工作安装玻璃时可能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在安装时,把螺丝拧得过松固然不行,但过紧也会使玻璃幕墙受力失衡,从而出现细小的裂缝。”她说,如果把大楼玻璃幕墙的掉落视作对城市安全的一种威胁,那么减少威胁的关键同样在“人防”。如果在定期清洗幕墙的同时,增加一道“体检”关,绝大多数玻璃掉落事故就可以避免。   【问题】   根据给定资料,对专家们所说的“技防”“人防”加以解释。   要求:精确、简明。不超过150字。

问答题 (四十六)  【给定资料】   1.从甬台温高速公路大溪出口下来,没过多久,就可以看到三幢高高耸立的公寓楼。这是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大溪镇宜桥村即将交付使用的农民公寓。今年下半年,234户村民就可以高高兴兴地搬进新居。   “这个工程投资7000多万元,但从开始建到验收,没有接到一起投诉!”宜桥村党支部书记李元初说,“这就是推进民主决策,创建‘廉洁村’的结果。”“以往,像这么大的工程,总会有人在背后嘀咕,担心村集体资金被揩油。可如今,工程从招标到水电安装、材料购买,完全公开透明。这样的村务决策,让大家无处生疑。”温岭市大溪镇宜桥村村民鲍定福说。   在“廉洁村”创建活动中,温岭市完善了“三议三公开”的民主决策制度:重要村务决策,由村党支部提议,经村党支部、村委会、村务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村监会)联合商议,交党员、村民代表会议进行民主决议;会前公开决策议题,会后公开决议内容及执行结果。这一制度,大大提升了决策的公信力。   “民主决策实施以来,村干部廉洁自律情况和村级组织建设有了明显的变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占职不担责、领薪不用心、村两委不团结、干扰村监会履职等现象大为减少。”台州市纪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6月18日,在台州市黄岩区澄江街道桥头村的阳光村务服务中心,51岁的村民林敏法走到村财务查询系统触摸屏前,一点“票据公开”,屏幕上立即出现了一张张票据凭证。凭证正面的项目、金额,背面的经办人、证明人、审批意见、村务监督章法都清清楚楚。   记者试着调出了该村5月份的账目。“5月6日,菜市场排污管道购买费2970元,经手人林某某;5月18日,河道堤坝除草剂购买费52元,经手人沈某某……”   “以前的村账搞不清楚明细。现在把整个过程的票据公布出来,连买一条5元的毛巾都看得明明白白。我们可以随时通过触摸屏‘查账’。”一旁的林敏法告诉记者,“看起来方便、容易明白,这样的公开才是真公开!”   在村级集体资金总量近亿元的温岭市横峰街道,每年有半亿资金流动。当地相关部门摸索出了一条村里、银行、街道纪检部门三方联合、“实时追踪”的路子,保证了资金“阳光”流动。   “村里50万元以上的资金流动,只要钱从银行出去,我这里马上就收到短信。”横峰街道纪工委书记毛军平说。   2012年以来,在“透明”理念的“催化”下,台州市有效避免了67次村级集体资金被挪用、涉及总金额153.8万元的问题发生。   在村务监督中,难免出现村干部与村监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这该怎么办?   “村里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就把它放到村务监督两级会审的平台,请其他村的村监会主任一起评评道理、想想法子。”温岭市城西街道纪工委书记林英志说。   所谓“两级会审”,即村里日常事务的监督由村监会成员集体会审,重大、复杂、疑难事务的监督提交镇、街道纪检机关组织的村监会主任会议,进行二次会审。目前,温岭市16个镇、街道,都建立了村务监督两级会审平台。   温峤镇茅洋村流传的“20件军大衣的故事”,就是因为这个平台,才有了圆满结果。去年年底,该村村委会为值夜班人员统一买进了20件军大衣。“又不用天天值夜班,不需要买这么多!”村监会不同意报账,两方意见出现了分歧。   “这个问题被提交到镇里进行两级会审。”温峤镇纪委书记郑标菊回忆道,“镇里部分机关干部、部分村委会成员和村监会主任参加了会审。茅洋村村监会认为,4组巡逻队,每组5人,买5件就够了;该村村委会则认为,从长期着想,为应对突发事件,应该人手一件。最后,镇纪委集中了各村村监会主任的意见,决定还是买20件,并出具了两级会审意见书。”   “在创建廉洁村的大舞台上,各村都在同场竞技。但因为村情不同,各村在实施民主管理和监督时,情况会有差异。”台州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台州市已经开展相关调研,希望进一步细化标准,实现制度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协调。”   2.五星村,位于鹤山市鹤城镇西部边陲山区的彩虹岭山脚下,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老区,下辖7条自然村,人口近1300人。这几年,贫穷的五星村仿佛“一夜春风来,千万果实挂枝头”,五星村不仅变成了水果村,而且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文明村,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回眸巨变,品味幸福。五星村村民都说,这一切都源自一位其貌不扬、沉默果敢、真抓实干的村支书——谢松发。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丑恶现象和不良思潮会不断地给人们的思想带来冲击。如何才能抵御一切向钱看、权钱交易等不正之风,使村干部真正树立正气、为民办正事呢?作为“班长”的谢松发,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和带动了身边的党员干部。“坚持学习是最好的防腐剂。”谢松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带头坚持学习有关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白天忙,他就晚上挑灯夜战。在他的影响下,村党员干部形成了爱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良好氛围。几年来,他经常组织村党员干部参加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培训,进行法律法规知识等学习,使全体班子成员做到了警钟长鸣,清正廉洁。   “公生明,廉生威”。谢松发成了村干部清廉自守的一面镜子。他时时提醒自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这些年来,谢松发身为党支部书记,手握村委大权,但从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思想,而是时刻以“人生在世,‘奉献’二字”为座右铭,时时事事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始终保持清正廉洁、清廉自守,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也为全体党员和干部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前年,村里发现优质山泉水,个个都想承包,他有个要好的朋友找上门,请他高抬贵手,把山泉水包下来,或者与他合伙承包,但经过多次的请求,谢松发都不为所动,他说:“招标吧。”这位朋友见他铁了心,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用费力的财都不发,你真是太傻了。”谢松发说:“我为你私了心,肥了腰包,可集体经济就削弱了。所以,我绝不能像你所说的那样做,请不要怪我。”最后通过招标,一个质优的外地客商中了标,村里的山泉水卖了个好价钱。   难怪村民交口称赞:“有谢松发这样廉洁的好干部,我们村民大可放心。”   【问题】   农村基层廉政建设工作,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请你谈谈“给定资料1~2”对做好这方面工作有哪些启示。   要求:紧扣“给定资料”,条理清楚。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三十六)  【给定资料】   2013年1月4日上午8时30分左右,河南兰考县城关镇一居民楼发生火灾事故,“爱心妈妈”袁厉害收养的孩童中7人不幸丧生。事故发生后,袁厉害因为非法收养弃婴,已经被公安机关带走。   袁厉害是兰考县的一名村妇,从1987年收养第一名兔唇男婴开始,至今20多年收养的弃婴已超过百名。其中年龄大的已经工作结婚离开,年龄小的只有几个月。在公众的眼中看来,袁厉害称得上是一个好人,一个执著地收养弃婴,并几乎以一己之力养活他们的好人。虽然她给孩子们提供的生活条件称不上太好,但至少可以让他们解决基本的温饱,并在心理上感受到“家”的温暖。但是,一个仅凭一己之力办起来的“孤儿院”,终究会有维持不下去的那一天,命运通过这样一次惨痛的意外终止了袁厉害的善举。为什么好人会好得如此艰难,为什么好人在意外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呢?与袁厉害类似的民间慈善除了灰色地存在或被取缔,就没有第三种存在方式吗?   我国法律对收养条件与程序限制较多,办理合法的收养手续困难重重。据民政部1月9日公布的数据,我国现有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即“孤儿”)61.5万名。其中,民政部门的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有10.9万名,其他途径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名。这是客观事实。于是,像袁厉害这样的“不合格”收养人很普遍。对此,政府的常规做法,一是规范引导,二是提供可能的帮扶。   兰考县救助站站长聂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通常情况下,合法的民间收养行为是社会救助的有益补充,对于类似草根慈善行为国家一直持鼓励态度。不过,要获取一份孤儿生活补助并不是易事。W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曾称,现在相关的民政机构对孤儿的界定非常严,不利于弃婴获取补贴及资助。   以H省L市为例,当地民政部门规定,社会散居孤儿申请孤儿基本生活费,必须由孤儿监护人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并填写H省儿童福利证申请表一式两份。   申请时,还应出具孤儿父母死亡证明或人民法院宣告孤儿父母死亡或失踪的证明等多种材料,待县级民政部门审批后,将信息及时录入“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并对批准认定人员发给全省统一印制的儿童福利证,持证人员才可从民政部门每月领取孤儿基本生活费。一旦缺乏监护人,或者当地相关部门不主动作为,孤儿便无法获得身份认定。   有研究人员称,目前,中国对家庭寄养福利项目的资金主要来源是税收,还未能形成高效筹集资金的组织,比如西方普遍的红十字慈善会。这不但加大了政府的预算支出,而且,通常政府的拨款要经过条条审核,使得资金下拨时间过长,不利于解决福利事业的燃眉之急。   【问题】   “给定资料”中提到:“为什么好人会好得如此艰难,为什么好人在意外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呢?与袁厉害类似的民间慈善除了灰色地存在或被取缔,就没有第三种存在方式吗?”请结合“给定资料”,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要求:准确,简明。不超过250字。

问答题 (五十二)  【给定资料】   2011年年底,中国环保部通过了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年1月,这一标准已经公布,PM2.5第一次被纳入国家标准。2012年伊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都将打响“PM2.5攻坚战”:北京2012年春节前开始公布PM2.5研究性监测数据;上海、天津、山东和武汉等省市纷纷表示陆续启动PM2.5的监测;广州也在2012年3月公布了PM2.5监测数据。   回顾PM2.5面纱被揭开的过程,有舆论评价说:“从民众感知灰霾困扰,到微博呼吁推动,再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PM2.5的快速升温到正式亮相,形成了一次国家环保政策与公众民意的良性互动。”从无到有,再到集体发声,民意获得胜利,而环保部在这一次事件中反应迅速,危机处理能力可圈可点。环保部的表态,意味着PM2.5进入空气污染“通缉名单”,已是板上钉钉。然而,对于城市居民而言,这仅是一次象征性的胜利,监测只是一个开始,下一步还有信息公开、污染治理的工作需要开展。需要意识到的是,治理PM2.5.“定罪”重要,“缉凶”更重要。   “监测只是手段,治理才是关键。”环保专家介绍,PM2.5人为来源主要来自大的工业点源、机动车排气、建筑扬尘以及冶金水泥等污染源。初步研究结果显示,大约30%来自于二氧化硫氧化生成的硫酸根,25%为机动车排气污染物,10%为氮氧化物氧化为硝酸根所贡献。   国家的“十二五”规划已经开局,减排被提上了更重要的日程,环境质量更直接地和官员绩效评价挂钩。新标准一实施,数据面上多半要下跌。风险面前,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在提前实施与否的问题上难免投鼠忌器。那么,做点实事又如何?北京将93号汽油牌号调为92号,伴随牌号的变化,燃油中的硫含量由0.005%降为0.001%。相应地,排放物中PM2.5的浓度也会降低。监测公布PM2.5数据只是治标,最后还要落回到源头,减排才是治本之道。   人是污染的受害者,也是污染的制造者,治理PM2.5,政府责无旁贷,与此同时,也离不开民众的积极参与,比如树立环保生活理念,开展低碳生活、绿色出行、绿色消费,转变生活方式,主动减少PM2.5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让公众参与不再是个别活动,而是一种生活,为降低PM2.5各尽一份力。   【问题】   根据给定资料,谈谈你对“PM2.5‘定罪’重要,‘缉凶’更重要”这句话的认识。   要求:分析合理、条理清楚、语言简练。字数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三十)  【给定资料】   广大群众对目前已有的城市精神的认同度是怎样的呢?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联合半月谈网开展的“我心中的城市精神”网络问卷调查显示:“对您所知的一些城市提炼出的城市精神,您的感受是______。”的多项选择题中,选择“很精辟”“很切合实际”“很给力”的分别是206票(8%)、338票(13%)和192票(7%);而选择“抽象空洞”“相互雷同”“陈词滥调”“与百姓有隔膜”的分别为509票(19%)、431票(16%)、358票(14%)和593票(23%)。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大部分的网民对已有的城市精神表述语并不太满意。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脱离百姓、脱离生活的城市精神表述终究是苍白而无生命力的。“当前一些城市精神的提炼缺少的正是尊重市民,尊重生活。”杭州市一家书店的老板郭某说,仔细阅读媒体的报道就可看出,许多地方提炼、发布“城市精神”是自上而下进行的,表面上有多层程序设计,也能够广泛吸纳民意,但最终表述往往令人大跌眼镜。更有甚者,许多地方争先恐后地成立调研组,征集意见,论证研讨。政府部门为此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城市精神用语确定、发布后,往往不了了之、没了下文。   据2012年2月6日《新快报》统计,2011年,北京、上海等直辖市和14个省会城市及地级市推出了本地的城市精神。在这些城市精神中,“创新”出现11次,“开放”出现10次,“和谐”出现9次,“诚信”出现7次,“包容”和“爱国”分别出现5次和3次。东部沿海城市多以“海纳百川”来体现包容;西部地区更倾向用“团结奉献”“艰苦奋斗”等词汇。   美国城市规划学家爱若·沙里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的追求是什么。”在我国600多座大中小城市中,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大都市、国内大都市,约50个城市提出要建中央商务区,2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成国际或区域性金融中心。“低头是瓷砖,平视见喷泉,仰脸看雕塑,台阶加旗杆,中轴对称式,终点是政府。”这条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是百姓对城市样式的描述。而以“阿卡迪亚”“普罗旺斯”“曼哈顿”等命名的城市社区或楼盘更是难以计数,弱化了城市应有的传统底蕴和本土特质。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金波说:“当前许多地方的城市精神出现雷同现象,说明对城市精神的认知仍然比较模糊,对城市未来的展望非常充分,但对城市的历史和现实体现不足,出现泛政治化、教条化、口号化倾向。”城市精神要真正走出“千城一面”,凸显丰富个性,并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感受和期盼相契合,就必须首先找到城市精神的“根”。   许多城市规划专家口中常念叨一个词——“禀赋”。这本是用来形容人的体魄和智力等先天条件,用在城市规划中就将其用来形容城市发展的前提和出发点。城市精神也要依据城市的“禀赋”,即时间维度上的城市历史和空间维度上的地域环境。   正在轰轰烈烈开展城市精神大讨论的古都洛阳,也因其建都早、朝代多的厚重历史激发了各行各业市民积极建言献策。北宋政治家司马光曾在《过洛阳故城》中写道:“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历史孕育滋养着洛阳精神的根。”市民杨小春说,虽然“包容”、“博大”等时常被用来形容洛阳,但这些词无法反映出洛阳精神的精髓,尚需从传统历史文化土壤中去挖掘。   城市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不同的地域环境和历史传统必然孕育出不同的城市精神。“春融万物,和谐发展,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昆明精神中,“春融万物”体现了昆明的人文地理特征。明代杨慎有诗称昆明“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春城”也孕育出市民良善谦和、热情好客的特征。而“登高涉远、负重向前”的重庆精神则暗含了大山大江这一核心要素,让人一看就知道它指的是一座江山之城。大山是重庆的傲骨,大江是重庆的柔情。二者决定重庆人的生存方式,孕育重庆人的文化特色,塑造重庆人的性格特征。这座城市的精神特征都源自于大山大江的滋养和培育。其他诸如江西九江精神中的“融汇九川”、呼和浩特的“骏马精神、草原气质”等,都是地域传统在城市精神中的传神写照。   【问题】   “给定资料”中提到:“城市精神要真正走出‘千城一面’,凸显丰富个性,并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感受和期盼相契合,就必须首先找到城市精神的‘根’。”结合当前现实,简要分析我国城市精神的“根”是什么。   要求:分析合理,条理清楚,语言简练,字数不超过250字。

问答题 (五)  【给定资料】   1.刚购买一套房产,连钥匙还没领到,装修公司的电话便追踪而来,告知你所购买的房屋装修效果图已经设计好;求职简历才递出,可能还没收到面试通知,就接到了一个又一个保险、培训的推销电话;准妈妈还没生出宝宝,各种奶粉厂商、早教机构、母婴服务的销售服务人员已经打爆了孕妇电话。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便捷的信息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我们的隐私随时处于泄密的危险中。公民个人信息越来越容易被暴露并被大量利用,因此而遭受的麻烦和骚扰随之产生。   “在信息时代,信息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导致一些不法分子置法律于不顾,通过滥用个人信息来牟取巨额利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宪法与行政法研究室主任Z认为。   而个人信息被泄露、盗用和滥用,与许多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不强也有直接关系,他们经常会在有意无意间将个人信息泄露出去。譬如,有的人接受了陌生人的问卷调查,在对方的要求下,留下了姓名、电话、职业、工作单位等信息;还有的人在办理消费会员卡时,不假思索地填写真实详尽的个人信息,这些个人信息,有可能由于商家的管理不善或者恶意泄露而被盗用。   目前,在个人信息安全方面,我国并无一部专门、权威的法律。个人信息保护法自2003年起已部署起草,但这项立法建议一直未能进入正式的立法程序。单就保护网站用户个人信息安全而言,刑法修正案(七)、侵权责任法乃至居民身份证法等均有涉及相关内容,但相关条款过于分散,可操作性差。对于如“个人信息”、“违反规定”等关键概念界定不清,在执法过程中,财大气粗的运营商往往有较强的影响力,易形成现实的执法困境。即便发生信息泄露,用户个人在追究运营商民事责任的时候,也存在举证难等问题。诉讼成本高、收益低,当事人很难依法维权。   “机动车销售、房产中介、医院等行业及其从业人员往往有机会接触、掌握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这些行业虽然有内部系统关于个人信息的查询规范、查询电子信息备案及保护工作意见等,但由于部分从业人员法律意识不强,企业管理、执行存在制度漏洞,使这些行业成为个人信息泄露的‘重灾区’。”甘肃中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D分析。   2.《个人信息保护指南》于2013年2月1日起实施。该《指南》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收集、加工、转移和删除四个主要环节,其中还提出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原则。   此次出台的《指南》,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并非国家强制性标准,在强制性、权威性与震慑力上,都不可能替代法律法规的作用。在巨额利润诱惑之下,若没有严厉的处罚措施,让那些机构、企业谈自律。要求他们按行为准则来行事,这无异于痴人说梦。仅凭一部非强制性的指南实现个人信息安全是不现实的。上海律师Y认为,目前信息保护问题虽已到“深水区”,但还在“摸石头过河”,工信部出一个指南,毕竟“聊胜于无”,在实践中积累些经验。但关键还是要出专门法,可先出个专门条例,以后再上升到法律。   《指南》牵头制定单位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G表示,《指南》的出台更具有行业指导意义。法律和标准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法律是管人的,而标准关心更多的是信息系统;法律的约束范围很广,特别是事后的惩戒部分,而标准关注的则是事前怎么处理,该怎么把它做好。“所以说,标准制定未必一定就能够导致这个法律很快地产生,谈指日可待这件事情还不那么容易。”   但G认为,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一系列的前期调研、国内外法律研究,以及与社会各界的交流,都为立法在技术和社会关注以及舆论层面做了很好的铺垫,对立法工作会产生很好的前期推进作用。   然而,在信息社会,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利用及传递,在大多数情况下均离不开信息技术。通过技术手段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落实保障个人信息,如构建信息安全平台,为用户提供保护信息安全的产品,加强网络安全防护,依据分区域、按等级、多层次的防护思路进行安全规划、安全评估、安全加固与安全维护,并且对已有的安全技术进行改进与完善。   从文化角度来看,将守护个人信息且不窥探他人隐私信息作为一种社会美德,同样能够传递信心,保障信息安全。比如少数媒体为博人眼球,以可窥探别人的隐私为诱惑,通过曝光名人秘闻来骗取点击或购买其报道内容。在此种“文化”熏陶下,公民如果长期浏览该类信息,心理上便会出现扭曲,进而形成窥探他人隐私信息的习惯。因此,应呼吁公民从自我做起,杜绝不良的猎奇心理,让窃取个人信息的行为无可乘之机。   【问题】   给定资料2中,部分业内人士和G副主任在《个人信息保护指南》的出台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这两种看法是什么?对此你怎么评价?   要求:观点明确,层次清晰,简明扼要,语言流畅,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五十)  【给定资料】   2012年6月3日,辽宁沈阳有着亚洲最大室内足球场的沈阳绿岛体育中心在8秒钟内被爆破拆除。沈阳绿岛体育中心占地45.5万平方米,办足球比赛可容纳3万多人,建成至今,它只经历了唯一次顶级的辉煌,那就是孙悦在沈阳办的那次演唱会。8亿元投资瞬间变成浮云,这次爆破创下了国内最大全钢结构建筑爆破的纪录。同时也因其不到9年的使用时间而创下了沈阳最短命的大型建筑被终结的纪录。   从被冠以豪华、地标、最大等字样的体育中心。到沦落为一个仓库,再到最后被爆破拆除,绿岛体育中心终结命运的理由是使用率太低,而未来这片曾经承载着沈阳球迷无限希望的绿茵场上即将矗立的是耀眼的商业地产项目。   与此同时,2013年全运会在沈阳举办。为承办赛事,沈阳市需提供全运会各类场馆38个,目前,全运会场馆建设正紧锣密鼓进行着。   和沈阳绿岛体育中心有着同样命运的是哈尔滨工人体育馆,1976年动工修建,1992年变身为鞋城,2006年难逃拆除厄运。山东菏泽已经20岁的牡丹体育场,也在岁月中改变着自己的模样,各色经营门面充斥其问,运动场地上杂草丛生,杂物堆积,只有空荡荡的看台在默默等待,可是它能等来运动的回归吗?可是,即便是在这些豪华运动设施开设时,每小时高昂的收费也让普通市民和球迷被挡在门外。我国公共体育设施建设陷入尴尬处境,“平民化”应是体育设施建设的出路。   【问题】   “给定资料”画线部分指出“我国公共体育设施建设陷入尴尬处境,‘平民化’应是体育设施建设的出路。”结合给定资料,请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要求:准确、全面、简明。不超过200字。

问答题 (四十一)  【给定资料】   某报2012年2月27日发表了一篇学者署名文章,内容概要如下:   放在“熊胆入药以治病救人”的前提下探讨“黑熊在被取胆汁的过程中是不是舒服”这样一个颇有点小资情调的话题,好像迂阔得很:全球人口每天吃掉的动物难以计数,无论饲养还是屠宰,人类难道问过动物舒不舒服?哪个动物不愿意活得自由自在且顺乎自然地“终其天年”?但人不吃肉行吗?“君子远庖厨”不过是说“吃的人不杀、杀的人不吃”而已。   当代西方环境伦理主张赋予一切生命体包括动物以平等的“伦理权利”,就像人类人人平等一样。这一“动物的平等伦理权利”的设想立意是高尚的,胸襟是开阔的,情怀是利他的,但其基本理论依据始终是成问题的。这一理念建立在生态平衡的概念之上:每一物种都在地球生态系统中有其地位,每一物种都是生态链中的重要一环,起着相互平衡的作用,而每个物种都是由个体组成的,所以,每一动物个体都有平等的伦理权利。   如此论证看似严谨,实际上存在着不可克服的“伦理悖论”。因为在环环相扣的生态系统中,某个特定物种所履行的生态功能恰恰是或者给其他物种做食物,或者以其他物种为食物,所以物种的伦理权利应该建立在该物种的个体牺牲自己的基础之上。个体的牺牲往往构成了物种生存以及繁衍下去的基本前提。   将物种与个体的这层关系放到生活场景中来认识,就是说动物的伦理权利只是物种层面的权利,而不是个体层面的权利,保护物种不等于保护该物种的每一个个体。相反,人吃鸡越多,鸡这一物种繁衍得就越多。同样道理,支持活熊取胆汁的人士提出:“对一部分黑熊抽取胆汁,可以避免猎杀更多的野生黑熊;自从有了活熊取胆汁技术之后,野外黑熊种群增加,数量增多,所以此举客观上保护了黑熊物种。”对此说法,倒也不能完全斥之为狡辩。   然而问题在于,站在环境伦理的立场上,即使动物个体“应该为种群作出牺牲”,也仍然享有自己的伦理权利。首先,在乱杀滥捕的情况下,个体的牺牲并不能换取种群的生存,此时,该物种中剩下的任一个体的生存都具有生态意义上的伦理地位,否则,动物伦理就变成了对生态重要性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保护生态也便名存实亡了。其次,在动物为其生态功能,比如供人食用、制作裘皮或者入药治病而牺牲的时候,个体的伦理权利表现为不应遭受无谓甚或无度的痛苦。中国传统饮食中诸如“鱼炸熟了,嘴还在动”和“活吃猴脑”之类不顾动物痛苦的“菜肴”在国人中日渐式微,说明基本的动物伦理观念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国人,这是民族心智进步的表现。   【问题】   如何理解“给定资料”中“动物的平等伦理权利”的主张存在着“伦理悖论”?   要求:严密、完整、简明,不超过200字。

问答题 (六十)  【给定资料】   食品安全一直是最受关注的问题,为保证学生“营养餐”的安全而出台的“校长陪餐”制度,能否让孩子们吃得更放心?   让学校负责人与学生一起吃饭,其初衷是用责任捆绑的方式,为营养餐多添一个安全阀。但问题在于,饭菜上桌了,才发现有问题,是不是为时已晚?再者,难道校长们吃下不干净的东西,孩子就要一块“吃黄连”?这种公共管理思维有时模式太单一。要保证学生营养餐的安全,说到底,不是要不要校长陪吃的问题,而是应该理清背后的利益博弈关系,建立完善的配套制度,以切实的执行,把营养真正输送到迫切需要的孩子那里。   尽管“校长陪餐”存在一些质疑,但从解决问题的方面看,管理者熟悉营养餐的滋味总比没尝过好。这一制度的关键在于,“陪餐”要吃到实处,让制度的效力尽可能发挥出来。“陪餐”不是为了吃饭,重在激发学校管理者的责任意识,及时发现营养餐存在的问题。   针对校长陪餐的问题,微博网友发表了如下评论:   网友A:依赖“人”毕竟不如依赖“制度”更可靠,建立起一套监管责任体系更重要。网友B:校长陪餐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还需全社会共同努力,共同把好每一个环节。网友C:校长不可能每餐都陪,关键是不要让管理和操作者从学生营养餐中争利牟利。网友D:国家要求控制公务车,有的干部向企业长期“借车”用;要求采矿企业必须矿长下井带班,有企业把原来带班工长都称为“矿长”;要求在中小学安排警察维护治安,有学校就给保安配备警服。校长陪餐,会不会再次掉进执行走样的陷阱中?   【问题】   “给定资料”给出了一些网友对于“校长陪餐”制度的观点,你认为“校长陪餐”是否可行?请说明理由。   要求:观点明确,逻辑清晰,语言简洁。不超过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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