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武当行宫内创办的学堂,是现今哪一所中学的前身?
“二十八宿”中分属南宫的星宿有()。
中国古代的三垣四象二十八宿分别是?
“诗人题二十八字,长留胜迹,可知佳句不须多”这是寒山寺联中句子,它的作者是()。
(二十八) 【给定资料】 海洋是人类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源。海洋资源包括旅游、可再生能源、油气、渔业、港口和海水六大类。我国海域内,有海洋生物两万多种,其中,海洋鱼类3000多种。天然气资源量14万亿立方米,滨海砂矿资源储量31亿吨,海洋可再生能源理论蕴藏量6.3亿千瓦,海洋石油资源量约240亿吨。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增长,全球海洋污染愈益严重。海洋污染的治理难度非常大,特别是像渤海这样的内海,海水封闭性强,自身交换能力差,一旦污染,它的自我更新周期至少需要15年。渤海素有我国“鱼仓”、“盐仓”和“海洋公园”的美誉,但近30年来污染加剧,情况堪忧。调查显示,1983年渤海鱼类有63种,2004年只有30种,带鱼、鳓鱼、真鲷、银鲳等几乎绝迹。2000年至2007年,渤海发生赤潮灾害87次,累计赤潮面积2.05万平方公里。 2001年,国务院正式批准由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海洋局、交通部等有关部门和天津、河北、辽宁、山东四省市联合制定的《渤海碧海行动计划》(以下简称《碧海计划》),旨在促进渤海近岸海域海洋环境质量的改善,努力实现海洋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碧海计划》总投资500多亿元,实施项目427个,主要包括城市污水处理、海上污染应急、海岸生态建设、船舶污染治理等内容。实施区域包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辖区内的13个沿海城市和渤海海域,以每五年为一个阶段实施。近岸海域环境保护拟分阶段推进,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2001年至2005年要实现的近期目标是:渤海海域环境污染得到初步控制,生态破坏的趋势得到初步缓解。 科学调查与监测结果证明,陆源污染对渤海威胁最大,入海河流流域周边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农药及化肥污染是三大陆源污染源;此外,船舶石油产品泄漏、海上石油开采和海水养殖中的添加剂也会对海洋造成严重污染。在近期治理阶段,为遏制陆源排污,做了大量工作,但我国四大海区中,渤海沿岸超标排放的入海排污口最多,比例高达90%以上。渤海沿岸有分属三省一市的13个城市,渔、盐、农、航运、石油、旅游、工业等众多行业在渤海进行经济开发活动,海洋、环保、农业、交通等政府管理部门以及三省一市地方政府又各自具有相关的管理职能,因此,很难进行海陆一体化的综合治理。有人戏谑这是“群龙闹海”——“海洋部门不上岸,环保部门不下海,管排污的不管治理,管治理的管不了排污。”众多主体分享渤海的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这就使渤海成为典型的“公地”。直接影响沿海地方政府治理的积极性,造成治理工作效率低下。《碧海计划》只是一个政策性文件,不具有法律强制性效应,执行过程中,难以借助法律手段实现管理体系、监测体系、投资体系、统计体系、评价体系的对接统一,这也直接影响了治理的效果。有关权威部门发布的2004年渤海环境质量公报显示:“污染范围比上年扩大,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较上年面积增加约0.6万平方公里,占渤海总面积的35%。其中,轻度污染、中度污染和严重污染海域面积较上年分别增加了44%、256%和57%,污染程度明显加重。近年来的连续监测结果显示,进入21世纪以后,渤海环境污染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轻度、中度和严重污染海域的总面积呈上升趋势。”显然,《碧海计划》近期目标难以如期实现。但是很多专家也指出,不能否定实施《碧海计划》的积极意义,它毕竟为其后《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08~2020年)》的制定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教训。 2008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08~2020年)》。规划确定了加强重点环节和关键领域保护与防治,建立渤海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系统;面源点源治防联动,建立陆域污染源控制和综合治理系统;全面实施节水治污战略,建立流域水资源和水环境综合管理与整治系统等五大主要建设任务,体现了渤海环境保护任务的综合性、战略性与长期性,并强调在海洋开发过程中,全面推进节水、节能、节地、节材和综合利用,确保引进项目为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和高效益的企业和产品,促进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利用。 【问题】 《渤海碧海行动计划》近期目标难以实现有多方面的原因,请依据“给定资料”分别进行概括。 要求:准确、全面。不超过200字。
道教中的真武大帝原是指黄道圈上二十八宿中的( )。
(二十八) 【给定资料】 1.某市居民对几年前的一场暴雨记忆犹新。那天是周六,市民们如往常的周末一样逛街、聚会、休闲。张艺谋大片《十面埋伏》的首映式正在这天举行,大批倒票的“黄牛”憋足了劲要大赚一笔。然而,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让所有在外边的人狼狈不堪。那天下午16时左右,天空突然电闪雷鸣,顷刻之间降下瓢泼大雨,不到两个小时的降雨让全市交通陷入瘫痪,立交桥下积水深达2米,公交车、小汽车变成了船。类似的事件,在全国很多城市都曾出现过。市政建设与城市改造不同步的现象至今依然是个不小的问题。有专家表示,以应有功能来衡量,我国大多数城市的市政公用事业连“健康”都算不上。 截至2009年4月,中央的4万亿元投资已经带动了地方30多万亿元的投资。从4万亿到30多万亿,这些保经济增长的投资都流向了哪些领域?资料显示,铁路、公路、航空、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医改、住房保障等民生工程都是投资的主要流向。例如某市新增投资60亿元,主要用于轨道交通、中小企业和农业,其中20亿元用于高铁的征地拆迁。某省拨付90亿元资金,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农村民生和基础设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某省组织了3300亿元投资,主要投向千亿基础网络工程、千亿产业提升工程和千亿惠民工程。其中惠民工程主要指配备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基本服务设施。但有专家指出,各地似乎都缺少了对城市公用事业的关注,而中国仍处在市政设施相对不足且市政设施需求迅速增长的阶段。尽管投资中有用于城市公用事业的部分,但比例很小、规模不大,尚不足以体现城市公用事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作用。这位长期研究城市公用事业的专家说,城市公用事业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公益性,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市政公用事业包括城市供水、集中供热、垃圾处理、市政道桥、公共交通、园林绿化、污水处理、管道燃气八个方面的市政设施建设。在城市基础设施中,城市公用事业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初期,讲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讲得比较多的是改善投资环境,路桥、通讯、水、电、气、热等设施有了,投资者就愿意去投资,没有就没有人愿意去投资。市政公用事业对经济发展具有先导、基础的作用。作为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载体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建设并管理好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引导人们自觉爱护、维护这些设施,对促进城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对城市功能、质量的提高和城市现代化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据统计,目前全国的城市市政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在1万亿元左右,占全国GDP的比例在2%以上。某专家指出,因为城市道路、供水、燃气、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等建设任务仍然艰巨,在目前的投资规模基础上,投资扩大1倍,达到2万亿元的规模,即便如此也很难说就能完全解决问题。我国城市化进程仍然处在迅速上升阶段,公用事业的资金缺口仅仅依靠政府单一的财政投入显然难以填上,公用事业的供给严重滞后社会的需求,成为经济起飞的瓶颈。因此,必须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城市市政投融资机制。这要求进一步放开市场,积极推进城市公用设施的市场化改革。现在全国有5亿多城市人口,在未来的20年时间里,全国城市人口将达到9亿多,这对城市公用事业将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对投资者来讲,也是个巨大的投资市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摸索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的道路,一些吃皇粮的城市公用事业单位开始断奶。2002年12月,原建设部颁布《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鼓励社会资金、外国资本参与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在市政公用事业逐渐放开的过程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进入。据南方某省统计,城市公交40%的产权,城市供水50%的产权,城市燃气80%的产权,已经转让给民营企业或外国资本。 从2002年开始,一些世界知名的大型外资水务集团开始进入中国,以巨资收购水厂。这些跨国公司的收购举动一度让国人困惑不已。例如2002年5月,威立雅水务集团斥资近20亿获得S市自来水公司50%的股权,经营期限50年,而转让评估价为7.6亿元,威立雅的报价超过评估价近两倍。2007年8月,Y市自来水股权转让项目招标,中法水务集团以8.95亿元中标,报价为资产价值的5倍左右。外资这种溢价收购手段,让国内很多地方政府兴奋不已。然而,国内水厂真的这么值钱吗?有学者指出,外资这样的溢价收购意味着将来要成倍地赚回去,负担最终都会不同程度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随着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开始出现。2008年1月,某市300多辆公交车停运,致使全城70多万市民出行困难。造成停运的原因在于公交民营化运转不良。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在原建设部文件出台后,很多地方政府就开始卖水厂,要么是跟外资合作,要么干脆一卖了之。他认为,公交线路、水厂卖出去,本身没有错,但基础分析工作没有做透,只想到有人买,政府还能有些收入,卖完后却没有人管;这样一来,损失的是国家,伤害的是消费者。很多地方在打开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大门之前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这位人士说,特许经营,就是在市政公用行业中,由政府授予企业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对某项市政公用产品或服务进行经营的权利,政府通过合同协议或其他方式,明确政府与获得特许权企业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国外开展这类经营一般先要立法,而我国则跳过了这样的程序,而且政策法规、标准、管理措施、管理能力都不配套。公用事业中有一部分注定是没有效益的,这就不能打包全卖出去,而需要政府投入才能搞起来。不能都交给社会资本经营,更不能放任其赚钱,不对其进行管理。 3.2009年7月31日,L市举行“城市供水价格改革调整听证会”,参会的18名听证代表中,17名代表同意水价调整,只有1人提出“最好不要提价”。消息一出,社会哗然。有网站展开了“如何看待L市水价上涨”的调查,超过80%的网友投出了反对票。8月4日,L市通过政府网站发布消息,邀请网民参加一场“关于供水价格改革调整”的座谈会。会上,L市发改委拿出了2套水价调整方案,但无论是哪一套,基本水价的上涨幅度都超过了40%,这让很多人感到接受不了。有的市民说:“L市不缺水,为什么还要涨这么高?6年不调价不代表可以随时上调40%。” 记者进行了统计,实际到会的网民代表59人,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讨论中,39人发言。其中9人鲜明地反对涨价。与网民调查超过80%反对水价上涨形成发差的是,现场有16人明确表示赞成有条件地调整水价。反对涨价的主要理由,一是认为L市不缺水,没有涨价的必要;二是认为水务集团的账目不够透明。L市水务集团负责人建议政府以后建立新的价格监审机制。他说,一些用水大户会由于水价上涨减少水的用量。那么这一次水价上涨会如何影响居民生活呢? 记者来到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访问了74岁的卢奶奶和她的老伴儿。 记者:“卢奶奶,你家里一共用多少水?” 卢:“用4吨、3吨。” 记者:“几口人?” 卢:“5口人。” 在卢家,记者看到很多盆子和桶。老人告诉记者这都是用来存水的,存下来的水要用来冲厕所、拖地、浇花,为了节约水,家里还特别改造了抽水马桶的开关。卢奶奶和老伴儿加起来每月有2000元多一点的退休工资,但是由于儿子、儿媳没什么收入,所以一家五口人主要靠这2000多元,水费每月9块多钱。 记者:“要是以后每月花个十二三块钱水费,承受得了吗?” 卢:“俺俩仔细着呢,俺俩可在乎。” 居委会的肖大姐告诉记者,这里的居民基本上都是这样节约用水的。水费涨一点也许还行,就怕连环涨价。 在L市的一家用水大户企业,记者了解到,他们已经在近几年对设备进行了节水改造,凡是工业上的用水都可以回收再使用,水的利用率达到了97%左右。 尽管L市的水价还没有上调,但从企业到普通居民,大家已经都在精打细算省着用水。这也给出了一个答案,为什么1995年L市每天要用50万吨水,而现在城市扩大了,经济发展了,每天用水量却反而下降到30多万吨。 在这次L市水价上涨的文件中,有一组数字触目惊心:L市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450立方米,约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5、世界的1/20,属于极度贫水区。L市水文部门负责人说:“附近两个水库的水,基本上不算L市的水权,属于过境水,是上游的水资源。即使是流经L市的几条河,水量也并不像大家看到的那么多。大家看到的L河的水面比较宽,实际上因为橡塑坝把水蓄起来了,真正来水,就是坝体上面流的那一点点水,那才是真正的来水。” 4.2006年12月起,Q市市区综合水价调整,污水处理费由5元/吨上调为8元/吨,居民水价格1.3元/吨上调为1.55元/吨,特种行业用水由2.1元/吨上调为2.8元/吨。很多人认为Q市地处南方,降雨量丰富,没有必要节约用水。其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Q市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办公室高级工程师王先生说,Q市处于水资源紧张区,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约100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2005年为1330立方米,其中沿海县市低于730立方米,属“贫水区”。全国人均占有水资源2200立方米,但Q市远低于这个平均水平。此外,Q市70%的水资源量分布在人口较少、经济水平较低的山区,人均资源占有量为3595立方米。而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水资源较少。Q市降雨量季节性强,时空分布不均,年降雨量、年径流量约60%~80%集中在4~9月份,特别是梅雨和台风雨,时间短,数量大,极易产生洪水。由于现有蓄水工程对河川径流的拦蓄调节能力偏低,弃水现象严重。这种水资源年内分配的不均匀性,造成水资源年内供需不平衡。此外,入海损失严重。天然来水量丰富的晋江西溪流域由于淹没耕地、移民等客观原因,无法兴建大、中型水库,大量的水资源直接奔腾入海,损失的水量约占全市水资源总量的30%。 一位专家列举了Q市节约用水存在的主要问题:水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用水意识不强;长期养成的不良用水习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用水量增加,浪费现象严重;水价偏低,水费支出占可分配收入的比例很少,大量用水不心疼;全市生活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60%左右,大部分居民没有实现一水多用,用水效率不高;绿化用水、道路用水等公共用水还使用纯洁的自来水;非节水型水嘴、水箱、抽水马桶等用水器具还大量存在;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高耗水的工艺、设备急需整改。 “低水价是造成水的超消费和浪费的重要原因。”该专家指出,水价提高10%,将使家庭用水降低3%~7%。他介绍了某大城市用水量价格弹性系数研究。该研究表明,水价每增加10%,需水量将下降3.8%;居民年收入每增加10%,除去水价影响,用水量需求将增加2.2%。据分析,水费支出占家庭收入1%时对心理影响不大;占2%时开始关注水量,占2.5%时注意节水,占5%时认真节水,占10%时考虑水的重复利用。 “节约用水、高效用水是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根本途径,节约用水的核心是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全国许多城市已经进行水价改革,并取得明显效果。”这位专家列举了外省某市的例子。自实行阶梯水价以来,节水效果非常明显。1年零7个月的时间里,机关、企事业单位节水率达到3%~5%,居民节水率达到了10%~15%。该市的正茂社区是个有1400多户居民的老社区,实行阶梯水价以来,整个小区的月用水量从以前的1.4万多吨下降到现在的4200吨左右,小区居民没有一户月用水量超过12吨的一级水价范围。2006年,该市用水人口增加近2万,居民用水量却下降了15%,每天因此减少了1万多吨的供水缺口。 他认为改掉不良习惯可节水70%。浪费用水的习惯很多,比如用抽水马桶冲掉烟头和碎细废物,洗手、洗脸、刷牙时让水一直流着,设备漏水,不及时修好,除了良好的用水习惯以外,采用节水器具也很有效。节水器具很多,有节水型水箱、节水马桶等,每个人都节约一点水,累积下来就是很多水了。据测定,1滴水在1个小时里可以集到3.6公斤水,1个月里可以集到2.6吨水,居民在购买卫浴产品时,首先就要考虑节水功能。 “这次水价上调,增加了洗车的成本。”洗车店C老板说:“这对行业发展来说,是个很大的难题。如果市政配套设施条件充分,比如市区铺设了管道,可以从污水处理厂将处理过的中水输送到洗车店使用,只要车主同意,作为商家既能节约用水,又能节约水费,何乐而不为呢?”他认为还需要车主改变观念。因为有些车主认为中水是用过的污水,不愿意自己的车用这种水来清洗。 水价改革也是为了今后推广雨水收存、污水再生和中水利用。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中水是可以再利用的,比如可以用于冲厕所、洗汽车、浇草坪、洒马路,收存的雨水和中水有相似的功能。 5.据报道,某房地产集团开发的大型社区建有一个污水回流区,社区居民洗衣、洗菜、洗脸、洗澡的生活用水全部集中到这个地方,用于浇灌社区内的绿地,冲洗路面。冲厕水则由管道通往室外化粪池,再经城市污水管道排放至污水处理厂。该集团某负责人说:“社区的绿地很多,如果全部用自来水浇灌,很浪费水资源;而且这部分费用都要公摊到小区业主,造成公摊费用也多。”他介绍,小区面积有十几万平方米,当初规划时就把设置污水回流设施纳入建筑成本,投入150万元建设污水回流系统,可以处理污水150吨,目前没有统计,不知道经济上是否划算,但这种做法既减轻了业主负担,也节约了水资源。 业内专家介绍,所谓“中水”,就是把排放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回收,经过处理后再利用的水。“中水”起名于日本,“中水”的定义有多种解释,在污水工程方面称为“再生水”,工厂方面称为“回用水”。一般以水质作为区分的标志,其水质介于自来水(上水)与排入管道内污水(下水)之间,故名“中水”,主要是指城市污水或生活污水经处理后达到一定的水质标准,可在一定范围内重复使用的非饮用水。 中水利用也称作污水回用,“中水”回用,一方面为城镇供水开辟了第二水源,可大幅度降低“上水”(自来水)的消耗量;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下水”(污水)对水源的污染问题,从而起到保护水源、水量的作用。 6.将水价分为不同的阶梯,在不同的定额范围内,执行不同的价格,叫阶梯水价。使用水量在基本定额之内,采用基准水价,如果用水超过基本定额,则超出的部分按另一阶梯的水价标准收费。阶梯式水价可以分为增阶梯式和降阶梯式水价两种。增阶梯式水价指随着用水量的增多,水价越高;降阶梯式水价则相反,用水量越大,水价越低。在水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应采用增阶梯式水价。例如,2005年南方某大城市公布的生活用水水价方案;第一级水量基数为每户每月用水量22立方米及以下的,按基本水价1.32元/立方米计收水费;第二级水量基数为每户每月用水量23立方米至30立方米的部分,按基本水价的1.5倍计收水费;第三级水量基数为每户每月用水量30立方米以上的部分,按基本水价的2倍计收水费。 阶梯水价表明,用水量越多,付出的费用越大。对于短缺的水资源而言非常适合。尽管实施阶梯水价存在基础设施建设、阶梯比例和基本水量如何确定等难题,但都是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的。阶梯水价优点明显,有利于促进节约用水,让多用水者付出更高的代价,促进其节约用水,是用经济手段管理水资源的重要工具,应该科学地加以利用。 工业用水户应该是实施阶梯水价的重点。首先,他们用水量相对比较大,其次,量水设施比较齐全,数量相对居民少,容易监控,将其作为近期阶梯水价实施的重点是非常必要的。 7.多年来,政府为了提供廉价的水资源,水价低于供水成本。理论上水价的构成应该包括水资源本身价值、水工程的成本、水处理的成本以及水管理的成本,而且还包括污水处理的成本。但实际上,目前我国的水价仅仅包含了水的工程成本和水的处理成本(北方某大城市还包括为南水北调筹集的资金)。所以从整体情况来看,城市水价低于成本价是一个普遍现象,政府存在不同程度的“暗补”,但民众并没有真正地感受到补贴。 由于水价的提高,用水户会更加重视节水,提高用水户节水的积极性。如果进行此种操作,意味着供水企业将减少甚至断绝政府的补贴,其主要获益将依赖于水市场。当然,这个市场是政府调控下的水市场,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水市场。 2009年3月9日,水利部某负责同志表示,长期以来水价构成不合理和水价偏低,没有反应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和水环境治理成本,导致目前水资源浪费相当严重,水污染得不到有效治理。因此,必须加快推进水价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价格杠杆的作用。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一位官员则表示,地方政府有自主上调水价的权利,不需要经过国家发改委的审批,也不需要备案。但是从资源价格改革的目标来看,今后包括水价在内的资源价格改革肯定会加速推进,这一点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明确作了要求。 【问题】 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水是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因此用水应该是低价的。针对这种观点,参考给定资料,写一篇文章,对国家水资源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进行阐述。 要求:(1)自拟题目,中心明确,观点鲜明,联系实际; (2)说理充分,结构完整,语言流畅; (3)不少于800字。
(二十八) 【给定资料】
目前我国人口总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的1.8‰左右,进入了低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的“双低”期,迈进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但由于人口基数大,适龄人口巨大,人口总数还没有达到高峰,人口数量还将持续增长。专家预测,到21世纪20~40年代中国将相继进入人口三大高峰:总人口在2020年至2030年至少达到15亿;劳动年龄人口在2020年达到10亿;老年人口在2040年也将达到3亿以上。对社会来说,这三大高峰的来临意味着,即使保持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执行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也并不会感到人口压力的缓解,住房、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紧张状况将长期化。“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也表示,虽然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在未来基本上不会出现粮食危机,但过快增长的人口,会打破人口、耕地和粮食之间的微妙平衡,加大粮食生产的压力。人口问题是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党和国家始终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作为基本国策常抓不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曾在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强调,“十一五”时期,中国将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下最大力气做好稳定低生育水平工作。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以来,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由过去的政策性行为逐步走上了法制的轨道,计划生育工作也逐渐地改变了以往强制粗暴的工作作风,取而代之为优质服务型的工作新机制。现阶段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如何适应新形势,解决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全面提高计划生育工作水平,仍然是当前各级基层党政领导和计生干部需要抓好的头等大事。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到了人口总数的70%以上,农村生产力还不发达,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群众生育意愿尚未根本转变,基层基础工作发展不平衡,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缺乏有效手段,稳定低生育水平面临诸多困难,人口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愈益突出,计划生育工作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其工作更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熟悉农村工作的人都知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抓得比较紧,人口出生率也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上。这与地方政府采取的约束机制紧密相关。当时,各级政府都把计划生育工作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容不得基层工作人员有丝毫的懈怠心理。为了完成计划生育工作,地方政府一方面从源头上着手大力宣传计划生育的政策和好处,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实行了超严厉的惩罚措施,对违反政策生育的农民实施重罚,在有些地方已经达到使那些超生户常年在外流浪为生的地步。当时的计划生育措施虽然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存在,但是却对农民构成一定的威慑心理,从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了农村较低的生育水平。
如今,政府对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进行了规范,许多以前基层工作人员能够采取的强制性约束手段都受到了限制,被禁止使用。计划生育“七不准”等新规定的出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但也使计划生育刚性措施削弱,这就在客观上导致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缺乏严格明确的制约机制,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能够采取的多限于定期孕检以及事后的简单罚款约束,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可以说,这样的制约机制是脆弱的,特别是在以村庄为单位的熟人社会是缺乏制约力的。
受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相当一部分群众重男轻女、多子多福、无男绝后等陈旧的婚育观念并没有根本转变,部分农民生育观念仍然落后。特别是近些年,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一些村民的生育观念出现逆转,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观念甚至在一部分年轻人中都很有市场。调查数据表明,仍有70%~80%的群众希望生育两个及两个以上子女,希望生男孩的人数是希望生女孩的3.45倍。近年来农村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22.85:100,也就是每100个女性相对有122.85个男性,高于全国119.58的平均水平。而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应在103至107之间。某农户为逃避计划生育管理.举家外流,并在墙上涂写“头可断,屋可扒,不生儿子不回家”,充分暴露了目前一些农民封建落后而且顽固的生育观念。安徽定远县农民王某1998年结婚后不久生了第一胎,是个男孩,按照规定不允许再生第二胎。但是随着孩子的长大,他觉得一个孩子不保险,又想要第二个孩子。他说:“我的孩子经常说他头疼,我担心他将来有问题,想再生一个保险。两三个孩子在农村也算能靠得住的家庭了。”于是一直在外打工的王某便把妻子也接出来,一边打工一边准备生孩子。2006年悄悄在外地生了“二胎”,如他们所盼又是一个儿子。用王某的话来说就是“现在我们家孩子算是不多不少,真正靠得住了。”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富民政策,加大了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而当前很多农村普惠政策,如征地补偿、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教育“两免一补”、改水改厕、沼气应用等都是按人头执行,这便出现了“多生子女多得益,少生不生子女吃亏”的客观现实,某超生农民算了这样一笔经济账,计划生育奖励到60岁才有,而生孩子不但马上可以拿到拆迁补偿,而且孩子长到16岁就可以打工挣钱,很划算;也有超生户计算,减免的教育费可作为交纳违法生育孩子的社会抚养费,减免的农业税可作为孩子的生活费,等于没有增加负担就多养了个孩子。而对比超生孩子的收益,现行的计划生育优待政策由于补贴标准和兑现率低,激励作用在下降。如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也只有1000元左右。这样的利益导向结果是,“少生快富”变成“多生快富”。同时,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的生育欲望增长,传统生育观念再次主导部分人的思想,一些年轻人甘愿一时承担上万元的罚款也要多生、超生,使计生工作面临反弹的局面。
农村中近些年来出现生育观念的回归是农民在当前形势下“理性思维”逻辑的产物,因为农民缺乏对自己未来生活特别是老年生活的稳定的心理预期。长期以来,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处于极其落后的境地,在局部地区还是一片空白。农民的生活、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需求主要还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制度设计的,基本上都是由农户承包的有限土地来承担。我国农村地区家庭养老模式的客观存在,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有关调查情况表明,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和多子女家庭比较,其“养儿防老”的保障水平在多数情况下,相对更低一些,生活水平降低。人们普遍反映,独生女家庭中一旦女儿出嫁,对父母的照顾就相当有限了,生活水平降低了。相反,如果家庭人多就力量大,保障功能自然实现得更充分。一些多子女家庭,能够共同承担“养儿防老”的任务;或采取老人到各个子女家轮流住;或采取子女凑钱共同负担老人生活费;还有分工负责的形式,即外出挣钱的子女出钱,老人身边的子女负责生活照料。调查统计显示,就独生子女家庭而言,“没有安全感”和“孩子太少,养老无保障”是对计划生育选择不满意的最主要的原因,这表明计划生育家庭对以后的养老问题最为关注。
客观地说,国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农村大力推进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并没有建立有效的配套措施来帮助解决这些独生户的后顾之忧。2005年辽宁省曾对5个地区农村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生活状况开展调查,有关计划生育家庭参加养老保险情况的一组数据是:在12671户家庭中,仅有2741户参加了养老保险,占21.6%,而且资金来源绝大多数为家庭自付。在整个养老保险资金来源中,有99.3%由个人支付;仅余下0.7%还是由国家支付或个人和国家共同支付两部分组成,反映出政府部门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险的投入是很小的。现在,虽然国家在一些地方,开始针对独生子女的农民实施每人600元/年的社保资金,但仍难以解决他们实际的生活困难,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比较效应。随着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开始走向社会,严格贯彻国家生育政策的部分农户的生活状况与周围的人相比没有大的变化,在贫穷落后的地方更是这样。这就对其他原本就是被动接受计划生育的村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觉得国家并不能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自己将来还是要靠子女生活,与其将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放在政府那里不如放在自己的子女那里更有保证、更实在。同时,随着外出务工收入的增加,农民手中可支配财富的增加,单纯的事后罚款对于相对富裕的农民来说最多是暂时生活过得紧张一点。为了老有所养,超生给家庭生活带来的经济压力是可以承受的,也是值得的。这就促使农村传统的生育观念再次抬头,并开始发挥作用。而一旦有人树立“榜样”,就有可能逐渐演变为整个社区村民共享的生育价值观,这就给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造成巨大的潜在压力。
但如果仅仅只是农民自身的原因,后果并不可怕。问题是基层乡镇干部特别是村干部在基于自身理性选择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缺乏有效约束力的“寻租行为”。一些从事计划生育的人员乃至一些乡镇领导,为了自己小集体的经济利益,公开或半公开地向一些想生二胎的计划生育户明码标价,只要交点钱就可以生二胎。甚至有些计划生育干部竞动员辖区内的村长去主动寻找想交钱生二胎的农户。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也乐得不去过多地干涉农民超生的事情,明明知道村民中存在非法生育的现象也不去制止,只是在事后向当事人收取几千甚至上万元的罚款。更何况在村落社区中,村民相互之间的社会关联度是比较高的,基层干部与村民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除非不得已,基层干部也不会刻意去为难“乡里乡亲”的村民,这就促成了基层干部的“寻租行为”。
刘支喜是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某村的计生村长,凡是村里的已婚女性,都要在他的安排下定期接受检查。200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村民王某怀揣一万元钱找到了刘支喜的家中,跪地要求刘支喜放他未出生的“儿子”一条生路,面对金钱的诱惑,想想村里很多人都在县城买了房,而自己还住在普通平房里,刘支喜犹豫了片刻便收下了钱。先例一开,越来越多想生儿子的村民找到了门路,只要到刘支喜那交上8000元到1万元便可以“平安超生”。2000年到2006年刘支喜在这条“发财路”上越走越远,他利用计生村长的职权,以权谋私,收受贿赂20余万元,不仅在县城买了套房,还包养起了情人。而他滥用职权的后果是造成该村60余户计划外怀孕,计划生育工作严重失控,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阜南县袁集镇某村村支部书记常治海的儿子、村主任杨德保的儿子带头超生;两人还与村文书莫凤田、村计生专干朱亚敏一起,弄虚作假,用假数字上报;不仅如此,他们还对违反计生政策户只征收社会抚养费,而不落实政策措施,给整个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恶劣影响。2006年8月阜南县纪检、计生相关部门和袁集镇党委对这起重大计生违纪案件给予严肃查处。解散该村两委班子,由镇派驻工作组指导工作。给予村书记常治海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给予村主任杨德保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建议依法罢免其村主任职务;撤销村文书莫凤田支部委员、文书职务,建议依法罢免其村委委员职务;对村计生专干朱亚敏予以解聘。同时,包括镇党委副书记在内的9名镇干部也受到严厉处分。
茨沟镇黄鞍村村民张某与唐某(当时年仅16岁)从1982年开始非法同居。1995年,原村支书余某在收取张某好处费后,替两人隐瞒超生事实,在唐某的计生登记卡上填写已进行节育手术的记录。1997年底,余某在拿到好处后又与镇原计生办主任方某合谋,为张某夫妇申请了二胎指标,导致该对夫妇再次超生。截至2005年12月,23年间该夫妇连续生育9胎,其中3胎(2男1女)夭折,2胎女儿过继给亲戚。2006年4月,因涉嫌滥用职权罪的茨沟镇原计生办主任方某和原村支书余某被刑拘。负有领导责任的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等11人分别受到免职、撤职等党纪处分。
村民的“理性选择”与基层干部的“寻租行为”交汇作用的结果促使了双方“合谋行为”的发生。在缺乏对双方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制约的情况下,自然就会引发村民的生育越轨行为,进而使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面临失控的危险。
【问题】
请根据上述资料,就如何做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向有关部门写一份报告。
要求:不考虑报告格式,分条列款地说明,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超过500字。
简答β-葡聚糖、番茄红素、二十八烷醇的功能性质及其制备技术。
(二十八) 【给定资料】
目前我国人口总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的1.8‰左右,进入了低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的“双低”期,迈进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但由于人口基数大,适龄人口巨大,人口总数还没有达到高峰,人口数量还将持续增长。专家预测,到21世纪20~40年代中国将相继进入人口三大高峰:总人口在2020年至2030年至少达到15亿;劳动年龄人口在2020年达到10亿;老年人口在2040年也将达到3亿以上。对社会来说,这三大高峰的来临意味着,即使保持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执行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也并不会感到人口压力的缓解,住房、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紧张状况将长期化。“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也表示,虽然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在未来基本上不会出现粮食危机,但过快增长的人口,会打破人口、耕地和粮食之间的微妙平衡,加大粮食生产的压力。人口问题是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党和国家始终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作为基本国策常抓不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曾在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强调,“十一五”时期,中国将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下最大力气做好稳定低生育水平工作。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以来,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由过去的政策性行为逐步走上了法制的轨道,计划生育工作也逐渐地改变了以往强制粗暴的工作作风,取而代之为优质服务型的工作新机制。现阶段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如何适应新形势,解决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全面提高计划生育工作水平,仍然是当前各级基层党政领导和计生干部需要抓好的头等大事。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到了人口总数的70%以上,农村生产力还不发达,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群众生育意愿尚未根本转变,基层基础工作发展不平衡,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缺乏有效手段,稳定低生育水平面临诸多困难,人口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愈益突出,计划生育工作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其工作更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熟悉农村工作的人都知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抓得比较紧,人口出生率也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上。这与地方政府采取的约束机制紧密相关。当时,各级政府都把计划生育工作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容不得基层工作人员有丝毫的懈怠心理。为了完成计划生育工作,地方政府一方面从源头上着手大力宣传计划生育的政策和好处,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实行了超严厉的惩罚措施,对违反政策生育的农民实施重罚,在有些地方已经达到使那些超生户常年在外流浪为生的地步。当时的计划生育措施虽然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存在,但是却对农民构成一定的威慑心理,从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了农村较低的生育水平。
如今,政府对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进行了规范,许多以前基层工作人员能够采取的强制性约束手段都受到了限制,被禁止使用。计划生育“七不准”等新规定的出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但也使计划生育刚性措施削弱,这就在客观上导致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缺乏严格明确的制约机制,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能够采取的多限于定期孕检以及事后的简单罚款约束,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可以说,这样的制约机制是脆弱的,特别是在以村庄为单位的熟人社会是缺乏制约力的。
受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相当一部分群众重男轻女、多子多福、无男绝后等陈旧的婚育观念并没有根本转变,部分农民生育观念仍然落后。特别是近些年,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一些村民的生育观念出现逆转,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观念甚至在一部分年轻人中都很有市场。调查数据表明,仍有70%~80%的群众希望生育两个及两个以上子女,希望生男孩的人数是希望生女孩的3.45倍。近年来农村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22.85:100,也就是每100个女性相对有122.85个男性,高于全国119.58的平均水平。而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应在103至107之间。某农户为逃避计划生育管理.举家外流,并在墙上涂写“头可断,屋可扒,不生儿子不回家”,充分暴露了目前一些农民封建落后而且顽固的生育观念。安徽定远县农民王某1998年结婚后不久生了第一胎,是个男孩,按照规定不允许再生第二胎。但是随着孩子的长大,他觉得一个孩子不保险,又想要第二个孩子。他说:“我的孩子经常说他头疼,我担心他将来有问题,想再生一个保险。两三个孩子在农村也算能靠得住的家庭了。”于是一直在外打工的王某便把妻子也接出来,一边打工一边准备生孩子。2006年悄悄在外地生了“二胎”,如他们所盼又是一个儿子。用王某的话来说就是“现在我们家孩子算是不多不少,真正靠得住了。”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富民政策,加大了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而当前很多农村普惠政策,如征地补偿、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教育“两免一补”、改水改厕、沼气应用等都是按人头执行,这便出现了“多生子女多得益,少生不生子女吃亏”的客观现实,某超生农民算了这样一笔经济账,计划生育奖励到60岁才有,而生孩子不但马上可以拿到拆迁补偿,而且孩子长到16岁就可以打工挣钱,很划算;也有超生户计算,减免的教育费可作为交纳违法生育孩子的社会抚养费,减免的农业税可作为孩子的生活费,等于没有增加负担就多养了个孩子。而对比超生孩子的收益,现行的计划生育优待政策由于补贴标准和兑现率低,激励作用在下降。如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也只有1000元左右。这样的利益导向结果是,“少生快富”变成“多生快富”。同时,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的生育欲望增长,传统生育观念再次主导部分人的思想,一些年轻人甘愿一时承担上万元的罚款也要多生、超生,使计生工作面临反弹的局面。
农村中近些年来出现生育观念的回归是农民在当前形势下“理性思维”逻辑的产物,因为农民缺乏对自己未来生活特别是老年生活的稳定的心理预期。长期以来,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处于极其落后的境地,在局部地区还是一片空白。农民的生活、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需求主要还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制度设计的,基本上都是由农户承包的有限土地来承担。我国农村地区家庭养老模式的客观存在,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有关调查情况表明,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和多子女家庭比较,其“养儿防老”的保障水平在多数情况下,相对更低一些,生活水平降低。人们普遍反映,独生女家庭中一旦女儿出嫁,对父母的照顾就相当有限了,生活水平降低了。相反,如果家庭人多就力量大,保障功能自然实现得更充分。一些多子女家庭,能够共同承担“养儿防老”的任务;或采取老人到各个子女家轮流住;或采取子女凑钱共同负担老人生活费;还有分工负责的形式,即外出挣钱的子女出钱,老人身边的子女负责生活照料。调查统计显示,就独生子女家庭而言,“没有安全感”和“孩子太少,养老无保障”是对计划生育选择不满意的最主要的原因,这表明计划生育家庭对以后的养老问题最为关注。
客观地说,国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农村大力推进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并没有建立有效的配套措施来帮助解决这些独生户的后顾之忧。2005年辽宁省曾对5个地区农村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生活状况开展调查,有关计划生育家庭参加养老保险情况的一组数据是:在12671户家庭中,仅有2741户参加了养老保险,占21.6%,而且资金来源绝大多数为家庭自付。在整个养老保险资金来源中,有99.3%由个人支付;仅余下0.7%还是由国家支付或个人和国家共同支付两部分组成,反映出政府部门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险的投入是很小的。现在,虽然国家在一些地方,开始针对独生子女的农民实施每人600元/年的社保资金,但仍难以解决他们实际的生活困难,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比较效应。随着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开始走向社会,严格贯彻国家生育政策的部分农户的生活状况与周围的人相比没有大的变化,在贫穷落后的地方更是这样。这就对其他原本就是被动接受计划生育的村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觉得国家并不能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自己将来还是要靠子女生活,与其将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放在政府那里不如放在自己的子女那里更有保证、更实在。同时,随着外出务工收入的增加,农民手中可支配财富的增加,单纯的事后罚款对于相对富裕的农民来说最多是暂时生活过得紧张一点。为了老有所养,超生给家庭生活带来的经济压力是可以承受的,也是值得的。这就促使农村传统的生育观念再次抬头,并开始发挥作用。而一旦有人树立“榜样”,就有可能逐渐演变为整个社区村民共享的生育价值观,这就给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造成巨大的潜在压力。
但如果仅仅只是农民自身的原因,后果并不可怕。问题是基层乡镇干部特别是村干部在基于自身理性选择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缺乏有效约束力的“寻租行为”。一些从事计划生育的人员乃至一些乡镇领导,为了自己小集体的经济利益,公开或半公开地向一些想生二胎的计划生育户明码标价,只要交点钱就可以生二胎。甚至有些计划生育干部竞动员辖区内的村长去主动寻找想交钱生二胎的农户。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也乐得不去过多地干涉农民超生的事情,明明知道村民中存在非法生育的现象也不去制止,只是在事后向当事人收取几千甚至上万元的罚款。更何况在村落社区中,村民相互之间的社会关联度是比较高的,基层干部与村民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除非不得已,基层干部也不会刻意去为难“乡里乡亲”的村民,这就促成了基层干部的“寻租行为”。
刘支喜是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某村的计生村长,凡是村里的已婚女性,都要在他的安排下定期接受检查。200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村民王某怀揣一万元钱找到了刘支喜的家中,跪地要求刘支喜放他未出生的“儿子”一条生路,面对金钱的诱惑,想想村里很多人都在县城买了房,而自己还住在普通平房里,刘支喜犹豫了片刻便收下了钱。先例一开,越来越多想生儿子的村民找到了门路,只要到刘支喜那交上8000元到1万元便可以“平安超生”。2000年到2006年刘支喜在这条“发财路”上越走越远,他利用计生村长的职权,以权谋私,收受贿赂20余万元,不仅在县城买了套房,还包养起了情人。而他滥用职权的后果是造成该村60余户计划外怀孕,计划生育工作严重失控,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阜南县袁集镇某村村支部书记常治海的儿子、村主任杨德保的儿子带头超生;两人还与村文书莫凤田、村计生专干朱亚敏一起,弄虚作假,用假数字上报;不仅如此,他们还对违反计生政策户只征收社会抚养费,而不落实政策措施,给整个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恶劣影响。2006年8月阜南县纪检、计生相关部门和袁集镇党委对这起重大计生违纪案件给予严肃查处。解散该村两委班子,由镇派驻工作组指导工作。给予村书记常治海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给予村主任杨德保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建议依法罢免其村主任职务;撤销村文书莫凤田支部委员、文书职务,建议依法罢免其村委委员职务;对村计生专干朱亚敏予以解聘。同时,包括镇党委副书记在内的9名镇干部也受到严厉处分。
茨沟镇黄鞍村村民张某与唐某(当时年仅16岁)从1982年开始非法同居。1995年,原村支书余某在收取张某好处费后,替两人隐瞒超生事实,在唐某的计生登记卡上填写已进行节育手术的记录。1997年底,余某在拿到好处后又与镇原计生办主任方某合谋,为张某夫妇申请了二胎指标,导致该对夫妇再次超生。截至2005年12月,23年间该夫妇连续生育9胎,其中3胎(2男1女)夭折,2胎女儿过继给亲戚。2006年4月,因涉嫌滥用职权罪的茨沟镇原计生办主任方某和原村支书余某被刑拘。负有领导责任的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等11人分别受到免职、撤职等党纪处分。
村民的“理性选择”与基层干部的“寻租行为”交汇作用的结果促使了双方“合谋行为”的发生。在缺乏对双方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制约的情况下,自然就会引发村民的生育越轨行为,进而使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面临失控的危险。
【问题】
请根据上述资料,就如何做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向有关部门写一份报告。
要求:不考虑报告格式,分条列款地说明,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超过5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