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 （二十二）　　【给定资料】 　　1．5月30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落幕。回顾此次大会，“科普”成为热词。如何更有效地开展科普工作，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的科普需求？“抓住社会热点问题开展科普工作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Z表示。 　　“科学界若不能及时有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理性引导公众，一方面很容易造成谣言四布、恐慌蔓延的恶性后果，也会造成科学家公信力的丧失。”Z介绍。 　　《中国科协科普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显示，科普工作虽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科普人才的发展现状仍不能满足科普事业发展和全民科学素质建设的需求。科技部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科普人员180.84万人，每万人口拥有科普人员13.55人。 　　相关专家认为，除了科普人才匮乏，制约科普能力建设的还包括科普投入不足等因素。中国化工学会理事长C院士就在会上呼吁：“科普也是要花钱的！” 　　“中国科协要努力实现‘十二五’期间基本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所占比例达到5%的目标。”中国科协主席H在工作报告中提出。从“3.27%”到“5%”，数字的变化需要各方面的支撑。 　　“拿科普的重要场所科技馆来说，建馆容易，但馆里要有科技含量。”C院士担心科技馆建成后，仅仅是一个“空房子”，“是否要先从软件着手，比如从科普教材的编写等问题入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的科技类博物馆由约250座增至580座，每年建成开放的数量约在33座。从新建馆的绝对数来看并不低，但场馆利用率不足。 　　中国科协的资料显示，广大科技人员本是科普工作的依靠力量，是科普作品的源头，但在科普工作中的作用远没有发挥出来。比如，在一些突发的公共事件中，当公众急切想要了解相应的科技知识、消除不必要恐慌的时候，科学家的声音却十分微弱和迟缓。“这与我国科技管理部门普遍存在的重科技、轻科普的现象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科协提供的评析资料认为，“目前政府管理部门对科技人员的评价考核体系中缺乏对科技人员做科普的认可激励机制，制约了广大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普工作的积极性”。 　　2．在人们的记忆中，能说得上来的科普书，似乎只有1961年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以及1993年出版由霍金创作的《时间简史》。“现在科普读物很难跻身畅销书行列。”不少书店的工作人员都有此感觉。 　　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研究咨询部经理杨伟介绍，根据开卷监测数据显示，科普图书类别品种不少，不过畅销书很少。开卷公司将科普图书分为少儿科普和成人科普两个部分，其中成人科普市场中，霍金的《时间简史》“一家独大”，其余图书与之相比不在一个等量级上。究其原因，杨伟认为，成人科普图书市场化不高，也缺乏作者和畅销书的类别。而少儿科普市场中，由于“求知”是少儿书最广泛的主题，出版社很愿意将力气放在这类图书的出版上，也造成了目前少儿科普繁荣的景象。 　　少年儿童需要科学知识，同样，成年人也需要通俗易懂的科普读物。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成人科普的发展滞后呢？“找不到科普作者”是不少出版社遇到的共同问题，科普创作队伍存在人才断层、后劲不足的尴尬。写科普读物没被纳入科学考评体系，科研人员不愿花费时间和精力创作科普作品。“科普读物要深入浅出，不是很有文学功底的科学家很难写到位。像《时间简史》就出自英国物理学家霍金之手，1993年开始在中国发行，至今已经卖了100多万册，还保持着不错的销售状况。”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J分析说。他介绍，国外不少科学家都热衷于写科普书，而我国很多科学家把写科普书当作“小儿科”，名家、“大家”不愿写，其他作家又很难驾驭科普图书写作。 　　【问题】 　　“给定资料1”和“给定资料2”介绍了科普工作的现状，请概括当前制约我国科普工作的因素。 　　要求：简明、完整。不超过200字。

问答题 （三十四）　　【给定资料】 　　1．自2013年1月11日起，全国多地出现严重雾霾天气。B市PM2.5指数濒临“爆表”，空气质量持续六级严重污染，由此发布史上首个雾霾橙色预警。PM2.5为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物质，又称为细颗粒物，可引起能见度的降低，是构成雾霾天气的主要原因。新国标规定，PM2.5日均浓度限值为75微克/立方米。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一位研究员表示，B市有的地方PM2.5浓度瞬间值甚至已经超过了1000微克/立方米。“这整个污染过程的质量浓度水平达到了沙尘暴的污染过程，化学成分却更为复杂，对人体的危害也更大。” 　　饱受雾霾侵害的不只是B市，中东部各地也陆续出现大范围和长时间雾霾天气。来自环保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跟随大雾笼罩的范围，从华北到中部乃至黄淮、江南地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和严重污染。 　　从表面上看，这是因为这几天我国北方冷空气势力较弱而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气温回升，使得夜间辐射降温幅度比较大，容易使得空气达到饱和凝结。但环保专家指出，主因是大城市里的工业生产、机动车尾气、建筑施工、冬季取暖烧煤等排放的有害物质难以扩散，导致空气质量显著下降。 　　霾原本是表示风沙天气的，有“风而雨土为霾”之说。在气象学中霾是指大量极细微的下尘粒均匀地漂浮在空气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公里的空气普遍浑浊现象。霾可以使远处光亮物体微带红、黄色，黑暗物体微带蓝色，当水汽凝结加剧、空气湿度增大时，霾就会转化为雾。霾的形成与污染物的排放密切相关，城市中机动车的尾气排放和工业生产等烟尘排放源排出粒径在微米级的细小颗粒物，停留在大气中，当无风、逆温等不利于扩散的天气出现时，就形成霾。在一些工业污染比较严重的区域，经常会出现雾霾天气。 　　此次我国多地空气污染的集中爆发，说明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被污染程度在加剧，凸显出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对环境造成的持续影响。政府如何更好地推进节能减排与低碳发展，将成为关系未来中国环境优劣的决定性因素。 　　2．面对肆虐的雾霾，B市启动了“重污染日应急方案措施”，部分高耗能企业被限产减排，倡导30%公车停开；S市也要求近期停用30%公务车辆，利用天气条件开展人工增雪作业；环保部在要求各地做好重污染天气条件下空气质量监测预警工作的同时，还要求各地加强大气污染防控，并及时向公众发布空气质量信息，保障群众环境知情权…… 　　“大气污染涉及工业结构、能源结构、城市规划等方方面面，短期内针对‘重污染’天气而采取的临时性应急措施效果有限。”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郝院长说。 　　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林主任给记者画了一张中国十年来的重工业占比图——其中清晰地显示，十年来，我国重工业所占比重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呈现上升趋势。“雾霾”的出现不是偶然，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这背后暴露了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之痛，也暴露了我们“生态文明”理念的缺失。2002年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耗中的比重是63%，2011年达到69.1%…“雾霾的出现，让我们对环境问题的理解更加深刻。”林主任说，“国家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可谓不高，国家在‘十一五’规划中就提出了能耗指标，在环境治理方面发出了强音，但现实中，我们的实现效果并不理想，这背后有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的问题，有我们转变发展理念的问题，有生态文明怎样真正深入人心的问题。” 　　“推进生态文明，必须找到政策突破口。”林主任指出，这需要强化指标约束，“需要客观地看到，我们不可能完全放弃增长来讨论环境问题，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平衡，用最好的资源消耗换得最高效的经济增长。” 　　有关专家指出，近年来，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未能根本得到遏制，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公民生态文明意识缺失，环保法制观念淡薄。一些企业、一些个人看重经济效益，忽视环境保护，急功近利，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取经济利益，导致了环境污染的日趋严重。为解决日渐严重的环境问题，国家采取经济、立法和技术的手段保护生态环境，但由于缺乏道德意识的支撑，生态文明观念仍然淡薄。政策意见不应只是“纸上传达”，而应成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切切实实的具体行动，尤其重要的，是对地方官员考核体制机制之变，是从考核内容上更多考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节能减排和“富民”的分量。 　　40年前，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写道——“当鸟儿不再歌唱，当溪流不再流淌，当绿色的森林被褐色的枯草取代。当蔚蓝的海洋被腐臭的鱼覆盖，我们是否还有能力生活下去？我们是否已经有能力创造自己的生物圈二号？”这本曾促成“人类环境大会”的书籍是对那个时代环境问题的反思。60年前，伦敦雾事件引发全球对环境污染的思考。今天，工业时代的伦敦雾已经成为过去，而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中国该如何规避发达国家曾走过的弯路，又需要以什么样的姿态迎接发展的机遇？ 　　3．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齐主任在近日举办的“中国低碳发展论坛”上对记者指出，尽管我国早在2006年便在“十一五”规划中确立了节能目标责任制，但由于政策执行难的问题，导致中国低碳治理体系内生出各种负面激励因素，以至于当前节能减排未达到预期的最佳效果。 　　近年来，中国在节能用能、提高能耗、发展非化石能源等领域出台了多项重要政策，并形成一个较完善的政策体系，但在政策执行方面却常常给人以纷繁甚至杂乱之感。 　　例如，针对交通和建筑节能标准的执行手段就非常不同。“机动车燃油经济性标准可以在设计和制造环节上把关，同一型号的汽车可以完全一致。但建筑节能标准往往要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体现，执行起来非常费劲，并且浪费大量资源。”齐主任说。他认为，执行低碳发展政策之所以如此困难，原因在于各地方政府的施政重点为促进经济增长，而非低碳发展。 　　数据显示，在我国“十一五”规划中确立了节能目标责任制后的第一年，尽管国务院三令五申，但是各地能耗强度仍无明显下降，有些地区甚至不降反升。 　　对于齐主任的观点，原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经贸委司长白某也表示赞同。他告诉记者：“在推进我国低碳治理的改革中，抓住‘政策执行难’这一突破口确实等于抓住了要害。因为一旦在政策执行中发生偏差，节能减排的有效性就会出现问题。” 　　政策执行难不仅表现在实现政策目标难度大，而且表现在政策执行手段的极端性。齐主任举例说，2010年有部分地方政府为实现节能目标，甚至采取了停工停产、拉闸限电等极端措施，这充分体现了政策执行之难以及政策执行者的无奈和无力。 　　面对公众改善环境污染的呼声，政府除了以往的节能减排政策和指标，应当利用公众对改善环境质量的诉求，更多通过市场机制尤其是能源价格改革，形成更有效的节能减排政策和激励措施，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同时，辅之以严格环境标准和执法要求，阻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环境质量的改善有赖于经济发展和市场完善，更有赖于严格的环境标准、节能减排约束指标、能源价格改革，同时需要技术支持。 　　4．雾霾天气袭来，每位社会成员都是责任人——每用一度电就意味着消耗了350克煤，开车上路，每公里就消耗了0.12升汽油，而能源消耗时产生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粉尘、微粒、重金属等污染物是形成雾霾的元凶；更有专家指出，一辆小汽车一年排放的污染物总量是其自身重量的3倍。目前，我国的人均消费水平还较低，未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机动车、电子产品、服装等的保有量越来越多，这些个人消费带来的污染排放，令环境难以承受。环境破坏容易，恢复却需漫长时日。“毒雾”面前，付出了代价的我们都应该反省，哪些生活习惯增加了“环境负荷”：乱扔垃圾，无视垃圾分类，贪图方便用塑料袋、一次性物品，焚烧树叶、秸秆，无节制购物…… 　　“这几天我自觉不开车，污染小一点是一点。”1月15日，北京安贞医院心胸外科主任医师谢某在微信中写道。谢医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当城市工地、塔吊越来越多，当肺癌取代心血管病已成为中国死亡率第一的疾病，我们该反思，我们是否应该为经济发展去牺牲健康，是否应该用健康去换取财富，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雾霾散去，人们可能会习惯性地把它忘掉，但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要铭记。”谢医生说，空气污染到了“严重”且影响身体健康的程度，显然所有人都是“肇事者”，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正因此，为了保持良好的空气质量，保持绿水青山，所有人都必须要有生态文明意识，都应从实际行动中履行对整个社会和子孙后代的责任，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行动。然而，像谢医生一样放弃自驾车而选择公交车的市民似乎并不多。我国已连续三年成为世界机动车产销第一大国，统计显示，2011年，全国机动车排放污染物4607.9万吨，比2010年增加3.5%，其中氮氧化物（NOx）637.5万吨，颗粒物62.1万吨，碳氢化合物（HC）441.2万吨，一氧化碳（CO）3467.1万吨。当然，在公共交通尚未发展完善、城市功能布局不尽合理的状况之下，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2007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这就是当时备受关注的“限塑令”。但一家高校“限塑小组”的2011年调查报告显示，9成菜市场免费送塑料袋，且大部分是不达标的超薄塑料袋，而五成人去超市仍花钱买塑料袋。调研人员随机选取了242家商户，超过7成的非连锁超市商户仍在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 　　据统计，目前，我国的电池回收不足2%。低回收率阻碍了废旧干电池回收利用的产业化进程。据电池工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截止到2011年3月，全国有近3000家废旧电池回收处理企业，80%以个体户为主，在每年可回收的近200万吨铅酸蓄电池中，这些无资质、环保不达标的小冶炼厂又把持着80%的回收份额。无序的铅蓄电池回收已成为造成我国大面积血铅的原因之一。 　　这是一场雾霾，但更是一次警示，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政府、官员和每个人敲响的警钟。驱散阴霾也许只需要一阵风，但只要我们的污染物继续排放、继续超标，我们就难免再次遭遇重重雾霾。口号驱散不了迷雾，口罩也驱散不了迷雾。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都渴望生活在蓝天下，自由地呼吸。走出重重雾霾，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少开一天车，少伐一棵树，少一些掠夺，多一些保护，我们也许就不用再当“人肉吸尘器”，也不用购买瓶装空气了。 　　【问题】 　　根据“给定资料1～4”，概括在此次雾霾天气的应对中暴露出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要求：紧扣“给定资料”，条理清楚。不超过200字。

问答题 （二十三）　　【给定资料】 　　1．2010年年底，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两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楼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的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待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在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2011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人生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有了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2．促使李涵最终逃离上海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个房间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离开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上海火车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行李箱，周围都是说着河南话的人。”李涵说，当时她心中只有一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上海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上海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干什么？“其实不止那一件事情，我觉得周围人的思维和我也不一样，一到周末去参加同学聚会，感觉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就是不在一个圈子里的感觉。另外我大学读的是传播学，做广告策划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是做了一个办事员，不能说低就了，就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李涵也试图努力过，在单位有文化活动的时候，她总想露上一手，写出个漂亮的策划案，“但根本行不通，领导才不管你什么策划案呢，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 　　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上海，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存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上海，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 　　3．别人看来，北京的这些年里，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们眼里，也许是小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大叔聊人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亚独裁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回到小城市，年轻人们忙着老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一线城市看齐。 　　刘沛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在北京待了七八年后，回到老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工人，给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名牌大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的高调，背地里说：“北广毕业的又咋样，还不是跟初中生一样在扛摄影机。”地方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被禁止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 　　身边人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又堵车了，话语里带几分家乡经济蒸蒸日上、迈入“堵城”的自豪感。刘沛骑自行车上班，别人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沛说：“骑车15分钟就到，买车干吗？” 　　“装了windows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98的了。”刘沛很是水土不服。 　　为了增强他的归属感，有人给他介绍了一桩亲事，对象是某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娘，你的人生少奋斗二十年！”刘沛许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个科级以上中青年干部结婚，从此安下心来。刘沛鼓着勇气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刘沛在成都的生活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子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4．“逃离”广州对刘梅来说，无奈的成分小一些，更多的是一种不被认同感，“当时经济压力其实也有，但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平衡，我在广州能得到什么，耳边是听不太懂的粤语，亲人又那么遥远，照顾不过来；而回到重庆这些似乎都能得到解决。” 　　仔细盘算了一下，刘梅一年前从广州回到了重庆万州，“身为重庆人，总觉得回到家应该大有用武之地。”在广州的时候，刘梅在一家大公司的大客户部工作，主要服务一些重要客户，“给他们做活动，写文案。” 　　然而在重庆万州工作了不到一年，刘梅感到种种不适应，“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案子，在重庆万州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文案写得不行，这单子咱也能签下来；还有一次，我和另一家公司比文案，我的案子应该是一流的，但是没想到，那客户还是签了那家公司，后来才知道对手有熟人关系，并送了礼。” 　　回到重庆万州的刘梅深刻感觉到“人生地不熟”，“这是我的家乡吗？我为什么一点优势都没有呢？”更让刘梅痛苦的是这样一次经历——有一次她好不容易签下一国际客户，当时要给这家公司做一个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但是隆重出场身着晚礼服的她发现，“就我一个人身着晚礼服，像个什么似的，其他人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人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有的人带了孩子，孩子在现场大呼小叫，让客户很不满意。” 　　刘梅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己要求过高？“从广州回重庆，真的是怀着抱负的，要做点事情给家乡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刘梅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任何东西，又回了广州，“现在想开了，广州虽然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但是我应该适应这里，应该把这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也许我还会回到重庆的，但不是现在。” 　　【问题】 　　请根据给定资料，概括总结大量外来人口集体“逃离北上广”，却又最终重新“逃回北上广”的原因。 　　要求：准确、全面。不超过3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