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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公考类 | 地方公务员

问答题 (十五)  【给定资料】  1.报纸、广播和电视是三大传统新闻媒体。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媒体的种类不断地涌现,目前已经有100多种媒体。第四媒体——网络媒体、第五媒体——网络电视以及第六媒体——手机及其无线增值服务等登上舞台,使得三大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格局已经一去不复返。  目前,在传媒格局上,我国已形成了以党报为核心,以都市类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媒体多元并存和竞争发展的新格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报刊业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1993年我国的第一条互联网专线正式开通。由于互联网集报纸、广播、电视的优势于一体,可以更主动、更便捷和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近十多年来,新型传媒在我国的发展十分快速,让人们感觉到信息获取更加方便、更加便捷。2008年我国网民数量达到2.53亿,已成为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几乎每5个人中就有1位网民。  据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仍是广大群众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而互联网在新闻信息传播的作用和影响力不可低估,已经超过广播。一些主要媒体的重要性排列依次是报纸(占37.7%)、电视(占24.5%)、互联网(占13.6%)、广播(占3.4%)、期刊(占0.4%)。  2.1983年4月,我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2008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在全国31个省、区、市就新闻发言人制度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85.9%的人关注政府机构的新闻发言人,84.9%的人对现有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总体感觉表示满意。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谈及政府新闻发言人和媒体记者的关系时说,他(记者)不是你的部下,也不是你的敌人,而是你的朋友,不过这个朋友是带有挑战性的。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教授赵振宇说,新闻发言人在政府各部门制度化是政务公开的一个很大进步,是实现公民知情权的重要举措。  2008年5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条例规定了行政机关应该公开的政府信息范围,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该重点公开的内容,还规定了对公众查询的答复期限。条例规定,行政机关违反条例规定,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有关法律专家表示,这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信息公开的内容作出了较为详细规定,体现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决心,防止了政府机构以各种托词不履行公开信息义务。  3.从1997年我国第一个政府网站出现至今,我国政府网站目前大约有5万个。这些网站不仅成为政府部门提供信息的平台,也成为广大民众办事的平台,还成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平台。实际上,网络已经成为官民沟通的重要渠道,成为尊重民声、实施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方式,成为收集、听取民众意见的重要途径。还有很多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网上“晒”提案、议案,甚至根据网民的建议修改提案、议案。  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创刊60周年之际,胡锦涛总书记到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着重就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考察期间,他还到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网,通过“强国论坛”同网民在线交流。胡锦涛总书记充分肯定了互联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此前,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也透露他经常通过网络关注民生民情。  4.习近平同志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时,一次在省委专题学习会上说:要群众信任,绝不仅仅靠权力,更主要的是靠你的人格魅力和工作能力,靠你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和本领。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我们有的领导干部确实比较欠缺,不懂得如何积极主动地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切实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甚至不会说话,语言表达苍白无力。有的同志自嘲: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很多场合,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失语的状态,怎么能使群众信服呢?  5.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特大地震灾害后,我国政府及时公开灾情,地震后仅18分钟,通过新华网、电视台、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立即发布消息。几百家中外媒体同时参与了抗震救灾报道,使用了海事卫星连线、多维地形图像宣示等,使十万多平方公里的灾区都在媒体的视野内,抢险救灾大军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被媒体全面反映。政府还通过媒体及时发布灾情,主动公开辟谣,及时发布预警,组织社会开展捐助。2008年5月18日,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对全国26个省区市以及港澳台地区334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5.1%的公众肯定政府对地震发生前后的相关信息披露得充分透明。我国政府对地震信息的公开,也得到外国媒体的高度肯定。德国《世界报》5月14日刊登文章指出:“这次中国政府展开了一场报道战斗,在自然灾害发生时表现出完全的透明,网络、报纸、广播和电视台可以自由地报道。”  6.2009年1月5日,福州市市长再次走进福州电台直播问,通过电波与市民“连线”,畅谈福州城建、就业、市容等热点民生话题。在一个小时的“连线”中,市长对市民提出的有关城市建设、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建议和疑问作出答复,并责成有关部门尽快处理。2008年1月28日,市长首次做客福州电台直播间。时隔一年,市民向市长反映的15个问题,12个已落实到位,电动车管理问题正在落实,剩下的2个问题因规划、土地等政策性问题,将待条件成熟后研究解决。据向“福州市便民服务中心12345系统”了解,群众对绝大部分诉求件评价基本满意。但在具体办理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对于应该受理的诉求件,办理单位之间出现推诿扯皮现象;或者在答复群众投诉问题时,个别办理单位答复虽很快,但迟迟没有落实,导致诉求人就同样的问题反复诉求。  7.2007年10月,中国科普研究所等单位对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科学素质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发现,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获取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依次是报纸、电视和互联网。互联网作为获取科技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所占比率远远高于历次的调查结果。调查同时发现,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在获取科技信息渠道选择上独具本群体的特点,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比普通公众更希望通过报纸等相对较权威的渠道获取科技信息,而且他们利用互联网的比率也远高于普通公众。与人交谈是普通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但对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来说,采用此渠道获取科技信息的比例很小。  8.圆明园防渗工程于2005年3月因媒体报道进入大众视野,引起广泛讨论,同时也引起有关政府部门关注。国家环保总局根据有关规定,要求工程暂停施工,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圆明园整治工程听证会举行,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与建议。圆明园管理处和海淀区政府在相关新闻发布会上,就圆明园有关问题公开信息,表明欢迎监督、尊重科学、依法执政。此后,清华大学的环评机构联合有关单位,形成了《圆明园东部湖底防渗工程环评报告书》,分析防渗工程的利弊,给出整改建议。7月5日,国家环保总局在网站上公布了环评报告的全文,并在对环评报告评议、再次听取各方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做出最终裁决。随着国家环保总局7月7日做出圆明园防渗工程全面整改的决定,该事件终于尘埃落定。  9.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院赵志立接受《嘹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要允许网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发表意见和建议,网络媒体为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和情绪宣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渠道,痛则不通,通则不痛,话明气散,客观上能起到疏导心理、安抚情绪、缓和矛盾的作用。赵志立说,现在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些领导干部不熟悉网络传播规律,对如何利用网络做好群众工作没有经验。如网络出现突发性的传播事态后,一些领导干部不是主动披露信息,而是消极对待。给谣言的传播留下了空间,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对网络舆情的引导更是缺乏经验。  10.互联网的出现,人们的生活、工作等方式正冲破时空的阻隔和线缆的束缚而无限延伸。网络扩大了交往的空间,也容易迷失掉虚拟与现实的界限。网络传播的匿名性、交互性和开放性,使网民在虚拟世界里可以畅所欲言,自由地表达个人的意愿。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自由正被一些人滥用:一些人在网上不负责任地发表措辞偏激、披露隐私的不良言论,宣扬暴力、色情、迷信、赌博等低俗之风,更有甚者,通过网络散布谣言,谩骂攻击他人。2008年7月1日上海闸北恶性袭警事件发生不久,就有人造谣称犯罪嫌疑人行凶的原因在于他曾被执法民警殴打致残,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后据造谣者供认,他此举的目的是为了扩大自己在网上的影响。这些言论自由的滥用,直接造成网上信息良莠不齐、真假难辨。互联网的暴力和低俗倾向引起公众和有关部门关注。  11.有专家指出,媒体如果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或者是为了某个集团的利益,以新闻自由的名义从事媒体活动,那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现实情况是,我国媒体的权力寻租已经不是个别现象:有偿新闻、虚假新闻、关系新闻出现,片面追求轰动效应;有的媒体打着监督的旗号,在维护公共利益的表象下谋求媒体或记者的私利;有的媒体在重大事件中不能如实报道真相,而是按照少数人的意愿左右舆论的发展。  12.2008年7月到9月底,中央派出240名干部,组成30个信访工作督导组,分赴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督导检查大接访活动。地方党委和政府参照中央做法,省、市(地)两级共派出1100多个督导组,参加干部达5000多人。这次下访督导工作是对信访问题和社会矛盾的一次大排查、大化解,它不仅有力推动了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而且为制定完善政策、改进相关工作、健全长效机制提供了重要依据。2008年的一段时期,全国信访总量明显下降,越级上访和重复上访数量也大幅减少。  2008年9月份以来,湖北省宜昌市三斗坪镇在高家冲村集中开展民情沟通。镇村工作组扎实开展民情沟通工作,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开展了深入的调查摸底,向全体村民发放公开信500余份,发放民意调查表100余份,收集、整理矛盾问题26条,作为在民情沟通中帮助解决的重点问题。10月10日,该镇开展了首次“沟通日”活动,镇党委书记与所涉及问题的分管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等参加活动。镇村干部与广大村民平等对话,广大村民真正消除了怨气,也提出了很多建设与发展的好点子。  13.《人民日报》与人民网近日联合推出“地方政府开通社情民意通道,你们那通了吗”调查。调查显示,68.7%的网友不知道所在省区市的政府(省长、主席、市长)热线、信箱或者其他联系方式,96.8%的网友认为“不通畅”。有1/3参与调查的网友拨打过政府热线或是给政府信箱写过信,但是其中仅有3.2%反映的问题及时得到了反馈。6.5%的网友认为反馈太慢,40%的网友遭遇过相关部门推诿,更有超过一半的网友表示政府民情通道的电话很难打通,邮件发出也石沉大海。如果有问题向政府咨询或投诉,直接去找相关部门仍是网友的首选,37.5%的人选择了这种方式。而选择拨打热线电话的网友超过25%,选择发电子邮件、在论坛发帖、发短信等新兴通讯方式的超过30%,只有4.5%的网友选择传统的书信联系方式。  14.2008年,国家发改委组织起草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各界人士可用信函、传真或网络邮件方式返回意见。  有媒体报道,近来上海市闵行区、徐汇区、浦东新区部分群众连续在人民广场、南京路步行街等市中心公共场所,通过“集体散步”、“集体购物”的形式,表达对磁悬浮线路经过自家小区附近的意见。据悉,他们主要是质疑此前市政府对磁悬浮新线可能产生的电磁辐射、运行震动和噪音等三方面污染的解释。对此,上海市专门召开会议,强调高度重视群众利益诉求,敞开意见渠道,通过听取、梳理、分析意见来继续完善磁悬浮路线方案。  2008年9月大连市民张女士通过行风热线,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将经济适用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由三成降为两成。市国土房管局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经认真研究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及时推出新政策,使全市两万多户经适房申购者受惠,得到社会广泛好评。  15.王伟,新疆阿勒泰市公安局政委,家住解放南路3栋1单元102室,年工资收入15120元,奖金、津贴等17088元,无其他收入。王伟不是化名,他就叫王伟,刚从科长升任政委,他的家庭住址、收入状况等也不是人肉搜索的结果,而是政府网站上公开的信息。在2008年的最后一天,包括王伟在内的新疆阿勒泰地区55名初任副县级干部的财产申报表都放在了当地廉政网上,谁都可以查看。阿勒泰地区纪委称,申报对象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故未申报的,申报受理部门将向社会公开未申报人的任职单位与姓名。  16.2008年2月14日,某省会城市市委书记明确要求,各县(市)区、各部门“一把手”,要在新闻媒体上公开亮相,做出公开承诺,并将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并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副处级以上干部,要公布姓名、职务、分工、工作电话,同时要将其内容制作成《市情手册》摆在书店出售。在随后的两天里,52个市级职能部门的负责人都将自己的电话告知公众。此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刊登电话的报纸很快被一抢而光。  2008年12月6日,武汉市委书记杨松在与记者座谈时说,主流媒体在对地方政府的工作进行正面宣传之外,也要“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他说,新闻监督是成本最低的监督,也是效率最高的监督,欢迎主流媒体加强对我们工作的监督。凡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和不到位的地方,都希望媒体及时反映给我们。希望媒体在监督的过程中,提出战略性、权威性的思考与意见和建议,促进工作。  【问题】  从政府部门制定政策的角度,就如何加强与人民群众沟通,促进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提出你的意见与建议。

问答题 (三十二)  【给定资料】  1.眼下走在城市的大街上,我们多半会被这样的户外广告包围着:“奢华”、“豪宅典范”、“上流人家”、“皇家”、“至尊”、“国际高尚住宅”等;打开报纸网站,一些充满诱惑力的广告语铺天盖地:“尊崇”、“正统龙脉”、“稀有尊贵生活”、“品位,源自尊贵血统”,伴随着香车美女的巨幅彩照,张扬着奢华与富贵。  近年来,奢侈品消费火爆,据《商业蓝皮书:中国商业发展报告(2009~2010)》显示: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已增至94亿美元,全球占有率为27.5%,并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该蓝皮书预测说,未来5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将占据全球奢侈品消费额首位。有媒体称,就推动奢侈品业增长而言,中国已经成为无可置疑的领头羊。  环球退税公司(Global Refund)2010年1月21日发布数据称:据法国海关退税统计,2009年中国前来法国的游客购物总额增长率达47%,共在法国消费了1.58亿欧元,占法国当年退税购物贸易额60%,成为来法旅游的外国游客中消费最多的大客户。在法国购物退税的外国人中,中国人占据了13%,超过日本人(10%)、俄罗斯人(9%)和美国人(7%)。中国游客的主要消费集中在时装,人均消费额为1071欧元,且这一趋势呈上升态势:从2007年的39%、2008年的23.3%,一直到2009年的47%,也就是说,中国人的消费能力确实在持续增长。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国家的确发展了,人民的生活的确也有了巨大的改善。但也不得不承认,一部分国人在富了之后的奢侈消费、炫耀性消费,令人咋舌、让人惶惑。眼下,热衷“住大房、开大车、吃大餐”的人不在少数;出国游,一掷千金狂购奢侈品的也是大有人在。某大款的儿子结婚时,包下一整座豪华酒楼,一连喜庆数日,婚礼耗资数百万;有的富人花数万元高价买宠物,声称不要国产的、只要进口的,觉得牵一条名贵犬或者外国犬去遛,狗有身份,主人才风光;更有甚者,有的富人点一道菜就是数万元,甚至十多万元,不管肚子能否装得下,也不管最后浪费多少,只要能出风头,只要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只要能“镇”住与他比阔的人,就觉得有面子。  2011年4月19日,上海国际车展媒体日拉开帷幕,75款首发车与千辆展车亮相新国际博览中心。此次上海车展上某款车竟要价4700多万元,但令人惊奇的是,越是天价豪车,越有人捷足先登。这款昂贵的超级跑车还未展出,就被人“先下手为强”订下。在豪车馆N5馆里,这辆身价最高的超级跑车停放在展位的最里面,要接近它,至少要经过两道围栏。这款在全球只发售77辆的豪华超级跑车,中国地区的配额只有5辆,而这些限量车已被全部预订掉了。  波士顿咨询事务所BCG发表预测,认为中国将在5至7年内成为世界最大的高档奢侈品消费市场。该事务所调查分析认为中国人“渴望”购买高档奢侈品,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有了购买奢侈品的能力。这种愿望在中国25至35岁年龄层的人群中特别明显。在全球消费者都越来越注重“可持续消费方式”的时代,中国富人成为奢侈品“最后的堡垒”:中国富人对奢侈品、甚至对一些品质并不那么“高档”的商品,存在一种盲目的追逐心理。国际消费心理研究人员发现,中国富人消费方式具有“冒险性”和“冲动性”,特别容易成为高档奢侈品的“俘虏”。近年来全球高档奢侈品商都将未来几年赚大钱的目光投向了中国。  2.最近人民网一则报道称:《重庆时报》转载的一篇题为《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扩至15倍,已跃居世界首位》的新闻,引发公众广泛关注。有专家表示,“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收入差距达15倍”是源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快于中西部地区,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呈扩大趋势。但近些年来,由于西部地区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依然很大。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金融资产出现了越来越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城市户均储蓄存款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额,分别占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64.4%和88.1%。而户均金融资产最少的20%家庭,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额,分别仅占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1.3%和0.3%。  3.长期以来,“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是国人的向往之地,特别是大学毕业生把工作生活在一线城市作为自己的首选,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数年后,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二、三线城市发展,被舆论称为“逃离北上广”。这个群体虽然还不算庞大,但和多年来人才流动的潮流“奔向北上广”形成鲜明对比。  2010年5月,在北京打拼了5年的吴女士到武汉买了一套房,并辞职前往武汉装修新房,举家“转战中部”。吴女士说:她结婚3年,到了买房生子的时候,他们这几年攒下了50万元,加上双方父母在其结婚时赞助的20万元,这笔钱在北京刚够三环附近一居室、四环附近小两居室的首付。上下班交通又非常拥挤,两人都没有北京户口,将来孩子入托、入学势必困难。相比之下,武汉房价还不太高,70万元能在武昌的繁华区域“光谷”买到不错的两居室。  2006年,学习土木工程的小刘刚从郑州工业大学毕业后,径直扑到广州“闯荡”。“当时就想到大城市干大事业,仿佛只有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才有机遇和平台。”但不久激情便消磨殆尽。他说:“我不排斥艰苦创业,但在广州发展和生活,熬出头的希望太小,付出与回报太不成正比了。”2010年,他下定决心,离开了打拼4年多的广州,在郑州找到了一份建筑公司设计员的工作,起薪每月4000元。这个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在中部地区,但是近几年国家对中部地区的投入很大,大的建设项目也很多,因此,在这里发展,前景不比广州差。  “蚁族”是青年学者廉思提出的一个概念,它代表着一群受过高等教育但又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年轻人。他们和蚂蚁有诸多类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北京、上海、广州的城乡结合部都聚集着这样的人群,总数上百万人。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社会资源长期过度集中于“一线城市”。这样的年轻人怀揣知识来到一线城市寻梦,但近年来,由于一线城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一路飙升,而且竞争激烈,他们经常处于窘迫、焦虑与不安之中。  4.广西新闻网有则令人震撼、心酸的报道:19个孩子在危房中上课四年,坐在棺材上写作业。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九渡乡九天小学加伦教学点,位于大山深处,徒步出山往返一趟至少需要4小时。2007年3月份以前,该教学点曾有一个设施比较完备的校舍,但作为危房已被拆除,而新校舍迟迟未能建起来。九天小学只好以每学期100元的价钱,租用了村民一间四面透风,已经严重倾斜,随时可能坍塌的竹楼。一名老师带着3个班共19个孩子,一教就是4年。由于地上的木板年久失修,稍一用力踩踏,腐朽的木板就会断裂,卡伤孩子的脚。当地村民称,曾经有个孩子从教室内坠落羊圈,所幸未受重伤。教学点没有配备课桌椅,前来就读的学生需要自己从家里带来桌椅。因此,教室内的课桌椅也是千奇百怪、形状各异。房东家有一位80多岁的老母亲,儿子、媳妇为其打造了一口棺材。为了解决没有课桌椅的问题,房东索性把老母亲的棺材也贡献出来,暂时给孩子们当板凳用。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受经济、社会、历史、自然、地理等方面制约,发展相对滞后,贫困人口数量众多。1978年,我国贫困人口为2.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0.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扶贫开发,特别是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实施,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到2010年底,我国的贫困人口降至2688万人。  近期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国际标准一般在日均1.5~2美元。根据目前的汇率,这个比2009年提高了92%的标准,相当于日均1美元。按照2300元的新标准,农村贫困人数将增加约1亿人。  5.《庄子·至乐》中说:“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天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炫富”现象。中国媒体时常出现这样的报道:有人花600万元买一块宝珀表,还有人用1000万元买一辆宾利豪华敞篷车。一名中国的年轻女性派了30辆奔驰车去机场接她的一只宠物狗。她用400万元买了这只狗,并且表示也会花大价钱来养它,每天至少给她的狗喂10瓶矿泉水,让狗住在温度不超过17摄氏度的空调房间里,吃的食物主要是鸡肉和牛骨汤。这一事件再次激起了公众对于中国一个新兴阶层的愤怒。这批人大都二十多岁,他们被认为没有付出什么劳动,就通过继承获得了大量财富,被称为中国的“富二代”。他们从小就是“小皇帝”,靠父母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赚到的大把的钱过着奢侈的生活。比如,那名用豪华车队接宠物狗的女子就对媒体说:“金子有价,这只藏獒可是无价的。”“这种荒谬的行为就是为了吸引注意力。这是一种对财富的炫耀。”有位社会评论家指出:“这种对财富的过分和不健康的炫耀会导致穷人的不快,甚至仇恨。”时下的一个新词“愤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对于这一阶层粗俗的炫富行为的态度。  “炫富”现象还会扭曲人们的成功观。有位名人就曾公开宣称:“有的人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靠花言巧语,你可以蒙一个人,那如果把全世界都蒙了,就是你的真诚蒙到了别人。你欺骗一个人没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  6.有些专家提出“社会性焦虑”的概念,“社会性焦虑”属于某些社会或时代,它是一种广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浮躁,是一种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焦虑,它不会轻易消退,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人们所焦虑的对象或有不同,但在其性质和内容上又存在一些共性。比方说,贫困者或忧虑自己生存缺乏保障,而富有者则可能忧虑自己财产缺乏保障。两者虽然不可等量齐观,而忧虑则一。这种社会性的焦虑往往直接由物质的原因而起,也突出地表现于物质生活,表现于担心自己及家庭物质生活的现状和前景。长期物质生活上匮乏也一定会引起广泛的社会焦虑。  这种社会的焦虑在更深层次上涉及精神信仰的缺失。焦虑者因为看见到处都是物欲的流行,功利的甚嚣尘上,人们都以外在的成败论英雄,以权力和金钱划分人的等级,从而隐隐地痛感人们精神上缺乏一种寄托,没有一块能够真正长久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因为,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精神上有寄托、有希望和追求,就可能不会太在意物质的匮乏,甚至将物质的匮乏视作一种精神的历练,从而鼓励斗志、摆脱困境。当然,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的信仰可以给人提供生活的意义乃至一种真正自足的满足感。  7.建国初期,前身为华东军区特务团辎重连的八连,开进了昔日“冒险家的乐园”,执勤于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从战场到“十里洋场”,脚穿草鞋的八连官兵时刻铭记“两个务必”,经受住了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同样严峻的考验,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展示了人民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爱民之师的崭新形象。“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1963年“八一”建军节这天凌晨,一夜未眠的毛泽东同志看到了好八连的事迹报道,挥笔写下了这首后来名扬天下的《八连颂》。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一个连队题词并写下颂歌。他在诗中充满激情地写道:“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星移斗转,伴随着大上海的沧桑巨变,“好八连”官兵早已告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生活。如今,走进八连,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现代化的军营:设施一流的多功能俱乐部,藏书6000余册的图书室,每3人拥有一台电脑,宿舍有电视,饭堂有空调、消毒柜、烘干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生活条件在变,但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好八连”从未改变。  艰苦奋斗是八连的传家宝,艰苦奋斗精神早已渗进八连一代代官兵的血脉里。如今,象征八连勤俭节约好传统的理发箱已传到第34代,木工箱、补鞋箱已传到第33代。在八连,电脑打印机上贴有“每人节约一张纸,希望小学的学生就多个练习本”的字条;饭堂墙壁上,悬挂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警句。  有专家指出,“好八连”是在党的阳光雨露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光辉典型,是全国军民拒腐防变、艰苦奋斗的一面大旗。每当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好八连”的旗帜总是飘扬在时代的精神高地上,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也有专家评价说:“南京路上好八连”这面鲜艳的旗帜,如同东方明珠、世纪大道一样,已被上海人民视为这座城市闪光的名片。  8.贫富差距的拉大强化了人们向上的社会比较心理,使人们的不公平感增强,尊严感、满足感降低。许多研究成果和客观事实表明,在物质财富相对匮乏的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差距不大,又处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人们能够对比的条件受限,所以,增加收入不仅能够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改善生活条件、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也使人更充分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进而提升自己的富足感。但是,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共同财富的剧增,个人收入虽然普遍提高了,但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有关专家介绍,对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各机构认识不一,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47。“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专家认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中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9.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代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兼顾效率与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一要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二要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监管办法。三要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10.比尔·盖茨1975年创办微软,不到20年即于1994年登上福布斯全球首富之位,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内一直雄踞此位,成为梦想的象征及全球追逐财富者的偶像。比尔·盖茨2006年声明退出微软一线管理事务,在引退之前,他对他的巨额财富盖棺论定:“我们决定不把财产分给我们的子女,我们希望以最积极的方式回馈社会。”此时已经很难分清,究竟是比尔·盖茨用巨额财富回馈了社会,还是比尔·盖茨对待财富的态度构成了更大的社会财富。  社会学家说,文明是人类社会创造一切财富的总和,但从财富到文明,并非仅通过财富的累积即可步入文明社会。从比尔·盖茨身上,我们亦看到了两种财富态度。在积累财富之时,比尔·盖茨的财富以及商业投机行为,“总是让人想起以前的强盗式贵族”,关于微软的垄断争议,至今未息,在前些年他经常被批评为富不仁。纵然富甲天下,却不见得就能安享财富。在走出微软之后,被《财富》称为“理想主义者”的比尔·盖茨,“将有更多的机会出现在公众面前,为了全世界的贫穷百姓与政府和企业作斗争”,盖茨说:“我会同那些幸运地获得了巨额财富的其他人谈谈,告诉他们如何将财富返还给社会。”走出一己财富的比尔·盖茨,才真正懂得了如何运用财富。  舍天下之财,成天下之善。千金散去,财富归于社会,而又臻于文明,正是财富累积的正道。比尔·盖茨希望自己对世界有“正面的贡献”,使个人财富之一粟归于人类文明之沧海,诚所谓沧桑正道,而西方文明早在慈善的事业中孕育了一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11.现在的社会有一种物质财富至上的现象,即使是青年,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放弃了精神文明追求,这样的人固然走不远。然而,对于有精神追求的人,也必须有一个告诫:千万不要看轻物质财富的作用。到底什么是财富,什么是精神,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理解透彻。而在透彻理解两者之前,过早否定物质财富的作用,可能会遭到反噬:或者轻易成为物质的牺牲品,或者成为进一步贪图物质财富的人。  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的争执,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其胜负很难说。自以为倾向精神为主的人,很可能他还没有遇到真正的物质财富,如果有够大数量的诱惑,很可能抗拒不了。自以为倾向物质财富为主的人,也很可能他还没有遇到真正的精神。也许有一天,他会认识到,再多的物质财富也有解决不了的精神问题。精神文化高度丰富的人,即使全世界的物质财富堆积在面前,他也会弃之如敝屣,丝毫不动心。  随着物质财富的丰富和提高,增加文化和精神的供给,增强软实力,将增进社会整体幸福的导向。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  【问题】  结合资料,就“富了以后怎么办”提出对策。  要求:观点明确,语言流畅,对策可行,字数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十)  【给定资料】  搬还是不搬?50多岁的老邓一直在犹豫。老邓家在陕西省Z县甲村1组。Z县历来干旱少雨,全县除了黄河边的一小部分农田可以灌溉外,其余田地的庄稼几乎完全依赖雨水,干旱甚至造成许多村庄人畜用水困难,村民们惜水如油,所谓“宁给一个馍,不舍一碗水”。  2005年12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以工代赈管理办法》,提出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工程,受赈济者参加工程建设获得劳务报酬,以此取代直接救济。Z县因属典型的旱作农业县,成为陕西省最早一批试点县。县里自2009年开始组织村民整体搬迁,但至今计划仍未能完全实施。2009年初,县里扶贫办开始组织甲村1组搬迁。老邓找亲戚凑了4.5万元交给村里,几个月之后,在县城附近太乐移民新村盖的移民楼因为违章被推倒了,此后房子的事情就一直搁浅。一位太乐村的王姓村干部证实说,原来太乐村的一片耕地,2009年以每亩六万元的价格卖给了甲村作为移民房的宅基地,但这样的买卖并不合法。2009年8月,因为太乐村“私自卖地”,Z县国土资源局会同公安、城建等部门对在建移民房进行了强拆,并在县电视台曝了光。按照最初的计划,甲村准备将老邓所在的1组整体搬往6里之外的路井镇旁,但后来由于2、3两个组村民的参与,搬迁地点改到B县城附近。举家迁往40里之外的B县城,地怎么办,以后的生活怎么办?老邓说,刚开始1组的村民极力反对,但几番讨论下来,人数占多的2、3组村民占了上风,村委会决定搬到B县城去。“有钱人才愿意搬到B县城去。”老邓说,搬到路井镇是最实际的方案,一来村民可以回来种地,二来孩子在镇上读书也更方便。这几年,孩子越来越少,连上幼儿园都要到6里之外的路井镇,很多人只好在镇上租房,专门照顾孩子,如果能搬得近一点,可以省下一笔不小的费用。  “主要是计划跟实际脱节。”Z县经济发展局以工代赈办公室搬迁负责人说,搬不搬,搬到哪里,以村民自愿为原则。但项目批下来,却没有土地指标可用。实际搬迁中,同一个村内进行安置,土地基本上不成问题,但是跨村跨乡镇就艰难。太乐村的地在县城规划中是预留的工业用地,作为移民搬迁肯定不行,加上两个村之间私底下买卖,因此最终被叫停,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孤例。一份Z县以工代赈办提供的内部调研报告显示,土地已成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瓶颈。国家严禁在耕地上建设住宅,各村又没有公共用地,搬迁中的土地问题就难以解决。  搬迁的另一个尴尬是补助少,个人出资的部分太重。结果是有钱的搬了,没钱的只能等。每户4万~5万元的建房款,在靠天吃饭的农村是一笔巨款。甲村22户村民中,就有13户因交不起房款无法搬迁。77岁的李大爷就是交不起钱的住户之一。老人有两个儿子,老伴去世后,先是跟着大儿子住,后来大儿子去渭南工作,小儿子也成了家,最后就只剩下他一个人。“能搬走的都是那些交得起房款的人,剩下的村民怎么办?”老人念叨着。即使是交了钱的搬迁户也并非都是急需要搬的,其中也出现了虚报和私下转让等不法行为。据陕西省发改委《关于Z县2008年以工代赈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统计,路井镇乳阳村1组50户、230人,集中安置在该村南1.5公里公路边42户、184人,插花安置8户、46人。该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反映,1组实际只有30多户,不到180人,这明显属于虚报。该村民称,多出的指标被2组或邻村村民“冒名顶替”,有的搬迁户甚至私底下转让指标套取补助款,更有甚者,一些“吃皇粮”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借村民的名义占用宅基地。  2003年8月,Z县遭遇历史罕见的长时期暴雨,距离县城10公里的乙村村东和东北方沟堤大面积滑坡崩裂,沿沟边居住的6组村民房屋倒塌十几间,就连院子里也出现了大裂缝。2008年,Z县决定将原来住在沟沿边的6组整体搬迁到村南一公里处的空地上。作为数量不多的避灾移民,这次搬迁建房采取的是村民自建、政府补助的方式。按当地政府规定,房子建好后,经验收合格,国家将给每户1万元补助款。但两年之后,村民的房子陆续建成,不仅补助没有全部到位,每户还被额外收取了2500元的宅基地费。一位姓张的村民说,政府承诺每户1万元的补助,实际上每户仅得到7500元,部分原来的老房子没来得及腾出来的,甚至只领到了3000元,远低于国家的补偿标准。搬迁户还要自购地皮?大部分人对此表示不解。张姓村民反映,村里用来安置的土地本身就是6组的土地,并没有新占土地,而且新建房每户占地面积只有4分多,村民们原先住宅占地大多比这个面积大,搬迁后原宅基地交给了村集体复耕,耕地不仅不会减少反而增加了,为什么1万元反而缩水成了7500元?以工代赈办搬迁负责人解释称,国家的建房补助标准是按人口计算,但自建房一般按户补助,县里便将该村的建房补助平均分摊以后是每户1万元,但是由于集中居住需要基础设施投入,因此最终定下来的标准是每户8000元。至于村上收每户2500元宅基地费,是在项目实施之前,以工代赈办曾要求全数退给农户,但由于乙村村委会干部长期空缺(村上事务由镇上一位副书记代管),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解决。与乙村补助款“缩水”不同,在Z县丙村、丁村等移民点,补助款被以宅基地平整费、管理费、押金等方式克扣。丁村村委会甚至给每户都配上了大铁门、不锈钢护栏和塑钢窗。“没说多少钱,只说等发搬迁补助时一起扣。补助款变成了唐僧肉,人人都想咬一口。”Z县以工代赈办搬迁负责人对此深有感触。  【问题】  针对给定资料中所反映的移民搬迁中各种具体问题,从Z县主管部门的角度,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建议。  要求:(1)问题定位准确;  (2)建议措施具体可行;  (3)不超过900字。

单选题 把下面的六个图形分为两类,使每一类图形都有各自的共同特征或规律,分类正确的一项是:

A

①②③,④⑤⑥

B

①②④,③⑤⑥

C

①④⑥,②③⑤

D

①③⑥,②④⑤

问答题 (二十一)  【给定资料】  2012年6月,我国首部以官德为主题的丛书《中国古今官德研究》在北京面世。而在此前,中国行政伦理研究会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教授王伟等人编著的《公务员道德读本》等也引人关注。官德系列书籍的出版引发了人们对于公务员道德考核问题的思考。  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我们形成了从德、能、勤、绩、廉方面对干部进行考核评价的制度体系,但对于干部的德,缺乏专门的考评,且考评内容较笼统、抽象、概念化。  为此,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在积极探索干部德考制度化问题。如重庆、河北保定、山东济南、甘肃陇西等地都先后出台过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或意见,在干部考察中细化干部德的评价指标。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干部进行道德评价在理论上是可行的。”王伟教授认为,道德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可以进行评价,道德评价是整个道德建设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但是,道德评价机制跟一般的绩效评估有很大的区别,有其自身的特点。“将公务员道德评价指标进行量化,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公务员道德也绝不是简单地一评就能评出来的。”王伟表示。  综观各地关于官德考核的标准,有的地方干部官德考评办法一出台便引起很多争议。  2010年,江西萍乡出台领导干部选拔办法,将生活方式不健康、不孝敬父母等列为一票否决事项。同年,湖南邵阳则出台规定强调提拔干部需要家庭出具道德鉴定书。  四川省彭山县委2012年2月出台《科级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试行)》,规定提拔干部先征求其父母、邻居甚至小区物业的意见。当时,彭山县有5名干部通过此项考核,但5人均在家庭美德方面被扣分,其中一名干部因不爱做家务被扣两分,导致其总分最低。考察组一名成员表示:“我们向他家人了解情况时,他妻子说,他在家很少做家务,比较懒。我们向家里其他人证实后,对他扣两分并归档。”  “这里有一个误区。一说考官德,就把领导干部在家里孝敬不孝敬父母、尊敬不尊敬老人等纳入考评范围,但这不是官德考核的主体指标。”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教授认为。一个干部私德好并不一定说明他官德好。在毛昭晖看来,官德考核除了基本素质的考量外,其主体指标要看干部在关键时刻、重大事件中的表现,而不是把官德考核简单化、随意化。  德是人的一种内在本质,很难通过直观的形式去了解和把握。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要将官德考核真正落到实处,的确还面临着许多困难。现在很多地方的一些考核标准主观随意性很大,得出的结论未必客观真实。在这些地方干部道德考核的设计中,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回避——官德考评的得分越高是否就意味着官员的德行越好?“比如,一个官员的考评分数为91分,另一个为90分,这是否就意味着前者比后者的官德要好?是否在干部的任用等问题上,前者就享有优先权?”湖南城市学院院长李建华教授指出,“如果是的话,这就意味着领导干部的官德水平高低可以通过一个数字来体现,这无疑是将官德问题简单化。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官德考核指标体系建立的意义又在何处?”  【问题】  给定资料提到“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要将官德考核真正落到实处,的确还面临着许多困难。”请你对我国在官德考核方面存在的困难提出解决对策。  要求:(1)对策合理,可行;  (2)不超过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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