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 （二十）　　【给定资料】 　　2010年2月1日央视《新闻1＋1》栏目《我们要进城》文稿摘录： 　　主持人（李小萌）：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是个新话题了，但是今年在中央“—号文件”当中，它第—次被提到。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他们，关心他们。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出生于80年代、90年代，这是从年龄上对他们进行—个界定。那么和父辈相比，他们本质上的区别究竟有什么？听听岩松的观点。 　　白岩松（评论员）：从年龄上来看，大多在20到30岁之间，跟父辈很重要的—点区别是父辈是第—批进城的，过去没有，所以《陈奂生进城》那部小说会在80年代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因为他们进入城市的时候，想的还是自己的老母亲、老父亲和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的就业是生存型就业。 　　主持人：省吃俭用，钱要寄回去。 　　白岩松：省吃俭用，吃—切能吃的苦，因为吃苦吃惯了。但是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就在改革之后，对城市并不陌生，要么从父母那儿得到很多的信息，甚至礼品，过年带回来的东西；要么在城市里待过—段时间，另外几乎不会种地。还有很重要的—点，由于国家对义务教育的关注以及希望工程的重要补充，他们基本上初中毕业，甚至有相当—部分人高中毕业，因此有—定的文化。另外，在精神的需求方面，远远超过他们的父母，他们进城就业已经变成了发展型就业，主要为自己。相对来说，没有像父辈那样更多地考虑在农村的家里头，精神需求又很大，另外对公平格外地在意了。 　　主持人：怎么理解“对公平格外地在意了”？ 　　白岩松：因为当初他们的父辈进入城市的时候，由于是生存型的就业，所以只要是能挣着钱，什么苦都能吃。这种苦包括歧视，包括即使有很多门槛，甚至他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我好像就是不能有户口，不能有户籍，我好像就是要拿低工资…… 　　但是这—代人不同了，新生代农民工天然开始有了—种公平的需求。他觉得，我也应该有这样的—个空间。有—个数字显示，新生代里头，手机的拥有比例高达72.9%，绝大多数通讯方式都很现代化。他们对通讯是相当了解的，因此对公平有很高的期待。 　　主持人：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当中，确实有—些困境。比如说退回到农村，他们不像父辈那样对农村那么依恋，那么熟悉了，进入到城市，又有各种各样的门槛在那里，这些困境如何形成？ 　　白岩松：这是最大的—个挑战，也是他们与父辈之间最大的区别。因为父辈的那些人是“生存型”打工，他们的牵挂都在农村，孩子在那儿，父亲母亲在那儿，所以节衣缩食钱要送回去。但是这—代人不同了，这—代人因为出来的时候就打算自己去发展，恐怕相当多的人不打算回去了。有—个数据显示，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他们属于工人群体，他们已经把前面的“农民”两个字淡化了，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8%的人认为，自己还是农民，这是—个相关的调查。我们再看下—个，27.4%，超过四分之—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新的“客家”，在这儿住了。超过二分之—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只要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待多长，取决于干不干。真正在干几年回家，或者想尽快回家的加起来只有不到两成，这就是现实。 　　主持人：我们看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当中是有—定的困境的，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为他们我们将能做些什么，我们能改变—些什么？ 　　白岩松：2008年，在沈阳，几个从山东来的青年农民工第—次过平安夜。其中—位说，城里人都喜欢过圣诞节，我们也来赶个时髦。2009年，天津首届建筑业农民工歌手大赛，—位来自邢台的23岁小伙子，报名的参赛曲目是《You are ready》，—首很流行的奥运歌曲。小伙子说，自己从小就爱听流行歌，生日时他特意买了部MP3，每天收工回到住处，都要听着歌入眠。“每天能去K歌、泡吧消夜、上网听歌、聊QQ……那种生活才叫High。”这是—位90后农民工对幸福生活的解读。另—位因金融危机暂时回乡过年的农民工则坚定地说：“我们都会出去的，过不了几天，大家就会想念城市的霓虹。” 　　的确，城市的霓虹灯是每—位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后吸引他们的。如果这些东西通过辛勤的劳动是可以得到的话，另外有—些东西却似乎有些遥不可及。两天前，《广州日报》的—篇报道《农民工二代渴望扎根城市中》，报道了—位名叫邬霞的农民工，在她28岁的生涯中，前14年她在四川老家做留守儿童，后14年—直在深圳打工。如今渴望在深圳安家立业的她遇到的问题是，如果孩子留在深圳读书，没有户口，只能上农民工子弟学校，而这些学校的办学质量—般，她担心耽误孩子的教育；如果孩子上深圳的公立学校，则要交几万元的借读费；而假如把孩子送回老家读小学，又担心孩子重蹈他们的覆辙，成为二代留守儿童，对成长不利。 　　生活在城市，却难以获得作为—个市民的权利，这就是他们的困局。第—代农民工如此，第二代农民工同样如此。不同的是，农民工二代在行为方式上已经迥异于他们的父辈。 　　去年，两位河南小伙子的惊人之举，让人们见识到了80后农民工维权意识的觉醒。孙中界，在上海打工第二天遭遇“钓鱼执法”，愤而“断指明志”；张海超开胸验肺以证明自己是在工作过程中患上尘肺病。他们的名字都被新华社选入了“2009热点人物扫描”。 　　事实上，就业、求学、维权的艰难背后都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户籍障碍。尽管—些城市已经尝试着放开了户籍限制，然而对于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来说，供需之间的矛盾依然巨大。于是，融入城市的渴望也就以不同的面目显示出来。 　　曾在网上火了—阵的湖北80后农民工万小刀，他的几篇文章《坚决不娶城市女》《做市民不如做农民》《农村学生千万别读大学》，极力炮轰城里人。然而，如果跳出这几篇用语极端的文章，仔细阅读他的博客你会发现，这个80后农民工和其他城里的同龄人—样知道韩寒，甚至海德格尔，熟悉当下各种流行用语，对时代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 　　据了解过的记者说，万小刀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他带着复杂的情感来到城市，始终不适应城市，却也始终不肯离开。他用博客炮轰城市人，但面对城市人，他却是自卑的。像城里人—样工作、上学，有城里的朋友，被城里人尊重，这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愿望。2010年中央“—号文件”提出的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回应着这样的需求。 　　主持人：今天我们节目的标题是《我们要进城》，进城为什么这么难呢？岩松给个答案。 　　白岩松：我们先说—个小小的细节，先不去谈大的政策，刚才第—个片子里头有两个年轻人的发型，让我印象深刻。看他的头发是黄颜色的，而且显然也经过了处理。我们现在做—个假设，他回家了，然后就在农村继续生活、种地，他的头发的颜色会慢慢淡下去，重新变黑，黄颜色会消失。有—天他会不会突然怀念他原来的发型，因此连带怀念他城市的生活，那个时候他怎么办？显然农村拴不住他的心了，因为他已经改变过了，让他再回去就很艰难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城市变成了个人要发展的—种因素，而且不背负太多的包袱。 　　主持人：就像当年土地拴着他们的父辈—样，他们情感的牵挂现在在城里了。 　　白岩松：但是现在，城里已经牢牢地拴住他们。因为只要你进去过，就很难说回去之后不再来了。我觉得这个诱惑就这样具体地摆放在他们的面前。 　　主持人：这些年.都在说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当中各种保障的问题、子女就业问题、子女就学的问题等，但似乎并不那么容易。 　　白岩松：关注是—个问题，真正落实了、已经彻底解决了是另—个问题。的确，关注度够高的。 　　今天上午我们专门听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农办主任陈锡文的新闻发布会。其中有很关键的—句话：我们还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什么相关的准备没有做好呢？是口号吗？是大家的心态吗？不是，是相关的政策，还有很多的墙拦在那儿。比如说户籍问题，指望他们都进大城市很难，可能要进中小城市，尤其以县城为主，但是这个户籍问题能解决吗？说是求学，将来他们的孩子要生在城市里了，第三代、第四代可能就是城市里头的人，他们怎么上学呢？是去郊区找—个农民工的学校，还是真的能跟其他孩子—起？另外，费用又会是怎么样的？公平怎么去解决呢？我觉得这—切都需要相关的政策尽快地接轨。否则的话，他们会面临很大的挑战。欲望越强烈，如果有墙遇到了阻碍，产生的反弹给他们的压力和痛苦就越大。 　　主持人：那么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去向是不是只有—个方向，就是城市？比如我最近在四川采访，我也看到，在城市已经打工十年的70年代末的年轻人，他恰恰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农村去创业。选择了养猪，选择了种植，因为那里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他给我算了—个账，以前在城市打工，—年可以挣—两万块钱，现在回到农村，既可以照顾家里的老小，—年还可以挣六七万块钱。 　　白岩松：但是很关键的—点，他—定不是按照原来农村养猪的方式在养猪。 　　主持人：对，你说对了。 　　白岩松：他—定有—种现代农业的这样—个理念：拥有新的技术，包括可能更省体力，甚至雇用其他的人让他的产业发展。现在有两个事情必须考虑，我不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将来是百分之百都要进入中小城市包括大中城市，这不可能。我觉得农村和城市都要有公平的政策和待遇，让他们自主地去做选择。城市里要防什么呢？我特别注意到农业部在《人民日报》上发的—篇文章，而且是关注“90后农民工”，不光是关注80后的。 　　主持人：我们把报纸展示—下。 　　白岩松：是韩长赋写的。这里头有—点是很刺激我的。他说将来城市里头，可别形成如国外某些国家那样的贫民窟。他们进了城市里头，但是各种政策没有给予他们开放和公平的空间，他们只能在城市的乡村里生活，然后形成了—个贫民窟。这是他所担心的。 　　—方面，农村要刺激他们愿意回来。不是让他们回来是因为在城市待不下去了才不得不回来，而是有吸引力要回来。什么呢？将来的农业—定不是靠每—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可能是产业化的。就像刚才说的新型农业、养殖业等。他回来之后—算账，我在城里辛辛苦苦，我还不跟爹妈在—块，挣的钱还比他们少，我干吗不回来呢？要用诱惑力吸引他们回来。可能我们现在更加关注的是进城如何给他们公平的待遇，但是如何在农村里产生吸引力，是—个硬币的另—个方面。 　　主持人：新生代农民工，我们想到的是，在制度上、在政策上的改变，改变他们城市生活中的—个状态。但是在2010年“—号文件”当中，这样的—个概念被这么重要地提及了，对于更大范围的整个社会人群，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是不是都意味着某种改变？ 　　白岩松：我觉得要做好迎接的准备，每个人都要做好迎接的准备。很具体，当你的孩子就跟新—代农民工的孩子在—个班，甚至同桌学习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找班主任要求调座？如果转换—种心态的话，你可能会感到高兴，他可以和这样的孩子在—起，可以去学到很多在城市学不到的东西。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长中可能是留守儿童，突然到了城市里头，他们不像父辈那样能吃苦，有的时候会出现高犯罪率，这个时候社会怎么办？另外，他们的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更大。在他们这代人打工的时候，如何满足他们的心理、生理的需求，以及精神方面的需求呢？如果还是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没有任何精神需求，他们会疯了的。所以这两点也要去注意。 　　【问题】 　　围绕本期《新闻1＋1》的标题“我们要进城”（可理解为“让新生代农民工进城”），用自己的语言，为“给定资料”的内容写个提要。 　　要求：中心明确、思路清晰、语言顺畅；字数控制在400字以内。

问答题 （二十八）　　【给定资料】 　　目前我国人口总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的1.8‰左右，进入了低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的“双低”期，迈进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但由于人口基数大，适龄人口巨大，人口总数还没有达到高峰，人口数量还将持续增长。专家预测，到21世纪20～40年代中国将相继进入人口三大高峰：总人口在2020年至2030年至少达到15亿；劳动年龄人口在2020年达到10亿；老年人口在2040年也将达到3亿以上。对社会来说，这三大高峰的来临意味着，即使保持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执行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也并不会感到人口压力的缓解，住房、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紧张状况将长期化。“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也表示，虽然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在未来基本上不会出现粮食危机，但过快增长的人口，会打破人口、耕地和粮食之间的微妙平衡，加大粮食生产的压力。人口问题是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党和国家始终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作为基本国策常抓不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曾在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强调，“十一五”时期，中国将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下最大力气做好稳定低生育水平工作。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以来，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由过去的政策性行为逐步走上了法制的轨道，计划生育工作也逐渐地改变了以往强制粗暴的工作作风，取而代之为优质服务型的工作新机制。现阶段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如何适应新形势，解决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全面提高计划生育工作水平，仍然是当前各级基层党政领导和计生干部需要抓好的头等大事。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到了人口总数的70%以上，农村生产力还不发达，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群众生育意愿尚未根本转变，基层基础工作发展不平衡，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缺乏有效手段，稳定低生育水平面临诸多困难，人口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愈益突出，计划生育工作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其工作更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熟悉农村工作的人都知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抓得比较紧，人口出生率也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上。这与地方政府采取的约束机制紧密相关。当时，各级政府都把计划生育工作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容不得基层工作人员有丝毫的懈怠心理。为了完成计划生育工作，地方政府一方面从源头上着手大力宣传计划生育的政策和好处，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实行了超严厉的惩罚措施，对违反政策生育的农民实施重罚，在有些地方已经达到使那些超生户常年在外流浪为生的地步。当时的计划生育措施虽然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存在，但是却对农民构成一定的威慑心理，从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了农村较低的生育水平。 　　如今，政府对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进行了规范，许多以前基层工作人员能够采取的强制性约束手段都受到了限制，被禁止使用。计划生育“七不准”等新规定的出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但也使计划生育刚性措施削弱，这就在客观上导致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缺乏严格明确的制约机制，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能够采取的多限于定期孕检以及事后的简单罚款约束，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可以说，这样的制约机制是脆弱的，特别是在以村庄为单位的熟人社会是缺乏制约力的。 　　受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相当一部分群众重男轻女、多子多福、无男绝后等陈旧的婚育观念并没有根本转变，部分农民生育观念仍然落后。特别是近些年，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一些村民的生育观念出现逆转，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观念甚至在一部分年轻人中都很有市场。调查数据表明，仍有70%～80%的群众希望生育两个及两个以上子女，希望生男孩的人数是希望生女孩的3.45倍。近年来农村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22.85：100，也就是每100个女性相对有122.85个男性，高于全国119.58的平均水平。而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应在103至107之间。某农户为逃避计划生育管理.举家外流，并在墙上涂写“头可断，屋可扒，不生儿子不回家”，充分暴露了目前一些农民封建落后而且顽固的生育观念。安徽定远县农民王某1998年结婚后不久生了第一胎，是个男孩，按照规定不允许再生第二胎。但是随着孩子的长大，他觉得一个孩子不保险，又想要第二个孩子。他说：“我的孩子经常说他头疼，我担心他将来有问题，想再生一个保险。两三个孩子在农村也算能靠得住的家庭了。”于是一直在外打工的王某便把妻子也接出来，一边打工一边准备生孩子。2006年悄悄在外地生了“二胎”，如他们所盼又是一个儿子。用王某的话来说就是“现在我们家孩子算是不多不少，真正靠得住了。”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富民政策，加大了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而当前很多农村普惠政策，如征地补偿、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教育“两免一补”、改水改厕、沼气应用等都是按人头执行，这便出现了“多生子女多得益，少生不生子女吃亏”的客观现实，某超生农民算了这样一笔经济账，计划生育奖励到60岁才有，而生孩子不但马上可以拿到拆迁补偿，而且孩子长到16岁就可以打工挣钱，很划算；也有超生户计算，减免的教育费可作为交纳违法生育孩子的社会抚养费，减免的农业税可作为孩子的生活费，等于没有增加负担就多养了个孩子。而对比超生孩子的收益，现行的计划生育优待政策由于补贴标准和兑现率低，激励作用在下降。如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也只有1000元左右。这样的利益导向结果是，“少生快富”变成“多生快富”。同时，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的生育欲望增长，传统生育观念再次主导部分人的思想，一些年轻人甘愿一时承担上万元的罚款也要多生、超生，使计生工作面临反弹的局面。 　　农村中近些年来出现生育观念的回归是农民在当前形势下“理性思维”逻辑的产物，因为农民缺乏对自己未来生活特别是老年生活的稳定的心理预期。长期以来，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处于极其落后的境地，在局部地区还是一片空白。农民的生活、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需求主要还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制度设计的，基本上都是由农户承包的有限土地来承担。我国农村地区家庭养老模式的客观存在，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有关调查情况表明，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和多子女家庭比较，其“养儿防老”的保障水平在多数情况下，相对更低一些，生活水平降低。人们普遍反映，独生女家庭中一旦女儿出嫁，对父母的照顾就相当有限了，生活水平降低了。相反，如果家庭人多就力量大，保障功能自然实现得更充分。一些多子女家庭，能够共同承担“养儿防老”的任务；或采取老人到各个子女家轮流住；或采取子女凑钱共同负担老人生活费；还有分工负责的形式，即外出挣钱的子女出钱，老人身边的子女负责生活照料。调查统计显示，就独生子女家庭而言，“没有安全感”和“孩子太少，养老无保障”是对计划生育选择不满意的最主要的原因，这表明计划生育家庭对以后的养老问题最为关注。 　　客观地说，国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农村大力推进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并没有建立有效的配套措施来帮助解决这些独生户的后顾之忧。2005年辽宁省曾对5个地区农村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生活状况开展调查，有关计划生育家庭参加养老保险情况的一组数据是：在12671户家庭中，仅有2741户参加了养老保险，占21.6%，而且资金来源绝大多数为家庭自付。在整个养老保险资金来源中，有99.3%由个人支付；仅余下0.7%还是由国家支付或个人和国家共同支付两部分组成，反映出政府部门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险的投入是很小的。现在，虽然国家在一些地方，开始针对独生子女的农民实施每人600元/年的社保资金，但仍难以解决他们实际的生活困难，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比较效应。随着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开始走向社会，严格贯彻国家生育政策的部分农户的生活状况与周围的人相比没有大的变化，在贫穷落后的地方更是这样。这就对其他原本就是被动接受计划生育的村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觉得国家并不能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自己将来还是要靠子女生活，与其将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放在政府那里不如放在自己的子女那里更有保证、更实在。同时，随着外出务工收入的增加，农民手中可支配财富的增加，单纯的事后罚款对于相对富裕的农民来说最多是暂时生活过得紧张一点。为了老有所养，超生给家庭生活带来的经济压力是可以承受的，也是值得的。这就促使农村传统的生育观念再次抬头，并开始发挥作用。而一旦有人树立“榜样”，就有可能逐渐演变为整个社区村民共享的生育价值观，这就给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造成巨大的潜在压力。 　　但如果仅仅只是农民自身的原因，后果并不可怕。问题是基层乡镇干部特别是村干部在基于自身理性选择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缺乏有效约束力的“寻租行为”。一些从事计划生育的人员乃至一些乡镇领导，为了自己小集体的经济利益，公开或半公开地向一些想生二胎的计划生育户明码标价，只要交点钱就可以生二胎。甚至有些计划生育干部竞动员辖区内的村长去主动寻找想交钱生二胎的农户。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也乐得不去过多地干涉农民超生的事情，明明知道村民中存在非法生育的现象也不去制止，只是在事后向当事人收取几千甚至上万元的罚款。更何况在村落社区中，村民相互之间的社会关联度是比较高的，基层干部与村民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除非不得已，基层干部也不会刻意去为难“乡里乡亲”的村民，这就促成了基层干部的“寻租行为”。 　　刘支喜是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某村的计生村长，凡是村里的已婚女性，都要在他的安排下定期接受检查。200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村民王某怀揣一万元钱找到了刘支喜的家中，跪地要求刘支喜放他未出生的“儿子”一条生路，面对金钱的诱惑，想想村里很多人都在县城买了房，而自己还住在普通平房里，刘支喜犹豫了片刻便收下了钱。先例一开，越来越多想生儿子的村民找到了门路，只要到刘支喜那交上8000元到1万元便可以“平安超生”。2000年到2006年刘支喜在这条“发财路”上越走越远，他利用计生村长的职权，以权谋私，收受贿赂20余万元，不仅在县城买了套房，还包养起了情人。而他滥用职权的后果是造成该村60余户计划外怀孕，计划生育工作严重失控，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阜南县袁集镇某村村支部书记常治海的儿子、村主任杨德保的儿子带头超生；两人还与村文书莫凤田、村计生专干朱亚敏一起，弄虚作假，用假数字上报；不仅如此，他们还对违反计生政策户只征收社会抚养费，而不落实政策措施，给整个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恶劣影响。2006年8月阜南县纪检、计生相关部门和袁集镇党委对这起重大计生违纪案件给予严肃查处。解散该村两委班子，由镇派驻工作组指导工作。给予村书记常治海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给予村主任杨德保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建议依法罢免其村主任职务；撤销村文书莫凤田支部委员、文书职务，建议依法罢免其村委委员职务；对村计生专干朱亚敏予以解聘。同时，包括镇党委副书记在内的9名镇干部也受到严厉处分。 　　茨沟镇黄鞍村村民张某与唐某（当时年仅16岁）从1982年开始非法同居。1995年，原村支书余某在收取张某好处费后，替两人隐瞒超生事实，在唐某的计生登记卡上填写已进行节育手术的记录。1997年底，余某在拿到好处后又与镇原计生办主任方某合谋，为张某夫妇申请了二胎指标，导致该对夫妇再次超生。截至2005年12月，23年间该夫妇连续生育9胎，其中3胎（2男1女）夭折，2胎女儿过继给亲戚。2006年4月，因涉嫌滥用职权罪的茨沟镇原计生办主任方某和原村支书余某被刑拘。负有领导责任的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等11人分别受到免职、撤职等党纪处分。 　　村民的“理性选择”与基层干部的“寻租行为”交汇作用的结果促使了双方“合谋行为”的发生。在缺乏对双方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制约的情况下，自然就会引发村民的生育越轨行为，进而使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面临失控的危险。 　　【问题】 　　请根据上述资料，就如何做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向有关部门写一份报告。 　　要求：不考虑报告格式，分条列款地说明，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超过500字。

问答题 （四十一）　　【给定资料】 　　1．2011年，中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达到31.8亿吨标准煤，居世界第一。其中，原煤产量35.2亿吨，原油产量稳定在2亿吨，成品油产量2.7亿吨。天然气产量快速增长，达到1031亿立方米。电力装机容量10.6亿千瓦，年发电量4.7万亿千瓦时。能源综合运输体系发展较快。石油管线长度超过7万公里，天然气主干管线长度达到4万公里。电网基本实现全国互联，33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长度17.9万公里。国家石油储备一期项目建成，能源应急保障能力不断增强。 　　我国大力推进能源节约。1981～2011年，中国能源消费以年均5.82%的速度增长，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0%的增长。2006～2011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20.7%，实现节能7.1亿吨标准煤。实施锅炉改造、电机节能、建筑节能、绿色照明等一系列节能改造工程，主要高耗能产品的综合能耗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不断缩小，新建的有色、建材、石化等重化工业项目能源利用效率基本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淘汰落后小火电机组8000万千瓦，每年可由此节约原煤6000多万吨。2011年，全国火电供电煤耗较2006年降低37克标准煤／千瓦时，降幅达10%。 　　中国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2011年，全国水电装机容量达到2.3亿千瓦，居世界第一。已投运核电机组15台、装机容量1254万千瓦，在建机组26台、装机容量2924万千瓦，在建规模居世界首位。风电并网装机容量达到4700万千瓦，居世界第一。光伏发电增长强劲，装机容量达到300万千瓦。太阳能热水器集热面积超过2亿平方米。积极开展沼气、地热能、潮汐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推广应用。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8%，每年减排二氧化碳6亿吨以上。 　　另外，我国还建成了比较完善的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技术体系，复杂区块勘探开发、提高油气田采收率等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3000米深水钻井平台建造成功。千万吨炼油和百万吨乙烯装置实现自主设计和制造。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煤炭直接液化和煤制烯烃技术取得突破。百万千瓦超超临界、大型空冷等大容量高参数机组得到广泛应用，70万千瓦水轮机组设计制造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特高压交直流输电技术和装备制造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在民生能源工程建设方面，与2006年相比，2011年中国人均一次能源消费量达到2.6吨标准煤，提高了31%；人均天然气消费量89.6立方米，提高了110%；人均用电量3493千瓦时，提高了60%。建成西气东输一线、二线工程，全国使用天然气人口超过1.8亿。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累计投入5500多亿元人民币，使农村用电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青藏联网工程建设成功，结束了西藏电网孤网运行的历史。推进无电地区电力建设，解决了3000多万无电人口的用电问题。在北方高寒地区建设了7000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解决了4000多万城市人口的供暖问题。 　　2．作为世界第一大能源生产国，中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发展能源，能源自给率始终保持在90%左右。中国能源的发展，不仅保障了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也对维护世界能源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后一段时期，中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能源需求会继续增长，能源供应保障任务更加艰巨。 　　中国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7%、5.4%和7.5%。虽然近年来中国能源消费增长较快，但目前人均能源消费水平还比较低，仅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未来能源消费还将大幅增长，资源约束不断加剧。 　　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方式有待改进。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能源密集型产业技术落后，第二产业特别是高耗能工业能源消耗比重过高，钢铁、有色、化工、建材四大高耗能行业用能占到全社会用能的40%左右，单位增加值能耗较高。 　　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大量耕地被占用和破坏，水资源污染严重，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有害重金属排放量大，臭氧及细颗粒物（PM2.5）等污染加剧。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化石能源在中国能源结构中仍占主体地位，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日益增大，迫切需要能源绿色转型。 　　3．2013年初，《世界经济论坛》与埃森哲咨询管理公司共同推出了《2013—全球能源工业效率研究》报告。在报告评估中，中国仅位列第74位，挪威、瑞典、法国、瑞士、拉脱维亚等8个欧盟国家名列前茅。 　　该研究报告对世界不同国家的能源强项和弱项从经济、生态和能源安全观点等方面进行了评估。该项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均顺利实现了向新型能源体系的转变。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排名普遍靠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研究员孙永祥表示，从最新排名可以看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提高能源使用率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特别对于我国，这关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需高度重视。 　　一个国家的能源使用效率，取决于其能源资源条件、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利用的技术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我国作为世界的能源生产和需求大国，在此次世界能源使用效率最新的国家评估排名中，仅居第74位的事实说明，无论在国家层面上，还是在企业层面上都需要从能源发展战略出发制定政策，不断提高认识，在加强管理和创新科学技术水平上，下大力气并逐步加以落实。 　　《世界经济论坛》能源工业部门负责人罗伯托·博卡说：“为使采纳有关能源方面决定的过程更为有效，必须对那些需要折中的方案达成共识。同时，为建立可刺激经济增长平衡的、有生态效益和安全的新型能源体系，必须进一步加快能源使用的转型并使其具有更大经济效益。”《世界经济论坛》有关新型能源体系委员会成员，埃森哲咨询管理公司资源业务部高级经理阿瑟·汉纳认为，全球能源产业的规模和复杂性均要求，要单独解决每个国家管理能源变化进程的办法。有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指标可使每个国家更好地评估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确定具体的活动方向以及认识类似能源管理转型的最好方法。 　　【问题】 　　如果你是某能源论坛的工作人员，请根据“给定资料2～3”，为该论坛官方网站写一篇短文，介绍我国能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要求：覆盖全面、通俗易懂、语言简洁。不超过4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